第5章 村上春树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题刚刚过去不久，所以今天就请让我从诺贝尔文学奖讲起。也是因为人们分外关注的村上春树据说连续十几年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所以想重点考证一下或比较性地谈一下村上为什么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先说诺贝尔文学奖本身。

在这个吵吵嚷嚷充满不确定性、偶然性以至荒谬性的世界上，至少有一件事像日出日落一样如期而至，那就是每年十月十日前后公布的诺贝尔奖。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也在它公布的一瞬间安静下来，人们或怀着崇敬的心情或带着惊诧的目光注视六个奖项的得主：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以及经济学奖。闪光灯、掌声、鲜花、笑脸，斯德哥尔摩、燕尾服、优雅而矜持的瑞典国王……

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一八九六年去世的瑞典化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先生。据说终身未婚的他在遗嘱中交代以相当于其大部分遗产的九百二十万美元作为基金创立诺贝尔奖。包括文学奖在内的前五项是他本人生前指定的，而经济学奖则是在他去世七十二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增加的。除和平奖由挪威议会五人委员会评定外，其他奖项均由瑞典相关机构评审决定。每项奖金为一百万美元左右。从一九〇一年开始，每年在他的忌日即每年十二月十日颁发。

不用说，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文学奖。俗话说“文无第一”，全世界谁写得最好并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实际上不少获奖者也让人始料未及。甚至有人说诺贝尔先生何必惹这个麻烦，设立什么奖不好，而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主要鼓捣化学炸药的他偏要设立哪门子文学奖！

可我觉得，这恰恰是诺贝尔非同凡响的地方。他在遗嘱中没设经济学奖而设文学奖，这意味着，诺贝尔先生看重的不是钞票不是股票不是GDP，而是小说诗歌，是文学艺术。难道这不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他的伟大之处吗？这是因为，其他四项都是关于科学和政治的，唯独文学奖关乎人心，关乎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的灵魂。诺贝尔先生显然知道，即使化学再发达、物理学再先进、医学或生理学再高端，那也是很难医治和拯救人的心灵的。进而言之，哪怕再呼吁和平，而若人心、人性出了毛病，和平也无从谈起。而能够医治和拯救人心、人性的，是不是只有两样东西，一是文学，二是宗教或神学。但宗教不可能设奖，宗教是超越世俗的。也许有人想问诺贝尔为何没设数学奖呢？据说与他爱情受挫有关。诺贝尔先生曾跟一个小他十三岁的女孩儿谈恋爱，不料不知何故，女孩儿跟一位数学家跑了。受此打击，诺贝尔终身未婚，也因此对数学怀恨在心。谢天谢地，那位女孩儿总算没跟文学家或文学翻译家跑了。这对诺贝尔先生的个人生活固然不幸，但这一不幸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幸。

讲到这里，我想趁机和诸位一起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大？回答或许多种多样。其中不少学者认为、我也不自量力地认为，应该是文化，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以文史哲和语言文字为核心的文化的力量最强大。文化的强大是真正的强大，文化的消亡是真正的消亡。章太炎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暂时灭亡，但只要文化没有灭亡，就有复兴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越国家、种族、政治，更是超越化学、医学、生理学、物理学的。举个例子。犹太人之所以颠沛流离到处流亡差不多两千年后得以复国，并影响美国以至整个世界，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大部分犹太人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始终热爱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而中国历史上能征善战、征服半个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契丹族，后来之所以没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找见他的身影，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这个民族不具有足够顽强的本民族文化和语言。

反过来说，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为什么几经异族入侵和统治而完整延续至今，并开始重现辉煌重振雄风呢？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自成一体、自强不息的文化。或者莫如说，我们有汉字，有汉字记录的文史——我们有汉字记录的二十四史和《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如果拿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元璋、康熙、乾隆相比，你说哪个更厉害，哪怕再推崇官本位再官迷心窍的人，恐怕也要回答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他们更厉害。这是因为，“床前明月光”“家书抵万金”“大江东去”和宝玉黛玉们，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或悠扬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仍在影响、规定和塑造着我们的人文情怀和审美取向，仍在为我们提供作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DNA或血统证明（identity）。作为中国人，如果你连“床前明月光”都不知道，你还算是中国人吗？还算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吗？不妨说，无论是军人还是商人，无论是职员公务员还是教员研究员，只要是中国人，就都知道“床前明月光”，甚至没上幼儿园就会背“床前明月光”。作为中国人，你可能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可能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不知道博尔赫斯，更可能不知道村上春树（むらかみはるき），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李太白杜工部，不知道“床前明月光”。说绝对些，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中国人都可以凭借“床前明月光”找到自己的同胞——你看，文化、文学具有多么顽强的力量、多么神奇的超越性、多么执着的凝聚力。

