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高龄患者的生死抉择

做完一天的手术后查看患者，确保他们符合专业术语：“昏迷指数15，意识活跃，神志清醒。”——这就是神经外科医生一天之中最有意义的事。

活得越久，问题越多

星期一早晨7点，我被外面的大雨吵醒。时值二月，卧室窗外阴暗的天空呈现出铅灰色。一系列手术在等着我，但我怀疑是否都能够顺利完成。我知道医院再次人满为患，病床也不够用。这一天又将以痛苦结束，我至少要向一名患者致歉，他已经等了整整一天，这一天他不吃不喝、忍饥挨饿、担惊受怕，但术后的病床还是没有着落。看来他的手术要推迟了。

冒着风雨，我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边诅咒该死的天气，一边抱怨医院病床紧缺的现状。早晨的例会我迟到了，便顺势坐在一个同事身边。他是神经放射专家，专门负责解释脑扫描图，这是极具技术难度的工作，他的解读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依靠他的建议我才能避免手术事故的发生。我请昨晚值班的医生安东尼介绍了急诊收治患者的情况，他正坐在前排的电脑前等着我的到来。安东尼年轻有为、壮志凌云，这是神经外科医生再正常不过的典型特质，但随着阅历的增加，大部分神经外科医生都渐渐失去了这种干劲。

“昨晚也没什么特别的。”他答道。

我瞟了他一眼，有些生气地告诉他，日常问题往往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由于我的批评，他表情难堪，瞬间我对自己的鲁莽也懊悔不已。

“一个96岁的老太太，一个人生活，现在在家里经常跌倒，”安东尼说道，“她的主动脉极其狭窄，靠近床边时你似乎能听到她心脏的杂音。她的左侧肢体偏瘫，失去了行走能力，但已经完全适应这种状况了。”

我请坐在前排的一个初级医生提出对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

“对于这种高龄患者，唯一能确诊的就是慢性硬膜下出血。”他信心满满地说。

我便请他谈谈主动脉狭窄对患者的影响。

“这意味着全身麻醉可能会让她一命呜呼。”

我让安东尼给我们看脑扫描图。他走到电脑键盘那里，敲了几个密码，但几分钟之后网页才转到地方医院的网站。我们医院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从那里转过来的。他操作电脑时，其他初级医生调侃着医院的系统，只有借助外部网络才能找到患者的扫描图。

“传输扫描图的软件简直就是垃圾，试一试‘刷新’。安东尼，不对，进入‘视图’，然后‘粘贴’，好像也不管用，拖到左侧。没用，回到‘重新登录’……”老太太的脑扫描图终于投射到前方的墙面上。图上显示，她的颅骨下方与大脑皮层之间有一层厚厚的积液，导致右侧大脑半球受压移位。

又是一例老年性慢性硬膜下血肿，这是神经外科最常见的急诊病例。相对于这位患者的年龄段来说，大脑其他部位的状态看起来似乎不错，相对于大多数96岁的老人来说萎缩得也并不严重。

“我父亲在这个年龄死于老年痴呆，”我告诉这些实习生，“他的大脑扫描图看上去就像一棵龟背竹，几乎什么都没有。”

“安东尼，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这涉及伦理问题。她宁愿死也不愿离开家到养老院终老一生。”

“那倒也合情理。你在老年病心理病房或者养老院工作过吗？”

“没有。”他干脆地回答。

我便开始谈论以往的经历。以前我做过老年精神科护理的助理，了解照看一个病房中26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年人的确不容易。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媒体会报道更多关于养老院的虐待丑闻。到2050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将超过60岁。我的第一个普外科上司人品不错，但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在养老院终老一生。他的女儿告诉我，他很想立刻死去，但他的身体相当不错，又多活了许多年。据说他年轻时，每天早晨都会冲个凉水澡。

“我们不能让她就这样死去。”坐在后排的一位注册医生打断了我的长篇大论。

“如果她想那样，”我问道，“我们为什么要阻止呢？”

“她可能只是暂时抑郁，以后会改变主意的。”

