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前沿风云
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
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
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鼎故革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
1978年，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后代儿孙纪念的一个划时代的年头——漫漫近代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在没有外力胁迫的情况下，为图中华腾飞，向世界主动开启了紧闭多年的国门。
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一个复杂纷繁、光怪陆离的世界猛然呈现在一个因长期闭关锁国而十分缺乏心理准备的民族面前。因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心理落差，其冲击波，不仅蔓延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还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亿万民众日常的生活。习惯，受到摇撼；传统，出现断裂；习以为常的和谐、平衡，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排列组合……
广州，这座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的古老城市，须臾间，由金锁铜关变成了开放前沿。八面来风，首当其冲，她承受得住这强大的冲击吗?人们议论纷纷，替广州担忧。
借助这个窗口，外国人要认识的是竹幕打开后的偌大中国；借助这一前哨，中国内线地带的民众关心的却是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悲叹：社会主义的广州这下算完了
1978年，开放前夕的广州，伤痕累累。十年浩劫，广州人罪加一等，一个海外关系“罪”，几乎使家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磨难和牵连，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刚着手平反昭雪，许多人伤未结痂，不少人心头还在淌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乡经济长期停滞，安置青年就业成了一大难题，50万知青盼望回城，20万待业青年等待就业。这，就是“文革”留给广州的两个经济“硕果”。
对外开放的大门就在这种背景下打开了。
音讯隔绝多年的海外亲友们蜂拥回来了，一个活生生的西方被带了进来：从“三五”牌香烟到精巧玲珑的电子打火机，从折叠伞到电子表，从录音机到电视机……从小玩意到大家伙，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吃惊眼馋。海外来客处处显示出惊人和不凡的气派。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衣锦还乡、一掷千金的人中，不少人几年前也曾作为一名知青，在海南热带丛林中刀耕火种、开荒垦田；可是，当他们的那些留在国内安分守己的战友、同伴大多还在为求一席生存之地而苦盼、奔波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却“发”了……
各种信息似乎都表明：海那边，好地方。
羡慕引来向往，失望诱发悲观，反差愈大情绪愈烈。
1980年，广州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广州好还是香港好”的讨论题，力图通过讨论将广大青年引导到热爱社会主义的正路上来，结果适得其反。
学校里，老师说广州好，学生说：我亲戚前年偷渡去港，走时两袖清风，回来却发了，月收入是我爸爸的十来倍，香港好还是广州好?老师语塞。
社会上，待业青年说：如果边境放开，80%的青年都会跑出去……
讨论进行不下去，只好半途收场。
“外逃风”刮得最猛的时候是1980年前后。广州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想往外走。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通过合法途径出不去，就成帮结伙，走非法偷渡这条路；身体娇弱的大姑娘偷渡不成，就开“南风窗”，通过婚姻这条路达到合法出境的目的。“在那时，二十来岁的黄花女外嫁六十来岁的白首老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这下算完了，社会主义的广州算完了。”广州团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很乱，我们这代难道就如此弱不禁风、一冲即溃吗?难道社会主义真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冲击吗?有人说，如果不开放，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来！难道真的是门开错了吗？！”
正当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时，省、市领导拿出了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我们落后才实施对外开放，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要除旧布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
1982年前后，形势出现转机，偷渡风逐渐平缓，以前外逃港澳的人出现回流势头，党政干部也不再惊呼年轻人“信仰危机”了。
奇迹是怎样产生的?人们环顾四方，通过冷静审视之后，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找到了。
在广州农村，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农业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昔日被衣食所迫的千万农民，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基本实现了温饱，有的还进实现了“小康”。农村这个大头首先稳住了。
在郊区县城或街道小巷，借助对外开放政策，迅速崛起了众多带有现代化色彩的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停滞了多年的广州经济开始复苏。
广州城区通过不断放开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给衰竭的经济注入活力；个体经济异军突起，个体户大军依托农村丰富的土产，开起了成千上万家大小排档，撑起了“食在广州”这块金字招牌。一个百业兴旺的广州已具雏形。
“休养生息”政策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这个背景下，50万知青得到了充分消化，20万待业青年实现了妥善就业。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格局初步形成。
是改革支撑住了广州，是改革产生的巨大威力增强了广州人的自信和对外来冲击的心理承受力。
冲击波就这么过去了，今后，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第二次冲击波袭来对，有人惊叹：社会主义的广州全盘港化了
就像阿拉丁神灯高悬于广州上空似的，三四年前，对电视机、立体声录音机还很陌生的广州居民，在1983年前后，竟呼啦啦一下子基本普及了电视机、收音机，“遥控”、“调频”、“四喇叭”、“双声道”等电器专用术语，成了妇孺皆知的生活常用词。
电视、录音机等现代传播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标志着广州居民的消费水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物质文明建设获得了质的飞跃，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具备了较高的物质保证。这本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大好事，可是，当人们兴奋地开启各种电器时，却犹如打开了魔瓶，魔鬼被放出来了——资本主义的庸俗文化冲击了广州。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昔日温文尔雅、安分守己的青少年一夜间似乎都中了邪、变了样，街头巷尾，冒出了穿牛仔裤、着港式衫、戴蛤蟆镜、提录音机招摇过市的青年……
“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香港的电视台、电台，昼夜不停，通过每家每户的电视、收录机，免费将港台文化、西方文明传送给广州人。
港台流行音乐迅速排挤了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占领了各种乐坛舞台。姿势奇特的港味歌星出现在各种档次的音乐茶座，声嘶力竭，无一例外地喊唱港台与舶来的流行曲，在观众的口哨、尖叫加掌声的喝彩中，女歌星前俯后仰、转台打旋，男歌手龇牙咧嘴、台上打滚……“刺激”成了烘托演出效果的特种时髦。
中央台见不着了，传统音乐听不到了，广州，似乎完全被置于港台文化的覆盖网下。
黄色录像也乘虚而入，泛滥开来。
香港文化吞噬广州，群众反应强烈。广州市有关部门动手干预了。查禁了黄色录像，强拆了居民房顶的鱼骨天线……能使用的行政手段都用上了。可是，一到黄昏，许多在家中收不到香港电视的青年，却另辟蹊径，潮水般地涌向珠江南岸几个制高点的居民区，在这里，收香港电视不用鱼骨天线。
对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心态，广州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是这样解释的：
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越强烈。可旧的文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人们这一合理要求。精神饥渴症和因先天不足造成的欣赏水平低下症成了人们的通病。文化禁锢一经解开，新的文化暂时接济不上，外来以通俗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当仁不让地填补了这一真空。这是港台文化曾红极一时的主要原因。
的确，1982年的广州，国内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和广东两个台，播放时间就三个多小时，且内容贫乏、枯燥。可是香港有四个电视台，基本保持昼夜播放，虽格调不高，但节目生动活泼、无奇不有。在力量悬殊的竞争面前，你怎能阻止青年人好奇的选择呢?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怎么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的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针对有人将其归罪于对外开放、笼统要求查禁海外文化品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原则。与此同时，对旧有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在放开文化市场的同时成立文化管理委员会，将文化市场管了起来。
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内容日渐丰富，这不仅在量上逐渐满足了青年们的精神饥渴，而且给他们拓展了选择面。电影院，有众多国产片、进口片可供选择欣赏；电视上，出现了许多有吸引力的节目。此外，游艺场、音乐茶座、文化夜市和各种娱乐设施大量出现。选择面大了，鉴赏力增强了，自然不会被港台某些低劣艺术牵着鼻子跑了。
广州青年的体验是令人信服的。俗话说“饥不择食”，精神消费亦如此。摒弃低级、庸俗的文化艺术、娱乐形式，向往并追求高雅、健康的精神产品，是人类精神消费的总趋势，但这一大趋势的真正形成，则要经历一个启蒙过程；对港台庸俗文化的追逐，是先天不足的广州民众必经的启蒙过程；对港台庸俗文化的扬弃，则表明人们返璞归真，已开始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三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惊叹：物质文明上去后，精神文明却下来了
改革开放，使多年平稳得近乎凝固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震荡；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在国营、集体经济旁边，迅速出现了独资、合资和个体三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结构，撕裂了长期以来由单一所有制结构塑造的传统生活格局。
数百家外资企业进入广州。西方社会通行的用工制度也被带进来，“炒鱿鱼”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惊扰并威胁着平庸者、守成者习惯了的平静生活。
个体经济迅速崛起。14万个体户涌进了潜力无穷的第三产业。个体户大把大把地挣钱，令人眼红，但他们没有大锅饭可吃，没有铁饭碗端，经常要担风险，还有职业不是那么清高和体面。要保险和体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要想发财就得放弃保险和体面。
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异军突起。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他们不惜重金，到处罗致人才。知识，大幅度升值；人才，日益受到尊重。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利润和竞争使几十年习惯于成天板着面孔做生意的商人们变得笑容可掬。官商一统局面的打碎使商业界终于产生出“消费者就是帝王”的商业精神。新兴行业无孔不入，迅速填补着消费空白。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等华贵去处向凡人敞开大门；东方乐园、音乐茶座、文化夜市……各施其能，各逞其长，千方百计吸引顾客；还有色彩鲜艳的“的士”，名目繁多的排档小吃……为了利润的主观目的，产生了尽心尽力为消费者服务的客观效果。货币，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借助商品经济的旋风，以无坚不摧的冲力迅速瓦解了千百年封建历史遗存下来的人分尊卑上下、职分三教九流的陋习，同时，解除了困扰人们几十年的“花钱买气受”的忧心。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宾馆酒楼等豪华去处还甩不掉媚外抑内恶习，因衣冠取人、肤色取人而屡激风波的时候，就在这些城市成年累月在劳而无功地医治着“服务态度差”这一痼疾的时候，广州，却开始跨入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新时期。
经济生活的这些变化，使自然经济下形成的诸多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与新经济格局相适应的新观念纷纷出现，而“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庸俗观念也伴生而出。
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恐怕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啊!
