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摄像机旋风——跨越媒体的影视策划

1998年元旦前夕，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网即“国际交互网络”上，信息高速公路的“交通”十分繁忙，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驾驶”着特殊的程序软件，匆匆“奔往”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音乐会大厅。

这是全球首次通过计算机网络转播一场新年音乐会，由名为“咽络音乐”的一家多媒体公司提供“信息交通”软件，由美国最大的商业性网络“计算机服务”转播。

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

电视卫星乃至国际交互网络，把五大洲四大洋的亿万观众在同一个时刻召唤到同一个舞台或球场面前。发行量数十亿的形形色色的报刊、几十万座以各种频率不停播放节目的电台、无以计数的情报信息媒介，每日每时都以铺天盖地之势，覆盖、落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多媒体的世界。

在诸种现代媒体中，电视无疑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与强大的竞争力。电视，是集图像、声音、文字于一身的现代化传播手段，是多渠道传诵的“立体新闻”，其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传播的形象性与生动性，均是报刊、电台无法与之匹敌的。

过去，人们在阅读报刊一类印刷媒介或收听电台广播时，往往需要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才能在脑海中“想象”出新闻人物或事件的画面。而电视进一步把人们的眼睛延伸到千里之外的新闻现场，把生活图景以直接映象的形式摆在人们面前，使人不单了解事件进程，而且目睹现场，感受气氛，直接体察，全程参与。这一优势，使其拥有大大超过报刊与广播的受众。随着电视专题片的发展，报刊所擅长的深度报道、报告文学、政论纪实等形式，也被引入了电视摄像机纵横驰骋的领域，令电视一时成为传播骄子。

以诉知社会、诉求受众为目的的现代策划业，日益重视运用多媒体的综合推广效益，其中，电视手段无疑是策划家们的首选武器。

王志纲从文字媒介跨越到电视媒体，并非他刻意的安排，最初只是一次“客串”，具有“玩票”性质，没想到一不小心就“串”出瘾来，反客为主，且越“玩”越大，连获大奖，轰动一时。王志纲如同电影《红菱艳》中的明星一样，穿上电视这双“红舞鞋”，不由自主，无法驻足，不仅搞编导，还赤膊上阵当“主持人”，最后终于“跳”出了体制之外，成为一个以策划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了。

“野牛”闯进电视圈

早在1992年初，一个偶然的机遇使王志纲无意中跨越了媒体。

在前一年，他与胡国华、刘婉玲合作的系列报道《珠江三角洲大趋势》、与田炳信合作的《珠江三角洲启示录》长篇对话，形成一股强烈的“珠三角”冲击波。但是，内地有一些处于闭塞环境下的人们，由于对过去宣传中假、大、空的厌恶，仍然对珠江三角洲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1991年年底，年近70岁的新华社社长穆青风尘仆仆地南下广东，在广东分社社长与王志纲的陪同下，对神秘的珠江三角洲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采访，决心给香香臭臭的广东一个“说法”。三人讨论思路后，由王志纲执笔写成初稿。在北京，穆青召集南振中、冯健等“新闻高手”十几人，关起门来改了半个月，字斟句酌十几遍。“大江流日月”，这是原文中的一句，前辈们追根溯源，改为“大江流日夜”，就连“BB机”应改为“BP机”这样的细处，大师们也注意到了。

1992年1月30日，《风帆起珠江》由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几乎就在当天，一列特别列车悄悄驶离广东，身穿灰色夹克衫的邓公，神采奕奕地结束了南方视察之路。

《风帆起珠江》机缘巧合，竟成了邓公南方视察的舆论前奏，珠江三角洲又一次成为内地人南下取经的热点。不少原来对广东持有偏见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后，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促进派。王志纲由此受到很大的启发:“百闻不如一见”，如果能使文字信息变成“实况转播”，将会教育和争取更多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历史的创造者，包括那为数众多的文盲和半文盲。生活在南北纵横数千公里辽阔国土上的十多亿中国人，不可能都有机会来珠江三角洲亲身体验一番，如何让更多的人“耳闻目睹”活生生的珠江三角洲改革新貌？唯有借助电视这已进入千家万户的超级传媒。正是这一点，使王志纲有了介入电视的最初冲动。