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我认为他的看法完全适用于年轻人，如果不自杀的话，他们还能活许多年，但无法断定这是否适用于一个96岁的老人，毕竟她再次回到家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转而征求安东尼的意见，如果实施手术的话，她回家后独立生活的可能性有多大。

“就她的年龄来说，不是很乐观，”他回答，“如果主动脉狭窄没有让她一命呜呼的话，她很可能会在家中度过一段时间，不过迟早还得去养老院。”

“那怎么办？”我问大家。接下来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我又等了一会儿。

“她的侄女是唯一的近亲，她今天上午会到。”安东尼告诉我们。

“好吧，一切都等她来了再说吧。”

放射科的同事伸过头来悄声对我说话。

“我发现这些病例挺有趣。”他说，“那些年轻人，”他点头示意那排初级医生，“都想做手术，都想见识那些重大、紧张、刺激的病例，这在他们的年龄再正常不过，但讨论这些常见的病例也非常有趣。”

“是的，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回答。

“你觉得她会怎样？”他问我。

“我不知道，她不是我的患者。”我转身对聚在一起的那些医生说，“还有10分钟，大家来看看我今天要做的手术，怎么样？”我把患者的名字交给安东尼，他把一张脑扫描图投在墙上，这次比上一张快许多。图像显示了一颗巨大的肿瘤，那是良性脑膜瘤，就压在患者左侧的大脑上。

“她今年85岁，”我开始介绍，“32年前我进入神经外科时，你们可能还在穿纸尿裤，那时我们从未给这种年龄的患者做过手术。超过70岁的患者都被认为年龄过高。现在，手术似乎没有了年龄限制。”我给他们讲述了下面这个患者的故事。

“必须得让我自己开车”

几个星期前，我第一次在门诊见到西格里夫太太，她是一个知名医生的遗孀，能说会道，来医院的时候由3个同样能说会道的子女陪伴，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都年届中年，而且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我到另外一个房间拿了几把椅子。西格里夫太太是一位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女士，一头花白的长发，穿着时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她派头十足地大步走了进来，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她的3个孩子面对着我坐成一排，语气平缓但又坚决。与大部分大脑前部患病的人一样，西格里夫太太对于自己的状况一无所知。

简单自我介绍之后，我用略微同情的语气请她介绍一下是什么问题促使她去做脑扫描的。医生希望帮助患者，但不希望患者对医生有某些情感要求。

“我一切正常！”她一开口便声如洪钟，“我丈夫生前是圣安妮医院的妇产科教授。你认识他吗？”

我回答不认识，他的年纪显然比我大得多。

“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她用手指着对面的儿女说，“他们不让我开车。我一刻也离不了车，这是性别歧视……如果我是男人，他们肯定就会让我开车的。”

“可你已经85岁了……”我回答。

“那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脑瘤，”我指着桌上的显示器，补充道，“以前你看过自己的脑扫描图吗？”

“没有，”她说，“那有什么好看的？”

现在，她全神贯注地看了一会儿扫描图。上面显示有一大块葡萄柚大小的肿瘤压迫着她的大脑。“但是必须得让我开车，我没有车不行。”

“请原谅，”我说，“我想问你的孩子几个问题。”

我询问了他们的母亲最近几个月在生活中有哪些问题。我感觉有母亲在场，他们叙述病情时有所保留。她不断地插嘴、反驳，更重要的是，她不断地抱怨孩子们禁止自己开车。通过他们3人的讲述，我知道这位母亲已经变得糊涂，而且很健忘。起初，他们认为这是年龄所致，这种想法很正常，不过她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所以他们去拜访了老年病专家，又做了脑扫描。像她脑中的脑瘤很罕见，但专家一致认为那是造成痴呆的原因，肿瘤迅速生长时就会导致其他问题出现。我告诉他们，西格里夫太太很可能患了老年痴呆症，同时患有脑瘤，手术切除脑瘤后并不能保证她会恢复正常。她现在很危险，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要想弄清肿瘤是否是引发老年痴呆症状的罪魁祸首，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手术切除。

