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红军北上抗日，谭友林带伤病坚持长征
由于国民党东北军放弃抵抗，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东北全境陷落。26万东北军退入关内，旋即被蒋介石调往各地“围剿”共产党。
1933年3月，日军大举侵犯华北。插在长城内外的太阳旗，像插在中国人心上的尖刀，让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天天滴血。但是，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不是号令三军挥戈迎敌，而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兵遣将百万之众，“围剿”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
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左右，红军苦战一年，终未取得胜利。到1934年秋季，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危如累卵。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在仓促中撤离，8．6万人开始了没有准备的战略转移。
邱云的父亲邱成武，向来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自九一八事变后，经常深陷在愤怒和焦虑之中。日军不断侵犯华北，蒋介石仍然连年“追剿”红军，邱成武深为不满。有一次邱云问父亲：“蒋介石不带兵打日本，却要把红军赶尽杀绝，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家？是抗日重要还是剿共重要？与其‘围剿’红军，还不如让红军上前线打日本！”
邱成武闷了一会儿才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为一家一己之利，兵连祸结，凶多吉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尚能向列祖列宗交代。若是同室操戈，引狼入室，可就愧为华夏子孙了！”说完喟然长叹。
邱成武对红军北上抗日十分关注。看到蒋介石指挥部队一路堵截，穷追不舍，更是忧心如焚。一次他同友人谈到时局时，竟毫无顾忌地说：“当年不该从医，应该从戎。哪怕是给我一个师，我也会让关东军的尸体把山海关的大门堵住。可话说回来，国家救亡图存之际，仅凭一将之力岂能挽狂澜于既倒！北伐战争时期，国军将领中不乏饮马瀚海、封狼居胥的英才，但后来呢？一个个都跟着蒋介石剿共去了。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国民党长期把军队用在翦除异己、争权夺利上，小日本总有一天要兵临南京、饮马长江的。”说完推窗望月，好久没有回头。
作为当时“海归”的爱国医生，邱成武把在法国学到的医术，全部献给了北伐军将士。可是四一二清党清共之后，邱成武却因思想左倾而未能参加国民党党员登记。脱掉戎装的邱成武走进诊所，把一腔报国衷情，寄托在为老百姓看病上，很少与人谈及政治。
邱云头一回听父亲如此针砭时弊，又如此切中要害。她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父亲的背影。当觉察到父亲的肩头在微微抖动时，邱云明白，父亲在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父亲的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邱成武一语成谶。后来的“卢沟桥事变”，果然拉开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序幕。六朝古都南京被日军疯狂屠城，血洗一空，30多万军民被日军无辜杀戮。
那时的邱云，只知道国家命运让父亲揪心，却不知道自己的前途让父亲纠结。1935年，邱云已经16岁了。按照妻子十年前的遗言，邱成武应该送女儿去法国或英国学医，学成后父女相互有个帮衬。但邱云不愿意出国，母亲临终嘱咐她一辈子照顾好父亲，她不能违背母命。邱云对父亲说：“我就守着您，哪里也不去。上学就上安徽大学，不当医生，学历史。殷鉴不远，我要把汉唐盛世的治国良方发掘出来，让现在的大官们照镜子，看看他们脸红不红。再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我没有为国家做事就去留学，心里也安宁不了。”
邱成武觉得女儿想的有道理，再没有提留学的事情，反而更加关注红军的抗日动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瑞金出发，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经过两年多时间，红军奋勇跨越12个省域，艰险跋涉数万里，在漫漫无尽的长征路上，谱写了空前悲壮的人类史诗。
