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沙漠到海洋

李希霍芬首创的“丝绸之路”一词，让人遐想古希腊以来有关“赛里斯（Seres）”——“丝绸之国”的东方传闻，因此给人以新奇而梦幻、刺激而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经由其弟子赫尔曼（A lbert Herrm ann）、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进一步阐发，后被国际学界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古代以来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关键词。

原先只是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的“丝绸之路”，在后人的阐发与演绎之下，成为四通八达的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之象征。然而，立足于“丝绸”这个关键词，大而言之，可分为“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

有关“海上丝路”的起源，仍然可以追溯到李希霍芬，据说他在一张地图上提到过“海上丝绸之路”(8)，但没有涉及具体内容。在此之后，被誉为“欧洲汉学研究泰斗、法国敦煌学先驱”的爱德华·沙畹（Emm anuel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广泛收集中国文献资料并参引西方人的记载编撰了《西突厥史料》（1903），他在书中具体提道：“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

无论是李希霍芬还是沙畹，他们所指的“海上丝路”，均限定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没有涉及东亚各国的海上航路。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M isug i Takatosi）出版《追寻海上丝绸之路》(9)，有人因此推举他为现代“海上丝路”的倡导者；然而该书有个副标题“东西陶瓷交涉史”，所以书名虽然冠以“丝绸之路”，其实内容叙述的是“陶器之路”，这与作者本身是陶器专家有关。1982年，三杉隆敏与藤本胜次、山田宪太郎合著《海上丝绸之路》(10)，副标题为“丝绸、香料、陶瓷器”，虽然涉及了“丝绸”，但相当大的篇幅是讲“香料之路”与“陶瓷之路”的。

在日本学者的《海上丝绸之路》问世之际，北京大学东方系教授陈炎也发表了题为《略论海上丝绸之路》(11)的学术论文，此后陆续撰写系列论文，并于1996年汇编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该书收录论文共计18篇，内容涵盖南海丝绸之路与东海丝绸之路，标志着“海上丝路”学术概念的定型。

1987年至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实施“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10年规划，重点考察东西方海路交通，自此“丝绸之路”跨洋过海、翻山越岭，成为人类史上“最长、最古、最高”的文化交流之路。

中国丝绸东传的确切时间，因年代久远而不可考，但大致推测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引发了一个移民高潮，向东迁徙的中原民族，必定将水稻种植、金属器具、蚕桑技术等传播开去。箕子东行、徐福东渡等传说，或许传递了丝绸东传的记忆片段。

《太平御览》引《外国记》云：“周详泛海，落纻屿，上多纻，有三千余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后，风俗似吴人。”所谓“纻”，是麻的一种，可以用来织布，“纻屿”便是生产纻或者麻布的岛屿。这使我们联想到《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说亶洲人是徐福后裔，“时有至会稽货布”。

《三国志·吴书》“黄龙二年（230）条”载：“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纻屿、夷洲、亶洲或虚或实，真实面貌扑朔迷离，但后世一般推定为日本列岛，如元人吴莱《论倭》就认为，散布朝鲜、日本周围的夷洲人、纻屿人皆为“倭种”：“海东之地，为国无虑百数。北起拘耶韩，南至耶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纻屿人，莫非倭种，度皆与会稽临海相望。”

在中国历史上，周武王灭殷商之后，商朝末代国王纣的叔父箕子，率领5000位商朝遗民至朝鲜半岛避乱，联合土著居民建立“后朝鲜侯国”，并得到周王朝的认可，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携众东迁，带去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与生产技术，成为传播丝绸的先行者。

中国方面的文献，如《汉书·地理志》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又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说：“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仪田蚕，又制八条之教。”这里的“田蚕”“织作”，说明箕子带去了蚕桑与织造技术。

朝鲜方面的文献，如徐居正《东国通鉴·外纪·箕子朝鲜》云：“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再如《东史纲目》说:“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其民……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上面提到的“百工”，是世间各种工匠技艺的统称，自然应该包括“田蚕”“织作”的工匠。

