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叶挺将军赠枪，彭雪枫推心置腹寄厚望

客船顺江而下，江汉平原满目锦绣。

船靠汉口码头，谭友林上岸后没有马上离开。他回头眺望，仿佛沙市码头惜别的情景还在眼前，邱云的秀发还在他脸上轻拂。

凝目远眺的谭友林，忽然听到身后一阵阵啜泣声，回头一看，两位年轻女性泪水涟涟，正在向离岸的客轮挥手。触景生情，谭友林也有了些许伤感，一种他还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伤感。这也难怪，邱云热吻的余温还未消退，两人却要断然分离，这种心痛的感觉是短时间无法排遣的。谭友林下意识地掏出怀表看了一会儿，这才离开码头，坐车去日租界中街找八路军办事处。

走进八路军办事处，谭友林立时有了回家的感觉。他从董必武主任办公室报到出来，正好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诧异地询问：“谭友林，你怎么在这儿？你的伤治好了吗？”说完让谭友林先到他办公室坐一会儿，他马上就回来。

谭友林坐在周副主席办公室，心情很不平静。周副主席只见过谭友林两面，却仍惦记着他的伤情，谭友林心底涌起一阵热流。

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二楼。谭友林刚坐下，就听到周恩来边走边说话的声音。

同周恩来一起进来的人中等个头，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唇上的胡子短而密，颇有朝阳大学教授的风度。

周恩来向谭友林介绍说：“这是李克农同志，我们一块听听鄂西的情况。”李克农在党内名声很大，谭友林虽是第一次同他见面，李克农也没有一句客套话。握手之后，谭友林便把奉李富春之命，到洪湖苏区秘密甄别党员、恢复党组织的情况和鄂西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简要汇报。

周恩来听完汇报，充分肯定了谭友林的工作，接着说：“鄂西特委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你是江陵人，身份又暴露了，就不要回去了，先住下来协助克农同志。现在，武汉大战箭在弦上，形势十分严峻，要抓紧做好坚持敌后斗争的准备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他让秘书处的同志向谭友林介绍武汉周边的敌我态势，特别讲了田家镇要塞的地位和作用。谭友林估计，他下一步的工作可能同武汉保卫战有关系。

过了几天，李克农告诉谭友林，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派谭友林以国民革命军中校团副的名义，到田家镇国民党要塞司令部警卫营当营长。一旦武汉失守，把这个营拉到外线打游击。要塞司令蒋必是德国留学生，与李克农旧谊有积。谭友林带着李克农的亲笔举荐信面见蒋必，估计蒋必不会拒绝。

田家镇地处长江北岸，是溯江入鄂之门户，周围群山隔江耸立，互为掎角，最窄处的江面仅有里许之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谭友林赶到要塞，蒋必称病不见，安排谭友林等候上司委任。要塞司令部还在谭友林住处安了一个哨兵，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蒋必让谭友林吃闭门羹并不奇怪。田家镇要塞是国民党江防工程的核心阵地，大战在即，焉能让外人轻易领兵？何况警卫营是蒋必的嫡系，营长大权旁落，岂不是让他人酣睡于卧榻之侧？

谭友林的判断没有错，但他不想无功而返，便利用等待委任的机会，和警卫营的官兵交朋攀友，称兄道弟，在走走看看中，把要塞的地形、阵地、工事、兵力和主要武器装备基本弄清了。之后，瞅空子回到武汉。

谭友林找李克农汇报工作，李克农外出未归，恰巧又碰到周恩来。周副主席简要询问了田家镇要塞的情况后说：“国民党在长江两岸陈兵百万，拉一个警卫营出来影响不大，万一出点意外，还会影响统战大局。”周副主席看着谭友林继续说，“我看你还是到前线去，到日军后方去，拉起队伍打游击战，让日军腹背受敌，为正面战场创造制胜条件。现在河南吴芝圃在豫东带领青年学生和当地农民打游击，正需要懂军事的领导干部，你去那里比较合适。”

一听说上前线，谭友林高兴地从沙发弹了起来：“请周副主席放心，我马上就去豫东！”

周恩来听了谭友林的回答，满意地点点头说：“好，我会通知参谋处安排的。”

这是周恩来第四次见到谭友林，他的印象一次比一次深刻。从谭友林身上，周恩来看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阳光心态和大局观念。

