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闽文化催生闽派中医药的发展

“闽”字来源已久，«周礼•夏官•职方氏»有“七闽”的记载。七闽就是指七个部落住在福建各地的原住民。直至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为加强边防，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取当时的地方行政机构福州、建州各一字，名为福建经略史，福建的名称才开始出现，并沿用至今。福建文化和闽派中医药是在其自己的地理环境中经过历史的不断演进而逐渐形成的。

（一）先秦时期

在福建的土地上，18万年前即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和人骨化石地点，主要分布于闽中大谷地和东部沿海地区。有了人，闽文化的历史就开始了。位于三明市郊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有厚0.6m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堆积，已发掘出石制品70余件，以及虎、竹鼠、巨貘等伴生动物化石，经铀系列测定，其制作年代约为距今18万年前。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遗址，出土了27件经人类加工的石片，时间为距今4万~8万年前。东山县发现的“东山人”右肱骨化石，清流县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其生存年代都在距今1万年前左右。三明、漳州、东山、清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人骨化石，充分说明早在1万年前福建各地已普遍有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现象。

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昙石山文化，它是以闽侯县荆溪镇恒心村的昙石山遗址命名的，昙石山遗址是当时人吃剩下的贝类外壳堆积起来的“贝丘”遗址。其下层年代距今4000~5000年，中层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夏代初期。昙石山遗址的贝壳经反复鉴定，有蛇、牡蛎、小耳螺等，还有属于鱼类的脊椎、鳍条、胸鳍刺，以及属于爬行类的鳖背甲和腹甲等。从昙石山和其他贝丘遗址发现的大量石箭镞、骨镞、陶网坠和水产品遗物看，昙石山先民过着以渔猎和捞贝为主，辅以农耕的经济生活，自然地理和考古发掘说明，昙石山文化既有大陆文化的特点，又充分显示了其濒江靠海，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的特点。

远古时期的闽族人学会了用火和人工取火，改变了生活卫生状况。如昙石山遗址、庄边山遗址均发现有烧制陶器的窑灶、取暖用的火塘、炊食用的连通灶，可见他们已学会用火，会利用火加工食物，把生食变为熟食，以减少疾病，促进身体健康。随着火的掌握和运用，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并摸索出温热刺激可以缓解或消除某些病痛，这就是物理疗法的开端。平潭县壳丘头发现有砍砸、刮削器，漳平西元村尾官后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磨制精细尖锐的砭石、石刀等，还有磨光滑细的石陶拍、小圆凹形石球，推测可能是当时的刮痧工具。在闽侯等地，出土了大量骨针和石制或黏土制的陶纺轮，并有伴随纺轮出土的桐油籽和棕绳。由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已经从缝制兽皮御寒，发展到了原始的纺织业和缝纫技术，这是原始人卫生保健的一大进步，不仅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减少了疾病，而且增强人们适应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能力。出土的长短不同的骨针，除了用于缝制树叶兽皮外，有的推测用于针刺治病。至商代，福建已随着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由于青铜器的使用，医疗方面的针刺疗法所用的石针、骨针已逐步被青铜针所替代。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先秦时期，福建的居民主要为闽越族，其文化特征是“信巫鬼，重淫祀”，保存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秦汉时期，开始有北方汉族人民南迁入闽，闽越族和汉族文化不断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大批入闽，北方社会的各阶层人士都有大批成员或代表人物在此时期南迁入闽，带来了中原的儒学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汉越民族进一步融合，为具有浓厚闽越文化特征的汉文化在福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原地区的医学伴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传入福建后，逐步改变了闽越人迷信鬼神、祈求巫医治病的不良风气，促进了福建医学的健康发展，而后又逐步形成了具有闽越特色的区域医学。这一时期福建出现的名医中，当首推与张仲景、华佗并称为“建安三神医”的董奉。董奉，福建长乐人，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计报酬，只求种杏为报，杏熟收果易谷，以恤贫困。数年后得杏树10万余株，郁然成林，故有“誉满杏林”之佳话，后世“杏林”之典故盖源于此。人们常把董奉称为“杏林始祖”。南北朝时期，莆田郑露、郑庄、郑淑3人，曾在金仙院（今莆田广化寺）行医济世，为众人诊治病痛，深受人们赞誉，人称“南湖三先生”。

