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关乎成败
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博弈，你不去规划它，它就要来规划你。有很多人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很多人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了几十年发现自己好像还是在原地兜圈子。种种悲剧的根源都是没有主动去规划，去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人生道路并不是尽如人意，但是如果干脆没有规划意识，没有目标的话，那就不要奢求成功了。
财智论语
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还是个人，在中国遇到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大转型中，都要首先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目前的位置和我将要向哪里去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看过、经历过许多事情以后，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许多人，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优秀，但是最后却碌碌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合适的规划。我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人不去规划人生，就会被人生规划”，道理就是这样，你不主动，就会被命运牵着走。有太多的人没有去主动规划人生，到最后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浪费了时间精力，结果自己也不满意自己，造成许多悲剧。
我们那一辈的人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像你们现在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你们现在如果掌握不好自己命运的航向只能怪你们自己。我们当年不是这样，你们今天具有的可能性是我们当时无法比拟的。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面前如果你们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人生道路，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一个合适的规划。我听说每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该去学什么，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大家上大学的时候都已经十七八岁了，读了十几年的书了，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当然这里面有教育制度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老部下，新华社子弟，从小我看着他长大。记得他十二岁的时候有一篇作文写他爹，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棒，我看了以后就把这个小孩给记住了，所以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把他推荐给新华社。新华社的人跟他谈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对我说：“老王不对啊，他不想来新华社，不像你说的那样啊！”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新华社呢？他说人生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不愿意去。后来他到他父亲呆过的一个公家单位，一干就干了十来年，看看书报，喝喝小酒，就这么打发日子。有一次我到了他们老家见到他父亲问起他，他父亲说他没出息，朽木不可雕也。他已经像一个出家人一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后来我说这样吧，这小子还是有才情的，你把他叫回来，我跟他谈一谈。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把他给说服了，让他跟着我闯荡世界，他终于出来了。但是现在我非常后悔，我办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当时应该让他继续留在大锅饭里面，轻轻松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是一种幸福。但是当时我觉得他浪费了生命，他很有才华应该干点事，就把他带出来了，没想到造成了最大的悲剧。他出来的时候他老婆支持他，两口子一块出来，出来以后，我才发现他根本是一个白痴天才，他不适合在这个现实社会中生活。他的确是个天才，你们注意看看我那几本书，《找魂》、《城市中国》和《第三种生存》，主要的执笔者就是他。只要把理念给他讲清楚以后，他就能够把百分之八十的东西写出来，然后我改就行了。他的智商很高，但财商和情商几乎低到了极点，处理不好家庭关系，也处理不好社会关系，还采取一种退缩的办法，就像一只刺猬躲在自己的壳里面，最后矛盾就爆发了。
他写《找魂》的时候是他最兴奋的一段时光，我把他安排住在三亚写书。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过来一个电子邮件，说要把自己的那个笔名改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非常向往这种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从三亚回来以后他又变了，又开始说人活在世上为什么要这么累啊？为什么没有了栖身之地，比如像三亚啊，像山野庙里面那样，可以住下来就完了，也不招事，也不惹人，什么也都不管。
我就跟他探讨一个问题，我说不管呆在哪里，即使是和尚也撞钟啊，也不是只化缘，你总得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以后，其他才好解决。生活有不同的标准，有的人是欲壑无穷，得到一百万想要一千万，得到一千万想要几十亿上百亿，有的人够吃就行，而你现在够吃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你一切的一切都先要解决够吃的问题。只有能吃饱饭，能够自食其力，才能谈后面的事情。他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痛苦和困惑的状态，最后悲剧产生了，他跟老婆打架闹离婚，折腾了一两年，后来没有办法，把在北京买的房子都给了老婆，净身出门，房子也没有了，就开始在社会上混。我跟他作了一次长谈，我说你得找点工作做啊，你不工作躲避社会怎么办？但是他说不行，我现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实在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昨天我跟他谈了一上午，最后我都绝望了。我说你怎么办呢？你总得要生存啊？他说你不要替我操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就看到一个天才堕落了，就像一个人掉到了河里一样，我伸手，他也不要我伸手去拉他，就让水慢慢漫过头顶。最后我只好告诉我的办公室主任，春节的时候，注意他生活上有困难的话要给他提供一些资助，因为他不会主动跟你要钱。听说前不久，他终于得以从这个梦魇般的婚姻中逃出来，开始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你们这一代人里面有没有代表性，是不是有一大批的人是这样？就像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随波逐流，船到哪里算到哪里，自己没有方向。但愿这是一个另类，但愿这是一个异数，一艘没有航向的船真是人生的悲剧。