按林语堂的说法，古典诗歌在中国履行着宗教的职能。或许正因如此，中国才没有产生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宗教情怀，这个宗教情怀有可能就是文学情怀，就是“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永远温暖着、照亮着、升华着我们的心，使得月亮不再是围绕地球旋转的受光天体，而成了形而上的乡情、乡愁、乡思的象征或隐喻，成了情思、遐思、幽思的寄托和表达，成了另一个层面的自己，成了精神性自我的重要构成部分，进而让我们对李白杜甫等民族先贤和古典诗词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产生向往、敬畏，产生爱与悲悯。不用说，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据和基础。你看，“床前明月光”是多么伟大！除了诺贝尔先生，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谁比它更伟大。甚至诺贝尔先生也远远没有它伟大。

可是，自一九〇一年至莫言获奖的二〇一二年，一百多年时间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这样的中国，这样长期以文立国、以士立国的文学古国全然晾在一旁不管，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不说别的，一千六百年前六朝诗人谢灵运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样的风景名句的时候，欧罗巴人还不知道风景美为何物，“春草”只是他们游牧时所骑马匹的食物，“鸣禽”不过是弯弓射箭的猎物罢了。而作为小说作品，就连一九三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都说她想不出西方文学里有什么作品可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相媲美。

谢天谢地，莫言成为二〇一二年度第一百零九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获奖的一个原因，借用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的说法，大约就是文学和数学研究，同样都是只要有一颗脑袋即可搞定的玩意儿。是的，文学只要有一颗脑袋即可。莫言那颗从山东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地里钻出来落满高粱花的脑袋，终结了中国本土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空白的历史。或许你不喜欢莫言土里土气的长相——莫言本人也不喜欢自己的长相，说自己“长相幽默”——但我们必须感谢他那颗脑袋，感谢他那颗头发虽然不多但精心梳理过、的确不无幽默意味的硕大的脑袋。

在我看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首先不在于认定哪部文学作品最好，而在于——前面已经提及了——它把文学置于公众热切的目光和闪光灯下，使得文学可以同科学、同经济学同政治平起平坐，使得我们在科学万能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够趁机重新认识文学，重新审视和修复自己被那些花花绿绿的“双11”秒杀广告、被票子房子车子位子面子弄得疲惫不堪麻木不仁的心灵，从而走上回家的路，去寻找自己的灵魂归宿和精神故园。至少使我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走出金碧辉煌衣香鬓影的舞池而开始静静注视远方时隐时现的蓝色光点。感谢伟大的诺贝尔先生，感谢诺贝尔文学奖，感谢文学，也感谢暂且为我们消解了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中国当代文学家莫言。

冒昧地说一下我自己，我和诺贝尔奖。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尽管这个世界充满无数可能性，但有一点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无论谁怎么看，我捞得诺贝尔奖的概率都是零。世界还不至于荒诞或魔幻、梦幻、科幻到那个地步。我固然不好争斗爱好和平，是个铁杆绿色和平主义者，但诺贝尔和平奖绝无可能落到我头上；我固然课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写一点散文杂文小品文什么的，但没听说有谁写这个写出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固然搞文学翻译并且据说搞得还算不错，起码数量上至少有一百本了，但文学翻译家、翻译匠获诺贝尔文学奖迄无先例。不过，若说我同诺贝尔文学奖毫无干系，却又不尽然。那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不说诸位想必也猜出来了：因了我的老伙计村上春树。这个世界说滑稽也滑稽——或者莫如说不知是这个世界滑稽还是我滑稽——人家日本人虚拟中获奖，我这个中国人现实中跟着瞎忙乎。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自二〇〇六年以来，每年十月十日前后我都要为村上获奖的可能性或虚拟性获奖接受采访，采访一年比一年频繁和不屈不挠。今年刚刚过去的十月七日还接受了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的采访。对了，前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广东一家媒体（《深圳晚报》）要我就此给村上写一封信，一封公开信，下面就请允许我把前面的大半部分展示一下。大家趁机放松一下，话题也由此进入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主题。

尊敬的村上春树先生：

自2008年第二次见面以来，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借用想必您也熟悉的孔子的话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知道，十年时间里您也不舍昼夜，出了厚厚的三卷本长篇，又出了不薄不厚的单行本长篇，还出了一本又一本短篇集。同时翻译了雷蒙德·钱德勒、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等美国作家好几部长篇。国际奖项好像也拿了好几项。而看照片，您依然毫无倦容，依然一副小男孩发型，依然半袖衫牛仔裤。