谭友林高兴得难以自已。他为即将奔赴抗日前线而高兴，为能领兵打仗而高兴。谭友林几次路过武汉，都无暇顾及江城的景致，这天下午，他第一次登上千古名楼——黄鹤楼。

望着远处的滔滔江流，眼前的丝丝细雨，街上的匆匆行人，谭友林的心情反倒沉重起来。他担心江城武汉重蹈南京陷落的覆辙。

谭友林环视周遭，无心赏景，匆忙下楼去找书店，准备买些地图带往前线。作为一个指挥员，枪支、地图和望远镜是必备之物。长征途中，因为没有像样的地图，红军曾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找了好几家书店，都说地图脱销，让谭友林过几天来看看。

去河南之前，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找谭友林谈话，询问他在鄂西开展工作的情况，告诉他彭雪枫过几天要来武汉，让谭友林和彭雪枫结伴到河南去。还交代谭友林，去河南之前，可先帮参谋处接待全国各地来武汉的青年学生。

叶剑英在保安红军学校时就认识谭友林，对这个性格开朗、少年老成的师政委颇有好感。谭友林吊着右臂、用左手写笔记的刻苦精神，让叶剑英记忆犹新。

在八路军办事处这几天，谭友林脑子里一直悬着一个大问号：为什么让王明在长江局当书记，让周副主席当副书记？王明的“左”倾错误，把苏区变成共产党的地狱，使不计其数的同志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刀下，逼得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他怎么能在这里当长江局的书记呢？他应该蹲在延安监狱的窑洞中。

谭友林几次想问周副主席，一直找不到机会，现在工作去向已经明确，便脱口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他向叶剑英报告，带着这个问题去河南，心里像装了一块石头。

谭友林还不清楚，党中央到达延安后，抗日救亡是头等大事，王明、张国焘等人的错误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刚刚形成，蒋介石又对王明抱有好感，中央从大局出发，形成了目前的人事安排，但长江局的方向还是党中央把握的，主要工作也是周副主席掌控的。谭友林的担心解除了，对即将面临的挑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夏天的江城，街头行人大汗淋漓，只有到了晚上，水面飘过来的江风才有几丝凉意。

谭友林站在灯火璀璨的汉口码头，顶着天上的月光，望着江上的灯光，听着从沙市过来的乘客议论，仿佛钱瑛大姐，邱云、王天顺等几个同学，就在乘客中间。这是他第二次来码头徜徉，滚滚长江东流水并没把他的离愁别绪带走。

谭友林还在回忆沙市船头的别“梦”。他总觉得邱云那对清澈的明眸中，闪烁着生离死别的神情，隐含着欲言又止的心语。她想说什么呢？难道照片、短信和怀表就是爱情的信物吗？谭友林没有爱情经历，他没有问，也来不及问，他相信总有一天邱云会把这一切告诉他的。可是“这一天”却成了谭友林终生隐匿的遗憾。

返回八路军办事处，院子里明月泻银，樟树下人影绰绰，谭友林没有睡意，他的思绪从沙市绕回江陵。他想母亲，想妹妹，他担心这次别后还会不会再见到母亲和妹妹。

谭友林提笔给母亲写信。他在信中告诉母亲，自己因事匆匆离开，来不及回家辞行，希望母亲保重身体，嘱咐妹妹照顾好母亲。谭友林知道母亲和妹妹都不识字，把信寄给同学王世荣，请他代转代读。

母亲才40出头，已经双鬓挂白，满头华发。谭友林凄然地眺望窗外，他知道这次离开后，谭家巷村头的小山包上，每天都会留下母亲和妹妹的脚印。

谭友林做好了随时北上河南，同吴芝圃携手并肩，开展敌后武装抗日的思想准备。

利用出发前的时间，谭友林打算仔细阅读河南、安徽、湖北三省地图，使自己对鄂豫皖接合部的地形地貌心中有数。

看图背图，熟悉作战地域的山水路桥、城镇乡村，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谭友林在洪湖军政学校就听教员讲过地形课，在保安红大学习时，他把很多时间花在识图用图上。因为买不到三省地图，全国地图也早已脱销，谭友林只能去八路军办事处参谋处看图背图。

