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必先谋势
孙中山有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话非常重要，即便是伟人，也不能逆势而为，历史自有其规律，只有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是困难的是如何把握住这个大势。
中国人做事喜欢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地利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人和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关键是要把握住这个发展的大势，首先必须要了解所处的大环境。如果没有今日中国这样一个坐标系和时代背景，我们在思考和分析很多问题的时候就都没有了前提条件。而当我们把握好这个背景时，会发现棋局很宏大，视野很广阔，观察和思考问题可以很从容。
人们往往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忘乎所以，以至于忘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所以这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影响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也打击了许多年轻人对于就业和未来的信心。正如在日子好过的时候不应信心膨胀一样，在经济下行时也不用悲观失望，其实只要着眼长远，练好内功，潮落总有潮起时。
2008年的中国如同坐过山车，年初宏观政策是双控，防止经济过热；年中一保一控；到了年底，转瞬间变成了彻底放开，保增长成了重中之重。这样的宏观运势基本反映了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样一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中国同样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而这也将要或者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认识这场危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
财智论语
有些人一不小心踩到一块西瓜皮，却感觉蹬上了风火轮。其实那只是幻觉，踩着西瓜皮往前溜，迟早要摔跤。
只有放弃一夜暴富的妄想，静下心来思考十年二十年的人生道路，才是在危机之中的长远之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考察大势，考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再思考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
这一年多以来，我参加过几次涉及生涯规划的活动。一次是给大学生做未来几年的生涯规划，另外一次是为一户农民设计未来几年的发展道路。这两次节目做的时候我还没太多感觉，但是播完之后反响很大，甚至有许多已经是人到中年的朋友都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指点迷津。这说明方向感的迷失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在宏观形势不是很乐观的时候。形势好的时候怎么走都可以，不好的时候好像怎么走都有问题，这时就更需要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这里讲的这些大势，并不只是针对年轻人。
◎危机来临
前些日子《新周刊》请我选年度关键词，我就写了一个词——泡沫。今天所有的危机，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根源都是泡沫。过去几年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都是一个泡沫快速增长的过程。2007年谈这些话题的时候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所有炒股的赚得盆满钵满，所有炒楼的都是一套变五套，五套变十套。每个人开始按照这个收入的增长速度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原来房子小的要换大房子，原来挤公交的现在要买车，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浮躁的乐观情绪。
举个例子，我们工作室有个员工有感于近两年国内地产形势一派红火，凭在这里镀的金一跳到企业变成销售经理，再跳一次变成营销总监，再跳一次变成公司副总。年初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年薪一百五十万，外加五百万期权。而现在期权没有拿到，倒是被人骗了。我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做了嘉宾，休息的时候跑到我身边说：“王老师，见到你我很激动，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已经很有名了。我把从工作室学到的东西拿出去发挥，非常有用。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当时哭笑不得，只好善意地敲打他一句：出名不能当饭吃，若把出大名当成人生目标，恐怕要摔跤。
实际上他在工作室时间不长，只是了解了一些皮毛，他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还混得开，一个原因是他确实学了点东西，但更关键的是赶上了好时候。他出去闯荡的时候，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其他的行业生意都好做。这个时候怎么吹都可以，泡泡吹得越大人家越佩服。在这个背景下，有的经理人年薪几个亿，成为打工皇帝。在这样的氛围中所有的年轻人都放开手脚花钱，因为他们或者在楼市赚到钱了，或者在股票上赚钱了，或者薪水一直在涨，再加上这些年轻人没有过过苦日子，不但要把自己的钱花出去，还要把祖宗三代的钱都花出去。为什么他敢花？因为明天会更好。这个时候他不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而是“我以现在套未来”。
这几年的经济形势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全民高唱洗衣歌，搓得泡沫满山坡”，而最大的泡沫发源地就是华尔街。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之所以这么疯狂，这么脱离实际地相信未来如此美好，都是华尔街教唆的结果。华尔街魔力的根源在于能够快速催生泡沫。要创造财富神话，没有泡沫怎么可能？比如说一家网络游戏公司，不管它经过华尔街怎样的包装，我都不相信一个游戏的价值，就能超过我们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积累，就能超过上百年实业资本的积累，就能超过那么多企业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这种网络游戏公司可能有些新的东西，但毫无疑问是华尔街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投资人喜欢这个故事，年轻人也喜欢这个故事，既然后面有人接手，就不妨把这个故事讲下去，讲得越夸张越有人信。
很多人捧一个人是有可能，但是当大家都来复制这种神话的时候就要出问题了。我认识的不少企业家，很多人以前非常勤恳非常扎实，但是在这个泡沫浪潮席卷之下都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周围都有一帮从海外留学回来，有华尔街背景的人在那里灌输华尔街的点石成金术。有些人原本是个农民，相信土地里面只能长出玉米。而现在他却相信栽下去的玉米能长出金子，栽下去的是大豆，长出来的肯定是钻石。为什么？因为有华尔街作祟。
这些原来非常务实的企业家都开始学习华尔街模式，进不了华尔街也要进香港。背后全是摩根士丹利、高盛还有雷曼兄弟这些人。我在2008年年初一篇文章中讲到，人们相信资本的魔方可以把黄铜变黄金，把黄金变钻石，所以即便面粉贵过面包，人们也争相购买。魔方一转就可以了，不用劳动了。这种魔力影响了每一个人，包括事业已经做得很大的和刚刚开始创业的人，当然也包括现在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从个人到企业，从地方政府到整个国家都在实行短期行为，都充满了资本崇拜和华尔街崇拜的味道。这个时候和华尔街沾点边的人都不得了，像教父一样。一个企业家朋友有天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她说：“王老师啊，高盛亚太区的主席给我发了条信息，说看了我的项目之后发现中国终于有像样的别墅了。”这个老板高兴得不得了，不在于表扬本身，而在于表扬的人是高盛的亚太区主席，这比谁的表扬都管用。她激动得像个小孩，就像十年前得到我的表扬一样。现在我的表扬已经没有用了，但是高盛的人的表扬管用，因为那是来自华尔街的。
华尔街在中国成为一个神话，所有与它沾边的人都沾了神气。于是许多在国内有资源有关系的人都去了美国，或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华尔街挂上钩，然后回国推动许多大企业上市。一旦成功，他们在背后就可以拿到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佣金。至于这个企业上市之后是好是坏，有没有发展他们不管。华尔街的股市也好，香港的股市也好，还有大陆的股市都是如此，像从地面上看太空一样，发射上去的企业从地面上看星光闪耀，像天上的街市，但实际上说不定是一堆垃圾。我们大陆学香港，香港学华尔街，这样下去危机是必然的，今天危机果然来了。
◎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从表面上看危机源自泡沫，但是泡沫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涉及社会发展的根源问题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承认泡沫，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地释放了人们的贪欲，从而给经济带来活力，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泡沫。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按照复苏—繁荣—危机—衰退—复苏循环往复，逃离不了这个怪圈。这次危机来临的时候，西方掀起一股马克思热，上至总统下到普通百姓又重新开始阅读《资本论》，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这个怪圈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要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直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公平与效率就像天平的两端，过于追求公平就会损失效率，过于追求效率也将有损公平。没有效率社会无法进步，但是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话社会不稳定。处理好了二者的平衡，社会才能快速发展，否则，无论哪一边失去了平衡都会造成社会的危机。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原始社会为什么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呢？因为那时候生产力极其低下，狩猎和采集没有保障，所以公平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个时候实现按劳取酬的话，肯定有太多人被饿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是公平第一，效率次之。
伴随着生产力进步，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就可以养活一批管理阶级，也就是奴隶主。奴隶主管理生产之后有了初步的分工协作，效率优于公平了。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奴隶主有了剩余产品，就开始享受，于是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故事也开始出现了。有了闲暇时间和闲暇消费品，如果想得到更高层次消费的话，他就必须养一批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者，像乐工、祭司之类。