而我呢，说起来都不好意思报告。作为作家，没有石破天惊的原创小说；作为学者，没有振聋发聩的学术专著；作为教书匠，没有教出问鼎诺贝尔奖的高才生；作为翻译匠呢，不仅什么奖都没捞着，还时不时遭受批评和指责。唯一捞着的是头上的白发。记得吧？二〇〇八年年前重逢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满头乌发，没准说四十八岁都有女孩儿信以为真——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中国古人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而我什么也没了却也生了白发！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到大作的孤独主题，我趁机来了个借题发挥：对了，请问诸位世界上最孤独的场景是什么？最孤独最最孤独的，莫过于一个老男人深更半夜在卫生间里独自吭哧吭哧对着镜子染头发！当然，再孤独的生活也有快乐。比如暑假回乡住了一两个月。晨风夕月，暮霭朝晖，蛙跃古池，野径鸡鸣，或银盘乍涌，天地皎然，花间独饮，醉倚栏杆……凡此种种，无不令我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已至。不过，您是地道的城里人，未必中意乡下生活和知晓这山村野老的乐趣。

言归正传。十年时间里，也是因为您太忙，所以相互间联系就更少了。我动笔写信还是第一次。然而实际上又和您“联系”多多。不说别的，十年来每年十月十日前后都要接受关于您的媒体采访——采访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和果真获奖我最想说什么。采访者有贵国的共同社、时事社、NHK、《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甚至要我务必在诺贝尔文学奖发布当日19:00左右守在电话机旁等候再度电话采访。这不，前几天共同社北京总局又打来了类似电话。至于中国媒体就更多了也更“刁钻”。喏，前年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二〇一二年居然有媒体问我：“你是希望中国的莫言获奖呢还是希望日本的村上获奖？”二者择一，您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无须说，一方面，您获奖对我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您获奖了，瓜分100万美元奖金或跟您去斯德哥尔摩溜达一圈风光一回固然异想天开，但我供职的这所大学的院长甚至校长大人都极有可能对我绽开久违的笑容：原来你小子不是偷偷摸摸鼓捣涉黄“小资”流行作家，而是翻译正儿八经的诺贝尔文学奖大腕儿啊！我因此荣获校长特别奖亦未可知。所以我是打心眼里往外盼望您获奖的。可是另一方面，毕竟我和莫言有共同的中国人DNA。他获奖了，我不仅作为同胞，而且作为半个山东同乡也脸上有光。何况您也清楚：您获奖，在日本是继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之后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无非锦上添花；而莫言获奖，则是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人，完全是雪中送炭。如此两难之间，消息传来：莫言获奖了，您没获奖。

为什么获奖的是莫言而不是您呢？在日本在世界上就不必说了，即使在我们中国本土，您的影响也未必亚于莫言。那么为什么获奖的不是您而是莫言呢？不但我，您的同胞、著名文艺评论家、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黑古一夫先生也在思考这个问题。2014年他在比较了大作《1Q84》和莫言的《蛙》之后这样说道：“文学本来内在的‘批评性’（文明批评、社会批评）如通奏低音一般奏鸣于莫言的《蛙》。然而这种至关重要的‘批评性’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全然感受不到。”他随即断言，“在《1Q84》中，无论村上春树主观上多么注重植根于现实的‘介入’（commitment），但其内容恐怕还是与‘介入’相去甚远”。唯其如此，“《1Q84》才沦为空洞无物的‘读物’”。相比之下，黑古认为几乎与《1Q84》同期刊行的莫言的《蛙》，“敢于如实描写被本国政府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摆布的农民与妇产科医生，以此揭示‘政治’与‘历史’的失误。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因如此，村上春树才无缘于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有力候补’的位置）。而莫言理所当然获此殊荣。”换言之，黑古先生认为您在《1Q84》中并未实际贯彻您在二〇〇九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发表的“总是站在鸡蛋一边”的政治宣言。在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更是“干净利落地背叛了这个宣言”。

黑古先生说的或许有些绝对，但不是没有根据。作为我也略有同感。是啊，您在《奇鸟行状录》和《地下》《在约定的场所》中面对日本历史上的国家性暴力及其在当下的投影毅然拔刀出鞘，而在《1Q84》中为什么又把刀悄然放下了呢？您在《斯普特尼克恋人》那部相对说来属于“软性”的小说中仍然表示“人遭枪击必流血”，作为回应，“必须磨快尖刀”！不料你在《1Q84》中描写了“人遭枪击”的种种流血场面之后，不仅没有“磨快尖刀”，反而收刀入鞘。或许您说——在《1Q84》第三部中也的确这样实践了——只有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诚然不错。但那是终极理想，而要达到那个终极理想，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尤其在“人遭枪击”、在有“撞墙破碎的鸡蛋”的情况下，而如果不磨刀，如果不坚定“站在鸡蛋一边”，那么怎样才能完成您所说的“故事的职责”呢？黑古先生恐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到焦虑和提出批评的，希望您认真对待他的批评。