战国末年至秦汉之交，不断有齐人、燕人流入朝鲜。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众千余人来到朝鲜，受到朝鲜王箕准的优待，负责守卫西部边境。卫满利用西部边境与中国接壤的条件，大量招募汉族移民，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前194年，羽翼已丰的卫满，反客为主攻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史称“卫氏朝鲜”。

卫氏朝鲜传至第三代右渠王时，显露与汉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出两路大军兴师问罪，次年攻陷王险城，卫氏朝鲜灭亡。汉武帝在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纳入汉王朝版图。

从箕子朝鲜，到卫氏朝鲜，再到汉置四郡，朝鲜半岛北部一直由汉人统治，中原的蚕桑技术与丝绸工艺也随之源源不断地传入。在此期间，当地的韩人在一波又一波汉族移民的推压下，逐渐向东迁徙至朝鲜半岛的南部，在那里形成马韩、辰韩、弁辰三国。箕子朝鲜的末代国王箕准，被卫满率军攻破王险城之后，也是一路南下逃到了马韩地区。所以即使在朝鲜南部的三韩之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后汉书·东夷列传》载：“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弁辰……晓蚕桑，作缣布。”至于辰韩，他们自称是“秦之亡人”，中国影响之深就更不用说了。

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箕子的朝鲜之行将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及其产品自东北传到朝鲜半岛”；箕子是“浮海去朝鲜”，再通过“海上丝路”，将丝绸传往日本。(12)

具体而言，起自中原地区的丝绸之路，先是通过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置四郡延伸至朝鲜半岛北部的汉人统治区；然后，次第南下渗透到半岛南部的韩人地区，那里是汉人、韩人、倭人杂居之地，又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因此丝绸之路穿越对马海峡而延伸至日本，应该没有任何疑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情况。

秦始皇时期，徐福渡海求仙药，欧阳修《日本刀歌》云：“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这首诗也提到徐福东渡时有身怀各种技艺的“百工”随行，而在相关民俗资料及野史传说中，涉及丝绸东传的故事甚多。

日本江户时代地理学家近藤富藏（1805—1887）于文政九年（1826）因斗殴伤人事件获罪，被流放到伊豆群岛最南端的八丈岛（今属东京都），遂潜心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通过收集文献资料、开展田野调查、记录民间传闻，编撰了皇皇72卷的《八丈实记》。这部手稿于明治二十年（1887）被东京府购入，学术界公认是“研究八丈岛历史的必读书”。该书关于徐福东渡，有如下记载：

中国秦始皇时代，方术士徐福……来到冲之岛，开垦土地，发展事业，男子从事渔业，女子养蚕，子孙繁衍至三千余户。

此外据《八丈岛志》《青岛岛史》等相关文献记载，日本孝灵天皇七十二年（前219），徐福受秦始皇派遣至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仙药。徐福一行最先抵达纪州熊野，派遣童男童女乘船四处寻找仙药。途中乘坐童女的船漂到八丈岛，乘坐童男的船漂到附近的青岛，从此八丈岛叫“护女岛”或“女岛”，青岛叫“童男岛”或“男岛”。

日本九州佐贺县一带有多处与徐福相关的遗存，如县东南部诸富町的“浮盃津”，传说是徐福随浮杯登岸之处，建有“徐福上陆地”纪念碑；市北的金立山上建有金立神社，祭祀被奉为农耕、蚕桑与医药之神的徐福。当地至今还有一个“千布村”，据说徐福船队靠岸处是一大片沼泽地，行走非常困难，于是徐福将带来的布帛铺在地上前行，抵达他们信以为是蓬莱的金立山麓时，足足用了1000匹布帛，于是他们聚居之地便被称作“千布村”。

日本各地有关徐福的传说甚多，而且大多与养蚕、丝绸、织布等有关。箕子东行与徐福东渡的诸多传说，虽然不能全部视为信史，但至少折射出早在周秦时期，中国的丝绸产品与蚕桑技术开始向东传播，形成一条东亚的“海上丝路”，这不仅有考古资料可以印证，而且在文献资料中也能找到大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