还有不少人自己没有定心丸，又遇上一个喜欢规划老公的老婆，也不清楚老公的优势和劣势，喜欢乱指挥，什么风来了，跟着什么风转，最后不仅一事无成，反而一步步走下坡路。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部队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回老家的政府工作。因为根正苗红，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前途一片光明。我刚到广东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处级干部了，当时他说要去广东，我坚决反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性格，你就在这个轨道上干下去，当个厅级干部是稳稳当当，广东不适合你。”但是非常可惜，他自己没有主见，再加上老婆急于让他到广东发财，结果他丢掉了原来的铁饭碗，跑到广东来闯荡。先是在蛇口工业区，还算上着保险，后来开公司被人骗了。经过这么一折腾，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每一步都踏不到点子上。最后做的都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也是最不擅长的，结果可想而知。由于老是做不成事，他逐渐与社会脱节，现在不仅无事可做，甚至连基本生存也难以为继了。
还有两个同学也是这样，年纪不大，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一位是公务员，这个同学在我们班上算年龄比较大的，毕业的时候三十二岁了，找了个有政治情结的老婆，想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不管他合不合适，尽心尽力地去打造他，指望他能够当个厅局长什么的。当年我就开玩笑说这叫拔苗助长。再见到这位老兄的时候，他已经从副厅级的位置上退休了，但没有副厅级的权力，只享受副厅级待遇。与他聊天时我发现他这二十五年基本上是一段失败的人生。他老婆希望他拼命往上爬，而他本身不是当官的料，到了快退休的时候，领导为了让他赶快退休腾出位置来，就动用了赎买政策，说你也是个老处长，现在处长都三十多岁，而你已经接近六十岁了，再当下去也不合适了，提前退休吧，我们给你高配一下，享受副厅级待遇。最后问他这辈子做了些什么？回答却是什么都没做。
另外一个同学是个企业家，前段时间同学聚会，看样子他比较疲惫。我问他现在做什么？他回答说是在某个地方开化工厂，开了二十年了。一看就知道日子过得不容易。这个同学刚毕业的时候分到了检察院，非常有前途，如果继续在检察院干下去，凭他的素质和才华在省一级的检察院做个院长都没问题。他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辞职“下海”。当初“下海”大潮，他老婆逼着他一定要去日本留学，于是他辞职“下海”走到今天。
所以说找老婆的学问很大，好老婆能够因势利导，当好月亮，成就太阳。而有些老婆强制设计老公，设计不到位的结果是把老公弄得非驴非马，里外不是人。问他老婆现在怎么样了呢？他说离婚了。因为他后来去了日本，老婆发现他不争气，扶不起来，就分了手。他回家创业，一折腾就是十几年，到现在也算是差强人意。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一大批，他还算好的，还开着一部小车，还在人生的路途中颠簸，而一些与他差不多的已经告老还乡，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些故事其实在我们身边是很多的，好像很寻常，其实都涉及人生的大问题：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我究竟能做什么？我究竟要做什么？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没有认真地思考，最后的结果必然一声叹息了。
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博弈，你不去规划它，它就要来规划你。有很多人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很多人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了几十年下来发现自己好像还是在原地兜圈子。种种悲剧的根源都是没有主动去规划、去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人生道路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但是如果干脆没有规划意识，没有目标的话，那就根本不要奢望成功了。
现在不像以前那样论出身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小孩子从很小起就被升学的压力压迫着，家长天天耳提面命的也是这些东西，一路以成绩为导向，到最后高考完了选专业，却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这种现象太普遍了，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有同感。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顺利升入重点中学，考入清华北大，然后出国留学的人生可以算是一种成功了，但是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
2006年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去了微软，在微软看到一件事情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离西雅图微软总部不远的森林小镇里，我参观了一个微软员工社区，那里基本上成了“中国人村”。那里都是清华北大或者其他名校的高材生，而且几乎每家都是爹妈在那里带孩子，一到黄昏的时候，在街心花园里面都是他们在聊天。据说那个地方小伙子都找不到老婆，都跑回国来找那些“剩女”。我当时就奇怪，就问一个清华毕业搞编程的小伙子，我说：“你三十多岁了，这么优秀为什么现在才娶了这个三十岁的姑娘？”他说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到女人。他们都是智商很高的人，但是情商不一定高，所以一辈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是学习尖子，一直在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比尔•盖茨就把他们给整过去了，继续圈养。结果他们就回归到一个非常传统的婚姻方式，通过媒婆找了一些高学历年纪也比较大的姑娘，这些姑娘嫁过去一年以后生了孩子，两年以后把爹妈接过来和他们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比尔•盖茨太狡猾了，他设了一个圈把我们这些优秀的人才弄到他那儿去。
回过头来你们想，你们那么多年寒窗苦读最后得到这么一种生活，你觉得这是一种成功吗？如果有的人，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顶尖的程序员，那么这样一种生活就是他想要的，有较高的待遇与福利，舒适的生活条件。但也许有人的梦想是要周游世界，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枯燥的生活，不算成功。很多时候大多数人也许都是按照社会的惯性思维去接受父母的、爱人的、社会的安排，自己要什么从来没有考虑，当时光匆匆过去之后，很多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了。所以说，如果你不去主动地规划人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命运。
如果说生涯规划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倒推法了。因为站在设定三十年、五十年目标的基础上，才能避免过于功利，才能够着眼于长远，发现你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往回推算你所应该经由的路径，这种生涯规划才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生涯规划有没有诀窍呢？我说有，我的诀窍就是倒推法。做生涯规划绝对不能由近及远。许多人会想：我在哪里毕业啊，然后我本科读完了以后去读研究生，研究生读完了以后我到美国留学，然后再回来当个金领。不能这样思考！做生涯规划大家要记住一句话：要倒过来想！我六十岁退休时候的目标是啥？用一个时尚的词来说就是愿景，根据这个愿景往前推，五十岁怎么回事，四十岁怎么回事，三十岁，二十三四岁，这么把握下来一下子就全清楚了。
