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青春帝国少年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一
苏轼在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气场不投，非常不爽。自古以来士大夫都相信“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政治规则，他既不能被当局认同，灰心忧惧之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自请出京任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后半生。熙宁八年，他在密州知州任上，写了一首记述自己某次出城打猎玩耍的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流传甚广，是他作为“豪放派”词人的有力证明之一。全词放达夸张自矜自诩，牵黄擎苍、“锦帽貂裘”云云，甚至难免轻狂浮躁之嫌。起句便以“老夫”自居，其实当时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准确说是三十八岁，正当人生壮年，这表面的放达豪迈中，多少有些失意颓唐隐藏在里面。无独有偶，韩愈也曾在《祭十二郎文》中哀叹自己“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可见古时候很多文人的身体状况确实比较堪忧，有时自怜自艾也可以理解。然而认真读历史，又能发现很多不同的参照，比如“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六十多岁还请缨出征匈奴。再如为大唐帝国略定突厥、吐蕃和葱岭西域的唐朝名将苏定方，七十六岁死于吐谷浑前线。最不济的，范仲淹五旬开外担任陕西经略副使出镇西北边境，乃有“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千古名句，等等……若这些人自尊一声“老夫”，也是实至名归。而文人去郊区打个猎，只要在结尾碰瓷一下“西北”，就能“豪放”起来，并且流传开去广收赞誉，其中显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政治想象在发挥影响。这类想象与句子，在唐代诗人那里最为丰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
东坡这首词的好处是全篇直抒胸臆酣畅通俗，毫无复杂难解之处，唯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句，用了西汉时期冯唐为魏尚辩诬鸣冤的典故，而这个典故是进入本文的入口。故事说起来有点绕远，稍嫌曲折，但相当精彩有趣：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闲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司马迁没有提及冯唐的年龄，从行文看，显然比汉文帝大很多。他的祖父是战国时代赵国人，与名将李牧是好朋友，父亲做过西汉初年诸侯国代国相，推断下来，冯唐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军事通。
汉文帝非常低调且礼贤下士，这与他的出身境遇多少有些关系。由于母亲薄姬在刘邦众多女人中极端边缘，很不受宠，他从来就不是刘邦中意的孩子，早早被派出去做代王，后来能继位当上皇帝完全是个意外。生存环境的各种艰苦险恶，养成了他谨慎小心、与人为善的质朴性格与行事习惯。初见冯唐，就主动打招呼，显得情商很高：老先生从哪里过来做官的？当听说冯唐与他的故地代国渊源极深时，他甚至有些套近乎地说起自己做代王时的经历，表示对军事战略很有兴趣，还欣赏一个叫李齐的将领。然而冯唐却说，皇上你见识还不够，你说的那个什么李齐不行，要论真名将必须得是李牧啊。汉文帝连忙问是什么原因，冯唐说，我爷爷跟李牧友好，我父亲跟李齐友好，听他们讲起过两人的情况，各自的为人与能力差距很大，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文帝听了这些，不禁心驰神往，拍着大腿说：哎呀！可惜我没机会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否则我还怕什么匈奴啊！
按说皇帝已经认可了冯唐的看法，可以见好就收了。不料冯唐还有更狠的话：我豁出去直说了吧，您就算有他们，也是白瞎，根本不会用的。被一个老头子当着一干文武随从这么怼，皇帝的脸面立刻挂不住了，勃然拂袖回了自己的房间。估计是平息怒气很久，又让人把冯唐叫进来，愤愤地说：您干嘛大庭广众面前羞辱我？想说话就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吗？冯唐这才赶紧赔不是：我是个粗人，不懂得说话的忌讳。
其实，冯唐并不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是个大老粗，他有自己的盘算，他明显是要用这种带有强刺激的冒犯引起皇帝的注意。这么说话，虽然也要揣摩汉文帝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但其鲁莽冲撞毕竟还是冒了很大风险——如果遇到传说中动辄就龙颜大怒杀人砍人的皇帝，冯唐纵有几个脑袋怕是都保不住的。今天看来，汉文帝的气量和胸襟真的很赞，他只是抱怨了一下冯唐让他当众下不来台，然而当天就接受了冯唐的建议，派遣冯唐“持节”赶赴云中去赦免魏尚，并重新启用他做云中太守抵御匈奴。这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来历。