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上层建筑如果不能与它相适应，不但不能提高效率，而且会阻碍效率的提升。这时候必然掀起一场针对上层建筑的变革。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通过起义实现这种变革，通过战争建立新的王朝，然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公平又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相比，社会各阶层整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而封建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当然这个时候还有徭役，每年有一段时间农民要去修长城、修水利之类，都没有报酬。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要讲究回报，做什么都是先要谈条件的，这又是很大的进步了。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重商主义兴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航路也被打通，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始兴起，以欧洲为主导的殖民主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古典经济学成为人们构建经济体系的指导，其核心内容是“分工与协作”。亚当•斯密认为农业社会效率不高的原因是自给自足，自己要完成整个劳动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所以效率不高。而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法则把每个人逐利的欲望释放出来，“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通过无形的手来完成分工协作。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的确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困境——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个体劳动的有计划性与社会劳动的无计划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其冲突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中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最大的社会不公，一边是劳苦大众饥寒交迫，一边是产品积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引发了二十世纪最大的一场政治实验。首重公平的社会主义阵营与首重效率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长达七十余年的对抗，最突出地体现了困扰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冲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资本主义遭遇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危机，几乎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对于这场危机进行了全景式记录的著作《光荣与梦想》中写道：“黑色星期四”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被抛到街头，整个美国社会陷入恐慌，胡佛总统一筹莫展。而当时前苏联正是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进的大好时机，整个国家蒸蒸日上。就像如今有人说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最优越的，因为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年前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工业基础开始搭建起来，现代国防也开始发展，周边的很多国家纷纷要加入前苏联。在这个时候连美国的共产党也开始成为大党，人们纷纷希望推翻资本主义，按照社会主义的模式去发展。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如日中天，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则是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要完蛋了，这时候出来一个罗斯福，这个人就属于把危机变成了转机的典型。他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指导原则，古典经济学说信奉“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自有它调控的办法，政府不能干预。这个原则被当作市场经济的金科玉律，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作检讨时，他也是说自己过分看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过分看重无为而治，没有想到最后酝酿了一场如此之大的金融海啸。罗斯福上台后检讨古典经济学指导思想的失误之处，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投资拉动重启经济列车，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速度。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效率，造成相对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罗斯福为了提高有效需求，采取国家投资拉动、发行国债等政府干预措施，开始国土整治，把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来去干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因为如果要坐等工厂恢复生产的话，可能等生产恢复了，这些人也饿死得差不多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格局，现在银行监管的很多制度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比如银行储备金制度、贴现率、再贴现率，从而形成了很多道闸门和窗口，用金融的手段来调控经济，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基本手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里把这些东西都讲得很清楚，不读这本书就会使我们对现代国家中调控经济的手段缺乏一个全面的了解。
最后的结果是这场危机成为美国最大的转机，罗斯福新政十年之后美国恢复了国力。这个时候二战开始了。美国原来相信孤立主义，奉行所谓的门罗主义，不管美洲大陆之外的事情，但二战开始后，罗斯福促使美国人参与其中。战争中美国显示了强大的资源、人力和效率优势，一举扳倒了德国和日本。二战的胜利奠定了美国的国际地位，雅尔塔会议重新划分了政治版图，布雷顿森林体系则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从此美国成为金融霸主，全球仰其鼻息，美国时代开始了。
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解决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问题，计划经济远远不如市场经济有活力，而权力滋生的腐败又腐蚀了社会公平的基础，最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效率至上的体制打败了号称追求公平的体制。而同时美国也不是完全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即便两极分化得很厉害，最低的阶层也能够得到保障。
为了持续在效率优先的体制下刺激经济不断发展，美国就开始大量发国债、印钞票，发展借贷消费。“9•11事件”之后，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持续降息，华尔街各种衍生工具更是生逢其时，债务打包再打包，卖到全球各地。美国要让全球都买它的账，因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就是它的全球老大的地位不能变，所以它费心尽力地去维持它的老大地位。用几十倍于中国的军费在全球驻军，一旦觉得不对劲就开打。这是个悖论，打仗是要烧钱的，但为了保证它的地位它必须要打，要努力撑住场子。
美国这次的危机爆发类似于当年大英帝国的衰落，有点撑不住了。因为它现在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不是靠实体经济得来的，而是靠虚拟经济，靠巧取豪夺的流氓行径。华尔街那一套所谓的风险控制都是建立在并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经济发展的形势一直好下去，如果地产的价格一路涨上去，神话还可以延续下去，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规律：经济是有周期的，他们所做的这些虚拟的资产结构设计放大了这个周期震荡的幅度，所以这场风暴来得特别猛。
◎危机来了怎么办
我们通常说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现在危险是显而易见了，但是机会在哪里？世界都在看东方、看中国，中国自己也是问题一大堆。对于年轻人来说，整天听着好像中国不得了，可是怎么工作就是找不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首先要看清楚，中国根本不能在这场风暴中置身事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和世界经济连成一体，这次危机来了，中国面临很大考验。说实话，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对于中国长远发展来说是弊大于利的。第一，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高速发展对于资源的浪费，对于环境的破坏，后果非常严重；第二，把所有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好像不一年变成个李嘉诚，两年不成为个比尔•盖茨就失败了似的。
有人说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效率不高，农耕文明打不过工业文明，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战争之中确实是谁能够调动最多资源，谁最有效率，谁就能获得胜利，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农耕文明还有许多精髓的东西不能一概抛弃，比如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日本，去之前我一直想搞明白一个问题，中国现在人均GDP才两三千美元，环境就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那么小一个地方，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环境还这么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次去感受最深的是，日本人真的是精耕细作，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挖掘其内涵，做到极致。经济学中讲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我们这三十年主要是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而日本则是最典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例子。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资源，所以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把小文章做到最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面临全球化竞争的问题，所以必须要解决效率的问题，否则要被世界甩在后头。而解决这个问题最典型的方法，就是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效率优先。三十年的努力使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环境到了极限，资源到了极限，连人的精神也到了极限，不调整是要出大问题的。
但是没有人愿意主动调整，中央早就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然而有多少地方在认真采取行动呢？大家还是你追我赶，今天这个首富，明天那个首富，根本调整不了。我上次在浙商论坛上讲，浙江三十年来的几次快速发展都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不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就是跑马圈地，根本不需要你精耕细作，只要圈住地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终于到极限了，外向性经济开始衰落。这个时候危机来了，你不主动调整，形势逼着你调整。危机逼着我们的企业从外延扩大再生产转为内涵扩大再生产，从追求数量转为追求质量。
