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海姆的经验转向
曼海姆的保守主义思想研究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观念:自然科学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别以及那些争夺历史科学领地的最具影响的方法,都在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拥有自己的历史先驱。他对此所作的分析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基于观念的社会历史,第二阶段基于一个形态学阐释,第三阶段是文本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历史结合。
首先,曼海姆试图说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文化类型于18和19世纪在人类经验的精神序列中取得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以保守主义政治观念为中心的世界观是如何取得主导地位的。在解决世界观组织中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冲突时,曼海姆改变了他早先在反思艺术史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理想化色彩的理论,增加了对冲突和结构变化的考虑。对新的意识形态世界的解释,以及对保守主义在其中的地位的解释,强调国家的形成和全面的理性化这种双重过程的效果。保守主义从社会角色(和一些观察者)中的传统主义的心理态度结晶而来,这些人觉得新发展是有害的,却又不能将其忽略或以秘密的、个人的方式对其做出简单反应。意识形态替代了赋予经验世界以意义的传统的和宗教的方法,构成了与新近才理性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相适应的定位方式。根据曼海姆最初的解释,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思考“人与社会”的方法出现的,它重视某些被理性化毁坏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但又通过一个有效性标准为新近才政治化和理性化的世界提供了实践的方向。因此,它显然和它的对手一样也属于新时代。
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第二种刻画,试图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和变化着的表现形式共有的一种内在结构做出说明。曼海姆强调,这样一种“形态学”不得将他自己所谓的“思想的风格”与理论体系或政治纲领中的任一个相混淆。进行结构分析需要一种能适合这种特殊类型客体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保守主义思想对待人类经验的典型的形成(formative)态度,因为它存在于一切详尽的理论阐释之先,根植于具体经验和特殊场合,是一种对时间连续性的特殊感觉。然后在更加理论性的层次上,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构造任何自认为受控于理性化普遍模式的对人类关系的建构,诸如在有关自然法的启蒙主义学说中可以发现的那样。尽管曼海姆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财产与自由的概念作了简要比较,他对保守主义的政治信条的兴趣,远不如对他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风格”所固有的题材要点和思想方法的兴趣浓厚。
在第三个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层次,曼海姆考察了保守主义的发展史,以图对其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和变异做出区分,并从经验上表明在前两个阶段中揭示出的社会学和形态学特征,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类型与运动。在一个导言性的概述中,曼海姆规划了这个发展的八个阶段,但他只详细地写出了两个。在这两个中相比更为完备的那一部分里,他引用尤斯图斯·默泽和亚当·米勒的作品来代表一种保守主义,其关于“财产”的政治观点敌视官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国家,影响了新出现的后启蒙主义知识阶层的浪漫主义思想。第二个历史分析讲的是历史法学的杰出代表萨维尼。他的著作被认为体现着拥有贵族联系的官方由以反对构造普遍准则或普遍权利的那种严正性。曼海姆的分析很巧妙,既没有观念的还原主义,也没有武断的社会学驳难,使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他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著作是其最杰出的成就,是对政治信念的社会学系谱进行经验研究的范式。
曼海姆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法学家,但是他对法律问题的兴趣在这里并不比在其他著作中更大。他更关心对知识的概念和方法的对比,关心理智的战略而不是抽象的逻辑体系化,他认为后者和自然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以及理性化的流行过程的其他方面是一回事。
在曼海姆看来,虽然社会和政治资源以及对这些策略的运用有助于对它们进行详细说明和描述,但在这些方面尚未穷尽其意义。而且这种研究会不断地回到这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尤其是回到它与对他自己时代的理智状况的诠释的关系上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曼海姆在说明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后突然不再写下去了,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如此之多的讨论都涉及尚未写成的关于黑格尔的部分。在曼海姆看来,黑格尔是保守主义立场尤其是其中几个著名派别的代表,马克思的追随者如格奥尔格·卢卡奇就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对它进行了改造。不过曼海姆还是充分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保守主义是自然科学模式在理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理性化在社会知识中的主导地位新近出现的对立面。但是,《保守主义》没有详尽阐述这个更宽泛的涵义。这部著作要求它的读者首先把它看作一项公正的研究,该研究出于把保守主义描述成一种思想结构这个有限的目的而将社会学和形态学的方法统一了起来。