一天晚饭前，谭友林从参谋处出来，正巧碰上八路军总部少将高参彭雪枫。彭雪枫是年初被派到豫东开辟根据地的，这次专程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任务是向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汇报工作，还想趁机会要武器要干部，尽快发展壮大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彭雪枫和谭友林是保安红大的同学，虽交往不多，但彭雪枫知道谭友林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器重的爱将，是长征中为数不多的几个20岁左右的师长、政委之一，两人几年不见，交谈得十分投机。交谈中得知谭友林要去豫东找吴芝圃，彭雪枫大喜过望，晚饭时报告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他已联系上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游击队第三队，建议谭友林先去新四军确山竹沟镇留守处，那里正在培训战斗骨干和青年学生，更需要谭友林这样的领导干部。

经长江局研究，同意谭友林先到新四军后方留守处，而后再视情况分配工作。

临行前，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把谭友林和彭雪枫找去，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要求。

周副主席说：“豫东将是我们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在豫皖苏边区抗日，要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雪枫同志年初去后，工作很有成绩，要继续巩固基础，争取更快更大的发展。武汉下一步能不能保住还不好说，你们要注意和党中央、中原局保持联系。”周副主席全局在胸、谋事在先的严谨思维，在谭友林脑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叶参谋长接着说：“徐州、开封失守，国民党30万大军全线撤退，黄河大堤决口，千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一些兵痞和离乡背井的流民落草为寇，杂七杂八的兵匪武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们要抓住机会，歼灭小股死心塌地的顽伪武装，分化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收编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游击武装，尽快形成一支我党领导的独立抗日武装力量。”谭友林和彭雪枫异口同声地表示：“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7月的武汉，赤日炎炎，民心激越，大街小巷里“誓与武汉共存亡”的标语、口号，醒目、盈耳。救亡图存的雷鸣电闪，激励从四面八方聚集武汉的爱国民众，时刻准备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

第二天就要离开江城，谭友林仍然为给不给邱云写信而犹豫。不写吧，总觉得于情不忍，于理不通；写吧，自己身为党员干部，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谭友林问自己：“这算不算儿女情长的资产阶级思想呢？”思之再三，谭友林还是被“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开窍了。应当写。不要说现在，就是在长征路上，不是也有男女同志谈恋爱嘛。

谭友林展开信纸，刚要下笔，又被抬头的称谓难住了。称什么？“同学”——太生分。“学友”——也不亲切。“同志”——容易暴露身份。思来想去，谭友林决定用“亲爱的邱云”开头，这样既不生分，也不会让外人看出破绽。

万事开头难。迈过心坎，谭友林情不自禁地写道：“码头一别，似在眼前。我会牢记你的话：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抗战胜利后，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把你找到！”

写完后，谭友林仍觉得意犹未尽。他瞅着落款上自己的名字，转身拿出刮脸刀，拇指朝刀片上一按，一滴血渗了出来。谭友林把血在指端抹匀，重重地朝名字按下，指纹上的鲜血代替了书案上的印泥。

谭友林不知道，这个血染的指纹不只是按在纸上，而是按在了邱云的心上。它注定了邱云一生的守望。

谭友林、彭雪枫热血沸腾，在遍地燃烧的抗日怒火中，夜以继日地赶往豫东确山竹沟镇。

竹沟镇位于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处，周围群山环抱，林木葱郁，虽然只有1000多人口，但因东临平汉铁路，西望中原大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红军长征以后，竹沟镇一带的桐柏山区，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新四军东进前，在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即设在这里。

彭雪枫是位深谋远虑的军事家，在竹沟镇开办军政教导大队，就是为了给下一步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培养骨干。

谭友林到竹沟镇时，教导大队第一期刚刚毕业。大队长方中铎知道新任党总支书记兼政治教导员谭友林，长征时就是师政委，不仅职务高，年纪轻，而且性子直，能打仗，感到压力很大，担心一个团级单位安个师政委和他搭档，可能不好开展工作，想找借口离开教导大队，去部队带兵打仗。