无巧不成书。广东电视台的老编辑张锦庆以及青年电视工作者黄慰汕、张陆游，看了《风帆起珠江》一文后，也在到处找王志纲。他们想以此为素材，着手拍一部反映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成就的电视专题片，但是又深感功底不足，积累不厚，难以从宏观上把握，于是“三顾茅庐”，诚邀王志纲加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志纲认为，要从文字跨越电视媒体，必须首先对中国的电视专题片的由来与发展，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把握。

他在加入《大潮涌珠江》摄制组之前，首先与电视行家们进行了一次“思维撞击”，以确立此片的策划思路。

中国的电视专题片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闻剪报式”的阶段，就像我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某些片子，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相当于宣传橱窗，只不过它会动而已。解说词写好后，可以由导演任意摆布，把一种立体的东西变成了平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宣传状态下工作的。后来呢，出现了以《河殇》为代表的思辨型电视片，由于产生了巨大轰动，便出现了一种时髦，无论江湖上的野路子还是电视行家，一提到大片子就得是政论片，言必称政论，好像不政论就上不了层次似的。发展到极致，以至于连以批判《河殇》为己任的一些大片子也逃不掉《河殇》的窠臼，还是一派坐而论道、大气磅礴、慷慨激昂、主题先行的模式。这个情况持续了三五年，老百姓已经腻了这一套，所以我们要结束这种状况，带个头，采取一种新思路，叫做“原汁原味，返璞归真”。这可能是电视专题片进入新阶段的开始，虽然从技术上它是“小米加步枪”，但由于“原汁原味”，老百姓和社会上较容易认同。于是，王志纲带着一支“小米加步枪”的轻骑队，悄悄地扑向了神秘的珠江三角洲。他们在对数十个城市、乡镇、企业工厂的扫描和百多人物的采访中，不预先通知，不设台词，不搞彩排，不造场景，而采取现场采访、即时拍摄、同期录音的办法，有的甚至是抢拍、抓拍、偷拍。

于是，一个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东莞市桥头镇的老街区，房屋大多陈旧，街上空无一人，少数几间开着门的房门口，几个老太婆正在打瞌睡。记者们叫醒了一个老妪，经过不厌其烦的对话，才弄清楚:

仅仅在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喧闹的街道，如今早已人去楼空，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老太太留守旧房。一幢幢、一排排的新楼，又形成了新的街区，那才是年轻人的家。三角洲农民独家独户的小楼，铁闸房门紧闭，门上的“猫眼”特写。记者们作为“不速之客”，录下了敲门、开门、进门的全过程以及农户主人不知所措、困惑的眼神、回避镜头的尝试、啰嗦的话语，这一切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农户的家中装有电话，记者们问：“这电话能直拨广州吗？”

“能，全国也行，全世界都行。”

“那我马上试试看。”于是，记者拨打电话，打到广州家里问事，到把话讲完，放下电话。镜头拍下这一切。

茶楼的早晨，十几个西装革履者在交谈。记者突如其来，插入镜头，几个人溜之大吉，剩下几位说他们是“谈生意”的。做什么生意？

有色金属。

做有色金属的老板一般都在这个茶楼喝茶吗？

一般都是。

那你每天都来吗？

差不多每天来，不出差就来。

来了一是喝茶，一是交朋友，还有什么？

看价格怎么样。

广州价格、全国价格你们都知道吗？

基本上知道吧。在三角洲的一家乡镇企业——美的家电厂，记者们无意中听见厂长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博士”，立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马上提起摄像机跟踪抓拍，在一间实验室里找到了只有27岁的马军博士。

下面是播出版的“原汁原味”采访：你就是马军博士啊？

是。

这是搞什么？

这是节能空调。

你们最新搞的产品吗？

是。

准备运到哪儿去？

送到北京轻工设计院检测。

（转向陪同的何副厂长)何厂长，小马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8月份，从学校博士毕业后。

在你们厂、在珠江三角洲，他可能是唯一的博士吧？

是广东乡镇企业唯一的博士。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是。

你当初怎么想到这地方来的？

(《羊城晚报》)登招聘广告，这里要制冷工程师，我就来了。刚来时国家能源政策要求研制节能空调机，厂里就把任务交给我了。

你学什么专业？

传热的，与空调相通，现在这机器试调的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体积相对小，重量轻……