信姑且念到这里——信当然没有实际寄给村上——下面让我就信中的要点约略展开一下。黑古先生说的村上二〇〇九年在耶路撒冷的那篇演说中的相关一段是这样的：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么，村上果真站在“鸡蛋一边”了吗？

问题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举个例子。以谁都熟悉的《阿Q正传》里的阿Q和赵太爷为例，你站在哪一边？按照村上上面的逻辑，当然要站在阿Q一边。无他，因为赵太爷是“高墙”，阿Q是“鸡蛋”。哪怕阿Q突然伸手去摸小尼姑“新剃的头皮”，哪怕阿Q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哪怕阿Q扑上去拔小D的辫子和偷人家的萝卜，也还是要站在阿Q一边。也就是说，无论阿Q多么错误，而只要他被认定为“鸡蛋”，那么就要站在阿Q一边，支持他反对赵太爷那堵“高墙”。

其实，别看村上说得简单，说得这么坚定，但在他的作品中，如黑古一夫所说，未必有这么坚定的体现。莫如说，在村上文学世界中，恶与善、“高墙与鸡蛋”之间并没有明确的隔离带，而大多呈开放对流状态。例如他在纪实文学作品《地下》的前言中，就对大众媒体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中的施害者（案犯）和受害者对立起来的报道模式质疑，并为此去法院旁听。旁听当中，他觉得案犯原本都是极普通的人，有人“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从而“开始极为自然地一点点对他怀有同情之念”。这点在小说《天黑以后》中借主人公高桥之口说得明明白白：“所谓将两个世界隔开的墙壁，实际上或许并不存在。纵使有，也可能是纸糊的薄薄的墙……”而到了《1Q84》的教主（Leader）口中，就相应成为这样的表达方式：“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村上在这里提出了“本源恶”，即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的“地下世界”，都有犯罪DNA。换言之，高墙=恶（错误）、鸡蛋=善（正确）这样简单明了的构图在村上以上作品中并不存在。但不管怎样，《1Q84》把不止一人一次地奸淫初潮前十岁幼女的邪教教主，塑造成了为了保持善恶平衡而主动请死的英雄末路式的人物，这也未免太过分了。正因如此，黑古先生才提出那般尖锐的批评。

其实也不单单是黑古一夫这样的评论家和学者，即使村上的日本当代作家同行也有人持有类似疑问。例如片山恭一，以《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而声名鹊起的片山恭一就是其中一位。二〇一〇年十月中旬他来华演讲，我应邀为他的演讲做点评，会下我们谈起村上春树。他对我这个村上译者直言不讳，说村上小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国际化”砍掉了许多东西，一个是不知他想表达什么。比如“林老师你在点评中引用村上去年《高墙与鸡蛋》演说中关于个体灵魂与体制的表达——村上说得诚然漂亮，而在作品中实际表达的东西却好像是另一回事儿，不一致”。至于这点是否果真像黑古先生断定的那样使得村上无缘于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只能等诺贝尔文学奖评审记录五十年后解密的时候才能确认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村上春树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说近了，是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1Q84》在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相对的可以转换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例如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1Q84》中奸淫幼女的邪教教主也是绝对的恶。如果模糊以至颠覆了绝对的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人类的前进方向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依据，“理想主义”的追求的达成也就失去了光照和驱动力。不过可喜的是，这点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了明显的进步。

上面讲的是二〇一二年同莫言的比较。那么二〇一三年情况如何呢？以后是否永远像黑古先生预言的那样停留在“有力候补”位置，固然无从得知，但接下来的二〇一三年停留在“有力候补”位置则是事实——众所周知，获奖的是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作为同时代作家，村上的影响与声望远在门罗之上。并且在人性发掘这一主题和细节经营、虚实相生等创作手法方面，二者又有相近之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教授、英联邦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维克多·拉姆拉什（Victor Ramraj）二〇一四年春天访华，就门罗的文学创作在上海演讲。他认为，门罗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本土性）和普遍性（普适性、世界性）。门罗以加拿大南部乡村为基础构筑其小说世界，却又超越了那一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而对于每一个加拿大人以至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女人都具有普遍吸引力，“回音般复述或唤醒了他们对人性中共通一面所产生的思考和感受”。作为故事，尽管无不植根于富有宿命意味的现实，但故事主人公们同时生活在由梦境和幻想构成的另一平行世界。读者很难将虚拟与现实区分开来。

