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与妇幼卫生发展之亲历者说

中国疆域辽阔，是一个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数超过13.8亿人。

古代中国，传统医学中就有妇科、产科、儿科等，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所著《千金要方》中将妇人胎产列于卷首，精辟地论述了妊娠、临产、产难、月经及产后护理等内容，而早至战国时代的《山海经》《烈女传》《左传》等著作中也记录了胎教、难产、育儿等与妇女儿童健康相关的问题。由于古代对一些医学现象不明确，医学知识的缺乏，使得一些地区尚遗留一些不够卫生、不够科学的分娩习俗或者养育习惯，这些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步得到改善。

尝鼎一脔，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工作的业务指导单位，也是本书的编辑撰写单位，组织了记者对相关专家、学者、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和妇幼保健服务对象进行了访谈，访谈者所处的时代和具体工作不同，看妇幼卫生的视角、对妇幼卫生工作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在展示中国妇幼卫生各项工作和具体状况前，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和思想，去感受中国妇幼卫生的发展。

一、国际组织驻华官员的评价

David Hipgrave是一位澳大利亚儿科医生和全球儿童健康专家，在非洲、南亚和东亚工作了20多年，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David于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并于2007年来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公室。在中国，David领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70多个县为儿童公共卫生提供广泛的支持，并与中国政府密切合作，推动卫生体制改革，改善妇幼保健和儿童营养状况。David现在常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总部，领导着一个专注于加强卫生系统的全球团队。他还在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现场卫生项目的负责人。David是墨尔本大学人口健康学院的副教授，发表了50多篇关于各种儿童健康、营养和卫生体系问题的论文。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大量人口脱离贫困，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中国社区公共卫生行动中，最为世界所熟知，也是最具影响的行动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展的所谓的“赤脚医生”工作。此后，在20世纪80—90年代间，由于职能下放、监管弱化、市场冲击及地方政府对公共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中国公共卫生工作发展速度开始缓慢。尽管如此，在千年发展目标时期，中国在减少孕产妇和儿童死亡方面取得的成绩仍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在新生儿死亡率下降速率上，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速率基本保持平行下降。

中国在妇幼卫生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在探索公共卫生特色性道路上的强烈意愿。例如，全球对于破伤风的防控建议各国实施孕产妇计划免疫的策略，但中国未予以采纳，而是采取推广住院分娩的策略。它通过整合公共资源，为农村和城市广大人群提供补助和其他需方激励措施，以确保住院分娩和儿童疾病机构治疗的覆盖。中国还非常重视供方的激励措施，以保证边远贫困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对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可预防疾病的免疫接种）的普遍可及，并注重服务质量以及开展综合妇幼保健服务（涵盖新生儿保健服务）。中国还持续鼓励地方政府制订地方卫生筹资和支付机制，以减少重大疾病费用风险，并加强改善地方社区卫生门诊保健服务。中国还推行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全国孕产妇死亡评审项目，对妇幼保健机构开展评审，以及全国孕产妇死亡和危重症的准确报告和监测。

基于这些努力，中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持续降低。实际上，中国代表了全世界20%的人口，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结束时就已经实现了在新生儿、5岁以下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等方面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目前中国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仍然普遍存在，尤其在农村两岁以下儿童中，但儿童低体重发生大量减少；除了极贫困的农村地区以外，生长迟缓目前在儿童群体中的发生率已非常低。

中国广大地区仍存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与上一代相比，中国很多大城市的儿童正在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但是，尽管针对最弱势人群中国也开展了引人注目的国家项目，不公平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对贫困儿童造成很大影响。在中国，即便是1%的发生率，也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下一个十年将为那些未能从既往项目中平等获益的儿童群体健康改善提供一个机遇。除此以外，关注的新领域还应包括确保对儿童发育迟缓或残疾筛查的可及，以及早期干预的可及；确保新的农村-城市流动家庭可以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确保患病新生儿和流动人口能够被健康保险自动覆盖；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减少迅速进展的环境和空气污染（包括吸烟）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减少意外事故导致的残疾（通过预防和康复）以及成年慢性疾病在儿童期的危险因素。