今天中国越是发达的地方生态环境越是恶劣得不像样子，这就是几十年效率至上的后患。现在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什么都不安全了，苏丹红鸡蛋、三聚氰胺牛奶，没有什么是可以放心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不安之中。这个时候进行调整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
日本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它的人口密度绝对不亚于上海，但是环境非常好，资源利用效率极高。他们对于每一寸土地、每一点资源的节约利用程度让人非常感慨，不管多么豪华的酒店卫生间都跟飞机上的卫生间一样，方便实用，不求铺张。十年前中国有个老板到日本，看到这种卫浴设备又方便又节能，非常喜欢，于是与日本相关企业合作，投资数亿在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结果推销了十年还是打不开市场，血本无归。因为中国人再穷，房子也得买个大的，厕所也要搞得很夸张，买汽车也是一样，越是大个头的油老虎越是畅销。
这场危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谁都躲不掉，关键看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消极的人最后被冻死，积极的人学习冬泳，以退为进，以慢制快，稳扎稳打。以前想一口吃个胖子，现在分十口吃；以前想一天成为陈天桥，两天成为马云，三天就想赶上比尔•盖茨，谁都不愿意静下心来发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因为华尔街的文化给大家造成一种“免费的午餐”的假象，几个人吃白食可以，所有人都要去吃白食的时候就要出大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的转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是要重建优秀传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要重新脚踏实地，在生涯规划上着眼于十年二十年，而不是一年两年，照样可以走得出来，也许会走出下一个任正非。任正非走了三十年啊，包括我也一样走了三十年，你们大学一毕业就想跟走了三十年的人看齐，怎么可能呢？
最后一句话，资本主义承认泡沫，没有泡沫就不能释放出人的贪欲，就不能调动起最高的效率，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泡沫有两种破灭方式，一种叫爆破，就是经济危机，一种叫渐破，就是经济衰退。资本主义从1929年经济大危机到现在经历过一次爆破，这场危机助长了前苏联的兴旺。而且在二战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约，资本主义不敢放松警惕，拼命提高自己资本的有机构成，通过科技革命还有制度革新挖掘潜能，使社会的保障机制日益完善，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最后如同尼克松所说的，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不战而胜”。
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使它能够透支全球的财富，廉价整合其他国家的资源，所以它能够以最低的公平来保证社会稳定。不战而胜，打倒前苏联，成为霸主之后，它把这种放纵贪欲的制度变成普世价值，没有人制约甚至没有人怀疑它，于是原来的小心翼翼变成胆大妄为，原来经济周期的小幅震荡变成如今的金融海啸。以此为转折，未来美国的霸主地位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但是走下坡路是肯定的。
现在都在说看东方、看中国，中国能不能完成这次转型从而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未来会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应该说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国际关系应该是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一种形态。对于中国来说，最现实的就是从拼命地以美国为师，从拼命吹泡泡的经济发展模式回到着眼内涵、稳步前进的道路上来。
前一段时间一个投行专家请我吃饭，他问我对现在的这个形势怎么看，我说：“你不是牛得不行，很多大财团都请你给他们当理财顾问吗？”他说：“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啊，以前我们一切是以华尔街为准，他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以前我们很有信心，指挥那些中国的企业，说他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以前华尔街是上帝，我们就是传教士，现在上帝死了，我们怎么给人传道啊？！”
我看这次危机倒是好事，迫使人们放弃一夜暴富的妄想，静下心来思考十年、二十年的人生道路，这才是在危机之中的长远之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来考察大势，考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再思考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
美国三百年，中国三十年
“美国三百年，中国三十年”，这固然是对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速度的一种肯定，但同时更是一种担忧。作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解决美国花几百年时间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升级换代和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
如今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很多人都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尤其是西方人。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西方人很难理解，却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的种种预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纷纷落空。伴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亮相，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但同时中国又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发展模式、环境还是制度，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巨大的挑战。怎么样来认识当今中国的局势，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财智论语
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游弋了十几年的知识分子，我深深感到，我们的确遭遇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正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就像万里黄河，经过历史的九曲十八弯，到了秦晋高原，突然遇见了壶口，瀑布奔腾直下，挟泥裹沙，气势磅礴。
我先讲个故事。2006年我去美国考察，见了不少人，有一件事情我至今难忘。到加州的时候有个犹太人请我去他在比弗利山庄的家中做客，他告诉我说那个庄园已经传了三代了。于是我有机会与一个美国人进行深度的交流与碰撞。
聊到中美关系时，我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妖魔化中国？为什么不少美国人还一直以为中国男人仍梳着辫子，女人还在裹小脚，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华人形象？为什么美国人在对中国不了解的时候，要么是‘中国无所谓论’，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要么就是‘中国威胁论’？”那位犹太人说：“我已经去过中国五六十次了，今天我才敢与你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美国这两三亿人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去过中国，特别是一些老人，一辈子连得克萨斯州都没有出过，所以产生误读是很正常的。”
他说他1991年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到了上海，上海市的领导在浦西请他吃饭，指着浦东对他说：“未来我们将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曼哈顿’，你要有意来投资，我给你五百亩地！”当时他一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觉得是在吹牛皮。曼哈顿是上百年慢慢沉淀下来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纽约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城市，近百年时间才打造出来一个曼哈顿。上海凭什么？你让我来投资，说给我五百亩地，有没有法律保障？到时候会不会说变就变？要想在这一片稻田上打造曼哈顿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当时的他按照一个典型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推理。
但是没有想到，等他十年以后再陪小布什去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时候，一个类似曼哈顿的建筑群就这么在浦东崛起了。小布什更是惊讶，因为他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曾经骑着自行车在上海滩转过，当时是什么样他还记得，和眼前的景象差别实在太大。他还自以为是中国通，其实并不了解中国。这位犹太人再看当年的那块地，更傻眼了，那块地上的房子就是后来的汤臣一品，十多万块一平方米。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于是他发誓要成为一个中国通，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他一趟趟往中国跑，想要跨越两种文明、两种法律体系、两种观念体系，现在的他已经可以谈出一些对中国的深刻认识了。
讲到最后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美国三百年，中国三十年”。大家记住，这句话非常关键。他说从新教徒乘坐五月花号从英国到美国大陆，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到后来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西部开发，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就几乎走完了美国三百年所经历过的经济发展过程。三百年间这么多代人，每一代人的经历是有限的，而中国一代人却经历了几乎全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看不懂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单单用美国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把握不住中国。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中国在抓住了全球罕见的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罕见的难题。中国人是幸运的，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能够经历这样一个千百年未遇之变局，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历史阶段。最后他说，如果谁能说清楚中国的千年之变，谁便有可能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前一段时间关于林毅夫的新闻很多，他先是被邀请主讲马歇尔讲座，后来又担任世行副行长。我一直很关注他，他有个观点我非常欣赏：中国现在还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因为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火车头。当中国经济开始引领世界的时候，中国人拿诺贝尔奖可能就不再是一件难事。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比如现在的文艺界，各种各样的电影节上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拿奖、当主席、做嘉宾。真的是他们的水平比原来提高了很多吗？不是他们变了，是中国的分量变了。
