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
一
关心中国地理和交通出行的人，大概会知道在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为“G6”的这条路。当然，不知道也没关系。G6起点北京，终点拉萨，简称京藏高速。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沿途经过居庸关（八达岭）、张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临河（现在叫巴彦淖尔市）等等，大致走一条直线。然后从临河这里几乎拐了一个直角弯沿黄河南下，经过磴口、乌海等地再向西，离开内蒙古进入宁夏境内。这个走向，正好是因黄河流向而形成的著名的河套地区。
看来非常巧合但并非巧合的是，从起点东经116度的北京到东经107度的临河，这条直线，刚好坐落在北纬40度——41度这一条地理带上面，同样重要亦非巧合的是，这条直线，断断续续连缀着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战国赵北长城”。这里强调“北”的原因，是因为在“北长城”修筑之前，赵国在邯郸南面一线还曾修建过一条“南长城”——据《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不独这一处，其时，楚齐魏等国为了抵御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也都有筑“长城”的举动，这是另外的话题，此处姑置之不论。赵北长城的起点，专治长城研究的学者及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在张家口蔚县、怀安一带，而终点，则在临河西北的高阙塞，位于杭锦后旗和乌拉特后旗之间的偏西地带。
后来的事情我们会知道，北纬40度、长城，以及历史上与这一切有关的人和事，其实都关联到决定命运的伟大时刻。而对于我来说，有时很多事情得不到解释，就不得不去说冥冥之中。这些年来，我对G6非常着迷，从北京到临河的北纬40度上的这条直线，我自驾走了很多次，这条直线上的很多城市——定居点，以及这条线段左右两侧不甚知名的旗镇，我都停留甚至居住过。经常是去了便流连忘返，回来不久又想再去。每次沿着连绵的阴山山脉向西行驶或者停顿，心中充塞已久又无法释放的怀想如约而至。在那些感动或喟叹无处安放的时候摇下车窗，凉爽的风灌进来，挟带着初升朝晖或者苍茫落日掠过面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之类的句子就一遍遍地默念起来，必将会唤醒一个人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文学习惯。就这样经年累月，反反复复乐此不疲，竟使人忘却身在何处，也不去追究所欲何为。
现在想来，那些未明所以的西行，难道就是为了走近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个人吗？
二
是的，我将要说到赵武灵王了。
我们通过阅读历史知道很多故事，也认识了很多人，这是我们的观念养成并据以理解世界的主要知识来源。但无法想象也无法深究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其实并不牢靠，甚至可能一直生活在由各种谬误构成的通说中。近年来坊间特别喜欢鹦鹉学舌胡适老师的一句话，“实在（即世界的客观性。而此语经常被讹传为‘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笔者注）是一个很顺从的女孩子”，这其实是取了他此说玩世不恭的一面而略去了他的严肃性。历史在其被书写和传播中，确实是会欺骗人的，人的成长与认知也总要去经历并澄清一些东西。这个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赵武灵王。说到赵武灵王，用“雄才大略”去形容既不煽情也不过分，但在中国古代帝王谱系中，他从来没有排上重要位置。不用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了，就连在群星璀璨的战国史上，他也算不得特别耀眼的角色。这与他的巨大成就相比很不匹配。至少，在普通读者那里，他远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就历史传播的角度说，他被人提起的机会相当有限。
凡有阅读战国史经历的读者，大略都能知道，数风流人物，顺手拈来即足堪震铄古今者，往往是另外一些人。譬如，显赫到但知其名不闻其主的“战国四公子”，千古绝唱“将相和”之廉颇蔺相如，“风萧萧兮易水寒”之西刺秦王的荆轲，以一言而轻生死重然诺的信义楷模侯嬴朱亥，策划并演出“合纵连横”外交大戏、口吐莲花翻云覆雨的苏秦张仪，还有从未尝过败绩的战神武安君白起，以及“长平之战”的另一位主角——被锁定在只懂得“纸上谈兵”“空谈误国”耻辱柱上的青年将军赵括……等等。与这些了不起的“明星”人物相比，赵武灵王显得有些寂寞。此情形与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比赛颇有类似之处：给观众留下最深最美印象的，往往是那些动作惊艳、帅气俊朗、人气飙高的巨星，他们引发惊叫、欢呼乃至痛苦的眼泪和激越情感，夺走众人的目光，而真正决定比赛走向甚至改变胜负结果的朴素人士，比赛结束后就默默退场了。这也不禁令人想到，历史的真实而沉重的分量，一般来说都敌不过经由修辞装饰后的文学故事的非凡魅惑力。譬如，在《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及人物形象面前，《三国志》不值一提，《隋唐演义》与《说岳全传》之类的故事，在民间传播层面基本取代了唐宋史。而赵武灵王同样不出意外，风头完全被“赵氏孤儿”夺去了。没有观众知道他是谁。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在1903年突然发生了转变，而且转变得极具震撼性，有如一场颠覆性的逆袭。