谭友林看破了大队长的心思，几次交谈都表示，要和方中铎齐心协力，把第二期学员培训好。为了解除大队长的顾虑，谭友林还请彭雪枫做工作，说服方中铎一定要留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彭雪枫把方中铎和谭友林找到一起说：“方中铎同志要解除压力，谭有林同志要改个名字。只改一个字，把‘有林’的‘有’字改为友好的‘友’字。友好的友，朋友的友，再加上一个林字，战友如林、朋友如林啊！”谭友林对彭雪枫的一字之改心领神会，方中铎的顾虑也打消了。

第二期教导队有男女学员200多人，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奔赴各地抗日根据地，一部分成为后来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骨干力量。

1938年8月，日军沿长江南岸出击武汉，武汉保卫战打响。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指示河南省委：“应将工作重心转向豫东，创造豫皖苏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形成呼应态势，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河南省委研究认为，创造豫皖苏边区新局面，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彭雪枫、张震、谭友林等人长夜分析，组建新部队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应不失时机地搭起架子，在游击作战中扩充队伍，完善机构。

1938年9月29日，387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成立。10月1日，支队指战员在竹沟镇东门外举行东征誓师大会，彭雪枫发表简短讲话，分析抗日战争形势，明确支队任务，提出“开展豫东游击战争，收复中原大好河山，为建立抗日政权而斗争”的任务。之后，彭雪枫、张震、谭友林和全体官兵宣誓。简短有力、鼓舞人心的誓词，如同滚滚雷霆，在豫东的秋空回响。

谭友林是这一历史壮举的参与者，是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60年后回忆当年这一幕壮举，谭友林曾满怀豪情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这支300多人的游击支队，皖南事变后，成为重建新四军的主力，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劲旅。”

新组建的游击支队虽然人少枪少，但士气旺盛，斗志昂扬。10月12日，游击支队到达西华县与吴芝圃领导的睢杞太三支队、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合编为1200余人的游击支队。中央军委任命彭雪枫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从此，豫东抗战的新局面逐渐打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彭雪枫愈发觉得谭友林军事指挥、政治工作都能胜任，而且党性鲜明，胸襟坦荡，敢负责任。彭雪枫对教导大队第二期学员深入考察后发现，这批学员的综合素质明显高于前一期。彭雪枫为找到谭友林这个好帮手而兴奋不已，一段时间内谭友林与张震成为彭雪枫的左臂右膀。这也是彭雪枫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却以参加党的“七大”为由，指派谭友林前往延安，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当面汇报游击支队情况的主要原因。

谭友林没有辜负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彭雪枫司令员的重托，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做好支队的政治工作上。

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要求，游击支队的工作目的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反动势力；团结爱国士绅、武林俊杰、民间豪侠、江湖好汉等各方名流，与游击支队合作，携手抗战，歼灭日军。

豫东地区散兵游勇多，杂七杂八的小股武装也很多，而且都打着“抗日”旗号，真真假假，鱼龙混杂。游击支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有抗日倾向的地方武装，收编改造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每次收编，都是一场斗智斗勇斗意志的较量。谭友林收编杞县李寿山大队，就是当时广为传颂的成功范例。

大队长李寿山是旧军人出身，自恃人众枪多，横行乡里，一直在豫东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抗战开始后李寿山虽未投敌，但在抗日还是亲日原则问题上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这支武装的兵勇，大都是穷苦农民出身，耳闻目睹日军罪行，经常恨得咬牙切齿，要求抗日的呼声十分强烈。游击支队几位领导商量决定，把李寿山大队收编过来，扩充壮大支队实力。但由谁去收编，彭雪枫等人酝酿了好几次都没能确定下来。谭友林见几个主要领导人一时定不下决心，便主动请缨，表示由他带人完成收编任务。

彭雪枫本来就考虑过，谭友林有这方面的才干，是完成收编任务的不二人选，可想到收编李寿山这样的山大王，是刀刃上拿大顶，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便又多想了一层。谭友林是他从周副主席、叶参谋长麾下要过来的红军将领，部队发展起来要挑更重的担子，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折损一员大将！谭友林也清楚，收编这样的队伍，等于深入虎穴。虽说是做统战工作，是政治任务，若有意外情况出现，很容易变成军事冒险。

谭友林向彭雪枫、吴芝圃、张震表示，他从在红二军团带独立营开始，多次做过收编散兵游勇的工作，只要充分做好应对失利的举措，胜算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同时提出随同人员宜少不宜多，有五六个人就够了。彭雪枫知道，李寿山生性多疑，人去多了反而会引起他的猜忌，就同意了谭友林的意见。