从以上表述中不难看出村上和门罗相同中的不同：门罗的小说以她生活的乡村为基础（这点同莫言相近），村上则以大都市为舞台；门罗将地方性或本土性同普遍性或世界性熔于一炉，村上则几乎以浓重的世界性淹没了本土性。村上的另一位同行岛田雅彦甚至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民族意识，写完后还反复检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至于这点是不是村上再次屈居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候补者”位置的原因，自然不能断言。但有一点可以基本肯定：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无论是莫言还是门罗都有浓郁的地方性、本土性生活气息，同时不乏超越性与世界性。

顺便说一下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瑞典学院发布，川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而川端对日本人心灵的表现大多是通过对自然风景和日本特有的生活道具的赞美性描写完成的，因此，他的小说充满典型的日本风景符号和文化符号，如富士山、樱花、庭园、艺伎、和服、茶道、花道、清酒、寿司等。也就是说，川端绞尽脑汁提取和演示“日本美”“日本性”。村上则相反，对川端笔下那些劳什子基本不屑一顾，即使偶尔提及樱花，也同“日本美”和“日本性”了不相干。例如他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

以上讲的是二〇一二年、二〇一三年。二〇一二年村上败于莫言，原因可能是“批判性”不够；二〇一三年败于爱丽丝·门罗，原因可能是“本土性”或“日本性”不够；那么二〇一四年呢？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瑞典学院那位终身秘书再度推门走到一人高的麦克风前发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奖的理由是这位法国作家“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意思是说他的作品在主题上相互呼应，“总是相同事物的变奏，它们关乎记忆、失落、身份、寻找”。莫迪亚诺本人也承认他对寻找情有独钟：“事情越晦暗，越神秘，我就越感兴趣。我甚至要从不神秘的事情中找出神秘来。”二〇一二年他接受《费加罗》杂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我们不知要去哪里，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前行……”而前行的目的就是寻找。

老实交代，莫迪亚诺的小说我还没有好好看。但若允许我根据上面几句评语中“记忆、失落、身份、寻找”几个关键词妄加推断，我以为村上春树与之非常接近。例如寻找。二〇〇一年村上在以《远游的房间》为题给中国读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是呀，在《1973年的弹子球》中寻找月台上的狗，寻找弹子球机；在《寻羊冒险记》中寻找背部带有星形斑纹的羊；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寻找古老的梦和世界尽头小镇的出口；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寻找十二岁时握“我”的手握了十秒的岛本；在《奇鸟行状录》中寻找突然失踪的猫和离家出走的老婆；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寻找给我以“无比温存的抚慰”的女孩堇；在《1Q84》中青豆寻找天吾、天吾寻找青豆；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就更不用说了，多崎作从头到尾寻找高中时代“五人帮”的其他四人。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主人公寻找“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创作秘密、免色寻找他的女儿。有失落才有寻找。可以说，村上文学母题之一或者核心就是失落与寻找，失落与寻找的周而复始，并在这一过程中确认记忆和自我身份的同一性。

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就曾敏锐地觉察了这一点，他说村上的寻找过程“全部以喜闻乐见的轻松形式处理，不沉闷滞重，不抑郁，诚恳而全无伪善的幻觉。他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向我们描述极度虚无的、令人敏感的生活的真正趣味和躁动”。鲁宾进一步断言：“平凡和亲切是他作品最显眼的特征。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同时强调“村上春树了不起的成就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观照世界的神秘和距离有所感悟”。无独有偶，杰·鲁宾同样提及普鲁斯特：村上“为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低胆固醇时代提供一种清新的低卡路里式的普鲁斯特趣味。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

通过以上引文不难看出，村上作品的关键词同样是记忆、失落、身份、寻找、普鲁斯特，同样“从不神秘的事情”即市井小民生活中感悟和寻找神秘。遗憾的是，瑞典学院那位秘书没有用来概括村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显然，较之村上“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村上荣誉文学博士的评语）。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更看重莫迪亚诺“用记忆的形式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

再看一下二〇一五年。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瑞典学院新任常任秘书萨拉·丹尼尔斯在揭晓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了一种新体裁，拓展了文学的形式。这种新体裁或新的文学样式就是纪实文学。实际上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的作品也多为纪实文学，以采访当事人的访谈方式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揭示二十世纪历史深处人类难以直面的真相。并在这一过程中“深挖人性当中的精神痛苦和不完美过程中的一种真实的和谐”（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译者、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吕宁思语）。吕宁思同时指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有着对现实，甚至是人性的一些批判。包括对战争的批判。……她在作品中道出战争的非正义，敢于批判当时的领导层。”在一九九一年到二〇一二年采访无数当事人写成的《二手时间》这本书中，作者在反思苏联历史后质问我们：如果乌托邦引来了灾难，贪婪的资本主义模式把我们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破坏了环境，造成了精神的虚无，还留下什么路可以走？其实村上也有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及其续篇《在约定的场所》（《应许之地》），同样以采访当事人的方式记录、揭露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整个过程及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的内幕，控诉其非人道主义行径。遗憾的是，至少规模、格局就无法同前者相提并论。手法过于单一，也缺少文学性。