二、中国妇幼卫生管理者/践行者的回顾

华嘉增教授，1924年出生，九十多岁仍活跃在专业课堂和工作中。曾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副院长、上海市卫生局妇儿卫生处处长等，以及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学会主任、名誉主任；曾被聘为全国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专家组成员；先后被授中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杨崇瑞妇幼卫生奖和上海市第六届儿童工作白玉兰奖。现被聘任为卫健委生殖健康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专家组成员。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我国孕产妇死亡率有了大幅下降。刚解放时，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 500/10，到2016年，这一数值降到19.9/10。60年前，孕妇分娩是很危险的，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早产、破伤风等。中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提倡新法接生，培训“一躺三消毒”；二是，控制导致孕产妇死亡的产褥感染、妊娠高血压，以及拯救新生儿窒息的新生儿复苏技术；三是，20世纪70年代时提出了孕产妇系统管理，为每个孕产妇建卡，后来形成了孕产妇保健手册。一方面，医疗机构通过保健手册收集孕产妇信息，方便管理，另一方面，孕产妇学习保健手册上的相关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四是，高危孕产妇的评分管理，对每个孕产妇进行风险预警评估，根据个体情况进行分级管理。五是，开展死亡评审。

目前，我国新生儿、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新形势下，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成为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需要对更年期和老年期的保健多加关注。

朱宗涵教授，1964年毕业于南京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1981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曾赴英国国立医学研究中心和纽卡塞尔大学进修，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任副研究员。1982—2002年历任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1993—1998年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会长。

中国城市儿童保健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林传家在北京开始了地段保健的试点。196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在薛沁冰、宋秀英等主持下也开始进行城市儿童保健组织形式和工作内容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建立起了市、区、街道三级儿童保健网。这是中国最初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农村儿童保健工作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出现。1962年，江西省儿童医院在顾毓麟院长领导下在南昌县小兰公社小兰大队开展了第一个农村儿童保健试点。196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在北京昌平县也开展了试点研究。70年代，农村儿保工作试点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卫生部于1977年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牵头，组织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参加的农村儿童保健协作组，共同开展农村儿童保健组织形式、内容和方法的试点研究。从80年代开始我国在妇幼保健领域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开展了很多项目，例如“加强中国基层妇幼卫生、计划生育服务”合作项目，共有300余个县参加。

儿童保健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主要的任务是改造旧法接生和接生婆，推广新法接生，接种牛痘，防治传染病和重度营养不良等。进入60年代，卫生部在1961年于哈尔滨市召开全国儿童保健工作会议上，提出儿童保健工作的重点任务是：营养不良、佝偻病、缺铁性贫血、肺炎及疫苗的研究等。1974年儿科研究所恢复以后，在卫生部妇幼司领导下，组织了多项全国大合作的研究项目，例如9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12省、市儿童死亡原因回顾调查，19省市农村儿童保健组织形式、内容和方法研究，18省、市（32公社）围产期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回顾调查等。这些项目对我国儿童保健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规划80年的儿童保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80年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开始起草《城乡儿童保健工作要求（草案）》，80年代以来，儿童保健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工作包括：传染病防控和计划免疫，围产期保健，肺炎、腹泻防治和病例管理，母乳喂养和爱婴医院行动，生长发育监测和4-2-1体检，营养和喂养指导，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补充，新生儿复苏培训，新生儿急救和转运系统，新生儿疾病和遗传代谢病筛查，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心理行为发育咨询和干预，育儿咨询和指导，环境和儿童健康的监测和干预（铅中毒等），降消项目，儿童死亡和疾病（出生缺陷）监测，等等。有关儿童健康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提高。

三、妇幼卫生信息的构架者/公共卫生学者的感触

陈育德教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专业，一直在公共卫生学院任教。1989年至2000年间，任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名誉主任，兼任国家卫生信息网建设项目专家组组长。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是全球卫生（global health）的时代，卫生没有国界，妇幼卫生在中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有责任将经验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也是非常有效地提高全球健康水平的方法。如非洲撒哈拉地区，妇幼卫生问题非常突出，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我国派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都是以出生婴儿数为分母的，出生婴儿数并不容易准确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建设妇幼卫生统计系统，1985年建立了统计报表制度，全国开始开展妇幼卫生的监测；1986年由华西医科大学开展了出生缺陷的监测，主要针对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1989年北京妇产医院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孕产妇死亡监测；1991年首都儿科研究所开展了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情况监测；这些项目的目标各不相同，覆盖人群不一致，方法也不一样，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这些指标无法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向卫生部提出了“三网合一”，后被采纳，1996年“三网合一”正式启动，在31个省设176县（区）的项目点，覆盖130万人口，486个医疗机构；2006年扩展到336个县（区），覆盖人口1.4亿，医疗机构780个，每年我都参与数据质量核查。

