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南海震荡——寻找坐标的新闻策划

新闻记者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职业之一，也是最引人关注和最令人向往的职业之一。

在西方，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他拥有这样的特权：深入非常之地，追踪非常之事，访问非常之人。在中国，记者被称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可以为公立言，诉民心声。在每年的高考中，新闻专业始终都是录取分数最高而且报考人数最多的一个热门专业。

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曾写过一本书，题名为《采访历史》，她以“子弹式对话”的风格掀开了基辛格、霍梅尼、卡扎菲乃至邓小平这些世界风云人物的神秘面纱，而她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风云人物”。

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李普曼被称为“奥林匹亚山上的雷神朱庇特，动辄打下霹雳雷电”。罗纳德•斯蒂尔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反过来又赋予他权力去左右总统、政治家和决策人物。”

中国历史上具有“轰动效应”的记者并不多。民国初年的黄远生是一个，他身居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在上海《申报》上开辟“北京通讯”一栏，评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披露曲折离奇的政治内幕，据此创立了中国特有的新闻体裁——“通讯”，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刺客暗杀，是中国记者中以身殉职的第一人。

近代中国另一位出类拔萃的名记者，是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的邵飘萍。他以“铁肩辣手”明志，不畏强暴，为民立言，“文思敏捷，机杼无穷”，后被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杀害。

20世纪30年代有两位名记者锋芒毕露，他们是邹韬奋与范长江，后来都成为了共产党人。

邹韬奋“在观察研究的时候，在持笔叙述的时候，心中常常涌现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

青年范长江，以“探寻中国社会现实与政治趋势”为抱负，于1935年7月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历时10个月的西北考察，全程两千多公里，足迹遍于川、陕、青、甘、内蒙等地区。其探访作品汇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成为振聋发聩之作。

范长江曾说：“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

如果说名记者有什么标准的话，恐怕就是他们有高于一般文字匠的视野。解放以后曾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笔政的名记者邓拓，写过两句激励记者的诗句：“万里云山如画，千秋笔墨惊天。”而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因其“千秋”笔法，而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惊天”事件。新华社德高望重的老社长穆青，他笔下的焦裕禄、吴吉昌等顶天立地的人物，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典范。

“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王志纲早在兰州上大学时，就对曾经写出《塞上行》及《中国的西北角》的范长江十分仰慕。他认为一个记者光靠文笔流畅是远远不够的。范长江靠什么取胜？靠的是对客观局势的把握和主观思想的发挥。王志纲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独立的见解，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就成不了好记者，更谈不上名记者。

中国当代为什么出不了名记者？王志纲认为：变革时代，迷离混沌，需要传道解惑，由此对记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文字要好，思维要清晰，还得要有高人一等的独立见解。由此造成记者队伍中两种现象：淘汰率高，替换节奏快。要永葆青春，紧随时代，就要把握走势，不断超越自我。因而，当代名记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宏观思维的定位，天下大势的把握。

在混沌中确定坐标

1988年，王志纲进入了当记者以来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

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各种“大战”遍及全国，愈演愈烈。围绕农副产品收购展开的“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苎麻大战”、“山芋干大战”等，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季节性的风潮，而围绕有色金属等紧缺资源的“大战”则逐步升级。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许多省常备不懈，动用了大量人力，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境戍边”。

为了使割据行为规范化、合法化，一些省市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针，特别是强调区域内的政令统一，要求“条条”派驻的分支机构无条件地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

这年6月，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负责人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区域和省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各省纷纷采取经济割据政策，这一倾向会不会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据了解，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他的疑虑代表了西方许多高层人士的看法。

据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反映，不久前来访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两位教授认为，中国有许多“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省一级的权力在某些方面比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一个州的权力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资源省与加工省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的矛盾摆在中国面前。

攻读政治经济学出身的王志纲，身为一名普通记者，却对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忧虑。他想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写的《论十大关系》，正是因为当时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复杂的矛盾。毛泽东从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十大原则，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80年代末，产品经济已经被彻底改造了，而新的商品经济新秩序还没建立起来。这就形成了迷离混沌的中国坐标之谜。

敢于纵论天下风云

开放与割据、放活与失衡，成了王志纲头脑中日益强烈的矛盾问题。他深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又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由于当时国内没有一个部门在系统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一个就此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权威人物。

就在这一年，新华社《瞭望》杂志从全国抽调十几名精明能干的分社记者，组成若干个小分队突击重大题材。王志纲又一次奉召进京。

《瞭望》新任总编辑对这些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特别器重，他和《瞭望》经济组负责人把五个选题摆在他们面前：

“挑一个吧。”

环境意识、农业试验区、城市交通调查、广告意识透视……王志纲皱了皱了眉头。

“怎么？没有合意的？”总编问。

“我自己带了一个课题……”王志纲坦率地承认。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倾吐了两年来他对这个题材的思考、酝酿、疑虑：“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自己暂时也说不清楚，但是几年来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事关改革成败，如鲠在喉，我是不吐不快啊！”

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省之间的关系。愈演愈烈的“诸侯经济”，这样敏感而又宏观的大题目，难道是一个记者所能解决的吗？

总编辑却不认为这是年轻人的“狂妄”，他大胆拍板：干！同时又给王志纲增加了一位搭档：辽宁分社的夏阳。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这种选题是中央决策部门、研究部门的事，哪是记者干的活？干错了就可能逆潮流而动！

还有人说，中央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也没有上头的口径，靠记者自己闯荡，行吗？

“真正的记者就是要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王志纲回答说，“记者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过去我们老讲记者要吃透‘两头’其实光‘吃透’是不够的，记者的活动应有其独立性，对现实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中央的决策，不但要吃透宣传，而且要拾遗补缺，提供参考，起到不谋而合的作用。这样的记者，才是中国的脊梁！”

于是历时70天，上下8000里，一场沿着中国社会大坐标探访走势的追踪开始了。

放眼域中，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还没有建立，冲撞摩擦频仍，超稳态结构的社会似乎一下子变得动荡和迷离混沌起来，要想将千头万绪的现实理出头绪，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新确立和把握纵横两大坐标轴的关系。

显然，这是一个工程浩大且十分棘手的难题，同时也是一个颇富刺激性的选题。

“割据”是这次采访将要重点涉及的核心问题。要破解这个全新的问题，客观上要求记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运用全新的方法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必须实现采访方式上的革新和突破。“三者采访法”就是王志纲尝试的一种特殊采访方式。

中国走势如潮如涌，跌宕起伏。对改革大势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的离不开三种人：省市领导者、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省市领导作为改革进程中的承上启下者，对改革和形势有深刻的理解；专家学者长于理性思维，对现实有冷峻、超脱的观察；资深记者紧贴生活，阅历丰富，掌握有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果能将这“三者”的智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这一智慧的结晶体就具有主体感，折射出来的认识之光亦有可能是客观全面、符合实际的。