如此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可能大体青睐于这样的文学作品：一、以宏大视角和悲悯情怀书写人类充满苦难和困窘的历史。二、有社会担当意识和现实介入力度，体现文学的根本指向性和伦理的根本责任。三、有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与其相关，评委们似乎不大喜欢个体小视角透视下的过于琐碎的个人生活片段、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亦即对游离于社会、疏离于民众的小确幸、小孤独、小纠结、小郁闷不感兴趣。一句话，评委们可能认为村上文学不具有经典性文学作品的特点。

在我看来，文学最本质的功能，除了关乎灵魂，还在于文字审美，即以文字艺术给人以美的感动，给人的心灵以美妙的震颤。这也是文学唯一无法被取代的功能。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史诗》前言：“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识力量、智慧。”是的，审美！村上文学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杰出文学作品”。或者不妨这样说，较之人类的灾难史，村上笔下展示的更是心灵史。

接下去说二〇一六年。二〇一六年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二〇一六年是个例外——例外地把诺贝尔文学奖塞给了鲍勃·迪伦。没给村上春树倒也罢了，居然把全世界那么多眼巴巴傻等苦盼的作家、写手晾在一边，偏偏给了一位歌手——七十五岁的鲍勃·迪伦成为自一九〇一年以来第一百一十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得极端些，文学奖忽一下子成了音乐奖？

授奖理由也似乎没有回避这一点：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for 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并不复杂的英语，高中生都大体译得出来。所谓“诗意表达”，大约主要是指歌词。实际上他的作词也被普遍视为最大的贡献。问题是，相比于世界各国各地诗人笔下的诗作和纯文学小说作品，歌词能够称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吗？鲍勃·迪伦本人也怀有同样疑问，他没有出席十二月十日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而请美国驻瑞典大使Azita Raji代读致辞，其中直言不讳：“我的歌是文学吗？”说到底，歌词是为谱曲、为演唱而存在的，离开了曲，离开了唱，歌词岂非寸步难行？也许你说千古传诵的宋词当时不也是歌词呢？可我要说，鲍勃·迪伦能同苏东坡辛稼轩和柳永秦观那样的文学家等量齐观吗？作为假设，把苏学士的“大江东去”和柳郎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对象，至少我是心悦诚服的，纵然和村上春树相比。

那么二〇一七年情况如何呢？二〇一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结果也未尝不符合村上春树作品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世界也好，人生也好，命运也好，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以至荒诞性。这不，当人们的目光大多仍在村上身上恋恋不舍的时候，斯德哥尔摩于十月五日宣布，二〇一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颁奖理由是他的“小说中展现的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我们与世界虚幻性连接感底下的深渊”。同时指出石黑一雄作品最大的主题是：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

其实，就瑞典学院指出的这一主题，尤其记忆这个关键词来说，用在村上身上也说得过去。前面说过的哈佛大学教授、《奇鸟行状录》等村上作品的译者和研究者杰·鲁宾（Jay Rubin）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中曾以独到的眼光捕捉了村上同大江健三郎的共同点：“这两位作家都在深入探讨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问题，都继续深入情感的黑暗森林，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而记忆也可以说是村上春树与石黑一雄的一个共同点。究其原因，想必出于两人都担忧国家权力在向人民灌输历史观时往往存在滥用集体记忆的问题。与此同时，一种欺骗式遗忘也发生在个体中间，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自行就其行为进行描述的原始动力。石黑一雄的小说几乎全部关乎记忆或遗忘。他说：“我是那种对于过去的不安回忆很敏感的人……我也对一个重要的问题感兴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族群是如何记忆和遗忘的？什么时候一个社会最好抛下难堪的过去继续前进，什么时候最好回头面对族群和国家曾经做过的那些不安的事？”（参阅2017年10月11日《中华读书报》）

必须说，村上同样执着于这点。大家知道，村上二〇一七年春天出版了《刺杀骑士团长》这部上下卷一千多页的大长篇。当记者问他作为小说背景为什么投有纳粹德国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时，村上回答：“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遗忘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村上随后表示：“故事虽不具有即效力，但我相信故事将以时间为友，肯定给人以力量。如果可能，但愿给人以好的力量。”这就是说，村上决心用小说这一形式同滥用集体记忆向人民灌输错误历史观问题，亦即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抗争下去。二〇一九年五月他在《文艺春秋》杂志撰文再次表示：“历史的本质存于‘继承’这一行为或仪式之中。即使目不忍视，人也必须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接受下来。否则，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呢？”