红军长征突出重围，邱成武父女打心里高兴。邱云对父亲说：“前两年我们担心红军偏安一隅，不敢北上抗日，长期在云贵川打游击，很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现在看来，红军毕竟不是太平天国的造反军，他们敢于站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就一定能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邱成武高兴地点头赞成。
红军一到陕北，中共中央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邱成武父女对红军爱国情怀的敬佩油然而生。在邱成武看来，这样的“统一战线”蕴含着抗战的胜利，更蕴含着中国的未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看到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前往斡旋，促使蒋介石最终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国家的前途命运出现转机，邱成武放弃了规劝女儿留学的打算。第二年，邱云胸前佩戴上安徽大学的校徽。
抑或是冥冥中早已注定，这一辈子邱云同红军的情缘是分不开了。连邱成武都没有想到，喜欢历史的女儿，近几年竟然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邱云更不会想到，她将要终生守望的初恋男友——红二军团红五师政委谭友林，1935年11月正和师长贺炳炎一起率领部队，在前途未卜的长征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是单独进行的。在蒋介石眼里，长征，是红军无法回旋的死路。在毛泽东眼里，长征，是红军绝处逢生的活路。长征的过程，是生死搏杀的过程。
在红五师的长征路上，谭友林的伤势经受着长途行军、连续作战的严峻考验。每天抽空敷药时，医生和警卫员都要帮他清理伤口中渗出的脓血。然而，比战伤更严峻的考验，是瓦屋塘阻击战，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恶仗。
1935年12月22日，红二、六军团抵达瓦屋塘时，遭敌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的袭击，红五师接到命令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部队安全通过。
贺炳炎、谭友林受领任务后，当即组织全师火力阻击敌人。激战在硝烟与血光的交错中进行。炮弹掀起的飞石冻土，夹杂着恶战中被炸断的肢体，在敌我阵地上空抛起落下。谭友林和战士们趴在散发着血腥味的焦土上，把仇恨压进枪膛，让排山倒海般扑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倒在血泊之中。不怕牺牲的精神，毕竟代替不了武器的劣势。在敌军主力部队铺天盖地的炮火袭击下，红五师伤亡严重，师长贺炳炎的右臂被炮弹炸断，十五团团长王尚荣几处负伤。谭友林喊警卫班把贺师长、王团长抬下阵地急救，返身跳进掩体，继续指挥部队实施反击。
连续不断的枪炮声、厮杀声、哭叫声，传递着战争的恐怖，预示着死神的降临。谭友林脸色冷峻，目光如炬，沉着组织火力，坚决打退敌人的连续反扑，完全忘记了靠前指挥的危险和右臂伤口的疼痛。
在红五师的顽强阻击下，敌六十二师损失惨重，只好退出战斗，就地待援。红二、六军团主力安全通过后，谭友林伤口渗出的脓血已冻结成冰疙瘩。
阵地上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冷冷清清的月光下，燃烧的树枝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火光。刚才还山呼海啸的战场，恢复了深夜的沉寂。
谭友林嘱咐战士掩埋烈士遗体，搜集能带走的所有武器弹药，迅速撤离阵地，迎接乌蒙山回旋战的殊死搏杀。
瓦屋塘战斗，是谭友林第一次指挥部队阻击强敌，战斗的惨烈程度让他惊心动魄，贺师长右臂被炸断更让他痛心疾首。相见恨晚的师长、政委，生死与共的黄金搭档，眨眼间少了一个，谭友林心里空荡荡的。想到师长伤口中露出的白森森骨头，想到师长不省人事的神情，谭友林忘记了自己的伤痛，飞身上马，朝着后方救护所的方向绝尘而去。
贺炳炎伤后被锯掉残臂，在军团卫生部疗伤，红五师师长、政委的担子全压在谭友林的肩上。谭友林的才干也在这期间突显出来。