当然，这是节外生枝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听完冯唐讲述古代名将李牧故事后的反应：“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能让一个皇帝拍着大腿惊呼艳羡的事情，当然未必一定都是大事，但至少能说明这个事情对他的刺激和触动是非常大的。这种触动，也一定来自他内心深处饱受困扰、念兹在兹的某种情结。简言之：依靠什么力量去抵抗匈奴。文、景两朝都严格遵奉刘邦定下的“和亲”政策，从不主动与匈奴开战。即便匈奴大举入侵，也只是调兵遣将防御一下，匈奴退出边界就相安无事。这带给人们一种两朝皇帝都无心国防、软弱可欺的印象。但“持节云中”这个事件却透露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出身于北部边境代国的汉文帝，对于匈奴边患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了如指掌，且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反击。这一次，他表露了自己的关切与焦虑：国乱思良将。
汉文帝是个很让人喜欢的历史人物，实事求是，艰苦朴素，求贤若渴，更重要的是，有识人之明。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良将”的具体标准，但有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从外围去了解他的尺度。他曾经当面表扬过“飞将军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表面看这是很高的评价，似乎非常重视，但终其一朝，文帝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从未重用过李广。另一件事情则相反，他对周亚夫评价极高，先是在细柳劳军后惊叹“嗟乎，此真将军矣！”到了临终，更有“托孤”之意：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事实证明汉文帝看人很准：李广并非统帅型军事人才，周亚夫在关键时刻则足当大任。景帝朝吴楚叛乱，周亚夫果然以太尉身份担任汉军主帅，一举荡平了叛军，确保了国家与中央王朝的权威与稳定。然而，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文景之治承平四十年，除了周亚夫之外，边境军事国家战略上仍然罕有堪用之人。细品汉文帝有关“真将军”的吁求，他们的出现，还要耐心等待历史提供的条件与机遇。
二
从汉高祖困于“白登之围”后，汉帝国不得不奉行“和亲”，给匈奴送女人送钱财，然而北边的“女婿”并不很买账，不断发动单边军事进攻。司马迁有如下记载：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
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汉患之……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
今帝（汉武帝，笔者注）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以上均见《史记·匈奴列传》
上述记载，时间贯穿从汉文帝到汉武帝四十年之久，闹得最凶时候竟然火烧了回中宫，而匈奴侦察巡逻的前哨骑兵甚至摸到了在山上能“望见长安”的甘泉宫。所引最后一条，说明即便匈奴如此反复侵扰，然而至汉武帝一朝开初，仍然“明和亲约束”——遵守条约，而且厚遇饶给，给了匈奴“最惠国待遇”。想一想也很为汉帝国发愁，刘邦所有精力都用在跟项羽争天下以及建国后东征西剿维护草创的刘氏王朝上了，完全没有边境作战经验，“白登之围”应该是他一生中的创伤性经历，留下心理阴影了，以至于对匈奴终生不敢言战。文、景两朝，在“和亲”国策的卵翼下休养生息，还得承受同姓诸侯国的尾大不掉。而从云中、雁门直到辽东，各边郡总是被蹂躏，太守们经常被匈奴攻杀，动辄就是“杀略人民畜产甚多”“所杀略甚众”“杀略数千人”“不可胜数”……北纬40度一线的攻防，对于中原定居文明至关重要。当年秦始皇对付匈奴的办法，是派蒙恬带了浩浩荡荡三十万大军进行驱赶，然后继承赵武灵王的遗志修筑了秦长城，把匈奴再度挡在长城外。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卷》可以看到，与赵北长城相比，秦长城的纬度已经向南收缩了一些。西汉帝国除了国策“和亲”外，还不得不有针对性地增设边郡都尉。按照汉朝官职设置惯例，太守之下每郡有一名都尉主管军事事务，但是从朔方郡、五原郡、雁门郡一直到辽东郡等主要与匈奴接壤的边郡，都有至少两名甚至更多的都尉，如传统战区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郡等郡，都设置了东部、西部与中部三名都尉。显然，这是不同寻常且无奈的举措——毕竟匈奴讲究实用主义，看到利益一定要上，对于合同条约之类的事情，远没有汉帝国那么认真。
几十年来，汉朝的边郡将领都尉虽然越来越多，但能否守住边境得看匈奴的形势。极个别的例子当然也有，按照冯唐的介绍，魏尚虽然报军功时多报了六颗首级，但他做云中太守很称职，是个敢打敢拼的勇将。还有个神话一般的例子，是景帝时期的雁门太守郅都。他本来不是武将出身，因为在朝中得罪了窦太后被免职在家赋闲，景帝赶紧派他去做雁门太守，甚至都不用到朝廷来报到，就直接从家去上任，实际是变相保护起来。没想到这位文官一到任，就雄风八面不怒自威，居然创造了连武将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奇迹：
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
《史记·酷吏列传》