事实上村上和石黑一雄这两位作家也互相欣赏。他们早在二〇〇一年就见面聊了两个多小时，聊了爵士乐，聊了跑步，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村上说他十分喜欢石黑的小说。石黑每出一本书他都要买，买来后即使正在看别人的书也要停下来看石黑的书。石黑一雄的作品迄今已被译成二十八种语言，颇受欢迎。村上认为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是“他的小说有一种特别坦诚和温柔的品质，既亲切又自然”。而这样的品质，村上的小说也同样具有。例如杰·鲁宾就在上面那本书中断言：“平凡和亲切是他作品最显眼的特征。”——也就是说，除了在记忆这个关键词上有共同点，又在小说品质上相仿。

去年二〇一九年获奖的两位作家也未尝不可以印证这一点。一位是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其获奖理由是：“她叙事中的想象力，充满了百科全书般的热情，这让她的作品跨越文化边界，自成一派。”另一位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其获奖理由是：“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性和特殊性。”喏，这些理由完全可以用在村上身上。比如想象力、影响力，比如跨越文化边界，比如体验的外围性即超验性，尤其语言独创性。二〇二〇年获奖的是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其获奖理由是“她充满诗意的声音和朴素的美使个体存在具有普遍性”（确定无疑的诗性声音，伴随着严苛的美（austere beauty）将个体生命放大到普遍存在）。一般认为她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进而导向人这一存在的根本问题：爱、死亡、生命、毁灭——这些文学与哲学的终极命题如一颗颗黑珍珠闪现在格丽克的诗中，使她貌似黯淡的诗有一种沉沦世界、一种人性深渊的诗性之美。与此同时，她具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转化为枝繁叶茂的神秘花园的能力。（参阅2016年8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而这样的文学主题和品质在村上作品中同样不难找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上面引文中就曾断言村上“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品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而对于可以从中看出你我影像的个体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关注和诗意描述更是村上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也是村上文学长河的一个主流。

然而村上还是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也就是说村上作品差不多连续十几年始终不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法眼。那么，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看来，村上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二〇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霍拉斯接受腾讯文化采访。当时他把包括村上在内的一些作家比作明星：“如果他们表现成功，可以走向国际，就像足球明星一路踢到世界杯那样。村上春树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家，正好迎合了这种市场。他们的写作刚好实用：读者可以把书带在身边，读一段也觉得很有代入感；读完了就可以扔掉，甚至不需要记住作者的名字。当然，人们记住了村上春树。”一句话，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认为村上作品不具有纯文学以至经典性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化学者、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也持类似看法，他在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谈完石黑一雄作品的纯文学性质，捎带谈起村上：“至于村上春树，这些年一直是媒体和公众炒作的中心，在公众名气上他在全球都大。但太畅销，有通俗作家的意味，没有那种纯文学的复杂感觉，自然难于获奖。可诺贝尔文学奖也要有公众影响，因此村上每次都被提出来。”关于今年村上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社科院外文所白烨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这样说道：“据我的观察，读者越追捧的，诺贝尔文学奖越不会考虑。所有越是有‘热度’的作家，可能越获不了奖。”白烨同时认为，村上作品在艺术上跨度很大，有高雅之作，也有通俗之作。有一些作品如《挪威的森林》已成为流行文学的经典。村上获不获奖，都不会影响他在读者心中已有的地位。这就是说，“畅销”“热度”“通俗”“流行文学”元素仍是村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障碍。

持这种看法的，自然不局限于霍拉斯、张颐武和白烨，也似乎是文学界乃至学术界较为通行的看法。可是我不情愿这样看。

刚才说了，二〇一六年鲍勃·迪伦获奖的理由是他“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而关于二〇一七年获奖的石黑一雄，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萨拉·丹尼罗斯特意介绍说石黑“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作家。他目不斜视地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美学天地”。去年获奖的汉德克的授词说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今年的格丽克的获奖理由首先提出她的作品“充满诗意”。我认为，村上春树作品也有足够新颖的诗意表达，也独自开拓出了一片美学天地，也有语言独创性和充满诗意。姑且让我从村上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举几个比喻修辞方面的例句看一下。

△ 云隙间闪出几颗小星星。星星看上去宛如四溅的细碎冰块——几亿年从未融化的坚硬的冰块。

△ （他）缓缓走到门口按下门铃，就好像诗人写下用于关键位置的特殊字眼，慎重地、缓慢地。

△ 秋川真理惠的姑母说话方式非常安详，长相好看。并非漂亮得顾盼生辉，但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自然而然的笑容如黎明时分的白月在嘴角谦恭地浮现出来。