基于以上认识，王志纲策划了“三者采访计划”，通过撞击反射，激发多个活信息库、汲取诸多闪光的思想，为即将展开的大跨度采访规范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坐标系。

遍访“三者”能防止以偏概全的弊端，对问题求得深层次的主体了解，但它却不能防止空间上的以偏概全。当时的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八年进程，东、西、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对同一社会问题，即便是同一阶层的人，因地域的不同，其价值判断和反应常常也是大相径庭的。在遍访“三者”的同时，王志纲打破常规充分发挥小分队的优势，采用东、西、南、北“大抽样”的采访法。

依中国传统的五大区域分法，以东北、华北、华东……为序，每一个片区，精心挑选出一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省市，在最有代表性的省市中，再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

例如，在东北片区，选择采访了黑龙江省和沈阳市两个点。

黑龙江作为我国原材料（原煤、原油、原木、原粮）输出大户，其心态颇能代表原料输出省区。在这里，他们选择了省委书记孙维本和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两位领导都是中央委员，前者是务实型干部，后者是学者出身的专家型干部。

开放与割据、放活与失衡，是一个正在日益强烈地困扰着人们的大问题，但又是一个大家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就像大海上飘浮的冰山，人们都能依稀辨别它那露出海面的顶端，但却说不清其深藏在海水里的庞大体积。正是这种困惑，促使许多关心中国走势的有识之士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以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同孙维本同志的交谈，持续了整整一天。先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上午，刚欲告辞时余兴未尽的省委书记主动提出下午继续谈。李根深同志也是专门腾出时间，同他们整整谈了四个小时。

在沈阳，他们采访了市长武迪生。同一般领导人不同的是，武迪生在说话时常常喜欢停下话头，请采访者先谈谈对某个问题的看法，采访不是独家发言，实际上成了对话。

“我很珍惜每一次谈话的机会，特别是同有思想的人谈话，我能从对方处得到什么？这是我谈话时常考虑的。”武迪生解释他的谈话方式。这位颇有个性的领导人给王志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华东，小分队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在华南，找到了广东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匡吉；在西北，找了甘肃省长贾志杰；在西南，见了重庆市委书记肖秧。

王志纲、夏阳与重庆市委书记肖秧对话时，巧妙地抛出了一路上的见闻和专家的分析，于是，引出了又一段精彩的见解。

肖秧说：“我打个比方，比如一场篮球赛，甲队队员全是从国家队选来的，乙队队员则全是来自农村的中学生；甲队和乙队的规则又不一样，甲队可以运用足球规则合理冲撞，乙队却只准严守篮球规则……老实人吃亏，久而久之，乙队也会不守规则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如此，没有相对公平的竞争原则是不行的。”

记者不是专家，但是记者的优势却正在博采众家之长。

王志纲的采访犹如在滚雪球，从北京滚到沿海，再滚到大西北，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手中的雪球抛给对方，待把人家的雪吸纳完后，到下一处又把雪球抛给了另一个被采访者。积沙成塔，集腋成裘，雪球在王志纲手中越来越大，各色人等的见解、观点尽入囊中，到最后则成了把握这一问题的相对权威。

学者、专家方面，也撞击出不少的思想火花。

在北京，王志纲采访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研修回来的青年经济学家华生。他是著名的中国物价改革“双轨制”方案的设计者之一。

两年前，这位搞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设计的“双轨制”方案曾以论证缜密、有过硬的科学定量分析论据而力挫群芳，被中央所采纳，成为中国物价改革的总战略。他亦成了名震海内外的学术明星。两年后，当他从英伦载誉归国，国内却风云突变，迎候他的却是一片责骂之声。

“我播下的是龙种，没料到收获的竟是跳蚤。”华生苦笑着为自己辩解。

确实，物价改革寄望于一步到位，是愚蠢的冲动；任由违背价值规律的物价体系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车也别想启动。权衡利弊，中国物价改革方案的最佳选择自然应该是双轨并行，逐步过渡。谁曾想这一科学的方案竟催生了“倒爷”这一“怪物”，导致国内经济秩序大乱……

问题出在哪里呢？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华生“双轨制”的设想在诸种价改方案中，无疑是较为科学可行的。但是，改革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中的系统工程。纵是经济改革方案自身亦得考虑非经济的诸多可变因素。不然，纯经济学的思考一旦进入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社会，“龙种变跳蚤”悲剧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双轨制一出台，久禁不绝的以权谋私者们由此找到了一个合法谋私的阳关道：经商热起，官倒、私倒大量滋生。结果，党风、社会风气遭到败坏。伴随着风气败坏，民怨沸腾，一些群众对改革、进而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也发生了动摇……

进一步走向开放，是历史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可是，当中国积极纳入国际市场，寻求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市场割据的地区保护倾向。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质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原则的一种反抗和强制修正。

王志纲在采访之初曾有过这样的思想：既然地方分权的割据愈演愈烈，东、南、西、北差距又大，能否干脆把非法变合法，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呢？

在哈尔滨，他们专程采访了一位研究联邦制长达10年之久的老教授。双方畅谈孟德斯鸠与卢梭的政治思想，反思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治国方略。老教授指出：要看到社会现状与政治制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要看清哪一种社会适合联邦制度的建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起码50年之内，联邦制不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更多的领导、专家则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些地方不听中央的话，不遵守纪律，把局部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该统一的必须要统一，这样才能增加战胜困难的力量，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因此，他们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

两位记者获益不浅。他们正是用这种“滚雪球”的办法，集思广益，在“三维空间”中寻找坐标系的聚光点，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

可见，记者的素质、活动方式与传播效果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新闻传递实际上有三种情况，信息发射后经过记者“二传”，有的仅仅是“移植”，即原封不动地复印现实；有的甚至是“减值”，即歪曲走样地反映；当然，也有一些记者能够使信息不断地“增值”——用各种各样的附加值来丰富它、加重它。

王志纲认为：“记者应当有文学家的笔法、哲学家的头脑、经济学家的眼光、史学家的知识，这样兼容并蓄、触类旁通，就能在总体上有限地超前。”

经过“三者采访法”大跨度的接力采访，王志纲、夏阳历时70天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写作思路。在最后一站——贵阳市，王志纲、夏阳冒着酷暑把自己关在分社的招待所里整整6天，经过反复推敲、斟酌，终于写就了一份向党中央的“陈情表”——《中国走势采访录》，大胆而尖锐地提出：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他们在文章的结尾充满信心地写道：改革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某些失衡状况，正是达到更高层次动态平衡的前奏。经过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过程，我国必定会沿着改革之路阔步走向明天。新华社领导兴奋异常，以最快速度发出了这一以“内参”形式上送的调查。文章的分量是沉甸甸的。签发的负责人曾对王志纲说：“你要随时做好卷铺盖回来的准备。”其意不言自明。