谭友林带着彭雪枫、吴芝圃给李寿山的信函和五名干部，策马奔向杞县。

谭友林早在出发前就多方了解到，李寿山出身卑微，最怕识文断字的人瞧不起，每次听到日军残暴罪行，都会气得摔盘子砸碗。但谁要对他卖弄斯文，他反倒瞧不起谁。彭雪枫支队捐躯抗日、广结义士的举措，让李寿山暗中汗颜。不久前新四军又帮李寿山消灭了劲敌胡树芝，替他报了血仇。李寿山逐渐萌生了与新四军联手壮势的想法。他盘算这样既能保存扩充实力，又能落个不当汉奸的名声，但心里一直攥着一把汗，总怕一着不慎，新四军会拿他当“下酒菜”，到头来落个丢盔弃甲，人马两空。

李寿山见谭友林一行只有六人，又见彭雪枫、吴芝圃的信写得真诚仗义，心中疑虑打消了不少。谭友林虽长得年轻英俊，像个白面书生，但寻根问底，也是从小受苦受欺，走投无路才当了红军。酒桌上两人越说越投缘。当谭友林讲到日军当众逼子奸母、杀妇剖婴、以人作靶，把几个年轻人浑身打成蜂窝时，李寿山气得两眼发绿，狠狠地摔碎酒杯吼道：“拼是死，不拼也是死，我跟你们走！”

谭友林对日军的控诉，勾起了李寿山早年丧父、贫寒交加才落草为寇的痛苦回忆，也唤醒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李寿山和他的亲信权衡利弊得失，在吉凶难卜的纠结中喝得酩酊大醉。

从第二天开始，谭友林主动与李寿山沟通交谈，不断启发他的民族良知。同时，建议李寿山加强部队训练，约束违纪行为，继续补充兵员。

连续三天，李寿山都是大鱼大肉，好酒好菜，同谭友林一行称兄道弟，把杯交盏，一醉方休。其实这个50多岁的老江湖想用欲擒故纵的伎俩，让谭友林一行趁他醉酒露出破绽，以便摸清新四军的底牌。

李寿山司令部的哨楼就在谭友林下榻的对面楼顶上，俯视楼下，一览无余。连着三天，李寿山夜上哨楼五次窥探动静，没有发现谭友林一行的任何破绽。名为警卫实为看守的一个班，每天晚上只听见谭友林一行围着火炉神侃，话题都是替李寿山出谋划策。

李寿山摸清了新四军要真心帮他，又见谭友林见多识广，带兵招数高人一筹，便主动向谭友林讨教，如何整饬纪律、招兵买马。李寿山愁眉苦脸地说：“李某治军不严，属下不恤百姓，就是想扩充队伍，也没人愿意来呀！”说完，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谭友林告诉李寿山：“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这次招兵我们两家联合布告，不愁没有人来。”李寿山一听，欣然应诺。

让李寿山就地招兵这个办法，谭友林出发前就向彭雪枫讲了。他特别建议吴芝圃回杞县动员进步青年，届时让大家踊跃应征。游击支队再抽出几十个杞县的士兵，化装成当地青年应征，这样就能在李寿山部形成骨干力量。谭友林预计，如果工作进展顺利，新征集的士兵加在一起，总数比李寿山大队现有的兵力还多。那样就有七八成胜算了。

李寿山对扩充兵员非常重视，亲自出面点验新兵，应征合格者，每人还发一份薪饷。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过去恨李寿山横行乡里，根本不肯到李寿山大队当兵，现在一看李寿山和新四军联合抗日招兵，青年们积极报名，没过几天，就招了300多名新兵。李寿山高兴得大摆筵席，购枪购弹庆贺队伍壮大。

征兵结束后，谭友林又建议老兵新兵混合编班，由他和同来的五个人亲自训练，李寿山连连点头称好。

谭友林一行深入下去，和士兵打成一片，讲解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道理，在士兵中建立党团组织，在营连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对思想进步的基层军官和士兵骨干进行专门培训，对全大队进行纪律整顿，部队思想和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几十名应招的游击支队战士，吴芝圃动员的应征新兵，加上原来200多人中一多半已被谭友林争取过来，李寿山大队实际上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四军部队。