一台能节能多少？

比国内一般空调省电36%～40%。

那马博士算是做了一大贡献。

主要是厂里支持。

你来了才几个月，这里同你当时想象中的乡镇企业有什么不同呢？

当时没想到乡镇企业那么重视人才。我刚来美的，也是想试试看，现在能待下来，完全因为厂里对我非常重视。总经理说，对厂里100万退货我不伤心，走一个知识分子我是很伤心的。乡镇企业家有这样的气派，大大出乎我意料……领导重用我，给我很多机会，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厂里聘我当高级工程师，如果在内地，这是不可能的。不光是能力问题，还有论资排辈问题。

小马一来我们就破格取消试用期，作为正式工程师。

何厂长，你这么懂得知识分子心理，你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吗？

我本人也是个工程师，1988年从广州来，也是招聘来的。

原来是广州什么单位？

在广州华凌电冰箱厂，干了10年。

你在广州有那么好的地位，又是广东人，怎么想到乡镇企业来呢？

在广州工作不能说不好，作为工程师，想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们这里搞一个新厂，一年不到就投产，同时把旧产品淘汰，开发出6个新产品。

何厂长，你作为总工，请教你，在广州和在顺德，科技人员都不笨，为什么在传统的结构里转换不了生产力，而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快？

(马抢答)中国知识分子确实聪明，但受传统观念影响，把地位、职称看得很重，而我来前就抛弃了这一切。我是博士，完全可在国有企业混个官当的，也可在高校混个教授，但这没多少意思，还是干实际活儿好些。我总觉得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现在出国潮很猛，当时我也想出去，但现在让我去美国洗碗，我不会了。基本生活满足了，精神上有更高追求了。为知识分子多创造些机会，出国潮就没那么厉害了。

马博士这话很有道理，你到这里很有成就，领导看重，姑娘们看不看中你呢？

这种事碰运气嘛！自己也难说，在这里成家立业，也要看机遇。

你一定可以找到好姑娘的！在出现了类似采访马军的若干个戏剧性场面之后，主持人王志纲的评论只有一句话：“人往基层走，水往高处抽”，是珠江三角洲近年流行的一句新格言。这句反其道而用之的俏皮话，倒是揭示了珠江三角洲人才流动的新趋势。真是“画龙点睛”了。

《大潮涌珠江》长达8集的片子，其中90%以上都是现场抓拍的生活实景。王志纲的拍片方式大逆常道，别人是先生本子，再分镜头拍摄；他是先下基层，拍上几十盒“原汁原味”的带子，再从中选择材料，剪成本子。他说这是为了防止陷入“主题先行”的误区。

因为这种随机采访的工作方式，“主持人”的角色就很难找了。因为过去的主持人均是按稿念词，背个滚瓜烂熟就行了。现在却要跟机行动，随机应变，在分秒必争的采访中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地提出问题，并敏捷地在对象的言谈中准确地抓住中心问题，捕捉闪光的思想。而这方面，一般的主持人自然难以胜任。倒是带队的王志纲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1993年拍摄《大潮涌珠江》时采访中山市市委书记

于是，王志纲被“逼上梁山”、赤膊上阵，平生第一回上电视主持节目。不料他一口贵州口音的普通话，居然能将整个场面控制得住，而且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主持风格，别有一番个人魅力。

《大潮涌珠江》一炮打响，“原汁原味”的原始制作方式，出乎意料地受到厌恶假、大、空的观众们欢迎，带动了中国电视片的一种新潮流。不少内地以至海外的电视台纷纷前来洽谈交换或购买该片的播出权，不独中央电视台，还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播出了这套节目，美国的一些电视台也进行了特别介绍。

当年，《大潮涌珠江》获中国改革开放电视片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

初次“触电”的王志纲，如同一匹“野牛”冲进了温文尔雅的电视圈，掀起了一阵阵新的冲击波。

北方高地的诱惑

1992年夏，《大潮涌珠江》由中央电视台向国内外播放之后，正在和广东较劲的山东轰动了。那时，王志纲正在进行“一个夏天的访问”，路经烟台市，血性的胶东汉子发现来采访的“王记者”，原来就是《大潮涌珠江》的策划人与主持人。胶东人如获至宝，当即就想把这个高手“截留”下来，拍一部《大潮涌胶东》。虽然是采访中的一次“走马观花”，王志纲也想对中国北方这块新崛起的经济高地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双方一拍即合。然而，为了把“王记者”从广东“借”到山东几个月，山东人使出牛劲，前前后后也用了一年时间，动用了许多内部关系，最后才感动了“上帝”。