谁也没想到，北京中南海，最高层领导人迅速反馈。

中南海紧急召见

北京，1988年8月28日，新华社通讯社9号楼。

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打断了正在进行小分队总结的王志纲、夏阳的思路。

“我是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中的人说，“你们采写的三篇调查材料中有一个技术问题想问一下，什么叫‘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源自《圣经》上的一个典故，材料中使用它，是为了说明‘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问题。”王志纲解释说。

“嗯。”电话中的人可能觉得突兀了些，于是又解释道：“现在中央正在开会。”

就在这一天，中南海会议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正在开会。

这本是一次例会，但是就在会议召开前两天，中央领导同志临时决定：改变原定会议议题，专门讨论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夏阳采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三篇调查材料所提出的问题。两位三十多岁的“小记者”独立思考提出的问题，竟与中央领导人正在考虑的治理整顿方针大计不谋而合，并且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中央负责同志在会上就这组材料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强调要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制衡机制，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大计。

1988年的多事之夏，随着热浪袭击龙年，全中国都陷入烦躁不安的闷热之中。这一会议如同一道清晰的闪电，随之而来的就是雷鸣和大雨……

四天后，李鹏总理办公室来电：请王志纲、夏阳同志去中南海，李鹏总理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后因临时有急事，改由秘书听取）。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对两个地方记者抓住这么大的问题做文章表示赞赏，他说：“你们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领导认为有四个特点：一是十分及时；二是问题重要，从宏观上抓住了问题；三是材料比较充分，反映了下面的真实情况；四是写法比较超脱。领导称赞你们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

9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在有关精神下达的同时，各种传言也不胫而走，王志纲、夏阳一时间成了众说纷纭的人物。有人说“他们是中央组织的调查班子”，有人说“他们向中央告了广东省的状”，也有的人在叹息“好不容易取来了一点真经，一刀又叫他们给切掉了”，还有人说“这是拖历史的后腿”。

当然，支持、赞赏的也不少。黑龙江、辽宁、福建、四川等一些接受过采访的“封疆大吏”纷纷表示同意调查的观点，并且坚决拥护治理、整顿的决策，还感谢记者“为中国改革出了力”。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一位负责人说：这种轰动效应“在新华社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瞭望》的负责人动情地说：“感谢你们为人民做了件好事。”一些青年记者说得更玄：两个记者小子把中国改革之船的舵盘给拨了一下。

郭超人副社长则认为：调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原因有三条：主题和材料完全来自基层，为第一手材料；材料宏观性强，涉及面广；敢于直言、超脱，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不会说的话。

他说，当记者有一个原则，思考时无所顾忌，下笔时谨言慎行。

穆青社长对稿件的评价是：新华社记者就是要有宏观意识，就要这么当！

无论世人怎样议论，但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政治家办报”的口号，但若干年来，中国的记者、编辑很少以“政治家”自命。《中国走势采访录》的作者，实际上正是从政治家的高度，来探讨中国宏观经纬线之谜，从而影响了历史，推动了历史，这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的骄傲。

当然，记者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全部药方。如果把后来解决问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挫折、反复归咎于“始作俑者”，这也是不公平的。

春华秋实。思想者的喜悦莫过于思想被社会认同；爬格子者的满足莫过于文章被人们所理解。记者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

人生能有几回搏？王志纲回忆起70天的辛劳：为了赶时间，从厦门到广州乘长途汽车，炎炎夏日，二十来个小时坐下来，屁股长满了水泡，身体就像被风干了似的，再喝多少水也解不出尿来；为了抢时间，半夜挑灯夜战到一两点是常事……

然而，在事业的高峰，王志纲却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依现有体制，我的成就已获得最大值，满足于这一体制下的创造，我将成为一个一生平庸之人。

要成为一个有作为之人，就得摆脱体制束缚。

从明年起，应从体制外寻找新的起点。这里说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王志纲对新闻体制改革的一种思索。他在此同时写了一篇呼吁“解放新闻生产力”的文章，发表在新华社《新闻业务》刊物上，开宗明义地提出：新闻生产力严重闲置与大量虚耗，是新华社经济、社会效益低下，生产力落后的两大突出问题。

记者浑身有劲没处使，人浮于事，无事生非搞内耗，成为新闻生产力严重闲置之必然后果。

试看今日之域中，哪一个单位不是由“三三制”构成：三分之一的人搞业务；搞业务的人中三分之一能坚持正常工作；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人中出三分之一的劲即能完成任务。如此沉重的负荷、如此低下的新闻生产率，生产出来的产品尚且严重过剩，不能转化为商品。王志纲为此开了一个药方：出路在哪里？种好自己的自留地以解决“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的矛盾。

新华社已经有了《瞭望》、《经济参考报》、《半月谈》这样一些新办报刊。这是新华社对几十年赤手空拳、被动竞争进行反思的成果。这些新办报刊已渐成气候，在国内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实践证明，社办报刊是培养“纵览天下风云”记者的摇篮，是“扶危解困”的消防队，是在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最靠得住的嫡系部队。王志纲一贯认为人才有两种，一种是“被用之才”，良禽择木而栖，等待“伯乐”相马；另一种是“自用之才”，也就是具有独立人格、寻求自我实现的人才。人才互补才能形成优势。王志纲自我定位为“自用之才”，因而，他考虑向体制外寻找出路，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广东与浦东的对话

1990年11月，在湖南张家界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来自新华社十几个分社的记者，正在参加一个“南方片记者座谈会”，大家热烈地议论起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

那年，上海浦东开发已成为海内外注目的一个焦点，而“改革开放的全面试验区”广东的新动作，无疑也为人们所关注。“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似乎已取代了过去那种“学广东热”。广东人是否有失落感，而上海人又是否真的有能量？

围绕着这些问题，记者们不由自主地争论起来了，由于工作所处角度不同，见仁见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之中难免言语走火。

也许是由于所处地域的关系，上海分社的陈毛弟成了“浦东”一方的代表，而广东分社的王志纲则当然地成了“广东”方面的代言人。

聪明人立即搬来了录音机。

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王志纲已把自己的写作视点转向“全方位开放”这个主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从深圳罗湖桥到甘肃的丝绸古道，从北国绥芬河到广西的友谊关，“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在全国四面八方打开国门的背景下，广东也出现了外商投资的新热潮。

王志纲在《人民日报》上评述：这“潮”波及范围广，使广东对外开放地带扩大到54个市县，形如展翅的大鹏，头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两翼是广东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达8.37万平方公里。

这次外商投资浪潮一改20世纪80年代“人多、势众、规模小”的态势，连片开发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以往对投资大陆犹豫不决的海外华人、商业巨子，纷纷在广东大规模投资。有的从事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有的兴建化工、建材等超级企业。

同20世纪80年代外资多以散兵游勇形式、自然为阵进入广东不同，现在外商投资出现了成建制、行业性移师大陆的新态势。王志纲的结论是：广东正成为吸引外资的巨大磁体。

如果说，四年前，他的“冲击波”调查还偏重于精神文明方面，那现在，他对经济改革的发言权显然具有了一定的权威。

于是，他从容地回答上海方面对广东的质疑。

上海分社的陈毛弟提出，广东至少有两点是不可取的：“第一，享受了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广东靠中央的政策和兄弟省份的资源发了家，但每年上交国家财政的不过20个亿，而上海每年实际上交130个亿。第二，广东物质文明上去了，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却容易在那里找到温床，繁衍滋生。”