1936年2月至3月底，红二、六军团在川、滇、黔交界处的乌蒙山区，与十倍于己的敌军短兵相接。20多万敌军的总指挥是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此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参加过东征、北伐，被诩为蒋介石麾下久经沙场的一员“虎将”。
历史再一次把失望馈赠给蒋介石。红军不仅跳出了顾祝同的“铁壁合围”，独当一面的谭友林，还在“铁壁合围”战术中检验了“三尺之泉，足止三军之渴”的兵家精论，把红五师打造成一支钢铁劲旅。
2月2日，谭友林率红五师和红六师十七团巧渡鸭池河一战，给军团首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鸭池河是乌江上游河段，咆哮的激流滚滚而下，在峭壁峻岭中冲撞回荡，像落在深山峡谷中的雷鸣，一川轰响。红六师作为先遣队，已踏着浮桥率先过河，并且占领了北岸15里外的烂泥沟。
敌军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从后面全速追来。但浮桥太窄，只能单人通过，渡河速度十分缓慢，红五师和红六师十七团云集渡口，如不火速过河，全军覆没的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谭友林亲自勘察河段，发现水流虽然湍急，但河面不宽，于是脑子里闪出一个主意。他一面组织部队过浮桥，一面选择相对平缓的河段，指挥官兵把随身携带的布匹拧绳结索，顺着水流方向，在河两岸固定牢靠，一头固定在上水，一头固定在下水。战士们从上水抓住“绳索”下河，顺势被激流推向下水，迅速登上对岸。不等敌人赶到，红军已飞兵横渡。
红五师和红六师十七团摆脱追敌，安全渡过鸭池河的办法，受到军团首长和干部战士的赞扬。过河后贺老总亲临五师驻地大定，询问穷乡僻壤何以有那么多布匹？谭友林这才如实坦白交代。
原来独立营在湖南常德打土豪时，谭友林就让战士把没收的布匹随身带上，以备天冷时缝制军装。没料到这些洋布竟让红军在激流险滩中脱离了危境。贵州名儒周素园闻知此事，向贺龙、任弼时赞叹：“兵家云：‘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之渴。’想不到红军凭几匹洋布，竟能安然脱险！”当时在红五师担任营长、解放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的黄新廷将军，在忆及巧渡鸭池河时不无感慨地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谭友林同志就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好领导。如果那一天过不了河，红五师和十七团就会被紧跟在屁股后的敌军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吃掉！”贺老总和任弼时政委也为他们选任的“娃娃政委”而高兴。贺老总还嘱咐谭友林抓紧“扩红”工作，发展壮大队伍，加强部队整训，准备再打大仗恶仗。
贺老总离开后，谭友林率红五师在大定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工作。在向导的指引下，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深入调查社情民情。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害怕红军“共产共妻”，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老百姓躲进深山，使“扩红”进展十分艰难。
谭友林出身贫寒，深知穷人的疾苦。他亲自带上小分队，钻进深山野岭，找到当地的族长和长者，向他们耐心解释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的军队，让医务人员想方设法替老百姓看病治病，组织干部战士深入村寨，向群众诉说自己当红军前的苦难经历。切实摸清社情民情底细后，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谭友林指挥部队镇压了当地一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并把没收的粮食衣物分给群众。“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深乎义。”红军的爱民之举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过多久红五师便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5000多名“扩红”新兵，不仅使十三团、十五团补足了兵员，还新组建了十四团。面目一新的红五师成为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师之一。红五师的“扩红”经验也在军团部队中推广。