如果说王志纲的第一部片子是针对时弊，矫枉过正，用摄像机进行随机的纪实采访；那第二次“触电”就不能再重复这种技巧，王志纲决定“尝试用电视摄像机搞社会调查报告”。他一头扎进胶东3个月，力求为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特色的北方社区，找寻和总结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致富新路——他称之为“第二条富路”。

农业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曾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在王志纲看来，把农业文明、传统文化一概放到现代化的对立面，只能导致宿命论和悲观主义。12亿人口9亿农民，这是中国的国情。只有在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中找到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结合点，传统才能走向新生，农村才能走向现代化。

可喜的是，在胶东半岛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相嫁接，结出硕果、创出奇迹的事例和趋势。

在这里，崇尚“数马争先”的带头致富，也崇尚“万马奔腾”的团体精神，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一批新型农民，更愿意“全村人都富”而不是“一枝独秀”。

在这里，“合资首先要合心”，重情感沟通的经济道德代替了尔虞我诈的经济陷阱。

在这里，人们并未简单地抛弃“以农为本”，他们在“农”字头上做文章，按企业化经营，加入海内外市场分工网络的果树工业、蔬菜工业、海洋工业。在他们眼里，农业同样可以搞“三来一补”，农业之“业”同样可以形成产业、产业利润。

在胶东半岛的海阳县，王志纲遇见一位传奇人物——年已63岁的姜老太，她有个外号——“姜老二”。

“姜老二”是“二好汉”的意思。她12岁当儿童团长，15岁入党，淮海战役时是支前模范，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也是领头人。奇就奇在开放以后，她又成了“引进外资”的大能人，经她一人的手创办了7个中外合资企业，总共3000万元固定资产。1993年上半年，她又一手引进外资八千多万美元。

按县委规定，引进8000万美元，应奖励“姜老二”80万美元。结果她一分钱也没要，捐献给农村办学校，办养老院。

“姜老二现象”——一个人富，更要集体富。在胶东，人们最推崇的道德观是：致富不忘大家。另一位农民企业家如是说：“物质富有不是真正富有；物质加精神，才是最大的富有。”

在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给王志纲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民在外村犯了法，他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闻讯竟找到县委书记，痛哭失声直检讨自己辜负了党的重托。这位村支书对集体的责任感，绝不亚于做父母的对子女的责任心。

在很多村里，村支部书记以“全村没有一个个体户，整个村子都在集体企业上班”为自豪，以带领全体人共同致富为自豪。村民们则深深体会道：“是村干部们领导我们过上好生活，过去都说，等将来咱们吃面包、喝牛奶。那时我们怀疑能有那么一天吗？现在呢，牛奶和面包都不愿意吃了，这主要是领导得好。”

王志纲认为，团队意识的物质基础就是共同富裕问题。正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由团队意识而产生的强大张力和吸纳力，使本为船长之人更以当好船长为荣，不是船长之能人则竞相出任船长。由此，更强化了这里的团队实力和精神。

那么，胶东农村这种重集体发展，同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南方重个体经济的活跃，两种发展模式之间有什么发人深思的东西呢？王志纲在调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烟台市市委书记杜世成说：“我个人认为，在胶东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是和村镇政权建设混为一体地向前推进，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就是‘细胞和躯干一同生长’的模式，而在珠江三角洲某些地方，是先长细胞，后长躯干。我想，不管目前他们有什么区别，最终还是会殊途同归的。”

王志纲就是这样带队用摄像机搞调查，他采取一般电视人不可能也不愿采取的方式，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带着摄像抢先采访，直到采访完三分之一的地方，拍下十几盒带子，脚本的思路才形成，最后，在27天内采访了80盒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动笔写脚本。这种“笨功夫”带给观者最大的益处就是真实性。在此之前不少电视片标榜纪实性，其实有一些只是刻意排练后的“真实”。

最初，王志纲把电视专题片的主题定为“奔市场”，总结出三部曲:离土不离乡(劳力输出)——离乡不离土(管理输出)——离土又离乡(资金输出)。后来，经反复考虑、深化，定为“北方的躁动”。这个躁动的定位一方面是心态的，相对“先行一步”的广东，整个北方差不多都有这种“躁动”的心态，就是想学、想赶、想富起来；另一方面是状态的，象征着今天刚步入市场经济的整个中国的状态。在这里，“躁动”是生机、希望、紧迫感等多种含义的集合。