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想五十岁的时候要成为中国的李普曼。李普曼是美国新闻界的大记者，他在美国做记者做到了什么程度呢？美国所有新上任的总统第一时间都要拜访他，遇到重大问题时大家都愿意听听他怎么说，那真是无冕之王。我当时读《李普曼传》的时候，很激动，我说这是我的人生目标，所以当时这个思路很清楚了。大学毕业之后先到研究院待了两年，然后跑到了新华社，也是为这个目标积累实力。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长期在外出差别人觉得辛苦，我却乐在其中，结果我把中国都跑遍了，接触了各路官员和老板，也接触了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既了解了政治的风向、经济的走势，又了解了社情民意，然后写出能够影响中国和推动社会的一些报道。尽管之后我没走这条路，但我的方向没变，把握国情为日后做城市和国家战略打下了基础。
我当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成为像李普曼那样的社会评论家。最后为什么放弃了走这条路？我进入新闻界的时候正巧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开放，新闻环境相对宽松的日子，我又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亲身经历了一段金戈铁马的岁月，那时可以站在广东写全国，这里是全国关注的热点。由此我发表了许多影响全国甚至中央决策的文章。而后随着改革开放向全国铺开，广东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优势，而且随着经济的开放，新闻从业者自由发挥的程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后来我就想，看来在我这一代人里面还不可能出现李普曼这样的人物，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时我已经四十岁了，我是把新闻当事业来干的，如果只是一种职业，一个吃饭的家伙，我还有什么必要呆在里面呢？所以我要作出新的选择，做不了李普曼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影响社会。也由于碰巧的机会，进入了策划这个行业，从民间的商业咨询做起，前提是能自己养活自己，同时保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观察与思考，积累建立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的经验。我决定从四十岁到六十岁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目标。目标定了以后，然后五十岁干啥，四十岁干啥就都清楚了，到现在做了十三年，还有七年时间。现在我们从微观的企业到宏观的区域，从城市战略到国家战略，百分之五十的业务已经是政府项目了。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再过五年七年，中国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很多事情都需要集中中外的智慧，整合中外人才来做。这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吗？机会已经在了，问题是我们的本事到不到家，机会来了能否抓住。
现在我们很多人是非常主观的，随波逐流，什么热闹选什么，而这种规划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规划法往往是刻舟求剑，等你赶大潮时，实际上已经开始退潮了。一旦碰到这种社会环境变化，你就非常被动。比如看到周围的人都“下海”，自己也跟着赶时髦，谁知道等你进去已经开始退潮了，缺乏准备盲目跳下去的人就在海滩上搁浅了。因为这种规划一旦得不到社会的配合，你就非常被动。
另一种情况是一说生涯规划，马上想到的就是要找什么职业，并且经常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患得患失，结果是本末倒置，迷失了方向。我认识一个孩子，本来钢琴已经考到了十级，是全省比赛第一，准备考音乐学院。但考大学前，他妈妈却认为选择俄语专业将来可以借助奶奶大学教授的人脉找到好工作，擅自做主修改了志愿。孩子从小练钢琴经常挨打，手都弹肿了，刚培养起兴趣和自信，又进入一个完全陌生和非擅长的领域。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被动地跟着家长的指挥棒转，结果整个人生都在痛苦中度过，没有丝毫的乐趣可言。
生涯规划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只有干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才能把自己的潜力发掘出来，发挥到最大，才能够充分燃烧自己。即便中途遇到挫折痛苦，做自己喜欢的事总是苦中有乐。
第二，要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先有一专再求多能。没有一专，在市场分工里就没有你的地位，但是光有一专，你只能是一个技术人员。有了这个专，你再去发挥你的多能，去打造你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就是我讲过的在跟社会上各方面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注意主观和客观的磨合。当你人微言轻时你得适应规则，而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有了话语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天地越来越广阔，你越来越自如，这时候你不想成功都难。除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还加了一项：“历万端事”。阅历是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把这些东西理清楚以后，知行合一，最后你就能够“直挂云帆济沧海”，实现你当初的梦想，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到六十岁回头来看，才不至于有太多的遗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大学学的东西既重要也不重要。说它不重要，是因为那些知识只是打一个底，进入社会以后还要根据自身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再学习；说它重要是因为在学校要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进一步则要掌握“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那个“道”——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了“道”，你到了大千世界才可能与时俱进，才可能永远处于风口浪尖，立足于时代潮流的前沿。
财智论语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有些年轻人唯恐落后，什么时髦就学什么，他们的脑袋成了书橱。可是这没什么用。读书有多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那最多是一个图书馆；另一种是有选择地读，边读边思考，让知识为我所用。
市场经济时代信息爆炸，知识必须不断创新。一个人如果只是满足于自己在大学里所学的那点知识，出去以后就想“一招鲜，吃遍天”，包打天下，那是行不通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大学学的什么不重要，只是打一个知识的基础，因为走向社会以后还要根据自身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再学习，最重要的是结合实践真正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那个“道”，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了“道”，你到了大千世界才可能与时俱进，才可能永远处于风口浪尖，立足于时代潮流的前沿。
