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折点 |

我并非轻易便得出了这个结论，认同了这种新型医疗方式。最初，我以一名纯科学家的身份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从医学院毕业后，我离开了医学界五年，学习产生思想和情感的神经元在神经网络中的排列方法。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认知神经科学，并受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博士和詹姆斯·麦克莱兰（James McClelland）博士的指导。赫伯特·西蒙博士是少数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而詹姆斯·麦克莱兰博士则是现代神经网络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成果发表于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每名科学家都渴望能在这本期刊上看到自己的论文。

在严谨的科学领域受训后，重返临床世界并完成精神病学医师的实习对我来说颇为困难。和病人打交道似乎显得太放松、太简单了。临床工作和我习惯的运用精确数据进行精准计算鲜有相同之处。然而，我宽慰自己，我是在堪称美国最务实和重视研究的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系学习如何治疗患者。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系是医学院中受到联邦政府研究资助经费最多的科室，甚至超过了享有盛誉的器官移植外科。我们有点狂傲地认为自己是“临床科学家”。

不久之后，我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私人基金会得到了足够的拨款，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未来似乎一片光明，我对前沿知识和研究的好奇心似乎也会得到满足。可是，很快我就经历了数件足以颠覆我医学观点并且改变我职业生涯的事情。

在回法国访亲探友期间，我的一位童年密友告诉了我她从严重抑郁中康复的经历。她拒绝服用医生的处方药，转而寻求治疗师（用自然的力量而不是药物治疗的人）的护理。她采用了冥想放松分娩法（sophrology），该疗法需要患者深度放松并重新体验久远而被埋葬的情感。接受治疗后她“状态良好得不正常”，不仅从抑郁中走了出来，还摆脱了三十年来重压在心头的丧父之痛，从六岁父亲逝世时她便默默忍受着这巨大的悲痛。

我的朋友全身的能量焕然一新，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轻松感，并且找到了明确的目标，这与接受治疗前的她截然不同。在为她高兴的同时，我却震惊不已，对自己深感失望。我研究人的思想和大脑多年，在学习科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期间接受过大量的训练，却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成功，也从没有人向我展示过这些治疗方法。事实上，曾有人极力劝阻我不要研究这些传统疗法，就好像它们是江湖骗术一样。研究它们会让我有失医生的正统身份，我甚至都不应对其产生好奇心。距今为止，我的朋友通过这种疗法取得的成功远超我十分了解并且期待很高的精神药物治疗以及传统谈话疗法。

如果她来找我，我可能不会对她采用那种非常规疗法，她也就很可能不会得到相同程度的精神康复。在这么多年的训练后，如果我不能帮助我真正在乎的人，我的所学又有什么价值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学着开拓思维，同时也敞开心胸，接受不同却往往更有效的疗法。

本书中描述的七种自然疗法都利用了人的心理和大脑针对抑郁、焦虑和压抑的自愈机制。这七种疗法都经过了实证研究，论证它们优点的科研成果也都刊登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由于鲜有人理解它们运作的机制，这些疗法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主流之外。传统医学应该合理地探寻治疗是如何产生实际疗效的，相比之下，仅仅因为我们不理解某些疗法运作的原因，就排除这些已经被证实有效且安全的方法是不合理的。现在人们对此类疗法的需求已大到无法被忽视，而且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探寻更加开放的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