因此，“北方的躁动”，是市场经济进入北方、进入传统、进入历史而引发的躁动。这个片子与《大潮涌珠江》不同，显然不满足于原汁原味，而是围绕着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的“两只手”、孔孟文化能否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农村“以工补农”之外还有没有“第二条富路”等，寻找明确的答案。中央电视台审片组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十多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农村题材的好片子，发人深思，令人振奋。”

又一个电视专题策划打响了，《北方的躁动》获中国电视长纪录片二等奖，“野牛”变成了一匹电视“黑马”。

1993年在山东烟台主持拍摄8集电视专题片《北方的躁动》

山东人表示真诚谢意的方式是十分独特的。一次在采访农村市场时，王志纲对南方所没有的樱桃表示了一点好奇，陪同的同志就记在心里。当王志纲临回广州的前一天，山东人开了一辆车到农村跑了几十公里，才在一条公路边发现了两棵尚未摘完的樱桃树（当时樱桃已下市）并全部买下，装了两大筐，一直送到飞机场，“让王记者带上，给广东的兄弟尝尝鲜！”烟台市委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号召胶东人学习王志纲“不为名利，不讲报酬，全心全意，精益求精”的精神。

老板，你好嘢

由于接连两部电视专题片均获大奖，王志纲顿时在电视界声名鹊起，成为了“专题大腕”。于是，一个又一个地区与部门闻风而来，纷纷请王志纲去拍《大潮涌××》，一时间应接不暇。

王志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士为知己者死”；又有一个强烈的个性:渴望挑战，应对挑战。他穿上的电视这双“红舞鞋”不但脱不下来，而且跳出了越来越多的“高难动作”。

应珠海市市委书记梁广大之请，王志纲首先出马拍一部总结珠海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片子，定题为《跨世纪的冲刺》。在拍摄过程中，他尝试了“实践理性”的新拍摄方法，即把珠海的改革开放实践与决策者高屋建瓴的把握糅合在一起，撞击出大气磅礴的镜头哲理。

1994年拍摄《跨世纪的冲刺》时采访当时的珠海市市委书记梁广大（右1）《跨世纪的冲刺》被广东电视台作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5周年的第一个重点专题节目，在黄金时间隆重推出。有关专家认为，这部对以西区开发为重点的珠海之路进行立体、全面、系统展示的电视片，是运用电视进行调查研究这种形式的深化和提高，具有纪实性、思辨性、探索性。珠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说，这部电视专题片是改革开放以来报道珠海最有深度的。

当时，新任广东电视台台长的谢望新，看了《北方的躁动》与《跨世纪的冲刺》两片后，十分欣赏王志纲的过人才华。他约王志纲促膝长谈，希望王志纲牵头拍一组反映广东“大款”群体新形象的电视专题片，以让世人对这一传闻神秘的群体有个立体的了解。

这年10月，王志纲担任策划之一和专栏评论的《老板，你好嘢》共14集系列专题片，在广东电视台作为“金牌节目”隆重推出，被称为“广东实业界精英、商界成功人士和市场经济传奇人物的首次整体展示”。

《老板，你好嘢》在节目样式上有大胆突破，20分钟每集的节目以“黄金采访话题”、“老板心声200秒”、“热点纵横”三个特色板块构成，王志纲充当语惊四座的点评人，著名音乐人李海鹰、陈洁明联手创作了该片金曲:“看尽了荣华再说我爱你，能不能让我再牵你的手……”

当时，在内地一些地方，“老板”这个词还和“为富不仁”、“违法乱纪”、“奢靡腐化”等令人恶心的形象联在一起，南方来的“老板”则更多是电视剧中那些满口粤语普通话的经济骗子。

然而，王志纲的“老板系列”推出的一个个企业家都是站得住、叫得响、放得开、收得拢、有思想、有个性的时代精英人物，他们的传奇经历及奋斗的轨迹，令人们为之拍案叫绝。

《老板，你好嘢》在广东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平时只看香港电视的广东人，这次却对广东台异乎寻常的钟情，追着节目看，结束后一统计，创下2.5亿人次的收视率，创广东台开台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

一些行家称它是“以中国企业家为题材的最为成功的片子之一”，更多的人则对片中“王志纲点评”环节赞叹不已。

整个系列片的设计别出心裁，每一单元均由三个黄金板块构成。三者的区别在于：“老板故事”以叙事为主；“老板心声”以抒情为主；“热点纵横”以议论为主。事、情、理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使一个个老板形象栩栩如生。