这一年的年底，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上刊出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赫然醒目叫做《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看上去就像今天那些不折不扣的“标题党”文章，相当耸人听闻。这篇文章首次正面将赵武灵王从历史当中打捞出来推向公众，并且给予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文章题目带有梁任公为文论理一如既往的夸张感和绝对感，不仅越过尧舜禹直接“册封”赵武灵王为黄帝之后秦始皇之前“第一伟人”，而且在文章里面，梁任公动情地说，在秦皇汉武这类有为君主之上，能让我们真正感到自豪的，“惟赵武灵”。应该说这个评价简直是高得不得了，但如果以为事情已经到此结束那你就错了，梁任公是那种真正属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在秒杀了无数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直抵欧洲列强，干脆将赵武灵王比之为俄国彼得大帝、德皇威廉二世一流的强力人物了。
历史跌跌撞撞，里出外进了两千多年，赵武灵王时来运转，总算等到了他的第一位知音，而这份迟到的哀荣是如此的意味深长。
三
说赵武灵王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正统的史学家听了估计要笑话。梁任公文章题目的命名法，藐视了尧舜禹周公孔子，纯属离经叛道之言，对于不偏不倚谓之中庸的中国正统文化表达而言，这是大忌，在学术上也不具有太多的严肃性。但这次却怪不得梁任公如此高调激昂，他那种极为强烈的提出问题定位问题的思路，实在是其来有自。做此文章这年，梁任公刚满30岁，却经受了太多失败与磨难，甲午惨败，朝野震动，公车上书，变法失败，君轻民钝，权丧国辱，他受困于内忧外患亡命天涯，感愤深广之至！如同历遍千年风霜的雕像，他将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那一面。鲁迅曾寄托在“别求新声于异邦”，而梁任公此文，其宗旨不仅古为今用之指向鲜明，而且显示了二十世纪初那股锐意进取不辞狂言的青春激荡气息，与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堪称姐妹篇。拜时代风气所赐，受梁任公文字点睛，赵武灵王的“伟人形象”呼之欲出。
这位被称为“黄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一生干了三件大事，而且其中两件都办成了，彪炳史册惠及后代子孙：“胡服骑射”和修筑赵北长城。然后，还有第三件，他彻底给办砸了，这不仅直接要了他的命，也间接断送了赵国的前程。这事儿在后面会讲到。
赵武灵王（前340年——前295年），名雍。据《史记·赵世家》：“二十四年，肃侯卒”，就是说，他的父亲赵肃侯在位了二十四年，死后传国于他，是为武灵王。此时“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年少丧父被扶上王位，但还干不了大事，为了他能健康成长尽快担当大任，国家给他配置了三个指导教师，三个操行督查，类似于后来的“太子少傅”“太子少保”这些职位。著名的岳飞岳武穆大元帅，当年就做过“太子少保”这个官儿，所以江湖说书的也称他为“岳少保”。推算起来，赵雍是在十五岁左右的年纪继位为武灵王的，至于具体何年听政，《史记》和《战国策》都没有明确记载，但应该不会很晚。从武灵王元年（前326年）到他听政后直至十九年（前307年），他只是先后娶了两个老婆，各生了一个儿子而已，并未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能。其间可记载的有趣的事情，是隔壁秦国的秦武王，愚蠢而任性地与本国大力士比赛“举龙文赤鼎”，不慎压碎了膝盖骨，竟然因此死掉了。此外，基本平淡无奇。
然而，到了公元前307年，在国君位上做了十九年一直都默默无闻的赵武灵王，忽然干出了一件前无古人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要推行“胡服骑射”！