2000年9月6日召开的联合国首脑会议确定了MDG千年发展目标：以1990年为基数，到2015年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四分之三，婴儿死亡率下降三分之二。中国将此目标纳入了“两纲”，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指标的要求，“三网合一”的监测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科学理念，也同样渗透在我参与的其他国家级项目，如国家卫生服务研究、中国城市初级卫生保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国家卫生信息网络建设项目建议与实施方案、改善贫困地区综合卫生服务能力与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健康统计指标体系研究等。

四、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务员的视角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健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机制，完善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大型综合医院和科研机构为支撑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针对妇女儿童主要健康问题，实施了一系列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妇幼健康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不断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改善。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6.7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6.8‰、9.1‰和0.196‰，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妇幼健康事业也同步进入了新时代。一是妇女儿童健康状况迈上新台阶，妇女儿童核心健康指标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二是建立了崭新高效的妇幼健康服务新体系，实现了妇幼健康服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三是倡导生育全程服务新理念。为妇女儿童提供系统、连续、规范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促进了妇女儿童健康有效管理。四是妇幼健康行业呈现新气象，全行业鼓舞了士气、激发了活力、增强了信心。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描绘了健康中国建设的蓝图，提出了提高妇幼健康水平的目标和政策措施，为我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我们要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紧紧围绕卫生健康中心工作，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补齐短板，推动妇幼健康事业更加平衡充分发展，不断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健康新需求新期待。

一是加强妇幼健康供给侧改革和发展，不断拓展服务内涵，提升服务水平，顺应新要求新期待。以妇幼保健机构评审为抓手，开展妇幼机构专科建设和标准化建设，真正做到保健与临床有机地结合与融合。加强妇幼健康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激励机制，积极培养既有临床专业功底，又有公共卫生视角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实施母婴安全行动计划，以保障母婴安全为核心，全面落实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评估、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危重孕产妇救治、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重点地区约谈等五项制度，突出源头防控、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提升风险评估能力，积极稳妥开展救治，确保母婴安全。

三是加强妇女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保障生育为核心，针对妇女在青春期、生育期、更老年期的不同特点，完善政策链条，加强妇女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和管理，促进妇女健康全面发展。

四是进一步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加强多学科协作，努力完善一、二、三级防治措施，探索形成一体化防控模式。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优化资源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等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完善出生缺陷患儿医疗保障和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大保障救助力度。

五是坚持儿童优先，守护好全民健康的起点。实施健康儿童行动计划，重点从生育、养育、保育、教育4个方面发力，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切实保障新生儿安全，加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新生儿救治，保障孩子们出生得更好；积极推进儿童早期发展，促进孩子们发育得更好；加强儿童健康管理，确保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大力开展儿童健康促进，使得孩子们生活得更好。

我到卫生部工作至今，最重要的工作包括6个方面：爱婴行动、降消项目、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窒息复苏项目和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以降消项目为例：1999年评估两纲，孕产妇死亡率到2000年要在1990年基础上下降一半（47/10万），卫生部、财政部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共同实施了“中西部降低孕产妇死亡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2000—2001年，共涉及12个省378个县，每年投入5 000元人民币，是当时国家对妇幼投入最大的项目。该项目围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住院分娩率做了大量工作，吴仪副总理给予了大力支持。项目影响很大，效果明显，两年后专家联名写信，呼吁继续开展该项目，最集中的就是《生命的呼唤》和2003年儿基会项目工作进展彩页报告。降消项目的主线是提高住院分娩，逐步取消家庭分娩，针对供方、需方和连接方的“三环模式”开展和设计工作重点和工作内容。供方即医疗机构，配备基本、必须、简单的设备，如产床、制氧机、暖箱、抢救台等14种；开展卫生人员的培训，针对引起孕产妇死亡的原因开展大量的培训，建章立制，规范工作流程。对需方，主要是贫困救助、社会动员和健康教育。由专家和各省行政部门组成专家组，采取推磨式的督导，发现不足，传播经验。建立了产科危急重症抢救中心和绿色通道，出台了《孕产妇死亡评审规范》等6个配套文件，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广东、广西地毯式排查，认证宣布中国消除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连接方为妇女干事，主要是做宣传动员，发现孕情，护送住院分娩等。

五、妇幼卫生教育者的感想

王绍贤教授，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统计学教研室主任。1990—1991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统计学教研室主任时，接到上级要求成立了北京医科大学妇幼卫生系。

