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挑战人类善良极限

我在切除肿瘤时破坏了患者左脸的神经。我清楚自己在实施这样危险和棘手的外科手术时没有平稳心态。几天后，我在查房时见到了这名患者，看到他毁容、面部瘫痪，我感到一阵沉痛的耻辱。

患者是医生负面情绪的宣泄口？

我们的科室很幸运，手术室旁有一间医生休息室，房间里有两个红色的皮革大沙发，这是刚从老医院搬过来时我购置的。我们科室从老院区搬到了新建的医院大楼，这里距离主院区有几英里远，整栋新楼的三楼都是神经外科。但是，随着时光流转，院方决定减少神经外科的设施，其中一间神经外科手术室变成了超体重外科手术室，专为极度肥胖的患者通过外科手术减肥。体形如小鲸鱼状的患者躺在手术车上被推过时，走廊和房间开始出现不熟悉的面孔。这个科室不再是我们的家园了，我开始担心自己被疏远、被冷落，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在这家现代化的大型医院里工作的许多员工。

一天，我的注册医生在开始一例手术时，我还坐在休息室的红皮沙发上看书。由于手术部门的陌生人太多，我们养成了锁门的习惯。我正坐在沙发上，突然有人用力敲打并摇晃房门，坐在那里而不去开门甚至让我感到越发地可笑。但令我惊愕的是，最后房门被强行打开，4名医生闯进了屋子，手里拿着三明治。

这4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很尴尬地站起身来。

“这是神经外科办公室！”我感觉自己像个自负的傻瓜，于是说道，“这里不欢迎你们！”

他们都很吃惊地看着我。

“院方说了，这里所有的设施都要共享。”其一个人愤慨地盯着我说。

“院方从来没有和我们商量过。”我回答，“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办公室，别人不打招呼擅自闯入，你们不生气吗？”

“我们都是外科医生。”其中一个人耸了耸肩说道。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我自己也不想留在休息室里，跟着离开了房间，然而心里的意愿仍然很坚决，那就是维护我们神经外科已经为数不多的领地。

我到手术室去找我的注册医生，接替他继续手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例，我在切除肿瘤时破坏了患者左脸的神经。也许这种情况都会发生，这是这类手术的常见并发症。但是，我清楚自己在实施这样危险和棘手的神经外科手术时没有平稳心态。几天后，我在查房时见到了这名患者，看到他毁容、面部瘫痪，我感到一阵沉痛的耻辱。我和同事坐在那间红皮沙发的房间里，没有人过来安慰，也没有人前来打扰，从那以后这里便是我们心中的一片绿洲，我知道自己成了医院内部许多外科医生深恶痛绝的对象。

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医院手术大楼办公室中所有的窗户，包括那个有红皮沙发的房间的窗户，都离地5英尺（1英尺约合0.304米）高。一旦坐下，透过这些窗子就只能看到天空，偶尔有飞机穿过云端飞向希斯罗机场，但更多时候会看到鸽子或者海鸥，偶尔还会看到红隼的身影。我经常躺在稍长一点的沙发上几个小时，看看医学期刊，努力保持清醒，等着进行下一例手术。我透过高高的窗户望着单调的白云。最近几年，一例手术结束和下一例手术开始之前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只有确定手术后会有一张病床安排给患者，我们才能开始手术，而且这并非个别情况。政府和院方出台了一系列倡议、规划和戒令，要求医护人员必须提高工作效率，但这就像一个随乐声抢座位的游戏，乐曲经常改换。的确如此，政府最近一轮的改革甚至连乐队都更换了。但是患者的数量远远多于病床，大多数时间我都躺在沙发上，郁闷地盯着窗外的云彩，看着鸽子飞过。

神经科学黑历史：脑叶白质切除术

我躺在沙发上等着下一例手术开始，看书的时候竟然睡着了。同一天手术的同事正坐在椅子上，像我一样等待下一位患者接受麻醉。

“我敢保证，肯定有人会告知我们斯坦福的那些患者死了以后，整个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全都是欲盖弥彰，关键要看谁掌权。”他说。

还记得我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有几个月在伦敦附近的一所大型精神病医院老年精神病病房做助理护工。那里的大部分患者都是重度痴呆，有些来自其他国家，他们患有变性的脑部疾病，也有人患了精神分裂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医院中度过，现在已是风烛残年。早晨7点钟刚刚上班就要面对一屋子26个大小便失禁的卧床老头，这也是一种历练，我要给他们洗漱、理发、接尿并用安全带把他们固定在老年病座椅上。我碰到一些完全不适合这种工作的护士，也有一些护士很会护理，他们心地善良、富有爱心，尤其是一个西印度群岛人文森·赫利，他是病房的主管护士。这是一份几乎没有任何回报而又十分辛苦的工作。在这里，我了解到人类善良的极限，尤其是我本人的极限。

