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文版前言

生活体验

向中国读者介绍《学做工》中文版新版（2022年版）令我感到荣幸之至。《学做工》的第一版中文版（2013年版）获得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点从它如此高的销售量便可见一斑！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新版则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两篇我的论述文章，它们分别发表于《学做工》出版25周年和40周年。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现在想要通过这篇前言向读者和研究者传递的信息与鼓励，与2013年中文版前言的初衷是一致的。我要传达的简单信息就是：尊重、学习并尽你所能地实践批判性民族志和理论化的方法论技艺。这一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至关重要，当然也与社会现象研究具有广泛的相关性，特别是对中国新兴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研究。鉴于我所了解的来自2013年中文版的读者反响，以及2014—2017年期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经验，我依然要在这篇新前言中补充强调这一点。我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今后阅读和阐释我的书，有助于理解我的实践。

有一天，我在英格兰家中的厨房里听广播，听到一位英超联赛的英国球员辩称，评论员对他的评论忽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的“生活体验”，以及他与主教练和其他队员的关系，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发生了什么？足球运动员突然具有了“自反性”（self-reflexive），并且加入了西方“身份政治”的阵营？我心想，天呐，一个足球运动员一直在上民族志课程！他一直在读我的书！当然，如今在西方社会，求助于经历（experience）、个人经验（personal experience）、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是非常普遍的，并且出现在学术界之外的各种地方。似乎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它是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人秀、名人电视、纪录片以及各种流媒体服务的重要来源——只是品质各不相同。

更重要的是，同样强大的“体验”种子已经成为西方“我也是”（Me Too）、“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以惊人速度兴起的根源。当然，这些运动后来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发展史，也有着不同但又相互重叠的支持者；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绝对在“经历”“个人经验”“生活体验”等方面有着生动鲜活的共通之处：“我被性侵过”，“我无法呼吸”。如果中国也有的话，这些运动或与之相类似的运动将如何发展？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但是，当我坐下来撰写这篇前言、想到这位足球运动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中国读者举一些在出人意料之处唤起生活体验的例子，也许是解释本书所使用的“文化”概念的另一种方式。