的确，钱毁掉了一部分人。为了捞钱，有人违法乱纪、投机倒把；有人走私贩私，有人还贩卖黄色录像，毒害同胞；更有甚者，解放以来绝迹几十年的暗娼也开始出现。钱，使一些人昏了头，沉渣大有泛起之势。
金钱万能？！但这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广州不是香港，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已将社会主义的众多基本原则溶化在人们心目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广州虽然渴望发财，容忍发财，但不能容忍不义之财！
随着广州市公安部门对各种经济犯罪分子的不断打击，基本刹住这股沉渣泛起风之后，一个关于“钱”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在广州展开了。
有人说：钱是百病之首、万恶之源，不能让人们“向钱看”，“向钱看”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根本抵触的。有人说：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按劳分配的抽象化体现，只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避免不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孰是孰非?!
有识之士指出：重要的工作不在于阻止人们“向钱看”，而在于教育和引导人们如何去致富和富了以后怎样做人！
讨论澄清了是非，讨论使许多发财者知道了做人的真谛。
1985年春节，广州市个体户们自愿捐钱献物，为全市一千七百多位孤寡老人缝制了新装；一位瓷砖个体户，按国家税法一次主动补纳税款十来万元；一位小吃个体户，为解决学生吃早餐难的问题，放弃挣大钱的生意办起了利微费事的学生餐……致富不忘社会，致富不忘国家。“富了怎样做人”这一试卷，首先由先富起来的个体户解答了出来。
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船又一次拨正船头，迎风破浪向前行驶。但在这个南北夹击、八面来风的开放环境中，她真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
三次冲击波过去以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凤凰涅槃——一个新广州再生了
广州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八年开放，数度冲击，不仅没使广州垮掉，而是凤凰涅槃——一个自卑、盲从、脆弱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熊熊大火中燃掉，一个自尊、自信、免疫功能初具的广州再生了出来。
变化首先从文化消费倾向这一风向标上呈现出来。作为外来冲击的产物，曾红火一时的上百家音乐茶座、酒吧、舞厅的生意开始冷清；曾响彻街巷的低劣港台音乐、劲歌金曲录音带不断贬值，代之兴起了格调高雅、艺术性强的艺术音乐；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自己创作的校园歌曲开始流行；书法、美术、摄影、花鸟等业余爱好团体和学校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上百人的大型团体目前已有23个，小规模的松散沙龙则不计其数。人们说，广州已度过饥不择食、盲目模仿的幼年期，进入了自强自主的成熟阶段。
在眼前这一派兴衰交替、枯荣更迭场景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学习读书热方兴未艾，奋发向上、自强自主成了青年人追逐的时尚。
每天晚上，只要盘桓在广州市市区就能看到：十点左右，刚静寂下来不久的街面，突然像翻了锅——成千上万辆自行车潮水般地涌在大街上。车铃叮当，笑语应和，夜大、电大以及各式补习、培训班的学生下课放学了，眼前这幕场景，就是当地人引以为自豪的广州独有的“第三交通高峰”。
近几年来，广州市在劳动人事制度上进行的改革比较彻底：各行各业(包括部分党政部门)用工招考、量才晋级录用已成制度，另外，数百家涉外机构和企业进驻广州，把西方人认才能不认门第的用人观也带了进来。职业千差万别，收入高低拉开，选择的机会多了，竞争程度相应加强。过去可以靠老子、靠后门，而今却要靠本事。
数度浪潮冲击，数度冬尽春来。现在的广州人，从上到下，各行各业，谈到改革开放政策，眉飞色舞；谈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赞叹由衷，喜不自禁。他们自信地说：面对一次次巨大的浪潮冲击，我们也曾担忧过，甚至恐惧过，幸好我们没有退让。正是迎着冲击、震荡，继续改革开放的实践，医治了我们的盲从、怯懦等先天不足症，锤炼并健全了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和消化过滤能力。广州的许多领导们说，在巨大的冲击波面前我们曾经忧虑、焦急过，但我们从未退让和动摇过。经过八年风雨磨炼、摸索总结，我们终于进入了从容面对冲击，牢牢掌握改革开放引导权的境地!今后或许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冲击波，但冲击波过后，广州将会更加壮美。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日报》）
百万移民下珠江
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
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摆龙门阵、蹲墙根晒太阳、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如今连吃饭、走路都得像冲锋。
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植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变化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的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她宽厚的怀抱，这个社会经济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形形色色的“南下军团”乌蒙山区
贵州省毕节县。城镇山寨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讯息：根据同广东达成的协议，省劳动部门将首批向广东东莞输出劳动力的任务优先安排给了毕节县，以扶助山区脱贫致富。
毕节县是贵州的“第三世界”、高寒山区。这里层峦叠嶂，海拔近两千米，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山民们以种玉米、烤烟为主。全县人口98.6万，劳动力四十多万，其中农村劳力就有三十多万。劳动力过剩一直是件十分恼人的社会问题。
向广东输出劳务的讯息一传开，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家境比较宽裕、本人又有一定文化的城镇待业青年。贵州、广东，关山阻隔，但那伴随着广东的劲歌金曲，透过峰回路转的山道，不断传入这闭塞山区的各种间接信息，早已使这里的小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反正，是个繁华兴旺、挣大钱的地方。
山民们没有外流的传统，可这次，却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城镇姑娘抢先报了名，乡村姑娘也蜂拥而上。僧多粥少，自然是“高干子弟”优先。于是，从村到县，各级“高干”的子弟及有门路人家的子女，挤了进来。面对热情如此高涨的社会各界，刚开始还担心任务完不成的县劳动局，这下也提高了要求。
完全像招正式工人一样，先搞“三自愿”——本人申请、家长签字、单位或乡村出证明，再搞政审、体检。最后，还要求入选者每人自备120元车旅费，一部分当盘缠，一部分当到工厂后头一月的生活费。
“贵州军团”组成了。251人，年龄17～25岁，清一色的姑娘。
“军团”分三批开拔。县委、县政府对山区划时代的这次“娘子军”远征给予了高度重视，让劳动局派专人护送，派人在贵阳、怀化、广州三个中转站联系打尖。
开拔的这天，万人空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姑娘还嘻嘻哈哈，父母却涕泪横流：“乖，广东那地方是个花花世界，不习惯就回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家里再愁也不愁你这几口饭！”……
从毕节到广州，足足走了五天。到了广州，还没来得及饱眼福，姑娘们就被分到东莞农村的几个工厂。
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劳动紧张，生活内容贫乏……现实与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广东这地方不是人待的。水井就在鱼塘边，当地人却拉屎喂鱼……四脚虫墙上爬，蚊子像轰炸机……”一个姑娘向家中发出这样一封诉苦信。紧接着，家境优裕的人首先溜号了。伴随着她们的回归，谣言在家乡传开了：“不得了哇，姑娘们一到东莞，要排好队，脱光衣服，让解放军挑，拿去当婆娘。”“进了厂就脱不得身，逃走抓回来要脱光衣服吊起打。”……
谣言越传越邪乎。家长们一个个都吓坏了。正在手足无措、举棋不定之时，鸭池区一个副区长伙同另一个干部已抢先把女儿接回来。他们的现身说法更具有权威性：“那个地方恼火得很，娃娃们一个个熬得黄皮寡瘦的让人心疼。”
这下家长们真正慌了神，有的寄盘缠，有的捎口信，不少人甚至千里迢迢杀奔广东，接女儿来了。县劳动局见娘子军军心动摇，大有全线崩溃之势，赶紧派员前往东莞安抚，不曾想适得其反，“残存”的姑娘们见劳动局来人了，顿时一个个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义正辞严，向政府官员提出两点要求：我们同意按合同干足两年，但县上必须答应回去以后农村的转为城市户口，城镇的得优先安排工作。观点转了过来，当初争着来广东“淘金”的姑娘如今俨然成了“抗美援朝”式的荣军了！
县劳动局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结果，“贵州军团”全线崩溃，多数姑娘溜号回家，挺过来的少数坚定分子也成了散兵游勇。
“贵州军团”的崩溃史，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是内地各省有组织地向珠江三角洲输出劳务的一个侧影。它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劳务输出的心态及珠江三角洲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珠江三角洲自1980年开始劳务输入，至今已吸纳上百万外来劳力，其中十之七八是年轻姑娘。劳力流动的总体规律是：来得多，走得多；不断走，不断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这一浪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初是广东山区、邻近省份，到现在，已扩展到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卷裹和牵动了上亿人口。
就在“贵州军团”全线崩溃的同时，内地许多省市的省长、市长、县长们纷纷带队南下广东，洽谈劳务输出事宜。记者在一个小小的莞城镇，一天之内就见到了来自江西、辽宁以及总结经验以图东山再起的贵州等三个省的劳务输出洽谈团。东莞市1989年计划输入外来劳力5万人，已有19个省市的劳动部门前来联系洽谈。辽宁省希望把5万指标全部包下来。辽宁省的胃口为何这么大?该省劳动局的同志告诉记者，因为辽宁全省现有剩余劳力高达两百多万人。