我告诉他们，不能仅凭扫描图来预测西格里夫太太病情恶化的风险，关键要看肿瘤表面与周围脑组织的粘连程度，但只有手术时才能知道将肿瘤与下面的大脑剥离是易是难。如果粘连，大脑就会受损，西格里夫太太可能出现右侧肢体偏瘫，失去语言能力，因为大脑半球控制着对侧身体的运动，语言中枢也在大脑左侧。

“是否能够只切掉部分肿瘤，”患者的一个女儿问道，“与大脑粘连的那部分保留？”

我解释了一下，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肿瘤通常质地紧密，如果把肿瘤的一个硬壳留下，大脑还是被压迫，患者不会有任何好转，此外肿瘤还会再生、复原。

“与大脑粘连的部分是多少？”另一个女儿问道。

“不太确定，但我想至少有20%。”

“那就是有五分之一的概率对她不利？”

实际上概率可能比20%还要大一些，因为每次打开患者的大脑，造成灾难性的大出血或者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1%～2%，考虑到西格里夫太太的年龄，风险会更高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她的病情会缓慢地恶化。我还是迟疑地补了一句，希望西格里夫太太没有听到我们的话：有些人认为，考虑到年龄因素，最好是不进行手术，让病情顺其自然地发展，任患者自生自灭。

她的一个女儿问，除了手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这时西格里夫太太还在不停插嘴，唠叨着禁止她开车就是侵犯人权。我解释道，放疗和化疗对于这种肿瘤根本不起作用。很明显，他们的母亲已经跟不上我们谈话的节奏了。

“如果是你的母亲，你会怎么办？”她的儿子问。

回答前，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也不清楚该如何回答。当然，所有患者都会问医生这样的问题。然而，大部分患者都不愿意深思，针对医生给出的某个建议，若发生在医生自己的身上，他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也是医生最不愿回答的问题。

我缓慢地回应，一边说，一边向他们4人比划着，如果我们都认为西格里夫太太已经逐渐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只能去某些慈善护理机构生活的话，那么就劝她做手术。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涉及诸多不确定性。说这句话时，我背对着窗子坐着，面前坐着患者的3名子女，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身后窗外医院停车场远处的市政公墓。

我终止了这次会面，告诉他们没有必要立即决定。我把秘书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们，请他们决定之后通知我。他们起身出门后，我搬开了3把椅子，去等候区叫下一名患者。几天后，我从秘书盖尔那里获悉，他们决定手术。至于患者本人那里，他们费了多少口舌我就不得而知了。

被无限期拖延的手术

门诊预约3周后，西格里夫太太被收治入院，准备接受手术。但是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低年资麻醉师要求她做超声心电图检查，理由是虽然患者本人心脏没有任何不适，但极有可能因为高龄而出现问题。这个检查几乎没有必要，但是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对麻醉只有些许了解，我无法反对。我告诉下属请心超室的技师第二天一早首先为这名患者做检查。第二天没有其他手术，有大半天的时间我都在休息室里的沙发上打盹，透过高处的窗子注视着外面没有任何风景的世界，凝望阴暗的天空，等待检查结果。偶尔会飞过一只鸽子，有时还能看见远处的客机轰鸣着穿过低空的云层向希斯罗机场飞去。

尽管我的下属一再请求，那次检查仍然到下午4点才开始做。这例手术需要好几个小时，我无法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而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只能安排急诊手术。那位忧心忡忡、泪眼汪汪的患者后来坐着轮椅来到了手术室外，身边跟着一个怒气冲冲的女儿。我只能向患者的女儿解释，我也是不得已才取消这例手术，并承诺下次手术一定把她的母亲放在第一个，然后患者才被推回了病房。我气急败坏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把她安排在下一次手术列表中很可能意味着要取消那天已经排好的其他手术。

周一早晨例会时，我和初级医生讨论病情后，来到了手术室外面的接待前台。麻醉师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要做超声心电图的人了，她正和我的注册医生迈克站在那里，而迈克沮丧地看着我。

“西格里夫太太上周住院时做的化验，结果标本中培养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她的手术要被取消。”迈克说，“她接受手术后手术室要进行一个小时的消毒。如果她第一个手术的话，我们就不能完成当天的其他手术了。所以我们重新安排了手术顺序，她是最后一个。”