一眼看去，真是很夸张的感觉。然而郅都在文、景两朝为官，与李广是同时代人，距司马迁任职汉武帝朝不过几十年。因此司马迁上述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不太可能虚构夸饰。当年李牧的成就，是打得匈奴十几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李广的成就是匈奴不入右北平。而这位在朝中以清廉严正著称、令文武百官胆寒、有“苍鹰”之谓的文官，他到了边境不用打仗，竟然也让匈奴畏惧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程度，甚至“患之”——深感头疼、焦虑、无奈……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状况。参照《孙子兵法》，郅都称得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最高也是最理想的军事成就。
可惜这样成功的例子太少了，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如上边引述《匈奴列传》所示，漫长的边境线上，匈奴是避了这边打那边，这里不进那里进，令汉帝国防不胜防。而且匈奴可谓游击战的鼻祖，深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风驰电掣而来，等汉军大部队集结起来一个月后开赴边境前线，他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然后，就这么一直闹得不消停。
要有效保护北纬40度线，传统的老办法明显不够用。而到了汉武帝时代，新格局新思路等各种条件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新人物出现了。
三
公元前133年以及前129年（即元光二年与六年），汉武帝先后对匈奴采取了两次试探性的主动攻势。第一次是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第二次是元光六年：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馀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
《史记·匈奴列传》
这两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能够真正左右局面的统军将领：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
《史记·韩长孺列传》
“马邑之变”动员了三十万大军，所有将领都归韩安国调遣，而韩安国只是个更擅长官场周旋的朝廷人物。“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这办法听起来可以用一些成语俗语去形容，如“守株待兔”“瓮中捉鳖”“关门打狗”，要点是等单于进了马邑城大家就一拥而上。想得挺美，可这么笨的办法全无战略主动性，更无战术可言。行动失败虽然触发于一个偶然性的因素——走漏了风声，但没有懂军事的主帅和统一协调部署，将领各自为政，想要成功实在是没有可能。第二次元光六年，则是军事目的不清晰的“四面出击”，分头行动，仍然没有统军主帅，打到哪儿算哪儿。这次战役，就是李广被匈奴生擒活拿最后又奇迹般一个人逃回来的那次，而公孙贺无功，公孙敖损失了七千人。四路中唯有“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
这次行动的预想，是“击胡关市下”，战场限制在长城一带，但是卫青却一个人打出了上谷到达茏城，还斩首700人。龙城是匈奴祭天大会之所在，比较神圣的地方。传统的匈奴漠北龙城，在今天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一带的哈拉和林。后世一些不明历史地理的读者，或者是卫青的铁杆粉丝，为了强调卫青的巨大功绩，声称“茏城”就是距上谷郡1400公里之外的哈拉和林，这是很明显的错误。这个“美丽的错误”还产生了一首著名七绝：“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以至于“飞将军”所指到底是卫青还是李广，一时聚讼纷纭。今天，“茏城”的确切地点已经不可详考，但学者普遍认为，元光六年卫青抵达的“茏城”，应在上谷正北方240多公里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一带，有可能是匈奴的漠南王庭之一。
元光六年这次出征是特别重要的开端。尽管太史公对此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是卫青这个名字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他第一次孤军深入了匈奴骑兵占领区，开创了冷兵器时代中原定居文明对抗游牧文明的运动战先例。他这次斩获“首虏七百人”，与后来的辉煌成就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只是即将席卷蒙古高原的历史大风暴的预演。汉匈双方围绕北纬40度的争夺战，将使一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人物在两大文明折冲中应运而生。
四
卫青的生年在史料中没有记载。这个实在不能怪司马迁，因为卫青家里的情况相当混乱，一般人不容易弄清楚。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从司马迁这段话，可知卫青的籍贯是今天山西临汾。除了“平阳人也”明确可解之外，要弄明白其他信息都很费心思。