我是统计学出身，师从中国妇幼卫生的奠基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对学术杂志中发表的统计学文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的统计学方法和运用还有待提高。而严仁英教授的老师，是曾亲自接生5万多婴儿的著名妇产科医生，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严仁英教授也曾在杨崇瑞开办的节育指导所里工作，并开始体会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这样的因和果，在个人的身上，也许只是实现了一个人的理想和自我价值，如果一个时代的人民和政府，都在为一个为世代造福的目标努力，我们不能不被中国妇幼卫生的传承中的点点滴滴所感动，时代在进步，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像一个无声的接力棒，在政府主导中延续着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在机构建设中逐步强大能力，在专业人员中传递技术。

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统计学教研室工作，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成立妇幼卫生系。当时，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科建设已经非常细致，我们希望以“松散的联合体”来与妇幼卫生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合拍，各院校以统计学教研室主任来担任妇幼卫生系主任，我的任务明确，即建立班子，并给这个学科赋予任务。当时每年大概10名医学生，做了一些科研。

我对科研数字和统计方法非常注重。印象最深的是，在云南开展的云南妇女生存现状调查研究，采用了美国专家建议的社会学的方法，进行了定性的调查研究，即发给云南陆良、陈江的当地妇女一次性相机，让妇女们自己拍下来喜欢的场景：包括平时妇女一边做家务做农活一边带孩子的情景，有哺乳的妇女，有喂鸡的小孩，有新买缝纫机的家庭，有背柴的妇女，我们选取了一些精彩的。通过这一系列探访，我们采访了15位亲历者，4家机构，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0.5岁，每一位学者、领导和医生，在我们采访中都给以极大的鼓舞，共同的感受来自见面时的握手，那些握手的温度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特别是妇产科医生的手，大而有力，同时又不生硬，每次的握手都感到我的手被一种温暖包裹，被这样的温暖感染着，同时，我们知道中国三四十万妇幼工作者，默默地奉献着，为了中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孜孜以求。几代妇幼人的传承和理想让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就沉浸在这样的温暖之中，萌发着希望的新芽。

从1985年开始，同济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六所部属院校相继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每个学校根据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将妇幼卫生专业设在了公共卫生学院或临床医学院，形成了以公共卫生或临床为依托的两种妇幼卫生人才培养模式。随后中山医科大学、河南医科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通过学制5年的本科教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妇幼卫生的专业人才，他们活跃在妇幼卫生相关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海医科大学的妇幼卫生教研室于1989年正式成立，建立在公共卫生学院内，1991年到2000年间共招收了5届本科学生，教学涉及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和与妇幼人群相关的公共卫生和临床保健的基础知识。在培养过程中，我们还尝试了社区教学模式，将临床与预防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妇幼专业学生学完了所有的基础课及部分临床课，并进入妇产科、儿科实习时，我们选取在上海医院登记的孕周小于4个月的20名孕妇和20名学生结成对子，学生每月入户随访，发现问题，先由学生寻找解决方法，例会中临床老师集中答疑并解决随访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再反馈给孕产妇，传授保健知识，一直跟踪到胎儿出生到满1岁。在这近1年半的长期随访中，要求学生根据临床老师教授的课堂内容及见习所学的技能应用到实际每月访视过程中，通过观察、询问、简单的体检，传授有关保健知识，帮助年轻的妈妈们顺利度过围产期，并做好记录。真正让随访对象享受到“母亲安全儿童优先”，学生自身也从与社区家庭的直接接触中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无论是对临床医学概念的把握，还是对如何应用预防保健知识促使服务对象知识、信念、行为的改变，都有了质的飞跃。

各学校都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2016年获得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成果二等奖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的教育研究成果以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跨学科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卫生人才”为目标，在妇幼卫生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上提出了“七大能力要素”，即：①妇幼健康学科相关的多学科理论知识体系；②妇幼健康问题的测量分析评估能力；③妇幼健康相关政策的研制能力；④妇幼健康相关服务的管理能力；⑤妇幼健康领域的沟通交流能力；⑥妇幼健康相关社会文化领悟力；⑦妇幼健康领域的领导决策能力。此外，还在妇幼卫生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基于全球健康发展的趋势，特别设置了拓展研究生国际化视野和经历的实践环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妇幼卫生工作者的感悟