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非常明白一个道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要看中国。中国元素将要卖大价钱，就像抓中药一样，要拣些甘草肉桂配在里面，才能成为各种商业力量支持的站在台前的宠儿。姚明现象也是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姚明已经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谁发给他的呢？是商业的力量发给他的。商家知道美国的NBA是一座金矿，要让NBA长盛不衰，就必须要有广阔的市场。最广阔的市场在哪里？在中国。现在中国13亿人口，有3亿正走向初步富裕，其人均GDP超过了5000美元。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我们中心城市的人口加起来相当于两个日本，一个半美国，这是多么庞大的市场！NBA要吸引中国的目光，怎么办？那就把姚明请过去，于是无数中国人就成了火箭队的拥趸，收视率就高起来了。尝到这个甜头以后，美国现在又开始挖高尔夫的金矿。2004年美国的高尔夫锦标赛专门把张连伟请了过去。他已经有些英雄迟暮，这个时候把他请过去，其目的当然是通过这个中国的高尔夫“一哥”进入美国来吸引中国消费者。这只是中国元素大行其道的几个例子，后面还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浪潮中尝到甜头。
我说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之中呢？今天的中国就像一条巨龙，龙头已经与美国的信息时代对接，美国人看到了这个龙头，于是惊呼“中国威胁”，以为中国快要赶上美国，要进行遏制；龙身还在工业文明中补课，我们看东莞，看珠三角，看到的是污染，是血汗工资制，是像包身工一样的东西，是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窘迫；当我们到了西部，看到的又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很多人还在黄土地里刨食。这条巨龙在时空隧道里面翻腾，是三种文明形态，三种经济形态，三种社会形态同时在今天的中国并存。难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像盲人摸象，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得出的判断迥然不同。
那位犹太人听了我的这番话非常感慨，他说：“王先生我真是非常羡慕你，你现在看起来是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实积累下了无数的珍贵案例，绝对是在哈佛都学不到的，以后的哈佛案例库不取这个取什么？现在哈佛的案例库就像我们在超市里卖的标准产品，而中国的现实却代表着未来变化的世界。”
守住我们的文化阵地
没有文化支撑的崛起只能是短暂的崛起，没有文化底蕴的强大只能是脆弱的强大。今天，我们必须跨越一条楚河汉界——从欧风美雨的笼罩下，从向西方囫囵吞枣式的学习中，回归本位、回归自我，就是回归到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中去寻找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哲学、我们的智慧。
历史的幸运之光正照耀到中国大地，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既不要狂妄、轻浮，也不要像毛主席批判的那样“言必称希腊”，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我们必须学贯中西，把西方有用的东西借过来，结合中国的实际，知行合一地去破解我们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在这个过程中，一不小心你就有可能成为张艺谋、章子怡，因为世界正在关注这个地方，中国的劳模就会是世界的劳模，中国某个领域的领跑者就可能是世界的领跑者。
财智论语
年轻人以后要勇于脚跨太平洋，不仅要一脚站在西方，更要一脚站稳中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主动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不然则像安泰一样，离开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就失去了他的力量。
美国成功学大师卡耐基，就是在当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重整民心，让人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自信，再次创业，再度出发，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卡耐基的成功学现在又成了许多中国人学习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首富还不是世界首富？因为现在是美国在领跑世界，美国作为高科技和IT产业的缔造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计算机的操作平台由比尔•盖茨占领着，芯片由英特尔把持，其他人只能是喝汤或者啃骨头。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吸引世界的目光，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获得领跑者的地位，西方世界将会对中国刮目相看。原先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屑一顾，现在他们的眼光变了。以中医为例，在传统的西医看来，中医是不科学的，是巫医，因为它没有定量，没有检测数据，单凭望、闻、问、切根本不科学。但是现在变了，西方也开始对中医刮目相看，针灸师、按摩师在国外也可以拿到行医执照。
前不久我受湖北武当山的邀请去做项目。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无动于衷，老外已经比我们先行了一步。那里有几百老外住在简易的宿舍里，跟着武当道士们学太极。有个老外通过翻译告诉我，他已经在那里学了四个月，现在要回美国去，因为学费用完了，回去挣了钱再来学。我问他准备学多久，他回答说三年，等他学好以后回去，作为武当传人可以在美国开太极馆，还可能发展成连锁店，西方人对这个的需求很大。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刚学了四个月已经在英国开店了，当时我很受震撼。
那边刚好有一个500亩左右的商业项目请我们策划，我们便准备在其中打造一条商业街。我想能不能改变一下游戏规则，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端盘子，而是让老外在中国端盘子，他们可以在酒吧勤工俭学。我问来学太极的美国人，为了挣钱跑回美国，为什么不在中国挣钱呢？他说没有挣钱的地方。我再问他如果搞一条商业街，让你们去开酒吧，端盘子，演奏萨克斯挣钱，你愿不愿意干？他说那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回美国了，还可以学中文。于是我对市委书记和项目老总说，我们就打造一条“洋人街”，颠倒过来，不是洋人来消费，而是由他们提供服务，中国人来享受，皆大欢喜，他们获得了学费，中国人也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享受。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商业模式。
我们再看看上海的新天地，看看丽江古城、阳朔、大理等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先有外国人扎堆才兴旺起来的，这与中国经济的不强盛和我们自己的自卑心理有很大关系。以上海的新天地为例，它的商业模式成功在哪里呢？外国人要来这里体会老上海石库门的风情，他们一聚集，上海的美女们就要来泡洋人，于是新天地成了一个美女如云的地方。美女们来了以后，上海的男人们要来看美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场，你消费我，我消费你。啤酒外面卖5块，里面就翻几倍的卖，去体验一把一个人要消费两三百块。问去过的人贵不贵，他们说贵。再问值不值，他们说值。消费到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消费到。贵，又值，又什么都没有消费到，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一种场，一种氛围，背后的商业链就是男人要看美女，美女要看老外，老外要看老上海，形成了一个循环。商人利用这个循环，请君入瓮，聚而歼之，所以能赚大钱。但是下一步可能要倒过来，洋人服务，中国人来消费，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山顶上看到有美国人迎着朝阳学太极，吐纳天地，仔细一看又都是花拳绣腿，可能刚学不久，动作还不到位。道观里更是有很多老外坐着屏气凝神，在修炼，在静默。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这些欧美人愿意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学习这些古老的东西。西方和东方的文化源头不一样，哲学观不一样。近代以来，在科技的层面上西方一直处于强势，我们处于弱势，于是我们便只有听话和挨打的份。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是，因为东方的哲学是模糊哲学，是不定量的。但是当西方的工业文明在定量上走到极致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千世界，复杂纷呈，不是全部都能简单定量的，这个时候东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世界观就显示出它的价值了，因为它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更大的解释空间、想象空间和创造空间。
国外真正懂得其中奥妙的可能只是少数人，一般人很难理解。但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冲动，知道中国正在成长，不能蔑视，想要赶上下一个浪潮需要先行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了解她背后的奥妙与神奇。那么，什么东西最能吸引他们？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术”。比如说武术、针灸、推拿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强身健体、又可以快速学习的东西。外国人通过“术”，懂得了太极，就更进一步地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就是“学”。为什么朱棣当朝的时候要“北修紫禁城，南修武当山”，为什么武当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一片辉煌的建筑何以建成，等等。最后再上升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来，也就是“道”。什么是“道”？就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
“道”就是中国人最早的科学发展观，最早的和谐社会观，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术”拉动“学”，通过“学”拉动“道”，下一步会有很大的空间。我问那些学太极的老外，如果能按照西方人感兴趣的方式打造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说当然求之不得。现在他们除了练功，生活非常单调，非常希望能够学习中文、书法等其他东西，但这里现在没有提供，一到晚上就没事可干。如果学习条件改善，接触到的内容更加丰富，肯定会吸引大批人前来。
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中国的确是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以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走，现在别人开始关注我们。我的两个儿子在加拿大留学，我就对他们说千万不要成为“香蕉人”，黄皮白心，你们的根在中国，只要有条件你们就两边跑，中国要解读，西方也要解读。还有我的妹妹一家人在美国，有个孩子在美国出生，我非常担心那个孩子被完全美国化了，对中国没有一点感觉，我要求她每年暑假要回国来。我认为跨越太平洋，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交流、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世界城市争夺战