福建因雨水充沛，四季常青，中药品种繁多，资源丰富，东晋时闽中药材生产闻名于全国，为临床提供了充足的药物资源。史书载，有南朝人撰著«闽中草木状»，介绍产于福建的各种植物（包括药用植物）。福建的炼丹术历史悠久，据«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有了原始炼丹术，不久便随着炼丹方士相继入闽而由中原传入八闽大地。早期自中原入闽的炼丹术士是何氏九兄弟，亦称何九仙、何真人，他们从闽北古道入闽，经由闽县福清而至莆田，最终选择仙游九鲤湖为落脚点，从事炼丹制药活动。至今福州于山和九鲤湖仍保存有九仙炼丹的炼丹井、丹鼎和丹灶等遗迹。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道教炼丹家纷纷南迁入闽，如左慈、葛玄、郑思远和葛洪等道家代表人物，其中晋代炼丹的著名人物葛洪，一生从事炼丹、论道和行医。葛洪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现存的医书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神仙服食方»等，在炼丹和制药化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的海外交通开始发展，泉州已有大船来往于南海诸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以温麻（今福建霞浦）船屯立”（«宋书•州郡志»），航海业得到初步发展，东南亚的名贵药物如犀角等传入福建，海外交通促进了包括医药在内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三）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在福建设闽州，唐朝设福州、建州、泉州，后增置漳州和汀州，还置福建经略使，统管五州，有利于福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福建名称始现。随着入闽汉人自西而东、由北而南的分布，在沿海开展围海造田和水利工程建设，推广双季稻和扩大经济作物面积，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的繁荣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福建省气候闷热、潮湿，各种疾病和瘟疫易于流行，因而福建历来被视为“瘴疠之地”。由于当时人们缺乏医学知识，医疗水平低下，认为疾病和瘟疫是山魈作祟，只有借助神明才能除病消灾，故闽人敬神信巫的观念较为浓厚。随着北方汉族人大批移居福建，中原地区的医学知识也逐步在福建得到传播和发展。福建丰富的药材资源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到开发和利用，不但在防治疾病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供应其他地区临床用药。据文献记载，在唐代后期，福建有大量的药材和茶叶、荔枝、桂圆等远销中原，有的还作为贡品进贡朝廷。由于茶叶气味清香，有清头目、悦神志、消食下气的作用，因此当时民间常把茶叶加工成开胃消食的保健茶，如蜡面茶、研膏茶等，成为百姓家中常备的保健药品，并在临床上普遍应用。唐代福建的造船业十分发达，船舶南航，远达东南亚诸国，中外药物交流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当时从国外输入大量乳香、沉香、龙脑、玳瑁、珍珠等药品，可从闽王向朝廷进贡的礼品中窥见一斑。

（四）宋元时期

宋代，八闽文化经过长期的吸收、融合，终于迎来了其全面繁荣期。宋代的福建不仅在经济上是国内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在文化上也居于全国的先进行列。宋代闽人大建学校和书院，福建一度成为全国的理学中心。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中国文化史上贡献巨大，也是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最闪光的亮点之一。

宋代朝廷重视医药事业，在全国各州郡都先后设立医药管理机构。北宋初年，福建设有政府药局“医药和剂局”，专售成药并刊刻药局方，既方便群众治病，又保证药品质量，深受民众欢迎。当时的州郡官员对医药事业十分重视，大力推广医药知识。据«三山志»记载，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特请闽县通方技之学的何希彭，把宋廷编撰的«太平圣惠方»加以整理，编成«圣惠选方»一书。书中收载药方6 096首，大多方便易行，用之有效，受到病家信赖。«圣惠选方»被作为医学教科书，用了数百年，影响巨大。