我印象深刻的项目是加强中国基层妇幼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从1985年开始逐步研讨和设计，目前覆盖了中国的全部省份的378个县，主要工作是逐级培训，其中包括培训中有大学妇幼卫生系的建设，制定服务规范，建立妇幼卫生服务体系；重要活动就是健康教育，配备房屋设备。

该项目也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的多边合作项目。项目点从最开始的10个到后来的30个，每一轮选区项目点的起点不同。第一周期每县的资助额为5万美元，用于配置越野车、医疗设备。前三周期开展了一些前期技术调研和准备工作。第四周期针对当时群众接受健康知识、转变态度和形成健康行为的主动性还不够；而妇幼保健服务水平、范围、质量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状况，重点是提供基础服务。该项目改善了省（市县乡村）各级妇幼保健队伍的服务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等。

建立国家妇幼保健中心也是中国重要的妇幼卫生项目之一。该项目使省、市、县的各级妇幼保健院互相建立密集的、双向的网络，既有报表，也有反馈，凸显了妇幼保健院和其他保健机构相区别的特色，搭建了妇幼保健机构平台，完成了妇幼公共卫生管理的具体任务，即沟通互联、培训、业务往来等。

国家妇幼保健中心为全国的妇幼保健技术服务展示发展方向，依托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服务司的重点任务，在保健领域制订标准、制度、规范、路径，开展人才培养、储备和科室设置。对上，完成各项任务；对下，推动各种技术服务落地。

当年我一个人拎着包，包里放着3个章，仅有一间13m2的办公室，到北京儿童医院找金曦、王惠珊一起组建国家妇幼保健中心。在中心建立的前5年中，每年人员翻一倍，工作经费翻一倍，办公面积翻一倍。在半个月之内，调研完成妇幼保健机构的三定方案。

通过妇幼保健网络，我们完成了院长年会、儿保分会、省与省之间对口支援、扶贫、临床进修、现场观摩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两癌筛查（乳腺癌和宫颈癌）、基础科研、儿童生长速率、信息系统功能规范、维生素补服、叶酸补服等，涉及惠民的政策数据和技术支持，均依托该网络进行颁布、调整和修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相继成立，基本做到了每一个行政区划内都有一所妇幼保健机构，但却始终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机构。2002年9月，国家妇幼保健中心成立。从而使从国家到区县的妇幼保健网络得以完善。

为了更好地制定和履行我们中心的职责，在2002年9月到2002年底的3个月时间里，我们筹备小组的几个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针对“三定”（定内设部门、定人员编制、定职能）方案的调研。当时我们还都是兼职，周一到周五在原单位工作，周五晚上出发，周末调研。同时着手开始撰写调研报告。这样走了10个省，并最终于2002年12月31日，向相关领导做了调研汇报，当时确定国家妇幼保健中心的定位是全国性妇幼保健业务技术指导中心，在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也就是现在的妇幼健康司）的业务领导下，开展与妇幼保健有关的工作。并依此完成了三定方案的初稿，这也是我们中心建设的第一张蓝图。我到现在还经常会温习我们中心的职能，并用此来指导后来各种规划的制定。

中心成立之初，根据当时的状况和各省对国家级中心的期盼，主要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妇幼保健机构管理。首先，开展了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现状调研，摸清底数，之后这一调查的主要内容演变为全国妇幼保健机构资源与运营情况年报，目前全国3 000多所机构全覆盖。这为后来的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2004年又用中心的工作经费设置了14个针对机构内部管理的课题，组织多所机构开展研究。这为后来2011年之后开展的新一轮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的系列研究和产出奠定了基础。二是抓了全国性妇幼卫生信息管理。因为当时多个信息系统并存，形成了多个信息孤岛，不能达到互联互通，而一些全国性的数据更没有进行整合。所以在中心成立后即开始做信息标准化的工作。这也促进了对业务工作的梳理，先后完成了十几本信息数据和功能规范，同时对妇幼卫生信息系统的规划和部署开展研究，使妇幼卫生的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前列。三是以延续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为依托和开展多期全国性的培训班和学术会议等，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使妇幼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各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相关大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建立了工作联系，业务工作迅速拓展，初步确定了国家级中心的地位。