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劳务大军中，最坚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没有政府组织、保护、自发流入的散兵游勇；最能战斗的队伍不一定是来自贫困地区。最发人深思的是，四川、贵州两支“部队”，同属大西南，语言、生活习惯同出一源；贵州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落后省份，“苦甲天下”；四川则号称“天府之国”，富甲神州。但是，“贵州军团”在这里却是弱不禁风，一触即溃；四川“游击队”却是落地生根，愈战愈勇。
除了输出形式不同这一后天因素外，先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真正的天府只有成都平原那一块弹丸之地，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多属丘陵和山区，但这些地区都沾了“天府之国”的光，没有外援，于是乎，自力更生，天经地义。
贵州的自然条件同四川多数地区相同，但却沾了少数民族省份的光。几年来，国家不断地扶持，年年给她输血，于是乎，反倒造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惰性，缺乏开拓精神，甘于守贫。
不从后天上找原因，你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贵州先民大部分是从四川移民来的，为何一成贵州人后，就丧失了四川人那股披荆斩棘、吃大苦、耐大劳的传统精神？”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此语耐人品味。
在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采访时，除了广东、广西、湖南人外，记者遇到最多的就是四川人。他们多是通过亲朋牵线，自发流入这个陌生地区的。人生地不熟，工作也艰苦，但他们却大都情绪稳定，表现出极大的知足感。在顺德县桂洲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里，厂长向我们介绍了他手下的一名四川籍工人。这是一个来自广安县的农村青年，他不仅自己来到这里，还把老婆也带来了，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他告诉记者，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300元，在老家，累死累活，一个月顶多能挣100元。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弟妹们也带来。
在东莞市虎门镇，记者在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里遇到了四五个四川籍男女打工者。他们分别来自四川的云阳、开江县。春节在即，别人纷纷打点行装，准备回家探亲，他们却决定留下来“再干一年，多挣一点钱回去!”说这话的青年来自开江县农村，26岁，家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目前月收入才130元，离家已经半年多。
珠江三角洲日益兴旺的劳务市场是一面社会多棱镜，它能折射出千种人生，万般心态，令人深思！
甘苦相伴的“打工”生涯
广深公路近三百余公里沿线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最密集的黄金地带。星罗棋布的小镇的墙上，除“专治男女不育”、“包治男女性病”这类广东城乡随处可见的江湖广告外，最醒目的就是那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了。一块电影银幕般大的墙面新贴出七八张招工告示，记者随手记下三则。
告示一：我厂现急需制袜女工10名。我厂长期货源足、工资合理、稳定准时、有食宿安排。
告示二：我竹塘电子厂因扩大生产，现急需招收年轻电子女工多名。我厂货源充足、工资高、粮期准、有津贴、住宿方便。
告示三：本厂现需要招收熟手、半熟手女车工20名。我厂有良好的厂房、货源充足、粮期准、食宿免费、加班有津贴。
告示下，常有成群结伙的姑娘驻足观看。她们的年龄多在18～24岁之间，装束打扮出奇地相似：下绷紧身牛仔裤，上穿毛衣，头发像阿拉伯妇女的头巾，浓密地披垂下来，只余窄小的面孔在外边。
在珠江三角洲如蛛网般的公路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打工青年在各乡镇间流动。他们多是来这里已有一年半载的“老资格”，在“货比三家”中选择自己最中意的厂家，如果干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后再“跳槽”。他们是外来劳力中最活跃的部分，正是他们的流动，沟通着散居在千万个工厂中的打工青年的信息，使他们明确自己所处的境地，从而做出是“跳槽”还是再干下去的决定。正是他们的流动，迫使老板们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以稳定工人情绪。
在凤岗镇美达玩具厂舒适的写字楼里，我们就邂逅了这样一位不断“跳槽”、最终成功的姑娘。她是广西钦州人,现在是工厂的会计和报关员，固定月收入200元，居住在同工人严格分开的文员区域，食宿免费。显然，她已从“蓝领”进入“白领”阶层，是打工女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她叫班扬明，现年19岁。小班落落大方地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经历：初中毕业后，跟叔叔第一次下珠江时，只有17岁;先在常平镇手袋厂打工;干了8个月，叔叔去广州了，她自己回了广西；回到家乡无所事事；不久，又串联了几个姐妹，一块下珠江，在凤岗镇盐田宾石厂打工；一天工休，三人结伙去邻近的塘厦镇玩，在广告栏上见到美达玩具厂的招工广告，觉得条件不错，她当即和一个姑娘毛遂自荐；到这里后，先在车间当工人，因工作出色、处事老练，很快被香港领班提拔进了写字楼。但是，像她这样的幸运儿实在太少了。一般的打工仔和打工女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
靠近宝安的客家山区樟木头镇，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业务繁荣的缩影。这个1.7万人口的小镇，涌来了一万多外来人，成为这里一百七十多家“三来一补”和乡镇企业的工人。
外来人口的蜂拥而入，为这个山区小镇带来了滚滚财富。1978年以前，这里的工业几乎是空白，但是到了1987年，全镇仅工业缴费收入就达三千多万港元。外来劳力庞大的消费需求，又刺激了这里第三产业的空前繁荣，弹丸小镇五脏俱全：商店、发廊、酒楼、旅社有84家，个体摊档240家。精明的商人们看中了这一开发前景广阔的领域，纯粹由价值调节的“文化市场”也在这里形成了。
这是小镇中心一家设备简陋的酒店，白天卖酒食，夜晚当歌厅。夜幕降临时分，随着成群拥入的打工青年，我们挤到了灯火辉煌的樟木头酒店前。歌厅内爵士音乐震天动地，歌厅外一张别具一格的海报前站满了人。海报题头是：樟木头酒店特邀广州大西洋轻音乐队，门票每张3.5元。
演出尚未正式开始，窄小的歌厅已是水泄不通，大门口却还人头攒动，挤满了精神饥渴的青年们。据卖票者称，头夜门票250张，爆棚!今夜亦然。
我们挤进歌厅，恍若进入美国西部片中展示的牛仔们聚会的酒吧。“老板娘”高坐柜台卖酒水，大厅内里三层外三层，叠床架屋式挤满了少男少女，墙根处腾出一块乒乓球桌般大小的地方，那就是“大西洋”的舞台。激光闪烁、电声震天。一个男歌手在台上捶胸顿足、放声嚎叫；伴舞姑娘酥胸半裸，伴舞的小伙子长发披肩；乐队中站着一个满脸胡髭、戴着墨镜、手舞足蹈的大汉，据说是“鬼马歌星胡须佬”!
出人意料的是，舞台上虽然充斥着挑逗的气氛，音乐也使人兴奋，但精神饥渴的少男少女，却一个个静若处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智和冷静。
“这不是有修养的表现，而是麻木的反映。精神、肉体双重麻木。”一个研究劳动保护的学者向我们解释说：“三来一补”企业中打工的青年，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一年365天，难得有星期日，人同机器一样长期疲劳运转，哪能有正常人那般闲情雅致！
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工人精力、体力超负荷运转是“三来一补”企业存在的普遍现象。就在樟木头酒店演出火爆之时，80%以上的打工者还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加着班。惠阳一家名叫新艺手袋厂的企业，工人1月加班29个晚上，每晚3小时以上，有4个晚上是通宵加班，1天干了近24小时。有的工厂，中午吃饭只给20分钟时间，吃完饭马上接着干。
这类做法连一些港方雇员也看不过去。一位姓刘的先生说：“有些香港老板赚钱也太不择手段了。”据他介绍：同样的劳动生产率，这里工人月工钱若200元人民币的话，在香港得开2 500～3 00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1 200～1 500元。另外，在香港，工人星期天休息，若加班，3小时发1天的工资，6小时当2天计，而且需征得工人同意。
对工人工作环境的保护更是空白。“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
在东莞某塑料厂，一个普宁山区来的温姓青年向我们诉苦说：他在厂里干喷漆工，这种活不仅在香港没人干，本地人也不干。他也知道天天接触这种有毒气体，无疑是慢性自杀，但他还是要干。因为他不干，还会有别人干，这个工种比其他工种收入高一些，一月有250来元。他已干了两年多，计划再干一年，凑足4 500元存款后，回家学开汽车去。
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和复杂的心理反映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家乡农村，自己为自己干活，比这还苦，但收入却比这儿还低；来这里为老板打工，比为自己干活还轻松一些，收入却高了，尽管这个收入与香港工人相比有天壤之别!
正是这悬殊的三级比较效益，诱使海外“三来一补”业务和内地贫困地区的百万剩余劳力蜂拥进入珠江三角洲，组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不合情而合理，不合理又乐意。这矛盾的现实、纷乱的是非，让这些年轻人愤怒而又趋之若鹜，苦恼却又不愿撤离，难怪乎有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症候特征!不能回避的历史选择百万“移民”下珠江，经济上受惠最大者，当首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正值国际经济结构出现新的一轮大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其实，香港是个理想选择地，但香港消化不了，只能再行扩散，紧邻香港、投资环境较好的珠江三角洲成了理想选择地。这里不仅地价便宜，劳动力价格更便宜，一个电子装配工，在港月薪3 800港币，在此付给500港币就算高了，滚滚的剩余价值就流入香港。无怪乎有人说，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不知为香港造就了多少个百万乃至亿万新富翁。连香港人也不否认，珠江三角洲已成为香港经济的后援地，进入“三来一补”企业打工的百万“移民”便是造成这繁荣的重要力量。
“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一些乡村、派出所的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以及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数)出任官职也不敷使用，输入劳力势在必行。
百万移民下珠江，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仅东莞市的统计即可一斑见豹：1987年一年，外来劳力为该市创造的工业产值达5.48亿元人民币，创汇3 744万美元。以一个外来工人平均每月消费70元为标准，年总计将近有2亿元的花销用在东莞。东莞市第三产业的空前繁荣，与此不无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与其肥水流入外人田，外地人不如回家乡做贡献，何必来此“受剥削”?