王志纲这一回不再是以主持人身份，而是以特邀评论员的身份亮相，他与广东电视台著名的“金话筒”主持人窦文涛拍档，指点商海风云，评述商战精英，从每一个老板身上挖掘出一种人生哲理，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使“热点纵横”这一环节有声有色，含金量大为增加。

在《博士老板与他的军团》中，王志纲揭示了“老板三段论”：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意的发展，社会上挣钱将会出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找钱，也就是我们说的原始积累时期，非常辛苦。第二个阶段叫做钱找人，伴随你这个企业家知名度有了，这时候有许多散钱，或者通过债券的方式，或者通过集资的方式，来追逐你，让你去把更多的钱给他带回来。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叫钱找钱。就是说你的信用有了，实力有了，特别是智商有了，你坐在家里面，就可以叫这个钱去找那个钱，最后把钱全找出来。那么，作为陈云贤他们这批金融家，我觉得就是最理想的第三阶段。这第三阶段的特点就是靠知识、靠智慧来赚钱，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带来财富，智慧能够创造效益。在今日集团老板何伯权的“生命核能”推广战中，王志纲看到了“商战策划”的神奇功能：在这么一场牵动中国的商战里面，真正的胜者是谁？我认为不是马俊仁，也不是这些经销商，更不是广大的消费者，而是今日集团的几个年轻人，尤其是总经理何伯权。

这次策划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一次策划，可以说一石二鸟。第一，他通过这么一个行为、通过马家军这么一个超级传媒载体，把中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反斗星”、“乐百氏”小厂，一夜之间变成了今日集团。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个企业出1000万来购买“马家军”的秘方，在中国是第一宗最大的知识产权交易，那么他口袋里起码有10亿，那么一夜之间他的形象就同“健力宝”、“娃哈哈”这样的一流企业等量齐观，这种无形资产是不可小看的。而对另一个人们通常称为“包工头”的建筑承包商梁汝强，王志纲却又生发出“人的动物性与成就感”这一哲学话题：提起老板，特别是包工头这类老板，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偏见，好像不吃、喝、嫖、赌就不是老板似的。人是一种高等动物，高等动物首先是动物，那他就必须具备动物的七情六欲。但是，他又不是动物，他是在低等动物基础上升华的，因此他有思想、有道德情操。但是这些年伴随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伴随着商潮汹涌，金钱把很多在经济上的成功者——老板们，往动物性上狠狠地推进了几步，所以有很多老板好像纸醉金迷，一掷千金。回过头来我们看梁老板的时候，我就在琢磨，为什么这个人，他不嫖、不赌，甚至不进卡拉OK？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有这个爱好，也没工夫有这个爱好!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涉及到人怎么自我超越的问题。他通过不断超越自我之后，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成功感，或者叫愉悦感。

像梁老板回家的时候，从乡邻们眼光里流露出来的对他的崇敬，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愉悦感；从他父母亲讲到他自己孩子的时候，那种自豪，他也找到了一种为人之子的愉悦感；从市委书记等官员们对他的尊敬，他也找到了一种社会尊严的成就感。这比那些每天沉溺于方城之战、成天寻花问柳的动物性的愉悦感，不知要高出多少个层次。

那么他靠什么呢？他靠的是一种不断的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比起一般的、正规渠道的人来说，要难得多。他首先要不断地战胜自己;第二个他还要不断地战胜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有时候，王志纲还把两个企业家相互比较，撞击出一番新的哲理。比如，他一贯主张的“被用之才”与“自用之才”，在老板中也形成两种类型。

他认为强力饮料集团的丘敬华总经理，就是一个“被用之才”的典型。他在企业最低潮时被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上台后用3年的时间励精图治，居然使强力打了一个翻身仗，而且在天然饮料上成了中国的“大哥大”。王志纲评道：这种“被用之才”在历史上有这么一种现象，我们常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些“被用之才”总是呼唤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

对于“被用之才”来说，在一个人才选择体制不完善的状态下面，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得借助于机遇，借助于伯乐，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接着，王志纲又评价了一个“自用之才”的典型——广东联合交易所的总裁舒扬。他的性格不甘寂寞，跳了多次槽，从来不在一个单位超过3年时间，在这个领域把握住了，又跳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开拓一个新的思路。