“扩红”任务胜利完成了，谭友林右臂伤口的感染更加严重。因为吃不好，睡不好，谭友林本来就不壮实的身体越来越单薄。
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都为谭友林的伤势担心。时任红五师团政委、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李文清回忆说：“几仗打下来，谭政委在部队威信很高。贺老总、任政委曾想把谭政委换下来养伤，但全师指战员不干。我和其他几个团长、政委向军团首长讲，就是抬着走，也不能让谭政委离开红五师。”
3月28日，同敌人迂回了千余里的红二、六军团，终于跳出了乌蒙山区。在一个多月的转战中，红五师有时作为后卫部队，掩护军团部机关；有时又担负前卫任务，为后续部队开山辟路。在“三进奎香”、“大战宣威”等恶仗中打出了威风，张扬了士气。腥风血雨中的谭友林，虽然有时也会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脚下路的终点在哪里，但他知道，命运已把他和红军紧紧联在一起，就是赴汤蹈火，他也不会眨眼。
乌蒙山回旋战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三个方面军会师陕北后，毛泽东在保安会见红二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川，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硬是没吃亏，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鲜血淋漓的战争史昭示，一个只盯着脚下的将军，是不可能带领部队登上阵地制高点的。红五师的血脉里流淌着谭友林的心血，谭友林的生命中蕴含着红五师的未来。谭友林暗中立下宏愿，他要把这支部队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铁军。
红军的单薄身体和极度恶劣的生活条件，终究敌不过长途转战的消耗和艰险环境的打击。翻越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时，高山缺氧和刺骨严寒，吞噬了红五师100多名将士。谭友林眼睁睁地看着官兵被茫茫雪海吞没，有时急得用已经致残的胳膊把瘫在冰上的战士往起拽。战士得救了，谭友林的伤势却不断恶化。过了丽江才发现，伤口被再次冻伤，感染更加严重。
信仰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是任何物质力量都无法替代的人生追求。在身体极端虚弱的情况下，是坚定的信仰支撑着谭友林没有倒下去。从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到7月2日在川西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将近半年的万里转战中，谭友林多次病倒又多次爬起，始终没有离开指挥位置，有几次竟然是警卫员扶着他在马背上指挥战斗的。
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把谭友林锤炼成一个攻必克、守必固的红军将领。
1936年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分任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贺龙兼任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兼任二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后，红五师于9月7日正式改为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王尚荣、谭友林分任师长和政委。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遏制了张国焘的野心。红二方面军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领导下，坚决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作斗争，保证了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实现了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的目标。