平阳侯国是协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曹参的封地。曹家世袭平阳侯，到了卫青的生父郑季这时候，平阳侯曹寿娶了汉武帝姐姐阳信公主，这位公主此后便以“平阳公主”著名于世。郑季这个小官员有些不老实，在曹寿家服务期间与“侯妾卫媪”勾搭并生下卫青。这位卫媪此前是嫁过人的，至于卫姓是她自己的还是前夫的，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在卫媪与郑季生下卫青之前，她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分别是儿子长子，女儿君孺、少儿、子夫。此处需要谨慎的是，“侯妾”之妾，应该是取这个字的本义“有罪女子给事者”，即女奴，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老婆。否则，不管西汉年间男女情事再怎么开放，贵为侯爵的曹寿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卫青之后，这位卫媪还有个孩子叫步广。但这个孩子却不是郑季所生，卫媪应该是又有了别的男人。这些孩子，可能知道生身父亲是谁，也可能不知道，但“皆冒卫氏”——所有的孩子一律随母亲姓卫。不合法的性关系所生的孩子，母亲能给他们的保护也就是这些了。
给了身份不等于能有好的生活条件。一个孤单女子在侯爷家做奴仆，就算侯爷很欢迎增添私产劳动力，但养这么一堆孩子也是不小的负担。于是卫青回到了生父郑季家讨生活：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为侯家人”点明了卫青作为平阳侯家奴的身份。回到生父家完全不被接纳，从情理上推断，郑季应该是个很懦弱又刻薄的人，除了把卫青当个劳动力去放羊之外，不会有什么父爱，因此郑氏的几个孩子根本不认卫青是兄弟，“皆奴畜之”。最苦最累的活儿都是他干，放羊砍柴跑长途，受尽歧视冷言恶语饥寒交迫挨打挨骂……把这些形容“底层人民”苦难的烂熟词汇都放他身上，应该相当恰当。以至于有人认为他面相贵重，觉得未来有望封侯拜将时，他只是笑笑说：奴隶的一生，不挨打受骂已经知足了，不敢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
励志金典最喜欢重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卫青的态度正相反，等于不想封侯的奴隶是个好奴隶。他的这个笑听起来有些惨然，也可能是淡然，但历史记住了卫青的“笑”。逆来顺受，宠辱不惊，这时候的卫青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禀赋。经历并了解了人生最凄惶最黑暗的真相，卫青变得坚忍果敢冷静柔和，这种性格让他在后来的战场与政坛都受惠很多。借用今天一句鸡汤来说：面对困苦仍能微笑的人，命运总不会太差。
命运的转机来自于他的三姐卫子夫。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平阳公主家亲幸了卫子夫，卫子夫入宫次年怀孕，武帝后来废掉陈皇后而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卫青成了汉武帝的小舅子这个事情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后来逆袭又迎娶了平阳公主，汉武帝也成了他的小舅子。讨论汉家宫廷这些乱七八糟的联姻并不是出于八卦，而是为了于中判断卫青的大致年龄，以及西汉帝国霸业的由来。
刘彻临幸卫子夫是在建元二年（前139年），这一年他18岁。原则上卫子夫年龄只会小于等于刘彻，取上限为同岁，那么卫青作为卫子夫的弟弟，此时取上限就是小于等于17岁。以此推论，卫青大约生于公元前155年。20岁左右的皇帝心疼这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舅子，给了卫青一个建章监的闲官，不久又升职为太中大夫（《史记》写为“大中大夫”）。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战役，卫青很可能就依靠着皇帝小舅子的“贵幸”身份，在朝廷里混个太平官儿终老一生了。
但是年轻的汉帝国，从它的最高统帅到一个个如卫青这般的雄杰志士，都不是这么想的。
五
有一些数字对比一下很有意思。
公元前256年出生的汉高祖刘邦，比武帝整整大了一百岁。他在秦末年近五旬时“斩蛇起义”，后来聚拢在他身边的人，平均年龄也不会小很多。“白登之围”时，他与主将周勃、樊哙都是快60岁的人了，打打国内乱臣贼子还可以，对付匈奴是一筹莫展。当年吕后收到冒顿单于侮辱信后询问群臣怎么办，大家都面面相觑，樊哙硬着头皮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这话立刻遭到了名将季布的激烈批驳：樊哙这货真是该死！当年高祖四十万大军都困于平城，今天一个小小的樊哙凭什么敢说十万兵就“横行匈奴中”？这明摆着是揣摩上意、当面奉承讨好。司马迁原文用了“面欺”和“面谀”两个词，这是极端严厉的道德指控（《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质言之，衰老的帝国及其群臣，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要办好匈奴这件事，确实是力不从心了。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登基，这年他才17岁，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当然，中国历史上小小年纪做君主并不罕见，赵武灵王14岁继位赵王，后来开创康乾盛世的爱新觉罗·玄烨皇帝8岁登基，14岁亲政。汉武帝与他们相比并不算早，然而他从登基开始便在应对匈奴方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雄才大略：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
《史记·大宛列传》