我们又一次遇到一个怪圈，一个理论和现实相矛盾的怪圈：不来这里为老板打工，留在家里能洁身自好，但只能守贫；纡“尊”降“贵”，出来打工，不仅能迅速脱贫，收入比在家乡当主人还高得多。“生活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要走出怪圈，恐怕还得再提歌德这句名言。
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地人，通常月薪在120～400元之间，还能拿到超产奖、“红包”、加班补贴等，许多工厂还实行伙食免费或补贴。因此，打工者的大部分收入都能寄回家。邮局里汇款的外地人排长龙，在珠江三角洲各城镇屡见不鲜。
据东莞市邮局的统计，1987年一年，外乡人在邮局汇款有68万余次，汇出款项上亿元；仅12月份，外地人平均每天有2 600人次汇款，汇出款项120万元。而这几年大抓劳务输出的广东山区县龙川，连年劳务收入在三四千万元，占全县国民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劳务收入已成为这类劳力输出大户县解决温饱和增加生产投入的重要经济来源。
意义更为重大、深远而难以估量的收获，是百万移民经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和工业化文明的洗礼。
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进程步履蹒跚的农业国，彻底改造国民素质，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步骤。珠江三角洲号称“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之地”，可在它的进化史上，却因人的关系，也上演过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一百多年前，华侨实业家陈启源最早引进法国设备，在家乡南海县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企业——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意欲把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进中国。可事与愿违，大幅度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引得一些人仿效并达到局部推广现代工业文明这个目的的同时，也威胁了传统生产方式的生存。饭碗被打烂了的手工缫丝工人们，把愤怒悉数发泄到现代机器这个“魔鬼”身上，他们揭竿而起，聚众拆毁了机器缫丝厂。陈启源不得不撤离这板结的土地，把工厂迁往澳门。这段载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轶事说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小生产传统，是多么的顽固，现代工业文明的推广是何等的艰辛！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陈启源的故乡，机声轰鸣，工厂遍地，农民们积极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短短几年不仅本地百万农民“洗脚上田”，务工经商，还把内地百万“移民”推进工业文明的大潮。历史的河流经过曲折、平缓的流动，终于找到了出口，一泻千里。经济巨流要在短期内打通淤积近百年的河道，荒弃了近百年的课业要在短期内补齐，突变和阵痛相伴而生。
没有温情脉脉的“大锅饭”，也没有高枕无忧的铁饭碗，只有商品经济严酷的规律和工业文明铁的纪律。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摆龙门阵、蹲墙根晒太阳、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如今连吃饭、走路都得像冲锋，在严格的厂纪、厂规的约束下，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走进车间工场，只见人人埋头操作，一派紧张忙碌、纪律严明的景象，就连当初受不了苦跑回去的毕节姑娘，也向家乡父老兄弟这样讲述她们的印象：“人家那边，一上班就紧紧张张的，街头上见不到闲人，哪像这里松松垮垮的，成天有人轧马路！”
更深层的变化在生存能力上。一些先期来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广东山区青年，经过两三年的实践，不仅掌握了生产技术、积累了本钱，还摸到了办厂的门路，他们回到家乡办起了工厂，当起了“老板”。在他们身上，保守、狭隘、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已日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自强不息与进取开拓的奋发精神。
虽然，在下珠江的百万移民中，能当上厂长、文员的还只是凤毛麟角；但是，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课堂里，百万移民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程度不一地形成了商品经济意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若干年后，他们回家乡时，将带回一笔可观的财富，成为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事实上，最早输出劳力到珠江三角洲的粤东、粤北、粤西山区，已经尝到了这一实践的“宏观”果实，他们正是通过向宝安、东莞、佛山等地输出劳动力、积累资金、培训人才而逐步发展起了“三来一补”企业的。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经济繁荣，为外地人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培训工业化人才的“商品经济学院”的角色。
百万移民下珠江向人们呈示的，与其说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毋宁说是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它在展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一基调的同时，也向人们奏响了由一节节不和谐音符构成的乐章：诸如老板的残酷剥削与工人的抗争；本地人与外来劳工之间的摩擦；外来劳工正当权益屡受侵犯；政府管理措施亟待完善。问题不断，矛盾迭出，欢欣与苦恼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充满矛盾的现实昭示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过程——资金和知识、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却是不容我们回避的历史选择。
（原载于一九八八年十月《新华文摘》）
珠江三角洲启示录
一大批“放鹅仔”、“种田佬”，一个个摇身一变，都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威力。
商品经济的路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
天时、地利、人和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我国建国几十年形成的经济格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一个地区的经济重心通常都集中在省会城市或是几个主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作为一道鸿沟，一直是无法逾越的。但改革开放12年间，在广东这个地方，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这么一种趋势，山坡上、田野里、池塘边，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座座现代化的工业厂房，形成了一片片的新兴工业区。那么，广州作为广东省经济重点的地位是否已经让位于这些组成北伐粤军主力兵团的乡镇企业呢？比方说电冰箱，五年前风靡全国的是广州“万宝”，现在引人注目的却是顺德的“容声”，它是中国冰箱行业第一家国家一级企业；讲到洗衣机，也不再是广州的“凤凰”，而是中山的“威力”，它是我国家电行业中首家国家一级企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此还引发了广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率代表团的先后南巡与交流经验。你是随行记者，那么能否请你谈一下，你在去珠江三角洲之前、采访的过程中和回来后都有一些什么想法？
田炳信(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以下简称田)：可以。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从时间上讲，应该是从1978年开始的，它是中国“文革”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到珠江三角洲走了一趟就发现，三角洲人牢牢地、始终地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第一真经，而且始终不受各种政治风潮、经济风潮、外国风潮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把商品经济搞好了，把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才能为人们所接受。现在你如果在那儿搞民意测验也好，搞抽卷问答也好，获得的答案都能证明老百姓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
说实话，在纯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珠江三角洲发展商品经济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一派牧歌式的田园风光，盛产稻谷、柑橘、鸡、鸭、鹅，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固有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和含义都泯灭了。但为什么如今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偏偏是珠江三角洲这个并不是中国工业投资规模最大的地区，能够迅速地崛起在经济舞台上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地利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靠近港澳。香港是世界上公认的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好比一打开门，两个最好的启蒙教师就站在你门边上，其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地利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两者叠加造就了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人。他们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解不是死板的、机械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我这次下去看，发现珠江三角洲的群众、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发展商品经济的能力、眼光和勇气，是内地许多干部所不可比拟的。同时，由于过去它在工业基础设施上是一片空白，也没有什么陈规陋习，如同一张白纸，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恰恰在这一基础上，珠江三角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迅速崛起。
王：正所谓“功夫人人有，架步各不同”，人们普遍认为是黎市长上台后的一个高招。那么，这次黎子流市长率团南下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轻装上阵与身负重担
田：依我看，这次黎子流市长率团放下架子，走出羊城，广州老大哥向珠江三角洲的小兄弟们虚心请教、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老大哥、明星城市，在某些方面，如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在运行机制上、在办事效率上，比起佛山、顺德、中山、东莞以及深圳、珠海，都有着一定的差距，他们在跑步，广州在走路。这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态势，对于来自珠江三角洲这块改革热土、又担任广州市长的黎子流先生，似乎比别人更多一些紧迫感。当然，广州与内地的城市相比，也的确迈出了了不起的一大步，但珠江三角洲又比广州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广州作为一个老而大的城市，她肩上有许多负担，也有许多陈规陋习，更有许多眼睛在盯着她；她存在着许多优势，但也有许多劣势，这点与珠江三角洲不同。也就是说，她具备的优势，珠江三角洲都具备；她具备的劣势，珠江三角洲基本不具备。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乡镇企业只是干一些小打小闹、土法上马、拾遗补缺的行当。这次走了一圈以后，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它的许多企业的行政级别充其量只能算股级，有的甚至什么级别也没有，但投资的规模、厂房的面积、员工的人数、产品的覆盖率，都不是我们许多厅级企业所能比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它们的内部机制纯粹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来运转的，所以尽管它们的规模已经绝对达到了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可它们却仍然是生机勃勃的企业。回过头来看，广州的许多老企业却是老态龙钟、包袱沉重。两者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内部运行的不同机制、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等使然。