宋代福建的刻书业较为发达，刻书地域分布广泛，建阳、南剑州、汀州、邵武、福州、泉州等地都有刻书，其中尤以福州地区和建阳地区刻书最为兴盛，是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福州是宋代福建大规模刻书的发源地，早在北宋时期福州雕版印刷佛经18 000卷，居当时闽省各地刻书之首。随着闽学的兴起，建阳一带书院林立，讲帷相望，著作如林，书坊遍设，刻书业突飞猛进。建阳的刻书业以麻沙、崇化两坊为著名，在宋代号称“图书之府”。在发达的刻书中，医书也得到大量的刊刻印行。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闽刻医书有27种，至今尚存15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图经本草»«集验背疽方»«伤寒百问歌»«洗冤集录»«仁斋直指方»等，对福建医学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两宋时期福建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家和知医学者，有的重视理论探讨和脉学研究，有的在临床内、妇、儿科及针灸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例如，南宋建阳理学家蔡元定兼通脉学，曾参考«黄帝内经»«难经»及仲景之书，撰著«脉经»。蔡元定的«脉经»对中医脉学理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系统整理和论述了人体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的循行和主治病证，尤其注重探究脉理本原，又论述脉象与季节和五脏脉的复杂关系，明确提出胃气脉的概念等。钱闻礼精于伤寒学，撰著«伤寒百问歌»。书中以七言歌诀形式阐述«伤寒论»中有关临床辨证论治的93个问题，内容通俗，易于掌握，该书有助于初学者理解«伤寒论»原文的精义。南宋名医杨士瀛，自幼矢志学医，悉心钻研«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医书以及历代名医著作，并能融会贯通，独树一家之言，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撰著«伤寒类书活人总括»。该书汇集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中的研究心得，并结合杨氏的学术见解编写而成。书中内容与临床紧密结合，融脉、证、治、方于一体，内容简明扼要，便于诵记，为学习«伤寒论»较好的入门书。杨士瀛还著有«仁斋直指方论»，该书以论治内科杂病为主，涉及外、妇等科病证的治疗；«仁斋小儿方论»是一部专论儿科临床证治的医书，系统论述儿科各种常见病证与治疗。书中对“惊”“疳”二证论述甚详。在惊风症状描述方面最早提出“四证八候”，即痰、热、惊、风四证，搐、搦、掣、颤、反、引、窜、视八候，高度概括了小儿惊风的证候特征。并且重视调补小儿脾胃，反对妄用攻伐。苏颂博通经史百家，凡图纬、律吕、星宿、算法、山经、本草无不钻研，著有«本草图经»等，收集全国各郡县的药物标本和药图，载录药物780种，药图933图，对后世本草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南宋郑樵著有«通志•昆虫草木略»«本草成书»«本草外类»等药物著作，收载药物1 095种，介绍每味药物的名称、别名、形态、性能、功用及前代医家的论述。南宋刘信甫撰著«新编类要图注本草»，论述药物性味和加工炮制方法。南宋刘信甫著有«活人事证方»和«活人事证方后集»，论述临床常见病证的治疗，精选良方千余首。

宋慈注重检验，博采近世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荟萃厘正，并增以己见，撰成«洗冤集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曾被译成7国文字，在世界法医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元代邹铉，续增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撰著«寿亲养老新书»，该书征引方药，颇多奇秘，对老年颐养之法，论述较详，颇有参考价值。妇产科的朱端章，撰著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内容包括妊娠禁忌、养胎、妊娠、产前产后、小儿初生保护法、断脐法、乳儿法、哺儿法、浴儿法等，该书是对宋以前有关产科理论及经验的总结，是我国产科史上早期的重要著作。针灸医家庄绰，兼通医术，尤其精通针灸。有方药、本草、针灸等方面著作问世，所著的«灸膏肓俞穴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腧穴灸法的专著。此外，宋代还有叶大廉«叶氏录验方»，元代熊彦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等。