这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由来。也许是因为张骞的经历太富传奇色彩，后世读者对过程的关注与褒扬要远远大于对事件起因的重视，于是“出使”的动机及其历史关联性渐渐淡出了历史画面。事实上，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希望说服远在西域与匈奴有血海深仇的大月氏，从侧翼联合进攻，至少也要起到牵制作用。而“出使西域”在后来产生了其他的文明成果，只是打匈奴的副产品。张骞带领副手甘父和随从100多人，于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陇西出发，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才返回长安，历时十三年。尽管在这一期间内，汉帝国已经确定了对匈奴的主动反击战略，并未依赖张骞的外交成果。但这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出自一个20岁不到的青年皇帝，其决断与谋略非常人所能及，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惊叹的。
有了年轻皇帝的规划还不够，更年轻的将军该出场了。卫青于元光六年（前129年）以车骑将军身份“出上谷，至茏城”，首登历史舞台这一年他26岁。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十年间，卫青跟匈奴打了七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如下：
1.茏城之战。元光六年（前129年），以车骑将军身份“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
2.雁门之战。元朔元年（前128年），以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
3.收复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年），以车骑将军“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这一战解除了来自西部对首都长安的威胁，卫青因此战得封长平侯；
4.夜袭右贤王之战。元朔五年（前124年），仍以车骑将军“将三万骑，出高阙”。这一次跟随卫青同时出征的还有多位将军，如游击将军苏建——他有个著名的儿子叫苏武、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平行关系，而是“皆领属车骑将军”，就是说卫青是指挥这次战役的主将。这是汉匈战争史上汉帝国首次出现能够率领骑兵大兵团作战的统帅级人物。而这一战也是汉匈战争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卫青出高阙塞长途奔袭七百公里外的匈奴右贤王王庭，彻底击溃了右贤王本部。这一战完全确立了卫青无可争议的汉军统帅地位，大部队刚回到高阙，汉武帝已经迫不及待派遣了使节等在那里，并高调宣布拜卫青为大将军；
5.第一次定襄之战。元朔六年（前123）春，“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斩首数千级而还”；
6.第二次定襄之战。元朔六年，“月馀，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馀人”；
7.漠北之战。元狩四年（前119年），“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令大将军出定襄。……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此前所有的战役，都在为找到单于而努力。此次漠北之战，是卫青所统领的对匈奴作战最具决定性的一役，直接击溃了伊稚斜单于主力。
在这七战中，收复河南之战卫青封长平侯，时年27岁；出高阙塞之战击溃右贤王，卫青被拜为大将军，年仅30岁成为西汉帝国历史上首位国家军队“总司令”；漠北之战，则永久打掉了匈奴大规模主力作战的能力，时年35岁。
漠北一战是卫青的最后一战，他在35岁时登上人生巅峰。汉武帝专门增设“大司马”的职位，以表彰这位与他一起奋斗为西汉帝国赢得光荣与安全的青年将军，并要求所有文武群臣以高规格礼仪参拜，可谓荣宠备至。“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然而，历史也并非总按照牌理出牌，它总是有着非常难以捉摸的魅力。汉匈作战史将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表明，还有一个人，甚至比卫青更配得上汉武帝一手打造的青春帝国。
六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是年也”，指的是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的第二次定襄之战。霍去病原来并不在军队“编制”中，这次是因为受皇帝器重，以“个人身份”跟着舅舅出征的。还不满18岁的他胆大包天，领了舅舅拨给的八百轻骑兵，离开大部队去几百里外单独行动，竟然一战功成，“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受封冠军侯。
平阳侯曹家后人非常平庸，但侯府从上到下的私人生活都相当活跃，女奴及其女儿总是奇迹连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社会民风之开放。霍去病也复制了舅舅卫青身世的混乱模式。他的生父是平阳小吏霍仲孺，在平阳侯府服务期间，霍仲孺与卫媪的二女儿卫少儿两情相悦，并生下霍去病。但霍仲孺甚至比郑季还没有担当，“吏毕归家”一走了之，不敢承认这个儿子，霍去病由母亲卫少儿一个人带大。虽说如此，由于卫子夫入宫受宠又立为皇后，汉武帝异常喜欢这个外甥，霍去病大概一直都是锦衣玉食。同为“私生子”，除了没有父亲，他从小的境况跟舅舅卫青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霍去病首次从军时，汉武帝胡乱给了他一个剽姚校尉的职务，估计也是开心玩玩，并没有抱过高的指望。然而三年后的元狩二年（前121年），20岁的他被正式任命为骠骑将军，威风凛凛独当一面，霍剽姚的英名开始在汉匈两地上空飘扬。他统领的部队将士都超过万人，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师的作战兵力。等到了漠北之战时，他已经独立统领骑兵五万人，与舅舅卫青持平了。