中国近三十年的城市化浪潮超过了过去上千年城市化的结果，而且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解决“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的弊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要走向何方？
就天时来讲，我常感叹我们这代人躬逢其盛，能亲身经历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一辈子活出几辈子。就地利而言，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为青年人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所以人生规划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职业的问题，而应放宽视野，着眼未来。
把握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势要抓住三个关键词：全球化、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伴随着信息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中国百年前的屈辱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趋势，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成就正是顺应了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化的合作与分工中，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相对优势，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发展的代价也正在此。中国承接的低端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低端产业已经无可转移，能不能实现升级换代，能不能上这个台阶，这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产业的升级换代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是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的。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城市化率是个硬指标。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到百分之十，头十年里不到百分之二十，头二十年里不到百分之三十，而在最近这十来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
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过度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扩张过快导致城市建设的无序、庸俗化和同质化。三十年城市的高速发展进程像黄河壶口大瀑布一样，携石裹砂，泥沙俱下，带着生态、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给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应该何去何从？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城市化率在百分之二十以前增长缓慢，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高速发展，而到百分之七十以后再度放慢。欧美城市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它的城市化就不再是大规模建设，而是升级换代。就好比盖房子，房子已经盖好了，接着是装修。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三百年的历程，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多重转换，现在中国的城市同样面临升级换代的问题。
城市是工业文明的孪生兄弟，有了现代工业，需要集约化生产，才有了现代意义的城市。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竞争中能不能占据主动权，首先表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上，取决于有没有世界级城市，有多少国际化的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历史的聚光灯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中旋转、选择。
◎全球化下的世界格局
世界城市有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的必然是伴随着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而产生的：第一个世界城市是英国的伦敦。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我们讲的股票、期货、银行制度，甚至篮球、排球、高尔夫等规则都是英国人制定的。他们抢占了历史发展的先机，有些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延续下来就成了公认的规则。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时代，伴随着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势力扩张，伦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中心城市。伴随着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的地位受到威胁。当世界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之后，原来工业城市的布局束缚了发展。伦敦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转型期，如今转型已经完成。泰晤士河以前也像咱们现在的长江、黄河一样，污染很严重，后来慢慢恢复，又变得澄清，伦敦重新成为宜居城市，成为全球知识、创意、金融和信息中心。
财智论语
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和产业的新陈代谢，往往是那些更能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复合效应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性格和特点的产业占据了城市中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城市产业的“腾笼换鸟”。
伴随着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英国变为美国，纽约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全世界政治中心（联合国所在地）和金融中心（华尔街）。二战之后，各国力量的对比更多是通过经济力量的对比来体现的，美国利用战后确立的霸主地位把它的一套金融、经济体制推销到全世界，都按照它的规则办事，纽约成为世界中心。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京这个超大型城市也成为世界城市俱乐部中的巨头。
比这一层级稍微低一点的，但同样是世界城市网络中重要节点的城市还有巴黎、新加坡、香港，甚至还包括崛起中的迪拜，它不仅是欧亚之间的重要航运枢纽，而且它的稳定和繁荣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将其作为中东地区的世界城市。
今天的世界基本上是以这些城市为中心运转的，它们引领着世界潮流，全世界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以这些城市为节点而流动。在这种背景下所有有雄心的城市都渴望挤入这个巨人阵容。我记得十五年前广州一位农民出身的市长一上来就提出要把广州打造成世界级大都市。他很自信，但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什么叫世界级都市？他想的是香港，香港不是有摩天大楼吗？把中环搬过来不就是世界级城市了吗？所以就搞了一千亩地，做了个珠江广场，规划按照容积率30%～40%来建。但由于这个想法脱离了城市自身的定位和发展阶段，这个广场到现在还没有建起来，摆在那里十五年了。他这种雄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可能会出现两个世界级都市，这与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有很大关系。国家力量的对比会在世界城市的能级上表现出来。纽约和伦敦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美英力量的消长，中国的崛起也会在中国城市的地位上升中表现出来。上海已经成了全球认可的世界大都市，成为中国的门户。全球性机构要进入中国，首先要选择上海；中国企业要想与世界对接，也大多选择上海，于是上海就成了一个变压器，一个枢纽，价值便凸显出来了。上海崛起的同时，便是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失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北京要想成为世界城市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世界城市都是拥有出海口的。可以说，没有海洋、没有港口的支撑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的。其次光靠北京的自我循环是不可能的。北京城市的能源环境压力已经不堪重负，需要形成城市群来为城市带分流压力，并且拉动周边地区发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京津一体化。
六年前我去天津，那时的天津风雨飘摇，经济比较落后。我与当时天津的最高领导聊，为什么天津不主动向北京靠拢，接受北京的辐射呢？他说他们请了美国一家很大的咨询公司做战略，得到的建议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北京做什么天津就不做什么。北京没有海，所以天津要往海边走，于是集全市之力打造了一个塘沽经济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单就开发区而言算是很不错的，但与天津之间有个真空地带，不能有效地接受天津的辐射，反过来也没能最有效地反哺天津，天津的经济仍然落后。
2006年北京有个重要举动，就是对城市的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位。北京原来的定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在新定位中不提“经济中心”。这很难得，说明北京的领导有世界眼光，过去那种大而全一个都不能少的做法是自然经济的做法，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必须搞错位经营、差异竞争。“人无我有、人有我先、人先我变、人变我快”。在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结构中，怎样成为太阳和月亮，让周边的城市好像星星一样围绕左右？只有扩大能级、形成集群，加大聚合和辐射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具有竞争力。所以北京和天津，不管哪一家，要想做大必须联手，京津必须一体化。如果京津不能一体化，别说上海，恐怕连珠三角都比不过。
要想实现京津一体化，北京就要给天津让利，怎么让利？配合天津的滨海战略。北京不提经济中心了，让天津一把拿过去，将自己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北京怎么办？四个定位：第一，国家首都；第二，历史文化名城；第三，世界城市；第四，宜居城市。这最后一点“宜居城市”现在还众说纷纭，争议很多，北京怎么能宜居？但是人们一边骂，一边还是拼命往北京挤，为什么呢？宜居的前提是宜就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许多有志向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还是想留在北京，因为机会多。要实现宜居就要把传统的制造业移出去，腾笼换鸟，把第二产业甩给天津，北京则可以通过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来辐射和覆盖更大的区域。假以时日，高端人士越聚越多，低端产业越来越少，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北京可能成为真正的宜居城市。