“那我就无法兑现对她女儿的承诺了，我告诉她，她的母亲是第一个。”我回答，“虽然你的话很有道理，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我们在手术前一天检验出MRSA，几天前却没有得出类似的化验结果。如果按照原计划上周手术的话，我们可就不需要花一个小时来给手术室消毒了。”

“西格里夫太太的女儿昨晚扬言要控告我们，”迈克说，“她说我们这里组织管理混乱，简直不可救药。”

“也许她是对的，但是控告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吗？”

“是的，”他说，“这确实让人生气，真是倒霉。”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可以按照计划进行。”

“麻醉师来过，说必须得取消西格里夫太太的手术。”

“天哪，为什么？”我发火了。

“如果把她放在最后，5点前我们就无法结束。”

“是哪个该死的麻醉师？”

“我不认识。一个高挑纤细的金发美女，可能是新来的临时替班。”

我几步来到麻醉室，探头进门。麻醉师莱切尔和她的助手正倚靠在沿着墙面摆设的操作台前，她端着纸杯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待第一个患者的到来。

“为什么要取消最后一例手术？”我问。莱切尔确实是一个新人，她最近被任命来替班，平时与我合作的麻醉师正在休产假。我们也曾一起做过一些手术，她看起来能力很强，性格开朗。

“我可不想下午4点钟还要接一例切除脑膜瘤的大手术。”她回头转向我说，“今天晚上家里没有人照顾孩子。”

“我们不能取消，”我抗议道，“这例手术已被推迟过一次了。”

“反正我不做。”

“你再问一下你的同事。”我说。

“我想他们也不愿意，又不是急诊手术。”她回答时语气缓慢，但很坚决。

我瞬间愣在那里。如果在几年前，这种事几乎不会发生。我总是想方设法在正常工作时间把手术都做完，虽然有时会拖得很晚，但大家也都欣然接受。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完善之前，顾问医生向来不会计算工时，他们会一直继续，直到工作全部结束。我突然迸发出一种强烈的冲动，去扮演一个脾气暴躁、情绪激动的神经外科医生的角色，然后怒吼着大发脾气，就像我过去那样：

“该死的，回家看孩子！你不用跟我干了！”

但那毕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威胁，无论谁来为患者麻醉，我都没有发言权。此外，如果神经外科医生确实这样做了，就不可能逃脱被惩罚的命运。我很羡慕培训我的那一代医生，他们可以通过发脾气来缓解工作压力，有时可以大发雷霆，不必担心被指控恫吓或骚扰。我急忙转身，沿着走廊离开，希望找到解决方案。病床管理员茱莉亚正从手术室走廊那里过来找我，看到她的身影我立刻有了主意。

“日间病房已经收治了两个需要今天手术的脊椎病女患者，但是昨天晚上急诊也收了许多住院患者。所以，这两个女患者手术之后没有床位可以安排给他们。你觉得该怎么办呢？”她询问我的时候表情凝重，紧握着笔记本，上面列满了等待收治、准备出院和转院的患者的名字。其他医院病床管理员的电话号码也在上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同样大的压力，不愿接收患者，因为他们也缺少病床。

“如果我们没有病床安排手术后的患者，”我内心一阵狂喜，这意味着西格里夫太太的手术会很早开始，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在5点前完成手术，“我就不能给他们手术了，是吗？你必须把他们都遣送回家，特别是那些接受小型手术的患者。”

于是，手术名单被充分压缩。刚收治的那两个女患者在昨天午夜之后就没有进食，准备迎接今天胆战心惊的手术，结果只能喝杯茶聊以慰藉，之后就被送回家。

我不太情愿地走进日间病房，今天需要手术的患者都等在那里，由于医院长期缺少病床，越来越多的患者都在手术当天早晨才来到医院。这是私立医院的标准做法，并且运行效果非常理想，每位患者都会有病床和病房。像我们这样一所资源紧张的医院，情况则并非如此。进入狭小的日间病房后，我发现有15名患者都要接受大型手术，他们全部挤在一间厨房面积大小的屋子里，穿着外套。二月的雨淋湿的外衣在狭窄的空间里还冒着蒸汽。