与那些身经百战的宿将不同，霍去病一生只打了五仗，而且有三仗竟然是在元狩二年（前121年）这一年中完成的：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春天打到了焉支山，收缴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打到更远的祁连山，打通河西走廊；秋天，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在霍去病两次打击下，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为确保自己部落安全决定向西汉投降。此刻双方都缺乏足够的信任，而匈奴内部数万军民意见并不一致，浑邪王犹豫不决。这时候的匈奴阵营，无异于危机四伏之虎穴龙潭。为打消匈奴浑邪王的顾虑，20岁的骠骑将军以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惊天勇气孤身犯险，“驰入与浑邪王相见”，震慑群雄安抚人心控制了局面，完成了“河西受降”的历史大任。与不吝笔墨盛赞李广临危不惧“意气自如”相比，司马迁在记述这个场景时相当克制，不肯多赞一词。但我们仍然能想象得到，青春帝国光芒照耀下的骠骑将军，该有怎样过人的胆气与勃发的英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把太史公用在李广身上的这句谚语移来形容霍去病，也许会更恰当。
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是武帝一朝汉匈战史上的最后一战，也是动员兵力最大的一次决战。这一战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卫青找到并击溃了伊稚斜单于的主力，名将李广因为迷路被追责而自杀了。霍去病则创造了中国军人的永恒典范，他统领五万骑兵北上数千里，摧毁了左贤王，几乎打到了北纬50度，“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一说“翰海”即苏武牧羊之贝加尔湖）。此后，“封狼居胥”成为历代中国军人最高理想与荣誉的代名词。这一战过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对北纬40度的威胁侵害解除了，中原定居文明的政治经济形态与国家制度得到了历史性的巩固。
霍去病这个人的出现、成就及其退场方式，是一个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解释的现象。18岁不到从军首战，此前不可能有系统的军事训练，更无任何资历，但他所取得的伟大军事成就，用网络上戏谑的比喻评价，就相当于一个大二学生收复了台湾，拿这个做成绩毕业离校不知所踪。与李广多次迷路“失道”不同，霍去病出陇西深入祁连山走的是大迂回路线，先向西北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再左转越过居延泽掉头向东，穿插到了浑邪王、休屠王的后营腹地；漠北之战独走东线，越过戈壁大漠渡过克鲁伦河，直抵翰海。所走路线一直都是相当遥远且复杂，但20岁的骠骑将军从来没有迷路过，被网友笑称“人形GPS”。这当然是有缘由的，骠骑将军任用了大量的匈奴降将及通晓北方地理的向导，而他们，也乐于跟随这个少言寡语、沉毅果敢且有惊天之勇的青年统帅。战争中所形成的这种互相信任、性命相托的关系，总是美好的。
七
自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后，左右贤王和单于的主力部队都被摧毁了，北纬40度安全了，西汉帝国的青春锐气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它的国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
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
《汉书·武帝纪》
史书关于汉代因为进击匈奴带来财政问题的记载很多，上引《汉书》第一条，是说把关东的贫民迁徙到陇西、北地等边郡，充实当地因战争而减少的人口，同时也能平衡一下因匈奴降附内迁后造成的人口比例失调。但县官的钱“用度不足”，不仅要增加制币手段，还要开征高额商业税。财政困难可见一斑。
第二条简明扼要，“天下马少”。对匈奴的正面决战，必须有足够的骑兵，因此汉武一朝的“马政”是极为重要的战争储备措施。从元光六年至元狩四年的十年汉匈大战，造成全国可用战马严重减少，雄马市场价格已经提高到了二十万钱一匹。
财物如此，人，也是时候该退场了。
从元朔六年（前12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不过四年时间，而四年刚好是全日制大学本科的学习时间。霍去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创造了后人无法复制和超越的壮举。四年五战，一年之内打三个硬仗奔袭数千里，战斗强度与作战密度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样高强度的作战，很可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损害。在不断“升级打怪”、连续考出高分、刷新各项指标的两年后，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年）突然去世，年仅23岁。他的死因，成为后世民间史学津津乐道的话题。汉武帝悲痛欲绝，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这位帝国之鹰修筑了一座形似缩小版祁连山的陵寝，并举行了富有历史感和艺术感的隆重葬礼。灵柩从长安城出发缓缓向茂陵行进，帝都长安到茂陵整整15公里的道路上，由霍去病亲自主持河西受降并内迁的匈奴骑兵全副武装列队，两侧护卫，肃穆庄严。