四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北纬40度这条地理带上，赵武灵王修筑了中国最早的北部长城，西端终点至东经107度的高阙塞，我们还知道，这条长城坐落于呼和浩特、包头以北。那么问题来了，都城在邯郸的赵国，是怎样与远在阴山大漠的呼和浩特、包头以及临河扯上关系的呢？在我少年时代读《史记》读到名将李牧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就曾困扰过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就是说，李牧常驻今天张家口蔚县、山西代县一带防御匈奴。小孩子读书只看故事不求甚解，被贵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所吸引，想象他的英武，追慕他的成就，悼惜他的无端屈死，却从未认真想过“赵之北边”与邯郸的关系，也不知道这正是“胡服骑射”的结果。这也难怪吧，无论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头有多么亲切，在那个时代它们与中原文化圈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我想，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战国时代真正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文化乃至文明交流关系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甚至，秦统一天下后对北部边境的认定，也是完全沿袭了赵国北长城一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汉·东汉”卷对此有非常清晰准确的标识。
赵国与中国北部地区的联系，始自晋文公。这其中的缘由，是因为晋文公重臣、执掌晋国国政的赵家先祖赵衰，被晋文公封为原大夫，封邑即今天的原平县，其后赵氏一族尽管在晋公室执政，但其主要力量和活动根据地都在晋国北部。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赵家得到了晋国绝大部分北部地区，是为赵国。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赵——中山》册页，可以看到在原平的东北方，正是代、雁门一带地区构成的赵国边境线——没错，就是那条显赫的地理带北纬40度。这也决定了赵国在北边长期的军事活动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三晋时期赵国的首个都城在太原稍南边的晋阳，其后东迁中牟，前386年才由赵敬侯迁都到邯郸。
也许是因为太有名的缘故吧，人们牢牢地记住了邯郸这个城市，并将其与赵国牢牢捆绑在一起了。“廉蔺将相和”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和解的典范、平原君赵胜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贤名、“长平之战”惨败之后邯郸的恐惧与颤抖，“窃符救赵”之魏公子信陵君等等，太多被广泛传播的历史事件以文学故事的方式强化了邯郸作为赵国首都的影响。与此同时，像代、雁门、李牧、“赵之北边”等等，这些关乎赵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关键词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以至于人们说到赵国只知有邯郸，不知有“北边”。这是绝大的认知盲区，而这个盲区，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北方地区民族之间交往的认知模糊乃至错误。
根据《史记》和《战国策》，从赵武灵王就位元年至十九年间，赵国与秦、韩、魏、齐几个列强邻居互有攻伐，大概就是今天你破我一军，明天我拔你二城，然后两家又忽然和好会盟，再去攻打第三个邻居，印象中都是毫无章法、非常幼稚非常沉闷无聊的循环性游戏。而有关“赵之北边”的事务，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仿佛从未有什么发生过，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就“胡服骑射”的内容看，赵武灵王战略构想之锋芒所向，明显不是或主要不是上面几个列强邻居，而是“胡”——北方游牧部落。按照正常思路，放着几个列强邻居的频繁侵扰不管，而是由国君亲自下令，以国家动员的方式去动“安静无事”的北边的脑筋，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有关“赵之北边”在这十九年中的事务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但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相当严重和危急的，因此才促使赵武灵王做出了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伟大决定。
五
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写得极其精彩。大太监庞总管早就看不惯主张“维新”的民族企业家秦二爷，俩人在茶馆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一段著名的攻心对白。庞太监图穷匕见，对秦二爷发出了赤裸裸的恫吓：“太后下旨，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这往后啊，谁要是敢改祖宗的章程儿，谁就得掉脑袋！”谭嗣同、秦二爷们要面对这种霸气侧漏、杀气腾腾的恐怖主义宣言，与他们相比，赵武灵王要幸运得多，作为一国之君他头顶没有太后，也没人敢威胁他，完全自己说了算，不存在“掉脑袋”的风险。但他的处境，也并不轻松。