王：这点应该说明一下，作为广州赖以繁荣的大中型老企业，它们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珠江三角洲的新兴工业企业则不同，它们的历史包袱比较少。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例如，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基本上不用盖职工宿舍楼，每一个职工基本都有自己的住房，他们亦工亦农，八小时以内是工人，业余时间就是农民。单单这点，工厂就可降低成本。而广州的企业单是住房这一项，就够沉重的。一个是轻装上阵，一个肩负重担，这也是两者不太相同的地方。强调两者的差异，也就是强调机制的不同，这是必要的。但在承认不同的同时，我认为更应着眼于两者的共同点。就此，你有什么见解呢？
再次解放思想
田：黎子流市长这次专门提出了广州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的观点。从观念角度讲，这次下去看到的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的领导，他们的观念很新，他们的人才观、机遇观、企业观都不同以往；他们敢于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当然，这里的大前提是遵纪守法，以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当地经济实力为目标。很多企业的经理年龄都很轻，见识也很广。市县组织部门在用人的衡量标准上也不是按过去传统的论资排辈，而是论功行赏。如此才能把一个人的最佳年华、最美的青春在最佳的时刻展现出来，把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社会。而在一些大城市，不管是评职称也好，干部提拔、企业用人也好，不达到一定的年龄，不长出一定的胡子，脸上不出现一定的皱纹，就没法起用。另外，他们在用人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吸纳全中国的英才，而广州要进一个研究生、博士生，在诸如户口、待遇、住房等问题上，比起珠江三角洲来，就有许多麻烦和限制。在珠江三角洲，只要认为你的能力、贡献达到高级工程师的要求，他就任命你为高级工程师，待遇、职务安排等等全部照给。有人说这是不成体统，但是这种对内地太成体统的陈规陋习的反叛，恰恰是今后我们所需要的。
王：是的，它们这种机制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要充分地调动生产力要素，构成庞大的生产力参与竞争。通过这种方式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显示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按劳分配是要把所有的个别劳动折合在全民这一范围内，然后均衡化，再由国家按“社会平均劳动”来分配，由此，国家有关部门颁布八级工资制，所有人员经国家统一考核、晋级。这一制度因违反了社会发展并不均衡这一现实，终而表现为人为地拉平收入、搞大锅饭，它根本不能迅速激发出一大批刚刚冒出来的各种管理、技术人才的积极性。而珠江三角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在集体的范围内，则可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论功行赏。你只要是人才，马上就可以任命你为总工程师，而且由于自治权属于自己，所以能够马上给你总工程师的待遇，比如住房、职权，根本不存在什么繁文缛节。这样就能使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用论资排辈，企业随时都可以认可你、促进你，可见这也是搞活经济相当核心的一种制度。因为说到底，劳动力是生产力要素里最积极、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只要它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从微观来讲，一个企业活了；从中观来讲，一个地区活了；从宏观来讲，一个国家也活了。
透过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各级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调动，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交响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着整个中国。这也是广州的大中型企业所必须学习的东西。
田：这次下去调查最深的感觉是，珠江三角洲的老百姓、领导干部，他们对发展商品生产有着一个极为朴素的共识：商品生产搞不上去、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不去，政府就是宣传得再好，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曾经有位领导人说过，我们的国家不缺乏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已经制造得太多了，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些实在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总得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强。记得一位资深的记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离不开“利、力、理”这么三个字：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实力；理是道理。这三个字的顺序不能摆错。一个地区如果经济发展不正常，就算你今天讲大道理，明天讲小道理，那都是空的，讲半天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把经济搞上去了，再来讲这些道理，人们听起来就会入心入耳入脑，就能接受。过去这些年，我们讲了许多道理，但这些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实力，大话、空话的色彩太浓。
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我国四十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社会办企业、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个深刻的教训，企业基本上不再办社会，它的工人、管理干部、奖金，全部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而不是凝固、停止的。它们的企业大到几千人、小到几十人，都不再办诸如幼儿园、商店、邮局、小学等后勤设施，人员也处于流动状态中。它不像内地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办社会那样，已经到了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和监狱以外，社会上所有的福利设施都有这样一种程度。
王：是的。北方的大中型企业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企业构成、运行方式以及企业办社会、社会办企业等方面的确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这有历史原因，不能简单地怪企业。与北方的大中型企业不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充满活力，这是因为其企业实行了精兵简政，一心一意搞经济，把许多的社会职责都已还给社会，这点也是他们竞争力很强的一个原因。这里面除了两者的主观条件不一样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即外界环境不一样。
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完全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搞的，它的社会也是这样。商品经济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分工与协作的社会化。可以看出，现在的珠江三角洲，其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一方面，许多服务设施都社会化了，这使企业可以把产前产后的许多服务扔给社会，到头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而实现最大的自我效益；而企业彼此之间也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它也从中实现了最大的经济效益。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会治安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全中国的许多罪犯都跑到这儿来犯罪。这怎么办？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就是由国家来定编，一个省的公安队伍有多少人，一个市一个县多少人，然后一个镇有个派出所，甚至一个乡也设立一个派出所。而珠江三角洲则是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成立“土警察”——保安队、联防队。保安队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体，它通过自己对各企业的保护获取收益，所以它不但能不断地发展，而且还越来越大，发展得越来越好。它自己得益，企业也得益。企业通过把一部分利润分给它，从而减轻了自己在这一方面有如枯燥家务般的负担。反观内地搞联防的做法，一个大企业起码要养一个派出所，二三十号人，不胜负荷。
竞争造英雄
田：另外，这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做多大的官、住多大的房、有多高的待遇、坐多好的车等，但发展商品经济以后，把这些带有很强的行政级别意识，说严重点是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的东西给冲得一塌糊涂。比如在顺德，这么个县团级单位,却拥有全国二千多个县里面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仙泉酒店，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内地连许多省会城市都不曾拥有四星级酒店。可是当顺德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就需要盖这样的酒店，就有那么些人来消费、来这儿住。其实，商品经济意识里透露着最强的民主意识。
行政级别意识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使企业单位变得大脑越来越迟钝，胆子越来越小，手脚越来越僵化。而商品经济说到底就是竞争，它不那么温情脉脉。所以我开玩笑讲，今天当面叫你老大哥，可明天就不一定了。事实上，广州有一批曾领风骚的优势产品，现在已经开始让位。以电风扇为例，广州的钻石牌风扇是最早占领市场的，可现在，顺德的“蚬华”、“美的”等，已不仅仅是占领了广州市场，而且还占领了全国的市场，并打入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市场；说到电冰箱，也不再是“万宝”，人家“容声”也上来了。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我说“尊老爱幼”这个词，如果不是从道德的概念上讲，而是从商品意识的角度去看，它是十分落后的一种观念。在商品经济中，信奉的不是“尊老爱幼”，而是“尊能爱强”。
与此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片商品意识很浓的土地上，也产生了一代枭雄，产生了一代豪杰，一代弄潮儿，他们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雷锋、焦裕禄，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王杰，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步鑫生、马胜利等，他们是具有“大生产、大经济、大思维、大眼光、大动作”的一批“大冒险家”。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些带贬义，可是我认为，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可捉摸、不可预计、不可知的东西在支配着，所以我们需要“大冒险家”，就像我们这次接触过的钟华生。珠海西区现在正在填海，一座新城市已经开始崭露在地平线上，但是这座城市是在国家不给一分钱的情况下建设起来的，它不同于建设一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个大企业，而是要建一座新城市。在国家不给钱的情况下钟华生敢去建，而且是在国家“双紧”方针下逆风而上开始建设的。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就非得有着比一般人要强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抗压力，这点可是非同寻常的，而事实上，珠海西区目前的成绩也的确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可以这样不带贬义地说：钟华生是我作为访问者这么久以来所见到的中国最大的“空手道大师”，这是一位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冒险家”。在中山、顺德、东莞、南海，凡是有一个产品能够走向世界、覆盖一大片国际市场的，其产品的后面，必定站着一个或数个甚至数十个这样的人，这是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所特有的一批领导者、实业家、企业家。他们都是“冒险家”，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见解、独特的语言、独特的风格。就说钟华生，他自己就制造了许多“钟华生语录”。例如，“今天借君一杯水，明日还你一桶油”；“集天下人才、钱财、经验之财为我所用”；“大经济、大港口、大思维、大发展、大繁荣”等。我们先不要说他能否成功，单单是这种气魄，就足以令人喝彩。这批新时代的冒险家，敢于按照党的“十三大”定下的总乐谱，扯着嗓子，唱出时代的最强音。这胆略，这豪气，这眼光，正是我们内地包括广州许多企业家所不具备或是不充分具备的。