王志纲回答道：“对你提到的第一点，我曾经进行过调查，广东在开放之前，国家在广东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没有大型项目，在江浙一带的投资却很大，所以比较起来，基础相对比较差的广东在开放初期投入大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关于广东上交中央财政，你的了解有偏颇，实际情况是开放之初，广东上交中央财政是11.7亿元，到了1990年，已增加到38.3亿元，增长幅度不算小。第三，中央在广东的企业，开放初上交中央财政只有4.4亿元，1990年已猛增到109.6亿元，上述两个数字加起来，中央从广东得到的钱并不比上海少。第四，全国有两三百万打工仔在广东打工，解决了广泛的社会就业问题暂且不论，打工仔每年汇回家乡的款项就有数十亿元，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不可低估。”

对第二个问题，双方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王：你认为广东一个很大的失误在于“黄源”问题严重，也就是说“窗子打开了，苍蝇也飞进来了”。现在有人说是“五湖四海名妓下广东”，其实这其中上海占了很大比例。

陈：问题是广东“气候宜人”啊！

王：这也要具体分析。广东是经济最活跃的开放地带，外资企业占的比重很大。另外，广东是当前中国流动人口量最大的区域，一年上千万人次进入这一地区，为“黄害”泛滥创造了条件。所以，广东“黄害”问题实际上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回头看上海，伴随其开放规模的扩大，也存在“黄害”泛滥的危险性。外资企业多了，流动人口多了，社会“繁华”了，国内暗娼就会奔上海来的，将心比心，到那时你再来评论广东“藏污纳垢”的因由就会客观多了。还是马克思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要处理好确实有很大难度。因为既然开了窗，苍蝇望洋兴叹不可避免地要飞进来。

陈：按你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论，国家没钱，靠走私发展经济也算合理的。要吸引外资，默认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算合理的。

王：“存在就是合理”不是我的观点。承认历史、重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倒是我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广东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开放之初，大家对外部世界眼花缭乱，而我们在工作上缺乏经验，广东一些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按我的说法是当过“流氓”，可我并不认为“流氓”是好的。重要的是在几年的实践中，人们看到那样发财靠不住，日趋完善的管理措施也发挥了扶正祛邪的作用，有些人正在由“流氓”变成“绅士”。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原始积累”过程。上海能不能避免这种“由流氓到绅士”的发展道路？谁给你起步钱？广东的起步阶段中一些邪门歪道是不可取，那正道到底该怎么走？这是我为浦东担心的。围绕着“广东的开放得失给浦东提出了什么”，两位记者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篇对话刊发之际，正值全国人大召开之时，它在人大代表中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成为不少分组讨论的热门话题。

上海与广东两地，为此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争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北京公开对新闻界发表了对这次对话的看法。他说：“浦东的开放对广东是个激励、促进。至于广东对国家的贡献该怎么看，我觉得新华社记者的观点是客观的、辩证的，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广东。”

尘埃落定，在当年的新华社好稿评选中，“对话”获总社级一等好稿。更有意义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对话体新闻现象”，并开辟了一种新闻“十八武艺”之外的又一个新天地——对话新闻的新尝试。

新华社曾有新闻文体“一枝多花”的提法，意即要全面掌握消息报道之外的通讯、特写、评论、调查、小故事等多种手段。王志纲则认为，“一枝多花”要进行新解，不仅是指记者对现有新闻手段的运用，而且要不断超越。他说：新闻、调研、政论，不论何种体裁，提出问题、解答问题均为其核心。传统的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只能作为一个传声筒的角色，为采访对象鸣锣铺垫，为什么不能在某种条件下，让记者与采访对象平起平坐，进行探讨，进行交流，进行碰撞，产生1+1＞2的效果呢？

《广东与浦东的对话》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王志纲在此前后，熟练地运用他的滔滔辩才，与政府官员、学者、专家、作家、画家、厂长、经理、记者等进行了上百次对话，相互撞击，思想互补，彼此有营养，彼此有提高。在这个基础上，甚至结集出版了一本《王志纲社会趋势对话集》，洋洋洒洒30万言，在新闻体裁的武库中独树一帜。

但是，王志纲自己却将“对话新闻”称为“海边偶然捡到的一个漂亮的贝壳”，“仅此而已，并非先知先明”。但是他又声明：“要捡到这个漂亮的贝壳，你必须是天天赶海的孩子，不要只坐在家里天天去想，想是想不出来的；再就是要敢于在潮水没有退完时就去捡。”

捕捉热点“满天飞”

1992年6月，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火红夏天。邓公南巡一把火，神州大地风雷激，市场经济的滚滚大潮，冲破了计划经济的重重闸门，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新的矛盾、冲突又尖锐起来了。对于不甘寂寞的王志纲，这无疑又是一个纵览天下风云的极好机会。

三四年前，当市场经济的潮头还在南中国海岸发起一阵阵冲击之时，南下广州的王志纲率先体验到市场经济扭转乾坤的神力，感受到广东人冲浪赶海的喜悦。而今，当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波已奔涌于华夏大地，王志纲却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反而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市场经济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仅是对一个停滞、僵化时代的扬弃，对一个繁荣而充满活力的未来的获得，市场经济还意味着失落、躁动、困惑……伴随社会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换，不仅是我们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甚至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意识，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摇撼！这年夏天，世人瞩目的中共“十四大”即将召开，一向被作为“出击重拳”的王志纲，又受新华社总社委派，同总社内参部编辑李晓岗搭档，组成“满天飞”的小分队，对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宏观问题进行了一次历时60天的大跨度采访，行踪几乎包括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上不甘沉寂的宁波、新开放的云南、北方新崛起的山东以及仍被“东北现象”困扰着的辽宁；拜访了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上海市市长黄菊以及湖北、云南、山东、辽宁的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们还深入西南边陲的大理、瑞丽、西双版纳等地区，考察边贸风情。

1992年6月王志纲参加新华社总社小分队在广西采访，之后撰写《中国走势再访录》。

在王志纲的“小分队”日记中有以下生动的记载：6月17日晨8：00从云南德宏州出发，去边境城市畹町，约两小时后到达畹町。

畹町为滇缅公路的中方终点，越过界桥，就算到缅甸了。昔日中国远征军赴缅参战，就是从这里走出国门的。

下午2：00，过丽江大桥到达中缅边界上的“姐告经济区”，此为国务院新定的一级口岸，紧邻缅甸，“中国”字样的界碑就竖在经济区边缘。据介绍，根据两国协议，将姐告辟为边贸区。中方已盖起几十间房，辟出一条商业街。缅方也已盖起具有缅甸风貌的三角型商店建筑数间，双方民众可自由往来。