“胡服骑射”包含两个内容，“胡服”就是脱掉传统的中原服装，换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衣裳，“骑射”，顾名思义就是骑在马上发射弓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士大夫的传统服装一袭长袍拖在地上。民间服装或许没这么讲究，但打起仗来必然也是多有不便之处，尤其不利于建设一支常备骑兵部队。而游牧民族士兵拥有骑在马上发射弓箭打了就跑的机动性优势，是中原笨重迟缓的战车与步兵根本无法匹敌的。赵武灵王是个英明决断的人，这么明显的好处他肯定是在心里想了很久很久，经过审慎研究思考才决心要学。然而事情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要了传统士大夫的命根子。参考“君子死冠不免”的子路，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社会女子命运，可知改革之难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而这绝非夸大其词。此刻，想让赵国士大夫们脱下长袍换上短打扮，他们不干了：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史记·赵世家》
这是“胡服骑射”的起因，也是在历史记载上首次出现。但是，“群臣皆不欲”——除了楼缓，赵国士大夫们都不赞成。
举凡《史记·赵世家》全文，大部分史实都是一笔带过，唯有在记述“胡服骑射”这个事件时，司马迁不吝篇幅，用笔细腻，人物对话、辩驳入情入理，传神毕肖，真是难得好文章。而赵武灵王此刻不只是一个国君，更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人物”，他的想象力、决断力、辨才无碍与人格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于是肥义侍，王曰：“……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
《史记·赵世家》
看得出来，赵武灵王对于“世人”的议论与反对是忧心忡忡的。上一段的“吾欲胡服”是试探阶段，观看群臣的反应，这一段则是与重臣肥义单独讨论，如何面对“天下”的喧哗。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话很有趣：“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就是说，哪怕全世界都嘲笑我，我也要坚决拿下胡地和中山！这句赌气发狠的没头没脑的话，很像是自言自语和内心剖白，不仅宣示了赵武灵王在这件事情上百折不挠的决心，而且还因此完全印证了他特别属意于西北部边境的战略构想。
但事情仍然不顺利。“于是遂胡服矣”这句话，说的是赵武灵王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了，当然，也会包括如楼缓、肥义等重要支持者，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仅“群臣皆不欲”，赵武灵王自己家里也出了个重量级的反对派公子成。这位公子成不仅是赵武灵王的亲叔叔，在家族当中拥有极高地位，而且可以想见的，他也一定是“群臣”的精神领袖。只要公子成拒绝接受“胡服”，赵武灵王要办成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可能。
我年轻时是个偏向于简单激烈的人，因此把世事看得过于容易，顺便把帝王的权威也绝对化了。总是以为，一个事情的决定和推行，皇上——国君都批准了就该办，而且这次就是君王自己主动要办啊，还能办不成吗？皇上难道不是一个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吗？龙颜震怒：尔等大胆，不怕朕将尔等推出午门斩首并且灭尔九族吗？然而事情真的不是想象得那样简单。往往实际的情形是，如果中层干部全都懒政拖着不办，国君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只有干着急的份儿。更何况他现在面临的还是家长、群臣明目张胆的反对。
由《史记·赵世家》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记录来看，可以肯定太史公对赵武灵王是非常认同且偏爱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笔，给赵武灵王拓展开了一个大展雄图、飞扬驰骋的机会。在记述赵国历史上面，《战国策·赵策》偏多说客们的纵横捭阖高谈阔论，也不乏伪托代入之言，与《史记·赵世家》有不少的出入，但在“胡服骑射”事件上，司马迁几乎完全接受了《战国策》的记述，只是改动了个别地方的几个字。赵武灵王的有理有节不厌其烦及坚定决心，是整个“胡服骑射”事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太史公在这里也以极大的耐心详细描写了赵武灵王的论辩根据及说服过程。在特定的意义上，太史公几乎是在给赵武灵王一个人做“世家”。