甘孜会师，是决定两个方面军命运的历史关口。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王尚荣、谭友林领导的红五师，坚决听从贺老总、任政委的指挥，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级将领的优秀品质。在和红四方面军同志的交谈中，谭友林觉得，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调头南下，缩在给养难以保障的川西地区，是另有所图的。谭友林私下对贺龙和任弼时说，他和师长已选定了500名党员骨干，随时听从贺老总和任政委的命令，准备应对突发情况。贺龙和任弼时对谭友林的警觉性十分满意，告诉他北上决心已定，两个方面军一起行动。同时叮咛谭友林沉着冷静，保持戒备，组织部队积极做好北上的准备工作。
7月11日，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经过藏区阿坝，踏进亘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莽莽草地，开始了长征路上最艰难、最悲壮的绝境跋涉。
横贯在红军眼前的草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远远望去无边无际，时而蓝天白云，时而昏暗幽深。举目四顾，呈现出一幅原始荒莽而又神秘莫测的景象，没有太阳的大白天，常常连东西南北也分辨不出。
浩渺无涯的草地，无人无鸟无走兽，天上寥空寂寂，地下绿草萋萋，五颜六色的小花，像画家画笔下的斑驳点缀，太阳出来时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谭友林忍不住对身边的同志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要到这儿好好看看。”
部队也为草地的绚丽景象所感染，士气高昂，精神抖擞，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可是，大自然再一次用它编织的迷人假象，把红军指战员逼进劫难的深渊。
人们看到的草地，实际上是深浅不一的沼泽地。一丛丛野草下暗藏着一个个泥潭，人只能踩着大如蒲团的草墩，一步一步地试探着前进。稍不小心陷进泥沼，越挣扎陷得越快。有时候眼睁睁地看见陷进泥沼的战士，在拼命挣扎中被泥沼吞没，战友们声嘶力竭地哭叫着却束手无策。一些急于扑上去救助的同志，稍不留神就会与陷进泥沼的战士同归于尽。
万般无奈之中，谭友林督促战士拆开两副担架，让陷进泥沼的人抓牢担架竹竿，其他同志奋力朝上提拉。自这以后，才没有使更多的战士被草地吞没。竹竿救人成为红九十六师留在草地的一段佳话。竹子也成为谭友林一生喜好的植物。竹子不仅因其高风亮节的品格为谭友林所喜好，还因为它寄托着谭友林的哀思与庆幸。
泥沼没有挡住红军，饥饿和寒冷却像两头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向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发起攻击。
从甘孜出发前，谭友林随同红二方面军关向应副政委带人筹粮，因当地藏区穷困，加上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几次在这个地区筹粮，九十六师只筹集到很少一部分青稞。进入草地不久，不少战士米袋子里炒熟的青稞已一粒不剩，主要靠沿途找野菜野草充饥。担负部队后卫任务的红十五团过草地时，能吃的野菜野草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许多战士活生生地饿死在前进的泥沼中。进草地时1800多人的红十五团，出草地时只剩下400余人。就是这400余人，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留下了最后的脚印。
饥饿和寒冷像两只看不见的魔爪，紧紧扼住战士们的脖子，让他们在渴望有一口饭吃的梦境中，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冰冷的草地上。
同无情的饥饿一样可怕的，还有严酷的气候。朝晴夕雨的草地，气候变化反复无常。越到草地腹地海拔越高，战士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薄衣裤，有时要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行军露营。部队早晨起床，大家总要你推推我，我推推你，生怕有人醒不过来。头一天宿营时，身下的冰雪被体温融化，天亮时体弱多病的战士有的已经同冰雪冻在一起。鲜活的青春变成僵硬的躯体，无声无息地在草地上长眠不醒。
几千年的人类兴衰史表明，一个不愿正视历史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被历史嘲笑的民族。晚年的谭友林曾不止一次地讲到，苏区“肃反”是在看不见曙光的绝望中挣扎，草地历险是在看得见曙光的希望中挣扎。爬雪山、过草地，虽然早已成为历史话题，但对今天的现实仍有启示。当年那么多人，那么艰难困苦的跋涉，他们为了谁？他们又是谁？70多年后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些问题，追寻过这些问题？这是历史向现实的叩问！