事实上,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是独特的。在其朴素明晰的理论主张中,它把自己描述成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专题产品,一个新的学术专业。在他的其他研究中,还没有一个如此专注地研究来自以往的素材,如此敏锐地处理个别思想家的观念。而且,在导言中谈到方法时,曼海姆用外交技巧来处理当时的方法论大论战,而在别的地方则诉诸论辩的手段。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倾向的话,那就是倾向于一种经验的说明的方法,强调需要新的学科来揭示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提醒人们要反对满足于对各种意思之间的和谐做出解释性说明的倾向。即使曼海姆和他后来的编辑们删节后出版的版本有着特殊的声望,该研究的这些特征还是使许多评论家认为这篇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文章(一部社会学文稿),没有受到他在某些其他著作中被认为是误导人的哲学矫饰的东西的损害。如果缺乏这些特征,他们会批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计划。[5]
奇怪的是,曼海姆在其学术发展的这个阶段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以《早期保守主义》为名于1925年12月递交到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当时正值他的创作多产期,他完成并发表了《历史主义》[6]和《知识社会学问题》这样重要的论文,并于1924年写成《文化及其可知性的社会学理论(联合性思想和交互性思想)》。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经验的解释性追问都从属于对哲学史的大跨度探索。并且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曼海姆都推崇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7],在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黑格尔式解读中他为自己的学术进程找到了重要方向。虽然曼海姆从来没有接受卢卡奇的共产主义政治教义,也没有接受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阶级斗争顶点的马克思主义蓝图,但他还是对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深感兴趣:卢卡奇认为理论化是对社会世界进行实践干预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在一个复杂总体中揭示阻碍社会发展的物化的基础和功能,就能消灭这些物化,有助于构建注定要推动进一步发展的社会角色,从而对下一个步骤起促进作用。在曼海姆看来,对这些被集体中的社会演员认作社会知识的理解进行社会学解释属于这个阶级的理论行动,会导致对卢卡奇意义上的历史总体性的理论理解。然而,一部试图不偏不倚地研究19世纪前半期德国保守主义的专著符合这样一种计划吗?
正如曼海姆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所构想的那样,对观念进行“不带价值取向”的研究,似乎总是会放弃隐含在这种“历史主义”之中的批判意义,因此,对社会知识进行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解释本身。如果最终现实是通过历史哲学理解的,如果对知识进行社会学解读能够使我们明确它们与那种历史现实的具体联系,解释它们的理解的范围和局限,那么,批判性判断就是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哲学对在这样的评价中使用的逻辑进行阐述时可以有一些用武之地,但是,不存在它得以操作的独立的有效性领域,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明显的独立的评价过程。在《保守主义》中,曼海姆回到了他1917年用匈牙利文撰写却用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8]和1921年撰写的《论文化社会学知识的特征》[9]的立场上来。他在那儿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说明任何文化实体的社会起源都不能从逻辑上引申出有关其有效性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必须符合文化产品本身的条件。曼海姆在写作《保守主义》的那几年完全放弃了他较早时期的观点,这种彻底性也反映在一个术语的改变上,这个改变是他1926年在对自己1921年写的有关方法论的研究的一部分加以整理以供发表时做出的。在原来的文章中,这部分名为“内在论解释和发生论解释”,揭示的是马克思有关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0]之间关系的表述中的发生论上的悖谬,而在后来的文章中,这部分更名为“知识现象的意识形态解释和社会学解释”[11],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时颇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义。尽管这个文本中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但这种改变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一定要参考他在同一时期准备的一部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宣称对它正在解释的思想的评价问题要留给另一篇不同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