公子成拒绝胡服，无视了君王的权威，但赵武灵王并未愠怒，而是派出使节再次致意：“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话说得是相当委婉客气，而公子成对此并不买账，托病不出，只是向使臣强调“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巴拉巴拉一大套义正辞严。使臣回来据实禀报，赵武灵王于是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叔叔得的是什么病了，待我亲自去家里见他老人家。”
“家访”公子成及其后舌战“群臣”，从头到尾，赵武灵王没有处罚任何一个人，没有雷霆万钧之怒，没有强力压迫暴君专制，而是和风细雨，丝丝入扣，完全是一篇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且深谋远虑的策论，限于篇幅不再引述。倒是其中讲了很多金句值得提出来，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等等，颇具哲理警示意义。这个事情以赵武灵王大获全胜而结束：“始出胡服令”，“遂胡服招骑射”。
六
早期中原定居民族的文化“领先”于所谓“胡人”“夷狄”，这是历史形成的。沿着以黄河为主体的河流，中原人民驯化作物学习耕种，建立定居点以至于规模更大的城镇，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并由此确立了程度不同的国家制度及其相应的典章礼仪，创造出文字和多种艺术形式。若以上述条件为前提去看待游牧民族，其差异性自然是相当鲜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非定居的游牧民族就没有自己的制度礼仪和“文化”。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因环境不同而各具其异，但文化与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而互取其“宜”的。这才是赵武灵王下决心“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根本原因。令我们深感惭愧的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与理解上，赵武灵王几乎领先了我们两千年。每读《史记》和《战国策》，当看到反对派们在文化层面做文章，反复聒噪文明礼仪制度规范的绝对性，并以此诟病改革、易服时，其陈词滥调耳熟能详，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又回到了大清王朝。论辩双方，赵武灵王不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驱，也是对文明交流有自觉性的第一人，而公子成以及“群臣”则首次撑起了“华夷之辨”与“体用论”的大旗。他们显然无法知道，在两千年之后，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纠结与处境，将要再次上演。
七
赵国上下君臣一心，“胡服骑射”的改革很快就有了成果。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史记·赵世家》
这段记载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反复出现的“攻中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隔一年一攻，这么频繁的攻击放在谁身上都受不了，而赵武灵王此时俨然成了个穷兵黩武恃强凌弱的狂人。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赵与中山有巨大的恩怨，两国接壤犬牙交错，历史上打过多次，赵国都吃了亏。赵武灵王在说服公子成时曾提到“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当年这个中山国依仗跟齐国的联盟，侵犯赵国，杀伤民众，还引河水围困鄗城（今河北柏乡县），如果不是祖宗在天之灵保佑，鄗差点儿就丢了。这个事件成了赵国君臣的奇耻大辱。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地理位置，即“今中山在我腹心”。中山国位于赵国北部，在今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邢台一带，恰好把赵国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与辽阔的北部区域拦腰截断了，严重阻碍了赵国向北方发展的势头。这可能也是一说到赵国，人们往往只知有邯郸不知有“赵之北边”的原因。总之，在深刻仇恨与“胡服骑射”的强大攻势下，中山国最终被灭了。
第二个，是“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消灭中山，打开了北部边境代、雁门与燕地的通道，赵武灵王兵锋所指一路向西，云中即今呼和浩特、托克托一带，九原则在包头。今天的包头市行政区划仍然设有九原区。请记住几个信息，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对应公元前299年，这一年，正值他39岁壮年。“西至云中、九原”在地理上为赵武灵王修筑赵北长城创造了条件，而从九原到临河高阙塞，大约260公里。据历史考证，赵武灵王修筑北长城约在公元前300年。那么也就是这个时期了。