这样，一次次转换，一次次超越，他竟然堂而皇之地坐在了联合交易所总裁的位置上。王志纲评道：我相信以后他将会一次次上演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壮举来。他的这种自我超越，同那种心猿意马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人是见异思迁、朝秦暮楚、这山看着那山高的，只知道去羡慕和嫉妒别人，只想着去实现自我。而他呢？我看他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前走。所以我问他，你这种不断超越自我、不甘寂寞而且成功率这么高的结果是怎么造成的，是你天生的性格呢、还是由于你学哲学？他说两者都有。这二者有效地结合，使他那种天生的习性和科学的把握有效地结合到一起，所以有了一次次超越、一次次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是一个成功的“自用之才”。最后，王志纲又对“老板之才”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在目前这种市场经济和开放改革的状态下面，我想机会更多的还是“自用之才”。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谁笑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包括目前失败的人，我相信只要他们把握住自己是“自用之才”还是“被用之才”，然后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定位，既不失锐气，同时也能实事求是，我想他们被社会所接纳和实现自我的概率就会高得多……

最终你是不是人才，你是不是成功者，取决于你的经济效益，所以包括矫情掩饰的那些东西，都会被市场经济商战的利器打得体无完肤。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一个人只要有雄心壮志，最终检验你的最好舞台就是商战、就是市场经济的海洋，最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失败了以后，你就再不埋怨命运不公了。这种评点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无论观众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大都能从中得到人生的体味。这也许就是“老板系列”受到2.5亿人次欢迎的重要因素吧。

漂在“最后的江流”

一个新闻记者如此描述自己对珠江的感受：“时常跨越珠江两岸，我对这条不再清澈的河流很难涌动审美的情感，也就难怪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中的片头画面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流金溢彩的河流旁、高耸着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群落就是珠江河畔吗？那份优雅、那份安详、那份璀璨，让人想起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城。可该片总导演兼总撰稿人王志纲告诉我，那是珠江。为拍这组镜头，他们在江上漂游了好几天，才在一个晨光初露的黎明时分，捕捉到了珠江最美丽的一瞬间。”

王志纲并非一个唯美主义者，但他居然为了拍珠江的几个镜头，在这条南方的河上做了几天“现代鲁滨逊”。这样的投入，这样的执著，是他原来当文字记者时所从来没有过的。对此，除了技术上的需要之外，实在是因为他对这条南方的河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这不仅是一条最早涌动现代中国潮汐、代表了时代进程的河流，也是给予他机会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方水土。

1994年6月，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和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杨苗青在东方宾馆宴请王志纲，希望由他牵头拍摄一部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电视专题重点片，目标是：广东省直至中央宣传部的“五个一工程”。

朱小丹一见面就说：“我们找你找了半年，寄予很大的希望”。

王志纲是一个讲情义的人，又是渴望新挑战的人，他当场就被广州市领导的诚意所打动，同时，高难度的定位也激发了他血液中挑战极限的欲望。他对两位部长说：

“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了。因为找纯粹的广州人，他很少走出五岭，难以找出广州、广东与中国之间的对接关系；如果找纯粹的北方人，他对广州不了解，吃不透。而我是‘两栖动物’。第一，我从北方来到广州已经8年了，8年来着力于研究广东的发展过程；第二，我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有着比较特殊的经历，多年来都参加新华社‘小分队’进行深度调研，全中国都跑遍了。因此我能够感受和把握广东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广东对中国的辐射影响以及五湖四海的人们对广东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疑问。

“从另一个层次说，我这几年出山玩了几次电视，在电视专题片方面有不少遗憾，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而这次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望去弥补这些遗憾。

“第三呢，我素来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个‘方法论者’，我相信这些年来，通过对许多重大题材的把握，对许多电视专题片的把握，对人的长短组合的把握，积累了必要经验，如果说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或者是由于资金、设备等原因，使我不能尽善尽美，充分实现自己想法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能够摆开‘正规兵团’，好好地打一仗，‘打’出一部好的作品来。”

王志纲是把《南方的河》作为他个人文化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来塑造的。在从广州市委那里领下军令状的同时，他就立了一个高标杆：给广州一个说法，还中国一个奇迹。