我原来当记者的时候能做成一些事，得益于方法论。像阮次山说的“世界上很多看似没有关联的事，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同样的道理，你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你怎么能以不变应万变。如何去解读、分析并发现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你的方法得不得当的问题，就是你对社会的认识与体悟有多少的问题了。
很多事情之所以不能成，是因为做事的人之间不能相互认同，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有分歧，就不能齐心协力。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揭示出来，道理想明白了事情就好做了。举个例子，1990年前后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请我去，想让我就深圳申请保税区写一篇文章。当时深圳非常想拿到保税区待遇，而中央一些老同志对保税区这个提法很反感，说你们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够多了，还要搞什么保税区，绝对不行。深圳方面怎么讲都解释不通这个道理。后来我搞清楚状况之后写了一篇内参，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1997年香港要回归，为了避免在经济上带来很大的震荡必须寻求一个过渡方式，我用“船闸理论”来形容这个过渡。中国经济好像一条大河，香港好比是处在上游，大陆处于下游，上游和下游之间又有一座大坝，那么航船要顺利航行就得有一个船闸来调节水位，使上游的船能下来，下游的船能上去，保税区的作用就是这个船闸。这篇文章写出来后不久，深圳方面有关同志就告诉我说，北京很快就批下来了，因为这下中央听懂了。香港要和平回归，需要有一个平稳过渡，而保税区就是一个过渡。现在看来，做任何事情寻找一个能够相互沟通的语言体系很重要。现在粤港一体化迟迟难以实现，关键是广东和香港之间的沟通不畅，包括香港与广东经济学家的思路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当，双方都不清楚。
对于社会的认识要注重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体悟，而这种认识和体悟是需要丰富的经历作为基础的。这些年我为什么要从事智库的打造，为什么不断地去破解难题，就是因为这会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认识和体悟当代中国这个大环境。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大企业和大财团找我们，也有许多省市领导找我们，各种问题都摆在我的面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对于客观环境的体悟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
前不久我到黑龙江去做一个项目，见到当地的最高领导。我当时问他们中国有这么多研究机构你们不找，为什么来找我们？他们的领导说：“我跟踪你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当科长的时候就开始看你的东西，一直很关注你对黑龙江的言论。”我常常跟大家讲“人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原来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这种事情，解读中国，感悟中国，没有想到当我后来打造中国民间智库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我再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这个故事当年在中国影响很大。大家如果能从这里面听出一些方法论的东西，一辈子都会受用无穷。
1988年整个中国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到了极致，沿海和内地的矛盾和冲突也非常激烈，中央这时候对于下一步的走法也不是很确定。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希望能够通过记者这个角色来对中国进行一次解剖，把解剖的思路和结果呈现给中央，让中南海的决策者们能够有一些参考。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想法，你一个小小的记者，中国这么大，这么多经济学家都说不清楚，你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对广东了解可以理解，你对北京了解可以理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十多亿人口你怎么了解啊？
的确我当时也面临着这么一个难题。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纷呈的中国怎么才能把握它？当时的中国跟现在可不一样，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完全不一样，广东那边已经很发达了，而内地则还是很封闭。当年黑龙江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广东靠南洋，山东靠老乡，北京靠中央，我们黑龙江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当时各个地方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怎么从宏观上把握是对我最大的挑战。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当时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关键是找到了一种方法。中国有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方法，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方法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当时的设想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整个中国：一个是在空间上，我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东西南北中，就按照东西南北中进行大抽样；另一个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采访三种人：领导者、学者和记者，这叫做三者采访法。
我按照这一套方法首先到广东采访了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请他们谈谈广东的情况。广东觉得中央对他们管得太严了，缰绳没有放开，跑得不快。到上海采访了当时的上海市长，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员，他们又觉得中央给广东的空间太大，对上海放得不够，如果把给广东的政策给了上海的话，上海很快就会超过广东。到了东北、西北都是发牢骚的声音。这么多的声音，而且相互矛盾，怎么才能给出一个相对清晰和公正的评价？我把这些人都采访完以后，基本上对整个中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这还不够，官员一般谈的问题都是从自己的职务和立场出发，为了弥补官员的不超脱可能带来的片面性，还要专门采访一些学者，包括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在采访这些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发现经济学家的优点是很超脱，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实践了解不够。最后还要去采访记者，尤其是资深记者。