总之，宋元时期，人文荟萃，名医辈出，造纸业和刻书印刷业的兴盛，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医学著作的大量刊行。闽派中医发展已形成一定的区域特点，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临床各科医家，均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宋元中医药学的成就，为闽派中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建阳书坊迎来了刻书的黄金时代，其刻书数量远远超过江南其他省份，尤其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建阳刻书业进入历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书铺林立、百肆争刻的繁荣景象。医书的刊刻出版是建阳书坊刻书的重要内容，刊刻出版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其所刻印的医书大多采用类编、俗解、注释、图注等形式，以浅显通俗为出版宗旨，对普及医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当时刊刻的医书有«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类证陈氏小儿痘疹方论»«小儿药证直诀»«名方类证医书大全»«注解伤寒百证歌»«新编医方大成»等84种，合计604卷。

明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推动闽派中医药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八闽中医药名家，如熊宗立、许宏、聂尚恒、童养学、雷伯宗等，撰著医书近70部，为福建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如熊宗立重视对«难经»的整理研究，编撰有«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附有解释«难经»内容的28图，并根据自己的体会对«难经»逐条作注，用浅显的文字作了较为通俗易懂的解释，便于初学者阅读、理解和掌握。熊宗立还编写了«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和«伤寒运气全书»，对临床诊断伤寒病证有一定参考价值。许宏是明代研究«伤寒论»的重要医家，撰著«金匮内台方议»，从方、药、证3个方面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和编次，是明代研究«伤寒论»较早的医书；«金匮内台方议»是其一生研究«伤寒论»的经验总结，以主方统附方的方法，对«伤寒论»条文进行归类整理，从中揭示张仲景的辨证施治规律，对临床辨证选方用药很有启发意义。此外，还有童养学的«伤寒六书纂要辨疑»，对伤寒和温热病的临床诊治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辨析；«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将伤寒各种临床证候区分为正伤寒、类伤寒及传经、直中等几种类型，并论述113首方剂的应用。雷竣的«伤寒发明»，方炯的«伤寒书»，均为阐发伤寒学说的医书。萧京是明末著名医家，撰著的«轩岐救正论»对中医元气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阐发，对元气学说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在药学方面论著颇多，如熊宗立的«药性赋补遗»和«增补本草歌括»、陈全之的«食物本草»、滕宏的«神农本经会通»、聂尚恒的«本草总括»、何乔远的«南产志»。

方剂学方面，有方剂学论著如许宏的«湖海奇方»，熊宗立的«袖珍方大全»«山居便宜方»«名方类证医书大全»，吴隐泉的«医方约解»，陈仕贤的«经验济世良方»，邹福的«经验良方»，林道飞的«济世良方»等。

临床医学方面，如熊宗立的«丹溪治要法»«新编妇人良方补遗大会»«类证陈氏小儿痘疹方论»«类证注释钱氏小儿药证直诀»，郑大忠的«痘经会成保婴慈幼录»，雷伯宗的«千金宝鉴»，赖沂的«内伤外感法录»«四科治要»，聂尚恒的«活幼心法»«痘疹心法»，黄炫的«医学会编»，齐德成的«全婴宝鉴»等内、外、儿科医书近20种。