王：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商品经济舞台上冒出的许多枭雄，他们都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打拼出来的，而不是封的，不是恩赐的。我想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冒出这么些灿若群星的乡镇企业家，就是因为这里提倡了多年来不曾被提倡的冒险意识、建功意识、竞争意识，时化选择了他们，造就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商品经济一个最大的功劳。
商品经济与“杂交优势”
田：还有一样，就是珠江三角洲的“杂种意识”很强。“杂种”一词在中国历来都是极为难听的，而珠江三角洲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崛起，却正得益于此。它利用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的钱财，利用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的市场，结合自己的人缘、地缘优势来发展、壮大自己。
我们过去在采访中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北方村长、镇长，他们与我们在珠江三角洲接触到的村长、镇长是截然不同的。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五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小时，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都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游是很广的。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住。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人又不理解了，认为“见到绿灯赶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是种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句最重要的话。你说一个国家那么大，一个政策颁布下来，它不可能可钉可铆，跟所有情况都吻合，总会和现实存在些差距。太阳在中国的天空上走过还要好几个小时呢，更何况一个政策。
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之所以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占领国内市场到占领国际市场，它遵循的是“不唯上不唯心只唯实”的宗旨。它的这种“唯实”精神，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一个人唯实不容易，中国建国几十年来，在“反右”、“四清”、“文革”当中，有一批人被整、被收拾，其中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真理、坚持了实事求是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影响不能说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认为珠江三角洲人最可敬的，就是这种务实、求实精神，守法不守旧，照办不照搬。
王：讲到内地的封闭状况，这就涉及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不能相比的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其实原来也和北方的农民差不多，顶多只能看到村前村后方圆几公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生息繁衍。为什么两者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差别呢？不是别的，就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开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借助于商品经济和产业革命的威力，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里，它所释放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去开发市场。
现在广东的形势很明显就有这种感觉。商品经济的前提首先在于其市场的开发，市场有多大，生产力就有多大。因为企业家纯粹是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为此，他就要走出去。尽管现在广东人把北方视为畏途，一提到北方就说生活多么艰苦、多么难以适应，但是为了开拓市场，广东人比全国哪个地方的人都要走得勤、走得远、走得活跃。当这些所谓的农民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机会就越多，机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竞争能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企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有实力，越来越壮大。比起内地那些只活动在方圆五公里内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成功机会要多上十倍、百倍、千倍甚至亿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捕捉机会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放鹅仔”、“种田佬”，一个个摇身一变，都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就能使每一个人找到自我，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或者从根本上，甚至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
田：我接着刚才说的“杂种意识”再说一下。珠江三角洲现在很多地方都采取你出土地、他出资金，你出经验、他出设备，你出人才、他出市场这么一种办法，它是一种多元化的自由组合。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市长、县长、镇长都谈到，现在珠江三角洲的人“三多”：一是戴眼镜的多，就是说知识分子多；二是说普通话的多，表示外来人才多，珠江三角洲有些地方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已达到1∶1；三是讲“鬼佬话”的多，意即外商多。这正是他们具有“杂交”意识的结果。他们懂得搞商品经济绝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绝不能搞封闭。你有没有一流的生产线，有没有一流的管理人才，有没有一流的设计人才，这决定着你能否把产品打向世界。
王：发展商品经济，能彻底地解放生产力，充分发掘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不待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如果不解决好的话，珠江三角洲的成功还只能是一种特殊现象，还是不能得到承认和在全国推广。这就是“商品经济盲目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商品经济是靠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规律在调节。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的盲目性”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没能解决。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因此，他提出要由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然后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共产主义史上的实践以及我国这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个难题。“十三大”报告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从经济上说，就是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能否做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珠江三角洲的实践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央的一位老同志不久前有句话：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不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属性的标志。这句话一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联系我在全国采访时看到的一些实践情况，我深深地感到，很多同志讲到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其实不过是一种行政控制经济，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他们进行计划的时候，是靠拍脑袋定盘子，根本不做什么市场调查。比方说，我这个省有5 000万人，下一年大约要穿5 000万双鞋，宽松一点算6 000万双，然后开始下达任务。这好像是计划经济，其实是绝对的统配经济。这样做对市场的反映是很差的，对生产力也造成制约，效果十分糟糕。
现在很多人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总是十分担心商品带来的盲目性，总是用那种行政控制、行政经济去搞所谓的计划经济。这次我到珠江三角洲采访，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真正的计划，只能是建立在市场充分发育、市场充分完善、统一的商品市场真正建立的基础上。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才是比较准确和及时的，根据这个信息再进行决策，才是比较可行的。不然的话，在四分五裂、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下，市场反映回来的信息往往是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根据这些扭曲甚至错误的信息来进行所谓的计划指导，将会对生产力造成很大的破坏。
在这次采访中，曾与许多干部一起探讨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这一问题。比如在珠江三角洲刚刚开始发展的1985年、1986年，商品生产的盲目性确实是很大的。“电风扇大战”、“热水器大战”，一仗接着一仗，造成的损失很严重。一方面，它具有择优汰劣的积极作用，弱者被淘汰，强者生存下来，并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它有消极作用，就是对生产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在这次1988年底开始的、持续两年多的中国市场疲软状态中，珠江三角洲企业的表现都是很精彩的。
许多大中型企业天天在叫苦不迭，等中央来救济。国家用了几十亿元，启动了半天，最后产品全进了仓库，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积压。而广东的乡镇企业非但渡过了这一难关，而且是越战越勇，在这个过程中更以20%～30%的速度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强。这主要反映在中观这一级，尤其是市、县、地一级，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掌握、对市场反馈的灵敏度，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因为当一个企业还是只有几十万、几百万资金的小企业时，它对市场是很难进行把握、捕捉的，它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设有自己的信息反馈网点，但若是一个“容声”、“威力”那样拥有5亿、6亿、8亿元资金的企业，它就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维修服务网点，为它提供信息。它有这样的必要和人力，必要性和可能性加起来就成了必然性。它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启示，真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建立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孕育、发展的阶段，那只是奢谈计划。在市场获得充分发育，企业得以充分舒展，并通过择优汰劣的过程，出现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实力的企业时，再谈计划才有物质基础，讲计划就是顺水推舟了。反之，这种所谓的计划经济只会扼杀商品经济，到头来商品经济没有了，计划经济也没有，只能回复到原来的短缺经济。