通过东西南北大抽样和领导者、学者、记者三者采访法，我终于把中国基本的架构找到了，最后写了《中国趋势采访录》一组三篇文章。第一部分是讲“开放与割据”；第二部分是讲“改革与失衡”，说本来搞市场经济是希望大家一块往前走，但没有想到出现了一种诸侯经济，彼此之间出现了抗衡；第三部分就是专门讲下一步怎么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这个文章登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央还叫我到中南海去作汇报。
这种经历，特别是那次长达三个月的访谈，给我这一辈子的发展，特别是成立民间战略智库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些年我不管是到黑龙江还是新疆，不管是到山东还是广东，基本上都能找到一种跟当地领导对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频合拍的感受，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感悟中国，也是我们积累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今天我们在学校可能感受不到，一旦我们走出学校，面临选择什么职业，从事什么工作的问题的时候，这可是个大学问。我有一个同事原来在新华社广东分社，最后官至省委副书记，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选择做记者，因为记者是通向理想职业的捷径和跳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他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文章写得好，最后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又做了办公厅主任，最后做到了省委副书记。而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记者，因为我认为记者是感悟中国，解读中国的最佳职业。特别是我在新华社这些年用这种方式积累了很多东西，所以后来我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就比较轻松比较顺利了。
不过提醒大家一句，现在的记者跟当初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初我们记者叫做无冕之王，不管到哪里都备受尊重，现在可不一样了。2007年我在广东遇到一件事情，我都感到很惊讶。那天我们参加一个商会的活动，我坐在主席台，活动完了以后有一个人叫我，我一看是《人民日报》驻当地一个领导，他说他原来是我的学生，要跟我聊一聊。于是我们到我住的地方去聊天，其间他大发牢骚，抱怨主办方居然安排他跟司机坐在一排，我说你不是党报的记者吗？按道理他们应该对你客气一些才对。他说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者能够跟秘书坐在一起就不错了，但是跟司机坐在一起的确是前所未有。
我听了以后觉得其实这才是正常现象。二十多年前我们“见官大一级”的时候，香港的记者就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作为随员。现在我们这种现象是回归了正常，千万不能把正常当成了反常。当初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是被人当成官员来看待的，所以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其实那是反常的，现在才是正常。最后我送了他一句话，我说你如果想要过有尊严的生活，能够依靠的不是你这个职业，也不是你们的牌子，而是你自己的本事。现在真正的大牌记者受人尊重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而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这个时代在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在深刻变化的同时各种职业也在重新洗牌，什么都可以洗掉，只有一个东西洗不掉，那就是本事和能力。你只要坚守你这个本事，做什么都行。
举这几个例子都是在说明方法有多么重要，而这种方法是从生活中习得的。我无论干什么都很注意方法，小时候十几岁就去当学徒，没机会在课堂上念书，但是还想学习，那怎么办呢？我就带了三本书，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我的大学》《在人间》《童年》。这三本书伴随了我两三年，通过阅读这三本书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感觉。我到现在还不太懂中文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照样写出大文章。所以我教我的孩子也不教语法，我儿子现在文章写得很好，英语也不错，他们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准去学那个语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后来他们按照这个方式学习，果然通了。所以我说学习有两种学法：一种是傻乎乎的学法，一个砖头和一个瓦块地死读书；一种是先把大厦建筑搞清楚以后，再拆开来看砖头和瓦块怎么来组合。
我学游泳时，教练跟我讲打水要打一个月，然后拉皮筋拉三个月，然后再怎么怎么样。我说哪有这么学的，学游泳本来是很愉快的事情，这样搞得非常痛苦，我不理他这套，就开始琢磨，为什么游泳要趴着游，不能倒过来游呢？毛泽东游长江不是倒过来游吗？我就试一下，一倒就漂起来了，一会儿竖起来就踩水了，一会儿伏下去就会蛙泳了。没过几天我就学会了，然后我把这种游泳法教给了很多人，都是两天就学会了。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方法论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找对了方法，他就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很多弯路，所以后来我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方法论者。
上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去学新闻，但是后来被分去学政治经济学。当时我不喜欢政治经济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理解，当时的人把马克思的东西教条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后来我非常感谢这段学习经历，一辈子受益无穷。现在人们从崇拜马克思一下子转变到动不动就批评马克思。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是它的方法论。我当时把《资本论》厚厚三大本通读了整整七遍。开始也是读不懂，读到第四五遍才开始把马克思的书当作方法论来读，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到第六遍才觉得自己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一直非常欣赏林毅夫，最近看到他接受的一次采访，他同样谈到类似的问题。记者问他：“你原来在台湾学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后来到了大陆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再后来到美国学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制度经济学，这些是非常矛盾的，你是如何兼容的呢？”林毅夫回答得很好，他说：“首先任何一套理论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体系，没有逻辑体系的不成其为理论。第二我学这些，虽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都是逻辑体系上的一次很好的培训。我了解这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这些东西使我这辈子受用无穷。”我非常欣赏这段话，跟我的感受完全一样。所以他来到大陆之后，先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研究农村发展的问题。那时这个研究领域很生僻，感兴趣的人不多，当时热闹的是外贸，但他去搞这个，他去解决问题。他从一开始搞经济学研究的时候琢磨的就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空对空的东西。这个跟我所做的也很相似。我也一直是在解决问题，经世致用，经济学不解决问题叫什么经济学呢？所以说不管是谁的经济学，马克思的也好，凯恩斯的也罢，都有一种方法论在里头。这个很重要，也是我这么多年走过来一直坚持的东西。