访问了数户商家，皆云主要批发。广东饮料如健力宝、强力啤等颇受欢迎。重庆某县商人说，他来此10个月做了几十万的生意，全是该县积压卖不出去的商品。缅方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低，中国过时的中低档轻工业产品，正是他们最欢迎的新潮货。该商家还言此处外贸搞了一两年，已从互市到边贸再发展到了区域性国际贸易。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中，记者们有了一个奇遇：幽暗潮湿的森林中，竟遇到一位高鼻碧眼的外国旅行者，身背行囊，独自跨行于原始森林中，令人颇觉得诧异。我们出得林莽，准备乘车返还时，这个青年亦出得林来、并礼貌地询问可否搭个顺风车——同行中有精通英语者，车上同那位青年聊了起来。

青年是以色列人，大学生，学的是生物专业。适逢中以建交，他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获旅行特别通行证，来中国自费考察。他说，两假期，已跑遍了北京、广东、广西、新疆、云南，下一站去山东。小青年不懂中文，手中握的中文地图上地名全用英文标注，沿途只能靠地图寻路。今日遇上懂英文的中国人，显得十分兴奋，一路上喋喋不休，恨不得将憋在肚中多日的感想都倒出来。他十分感慨地说：在中国，要遇到一个懂英文的人太难了。回昆明他计划搭长途汽车，尽管途中得折腾两天，但乘汽车并不是为了潇洒，而是机票太贵了，他舍不得花这个钱。

同车的州经委干部讲：外国人比中国人能吃苦多了。从州城到植物园七十多公里，他们常常是自己走着来，而我们的同胞，非坐车不可。

一个是受得了苦吃不了苦，一个是吃得了苦不受苦；一个是土生土长、闭目塞听，一个是云游世界、眼观四方。中外人士之差别，由此可见一斑。在昆明，云南省委负责人向王志纲透露的最新信息是：西南五省均有借助云南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适值国家实施全方位开放政策，昆明及边境上的瑞丽、河口等地陆续已较绕道东面沿海出海便利，正是这一通道优势，使各路诸侯产生了聚合力。

“大西南联合起来。”这是西南诸省的共同呼声。

在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强调要更新观念，他说，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算是给我们开了窍。我理解这个窍就是一切围绕把人民搞富，为了这个中心点，一切束缚搞富的东西，包括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形态都应该改。

在广东，一位经济学家的思路是建立“制衡经济学”。对当前形势，他的评价是：“邓小平放火烧山，众诸侯趁机放手。”经济发展加快了，老的宏观控制方式无效了。结论是：如不通过加快改革建立层层自我制衡机制，经济要出大问题。

广东省一位体改官员则直言不讳地说：“不把重心放在加大改革分量上，而是上速度，我同北京大多数经济学家观点一样，中国经济还会出大问题的。”谈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其观点为：先有市场才有计划，而不是相反。谈及以前股票疯炒时，他认为正是因为上边怕乱，股份企业出台太少，供求失衡才导致了目前这种“市盈率上百倍”，百姓疯狂进入股市的畸形局面。

浙江温州，是王志纲心仪已久的地方，作为一块利用市场经济，成功实现了经济启动的神奇之地，“温州模式”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在这个夏天的访问中，王志纲对“温州模式”作了极其精辟而又形象的概括：街道十分窄小且无规则，拥挤非凡。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还有按着喇叭的三轮车在街巷上纷纷争道。虽显杂乱，但驾者、乘者各安之若素，并无怨言，真是“猫有猫道，蛇有蛇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这“道”，即市场规律。在温州可强烈地感受到，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造成了这个地方的活跃繁荣，甚至已渗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营造了特有的温州风情。拼命挣钱往前赶，龙腾虎跃争上游，可真同悠闲的杭州、冷寂的宁波形成鲜明的对照。

晚饭后上街逛。电力不够，到处黑灯瞎火，个体户们大多扭亮应急灯，更多的干脆自备发电机，你停我开，你开我停，无怨无虑。不靠上帝靠自己，不找市长找市场。摆百货摊的、摆小吃的，还有沿街揽客的的士、三轮，黑暗中争斗劲仍不减。

这真是温州的典型写照：民间经济空前活跃，社区经济没人顾及。在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们如过江之鲫，“万类霜天竞自由”，依循的只有自然法规，真不知政府干什么去了？

晚上同内行人聊温州，才知：温州经济虽活跃，但主要是私营经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近年经济走不动了，才有改善投资环境及社区环境的要求。顺应潮流，政府近年也开始抓旧城改造，温州辖7县3区，人口六百余万，约100万人在外发财。城区虽然破烂，民间却富得流油。现有民间余资670亿，私人股份公司两万余家，主要产业分三大类：打火机、服装、小电器。其中，打火机以假乱真，完全可仿日本各型号。现已打入独联体，年销售额过几亿元。

总体感觉：温州基础设施甚差，经济活跃，靠的是个体经济。而正是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使其经济档次和基础环境徘徊于低层次。

这有点类似广东的潮汕地区，经济档次比潮汕还低。原因：一是这里外资不够充裕，二是无可投资大产业的基础条件。

民间启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温州人走出了一条自己解放自己的脱贫致富成功之路。这应是温州值得骄傲的，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不足之处。长期客居岭南的王志纲，对“广东”与“温州”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温州人是靠自己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极富创造的进取精神而立业的；广东人则是靠气候、国际国内二传手的地位而发财的。

如果说广东人获得某一成就花十分努力的话，温州人得花出五十分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假以时日，气候不变，我深信，中国未来世界弄潮的好手不在广东，而是在温州。

温州出发明家，如赵章光及101生发精，即为一例。赵不仅发明，而且自身还是企业家，时下已有个人资产上亿元。

我在想，若中国的大方针不变，允许并扶持民间发展且让个体企业家可出国等，用不了多久，温州会生出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民间小老板的大企业家。从根本上说，温州人更接近成功点。为什么？相对广东人，一是这里的人素质更高；二是其从事的主业多为制造业，创造性甚强，不像广东多为组装业，赚钱靠打时间差；三是这里的人多从低等工业起步。民间小手工业虽档次低、规模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运行机理同大企业是相通的。照样能练出深谙企业运营核心要素的企业精英阶层。“90年代看浦东”这一口号，在邓公南方讲话之后更为响亮了。中央已确定上海的改革“龙头”地位，对重振上海雄风及长江沿线经济发展给予高度重视。

在上海，黄菊市长会见了王志纲等人，他重点阐述了上海如何发挥沿长江龙头的作用，其大意为龙头不是封的，而是客观条件造就的。上海要发挥龙头作用，关键在找准位置。经过若干年反复和努力，上海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既不做消费中心，也不做生产中心，而是做生产要素的集散中心。具体来说，未来上海要发挥“五个流”的功能：资金流、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物资流。如此，既避免了同邻近省市争原料、争市场的同构性矛盾，又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服务于沿长江各省市，皆大欢喜。