伴随北京这个重新定位的出台，天津一下子如释重负地把自己的头扎进来了。两个城市的互补性变得更强，一个专注于做上肢，一个做下肢，一结合就成了一个整体了——两个巨人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一形成，大家的思维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考虑两城共同起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在这个大的格局下面，中央又适当地给了天津一些优惠政策，天津就有了天时、地利（临港），加上更新观念，可以说遇到了千年未遇的良好机遇。天津现在成了整个中国目前最热闹的投资热点，大批的世界500强企业，包括国内很多大的民营资本开始抢滩天津。2008年，北京市又适时地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京津城际铁路。这本来首先在上海和杭州之间喊了很多年的，但最后却先在京津间实现了。“三十分钟改天换地，两城一体共享繁荣”的梦想从纸上变成现实，从看得见摸不着，到看得见摸得着，人们真正感受到京津一体化了。
为什么东京、关东地区可以有3000多万人口这么一个大城市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新干线。很多在东京上班的人可能是在300公里外的地方居住的，晚上回去，早上过来，300公里只坐一个小时的火车。为什么这些年来北京房价居高不下，越炒越高，越高越买，越买越高呢？就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小青年北漂都往北京挤，怎么办呢？北京只能摊大饼，三环、四环、五环到六环，到六环还是承受不了。最后终于幡然悔悟，应该学东京、伦敦，有个一小时、两小时生活圈。当北京的小白领到天津去的时候，北京的压力减缓了。北京释放了压力，天津也被拉动起来了。
两城一体将优化这一区域的资源配置，大大提高区域竞争力。在解决同城化的问题上，许多城市喊了许多年，比如长株潭一体化，粤港一体化，成渝一体化，还有广佛一体化，广州佛山只一步之遥，喊了十年现在这趟列车还没开通。在中国需要一体化的地方有很多，这些城市一体化的真正实现，将是中国城市化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下一步北京要发展成为宜居城市，真正的腹地拓展就有赖于天津。北京的很多产业是完全可以甩到天津去的，像现在甩到大山子、顺义、通州一样，无非是多了十分钟，性质是一样的。从这方面讲，天津就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京津双子星是有可能争夺世界城市的位置的。
◎一体化下的区域态势
北京和上海争夺世界城市，其他城市怎么办？这是各路诸侯都在思考的问题，成不了世界级城市，我能不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区域的领跑者？一个城市的能级不够，能不能几个城市联合在一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区域一体化。
财智论语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在全球化的合作与分工中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也受害于这种不计成本，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中国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产业的升级换代，城市的腾笼换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每一次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变革都孕育着新的机会，意味着重新洗牌。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委提出了一个“追龙计划”，希望广东在20年之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当时广东省委、广州市委，还有深圳都已经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没想到这个“追龙计划”追到1997、1998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发力，特别是通过1999年的APEC会议向全世界亮相以后，获得世界的满堂喝彩。以此为转折点全球纷纷看好上海和长三角，开始冷落珠三角。其主要标志是国内和欧美的大财团和总部纷纷登陆上海。原来一些看好珠三角的海外资本也纷纷东移，飞往苏南。在这一过程当中，江浙一带的省份利用自己非常活跃的民营经济完成了从农民到绅士的转型，形成了很多品牌企业，特别是浙江省。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通过整合江苏和浙江，延伸到包括安徽和江西等省，形成了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左右人口的经济体，其总量已经超过了珠三角。
原来广州深圳等珠三角的城市一直自我感觉极好，相互看不起，在长三角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深圳和香港这对难兄难弟终于走到一起了。上海的崛起不只是直接打压了广东，而且挑战了香港。香港感到它作为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人才中心还有科技中心的地位都受到威胁。由此这两个城市嚷了二十多年的一体化终于尘埃落定，就像冬天里没穿衣服的两个巨人一样，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共渡难关。这个时候中央又不失时机地给它们提供了催化剂，温家宝总理到香港的时候送了香港一个大礼，就是所谓的CEPA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让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产品比全世界其他加入WTO的国家和地区提前五至十年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在这个背景下，香港和广东开始进行一体化的具体落实，包括香港开辟了对广东居民的自由行，凡是广东的居民凭身份证就可直接进入香港；甚至还包括交通一体化的问题，香港现在已经在规划里面把它的地铁直接修到了皇岗口岸的边上，而深圳在修地铁的时候也把接口留到了罗湖，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能够实现城市交通一体化。另外有个经典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桥，也是嚷嚷了一二十年，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多年前就开始在构想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中央的同意，得不到社会的呼应，现在已经基本敲定。这个桥一旦竣工，从香港到澳门和珠海，就会形成一个香港跟整个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格局。
这个格局形成之后，香港由于有了珠三角更广阔的腹地，特别是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腹地，它的第三产业如现代服务业和航运、物流、金融等都会得到最有效的支撑，将会成为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都极具竞争力的一个区域。原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推出了一个泛珠江三角洲战略——“9＋2战略”，这个战略认为要应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必须要一步到位，必须要把自己的腹地和空间做得更大，必须在那些关联性很强的城市之间建立一个空间和平台。这个战略获得了9个省的呼应，不仅是广东，包括华南地区的广西、湖南、湖北、海南，甚至还加上旁边的福建、江西、甚至还有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把整个西南和华南，还有华东的一部分整合到一起，再加上香港和澳门。由于这个思路和这种战略的提出顺应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潮流，而且这些城市之间本身存在能级的差别，第一世界是广东，第二世界是江西、湖南这些省，第三世界是贵州、云南、广西这些省，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梯度传递和梯度推进的关系，互补性很强，由此形成整个中国甚至亚洲都不可小看的一个新的经济圈——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形成以后，上海又感到很大的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竞争当中相互制造压力，促使对方去创新，去发展。
◎中国的“第四极”
伴随着北京调整城市战略，国家调整京津冀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战略，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第三极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其他的区域都在争夺所谓的“第四极”：第一极是长三角，第二极是珠三角，第三极是环渤海，第四极在哪里？如果能成为“3+1”格局中的“1”，就可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权。
现在有几个区域都在做这样的努力：第一个是辽东走廊，也就是“沈阳—大连”这条线；第二个是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半岛城市群，辐射东北亚。第三个是武汉。武汉多少年来在中国一直很被动，但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同一般的，九省通衢，京广铁路纵横南北，一条长江横贯东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能有大的发展。近来武汉提出一个口号：“得中者得天下”，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它的优势，重振雄风。它把十堰的二汽搬过来，整合周边的资源，也是遵循这个思路。往北还有一个郑州也是雄心勃勃，河南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郑州又是省会城市中首位度最高的城市，也想成为第四极。再往下走长沙也不服气，但是长沙分量不够，怎么办？所以提出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一体化，一个好汉三个帮，加起来就有规模效应了。还有陕西又不干了，八百里秦川有西安和宝鸡，按陕西人自己的说法：“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吼秦腔……”
还有一对竞争者是成都和重庆这对冤家，虽然它们联合不容易，但也在开始探讨如何成渝一体化，加大在整个中国格局中的分量。这么多区域在争第四极，到底将花落谁家？最近中央有一个重要决定，把中国第三个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名额给了成都和重庆，这个确认使得成渝两地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城市经济新的一极，因为它们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我们作为一个城市和区域战略咨询机构，这几年深度介入了成都和重庆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两地的战略顾问，从大的城市战略到各个区县的具体项目做了不少。下面我就想讲一讲我们是如何解剖成都，如何制定战略，通过三四年的发展成都又是如何成为后起之秀的。
在座的可能有四川的同学，大家知道重庆和成都原来都属四川，但这两家绝对是不同性格的两个地方。有一句话说得好，“重庆的女人像男人，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孩子像男子汉一样干练，而成都的男孩子白白净净的，像女孩一样温柔。成都是水，重庆是山；成都人阴柔，重庆人阳刚。所以重庆人和成都人要结为夫妻，最好的方式是重庆的女人娶成都的男人，女主外，男主内，和谐安康。这是两种地域文明，一个是巴，一个是蜀，合成一个四川。十年前又分开，重庆成了直辖市，成都还是省会，分开之后就是成渝两地长达十年的口水战，谁也看不起谁。重庆人看得上成都那块地，看不上成都的人；成都人看得上重庆的妹子，看不上那块地。但正是这种摩擦碰撞，使得巴蜀地区在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经济活力、文化最多元、最有魅力的区域之一，这就是巴蜀地域人才辈出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城市开始各自的定位。首先是成都，成都找我们的时候正是成渝口水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非典”刚过，在重庆人开的“粑子火锅店”里，成都市委书记请我吃火锅。我感慨很深，成都人看不起重庆人，可是成都的很多新发明都是重庆过来的，只是成都人把它精美化了。