一个人要成功，不管你是才高八斗还是学富五车，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都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让别人接受你；让别人喜欢你；让别人离不开你。接受你你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喜欢你才会把更多的机会和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最后因为你有了核心的能力人家才会离不开你，这时候你的舞台就会更广阔了。
财智论语
人生需要舞台，而能创造舞台者凤毛麟角，多数人得借助舞台。小人物需要大舞台来提升，小舞台需要大人物来支撑。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人人都想成为那些创造舞台的风云人物，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需要借助别人的舞台来唱戏的人，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如何能够在别人的舞台上唱好戏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现在遇到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总埋怨命运不给他们机会，不给他们平台，但他们没有倒过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这里有个很精彩的故事。1995年我刚刚在广州创业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千里迢迢从新疆来投奔我。当时我问他为什么要来投奔我，他说他很敬重我的事业，很向往这种生活。我说你读过什么书，他说我中学毕业。那为什么不上大学呢？他倒过来问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呢？我说上大学你的知识会更丰富一些啊。他说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我说这个没错，虽然说大学里学不到所有的东西，但是毕竟会打一个底子，不能一概否定。后来我说这样吧，你千里迢迢跑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但是如果你真是想干这个，你得先在广州找个工作干一干，积累个三五年，觉得自己可以了再来找我。这个小伙子扭头就走，走的时候怒气冲冲地把他手里的一本书给了我，我打开一看，上面有很多眉批，“此言甚好，甚合孤意”之类，最后写了一句话：尊敬的王先生，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你，但是你拒绝了我，既然这样，这本书就奉还给你吧！我向你发誓，十年以后我肯定超过你，肯定打倒你！我就把这本书留下来了，立此存照。一个人发毒誓、拍胸脯很容易，但要真正超越别人却不是那么简单的。
现在十三年过去了，没有他的消息，也可能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犯了一个大忌，一开始就没有让别人接受你。也许是因为你自我定位太高，也许是你太张扬，人家不接受你，原因其实就在你的身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让人家接受你，你先当一个鸡鸣狗盗之徒，行不行？大家都知道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里有鸡鸣狗盗之徒，关键的时候就会挺身而出。如果你有才华，像出仕入相的张仪一样，也可以呀。前提是先要放低身段，使别人接受你。接受你以后，如果你真有本事，你就可能脱颖而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我见到过很多年轻人，凡是成功的，都是能够很好地被别人接受的。
让别人接受你以后，第二句话是“让别人喜欢你”。我有个学生是我看到的最勤奋的一个人，他从小就立下宏伟的志愿，要当一个伟人。所以他从十五岁到现在三十多了，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开始读美国英语，他的英语现在非常好，所有广东的那些外贸集团都喜欢和他合作。他一直在跟陈安之学习成功学，但是我经常骂他，我说你这个成功学搞得我浑身发抖。我讲话的时候他会拼命鼓掌，眼睛盯着我，眼手致意表明听进去了。我说你这个怎么来的？他说成功学里面就是这样说的呀，表明你在尊重别人，表明听进去了。我说你这个要命了，这种东西你们千万不要学啊，学了就把人都变成机器了。本来心领神会是自然流露，他都学成这样子了，说话走路什么都是成功学的，而且每天早上要对着镜子挥舞拳头喊上十分钟：我肯定赢！我肯定赢！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赢在中国》节目，每个人都像疯子一样。赢不赢啊？不一定！我了解了一下，中央电视台搞创意花了很多冤枉钱，成功率是很低的。不是主观上你说你赢就一定赢，这里面有很多客观机缘。
成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简单，让别人接受你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喜欢你。他凭什么喜欢你？比如说你是新到办公室的大学生，每天二郎腿一跷，不容于大家，你说别人怎么喜欢你？不喜欢你，你怎么有机会呢？还有一些小伙子很聪明，每天比别人提前十几分钟到办公室，扫扫地，擦擦桌子，然后跟大家也相处得很融洽，别人怎么会不喜欢他？吃得亏，打得堆嘛，让别人喜欢你，就可以形成团队，就可以与他人共享，就有很多机会。
最重要的是第三句话：“让别人离不开你”。所谓离不开你是因为你有核心能力，你是领军人物，小则可以成为一个老板，大则你可以成为一个领袖。别人跟着你走，别人离不开你，别人都是配件，你是主轴，最后你就可以打天下了。所以成功学也好，人际关系学也好，说一千道一万，其实真理非常简单，就是这三句话。你们记住这三句话，结合我今天讲的东西，自问一下自己，我相信你们会得到很多感悟的。
问答王志纲之四
◎规划人生要因人制宜
问：王老师，我发现你这些年的经历都是给别人做策划，有一点给别人做嫁衣的味道，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想要做自己的一番事业，而不是要像现在一样总是去帮助别人的事业？
王志纲：难道你认为我现在不是在做自己的事业吗？（哄堂大笑）
问：是事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在给别人做一些东西，既然你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想问你有没有尝试一下做自己的东西？
王志纲：这个同学是好意，但是你这个问题是个天问，这是斯芬克斯之谜，几乎每年每月每天都有人来给我这么说，特别是那些老板。他们就说：“王先生啊，你有这么大的能量，你为什么不挣更多的钱啊？怎么不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啊？”然后第二句话是：“我们合作吧！”有位老板就当场表态：“就这么定了，王老师，你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你怎么说，咱们怎么做！”但是我坚持认为如果我去这么做了，中国可能多一个三流老板，就算是几十亿身家也只是三流老板，却失去了一个一流的策划人。我就不可能去过那种充满挑战的生活，而且也失去了今天跟你们讲课交流的机会。