七、妇幼卫生业务管理者的感受

我是在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并攻读妇产科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围产医学，后来留校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一些妇幼卫生项目，包括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加强基层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项目，即300个贫困县项目。主要从事基层妇幼保健人员的培训和孕产妇死亡等项目的调查研究，并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的西南大区专家组的成员。在项目过程中，获得联合国奖学金到美国杜兰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回国后，作为系副主任参与了华西医科大学妇幼卫生系的建设，培养了大量妇幼卫生专业人才。2003年我从华西医科附属第二医院的业务副院长岗位，调至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任院长，支持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全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全省的孕产妇死亡率从2001年的66/10万，下降到2016年的20/10万；婴儿死亡率从25/1 000下降到6/1 000。全省的妇幼卫生人员的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在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后，妇幼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显著提高。

甘肃之行——从记者的角度访谈甘肃省、市、县级妇幼工作者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国土面积42.58万平方公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绵延1 600公里。甘肃辖12个地级市、2个自治州，总人口2 700多万，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包含55个民族，其中裕固、保安、东乡族是甘肃的独有民族。

甘肃贫困地区分布面广，在全省86个县（区）中有53个县是国列和省列贫困县，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相关报道显示，2013年甘肃省贫困发生率高达33.2%，同时，妇幼年报也显示，10年间，甘肃省孕产妇死亡率已从2007年的62.63/万降至2017年的14.45/万。在这样一个西部欠发达省份，妇女儿童的健康如何得以保障？从62.63/万降到14.45/万是如何实现的？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踏上了黄土高原，走进了甘肃，走进了贫困现象较为突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短短几天时间，我们走访了甘肃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深入东乡县河滩镇王户村和果园石山村分别采访了一组汉族和东乡族的家庭，向他们了解家庭生育情况和妇女儿童保健状况。

“每年200多例孕产妇死亡，5 000余例新生儿夭折，出生数千例先天缺陷患儿；部分县、乡、村妇幼保健三级网络‘网破人散’，人员、设备短缺，服务能力低下……”。2001年，我接任甘肃省妇幼保健院院长时，甘肃妇幼保健工作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医院的生存发展同样面临着巨大挑战。上任伊始，首先做的一件功课就是学习，要从根本上搞清楚妇幼保健是干什么的，愿景和奋斗目标是什么。甘肃孕产妇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困扰甘肃人口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要缩小一个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的差异，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去缩小两个民族或两个地区之间平均人口素质的差距。妇幼保健院不仅要承担全省妇女儿童的保健医疗工作，更重要的是从妇幼保健的专业角度，肩负起提高全省人口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重任。

如何在欠发达地区走好医院的生存发展之路，那就是必须先把人心凝聚起来，把医院的“魂”找回来，快速形成战斗力。

随后，医院不惜重金，本着“见识比知识更重要”的理念，每年选派大量人员走出省门、国门，进修学习，把新的知识理念、专业技术带回来，为甘肃这一欠发达省份培养、留住了一批专家和骨干。逐步建立健全了以儿童健康、妇女健康、围产医学、孕产妇及儿童区域急救、男性健康监测与促进及家庭健康与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为主的妇幼保健网络及业务服务体系。相继组建了甘肃省新生儿重症救护中心、甘肃省孕产妇重症救护中心、甘肃省产前诊断中心、甘肃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研究所、围产医学中心等学科；这些新机构的建立，新技术、新项目的引入，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范围，完善了妇幼保健服务链。

新医改实施以来，医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员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体现医院的公益性。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没有触动心灵的感悟，仅仅靠制度约束远远不够。为此，从2008年开始，我们给年轻医生定了一项新任务，到甘肃最困难的乡村去了解民情，感受群众疾苦。走访过程中，需要了解3个基本问题，一是你中午吃饭的老百姓家里这几年有人看过病吗？二是花了多少钱？三是这些钱是怎么筹措的？第一次的走访是甘肃省古浪县横梁乡，短短一天时间，一群“80后”的年轻人走了30多公里山路，走访了当地的农户。走出大山时，几乎所有人脚上都磨出了血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走进农民家里，第一次开口在农民家里讨饭吃，当他们得知手里开的一张处方就是农民一年的收入、一个人住院的花费竟然是全家6年的积蓄时，他们真切感到了沉重与压力，这样的触动比任何说教都管用。这不仅是一次磨炼意志的社会调查，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震动和感悟。近年来，经常组织医院专家、学者，利用双休日奔赴甘肃贫困乡村，为基层百姓义诊，帮扶带教基层妇幼保健机构。万名医师支农、医疗卫生援藏、精准扶贫等国家及省里的惠民政策，医院更是积极响应，全力贯彻。在不断走进基层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医院的医护人员越来越接地气。医生开处方时变得“小气”谨慎了，护士跟病人说话时更加耐心温和了。医院总收入中药品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连续多年保持在20%左右，是全省省级医院中最低的。