我知道，这座古朴、与监狱相似的医院建于19世纪，曾经拥有一片广袤的医院农场，患者可以到那里劳动，不过等我到那里工作时，就只剩下一片宽阔空旷的原野。患者不用再到那里干农活，他们现在接受的是“职业疗法”。3个身体敦实的中年妇女是职业治疗师，穿着宽松的栗色便服，每周两次，她们会把狂躁不安、散乱地排成一队的痴呆老头带到医院周围的空地上。那是1976年，时值大旱，医院周围都是一片枯黄的野草。大部分患者都会服用一种抑制精神疾病的药物氯普吗嗪，它对光非常敏感，患者的脸都被晒得发红。通常院方会给患者一个足球或者让他们摆弄自己的玩具，但大部分人只是坐在那里，呆望着天空。3个治疗师通常也会出现在空地上。一个特别呆傻的患者，在许多年前脑叶就被切除，他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给其中一个治疗师当靠背——治疗师坐在焦黄的草地上，一边舒服地靠在患者的背上，一边织着毛衣。这名患者名叫西德尼，因生殖器超大而出名。我第一天工作给患者洗澡时被其他护士叫过去，我们一致对西德尼的“工具”唏嘘不已，当时他就呆滞地躺在澡盆里。

正是在老年精神病病房工作时，我第一次听到一所著名神经外科医院的名字，之后我有机会去那里受训，并最终成为一名神经外科高级顾问医生。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照顾的许多患者，比如痴呆的西德尼，都被送到了那所医院接受精神外科手术的治疗，即前额叶切除术或脑叶白质切除术。那时，这种手术疗法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流行手法，该方法可以使焦虑不安、幻想连篇的神经分裂症患者变得更加安静、更加快乐。手术要将患者大脑的额叶切除，手术中会使用特殊形状的手术刀，而这种手术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逆的。幸运的是，由于类似氯普吗嗪等吩噻嗪药物的发展，这种手术已经被淘汰。

在我看来，脑额叶切除对患者最大的影响就是会令他们迟钝茫然、形如僵尸。私下查看他们的病历时，我很吃惊地发现，其中没有任何形式的随访或者任何术后评估。所有接受额叶切除患者的病历中都只是简短地记录“适合额叶切除术，转至某医院”，下一条就是“从某医院转回。9天后拆除黑丝线。”仅此而已。若干年以后，偶尔会有这样一条信息：“前来检查，与其他患者打架，头皮破裂缝针。”通常患者第一次住院时会有关于急性精神错乱的简短记录，除此之外，即便患者已经入院几十年，他们的病历仍然是空白的。

在两年前，皇家精神病护理委员会成立，这是对一名学生的回应，他曾在媒体上强烈抗议，指责精神病院的暴行。这个学生也像我一样，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长期做护理助理。这就是为何刚刚抵达那家精神病医院时，其他员工看到我时满脸狐疑，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令他们相信，我不是来卧底的。我怀疑他们一定有些事瞒着我，但在那时，即便有的话，我也无法发现任何残暴行径。

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很奇怪，我在给一个缺牙掉齿的老人喂粥时，护理官员来到了餐厅，他告诉我下午放半天假，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还带来了一大包装满干洗衣物的袋子，里面都是些破旧但洗得很干净的西服和衬衣，有些西服上面还有细条花纹。这些患者都大小便失禁，我们一直给他们穿睡衣，这样更方便换洗，但那天和我一起工作的护士都被告知，所有的患者都要穿西服和衬衣。给这些可怜的痴呆患者都换上二手的笔挺西服、把他们扶到老年病座椅上之后，我就回家了。第二天准时来上晚班，我发现所有的患者又都换回了睡衣，病房也恢复了正常。

“皇家精神病护理委员会昨天来人了，”文森笑着对我说，“西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护理主管不希望你在这，怕你说错话。”

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文森是我认识的医疗工作者中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人之一。在那种病房工作，坚持照顾毫无康复希望的患者，用善良和老练善待他们，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有时文森就站在那里，挽起白色制服的袖子，双手靠在高高的“患者”椅背上，身前就是那些胡言乱语、痴呆苶（nié）傻、大小便失禁的老头。

“又怎么了？”他常常叹着气，“我想知道，这是又怎么了？”我们都大笑起来，然后继续一天的工作，给患者喂食、清洗，带他们上厕所，晚上扶他们上床睡觉。

35年以后，这家医院仍在那里，但是周围的地已经被变卖，成了一座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我以前照顾的那些患者现在一定都已经去世多年了。

精神问题

“看什么呢？”一个同事问我，他看到了我腿上放着一本书。

“有关人脑的一些晦涩的东西，”我回答，“一位专门研究强迫症的美国心理学家写的，他把佛教禅宗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用集体疗法来治疗这种疾病。”