到此为止，他一生所办的三件事，前两件都大功告成了。对胡服骑射的认知、构想与实施清晰地表明，即便不是梁任公所说的“黄帝以后第一伟人”，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第一位西去的骑手。而修筑长城于北纬40度，漫长的边境线为中原定居民族赢得了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他首次正面肯定了游牧民族的骑兵文化优势，反击了公子成、“群臣”及一切泥古不化、固步自封的空洞学说。虚心学习，锐意进取，堪称文化交融的典范。
但他的故事还没结束。
八
遍数中国帝王，赵武灵王肯定是其中最有趣的人，是想象力爆棚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兼具正剧、悲剧和喜剧感的人。他办的第三件事匪夷所思。
修筑完长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史记·赵世家》）。您没听错，四十岁壮年的赵武灵王宣布退位了，当起了“太上皇”。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用现在的话说，眼珠子掉了一地。
史书记载，赵武灵王一生中有两个女人，各生一子。长子名章，次子就是继位的太子何、后来的赵惠文王。本来赵章先被立为太子，但武灵王非常喜欢小老婆，又改立次子赵何为太子。自古来因宠溺而废长立幼都是自乱统序的祸患根由，赵武灵王几年后真的就死在这俩儿子手上了。此是后话。
对于赵武灵王如此荒唐举措的动机，太史公在记述这段史实时曾给出了明确的解释，非常具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从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以及后世评价中，似乎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太史公的说法。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史记·赵世家》
《史记》这段记载，令我瞠目结舌。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这么好玩的君主，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不记得自己的国君身份，不把什么礼仪制度个人安危当回事儿，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讨论，别说他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说是最后一个伟人我也服气。我甚至以为，跟我一样服气的人，应该很多。
太史公的这段文字，清晰地揭示了赵武灵王“退位”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具有金蝉脱壳意味的惊天谋略：即把以邯郸为中心的国家南部的一般行政事务交给儿子和老臣肥义，让自己脱身出来，穿着胡服率领士大夫猛将群臣和主力部队去西北——想来应该就是云中、九原一带集结活动，其战略动机竟然是一旦机会成熟就从那里南下直捣秦国。他放弃了传统的河西——关东地区这条军事路线而走北路，这是绝顶大胆且出敌不意的天才方案。他空闲了十九年，从开始就放弃经略南部地区，执意胡服骑射、略定北边的前期举措，由此得到了特别合理的解释：他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针对“胡人”，而是有着更大的战略构思。“长平之战”以前的赵国，在军事力量上是唯一能与秦国争天下的国家，彼此都视对方为真正的对手。赵武灵王在那“空闲”的十九年里，可以肯定从未懈怠过。而且，非常可能的是，他试图通过“胡服骑射”建设一支强大的常备骑兵部队，并趁自己年富力强又经验老道，一举解决掉秦国。
不仅如此，一个身为国王的人，化了装当间谍，亲自去熟悉地形，感受未来对手的精神气质。在被人怀疑并赶出去后，立刻策马驱驰一路狂奔，于敌人追上来之前堪堪脱身……所有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禁让我们惊叹，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得出来，也就罢了，还要亲自去干，除了天才的想象力与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绝大勇气胆识，我无需多赞一词。这种事情，五百年后的曹操也干过一次，他与侍从互换了衣冠服饰，交换了身份去见敌手，也被对方发现了蹊跷。但曹操的难度和风险远远不如赵武灵王这一次。咸阳宫殿中，“状甚伟”的主父模样俨然，气度不凡，而坐在对面的秦昭王越看心里越没底：“眼前这个自称使者的人，不大对劲儿啊，一身胡服，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定非善类。来人啊，将此人赶了出去！”我猜测，那时主父的内心一定是仰天狂笑的，他纵身跃马，朝着云中、九原方向一骑绝尘，只留下身后追兵望尘莫及……