△ 目睹她（十三岁美少女真理惠）面带笑容，这时大约是第一次。就好像厚厚的云层裂开了，一线阳光从那里流溢下来，把大地特选的空间照得一片灿烂——便是这样的微笑。

△ （她的耳朵）让我想起秋雨初霁的清晨树林从一层层落叶间忽一下子冒出的活泼泼的蘑菇。

△ 年轻的姑母和少女侄女。固然有年龄之差和成熟程度之别，但哪一位都是漂亮女性。我从窗帘空隙观察她们的风姿举止，两人并肩而行，感觉世界多少增加了亮色，好比圣诞节和新年总是联翩而至。

如何，这些比喻是不是都很新颖别致？其中的诗意、诗性和美学天地未必亚于鲍勃·迪伦和石黑一雄，也未必亚于汉德克和格丽克。

那么为什么村上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落得所谓陪跑下场呢？冥思苦想之间，忽然雾散云开：村上作品的英译本大概未能充分传达原作的诗意、原作的美学天地和原作的语言独创性！前面说过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认为村上的英文翻译腔式文体（日本已故知名作家吉行淳之介称之为“美国风味”）是一把双刃剑：“村上那种接近英语的风格对于一位想将其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其本身就是个难题——使得他的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诚然，“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并非诗意的同义语，但理应包括诗意（Poetic）在内。我也问过身边读过《挪威的森林》英译本、德译本的同事，得到的回答大体是：简洁固然简洁，但总觉得其中少了一点儿韵味。这里所说的韵味，完全可以理解为诗意、诗意表达（Poetic expressions），也不妨说是美学天地。是的，想象力也好，超验性也好，翻译起来都比较容易。唯独语言的独创性、语言的诗性不好翻译。而英译本可能由于杰·鲁宾所说的原因，客观上未能译好，以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认为村上小说更像是有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元素的流行文学、通俗文学，因而未能顺利进入村上作品同样具有的“美学天地”。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我不知第几次接受日本时事社预备性采访时，我首先肯定村上文学是有明确审美指向和艺术追求的纯文学、严肃文学。同时谈及村上在中国走红的三个原因。一是对当代城市青年孤独感、疏离感等心灵处境的细腻刻画和诗意开拓，二是简洁、机智和富有节奏感的语言风格，三是善于营造不无诡异而又温馨曼妙的艺术氛围。这三点都关乎诗意，关乎美学。而作为中译本的拙译特点之一，大约就是较有诗意，或者较有美学意韵。——“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遗憾的是，中译本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中根本派不上用场。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先生一年前也已去世。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又无人懂日语，因而很难充分体味村上文学中的“诗意表达”，未能进入其“美学天地”。理所当然，村上没获奖，所谓“带来全新的诗意表达”的迪伦获奖了，开拓出“美学天地”的石黑一雄又获奖了，具有“语言独创性”的汉德克获奖了，“充满诗意”的二〇二〇年的格丽克又获奖了。

那么村上本人对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看的呢？早在二〇〇三年初第一次见村上的时候我当面问过他如何看待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那时就已经有这种呼声了）。他回答：“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而且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太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假如有一天果真获奖，哪怕再不合心意，村上恐怕也还是要去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讲什么呢？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和我”，大江健三郎讲的是“暧昧的日本和我”。那么村上呢？我猜他十有八九要讲“虚无的日本和我”。二十九年前他就在《舞！舞！舞！》中描绘过相关场景：“颁奖致辞在瑞典国王面前进行……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以上啰唆了这么多，诸位想必也听出了，其实，较之纯粹探讨村上近四年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莫如说目的更在于一起思考文学、文化的功能，思考优秀文学之所以为优秀文学的根据及其可能为我们提供的启示性或借鉴价值，寻找共同的文化坐标、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为此而聚焦于莫言、爱丽丝·门罗、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阿列克谢耶维奇、鲍勃·迪伦、石黑一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彼得·汉德克、露易丝·格丽克和村上，尤其聚焦于村上春树。

此文为2020年11月6日青岛大学“周五之夜”讲稿。其主要内容，此外曾在以下学校和其他场合讲过：2014年11月4日东莞“东山湖大讲堂”；2014年12月12日武汉大学“珞珈山大讲堂”；2014年12月14日华中农大“狮子山大讲堂”；2016年11月2日华中科大“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讲座”；2016年11月9日湖南师大“读书节”；2016年11月19日中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2016年11月25日安徽农大外国语学院；2017年11月16日重庆邮电大学“移动文化”；2017年11月21日嘉应学院；2019年11月24日中国海洋大学通识教育讲座第六讲；2019年11月5日湖北工大；2019年11月9日湖北省图书馆；2019年11月12日武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