播下一种理念，收获一种行为。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令我们倡导的“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和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的精神深入人心，“博爱、至诚、创新、卓越”的院训，成为全院职工的行为准则。

十多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省妇幼走出困境，在西部落后地区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妇幼保健院。医院门诊量从2007年的31.07万上升至2017年的154.45万，出院人数由14 954人次增加至75 967人次，平均住院日由7.8天减少至5.5天。与此同时，次均门诊费用、人均住院费用和药占比等均保持在省属9家医疗机构较低水平，显著降低了群众的就医负担。全国妇幼保健机构运营监测中，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已进入省级前十位。

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医院以“管脚下，更要管天下”的使命与担当，引领甘肃全省妇幼保健机构明确定位，构建全省妇幼保健协作网络、搭建远程网络服务平台、派专家下基层帮扶、构筑出生缺陷防控体系、免费培训“陇原月嫂”……，全方位帮助基层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如今，甘肃省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基本可以开展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婚前保健及咨询、基层指导等相关业务，三分之二以上的妇幼保健机构能够开展住院分娩、妇科疾病常规手术、高危孕产妇抢救、儿童眼保健、口腔保健、儿童早期发展等相关业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同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立了西部妇幼保健体系最大的孕产妇重症救护中心、新生儿急救中心和儿童急救中心，建设了覆盖甘肃全省的妇幼远程服务支持系统。截至目前，共有289家医院加入网络，其中综合医院146家、妇幼保健机构90家、乡镇卫生院53家。截至2017年11月，开展远程危重症抢救指导、疑难病例会诊等884例，远程手术指导1例。开展远程培训290期，共有795家不同层次保健医疗机构的16 716人次参加了培训。如今，孕产妇和新生儿重症救护，远程急救、会诊、培训等一系列服务基层的举措，把甘肃省妇幼人的情怀和责任点滴渗透进了基层医疗保健机构。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出生缺陷总发生率逐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临夏州卫生学校妇幼医师班学习，从此，就与妇幼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干就是30多年。

1984年，从学校毕业后进入虎关乡卫生院任妇幼专干。少数民族地区妇幼保健工作底子薄、难度大。妇幼专干的工作纷杂烦琐，既要掌握全乡妇幼保健的基本卡册，又要宣传妇幼保健的知识，还要落实每位孕妇的保健措施，更重要的是高危孕妇的监测等等。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保健意识还很差，住院分娩率很低，甚至新法接生都没有普及，所以，新法接生培训是那时工作的重点。参加培训的都是30岁以上有分娩经历的女性，文化程度要求汉族初中以上，少数民族小学文化以上。经过两轮严格的培训、考核合格后发放产包，这样坚持了1年多，为每个村培养了一名村级接生员。次年全县的新法接生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1988年来到康乐县妇幼保健站，从事管理工作。当时妇幼保健站和防疫站、疾病办、爱卫办、结核病防治中心等合并办公，叫“防保中心”，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1989年成立了“康乐县妇幼保健站”，独立开展妇幼保健工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支持，我们通过政府引导、财政补贴、社会支持、卫生实施等措施，使“加强基层妇幼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项目”“降消项目”“叶酸补服项目”“两癌筛查项目”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和基本公共卫生妇幼项目落地生根，全州妇幼保健机构的规模、人员、业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和健康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30多年的妇幼工作生涯，让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幼专干成长一名妇幼管理者，也亲历、见证了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

1987年从兰州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在东乡县人民医院开始了自己的从医生涯。2009年，我由东乡县人民医院院长，转任为东乡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初来东乡县妇幼保健院之时，保健院没有电脑，没有医疗器械，只有一个听诊器，建筑面积仅为1 000m2。而妇幼保健工作除了要做好就诊者的诊疗工作以外，还有大量的健康体检、疾病筛查、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内容，与原来做内科医生、全科医生相比，操心多了，压力也更大了。

更为严峻的是，保健院人才匮乏，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的抢救能力严重不足，每次遇到危重症，必须依靠仅有的两辆救护车，转到23公里以外的临夏州妇幼保健院。而东乡县作为东乡族少数民族自治县，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过去的东乡族将女性生育视为污秽之事，女性怀孕期间，到医院做检查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会被周围人认为是不道德。一些女性分娩时只在屋子里倒上一堆土，生在土上，或生在毛坑、牲口圈中。产后妇女也不能得到很好地休息，两三天后即下地干活，产妇患病的很多，孕产妇死亡率及新生儿死亡率也远高于全国乃至甘肃省的平均水平。看着东乡的母亲和孩子连最基本的分娩安全都无法保障，生存生活质量更是堪忧，我作为县保健院的院长，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