田：此外，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现在已到了一定要剥离开来的阶段，政府行为绝不能代表企业行为，企业行为也绝不能体现政府行为。
过去我们常听说企业日子不好过时，就有“厂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的说法，这是很荒唐的。一个小城市有几百家企业，一个中等城市有几千家企业，一个特大城市有几万家企业，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剥离得很清楚的，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务，都很明确；企业该如何去发展生产、筹措资金、交利税，该如何去拓展市场、组织生产、推销产品，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市长、县长、镇长一概不过问，这点很明确。而政府在服务方面也着力提高办事效率，搞服务“一条龙”。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门握有实权、能拍板算数的人请出来，组织在一幢大楼里，每人分给一张办公桌，然后该办的事你就盖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提高了办事效率，企业进一个门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它是在目前机构改革还不能彻底消肿、精兵简政的特殊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种轻型政府。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政府对企业的态度是，要把它摔出去，让它经风雨、见世面，有本事你就长成大胖小子，没本事你就自生自灭，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护。而现在内地许多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还是没有完全分离开。
三次学广东热潮
王：珠江三角洲的“所作所为”还有很多启示，刚才我们已经从观念上谈了五大点，这里我再补充一个宏观背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12年，在这12年中，广东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大概算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伴随着曾出现的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热潮。
第一次是1984年、1985年。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朝圣”、学习。学习的结果当时是否定大于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一个老红军到深圳看完后就哭了，认为广东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南方视察，到深圳，下珠海，并说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开办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是在沿海大循环建立的时候。这次学习过程，以江泽民率领上海代表团到广东考察为主要标志。当时我正在各地采访，了解到其时全国普遍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不错的，但广东走的是异端。虽然它的经济比自己好，但内心毕竟是不服的，学也不行，不学也不行，于是便都学一个“变通”。都“变通”就麻烦了，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不变通不行，它会被许多旧条条框框卡死；但如果全中国都来学“变通”，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央宏观调控的彻底削弱，釜底抽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诱发1988年全中国的抢购风和通货膨胀，于是有了中央的“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
最后一次就是在1990年，出现了第三次学广东热潮。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天津市长、四川省委书记、江西省长等，基本上各个地区都带着人马来了，这次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局面，那就是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服气了。全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老企业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带着各自的一些问题来到广东请教。当然，他们来到广东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对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认账了，承认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雏形；中国非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给全国上商品经济这一课。
这样，就更强化了我们所讲的珠江三角洲的启示，它启示全中国的人们，在全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么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丝亮光。它启示人们，商品经济的路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只会巩固，不会削弱，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田：我再插一句。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后，提出了一个考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即六个字“远者来，近者悦”，意思是说，远处的人都往这儿跑，近处的人不走，而且很高兴。如果套用古代这句话，珠江三角洲现在进入到了这种意境。
（原载于一九九二年六月《粤港信息报》）
珠海：跨世纪的冲刺
珠海被一层美丽的茧裹住了。只有破茧，才能展翅。梁广大和珠海人把茧咬破了。
“低潮不等于死潮；困难不等于困境；困境不等于绝境。”
梁广大说：“我就是脱裤子卖，也要把西区建起来。”
守成与突围
在沉睡千年的高栏列岛，中山先生昔日梦想的南方大港在这通江达海之地已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炮台山下亚洲第一炮填平的滩涂上，正在形成一个按21世纪标准建设的现代化机场；黄尘滚滚的上千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除了机场，除了港口，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跨越伶仃洋，逶迤28公里，直达香港的天下第一桥。
李嘉诚来了！这位世界华人巨富、香港实业巨子见到眼前这番盛况，发出“这是一个奇迹”的浩叹之际，毅然加入了投资者的行列。
何鸿燊来了！霍英东来了！世界不少大财团也争先恐后涌了进来。1990年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采访霍英东这就是珠海西区，这就是今日珠海。
五年前，当梁广大推出西区发展战略并代表珠海人向世人宣告：十年后珠海要成为南中国的大经济区时，相信的人寥寥无几。而今天，相信的人已同昔日不相信的人一样多。
五年弹指一挥间，五年使珠海换了天。
回首20世纪80年代末，珠海人面临的是怎样一个格局？经济大潮在珠江三角洲涌动了十年，不用谈深圳这个特区老大哥，珠海甚至还逊色于三角洲的一些兄弟市县，邻近的顺德佬发了，中山人富了，连惠州都在崛起。身为特区的珠海显然差了一截，最明显不过的是缺乏能够顶起大厦的产业支柱。市长梁广大面对的是一盘很难下的棋，如果这个“劫”打不下，棋就走到尽头了。
应该承认珠海的先天不足。她毗邻的是远不如香港发达的澳门；无铁路、机场，没有像样的港口，到广州只有两条路，但要经过三个市；特区最初只有6.81平方公里，尽是无人烟的荒滩荒坡，还分为不相连的三块，拍摄《跨世纪的冲刺——珠海启示录》时采访当时的市委书记梁广大（右一）经过两次扩大至1988年才有了包括市中心在内的121平方公里。有两件事很可以说明珠海人当年为自己画的“圈”有多大，当年建在荒滩上的直升机场，三年后陷入了市中心；港口定在难有发展余地的九洲，1984年以前市政府绝不向银行贷款，建九洲港的资金是卖掉两船钨砂的钱，所以只有两个泊位。1984年以后，号称“胆大”的梁广大大举借债，七通一平，外引内联，珠海经济每年以30%～43%的速度递增，到1988年工业产值已近100亿元。但梁广大心里很清楚，眼前的空间已无多大选择余地，整个产业结构是轻型加工业，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对苏贸易只是些“盒子工业”、“最后的晚餐”，基础产业却上不去。
珠海被一层层美丽的茧裹住了，凭着当时的经济收入，50万人蛰伏在茧中安居乐业也未为不可，风险也不大，然而珠海将没有经济支撑点，在未来，在亚太经济圈将没有珠海的位置。只有破茧，才能展翅，梁广大试图咬破这层茧，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珠海的“死劫”就是港口，一个优良的港口。“得港口者得天下。”20世纪80年代，是广东各路诸侯争建内河港的年代；跨入90年代，一场争夺出海口的“海湾战争”取代了内河港口争霸战。环顾广东黄金海岸线，从东到西，汕头港、惠州港、盐田港、蛇口港、赤湾港，还有中山、湛江、茂名港，争雄斗艳，一字摆开。珠海也在极力寻找港口，无疑珠海为自己选择港口的同时也是为自己将来在广东，在中国，乃至亚太经济圈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梁广大的抱负是“不以珠海论珠海”，珠海人要站在更广大的“宇宙”空间为自己设计未来，寻找港口。
本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有一个宏伟的设想：在靠近金星门的珠海唐家湾建立一个南方大港，以“实握珠江两边之交通枢纽”、“实操滇、黔、桂三省经济发达之权”，开辟“粤省对外交通之要径，自操商业之枢机”。世事如烟，直到这个世纪末，中山先生的遗愿才算被他的后代们付诸实践了，不过不是在唐家湾，而是珠海西部的高栏港。
高栏港（今珠海港），外连大海，内通西江，逆江而上可达粤西和云贵；她腹地广阔，依托港口可建大工业群；还有珠海电厂和作为华南煤炭中转基地的码头。这些都给珠海港定了性：它绝不仅是珠海一地之港口。
在我们的采访中，珠海人一致认为，没有西区，就没有珠海的将来，珠海的资源在使用上就会受到限制，发展高科技会缺乏配套设施，工业的规模、产业的性质都将受到制约。今天，在西区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上，一个比上海浦东还要大的空间为珠海人打开了翱翔的天地。尽管珠海的大经济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序幕已经拉开。
有人说，梁广大把钱扔到西区没有打水漂还真成了气候，完全是运气，赶上了房地产热。曾主持西区可行性研究的包于黄经济师却说：“机遇公平地给予每个人，没有珠海五年的准备，哪有今天的‘运气’？”
珠海的天地大了，气魄也大了，“狂想”连连，西区带来的震撼还没让人醒悟过来，它又在着手建跨海的伶仃洋大桥，以接通香港；建跨海的黄茅海大桥，连上珠江三角洲西部的新会，让陆路接通粤西；珠海的道路也随气魄变宽，珠海大道等主干道从6车道扩至8车道，最后由于伶仃洋大桥计划的出现而变成16车道。珠海市政府的作为早已超出一个市级政府的范围，人为地创造条件的珠海提高了一个档次。
难怪李光耀会说：珠海的气魄比我们还大！
难怪李嘉诚会说：珠海是个奇迹！
弄潮儿当向潮头立
农民企业家钟华生与市长梁广大有着极为相像的一点，都有那种敢于把伟大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气魄，这也就注定了他将成为梁广大西部战略的一部分。
现在人们说：“如果没有钟华生，西区的龙头甩不起来，梁广大‘大珠海’的构想将受极大影响。”据说，当年梁广大“点将”时，颇受压力，因为据说钟华生是个优点和缺点都突出的人。梁广大力排众议：“我非常清楚他的功过，他难能可贵的是思维活跃，敢想敢干，而且干一件成一件。”20世纪80年代，作为农民企业家的钟华生在白藤湖带领几百农民兄弟赤手空拳曾干出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第一家农民度假村，这番业绩成为梁广大说服众人的最好例子。于是钟华生掌先锋印挺进西区。
“钟华生只能是一世英雄，当不了二世英雄，不可能再有一个白藤湖。”一位自认为很了解钟华生的北方干部曾断言。然而，他错了！钟华生再创奇迹，把西区搅得轰轰烈烈，中外皆知，高潮时，上百个施工队在西区的黄尘中驰骋。1992陪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中)采访珠江三角洲,在珠海西区考察,右为钟华生。1988年底，经济像天气一样冷，钟华生两手空空，带着一彪人马在三灶的东嘴（现金海岸）扎下营来。放眼望去一片荒凉，当时从这里到珠海要绕道中山走两三个小时。市里拨给钟华生的资金40万元尚未到位，可钟华生胸有成竹：“没有问题，一分钱没有都不怕，国家没有钱不等于民间没有钱，中国没有钱不等于外国没有钱。只要给政策就行，我可以把全世界的资金吸引到这里！”然后他把东嘴改名为“金海岸”，意为吸引黄金，产出黄金之宝地。