迈克单膝跪在第一个接受手术的患者面前，因为西格里夫太太的手术一定要在下午做，他必须先与患者逐项确认手术知情同意书。他的嗓音洪亮，所有患者都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必须要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可能会造成死亡、脑卒中、大出血或者严重感染。请在这里签字。”他递给患者知情同意书和一支笔。现在的手术知情同意书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封皮里甚至还会有目录。那个患者看也不看一眼，就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必须向那两位女士致歉，她们的脊椎手术被推迟了。我的解释是昨天晚上医院急诊又收治了几个患者，她们很客气地表示理解，但是我看见其中一个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手术的，”我说，“但现在我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

我不喜欢在最后一刻告诉患者手术被取消，这就像我不喜欢告诉别人他们患了癌症马上就要去世一样。造成这种局面并非我的错，却需要我来道歉，显然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说些什么，这些可怜的患者不可能轻易离开。我痛恨这种事。

我和那名患了三叉神经痛的男子简单聊了几句，他将第一个接受手术，然后我来到西格里夫太太近前，她正在角落里等着，她的女儿在旁边站着。

“上周的事，我很抱歉。”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先为你做手术，但我承诺今天下午一定做。”她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

“希望如此吧。”她的女儿板着脸说，我转身看着挤在小屋子里的所有患者。

“对于这种条件，我很抱歉，”我指着拥挤的房间对他们说，“但是医院现在床位紧缺。”

这时，我克制着冲动，并未对政府和医院管理层发表一番指责。我又一次感到奇怪，似乎这个国家的患者很少抱怨。我和迈克又回到了手术室。

“你是不是认为我道歉的次数太多了？”我问他。

“是的。”迈克答道。

恼人的医院规定

第一例手术是微血管减压术，简称MVD。这例手术与我在基辅电视台录像的那例大致相同。多年来，这名男子一直受到三叉神经痛的困扰，普通的止疼药开始逐渐失效。三叉神经痛是罕见的病症，患者面部一侧会出现阵阵剧痛。据他们描述，疼起来的时候像高压电击或者将一把烧红的刀子贴在脸上一样。在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之前，有些患者由于疼痛难忍而自杀。20世纪90年代，我将手术治疗方法引入乌克兰时，有些患者告诉我，之前由于无力承担药物治疗的费用，他们陷入了即将自行了断的境地。

这种手术要在耳朵后面的颅骨打开一个小开口，暴露出大脑的一侧，通过这个开口小心地将压在面部触觉神经，即三叉神经上的小动脉移开。动脉对神经的压迫造成了剧烈的疼痛，不过具体致病机制目前还不为人知。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显微手术，但是如果知道怎么做，就不存在任何技术难度。

虽然迈克拿着手术知情同意书那样吓唬患者无可指摘，但几周前在门诊时我已经跟患者提到过同样的风险。在几百例相同的手术中，只有几例遇到了一些麻烦，所以我认为不会再有什么棘手的难题。

进入患者的颅内之后，通过手术显微镜我发现了一根异常粗大的静脉挡在了通往三叉神经的路上。三叉神经在颅内深处一个叫作桥小脑角区的位置，当我开始接近那根神经的时候，那根粗大的静脉突然破裂了，暗紫色的静脉血向我涌现。我在直径只有2厘米、深有6～7厘米的切口里进行手术，操作空间只有几毫米，还紧贴着那些至关重要的动脉和静脉。出血挡住了视线，我只能像迷失在云层中的飞行员那样完全依靠感觉“驾驶”，直到最终堵住出血点为止。

我要用吸引器把血吸干净，以查明出血点，于是对着巡视护士大喊：“吸引器加大吸力！”这并非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但是要完全止血确实很难。必须首先找到出血点，然后用显微镊子的尖端夹住一小块止血纱布按住出血点，这样你的双手就不会遮挡视线，然后等待静脉破口形成血栓，从而达到止血目的。

“静脉出血时，如果你沉不住气就不好办了。”透过显微镜，我一边焦急地盯着血液漩涡，一边对迈克说，“通过压迫止血，血总会止住的。”虽说如此，但我还是有一丝担心会给患者带来糟糕的后果。二十多年前，我曾给一个三叉神经痛频发的老头做了手术，可几周后，他因手术导致的脑卒中而死去。