卫青比霍去病多活了十一年，他于元封六年（前106年）在大司马、大将军任上去世。估计汉武帝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年丰沛饱满的激情，《史记》和《汉书》也没有葬礼场面的详细记载，他只是仿照霍去病的前例，为卫青“起冢像庐山”（一般认为此处“庐山”是指阴山）。
卫青、霍去病，是专为北纬40度而生的军事天才，从未参与过任何与北纬40度无关的军事行动。他们的出现捍卫了定居文明的安稳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遭遇了新的文明难题，并以青春的勇气给出了答案。自从大秦帝国建成了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政治与行政架构之后，有关“天下”的范畴通过国家化的方式被清晰地确定了。然而这带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它使“天下”与其他区域冲突的现实性与尖锐性愈加凸显出来。北纬40度一线的游牧民族的存在，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进取心，使以往中原文明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混自大的观念无法自圆其说，而不同文明之间的折冲博弈往往大于故步自封的“天下”理念。战国以降攻伐战取“天下”的名臣武将数不胜数，韩信大约是这个理念的最后一个大师，他被腰斩以后，这种英雄人物的谱系就断了根儿。而现在看来，即便韩信再世，恐怕也应付不了“天下”与北纬40度之间崭新的历史冲突。
由卫、霍主导的汉匈之争，几次决定性的战役，如卫青奇袭右贤王之战、霍去病出陇西至祁连山之战以及卫、霍联手的漠北之战，都有此前逐鹿中原夺取“天下”所不具备的特点，即不再困守长城一线做传统的防御战，而是长途出塞穿越大漠戈壁，以同等高超、甚至更加灵活高效的骑兵战术包抄迂回，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唯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纬40度以北的文明学习到太多的东西，比如长途奔袭及其机动性、使用骑兵大兵团作战及其协同性、在战争中解决给养，甚至包括如何了解和使用气候、向导、地形地貌等专业知识等等。这些新颖的历史元素，是中原定居文明所不具备的，起码是非常陌生的。
大战过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中原定居文明北纬40度的生命线是保住了，而游牧文明的补给线，则不得不移向更高纬度的西北方向，这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文明的博弈从来都不仅仅是你情我愿互利互好的，它有自己非常真实的逻辑。关于这一点，现代文明所依赖的契约关系以及对契约的严格遵守，提示着一切文明的底线——在汉匈双方遵循“和亲”约束时，两大文明的和平共处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八
对于卫、霍二人与汉武帝创造的帝国青春成就，司马迁做了如实记述和呈现，但对于他们的私人关系及其个人品质，一直是嘀嘀咕咕啧有烦言的。阅读《史记》了解司马迁的历史观，除了“太史公自序”最为直接以外，《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李将军列传》是重要的参照文本。
人们讨论这一段历史，一向都是“卫霍”并称。除了二人的舅甥关系与军事成就格外耀眼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不肯给这两个人单独立传，却把这份荣誉给了李广。班固的《汉书》也沿袭了司马迁的定例对“卫霍”合传处理。始作俑者，在太史公的偏见。但班固并不认为李广有足资单独立传的成就地位，于是在《汉书》中把苏建与李广合传了。少年时读书总感到《汉书》不如《史记》情感丰富，班固的文学才能远不及太史公。今天这个看法依然成立。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班固在很多见识上都让他成为史学不受文学主观情感干扰的典范。
太史公一再强调卫、霍二人“贵幸”，暗示汉武帝搞裙带关系照顾亲戚，并以此贬低卫霍，以文学抒情提升李广的历史地位。然而，卫霍固然是皇帝亲戚，但如果不是年轻皇帝有非凡勇气与识人之能去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如果不是卫霍有真材实料，中原文明的生命线，很可能提前三百年就从北纬40度退到黄河以南了。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事实是卫、霍出现之前，西汉帝国始终找不到与战争相匹配的统帅。“举贤不避亲”是自古皆然的原则，可惜的是，太史公在此因自己的身世之痛而不愿意记得了。
由于少年经历坎坷，深知人间冷暖，卫青性格一向都是与人为善。太史公也承认卫青“为人仁善退让”，这种退让，甚至到了被李敢挟私报复“殴伤”都不愿声张的程度。但太史公还是下了定义，“以和柔自媚於上”。李敢挟私报复“殴伤”卫青，后来被霍去病冤冤相报一箭射死。这个事件，卫青如果诉诸公堂，李敢以下犯上很可能会受到法律追责，所以“大将军匿讳之”。明明是卫青为了保护李敢而息事宁人，司马迁不但熟知还撰写过蔺相如回避与廉颇冲突的原因，此时却出于身世之感袒护李家厚诬贤良，其历史价值观不能一以贯之竟至如此。李广自杀，太史公说“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卫青立下不世之功且“仁善退让”，挨了部下的打不吭声，太史公冷冷地说“天下未有称也”。令人难解这种代“天下”立论的根据是怎么来的。