钟华生说得不错，据统计，当时全国民间储蓄已达到7 500亿元，相当于国家当年全部财政收入2 810亿的2.7倍。在总储蓄额中个人所占比例由23.55%上升到65.91%。搞一片开发区按正规军的“打法”，要么向银行贷款，要么等国家立项，而银行“嫌贫爱富”，国家又顾不上，外商又不是“慈善家”。因时、因地制宜，钟华生运用的是从民间启动的“人民战争”战法。
“向海要地，以地生财，以财发展。”
“今天借你一杯水，明日还你一桶油。”
“施工队，你自带资金为我施工，待我滚动起来再回报，还钱或者给地。”
“民间百姓，你来投资，100元一平方米宅基地，优先招工……”
西区诞生后的第一声啼叫就异常响亮，预示着她的“强壮”。啼声即刻震动四方。“珠海西区”的名字叫出去了，珠海的居民开始忙碌起来，亲戚、朋友、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频频致电，打听西区。企业来了，外商来了……钟华生集得数亿元资金，1989年平均日进10万元，1990年日进50万元，1991年日进100万元，到1992年日进300万元。4年共引进建设资金21.3亿元。西区启动了，滩涂被填成平地，平地矗起大厦，机场飞起小飞机。
香港的莫氏兄弟是受钟华生的鼓舞最早踏上西区的外商，他们在金海岸建起了别墅群，在金海滩开了酒店。“像当年美国西部的开发，总要有先驱者。冒的风险最大，得到的利益也必将最大。”西区土地的迅速升值，外资的大规模涌进，证实了莫氏兄弟的坚定信念。最近，他们再投资6.3亿元在西区建机场、酒店。
5年来，钟华生在西区吸引投资30亿元（不包括市政府为西区骨干工程投资约40亿元）完成了六通一平，完成了金海岸的生活配套，建起一批工业，拉起了南水到高栏岛6公里长的连港大堤。高栏港（今珠海港）奠基那天，海面上泊满了空岛而出高栏人的船，南水人也赶几公里的山路把奠基石围得密不透风。两岛人由衷地呼喊：“邓小平万岁！”“钟华生万岁！”港口使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而这30亿元的资金是靠钟华生的民间启动之法筹集来的。
钟华生对数字的记忆好像很差，常记不住自家电话而要去问旁人。然而他对资金的运作心算极快，多少滩涂，可筹多少资金，填海造地的成本是多少，回报是多少，如何分利，如何滚动，算得滴水不漏，数字一清二楚，深深刻在记忆中，随口道出。
“集天下钱财、人才于西区。”钟华生以“共享经济”的理论广招天下财的同时，也广揽天下贤士。他的演说极富感召力，有位大学生受不了西区的“黄土恐惧症”，几次想离开，但一听到“钟老板”充满激情的演说，又恢复信心，最后不仅安家，还带来了几个同学。
“低潮不等于死潮，困难不等于困境，困境不等于绝境。”钟华生这种富于哲理而又有远见的话很多，正是凭着这种哲学思想，凭着这股勇气、气魄，为珠海市大举挺进西区蹚出了一条宽阔的大路。
地皮经济学
珠海实现大西区的宏伟构思至少需要700亿元人民币，一个天文数字！
——绘制西部蓝图的1988年，珠海的财政收入仅4亿元。
——无论一分钱怎样掰成两半花，也无法想象只有4亿元身家的人如何胆敢去干700亿元的事。
梁广大就敢。
钱从何来？有地！土地就是珠海的魔杖。
自从深圳一声锤响，“土地是商品”这句话终于被承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修改了宪法。从此，土地越来越炙手可热，仅1992年全国一下“批发”出去8 700个开发区，大部分土地是被无规划地低价圈出，其中又有70%空置着。在土地的炒买炒卖中，政府显得苍白无力，手中能控制的土地所剩无几，资金回笼不多，银钱却哗哗地流入炒家袋中。有专家惊呼：以此速度发展下去，三五年后，多数城市将无地可供；若干年后，政府用地有可能要有求于地产发展商。
“炒地皮炒不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也必须扮演重要角色。”珠海政府的远见在于它早在1988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全国率先进行行政干预，及早结束了珠海市内的“圈地运动”，市长一屁股坐在土地上，实行“五统一”，把土地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地价受政府的控制。于是土地就变成了珠海的大钱袋：珠海市靠土地的滚动，驱动着西部战略由图纸走向现实。
1988年以前，珠海市靠商业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土地不在政府手中，政府把路开到哪儿，企业就把地征到哪儿；企业得好处，政府却背包袱。企业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但是政府永远无法从企业的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银来。地产公司把地瓜分了，珠海政府为七通一平已投入了20亿元，但6年才回收了两千多万元，市政建设已难以为继。1988年，梁广大使出了强有力的铁腕，不管一片的诅咒和哭爹叫娘，统征了所有的土地，并从房地产公司收回了几千亩空置地，统一开发，把生地变成熟地，毛地变成宝地，低价地变成高价地；然后统一规划，统一价格，统一出让。夏湾那一百多万平方米的沼泽地，经政府开发后价格猋风升，一年内全部高价出让，土地的出让费、配套费回到政府手中，由政府再投入到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中。投资环境的改善带动了土地的升值。市政府在开发出让土地的同时，积极围海造地，“用地一亩，造地十亩”。从此珠海市政府进入了“造地”、“卖地”滚动的良性循环，以地建城，以地养城，以地发展城市。土地的滚动越来越快，地越造越多，几年来造地23万亩。难怪海外有人说，珠海市政府是今日中国大陆最有钱的政府。其实不是最有钱，而是握住了最能生钱的地。
有了地，政府的腰杆直，胆气壮。不仅有了开发大西区、建设一个现代化港口城市的气魄，而且有了启动西区的资金（市长梁广大说，1990年以后，市政府没有再贷过款。而5年来政府投入到西区已有40亿元）。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电厂……珠海是靠土地的“产出”启动交通能源项目，由此展示珠海的实力和远景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海内外的资金向珠海聚集，共同建造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样一种集资模式还有利于把珠海推向国际。
土地还成为珠海市政府手中的杠杆，用以调整产业结构。政府强有力地控制着地价，利用级差地价，搬迁、拍卖了一批夕阳工业；一些企业只把中枢留在市中心，把占地多的工厂迁往西部。与此同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软件基地、生物工程等高技术、高回报的项目进入市区。
土地就是珠海的魔杖，在珠海人手中变幻出一个个大千世界。
麻布与锦缎的辩证法
美国历史说：假若没有斯坦福，没有横跨美国东西的两条大铁路，可能就没有美国今日之繁荣。
今天珠海人说：“假若没有梁广大，没有珠海的西部战略，就没有珠海今天的万商云集。”1992年11月，珠海市向海内外发出600封参加珠海投资洽谈会的邀请函，而前来的海外投资商达八百多家，签约35.1亿美元，这在珠海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此之前，珠海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个洁净得“空气可以出口”的花园城市，是个休闲、度假、养老的好地方。而一谈到工业、谈到投资，人们就会摇头。曾几何时，海外一跨国财团想把珠海作为它向祖国大陆乃至东南亚扩张的基地，向梁广大市长打听码头的情况，当他看到当时珠海最大的货运港——九洲港，只能勉强泊1万吨货轮时，转身走了。1989年以前，珠海只有一千多家外资企业，而且规模很小，注册资金上百万美元的就算是大企业了。当时最大的独资企业是一家鞋厂。本地的工业就更差劲了（现在珠海有了“丽珠”的药、“兴业”的玻璃、“格力”的空调、“华丰”的伊面、“卓夫”的衬衫、“亚洲”的传真机）。而当时，没有一样产品堪称名牌，没有一家企业能上规模。那时珠海也想建一条从唐家到广州的铁路，改善自己的交通，不过着眼点还是老城区的香洲、拱北，然而外界竟没有任何反应，外商从拱北关走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路，戏称：“社会主义的路越走越难走。”
有人说，1990年以前的珠海是块麻布，无论你在上面绘多少彩、绣多少精致的花，它也还是块不值钱的麻布，所以外商不愿意来，内地来的也不多。香港巨商李嘉诚承认，过去他曾来过几次珠海，不过都是去打高尔夫球，在投资方面从未注意过珠海。阿拉伯某国的公主也带她的智囊团来过，但失望而去。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亲自邀请他的日本朋友组成考察团来珠海，去了正在开发的西区，可是王震副主席的面子并没能让他的日本朋友动心（“友情还在，生意不谈”）。
其实，梁广大在“环保市长”的美誉中完成他的任期也应该满足的，但他就是有股“野心”，不甘心珠海的落后，不甘心屈于自然条件，他要人为地把麻布变成锦缎，将这颗明珠剥离出来，让她成为东南亚的明珠（他要让整个中国在进行战略部署时不得不考虑珠海）。梁广大发誓：“我就是脱裤子卖，也要把西区建起来。”
今天，珠海的铁路动工了，两个2万吨码头试营业了。整个高栏岛成了港口区，一百多个1万~20万吨的码头陆续动工。88平方公里的港地将使珠海港最终达到2亿吨的年吞吐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型机场将在近期启用。大型供水工程也即将完成。与此同时，珠海的产业结构也有了大幅度的调整，近两年珠海已不再签约“三来一补”和简单的装配工业，而是向高科技和化工业、基础工业等现代化产业跨进。电子工业已摆脱了“盒子装配”，从家电到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形成相当强的配套能力。
珠海真的变成了一块绚丽的锦，愿意锦上添花的人多了：李嘉诚来了，霍英东来了，何鸿燊来了，当年被王震邀请来时只谈友谊不谈生意的日本人这次真心实意地同珠海签了约。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到珠海一趟，回国后极力向新加坡人推荐，随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再次考察珠海。珠海的机场、港口、铁路、伶仃洋大桥和整个西区成了海外财团的投资热点。继电厂和集装箱码头之后，李嘉诚又有意向购买已建成的两个2万吨级码头50%的股份，并对伶仃洋大桥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美国国际基金集团为这座大桥投资20亿美元，美国帝国有限公司一气与珠海合作了5个项目……国内的众多超级公司也介入珠海。如今，甲乙双方的位置变了，珠海从被动变为主动，外商动辄投入几个亿，与当年的几百万形成了天壤之别。
跳出珠海看珠海
如同选择边陲小镇深圳作为特区，是因为它毗邻繁荣的香港那样；15年前，特区的设计者们选择南海渔村式的珠海为特区，自然是考虑到有一个可带动它发展的澳门在那里。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月哟！从澳门来的第一批外商，我们是用自行车从拱北海关驮过来的；接第二批外商，交通工具变成机动的，但也仅是手扶拖拉机。”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昔为第一批特区开拓者的邹炳辉，对比今昔，顿生不胜唏嘘之慨。
极大的落差，亦给珠海带来了特有的辐射效应，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大批的国内旅游者涌入这里——并不是为了一睹珠海渔女的神韵，多是为了从特区的拱北这端远眺一下高楼林立的彼侧，贪睹一下澳门那“东方蒙地卡罗”神秘的华彩。环岛游开办起来，澳门游更是生意滔滔。
“东方蒙地卡罗”兴旺的观光旅游生意，丢给国人的其实是一个冷酷的现实：贫富悬殊，落差鲜明。初生的特区，何日才能赶上老牌的殖民地？这似乎是个遥远的奢望。
今天我们又来到拱北。站在制高点南眺，拱北、澳门，高楼交错，繁荣互融，看不出谁高谁低。
进入澳门，站在这有300年历史的殖民地北望，珠海、澳门，差别更是浑然不觉，繁华浑然一体。
落差的消除并不单体现在外在的繁荣上，更深层次的是体现在内心深处里。
“以前珠海的发展靠澳门带动，现在地位调了过来，以后澳门的发展，得靠珠海来带动了！”澳门公务员协会的会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坦然承认。不仅是头脑敏锐的公务员，在澳门，我们采访了著名商人、经济学家，不论观察的角度有何不同，他们对时势轮转、珠海将成为澳门未来火车头的见解不谋而合。
道理是明摆着的：珠海有大港口、大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布局上，不仅有着眼21世纪标准的立体交通网络，而且通过这发达的网络还将广东以至华南经济圈揽入自己怀抱，在华南经济圈新的分工中抢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有利地位。而澳门，孤悬关外，没有深水港、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狭小的17平方公里面识，蜗居着三十来万居民；尽管有一个建设中的机场，也是一个根本无法同珠海机场相比的小机场。
一个梦想！一个15年前还被认为是虚妄的梦想，今天已被壮美的现实所替代；一个现实，一个活生生的壮美现实激励着珠海人更展宏图，再上台阶。
“跳出珠海看珠海——珠海必须站在南中国的范围内来确立自己的战略方位。”展望21世纪，梁广大代表珠海人喊出的是这气吞山河的新思维。而作为体现这宏大思路的重大战略举措，就是要跨越伶仃洋，逶迤28公里，修筑一条接通香港、天下最长的跨海大桥。
再也用不着操心这一耗资近乎天文数字的超级工程的资金来源，工程还未出台，它早已成了众多国际大财团争抢的肥肉；也不用操心这一巨大工程的实施运作，珠海人有西区开发五年多的丰富实践。
殚精竭虑的梁广大早已把目光放到了20世纪末，甚至21世纪：待西区战略全部实现，待香港这个世界金融、经济中心同珠海这一超级经济高地一连接，珠海在即将到来的太平洋世纪亚太经济圈中占据一个什么有利地位，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跳出珠海看珠海，跳出珠海建珠海。珠海人自会用这一新思路指导自己未来的实践。
这是一场跨世纪的冲刺！其间充满着无穷的艰险和挫折。不论人们怎么评价它的过程，但历史最终会做出这样的评价：这场冲刺的最终结果是小平同志“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伟大构想在珠海得以实现！
（选自电视主题片《跨世纪的冲刺》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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