翻译的过程会产生诸多语义的流失，或许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更是如此。正如一篇评述本书在中国的反响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最难让中国读者理解的就是西方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多层次，尤其是我的文化概念。[1]当然，我仍然坚持自己在2013年中文版前言中提出的关于“意义创造”（meaning making）和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的所有说法。本版收录的两篇新文章也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我要为那些并未深陷学术争论的人提供一个理解我所说的“文化”概念的更为简单的基本出发点，我要提醒那些沉迷于争论的人或许应该返回的重要起点。我要说：从“生活体验”出发，并始终将其与文化争论和理论关联起来仔细思考。不要仅从争论和理论出发，轻率地采用并接受它们；要用人们的心声证实争论和理论。所以，首要的是感受人们的心声。克制先入之见，询问研究对象，仔细倾听。就本书而言，你对教育、教育机构和教育实践有何体验？你的实际经历是什么？当然，你在本书中所读到的我的提问，也可以拿来在比较的框架下问自己：“根据这种对生活体验的强调，我在学校的经历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这仍然是西方对（虚假的）普世价值假定的另一种输入，它掩盖了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你会告诉我，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但真的不一样吗？很显然，我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讲话，这一点毫无疑问，而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我还能从何种立场上谈起呢？你正在花时间阅读这篇文章，所以请考虑在中国语境下，忽略其他权力、知识来源、主导定义，去提问、倾听和体谅，抱持着开放的心态而非预先的判断去询问一个人“你的体验是什么”，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因此，我在此要强调的是：生活体验是民族志事业首要的且不可或缺的基本形式，也是其他形式的必要条件。“经历”“个人经验”“生活体验”——这是基本出发点，即使它们本身如此简单，但一旦遗漏也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复杂性和混乱。当然，我和我与马茨·特朗德曼共同创办的学术期刊《民族志》（Ethnography）[2]所勾勒出的民族志任务也需要理论，这点在2013年中文版前言和本书的第二部分展露无遗。比照我在本篇前言里所说的话，尽管有时会存在某些矛盾和困难，但这一点是始终应该坚持做到的。禁止只为了理论本身而在遥远的安乐椅上进行的理论讨论！在你沉浸于生活文化的理念和实践之前，不要陷入理论之中。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要禁止理论。举例来说，很明显，我要求你们考虑的绝不仅仅是未经雕琢的经验，这种经验直接来自个体，是完全感官化的、原始的。但是，即使当你试图去理解经验通常如何通过话语和象征手段来表达和形成时，也要始终尝试去体验和感受它的心声，仿佛它就是质朴的。语言对于辨认和标记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征（sexuality）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民间传统和大众形式同样重要。民间传统和大众形式常常调转方向或者自我审视，以揭示塑造它们的权力关系——这是“我也是”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表现逆转的方式。经验的爆发可以重塑话语，以展现和揭示——用本书的术语来说就是“洞察”（penetration）——物质条件和权力关系的必不可少的新方面。而这些物质条件和权力关系正是通过社会结构和强大制度中有关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既定秩序的正统观念发挥作用的。“我无法呼吸”从可怕的身体体验转变为对经济和文化窒息的象征性启示与批判。因此，生活体验必须尽可能保持原始状态，而且同时借由此，形成对文化理解的现有规则的挑战甚至修正。这两者无法分割开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上与同事交谈时，我经常发现他们似乎对当代日常生活文化和“生活体验”几乎没有什么正式的兴趣。当然，我确信过去与现在都存在着某种真实的私人和非正式兴趣。许多学生都写日记或在社交媒体上交流，详细描述当前的教育体验和困难。也有一些已经出版的深刻自传，通过栩栩如生的历史时代和时刻来展现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强烈感受。但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似乎大体上是完全分开的。“私人的”生活体验很少进入正式场合或受到系统关注。更加难得一见的是，私人的生活体验被视为关乎理论资源和发展的分析资料，或是为了迈向批判和挑战而用文化表达与象征意义的眼光加以考察。在习主席的多次讲话中，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孔子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似乎儒家价值观现在正在步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舞台中央。而当我问及当代日常生活文化——学生、从属群体（subordinate）、属下阶层（subaltern）或工人阶级——我得到的通常是茫然的注视，或者是对被各类综艺、选秀节目所支配的空洞的流行音乐和乏味的电视节目的抱怨，或者是对我关于工人和学生的非正式生活文化的极大兴趣的不理解。如果它们真的存在，它们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对中国人来说，当代的日常文化似乎是单薄的、分裂的或无形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也许是某种西方对应该存在之物的投射。有时候，我会得到一份关于工人阶级文化和阶级实践的现成答案，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然后对话便开始了。当时“工业生产单位”的产业工人领导阶层确实在生产现场发展出了与众不同的（现已不复存在的）集体表达文化的独特活动。因此，对很多人而言，过去的日常集体生活是工人们一起玩笑、工作的“美好旧时光”，我的对话者们在鉴定和描述他们今天的集体生活时却常常感到紧张。与其尝试进行定性评价，还不如求助于事实和数字——遵循完全占据优势地位、现成可用的美国实证主义“定量社会学”模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和不可思议的急剧变化面前，使用抽象数据似乎确实成了试图把握整体的唯一办法。但是，用收入、教育参与、教育获得的增长率或统计比较数字——尽管它们好像是“理解”的相关测量指标——来回答“生活方式”“日常文化意义”“生活体验”等方面的问题，仍然令人感到沮丧。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上，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我努力尝试鼓励学生回顾自己的学校教育经历（“生活体验”）——不仅包括他们的受教育经历和师生关系，还包括他们与和自己相似的学生、对自己心存不满的学生的关系体验。无论这项任务多么陌生，我都要求他们写下自己的经历，并把它们作为从文化层面理解学校教育的“数据”来认真对待。我还建议他们把我的书和其他学术著作用作将理论视角聚焦于理解和提升这些数据的透镜。这些著作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我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化和学校教育的著作《中国的现代化》（Being Modern in China）[3]的重要资料来源。现在，我邀请读者停下来思考“经历”，思考有关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学校教育经历的体验。例如，通过对与之相关的更大、更重要的主题进行深化和分析，寻找到他们所特有的社会批判方式——这正是批判现状、探索其他出路的前景甚至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我仍然坚持对于“生活体验”的强调，认为“生活文化”的阴暗面常常导致最终的圈套。正如我在2013年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如果他们（‘家伙们’[4]）的洞察确实是直率和真实的，那么，他们就不会被指责为是那讽刺的社会再生产的狭隘耻辱。”但是，我不希望关于我的论点的必要理论和社会延伸，会导致一种假定的、无处不在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尤其和本前言的强调重点有关——可能会导致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学校中）的生活文化的贬值和进一步隐匿。你可能会说，即使承认“生活文化”的存在，如果它使人一事无成或者导致自我挫败，那么它的重要性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据我所知，中国读者对我的书最常见的反应是将各种反学校生活文化从本质上看作是病态的，并只与教育失败、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结局和职业关联起来。不满的文化和学生只能接受治疗和纠正。即使被赋予了任何生命力或内在意义，目标和结果也只会对任何承诺产生否定或矛盾。