当时国内还有“南看广东，北看山东”之说，山东作为中国北方崛起的经济最发达省份，其地位已同南边的广东成合璧之势，相映生辉。广东有四小虎，山东也有四小虎：潍坊、青岛、威海、烟台。

王志纲在山东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公路。他在日记中写道：沿途公路建设之佳，确实名不虚传，公路宽阔平坦，甚少弯道，属一级公路，据闻山东此类路不少。这些年国内交通界有“山东的路，广东的桥”之说，谓两省各在路和桥上独领国内风骚。何以会有“山东的路”之说？据介绍，概括原因有二：一是在“准备打仗”的年代山东一直作为一个独立战区统筹，国家不遗余力投资；二是山东人团体意识强，政府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即上阵，基础建设有系统，有规模。

相比之下，广东路况远不如山东。看来，市场不是万能的，计划不是无能的，搞现代经济也得讲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法则；一只则是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此番山东之行，同广东比较，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市场、计划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当时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各省，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国内外称之为“东北现象”。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对前来调查的王志纲等人说：“东北现象”说白了就是经济滑坡，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活。国外有一种观点：“东北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的失败。

现在怎么看待“东北现象”呢？全树仁的观点是：“东北现象”可以改变，而且正在改变，接下来，他充分而又系统地阐述了各种论据。最重要的是，辽宁人对“东北现象”的反省终于从埋怨外部条件不均转到冷静审视自身的不足上来了。从忧天悯人转到无情的自我批判，上海从1990年就开始了这痛苦的转换，“辽老大”今天有此省悟，看来“东北现象”有治了。当时，随着经济高速推进，中国各地出现了四处冒烟、村村点火的“房地产热”。王志纲足迹所至，从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到渤海之滨的山东半岛，从辽阔宽广的大漠边域到如旭日腾起的东南沿海，无不见红尘滚滚，黄尘漫漫，到处都在搞“圈地运动”，到处都在热衷房地产。房地产有暴利，能发横财，沿海有的城市呼啦啦一下冒出上百家房地产公司，更多的欲入市者通过各种关系还在猛敲着审批部门的大门。

在舆论和社会均看好房地产热的背景下，王志纲却从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出发，冷静地评述这一畸形现象。当时他写了一篇唱反调的文章，对遍及全国的房地产热，发表了自己的忧虑：搞地产发财，搞地产有横财。看涨的心理预期支撑着房地产价格疯涨的心理预期，于是你炒给我，我炒给他，越炒越涨，越涨越有人炒。于是蓬蓬勃勃，火火旺旺，到处有圈占的土地，却鲜见崛起相应的楼宇、厂房，即便见到如林的别墅花园、豪华住宅，也鲜见最终的住户。地产、房产，在一些入市者手中，不过是一个买空卖空的媒介，它的生命在于运动，它的价值在于传递。于是，在这空前的传递运动中房地产价格被炒得日趋直涨，传递者亦在传递中获得了惊人的暴利？！王志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无奈世事如炬，有明有灭。高潮接下是低潮，幕起之后是幕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亦如自然界之揭示“物质不灭定律”。狂吹的气球不能总是猛涨，总有一天会爆裂。土地虽是财富之母，但无劳动这一财富之父作用时，单靠一方是孕育不出财富来的。不出所料，半年之后，房地产市道跌落，成千上万的地盘落入套中，其中就有我们开篇引子中介绍的“碧桂园”，当然这是后话。

附录：《中国走势采访录》

【编者按】古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国门打开、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势下，如何激流勇进，如何纵横联合，如何挣脱羁绊……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本身就在孕育中国新一代的策划人。

王志纲当时影响深远的新闻文章，如今再读，仍荡气回肠。这篇《1988：中国走势采访录》表现出了非同凡响的洞察力、方法论、思考与气度：

不是官方做派的横加指责，大扣帽子，而是实事求是，尊重现实——

“市场割据引发的地区保护倾向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规则的反抗和强制修正”。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勇敢面对，大胆突破——

“‘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

《1988：中国走势采访录》

(本文公开发表于《瞭望》杂志一九八八年十月号 )

市场割据引发的地区保护倾向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规则的反抗和强制修正。

“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

开放与割据

1988年以来，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经济中的过热空气，压缩基建规模。记者在东西南北得到的却是三种相映成趣的答案。

在南方某省，有人说：不是说我们是“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吗？怎么干涉我们自己的事，国家管这么多干什么？

在华东某省，有人说：我们自己花自己的钱，又不要国家投资，盖房子建厂的自由还没有吗？

在西北某省，有人说：前些年搞基建，人家“见了红灯绕道走”，经济上去了；我们老实，却被狠狠地一刀切下来，好容易才缓过劲儿来，这又亮“红灯”了；看来我们也只好“见了红灯绕道走”啦！

看来，基建规模久压不下，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其背后，在各自颇有道理的争辩之中，我们看到了深一层的动因：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和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建立与调整，如何处理好地方分权与全局所需要的集中方面的问题已见端倪。

现象种种

1988年6月，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负责人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区域和省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各省纷纷采取经济割据政策，这一倾向会不会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据了解，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他的疑虑代表了西方许多高层人士的看法。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胡培兆教授告诉记者，前不久来访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两位教授认为，中国有许多“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省一级的权力在某些方面比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一个州的权力还大。

外国人看中国，因种种因素限制，也许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国内许多从事领导工作、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也认为，地方分权与全局集中之间出现的问题已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突出问题。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了种种以维护区域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现象：

第一种表现是：在市场上，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各种“大战”遍及全国，愈演愈烈。围绕农副产品收购展开的“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苧麻大战”、“山芋干大战”等，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季节性的风潮，而围绕有色金属等紧缺资源的“大战”则逐步升级。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许多省常备不懈，动用了大量人力，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境戍边”。1988年，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为了防止蚕茧流往外地，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出境检查。南方某省的一些地方，以每天5~6元的高价，雇农民巡守五百多公里长的省界线。

由于保护资源一方严加防范，自然增加了抢购的难度，从而使得抢购一方更加不择手段。记者在四川采访时，正值一年一度的“生丝大战”，记者看到，虽然四川省各级政府严禁生丝外流，但广东省一些单位却用高额回扣，甚至使用军车押运等手段，有效地瓦解了四川省的防线。

封锁与抢购，有人归因于“贸易保护主义”。然而，有专家指出，这种“贸易保护”与国际上常见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政策”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封关设卡的一方并不是为了抵制域外制成品的倾销，而是为了使本地资源不致外流；二是抢购一方的目的也不都是将原材料主要用于本地加工业，而是用于出口以换取外汇。因而这种抢购带有强烈的阵发性和无规则性。