所以又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什么叫事业？做企业是事业，做咨询、做策划也是事业。因为我选定策划，特别是把打造中国民间战略思想库作为我的事业，我就必须一路走下去。对我来讲我的目标就是永远不断地丰富和积累自己的案例库，不断地破解难题，不断地迎接挑战，这就是我的事业。至于说最后到了六七十岁干不动了，准备退休的时候回首这几十年，回顾成百上千的案例，看着我带出来的成百上千优秀知识分子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一个中国的麦肯锡不是出来了吗！这个难道不是事业吗？肯定是事业，而且是大事业。
关键是对事业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什么叫事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如果找准这三点，你就能找到最适合你的事业。“时”就是这个时代，比如说我们学经济学，经济学在三十年前叫政治经济学，那个时候它是为政治服务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可以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顾问，可以做学问，还可以在市场里面做很多事情，这叫时势。因地制宜就是说如果你到广东，肯定要往市场方向发展，如果你待在北京，你可能会到政策研究室之类的地方去做宏观性战略性的研究。还有因人制宜，这就是要结合你自己的这个学养和特长。你认为你在理论造诣方面有自信，你完全可以做学问；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市场很有感觉，那你就实打实地去做经营；如果你需要刺激，你可以做股票。关键是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如果找准了这三个维度，再锁定自我的发展方向，我们就有了很大的空间，这就叫事业。
◎IQ与EQ
问：老师，我看过一份报告说要想成功的话EQ特别重要，我想要问一下，要成功的话，IQ比较重要还是EQ比较重要？
王志纲：我是把这个商变成三种商：一个是所谓的智商，一个是情商，第三个叫财商。我遇到很多老板，他们情商都一般，但财商绝对很高。商人的眼睛是用铜钱做的，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商机和利润；他的鼻子比警犬还要灵敏，哪怕远处有一丝利润的血腥，他都能嗅出来；他下手的时候比鲨鱼还凶残。这样的人是天生的商人，文化并不高，但是事业做得很大。所以说对商人而言财商最重要，他是凭感觉凭手段，不是凭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商业是很简单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经商，要找到适合你的商业模式然后通过复制和放大来谋取最大利益。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定下了这样一些原则，一般来说都能成功。世界上最简单的就是当商人，但是做别的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深圳住的那个社区里面这些年来搬进了很多人家，而且都是“超生游击队”，每家都生三个五个，一问全是潮州人。车库里面的车都是奔驰、宝马，而且没几年就换新车。我就很奇怪这帮农民怎么会这么有钱，后来一打听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模范，原来倒买倒卖，现在做地下钱庄。这帮人到现在还在发中国外汇管制的财。经济全球化以后，他们很多都是地下钱庄的老板，洗钱高手，所以他们挣钱很容易。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但是风险高。他们无知者无畏，被抓到是运气不好，抓不到就发大财了。你说这叫智商还叫情商？只能说财商高。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成为商人，智商平平无所谓，但是财商一定要高；如果要成为学者，智商要高，情商差点无所谓，就像陈景润一样，回家的门都找不着也无所谓。所以关键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几个商是根据不同的职业选择来进行定位的。
◎你是哪种动物
问：王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现在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大二的同学，大三大四以后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出路，大多数人或者选择工作或者是出国。我本来是想出国的，那我想知道，出国之前是在学校里继续呆三年的时间还是到社会上磨炼三年，到底哪样更重要呢？
王志纲：每个人选择的职业可能很不同，但是归纳起来都分成三种形态：一种叫当圈养动物，比如说我们去考公务员，留校教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平顺人生。凭我们的智商，凭我们的知识，可以顺顺利利的，一不小心弄个司长来当当也很难说，实在不行的话，处长总是可以的，这叫平顺人生。现在我看每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门都挤破了，这说明大部分人都想过平顺人生，不想去担风险。
还有第二种叫放养动物，包括很多高校老师都是放养动物。一半时间在体制内，一半时间还到外面去打点野食。这是放养动物的好处，但是也有风险，最近我看你们那个博客和网站上打起架来了，有些教授说是分钱分少了，就这个骂那个，那个回击这个。这就是分赃不匀啊，野生动物里边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放养动物里面容易发生，因为放养动物有很多灰色地带，你说违法他也不违法，你说他不违法他好像又有些违纪，所以有些人就赚了很多钱，有些书呆子赚少了就有意见，这就是放养动物的尴尬。
还有一种叫野生动物，纯粹地回归大自然，凭自己的能力去找食。比如说现在的我就是野生动物，我经历了圈养到放养到野生的整个过程。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把握，你自己是要进行生涯规划的。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人的生活有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体面的生活，但是既然我们定位不是当商人，那么这个物质层面是有限度的；精神层面就是自我实现，自我感觉，符不符合自己的人生理想， 因为“生命是种体验，幸福是种感觉”。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体验了几乎接近无限的多彩生活，我感觉很满足，这就行了。
最后回到你刚才讲得很具体的问题，我认为你可以这样来考虑：大学毕业以后还是最好工作一两年，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和社会，了解完以后有条件的话还是去美国，回来之后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再看中国，我认为一二十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肯定是等量齐观了。在哲学上战略上各个方面上美国人也要开始往中国跑，要开始学习中文了，但是在这十年当中可能还是美国领跑。现在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样了，千万不要丢掉我们的“通灵宝玉”，这个“通灵宝玉”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再去了解西方的东西，把这两者打通以后你们的空间就非常广阔了。
◎管理团队、完善知识、建立人脉
问：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我觉得你的人生很丰富也很精彩，我想知道从第一次开始到现在，你在策划过程中是怎样组织自己的团队的，面对无穷的案子和情况都能够出渠道出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并充实自己的，以至于能够更加巧妙地应对各种状况？我想这也是人生规划中对我们学生来讲最重要的。谢谢！