很多次，我遇到一种乐观且特别强烈的信念，或者说是一种说法，即学校教育可以改变和重塑生活，这在中国人中表现得非常具体。人类实践的目标就在于使结果变得更好，这与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文化实践无法达成这一目标，那么它们最终必须被视为仅仅是假象，或者实际上完全被忽视——“那又怎样？”的争论。即使承认“威利斯（就是我）之前”的学者并未将各种文化实践视为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最终它们仍然是自相矛盾、自我抵消的。再说了，即使“威利斯”说了这么多，那又怎样？！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的存在？我的回答依然是民族志式的。这些对我作品的悲观主义或边缘化解读，将整个过程压缩为结果，完全低估了阶段、过程和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一种文化形成过程（cultural formation）所蕴含的希望和潜能不应被简化为其最终的实践结果。事实上，既然支配关系至少从上面看来一直平静地、明显未曾中断地存续着，那么，还原主义的和悲观主义的推论方式就会使所有文化现象无效，除了那些巩固作为自然秩序现状的文化现象。我的论点是，“洞察”有其生命力，就像“经历”有其生命力一样。我相信总有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替代性的知识嵌入其中，生活的文化形式被不断探索，而无论这些生活的文化形式在总体认知中显得多么卑贱或自甘堕落，或是最终达成了与社会再生产的合谋。有理论指出，社会再生产总是通过斗争进行的，而不是被动的社会传递或社会化。再仔细看看社会再生产。总有其他内容在暗示着其他可能的未来。坦率地说，这次可能已经有所不同，又或者也许是下一次会有所不同。生活体验毋庸置疑，而嵌入其中的洞察所包含的社会希望和潜在的社会转变，必须/应该/可以获得承认，就像它们对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再生产的最终贡献一样。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许多中国人相信教育改变生活，改变现实。从官方的、实践的和公众的层面来看，中国的教育实践确实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社会和物质结果，这在普遍的、积极的、历史辩证的意义上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这种将教育视为良性的、积极的力量的信念，正是通过教育体系来推动、表现和再生产自身的。但是，这种信念已经并很可能会受到更进一步的检验。也许只有当文化形式在不同的环境中（首次）敲响关注的钟声的时候，它才能为发展性变化提供方向或选择。总的来说，教育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奇迹，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些在严密的教育等级和严格的选拔标准下长期努力劳动的人们。我目睹了这种专注而残酷的训练——确实是很有特色的教育。但是在我看来，强烈的观念和理论，以及希望传统教育实践将继续产生全面发展和结构转型的社会辩证法，在本篇前言中强调的“生活经验”层面，不会对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产生作用。当然，对于那些成功的高分获得者（我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把他们的道路称为“高考之路”）来说，这种逻辑矛盾将改变现实。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懵懂地“体验”着这种成功，并且为之付出了沉重的文化代价。但是，在经济结构和国家机构中，并没有足够的“空间”，为所有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人提供成功的位置。他们将进入大量排名中低等的大学，进入不确定的未来和职业——其中许多职业在不可避免的“文凭通胀”开始之前并不需要如此之高的学位。对于那些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只有较低水平，并不具备或只有较低职业资质的人来说，就更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位置提供给他们了，因为从前向他们开放的工作岗位现在已经被拥有学历（尽管可能并不高）的毕业生获取了。此外，有明显迹象表现出了代际阶级形成的结晶化。如果没有水平的地理流动、新的流行文化和城市文化转向提供的表面上的变化，那么很多人将会越发清晰地看到他们不会做得“比他们的父母更好”。中国教育的社会希望和价值的有效性最终要接受检验，这不仅要分析“努力墨守成规”的成功和移动的距离为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带来的回报，还要分析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不满和“失败”及其相关反应。什么是接近和理解后者的最佳方法，同时使尊严和人的地位与所涉及的“经验”相一致？哪一种理论方法最适用于失利者、失败者、不满者及其随之而来的文化？于是，文化分析的“自我挫败”可能看起来也并不完全是自我挫败了，甚至可能指出前进的方向，以及承认生活体验和日常文化的重要性，尊重和关注他们自身。更重要的是，这能让我们看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什么。

保罗·威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