成都战略是在中国城市战略中继昆明世博会之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与成都的合作沉淀出来两本书：《城市中国》和《城变》，现在国内的很多省市领导都非常喜欢。我认为成渝这两家必须化干戈为玉帛，本来是一家人，成都是老婆，重庆是老公，一起好好过日子。只有成渝两地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中抢占高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其实有三个层面的中国，一个是沿海中国，带领整个中国纳入全球一体化；第二个是中部中国，从长沙到武汉到郑州；第三个是西部中国，现在中央已经制定了西部发展战略。中国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东西部断裂，那么就必须在中西部找一个支点城市。就像一把弓箭一样，弓背是沿海；搭箭，支点在中西部，哪个城市成了这支箭的支点，就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着力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在西部有可能成为整个支点介入这场竞争的只有三个城市，一个是得天时的重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的超大型城市；第二个是得地利的西安，八百里秦川，一直是西北的中心城市，千年古都，文化鼎盛；最后一个是成都，可能只是得人和。因为重庆和西安还没有醒过来，重庆还在按照传统的思路走工业化道路，西安则是在搞开发区，都是围绕自身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辐射和聚合。这个时候如果成都把握住机会，错位经营、差异竞争，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最后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第四极。按照这个思路，成都要想成功就必须搞成渝一体化，只有一体化才可能做大堆头，增强竞争力。这是我们当时为成都发展战略提供的思路。
那么成渝怎么一体化呢？成都战略里有几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很超前的，第一不再提工业化，而是定位于休闲之都，打休闲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成都人本来就够休闲的了，成天就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这怎么能行？我说这是小农经济的思维，如果不与外界交换，这种生活方式自我循环下去，必然是发展中的劣势。我在成都碰到一件事，一天中午我想坐黄包车，给师傅十块钱说要到哪里去，司机拿张报纸盖着自己的头，说：“不去。”我就问他：“有钱挣为什么不挣？”司机说：“我要休闲。”成都人就是这样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必须要保证，不能为了挣点钱就不睡午觉，这是成都文化。如果只是自我服务，这的确是成都的弱点，但在今天，广东的老板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看到成都的景象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人活在世上，是钱多幸福呢还是自由时间多幸福？他们会把成都当成一个泡菜坛子，一个火锅，把自己当成鲍鱼、鱼翅，争着抢着往火锅里跳，让成都人赚钱，成都的休闲面向的是全中国的人。跳进来的这些人，可能是成都的投资者，可能是成都的消费者，通过休闲反过来拉动现代服务业、光电和IT产业。
我和我的助手在成都市领导班子学习会议上把方案讲完，表决通过后写进了成都市党代会的报告并予以执行。我开了个玩笑，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借用成都的一句话：“一年成镇，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我们为它提出的目标是：“一年成形，二年成名，三年成功”。在这种背景下请来张艺谋拍了成都的城市形象片《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到现在三四年过去了，成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近我去了新疆、陕西、贵州以及很多周边省市，很多领导都承认现在与成都已经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成都已经成了西部的老大，他们都开始向成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成都搞的是第三产业，没有跟重庆抢第二产业，反而使重庆通过第二产业挣到的钱大批大批地流向了成都，重庆人来到成都消费，重庆的成功人士到成都买房的大有人在，周末到成都休闲更是家常便饭。两者形成了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局面，一个强化第二产业，一个强化第三产业，加起来强化了一个区域的竞争力，中央再给成渝一个试验区，我相信下一步成渝成为新的增长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这样一种站在全局高度的扫描，我们可以对当今中国所处的时势和位置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今天的中国就像一条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如今，这条巨龙已经抬头，正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重新崛起。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与这条巨龙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将其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中，我们在顺应这样一个大势的同时个人的生活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问答王志纲之一
在二十一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以及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各大企业乃至研究机构的必修课。因为中国机遇是世界上的最后一道盛宴，所以引得外国人纷纷来分享。而对于数百年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一个古老的命题——如何用东方智慧解读中国，也浮出水面。可以说，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国情，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踏实敦厚的山东
问：王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胶东半岛的问题，我来自胶东半岛，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山东的发展前景和问题？
王志纲：我与山东的渊源很深，这些年来除了南方，我最关注的就是山东。我比较深入地介入了山东一些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对山东有几句评价传得很广。
第一句话是我在当记者的时候说的，我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东就像一部日本小轿车，反应敏捷，一启动就走；而山东则像一部沉重的大卡车，启动很慢，但一旦启动就势不可挡。”这是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对山东的看法。1993年我拍完一部讲述珠三角改革史的大型电视片《南方的河》之后，烟台市请我去，专门在胶东半岛跑了半个月，拍了一部片子叫《北方的躁动——胶东纪事》，在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还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所以说我对山东有比较直观的感受。
第二句话是“山东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因为山东人一直听党的话。山东人习惯于听老大的话，只要你是老大，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宋江，替天行道，兄弟们都来了，招安的时候虽然不愿意，但大哥说了话咱们还是得去，这就体现了山东的特点。
下面回答你的问题，山东半岛经济增长仅次于广东，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山东的经济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山东的产业结构比较均衡，不像广东没有资源，纯粹是靠制造业和加工业。这些年光是靠煤炭等原材料涨价，山东的GDP就接连翻番，这是山东的有利条件；其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确在中国北方城市群、城市带中条件优越，既有大的港口城市青岛，也有二线城市比如说威海和烟台，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比如潍坊，结构是比较好的。而且在东北亚经济圈中山东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青岛和烟台有几十万韩国人扎堆，有些韩国人原来只是租房住，后来干脆买房住了下来，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能遇见韩国人。
现在的城市经济首先考虑的是世界级城市。这个刚才讲过了，大上海、粤港一体化、京津一体化形成的大都市圈；第二个层面是第四极的竞争，山东原本有很好的条件，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困难。国家形成了环渤海战略，真正的老大是北京和天津，山东和辽东作为双卫，是护卫者和参与者。而在中西部方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成渝这两个节点城市，注定了辐射和聚合半径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山东半岛城市群未来的功能和作用，山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已经排到了第二、第三位，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山东的。谢谢！
◎后发制人的贵州
问：王老师您好，您刚才讲到城市战略，我们说“云贵一家亲”，现在云南省的旅游很发达，比如丽江，那么请问您如何看待贵州的发展呢？
王志纲：这个小姑娘是我的老乡啊！我在中国任何地方演讲都会碰到这样的小插曲，我的老乡提出问题来：你帮了很多城市，为什么不更多地帮帮贵州？近来贵州开始成为热点，落脚点是旅游。云南和贵州是一家，云贵高原云南先行了一步，通过旅游立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人们认识了云南，从而拉动了第三产业如生物制品、花卉产业的发展。下一步贵州也要迎头赶上了，国家旅游局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旅游九五看云南，十五看四川，十一五看贵州”。
现在的贵州已经开始在旅游方面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了。前不久我去贵州与龙永图先生进行了一次“论道”，关于贵州我说了八个字：“咫尺神秘，稀奇古怪”。什么叫“咫尺神秘”？贵州的区位优势是非常突出的，距离广州只有一小时十分钟的航程，从北京、上海去云南都必须经过贵州，这是个交通枢纽；贵州是目前中国气候最宜人的地方。目前全球温室效应严重，特别是南中国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就发现了贵州凉爽气候的价值，所以贵阳的定位是“避暑之都”；什么是“稀奇古怪”？人们到了贵州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稀缺的风光和资源、奇特的人文和景观、古远的历史和传说、怪异的民风和民俗。最近我正在帮助贵州做一个项目，深入挖掘之后，我自己都吓一跳，没有想到贵州有如此神秘的地方，比如说夜郎古国、乌蒙文化，各种各样的民族风情更是多得不得了。我估计以后贵州菜将会大行其道，贵州的酸汤鱼、苗岭鹅等东西原来不为人知，现在伴随旅游的兴旺慢慢被人发掘了。
这次我去贵州，到贵阳的飞机票都买不到，为什么？全中国都发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很多人到那里去。贵州最近在旅游方面有两件大事：要修一条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到广州。两条路修通以后从贵阳到广州坐火车三个小时，坐汽车五个小时。这个项目一旦成功，贵州的后发优势了不得。我现在担心的是机会来得太多太快，人们都发现了贵州的神奇和魅力，但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拥而入的人们糟蹋掉了好资源。我们这次去贵阳做策划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把握资源，怎么保护性开发。总之一句话，我认为云贵一家人，云南打前锋，贵州打后卫，假以时日，五年到十年之内，肯定能在中国成为旅游业中的瑞士，这种条件是很优越的。