他哼了一声：“真他妈的荒唐！你以前没有做过强迫症的精神外科手术吗？”

是的，我从前任医生那里接过这种手术，但庆幸的是我放弃了。这种手术的部位包括患者额叶的尾状核和扣带回，这种微型额叶切除术不会造成任何恶劣影响。精神病医生也告诉我这种手术肯定会有效果。对于我来说，这仅仅是推测，但最近关于强迫症的功能扫描表明手术部位确实在这一区域。精神病外科手术在加州属于违法行为，因此那些极度绝望想要自杀的加州人以前常来这里治疗，他们有些人因惧怕灰尘而不停地洗手，这就是强迫症的一种常见症状。我还记得有个人戴上3副手套后，才拿过我递给他的笔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患者签署同意书之后，医生才能为他手术）。就在与同事谈论我经历的精神外科手术时，一个护士进来了。

“马什先生，”看到我穿着手术服伸腿躺在沙发上，她皱了皱眉说道，“下一个患者坚持说他的肿瘤在右侧，但是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写的是左侧手术。”

“哦，天哪，”我惊呼，“他的左侧顶叶有肿瘤，导致他现在连左右都不分了。你应该知道那叫‘格斯特曼综合征’。不会再有人问手术部位在哪里了！他已经完全同意了。昨天晚上我亲自跟他讲过，还有他的家属，不用理他，一切照常。”

“有人不知道‘格斯特曼综合征’的存在。”同事在这方面是见多识广的人，他在屋子那边说道。

“你必须得跟患者解释一下。”护士说。

“真荒唐。”我嘟囔了一句，翻身下了沙发，径直来到了麻醉室。穿过手术室时，我看到手术室的清洁工人科比正在清洗第一例手术后留在地板上的血迹，拖布在地面上画出了几道不规则的痕迹。通常那里还会有一大堆垃圾，价值几千英镑的一次性医用手术材料都散放在手术台四周，等着被装袋送去处理。我一手推开弹簧门来到麻醉室，那个老头正躺在担架车上。

“早晨好，史密斯先生！”我说，“你是想要我在你的大脑右侧动手术吗？”

“哦，马什先生！谢谢你能来！我想应该是右侧……”他回答，声音拖得很长，语气也不那么确定了。

“你的身体右侧有毛病，”我说，“那就是说肿瘤在大脑的左侧，你知道，大脑是反向交叉控制人体的。”

“哦。”他应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右侧手术，但你还是愿意让我来决定是哪一侧吧？”

“是的，是的，”他笑着说，“由你决定。”

“好，那就是左侧。”我说。

我离开麻醉室，护士告诉麻醉师她可以开始实施麻醉了。我又回到了红皮沙发上。

40分钟后，护士又来说下一个患者已经麻醉了，我决定让一个实习医生去做这次手术。年轻医生的工作时间比较短，他们都渴望获得最基本的外科手术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把所有手术的开颅和关颅都交由他们来完成，这都是一些简单并且相对比较安全的神经外科手术步骤。但我宁愿亲自来做，看着他们手术，我的压力和紧张感比我自己手术还要厉害。除非是一些最简单的手术，否则我不能离开手术室。另外，办公室还有许多文案工作要处理，所以我觉得待在那个红皮沙发的屋子里很有必要。

我会带着一点嫉妒反反复复来回几趟去查看手术进行得如何，只有接触到患者大脑或者手术变得错综复杂、更加危险时，我才会做好消毒准备，但接管手术的时机完全取决于主刀实习医生的经验和手术的复杂程度。

“怎么样了？”走进手术室，戴上眼镜和口罩，瞧一眼创口，我通常都会这样问。

“一切正常，马什先生。”我的实习生会这样答复我。他希望我赶快离开，似乎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要把他挤到一边来亲自接管这例手术。

“你确定不需要我？”我会满怀希望地问，他通常会向我保证，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如果确实那样的话，我就长叹一口气，转身离开手术台，几步走回休息室。

我四肢伸展躺在沙发上，继续看书。作为一个注重实效的神经外科医生，我一直感到所谓的“精神问题”这一学说令人困惑，研究它就是在浪费时间。对我来说，“精神问题”一直以来都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它仅仅是一种敬畏、惊奇和诧异产生的源泉。我的意识，或者说如空气般自由存在的自我意识正试图去读懂这本书，此时却在观望高窗外的云朵，以及正在书写这些文字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一万亿个神经细胞之间正在发生的电化学震颤。这本书的作者对于精神问题似乎和我一样感到惊奇，但是看到他列出的一系列理论（功能心理学、副现象论、显现唯物论、二元交互论或者交互二元论，我不确定），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然后护士来叫醒我，并告诉我该到手术室给那个老头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