等李寿山意识到大权旁落时，局面已不容扭转，彼此之间的斗争由暗到明，李寿山大队落入新四军之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李寿山担心士兵加害自己，不敢公开和谭友林等人对抗，再三权衡利弊，只好妥协，接受改编。1939年1月，李寿山部与游击支队二大队在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安徽亳县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滕海清任团长，谭友林任政委，李寿山任副团长。第二团经过几场战斗洗礼，后来成为游击支队的主力部队之一。李寿山见大势已去，要求解甲归田。

曾经参加过收编李寿山大队的谭友林老战友——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几十年后记忆犹新：那次收编虽说去了六个人，但开始一段时间，李寿山只同谭友林洽谈。谭友林单刀赴会，凛然不惧，每次交锋刚柔相济，把充满杀机的鸿门宴，变成纵论抗日救亡的宣讲台。

一次收编一个团的地方豪强武装，让游击支队上下振奋，谭友林更是名噪豫东。游击支队二团移驻安徽萧县东仁台后，发现当地有一股200余人的汉奸武装，武器装备精良，暗中却与日军勾结。这股武装的头目张振福，在南京国民党警察局干过，心狠手辣，为人狡猾，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二团一到萧县，老百姓就上门请求新四军为民除害。

张振福汲取李寿山大队被收编的教训，不许一兵一卒同谭友林的二团官兵接触。谭友林摸清张振福的骄横脾气后，主动登门求见，邀请张振福所部到二团驻地东仁台接受慰问犒劳，并向二团传授联络江湖豪杰的经验。张振福依仗武器精良，坐地势威，认为真拼起来二团不是对手。听说谭友林有勇有谋，弹无虚发，也很想先声夺人，煞煞谭友林的威风。一看谭友林自降身段，执礼求见，更是目中无人。张振福哪里想到，踏进东仁台等于进了鬼门关。谭友林巧设机关，不到半个小时，便指挥二团将张振福及顽抗分子击毙，为在豫皖苏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扫清了一大障碍。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不到一年时间，已发展成一支5000多人的部队。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序列里，还没有正式名分。叶挺军长以其过人的敏锐，一直关注着游击支队的动向。1939年3月30日，叶挺致电延安，希望与游击支队联系，党中央同意了叶挺的意见。5月6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叶挺让江北总指挥张云逸转告彭雪枫，他要择机亲赴江北，深入了解游击支队的情况。

彭雪枫知道叶挺处事缜密，为了做好迎接叶挺军长检查的准备工作，特意让谭友林到游击支队，同支队领导一起研究汇报材料。7月下旬，得知叶挺已到江北指挥部，彭雪枫即派遣驻在蒙城的二团政委谭友林代表游击支队，到江北指挥部向叶挺汇报。彭雪枫再三叮咛谭友林，一定要给游击支队要个正规番号，解决游击支队的编制和军饷保障问题。

谭友林带上警卫班，避开敌伪控制的封锁线，用了两天多时间，从蒙城赶到汤池江北指挥部面见叶挺。

谭友林在总指挥张云逸指派的参谋带领下，向叶挺军长作了汇报。汇报时间不长，但重点突出，叶挺军长边听边记。之后，对谭友林请示解决的问题一一明确答复。谭友林亲眼目睹了一代名将的过人丰采。

谈完工作，叶挺详细询问了谭友林的军旅阅历，得知眼前这个20出头的英俊小伙子是贺龙的老部下，是长征时的师政委，起初的好印象又增进了一步。叶挺与贺龙早在北伐时期就有交往，南昌起义时又并肩战斗，对贺龙的人品和胆识都很佩服。又见谭友林精明强干，心里赞叹贺龙慧眼识珠，相信谭友林将会成为新四军的一员虎将。当晚，张云逸安排谭友林与军长共进晚餐。席间叶挺对谭友林说：“我已让参谋处为你们筹措经费和弹药去了，你等几天再走。”

谭友林按照叶挺的安排在江北指挥部待命。戎马倥偬的他难得轻松休息几天，天黑不久，便抓紧时间睡觉。夜阑人静，叶挺的警卫员叩门而进，悄声对谭友林说，军长让你同他一起下河捉田鸡。