清代时期，闽派中医撰著医书100多部，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总结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如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该书是我国历来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陈梦雷融汇其50年来所涉猎之古籍万余卷于其中，初稿共3 600余卷。“医部全录”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一部分，全书520卷，共计950万字，收录从战国到清初的医学文献120余种，并分门别类进行编纂，内容包括医学理论、各科病证、方剂药物、医史传记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是清代较著名的医学丛书。陈修园博览医书，临证经验丰富，著述较多，由后人收集所撰16种医书，辑成«南雅堂医书全集»，又名«陈修园医书十六种»，丛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医经、本草、医论等基础理论，又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内、外、妇、儿、五官等临床各科证治，是临床较好的参考书，在普及医学知识方面有较大的贡献。力钧是晚清著名的医学家、学者、藏书家和教育家，中西医兼求并进，在中西医学汇通、医史研究、医书访求、医籍考佚、本草研究诸方面都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著有«崇陵病案»«庚寅医案»«内经难经经释»«骨学»和«伤寒论问答»等。此外，还有郑葆仁的«灵素精采»和陈有流的«伤寒论注»等，对中医经典进行了研究。药物学论著方面，有林玉友的«本草辑要»，收载药物616种，系统论述各种药物的性味、功效、炮制、释义、附方等。陈澈撰著的«药症忌宜»将药物的性味和功效相结合，针对不同病证列举出临床用药和药物宜忌；陈定涛的«药性补遗»和«药义辨伪»，述及药物性味和药物鉴别经验；陶思渠所著的«十二经方议秘要»，将经络理论与辨证选方相结合，对临床研究十二经病证诊治有较大实用价值；林清标编撰的«救急方»和«寿世简便集»，收录内、妇、儿、外和救急、解毒等各科病证治疗的临床验方，方便实用。另有邹成东的«简便方»、林滨齐的«内外科方书»、曾鸿文的«医方汇编»、陈起蔚的«医方说略»等，将方剂学与临床辨证用方紧密结合，重视理、法、方、药的完整运用，对医学界有较大影响。陈五鼎的«脉经»为研究诊法学的著作；邹成东的«保产篇»和林达的«胎产万全»为妇产科著作；儿科著作包括邓旒的«保赤指南车»、陈扬祖的«痘疹新书»、周士祢的«婴儿论»、徐璋的«痘科精义»、黄鸿元的«小儿秘论»、黄作宾的«小儿秘诀»等，对当时儿科盛行的麻、痘病证诊治总结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黄庭镜的«目经大成»居历代眼科专著之魁。临证各科论著还包括郑葆仁的«针灸六法秘诀»、黄润光的«内科要诀»、吕尤仙的«外科秘录»、魏秉璋的«保赤新编»、陈书的«治喉举要»等。从清代福建医家留给后人的大量医学著作中看出，闽派中医已经构成福建区域医学的丰富内容，闽派中医己从理论研究、方药总结和临证诊治经验等方面逐步趋于成熟和完善。

（六）近代

近代，作为医药文化对外交流的窗口，闽人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使闽文化吸收了不少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和西方医学的传入，对近代闽派中医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福建省中医药人员在艰苦环境中，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临床各科取得一定成就，在创办学校、出版刊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出现了一批著名医家和医著，成为近代闽派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例如，陈恭溥的«伤寒论章句方解»在伤寒学术史上独占一席；包识生的«包氏医宗»遵循仲景旨意，独具匠心；吴瑞甫的«伤寒纲要»立论透彻，独俱创见，颇为后人所称道；郑肖岩的«伪药条辨»重视药物真假、优劣的鉴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汇集古代医家用药经验，对药物功用进行重点论述等。据统计，近代福建医家编撰印行的验方类医书有20部。此外，还有郑奋扬的«鼠疫约编»«疹症宝筏»«霍乱论新编»，对当时防治疫病和麻疹提供较大参考价值；林作建的«和斋医案»«伤寒论眉批补注»«六经辨证歌括»，临证治验丰富，对临床有一定指导意义；郑兰芬的«妇科郑兰芬临床治验»、孙朗川的«孙朗川妇科经验»、蔡人奇的«妇科讲义»、连城珍的«妇科三字经»、俞介庵的«女科纂要»、孙浩铭的«孙浩铭妇科临床经验»，积极推动了近代闽派妇产科学的发展；陈桐雨的«陈桐雨儿科医案医话选»、林景堂的«新儿科临床手册»、郑际升的«痘疹指南»、彭光奎的«麻痘新书»等，为近代儿科学的临床和理论发展提供指导作用；吴瑞甫的«中西脉学讲义»«中西温热串解»«中西内科学讲义»，胡友梅的«中西对照医药学»等，以中西学说互相参证，提倡衷中参西的学术观点；李键颐的«鼠疫治疗全书»提出应改进中医给药途径，将中药汤剂制成静脉注射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