第二种表现是：立足本地，搞小而全的生产体系。由于国内原材料资源短缺，不但导致争夺加剧，而且激发了各省市的自给自足意识。盛产羊毛的甘肃省，原来毛纺织工业的基础并不雄厚，但近几年来，毛纺企业发展到三十来家，其中仅毛毯厂就有16家，年产量达280万条，位居全国第二。毛纺加工业的发展，使甘肃迅速由羊毛输出省变为短缺省。广东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匡吉告诉记者，广东是资源严重短缺的加工省，面对原材料越来越没有保证的形势，广东准备投资几百个亿，在省内建设起化工原料、有色金属和化纤等原料生产基地，力求早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第三种表现是：各自为政，强化块块权力。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为了使割据行为规范化、合法化，并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顺利实施，一些省市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针，特别是强调区域内的政令统一，要求“条条”派驻的分支机构无条件地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如某省就曾发出文件，重申“政令统一”，同时要求中央派出机构“正确处理好条块关系，从我省的实际出发，确定相应的贯彻落实措施，扶持生产，涵养财源”。

对于上述种种现象，有人不以为然，也有人深表忧虑。但无论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确定我国未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出发点。

学者和领导者的评价

我们所采访过的一些学者指出，今天的中国，旧的产品经济的管理模式已被改革的强力所破坏，而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尚未建立，因此，新旧体制因素并存必然带来一些混乱；另外，地方自主意识增强，也正是改革之初给地方放权让利所要达到的效果。因此，上述现象的出现也许是地方自主性强的一种必然表现。相对于旧体制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那么，对于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呢？一些省市的领导者和专家学者们认为，承认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并不等于承认我们对其无能为力。

人们感到忧虑的是将来。扩大了地方自主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为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些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正在致力于发展本省的加工业，原料调出量日趋减少，使不少原来依靠这些原料进行生产的外省加工企业嗷嗷待哺。有人预言，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国家早先投放巨资建立起来的加工业基地将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而国内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合理分布等也终将成为泡影。

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中央宏观调控手段的削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向“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向努力，加上其他原因，使中央宏观调控机能的作用越来越弱。有的专家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些省市具备高速发展的基础和能力，而有的省市却是在人家高速发展的强刺激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在经济上搞“强行起飞”，结果使已经过热的经济空气非但未得到压缩，反而进一步膨胀，而中央对这种并不正常的状态却没有更有效的调控办法。如果按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搞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给整个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角度对产生上述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社会土壤进行一番分析和探究。

原因初探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些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央权力的下放强化了地方的自主意识，条条的权力则在逐渐被分解，但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没有及时跟上。

过去，我们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富了地方上才能富，那是因为当时我们靠的是计划经济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水龙头”握在中央手中。现在情况不同了。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之后，地方的自费改革措施更离不开钱，如果地方上财力不足，不仅改革步伐不能加快，而且资源、人才和资金还容易向其他地方流走。为了在角逐中稳住阵脚，防止出现富的越富、穷的更穷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势必对地方经济利益特别是财政收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领导的屁股自然易于坐到自己的板凳上。

利益问题一突出，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获利就成了各省首脑会议上经常议论的话题。人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因为商品严重短缺，只要从事加工业，即使管理水平低，也不愁没钱赚。因此，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工业到乡镇企业，虽“觉悟”有先有后，但最终都选择了大力发展加工业的战略。加工业的急剧膨胀，进一步加剧了原材料短缺的严重状况。为了保护本地资源，进而保护本地加工业和财源，防止“肥水外流”，各省特别是拥有资源的地区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保护市场的武器。

那么，这是不是说改革和开放带来了上述现象呢？这种结论过于简单。问题在于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

社会呼唤公平竞争

进一步走向开放，是历史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可是，在我们积极纳入国际市场、渴求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市场割据的地方保护倾向。这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是什么力量在捉弄我们呢？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质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原则的一种反抗和强制修正。

在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央实施了多层次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改变了多年“东西南北齐步走”的格局，对改革与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向东部倾斜，是各省领导十分关注的问题。记者接触到的省市对中央的这一决策都表示拥护和支持，西部有的省市领导还从全国改革的大局出发，把中央的战略意图概括为“东部决战，中部策应，西部固本”。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各地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政策消化能力不同，实施分层次指导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但优惠政策只应该体现在放权程度的大小上，而不应该体现在纪律约束和竞争规则的不同上。省际之间竞争条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沿海地区特别是特区，凭借远远高出内地的外汇留成比例和自营进出口贸易权等各种优惠政策，在地区间的竞争中长期处于有利地位，有人把这比喻为“鸡脚上刮油，肥肉上添膘”。而这一点，恰恰是诱发各地的攀比情绪，特别是诱发地方保护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的领导向记者打了个比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如在区域之间进行的一场篮球比赛；甲队队员是从国家队选来的，而乙队队员全是普通中学生，两者力量过于悬殊；若规则又不平等，这场比赛就无法进行下去了。长此以往，就不会有平等的竞赛，也就不会促进竞赛水平提高。

记者到重庆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重庆市电线生产企业因为缺乏主要原料铜而陷于瘫痪的境地。市委书记告诉记者，重庆的这些企业本来是有铜的，可在不久前发生的一场贸易争夺战中，让南方沿海某省一下夺走了8万吨。人家为什么竞争力那么强？主要靠的是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以及高额回扣等内地不敢使用的特殊武器。据说，他们弄走的这些铜，也不是用于本省加工业，而是直接向国外出口。铜本来是国内紧缺的原料，却让一些人倒腾到国外去了。中间商虽然赚了点钱，但整个国家却吃了亏。

类似重庆的这种现象，记者采访时在许多地方都听到过。各地的有识人士指出，没有公平的区域竞争原则，强化中央宏观制衡手段就失去了基础。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就必须迅速实施能够体现公平竞争原则的统一规范。而这恰恰说明，要消除我们这篇文章所涉及的现象，不能在改革或开放上退却，而只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上寻找出路。

“变通”与失衡

在这次为期七十多天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变通”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而且被赋予了新意的一个词汇了。它之所以时髦起来，主要是被用来表达地方对中央某些政令和宏观措施的灵活理解和运用。这是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变通”，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赞扬，有人则认为，这种“变通”的结果往往使中央政令变了样。这种“地方版”过多，有极不利的一面：本来应当是强有力的中央宏观制衡机制不那么灵了。诸如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压缩基建规模、抑制集团购买力等，几乎中央年年都要“三令五申”，可都收效甚微。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各种言之成理的“变通”措施。

“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

“变通”，既展示了经济发展日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同时也成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变通”的吸引力

“变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关键在于许多敢尝“禁果”的地方从中得到了甜头。正是因为这一点，“变通”被长期受“一刀切”危害的许多地方政府，看成是一把处理地方同中央关系的“金钥匙”。

关于“变通”，人们有许多形象的概括：

一是自行其事，对中央和上级“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于“斩而不奏”。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对于自己拟订的某些政策和部署，并不急于向上请示汇报，也不让新闻单位进行传播，而是先干起来再说。有人说，这样干“进可攻，退可守”，干好了就是功劳，干错了也可以自己悄悄收场。