应该说事情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赵武灵王的想象力为自己所埋下的杀身之祸，在五年之后终于爆发了。而这一次，不再激动人心也不再具有理想青春气息，相反，那是最为腐朽的中国历史最常见的模式。长子赵章被废，心怀不满发动叛乱，失败后鬼使神差地逃到了主父的宫室。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主父竟然收留了他，共同抵抗赶来镇压叛乱的国家军队。戡乱军队围困了主父的宫室并杀死赵章，又担心事后被主父追责，不敢放他出来。小儿子赵惠文王面对这个尴尬局面一言不发，坐视事态恶化。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雄才大略，果敢坚毅，英姿勃发，具有无限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怀有天下伟大构思的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在吃光了粮食吃树皮、掏鸟窝，直至吃无可吃之后，活活饿死在沙丘宫。这一年是公元前295年，他刚满四十五岁，就这样结束了他不可思议的一生。赵国失去了它最好的领袖，并就此永远失去了历史机会。三十五年后，“长平之战”以赵国被重挫、大秦帝国一统天下胜利奠基而告结束。
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必要时假设一下，却也能打开各种被封闭的可能性，给后来者遗憾或绝望的情感以慰藉。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赵武灵王没有在“沙丘之变”中死于非命，他在“胡服骑射”这条路上继续西进，铁流滚滚，旌旗蔽日，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秦赵大战，在赵武灵王亲自统率下，由九原、云中集结并发动。这一次，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赵国的骑兵部队手里，他们完全不必像廉颇、赵括那样，在极为不利的太行山崎岖的山道防御线上苦苦支撑，窝窝囊囊消耗两年之久，然后四十万人被集体坑杀，而是从北部平坦的云中南下直捣咸阳，纵横千里豪气干云速战速决……当然，这一切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了。
又过了五十年，千古一帝秦始皇东巡归来，居然也病死在沙丘！赵高、李斯秘不发丧，赐死公子扶苏和蒙恬，谋立公子胡亥为二世。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沙丘，接受了两位伟大的人物，也改变了两个帝国的结局。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只能说是命数吧。
九
从包头的九原区向北，沿S211省道行驶十公里后，向东转入包脑线再行驶十多公里，进入石拐区有战国赵北长城遗址。遗址有一座“胡服骑射广场”，不远的山坡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雕像，雕像基座注明，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赵君，赵同学的指导教师是清华美院雕塑系魏小明教授。也许是疏忽了，我没有留意雕像的制作时间。
周边一切静悄悄，偶尔从公路上驶过一两辆汽车，转弯就不见了。想必是经常路过见惯风云，对这一切已不感稀奇。我一个人走上小山头，四周打量，这就是“敕勒川，阴山下”所描述的景象吗？群山无言。而两千三百多年前的赵武灵王，此刻就骑马持箭，昂首向天，孤零零地与他的山河同在。他胯下的坐骑，被塑造得健壮肥硕，似乎有些唐代气韵。
对了，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成功后初试锋芒，西“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后来汉武时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也是得到大宛良马汗血马才罢手的。中原定居民族对于良马的需求，不仅仅出自喜爱，也源于更加实际的用途。无论战马还是平民生计所用之马，都是力量和速度的王者。
G6是最繁忙也最拥堵的高速之一。我启程时从北京一路向西，常见沿途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在道路最外侧缓缓而行，巨大的厢体被设计成上下两层，装载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以国产中低档车居多。而回程向东看见的就都是空车了，那些被卸载下来的小汽车都去了哪里？是否正行进在赵武灵王策马驱驰的路上？引人无限遐思。而西北部地区的人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恰如远古时代对于马的执着，这一点可以从牧民对摩托车的喜爱得到如天机一般的启示。今天，你在草原上已经越来越难见到骑马放牧的传统牧民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墨镜，骑着各种品牌的摩托车，悠悠然跟在自己的牧群后面，情绪饱满，兴味盎然。若路况允许时，偶尔加大油门疾驰一把，骑术非常娴熟。也许，渐渐地，骑马对于他们，已经不再是必须，而更多是一种纪念和仪式了吧。
历史，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不断消失，然后重生。当它换了面容再次与我们相遇时，考验我们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识，还有文明的识见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