◎独辟蹊径长株潭
问：王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长株潭一体化的问题。长沙北有武汉，南有广州，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话，其优势和潜力在哪里？怎样才可能实现一体化？
王志纲：这个同学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长株潭一体化意欲何为？上海成了世界级城市，周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都主动要纳入大上海城市群，温州和宁波都要花很多工夫才能被接纳为其中的一员，因为它有强大的辐射力，大家都去投靠它。那些做不了世界级城市的可以朝区域中心城市努力，只要有条件的都要走这条路，要走这条路首先要提高城市首位度。辐射其他城市暂时做不到，锁定我湖南三湘大地这是能做到的，只要锁定湖南省的中心并向我来聚合，就有条件去跟其他省讨价还价，所以说长株潭一体化是明智之举。
但是城市化除了做大堆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个性、魅力、核心竞争力。一位中科院院士做了中国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我觉得他有句话说得不错。他说中国的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三个毛病：第一个是大城市不大，第二个中城市不强，第三个是小城市不特。长沙有一样东西已经在冒头了，那就是文化产业，如果把握得好的话在特色上和辐射力上是可以跨越地域的。你们看湖南一个小小的地方电视台敢挑战中央台，“超女”、“快男”还有金鹰节，搅得全国天翻地覆。另外，中国各地夜总会打歌的DJ也有大批湖南人。湖南这个地方虽然是经济小省，却是个文化大省。我认为下一步长沙借助文化产业可能会大有作为，我也可能会去参与这个平台的搭建。
◎辽老大的涅槃
问：王老师你好，上次你讲的是中国三大经济圈和中国改革试验区的情况。我想问个有关辽宁的问题：辽宁从2002年以后，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应该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辽宁的五点一线、沈阳铁西复兴以及全省的工业走廊。从2006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辽宁从总体上来讲呈现出非常蓬勃的局面，辽宁的定位是成为世界新型装备制造业中心。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是站在整个东北亚的战略高度来看沈阳和大连的，他希望把大连建设成东北亚的门户，要把沈阳打造成一个东北亚文化、经济的中心和新型制造业中心。我想问一下，你怎样看待辽宁？沈大将来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中具有何种战略地位？辽宁在东北亚整个战略大格局中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谢谢！
王志纲：我前天刚从沈阳回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就是报春的布谷鸟，哪里有我们的歌声，哪里的春天就来了，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有它的道理。我这次去沈阳是干啥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大的项目在那里，而且我们的这些项目都是大财团几十亿上百亿地投向那里的。
原来我在新华社就一直很关心东北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它潮起潮落循环的几个阶段。记得我1988年去东北的时候，那时候辽老大遭遇了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原来辽宁作为辽老大在中国是非常风光的，整个东北都是非常风光的。当时我去的时候见过省委书记，还有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他们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他们把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归结成为四句话，说“广东靠南洋，北京靠中央，山东靠老乡，咱们东北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些年我做过很多战略以后有了一些影响，什么叫战略？最适合你的商业模式和操作模式就是最好的战略。如果错位了没找到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特性，一个城市需要最适合它的模式或者说战略，比如说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城市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一个阳刚，一个阴柔。重庆是制造业，有点像沈阳，很多人都是从军工厂出来，过去拉来复线，一辈子就会拉一个来复线。他们原来只是大工业上的一个零件，这个工厂不在的时候你再让他去创业，他怎么创业啊？根本不具备这个可能。沈阳也是这样，这一地区的悲剧都是这样造成的。当一个传统的工业改组以后，人们需要重新创业，走出去发展经济，但是沈阳的人们没有这个能力转型。成都就不一样，成都多年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是一个休闲城市，所以你让它搞重工业根本不可能。但是你可以让它去搞休闲旅游创意，比如一些养生的东西，它的川菜做得全国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到处都是它的火锅。成都还出玩家，网络啊，动漫啊，它做得好了全中国的人都愿意到它那儿去。
一个城市有它的性格，关键是你赶到了哪一波行情。整个东北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重工业是最能够体现它性格的，因为它是辽老大。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重新洗牌，辽老大找不到感觉了，东北找不到感觉了。我到了俄罗斯以后觉得辽宁就是俄罗斯的缩影，前苏联解体之后就造成了很多工人失业，辽宁当时也面临一次劫难。到了1993年我去就感觉整个东北都变了，都停了。那个时候我到了沈阳，那么多下岗工人，整个市区那种感觉就像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形一样，人们找不到希望，陷入了迷茫。而最近这两年我去了以后才真正感到现在又轮到辽宁了，轮到东北了。
中国的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以轻工业和出口加工实现原始积累的过程已基本完成，下一步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会进入一个重化工时代。轻工业巨大的提升需要有重化工配套，所以中国必须重建重工业。当然必须记住，绝不走前苏联那个时代的“傻大黑粗”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重工业。在这种背景下面环顾中国，辽宁既有发展基础又有工业传统，还在环渤海工业经济圈当中占有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最后无非就是人和，就是思路决定出路，找到一个科学的思路就能搞好。所以刚才这个同学提出的一系列的辽宁和沈阳的战略啊，沈大将来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战略地位啊，其实都是在落实这样一种打法。现在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一个是英特尔三百亿已经砸到了大连，另一个是沈阳和大连的高速铁路竣工指日可待，一旦高速铁路修通，两个城市同城化，下一步的沈阳、辽宁都不可小看。谢谢！
◎新“四化（划）”——谋划、策划、规划、计划
问：王老师你好，你讲课过程中展示的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你好像是在成都，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坐在下面听你讲课。我想问你的是像城市规划这么大的事情，你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群众还有你这样的民间智囊分别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中国或者国外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的？
王志纲：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义。这个同学讲到决策程序的问题，这些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几种：一种叫强势政府，一种叫弱势政府，一种叫民主政府，是哪种政府跟这个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最喜欢什么样的领导人呢？敢说，敢干，铁腕人物，脑袋清楚。我最害怕的是那种磨洋工的，方案出来以后要民主化，要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七大姑八大姨大家坐在一起，开了几天会，议而不决，民主程序全走完以后，创新途径也没有了，机会也错过了。大家想一想，所有人都来参与的时候，其实谁对这个项目都不完全清楚，完全是盲人摸象，刻舟求剑，最后能搞好吗？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当前风起云涌的格局下面，思路一旦清楚以后，政府和主要领导的决策非常重要。
我跟很多地方合作的时候经常告诉大家邓小平的一句话，小平同志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听得懂经济，我党懂得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懂经济，所以朱镕基可以当总理。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太霸道，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这就是政治领袖高明的地方了。他决策，但是他很谦虚。最可怕的是啥？是领导有权力，没知识，敢蛮干，由于权力可以无限放大他的胆量，这就会给当地带来灾难了。
这些年做完许多区域和城市的战略策划以后，我发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诟病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城市的同质化，几乎全中国的城市都是大同小异，路灯全是葵花灯，一搞广场全中国都是大连的星海广场，一发现房地产对经济拉动作用很大，全国都搞房地产，最后全中国同质化。原因在哪里？其实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身的操作和思维方式，我们的地方领导看到什么好，就赶快找设计师来，照搬过来。他不会想到你能够想到这个，别人也会想到。你前脚刚走，别人后脚就赶到，最后你搬过来，只不过比别人早搬了五分钟。最后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城市同质化了。第二个问题是城市建设是短期行为，拆了建，建了拆，换了新领导就要推倒许多项目，重新来建。怎么办呢？要在思路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做成都战略时感悟最深的，总结起来就是重提“四化（划）”。
第一是谋划。新的领导上来以后，他必须要吃透上头的精神，了解下面的民情，要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了解整个全球化的过程，按照一种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方式找到自己的特色，从而把当地的个性找出来。第二是策划，找一个超脱的中立的机构，请他们来评头论足，拿出一个科学的方案。然后第三步才是规划，这个时候的规划就有神了，就有魂了，就个性化了。最后是计划，就是把这个“魂”具体落实下去，然后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来规避蛮干和同质化的问题。我们工作室出过一本书叫做《城变》，把这些重要的积累都放在里面了。
2007年末中央电视台请我参加了一期《对话》节目，我作为嘉宾和三位市长对话。如果你看了这期节目你就会发现，现在中国的官员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昨天那种靠摸着石头过河，觉得哪里的东西好就去搬点过来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