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妇幼保健工作，还得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抓起。上任后，我在妇幼保健院内部开展了多项管理革新，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同时加强人民群众的健康教育，扭转对女性生育的传统观念。上级部门也不断加大对东乡县妇幼事业的扶持力度，2011年，保健院获得滑坡灾后重建资金、省卫生计生委划拨资金210万元，加上单位筹资，目前医院建筑面积已达到2 230m2，在职职工53名，拥有了彩超、DRX光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开展了艾滋病、梅毒、乙肝初筛等业务，这些在刚来保健院之初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可喜的是，随着健康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人民意识也在逐渐转变，东乡族群众在医院产检和分娩是很自然的事，已是母婴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东乡县每个产妇国家住院补助经费450元，县新农合补助700元，在县妇幼保健院自然分娩的总金额达到1 180元，这其中还包括了顺产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费用。意识的转变及费用的保障，使得东乡族女性来院产检及住院分娩人次明显提高，2017年，县妇幼保健院共分娩新生儿2 141人，日分娩量最高的一天达到17人。近年来，全县每年平均出生6 000多个新生儿，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东乡县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东乡县孕产妇死亡率及新生儿死亡率已接近甘肃省平均水平。

为了进一步做好所辖乡镇的妇幼保健工作，我们在全县24个乡镇卫生院及其分院配备了29个妇幼专干。

任东乡县妇幼保健院院长9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与成绩，让我更加坚信，少数民族地区妇幼保健事业发展必将越来越好，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及生存生活质量也将不断提高。

八、妇幼卫生服务对象的心语——记者访谈录

32岁的陈翠治育有2个儿子，每次怀孕后都是坚持按时产检，住院分娩。当我们问道“如何得知怀孕要做产检”，小陈先是笑了起来：“电视上经常在讲”，然后又认真地说：“结婚的时候，乡里的计生专干就给我讲过啦。”陈翠治生2个孩子都是顺产，分别生于1998年和2014年。大宝张吉昌9岁了，他获得的各种奖状粘满了堂屋一面墙；二宝虎头虎脑，乖乖听妈妈和我们说话。小陈说，生二宝的时候，总费用是1 600元，降消项目报销400元，新农合报销600元，自己只花了600元左右；而生大宝的时候，总费用是1 300元，降消项目报了200多元。二宝出生后还做了足跟血检查与听力筛查。想当年，陈翠治的婆婆和妈妈都有着当年痛失爱子的经历。孩子都因“四六风”在出生几天就夭亡了。“四六风”就是新生儿破伤风，也有称为“三七风”，基本都是依据新生儿出生后发病的时间而起的“病名”，而罹患新生儿破伤风的原因就是不洁接生，罪魁祸首往往是一把生锈的剪子。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发达，当时一些人甚至认为分娩是不洁的事情，又没有足够的卫生条件，就在羊圈、马厩生孩子。

我们最小的采访对象——马小梅，刚6个月，虎头帽、兔兔鞋，脸蛋粉红，眼睛大大的，好像洋娃娃。她3岁的姐姐马小红一直用一对清澈明亮的眸子认真地打量每一个人。小梅和小红都是在广合县三甲集镇的三甲集卫生院出生的，农村住院分娩补助使得她们得到了450元的报销额度，新农合的报销额度是600元。俩小姐妹出生后都得到了千余元的报销，几乎冲抵了当地顺产1 200～1 500元的医疗支出。

在甘肃，我们多次路过刘家峡，这座电站经历了几次的平、停和复转，最终于1975年建设成功，是中国首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如遇大量泄洪，水从100多米的溢洪道冲出，如离弦之箭，如蛟龙腾空，喷云吐雾；其势若万马奔腾，声振环宇。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中国的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妇女、儿童、健康、公平、权力，这几个关键词像转动的罗盘，信仰、希望、奉献和无私的爱，像这罗盘的原动力，在中国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在人们意识观念的更新中，在国际合作的推动下，永远为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优选着最佳的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重要议题和优先领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骄傲祖国今天的发展和强大，在“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大国情怀的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从受血到输血，从跟跑向领跑，大步迈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