如果说饥饿和寒冷让红军战士受尽了折磨和摧残，伤痛和重病则让谭友林雪上加霜，比其他同志承受了更多的艰辛与痛苦。
部队进入草地第二天，谭友林因体质太差，先前感染的伤寒症状出现了。连续几天高烧，昼夜不退，整个人瘦得变了形。右臂伤口在恶劣的环境中一天比一天恶化，每天都会挤出半杯脓血。进入草地深处后，谭友林整日昏昏沉沉，身上时冷时热，人瘦得皮包骨头，连马都不能骑了。警卫员把谭友林捆在马背上行军，但马鞍子却把他的坐骨顶得像锥子扎。
谭友林终于昏过去了。
师长王尚荣把政委病势严重的情况向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告了。贺龙、任弼时当即决定，让谭友林随总部机关行动，特别指定红二方面军最好的医生杨云阶用心为谭友林诊治。谭友林吃了杨云阶亲自采集的50多服中药后，病情日见好转。
过草地后期，谭友林已经不能骑马了。为了不让战士们饿死，他狠狠心，让警卫员把马杀了。那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马，谭友林同它驰骋沙场，出生入死，相依为命，打了不少胜仗啊！决心杀马的那一刻，谭友林心如刀割，泪流满面。他从担架上伸手抚摸马的双颊，马的灵性似乎意识到什么，两只眼角竟滚出了泪水，谭友林不忍心再看下去。当两声枪响从背后传来时，他让担架掉转方向，挣扎着坐起来，用郑重的军礼向无言的战友致哀。
从草地出来，管理部门给谭友林配备了一匹青马。青马欺生，谭友林又大病初愈，没有多少力气爬上马背，好大一会儿也驾驭不了青马。正在大家吵着想办法的时候，任弼时政委骑着一头花脚骡子过来了。任政委一看谭友林正为驾驭不住青马着急，便跳下骡子，把缰绳递到谭友林手里说：“咱们换一换！”说完向右一努嘴，站在身旁的警卫员飞身上马，双脚一磕，青马蹄下生风，绝尘而去。
花脚骡子载着任弼时的关心和厚爱，把谭友林送到了延安，送到了新征程的出发地。
进入10月，谭友林大病初愈。听说王尚荣师长率九十六师，为掩护军部机关顺利北进，正在武山一带与敌交战，谭友林不顾方面军首长的劝阻，决定前去寻找九十六师。指挥部李达参谋长向他介绍了王尚荣和九十六师的大概方位，指定红四师十一团参谋长带领一个连随行掩护。
谭友林带着两个警卫员还未到武山，便与敌军部队遭遇。关键时刻，红四师十一团参谋长投敌叛变，他所带的一个连被敌全部缴械。敌人按叛徒指引的方向冲上山头，发现只有三个红军，断定其中挎手枪背文件包的是个军官，于是一面步步包抄，一面喊话抓活的。谭友林和两个警卫员边退边打，退到十多米高的悬崖峭壁边上时，虽然放倒了几个敌人，自己的子弹也打光了。敌人顾不上收尸，仍然步步紧逼。谭友林和两个警卫员别无选择，在敌人的喊杀声中跳下山崖。
敌人的喊杀声在目瞪口呆中戛然而止。滚到山脚下的谭友林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睁开眼睛后，却看到两个警卫员正朝他跑来。三个人惊喜地发现，从那么高的山崖跳下来居然安然无恙，只是蹭掉了几块皮。谭友林揉揉受伤的右臂，摸着夜路，急匆匆地寻找部队。
1936年11月22日，山城堡战役结束。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声浪中。这一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谭友林和红九十六师的师团干部，参加了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的庆祝大会。他的眼中热泪滚滚，他的伤口血脓如旧。尽情释放的兴奋，汹涌澎湃的激情，让谭友林同三军将士一起振臂欢呼，他们被梦寐以求的胜利陶醉了。
谭友林在山城堡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不仅因为兴奋，还因为兴奋之后的疼痛。这一夜，他伤口的脓血比往常多了一倍，谭友林疼得在院子里打转转。望着满天的寒星，追思牺牲的战友，谭友林的心回到了洪湖苏区，那里有他生命的根脉，那里有他割舍不开的乡土，那里还有他孤苦零丁的母亲和小妹。当然，谭友林无法知道，一年之后那里还有个叫邱云的大学生，成为守望他一生的红颜知己。
谭友林在思乡怀友中迎来了一轮红日。在这片黄土地上，他迈出了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自1935年4月塔卧战斗负伤以来，谭友林的伤势一直让贺老总、任政委牵肠挂肚，但战斗频繁，没有条件治疗，只好日复一日地拖了下来。当时红二、六军团已经有了贺炳炎、余秋里两个“一把手”，贺老总和任政委多次商量，砸锅卖铁也得给谭友林把臂伤治好，绝不能让红二方面军出第三个“一把手”。
谭友林治伤的机会来了。
1936年12月，红军开始整编，谭友林所在的红九十六师撤销，编余的100多名师团干部，分别到保安红军大学和庆阳步兵学校学习。谭友林去保安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首长，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副主席，介绍谭友林的品格和能力，请求设法为谭友林把伤治好。