虽然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但20分钟后手术台一端的大号吸引器瓶仍装满了暗红色的血液。巡视护士珍妮必须要换一个新的吸引器瓶。这时，患者已经失去了全身血液总量的四分之一。通过我的压迫处理，被裹住的静脉终于停止了出血。我站在那里，由于一直拿着显微器械压着破裂的静脉，双手僵硬得无法动弹。对于大出血我很担心，但同样担心为西格里夫太太做手术的时间不够。再次取消她的手术就意味着还要再次面对她和她的女儿，这并非稳妥的方案。我开始意识到时间有些紧张，也认为有必要多花些时间以保证血真的止住了。如果我把患者的头包好后再次出血，结果不言自明——他会死去。两点钟时止血结束，我对止血效果非常满意。

“叫下一个患者吧，”我对麻醉师说，“你喊一个经验丰富的专科住院医生，我们在这里进行收尾工作的时候，她可以在麻醉室里开始下一例手术的麻醉。”

“恐怕不行，”她回答，“我们只有一个助理麻醉师。”助理麻醉师是在手术室协助麻醉师的专业技术人员。

“哦，真该死！你不能去叫下一个患者吗？”

“助理麻醉师主管制定了新规定，只有前一名患者下了手术台后，才能开始下一例手术，以防患者出现危险。”

我抱怨道，过去这样操作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过。

“别无他法。无论如何，安排手术你应该考虑实际情况。”

我本来想要解释自己无法预测这次少见的出血情况，又希望说明，如果要考虑意外情况来安排手术的话，就没办法完成任何工作。不过我一句话也没说。做完第一例手术后，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开始西格里夫太太的手术，而如果想要赶在5点前完成手术，我只能匆匆进行，但我不愿那样做。如果手术超过5点还未结束，那么手术室的员工肯定要留下来；如果我经常超时，这就意味着之后每个下午的最后一例手术都会进行得很艰难。然而，一想到要再次取消手术，我愁容满面。

第一例手术彻底完成，麻醉师开始唤醒患者。

“可以叫下一个患者进来了。”她对护士说。

护士出去传信。我知道西格里夫太太上手术台前会耽误一些时间，因此我回到了办公室处理一些文案工作。20分钟后，我回到手术室，向麻醉室内看了一眼，以为她们一定在忙着给西格里夫太太麻醉，但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麻醉室里只有一个陌生的助理麻醉师。

我问他患者为什么还没进来，他耸了耸肩膀，并没有回答，我只好来到日间病房查看西格里夫太太到底在干什么。

“西格里夫太太在哪儿？”我问护士。

“去换衣服了。”

“怎么还没换好？”

“这里不允许换衣服。”

“什么意思？”我彻底恼火了，问道，“是谁不让她换？”

“是政府。”护士回答。

“政府？”

“政府有明文规定，同一间病房里有不同性别的患者时，禁止给患者换病号服。”

“为什么不让他们穿睡衣过来？”

“几年前提议过，院方说政府不允许。”

“那我们怎么办？向首相投诉？”那个护士笑了起来。

“她来了。”护士说道。西格里夫太太出现了，她的女儿推着轮椅从走廊那边走了过来。西格里夫太太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医院病号服，无法完全遮住她的屁股。也许政府是对的。

“她只能去公共厕所换衣服。”她的女儿瞪着眼睛说。

“我知道，手术当天早晨来的患者没有单独卫生间。”我解释道。

“先不说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我自己带她去手术室。”我接过轮椅，推着她在走廊里飞奔。病房护士在走廊里跟着我，手里攥着西格里夫太太的病历。