霍去病的性格“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与舅舅卫青的谦和宽厚完全不同。因为没有其他社会经历，贵族习气肯定是难免的，太史公因此指责骠骑将军“少而侍中，贵，不省士”，不体恤士兵——这恰好与李广的“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形成鲜明对比。但他明显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汉武帝为他营造了豪华府邸并令他去接收，他拒绝了，并留下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豪言。还有一件事，最可说明霍去病不拘一格敢于创新的性格与卓而不群的军事才能：
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皇帝要亲授孙吴兵法，竟被霍去病拒绝了。他的见解是，大概了解一下方法策略就行，真跟匈奴打仗用不上这些。这段记述包含了特别丰厚的历史内容，甚至包含了骠骑将军之所以无往不胜的秘密。孙吴兵法是上古时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其所针对的主要是战车和步兵列阵攻防，而北纬40度一线的骑兵战法以及长途迂回奔袭等等，作为全新的文明元素，是这类神乎其神的古代兵法根本无从载明的。在这一方面，霍去病堪称历史上第一个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人。他不仅敢于顶撞汉武帝，更敢于质疑那些神话一般的古人兵法，其不问尊卑只问是非的高贵品质与科学态度，超然于众人之上。而那些被视为神话的兵法到后来越讲越玄，从孙子、吴起直到岳武穆兵法，最后进入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中。
事实上，卫、霍舅甥二人是标准的职业军人，对宫廷政治既无经验亦无兴趣。这一点也导致他们在官僚行政体系中虽居高位但其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霍去病早亡，生前只担任过两年的“大司马”，这还是汉武帝为了平衡与抑制卫青一家独大而任命的，并无实际意义。卫青虽然在大司马和帝国统帅这个位置上一直做到去世，但也从不介入朝廷的行政事务。但令人惊愕的是，卫霍二人后来竟然被太史公请进了《佞幸列传》。从《史记》的伟大成就着眼，《佞幸列传》的设置是明显的败笔，其体例、写法都很奇怪。全文只有千把字的篇幅，随便罗列了邓通、李延年几个人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卫青霍去病。给人的感觉，仿佛就是为了专门把卫霍捎带进去才设这一体例。太史公的写作策略是先承认卫、霍“颇用材能自进”，这有点像一个班主任做“差生排行榜”，先把卫霍锁定其中之后，在结尾却又说班长和学习委员很有才很自强不息，这种叙述安排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奇怪的逻辑转折。要之，卫霍作为皇帝亲戚的原罪身份、李广的“不幸”遭遇，以及自己因李陵事件而遭惨祸的身世，在太史公心里始终是解不开的死结。尽管通观“卫霍传”，一个“仁善退让”，一个“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实在看不到有何“佞幸”劣行，然而太史公一定要让卫霍出现在《佞幸列传》中，似乎非如此不能纾解忧愤，实在令人叹息。
九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在历史洪流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否认杰出人物或者英雄人物在历史运动中的关键性作用。如果个人不起作用，长平之战时秦国为何要特意用白起替换了王龁还严防走漏消息？同理，对面的赵国如果不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老将廉颇，也不至于速败。这显然是个人起了关键性作用。一味夸张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很容易无视历史背后的复杂力量，然而我们必须确认的是，至少就军事行动而言，伟大的军事统帅往往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是被无数历史证明过的事实。
新生的西汉帝国，上承秦朝的郡县制，下启多边外交与“丝绸之路”，是中原定居文明形态与国家制度最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点决定了它必须在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大量吸纳异质文明新鲜血液。卫青霍去病的出现，为传统“天下”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至少，卫霍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们使中原文明生命线由北纬40度南迁延缓了四百年——公元317年，西晋在刘渊（匈奴）、石勒（羯）的轮番打击下灭亡，司马氏南渡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北纬40度的恢复，在东晋之后还要再等几百年。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今天，青春的西汉帝国连同它的缔造者与捍卫者，都已经隐入历史烟云阒然无语。但从西安出发，前往河西四郡的道路畅通无阻，络绎不绝的游客商旅西出阳关，苍茫辽阔中心情舒缓而平和，其亲切自由感如见故人。所有这一切，都隐约刻画着少年将军的不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