二是“三灯”方针，即“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对于中央的调控措施，适合本地经济发展、能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的，就迅速推广实行，反之，则“变通”执行。说穿了便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三是所谓打“擦边球”。对于那些中央只有原则要求而未做具体规定的事情，只要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放手去干；对上面各部门互相矛盾的文件精神和口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执行。此法还有一个“妙处”，即明知故犯，走在错与不错的“边缘”上，既不按规定办又为自己留下开脱的余地。

当然，“变通”之法还不止这些。

如今用“变通”的办法来对待中央政策规定，已经成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实际行为。一位基层干部对记者说：如今下面对中央文件的看法，可同前些年大不一样了。早先，中央文件一下来，就组织学习贯彻，执行起来也不走样；现在，文件拿到手里，得先看看合不合我的心。合我的心，就大力宣传贯彻；不合我的心，得想着法儿“变通”，甚至把它搁到一边，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变通”的不同含义

有人问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和“变通”是不是一回事？许多同志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是不是离开了中央政策的基本点。

一些省、市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制定并着手实施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战略，这些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的基本点是一致的。而“变通”却是另一种含意。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地方的“变通”只考虑自己的局部利益，使改革的大局受到损害；而另一些“变通”却是由于上边的政策有漏洞，或者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使下面不好执行。因此，对“变通”也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

但是，一些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对“变通”的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们认为，“变通”是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如果各地都把它当成法宝来对待中央的政策，势必造成中央号令不灵、经济发展紊乱的局面。

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些同志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只要稍进行调查便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一些省市在实行“灵活变通”的办法时，出现了这样一些倾向：

一是突出强调本地利益。东北和西北的一些资源输出省，每年都有大量原材料被国家平价调拨。在开展生产力标准大讨论时，一个占上风的观点是：咱们长期以“顾全大局”为原则，结果使本省在经济上吃了大亏。以后考虑问题也要从本地利益着想。

二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互相攀比。现在许多省市都在排队：我们的速度在全国占第几位，我们的工资福利在全国占第几位，我们的物价在全国占第几位……“人家的政策为什么比我们宽”？这类问题许多地方的同志都提出过。

三是认为中央没说到的就可以干。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地方上思考问题的角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考虑“中央不让干什么”，现在则转到了这一思路的对应面：“只要中央没说到的就是可以干的。”正因为如此，不少地方都拿起了打“擦边球”的武器。

还有一些“变通”干脆连“边”都不愿意“擦”：以本地区的经济利益为标准，随意解释和“变通”中央政策。

有些地方、部门“变通”中央政策，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这便是：

第一，“法不责众”。许多省市认为，自己省过去老老实实按中央政策办，结果吃了亏，而搞“变通”的地方却占了不少便宜。现在大家排成横队过路口，一起“闯红灯”，中央也没办法评判。

第二，只要经济上去了，“一俊遮百丑”。有的说，不管上面怎么说，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干，只要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就能“一俊遮百丑”。

“变通”能够作为一种“经验”迅速在全国风行，不是偶然的。全面透视这一社会现象，深入剖析它产生的背景根源，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至关重要。

“变通”辨析

有些学者和领导干部认为，“变通”中央政策的“经验”能迅速为许多地方所采纳，说明地方的要权意识在不断强化。他们说，我国的商品经济是在产品经济的旧体制下孕育发展的，因此，要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势必要突破某些旧体制设置的一些不适合新形势的框框，因此，“见到红灯绕道走”等“变通”措施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各地许多成功的实践，都是有力的证明。

也有一些学者和领导者认为，各地对“变通”经验的迅速接受，既反映出中央宏观调控和指导不力的问题，也反映出地方自行其是的冲动。由于“变通”本身没有度的限制，因此它往往成为一些地方不讲纪律，不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号令的托辞。有些地方采取“变通”措施，并没有按程序向中央请示报告，这就扩大了“变通”导致的随意性，使宏观经济出现失衡的态势。

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对记者说：“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还有的领导说，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里面就谈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我们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应该怎样处理？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变通”现象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律责怪地方“不守纪律”、“不听指挥”。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的某些“一刀切”的规定，不符合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地方的官员感到为难；有些地方就某一问题请示上级，却迟迟不见具体可行的答复，被逼得只好自行其是。例如，1986年，边疆某省准备用一批西瓜同邻国的边境地区进行小额易货贸易，报告送到国家有关部门，两个月后还没有听到回音，结果西瓜都烂掉了。1987年他们不再请示报告，自行进行易货易。

另外，有些领导部门在执行政策规定时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难以服众，也为下属单位的“变通”制造了条件。

重要的是治理改革环境

面对这种“变通”的潮流，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对策。有人说，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顺应自然。如若再来个“一刀切”的话，很可能要“切”掉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更多的人则认为，尽管“变通”的程度及缘由各不相同，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不听中央的话，不遵守纪律，把局部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而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该统一的必须要统一，这才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力量，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因此，他们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

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说：“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只用一个尺度不行，但是没有统一尺度也不行。”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这在现在、将来都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该“变通”的就要“变通”。但是，要是不分条件、不分地区、不分内容地“变通”，则有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对记者说，我们现在这套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缺乏制约能力；法制中的实质问题是各级政府要守法，依法办事，胡来并不是搞活。

重庆市委书记肖秧指出，国家机关应切实解决在决策程序、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才能使宏观指导更得力；现在中央需要树立高度权威感和进行宏观管理；该管住的绝不能含糊，比如国家对重要物资的控制一定要非常严格，要像管黄金那样管好。

福建省委秘书长赵学敏认为，政令统一，齐心合力，是我们目前渡过改革难关的重要法宝；做到这一点，光靠发文件不行，一定要狠抓落实，言出法随。

改革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某些失衡状况，正是达到更高层次动态平衡的前奏。经过这个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过程之后，我国必定会沿着改革之路阔步走向明天。我们和所有被采访过的人一样，对此充满信心。

附录：《中国走势再访录》

【编者按】1992年，是极其不平静的一年。邓公南巡冲破计划经济的重重闸门，各地经济发展均驶上了快车道。伴随而来的各种新矛盾、新冲突也尖锐起来了。

1992年6月到8月，王志纲进行了为期一个夏天的采访，最后沉淀出《1992：中国走势再访录》。

这次采访紧扣着中国发展的脉搏，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预警。他清晰地看到：

笼子己破，群鸟竞飞。

附录：《一个夏天的访问》

【编者按】王志纲有句人生格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中国：一个夏天的访问》是《1992：中国走势再访录》采访期间王志纲的日记集。本次行踪几乎包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热点地带，兴旺的广东、雄风重振的上海、活跃的温州、不甘沉寂的宁波、新开放的云南和北方新崛起的山东以及仍被"东北现象"困扰的辽宁。

此文虽零碎，但却是真情实感，其中不少在当时不能讲、不便讲的东西，现在看来或许别有意味。让我们且随王志纲的眼睛，一睹1992年时中国真实的图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