庐江夏夜，月叩门窗，蛙唤梦人。在诗一样的景色中，叶挺这位北伐时期的铁军名将，一扫往日威严，同谭友林卷起袖子，挽起裤子，捉了一桶活蹦乱跳的田鸡和泥鳅。

过了三天，叶挺对谭友林说：“江北指挥部为你们准备了几万发子弹、几挺轻重机枪，你这次人少，要通过日军几道封锁线，武器带不走，让彭雪枫派支部队过来运回去。”说完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张戎装照片，用派克笔签名后送给谭友林。之后又从墙上取下牛皮公文包，从军服上摘下新四军纪念章，一并送给谭友林。谭友林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更让谭友林想不到的是，军长竟然将别在武装带上的银白色左轮手枪也拿下来赠送给谭友林。那一刻，谭友林看到了军长眼神中透出的关爱和厚望。

叶挺拍着谭友林的肩膀说：“保家卫国，杀敌立功。”说完又握着谭友林的手叮咛：“回去问彭雪枫、吴芝圃、张震和支队其他同志好。”

叶挺喜欢这个年轻人。从谭友林身上，叶挺看到了新四军发展的未来，看到了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希望。

8月3日，谭友林和他的警卫班带着江北指挥部赠送的5000块大洋和一批西药返回皖西北。同一天凌晨，叶挺军长同随行人员悄然上路，秘密返回江南新四军军部。

经叶挺将军与重庆当局再三交涉，三个月后重庆方面同意，新四军游击支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1939年11月2日，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总兵力17000余人。六支队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四个总队中，鲁雨亭任一总队总队长，王学武任二总队总队长，谭友林任三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张爱萍任四总队总队长。谭友林是七个团长、总队长中唯一兼任政委的指挥员。

1946年4月8日，叶挺乘坐由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同机人员全部遇难。远在东北的谭友林悲痛了好长时间。谭友林没有想到，江北指挥部那次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将军。庐江一别，成为他同叶挺的诀别。

六支队成立之前的游击支队，于9月3日在涡阳县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彭雪枫、吴芝圃、肖望东、谭友林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后来上级指示六支队只能去一名代表到延安参加“七大”。彭雪枫与几位领导同志研究认为，谭友林是合适人选。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谭友林成为六支队参加“七大”的唯一代表。

不久，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到六支队检查工作，传达中央关于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沿途调查后，胡服对六支队的军事工作和豫皖苏边区地方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同支队干部的接触中，谭友林的阅历和建树，深得胡服赏识。

离开六支队时，胡服从自己的行李中找出一件皮夹克，亲自披在谭友林身上，再次勉励谭友林：“你年轻，有朝气，工作有魄力，穿上这个更精干，送给你作纪念！”胡服还风趣地称谭友林是六支队的少壮派。

1940年冬，已经是整编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旅长的谭友林，作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的代表，奉命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出发前，彭雪枫与张震、谭友林等人彻夜讨论修改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由谭友林带到延安，当面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

材料准备就绪后，彭雪枫把谭友林留下说：“两年多来，你参加组建游击支队，收编李寿山大队，歼灭张振福武装，当面请叶军长解难，三次击退日军扫荡，可谓战果累累，功莫大焉！但你心直口快的脾气得改一改，对同志要心直，不能绕弯子，但口快就不一定好。口快了别人反应不过来，容易伤人自尊心，不利于团结同志。前年当着方中铎的面帮你改了名字中的一个字，就是希望你战友如林，朋友如林！”说完又举着茶杯说：“来，以茶代酒，祝你斩关夺隘，安全到达延安！”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像铁铸的拳头，凝聚着巨大的能量。

时值隆冬，冷月煞白，寒气凛冽，豫东大地万籁俱寂。谭友林信马由缰，毫无寒意，心中热流滚滚。他摸了摸身上的汇报材料，感到此去延安的分量，感到彭雪枫和战友们对他的深情。然而，这又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诀别。

狰狞的战争是六亲不认的。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指挥作战中不幸被流弹击中，一代将星陨落。

噩耗像一只无形的手，把谭友林的脑子掏空了。过度的悲痛使他手术后遗症造成的神经衰弱，变成了久治不见缓解的失眠。在谭友林心中，亦师亦友的彭雪枫是照亮他前进道路的一盏耀眼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