王志纲：问题又提得非常好，也说明这个同学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一种运行几率或者要素组合了。的确是这样，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很多人一看就会问这些事怎么做起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才成为这么一种形态，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讲一个团队的形成必须有“五出”。第一出人才，你必须要有人才；第二出机制，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维系这种人才，让人家跟着你；第三出成果，你只有通过一个个成功的案例才能让市场和社会认同你；第四出品牌，也就是说你通过成功的探索以后，十年二十年，形成一个很好的品牌，让人家认同你；最后出网络，在你这一二十年的探索的过程当中，树立良好的口碑，形成了很丰富的人脉，最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当你要从事某项事业，特别是一种智力劳动的时候，必须要言传身教。我们的团队管理非常简单，我没有像麦肯锡那样发展什么合伙人或者模块、模型，而是很中国式的做法——无为而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你作为领头人的言传身教，会使他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品牌的企业和团队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这个哲学就是你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室哲学是我写的，凡是到工作室来的人我都告诉他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知识就是财富，在自己脑袋里，别人偷不走”；第二句话“这是一个财智时代，凡是到工作室来的人都想获得很好的知识，我们将充分地敞开，让你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不搞知识私有”；第三句话是孔老夫子的思想“礼治君子，法治小人”，我加一句话“无为而治治圣人”，我希望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不需要管理的。评价自己其实很简单，当你每天感到有爬不完的山，做不完的活，感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就说明你是在进步了。当你感到每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千万不要窃喜，就说明要么这个地方不适合你，要么你是多余的，你可以考虑走了。我们用这种方式积累到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企业文化和企业哲学。
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用去夸大，把每件事情做好以后就会形成口碑，慢慢地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就会顺风顺水。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都会经历一个由个人到团队到品牌到平台这么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在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8岁，企业淘汰率高达80%。一个企业只要活到十岁就有它必然的生命力，因为它已经几世为人了。但如果一个企业才三四岁，即使它活得比较好，也千万不要高枕无忧，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经常访问我们的博客和网站，我们再进行深入的交流，谢谢。
◎人生定位使你内心充实
问：王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关于人生的比较虚的问题。我们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很善于交往，他们非常害怕孤独，因为他们心里比较空虚，也可能有一种人，他喜欢一个人独处，去思考很多东西，但是害怕与人交往，那么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应该学会怎样处理好这两种心态之间的关系呢？你觉得这对一个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王志纲：这个话应该这么解释，我认为一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如果不被周围的人接受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人失去了几乎99%的机会。当自己跟周边不能融合的时候问题在自己这一边而不在周边。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过程，当你刚刚步入社会并不是主要人物的时候，你必须低下高贵的头，让自己主动适应周边。但是在适应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同流而不合污”，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叫外圆而内方。当自己被周边接纳以后，最后掌握了命运的主动权，人们离不开你的时候，你才可以用自己的哲学观来要求周边，这个时候就是我行我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你离不开我，所以我不喜欢你就可以不理你。
关于这一点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1989年的时候我还在新华社，当时我们社长找我谈话，这个谈话很精彩，在新华社都传开了。社长对我说：“小王啊，在新华社的年轻记者里面你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我们希望你能够在第三梯队中做出表率，但是我作为一个老记者奉劝你一句，在新华社要有两个突出：一是政治上突出，二是业务上突出。业务上突出你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政治上也要突出。最后敬告你一句，人和周边的关系相当于物体和摩擦力：没有摩擦力，人走不动；摩擦力太大了，人走不快。所以怎么把握好这个摩擦力的度是门大学问。”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跟周边摩擦力太大？”他说：“是的。你孤高自傲，有人向我反映，你去作报告的时候所有的人竖着耳朵听，别人作报告的时候你打瞌睡，人家很在意你的态度……”我听了对他说：“谢谢你这个老前辈的告诫，但是我觉得第一我不想成为第三梯队，第二我不想当官，第三我不是活给别人看的。我腾出手来往前跑，没有时间关心后面的人是不是被土呛着了，就像马儿在跑的时候尾巴撅起来，蹄子是往后扬起来的。我的定位是个记者，哪有工夫去考虑周边的人什么看法！”最后上级的结论是说这个小子不识好歹。现在回过头来看，事实证明我是选对了，选对的原因是我的定位是我不想做官，我不想做官我就没有必要去摧眉折腰事权贵，做给周边的人看，把周边的关系都处理好，耗费掉很多精力，我就是靠笔杆子杀出一片天地来。当你把你的资源和能量放到这方面以后，最后你总会走出你的路来。
当然，我不愿意去刻意奉迎别人不等于我不尊重别人。你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当人家离不开你的时候，你就大可像山大王一样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钱！”如果你想要走仕途，那就需要另外一套哲学观了，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果说你想要做商人，那就很简单，只要坚信“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如果你想做学者的话，就需要“独立自主，坚守自己的个性”。如果定位有偏差，那就会出现问题。这还是一个生涯规划和人生定位的问题。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