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撰写这本书的时间很漫长。1988年年底，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土著文化的流通有话要讲。当时，我刚结束一段田野工作，正在参加亚洲协会举办的“梦境：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展览。唐·布仁尼斯（Don Brenneis）邀请我在1989年文化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做报告，这促使我将讨论平图琵人（Pintupi）如何与西方普遍化话语打交道的更广泛计划，改写成了一篇一百多页的论文。之后我又将它逐渐缩减到一篇发言稿的长度，并成了相关研究计划和本书的雏形。
这是一本充满热爱的书，也是一本充满离别的书。我所写的很多人都已去世。通过本书及其研究，我能够重新唤起他们的遗产和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这个过程让我与我的平图琵朋友们保持着“共有身份”（我在更早的著作中写过），并部分弥补了我的遗憾。
就像很多文化作品一样，这本书有着很多机缘巧合与历史际遇。它们促使我在远离那些偏远社群的日常生活中构建了我称之为“跨文化空间”（intercultural space）的关注中心。如果不是我女儿的出生和她的医疗状况对我海外旅行施加的限制，或许我不会如此坚定地进行这个项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本书的存在都应归功于费耶·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她鼓励我写下我所知道的，并接受当下的价值。她对人们如何创造文化的兴趣和洞见激励了我尝试新的东西。和费耶一起工作和生活深刻地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感谢费耶和我们的女儿萨曼莎（Samantha），否则这一切绝无可能。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数不胜数。首先，我要感谢平图琵画家，他们欢迎我进入他们的绘画营地并充满信任地分享了他们的故事、记忆和图像。在帮过我的人中，我尤其要感谢肖蒂·伦卡塔·琼古拉里（Shorty Lungkarta Tjungurrayi）、弗雷迪·韦斯特·塔卡马拉（Freddy West Tjakamarra）、亚雅塔里·塔卡马拉（Yanyatjarri Tjakamarra）、查理·塔鲁鲁·琼古拉里（Charley Tjaruru Tjungurrayi）和乌塔·乌塔·坦加拉（Wuta Wuta Tjangala）的友谊和帮助。尽管他们现在都已去世，我希望我可以将他们的信息传得更远。
我也要感谢艺术协调员，他们在过去这些年中与我分享知识、故事、食物和丛林中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专注于土著艺术的发展。彼得·范宁（Peter Fannin）、迪克·金伯（Dick Kimber）、约翰·基恩（John Kean）、安德鲁·克罗克（Andrew Crocker）、达芙妮·威廉姆斯（Daphne Williams）、费利西蒂·赖特（Felicity Wright）、克里斯蒂娜·伦纳德（Christine Lennard）和保罗·斯威尼（Paul Sweeney）既是朋友和赞助人，也是信息提供者。特别感谢迪克和达芙妮，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轶事、幽默和他们对澳大利亚中部人民的知识。在此过程中，艾丽斯泉（Alice Springs）变成了现在的“全球性”景点。
其他参与创造土著艺术的人同样非常慷慨。特别感谢澳大利亚的安东尼·沃利斯（Anthony Wallis）和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纽约的安德鲁·佩卡里克（Andrew Pekarik），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帮助，还对我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回答。很多土著艺术界的参与者也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安东尼·伯克（Anthony Burke）、玛格丽特·卡内基（Margaret Carnegie）、罗德尼·古奇（Rodney Gooch）、克里斯托弗·霍奇斯（Christopher Hodges）、加布里埃尔·皮兹（Gabrielle Pizzi）和罗斯林·普雷蒙特（Roslyn Premont）。
我同样受惠于一个特别的学者群体，我和他们一起分享研究和写作生活。弗朗索瓦丝·杜萨尔（Françoise Dussart）、彼得·萨顿（Peter Sutton）和克里斯托弗·安德森（Christopher Anderson）慷慨地邀请我参与了亚洲协会展览，并为我后续关于土著艺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弗朗索瓦丝和彼得阅读了这份手稿的部分章节，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我尤其感谢弗朗索瓦丝，她亲切地邀请我研究法国的土著艺术展览，她对土著绘画的高超理解让我受益颇多。尼古拉斯·彼得森（Nicolas Peterson）和乔恩·阿特曼（Jon Altman）分别帮助我了解了土著艺术和手工艺行业的历史，我感谢他们鼓励我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原本也可以自己来做）。杰里米·贝克特（Jeremy Beckett）和安妮特·汉密尔顿（Annette Hamilton）是带领我通向近三十年来的澳大利亚土著性（indigeneity）问题的向导，给我提供了研究的平台。对他们的友谊和关照，我一直心存感激。就查找澳大利亚议会档案而言，迈克·尼布利特（Mike Niblett）所提供的研究协助是无价的。感谢维维安·约翰逊（Vivien Johnson）阅读这部书的初稿并提出了颇有帮助的建议。感谢托比·米勒（Toby Miller）和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对澳大利亚政治文化和艺术的奥秘所提供的指导。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在其中，我形成了本书的很多基本观念。也感谢他对本书手稿细致入微的阅读。最终，我要感谢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他投入巨大精力不止一次地阅读本书手稿，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编辑建议。对我转入他所领衔的研究领域，霍华德提供的支持无可比拟、慷慨大方。
在过去这些年，与我的朋友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一直以来的对话对本书的思路至关重要。这始于我们一起合编的《文化交流》（The Traffic in Culture），并延伸到当代人类学应该研究何种主体和何种地方这个问题。与他的对话鼓励我设想，这本书可以提供给未来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作为多点（multisited）民族志的一个案例，它还以一种不断革新的方式追踪了将人类学家、他们的学科和他们的对象带到一起的“复杂性”。
2000年，我的朋友波比·韦斯特（Bobby West）本来应该可以与我一起在悉尼看到他父亲的绘画，以及他一些年纪更大的亲戚的绘画获得国家认可。这是一个变化的标志：我们的领域改变了，土著人的世界也改变了。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认识平图琵人是我巨大的幸运。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太多，列举不尽。他们给了我从其他人那里学习的机会，就像画家们（通过他们的绘画和其他项目）一样参与进澳大利亚土著活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比如参加悉尼的展览，该展览由赫蒂·帕金斯（Hetti Perkins）策展，她自己的父亲曾被强行带离其土著家庭并接受教育。赫蒂邀请我参与庆祝帕普尼亚·图拉（Papunya Tula）绘画的项目，她对我关于他们展览编目的论文的修改建议让我意识到了土著文化的未来，以及超越玛西娅·兰顿（Marcia Langton）所谓澳大利亚“文化战争”的积极前景。这些新的联合代表了澳大利亚土著人民的未来，而西部沙漠的丙烯画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我深切地期望这本书将会成为他们历史的一部分，将会成为澳大利亚土著希望拥有的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给予了我如此之多，我希望对他们而言，这会成为一件值得等待如此之久的礼物。
为此我要感谢琼·奥唐纳（Joan O'Donnell）付出的艰辛努力，她帮助这部书稿成形。感谢梅格·麦克拉根（Meg McLagan）和玛吉·菲什曼（Maggie Fishman），他们帮忙转录了访谈。感谢杰西卡·温加（Jessica Winegar），她提供了编辑上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