现在已经3点钟了，麻醉师看上去非常不快。

“这次我来主刀，”我赶忙安慰她，“从头到尾。”迈克听到我的话非常失望，因为我会把他挤到一边。早些时候，我说过会辅助他完成手术，可这样一来他只能给我当助手了。

“看起来很简单，会很轻松。”我补充了一句。我故意撒谎，也从没指望莱切尔会相信。没有哪个麻醉师会相信外科医生的话。

3点半，手术开始。

完美的一天

迈克把患者的头用锁簧固定在手术台上，并剃掉了她头上左侧的头发。

“没有人知道手术中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小声对迈克说，不希望莱切尔听到，“她可能会流血不止，肿瘤很可能和大脑粘连并长在一起，如果是这样，手术要持续几个小时。最后她的大脑看起来将非常糟糕，可能导致她走路跛行。也有可能一打开就看到肿瘤，并且很轻松就把它剥离下来。”

手术刀、电钻和剪刀，我们用这些工具一步步打开了这位知名妇产科专家遗孀的头皮和颅骨。大约40分钟后，我们用一把小剪刀切开了她的硬脑膜，大脑出现在眼前，而脑膜瘤就压在大脑的表面。

“看起来很有希望。”迈克说道，他很好地掩饰着自己无法主刀的失望情绪。

“是的，”我说，“没流多少血，而且肿瘤看起来很容易切除。”我拿起金属吸引器，把它插进肿瘤，随即发出了一阵不太动听的吮吸声。肿瘤开始缩小，逐渐与大脑分离。

“太棒了！”迈克惊呼。几分钟后，我高兴地对莱切尔叫道：“40分钟开颅，10分钟切掉肿瘤！而且是完全切除，大脑毫发无损！”

“太好了！”她喊道，我不知道她此时是否真的原谅了我。

我让迈克自己关颅，我自己坐在手术室一角书写手术记录。之后又过了40分钟，手术全部结束，5点前患者被推到了重症监护病房。

我和迈克离开手术室，去病房查看住院患者。除了两个刚刚做完外科手术的患者，还有一些患者在稳步的康复。两天前，那两个患者接受了并不复杂的脊椎手术。我们的巡视只花了几分钟，最后来到了ITU。

做完一天的手术后查看患者，确保他们符合专业术语：“昏迷指数15，意识活跃，神志清醒。”——这就是神经外科医生一天之中最有意义的事。

西格里夫太太半躺在病床上，身边的输液架挂着微量注射泵，床头的监护仪屏幕不断闪烁。有如此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在旁监控，很难想象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护士每隔15分钟就要把患者叫醒，确保他们处于清醒的状态，没有因术后出血而陷入昏迷。一个护士正在为她清理头发中的血迹和骨屑。我急匆匆地做完了手术，忘记清洗她的头发并吹干，对于女患者我一般都会这样做。

“十分完美。”在床边我向前探身说道。西格里夫太太抓住我的手紧紧握住。

“谢谢。”她从插管中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全部取出，毫无疑问肿瘤是良性的。”我告诉她。我转身去看那名患有三叉神经痛的男子，他躺在隔壁床上睡着了。我轻轻地摇了摇他。他睁开眼，眼神迷离地望着我。

“你的脸还疼吗？”我问。

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脸颊，手术前这样做会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

他表情惊讶，又使劲戳了戳脸颊。

“不疼了！”他深感敬畏地说，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手术很成功。只是一根动脉压迫了神经，现在你的病好了。”我没有必要再提手术中那可怕的大出血。

我下楼回到了办公室，检查是否还有一些文案工作要处理。不过只有这一次，盖尔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今天真是不错。我没有发火，手术都做完了，患者也都很正常，病理都是良性的。我取消了排在前面的两台脊椎手术，却保住了后面两台手术。病房里的患者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个神经外科医生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出门时我从安东尼身边经过，他正赶来上夜班，我打听了一下那个一心求死的慢性硬膜下出血的老太太。

“我想他们应该给老太太手术了。”安东尼告诉我。他去了病房，而我走进了夜色中。西格里夫太太的女儿站在医院大门外的栏杆边，我锁上了自行车，点了一根烟。

“手术怎么样？”她一看见我便问。

“非常成功，”我说。“她可能会糊涂几天，但很快会恢复得非常好。”

“太棒了！”她叫了起来。

我想告诉她，这主要靠运气，但是她可能不会相信。手术成功时，人们从来都不相信运气。

“昨天对你的专科住院医生发了脾气，很抱歉……”她犹豫地说道。

“别在意，”我善意地回答，“我以前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