谭友林赶到保安红军大学报到后，立即找到周副主席的窑洞，双手把方面军首长的亲笔信呈递到周副主席手里。周恩来看了一眼谭友林，不慌不忙地把信看完后，见窑洞内外再没有别人，便问谭友林：“你们的谭友林政委在哪儿？”不等谭友林回答又接着问：“谭友林同志呢？”原来周恩来把站在他面前的谭友林误当成送信的通信员。
谭友林红着脸赶紧回答：“我就是谭友林。”说完又要向周副主席敬礼。
周副主席急忙跨前一步：“不敬礼了，不敬礼了！”周恩来轻轻握着谭友林缠着绷带的手，端详着眼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谭友林，亲切地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你这个师政委还是个娃娃嘛！伤了两年了还能坚持行军打仗，不简单啊！”又问了一些其他问题，谭友林都作了简要回答，周恩来听了顿生好感，觉得这个娃娃政委颇有政治头脑。于是抓起电话通知总部卫生部，请马海德医生尽快到他这里来，二方面军有个师政委需要抓紧诊治。
马海德是保安红军总部最好的美国籍医生，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到了周恩来窑洞。仔细检查完谭友林的伤情后，马海德用英语和周恩来交流。谭友林虽听不懂英语，但从两人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得出，医生好像很为难。送走马海德，周恩来对谭友林说：“你的伤紧靠大血管，这里还不具备手术条件。你先回去继续敷药治疗，防止伤口恶化，后面找个机会去苏联治疗。”周恩来把谭友林送出门外，再次同谭友林握手，嘱咐他不能灰心，一定要坚持治疗。
1937年3月，贺龙到延安开会，谭友林同几位战友去看望贺老总。贺龙听说谭友林可能要去苏联治伤，便找周恩来说，眼下前线正需要干部，谭友林最好就地治疗，伤好后赶快归队。周恩来采纳了贺龙的建议，批准谭友林从红军大学提前毕业，随后当面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季壮交代，抓紧安排谭友林到西安治伤。
进入5月，谭友林打听到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几场报告已经作完，便化装成流亡学生，动身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叶季壮联系，住进西京医院治疗。
西京医院是一家私立医院，规模大，床位多，收费也低一些，但医疗技术比较差，20多天里为谭友林动了两次手术，不仅嵌在右臂的子弹没有取出来，右掌的碎骨也没有彻底清除。更让谭友林担心的是，第二次手术时，因为麻醉出了问题，谭友林差点没有醒过来。虽经抢救把命保住了，但脑神经受到伤害，记忆力也受到影响。
贺老总天天惦记着在西安治伤的谭友林，专门派甘泗淇的夫人李贞，以姐姐的名义前往西安探视。临走前贺老总对李贞说：“谭友林的命是金钱换不来的。告诉谭友林，不要怕花钱，我们再穷，也要把他的伤治好！”
后来贺龙得知西京医院医术差，便亲自托人，让谭友林、贺炳炎、杨秀山、何辉等人装扮成流亡学生，转到西安广仁医院继续治疗。
1898年创建的西安广仁医院，是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与北京协和、湖南湘雅和四川华西医院齐名，在大西北首屈一指。这家医院条件好，医术高，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的流亡学生十分同情。动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德国专家，手术操作非常仔细。谭友林有前几次麻醉的教训，手术前郑重告诉医生，他不怕疼，他要在手术中保持清醒。广仁医院为谭友林先后做了六次手术，有几次手术，医生把骨头刮得嚓嚓响，谭友林也未吭一声。手术结束后，谭友林口中紧咬的纱布被血浸透，纱布也烂成一团。满头大汗的医生被病人的耐受力惊呆了，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连连说道：“中国人，了不起，太可怕了！”
谭友林出院了，卡在骨头里两年多的铅弹丸取出来了。这是一颗不同寻常的子弹，它象征着反动势力对工农红军的仇恨，更凝聚着革命战士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力量。因为这颗子弹，他学会了左手打枪，左手写字，左手携物。而右手因为左手的担当，手术后的功能也恢复得很快。
谭友林把弹丸当作纪念品，揣进贴身的衣兜，打算永远保存下去。让谭友林深感愤懑的是，这粒弹丸同他保存的其他珍贵纪念品，都在“文革”中遗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