当时，纯纪实风格的片子在电视界已经成为潮流，而反映广东、广州仅靠自然纪实的手法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珠江这条“最后的江流”，留下了许多时代之谜，有许多待发掘、把握、提炼、扬弃的东西。因而，王志纲对未来的电视片定下了这样的要求：“纪实性、思辨性、艺术性”相结合。唯有纪实，才能真实动人；但仅有纪实，就上不了档次、激扬不了文字、深化不了主题，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加入思辨。仅有纪实和思辨的话，可观性、影响力、吸引力这方面又会削弱。因此，又揉进了艺术性，这个艺术性不是虚构的创造，而是“三性”的结合。同时，王志纲还提出了“三新”，就是素材(视点)新、见解新、手法新。也就是说，不是“拾人牙慧”，用现成的理念来解释现实，而是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镜头、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系来“给广州一个说法”；是选择以广州为切入点的岭南，把岭南寄寓在南方的河的背景下来展现它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历史转型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994年拍摄《南方的河》时采访原广东省省委书记林若这年7月6日，广州白云机场。王志纲和他的摄制分队，正搭乘飞机前往乌鲁木齐。登机处人头攒动，许多维吾尔族个体户，拖着大包、小包，大都是做服装生意的。摄影师李全新机灵地盯上了一位维族女商人茹斯丽，在帮她托运行李之时，弄到了她在乌鲁木齐市的家庭地址。茹斯丽热情地邀请广州人去她家做客。

茹斯丽是专跑广州的服装个体大户，曾当过国家干部，有一定文化水平。她的丈夫是个司机，也属于不甘寂寞之人，几年前闯过海南，后因单位威胁再不返回就除名，才悻悻而归。在新疆，像这一对夫妇那样敢闯的人还不多见。

招待广州客人的盛宴从晚上9：00开始，一直到凌晨2：00，除了品尝维族风味，还有跳舞、唱歌等活动，其间进行了关于广州话题的采访。

这一个“茹斯丽巧遇”的故事，完整而生动地用到了完成片中，成为一场高潮戏。

拍的是“南方的河”，为何却要“南辕北辙”呢？

当时，广东正是节日交会之年，各路人马打擂揭示争拍“15年”，王志纲却带着一行人马走天山、下黄河、访陕北、登泰山，纵横数万里。为何舍近求远？其实，这“离题”又是从根本上切题。刚出发时，包括王志纲都还以为广货北伐满天下，后来发现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北方不少地区对广东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那种关于广东的浮躁期、兴奋期已经过去了。

广东消失了吗？不无失落之后，王志纲却有了新的发现：人们对广东从陌生、好奇到抵触、反弹，再到默认、趋同，正说明了广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已经为国人所认同。于是，片子的定位就有了新的把握。人们看到的片子，从摄像、音乐、色彩、节律上表现出相对平和、宁静的特色，而冲击力和震撼感则更多地体现在信息量和思想性上。

专家称之为“三明治”：从凡人小事、民风民俗切入，中间夹一块“市场经济”，底下垫的是“岭南文化”，一口咬上去，三块都咬到了。

为了集思广益，撞击出新的思路，王志纲采用他独特的“雪球滚动”调查法先后召开了5次座谈会，记者、学者、广州“土生土长”者、“流浪一族”新客家以及文化工作者分别就“广州之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探究。

最初，王志纲把片名定为《新世纪——广州之谜》；后来又改为《广州梦寻》、《南粤寻梦》；最后几经苦思，定名为《南方的河》。

我们来看看第一集的解说词片断，便可知道这一定位的奥秘之处了：这是一条南方的河。

平静、安详、甚至带着些许柔弱。

一个美丽传说，给了她一个温润秀雅的名字。

珠江。

不知是因为她的孤弱，还是因为她的秀美，当殖民主义者的铁甲舰队，从她的大海口撞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撞醒了国人沉湎千年的迷梦时，这条化外的河才猛然凸现于华夏文明的舞台上，有力地显示了一番自我。

仿佛是为了平复珠江的屈辱，仿佛是为了证明珠江的血性，他们扬帆珠江，攀越五岭，救国救亡，前赴后继，几乎撑持了一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篇章，碧血英魂，溶进了珠江，溶进了黄河，溶进了长江。

岁月悠悠流进了20世纪80年代，又一个世纪之交来临。“中国何处去”的天问再一次在神州大地回荡。

历史的眼睛又注视到这片南方的水域，一只无形的巨手，悄然打开泄洪的水闸，于是，珠江又一次卷起拍岸惊涛。

这场“珠水漫中华”的壮剧一上演就是浩浩十余年。如今，一切的喧嚣又化为了历史。伴随神州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天山南北、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珠江似乎已不再是国人恼怒或者神往的话题。人们以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看待生活的奇迹。

他们不再觉得珠江是遥远与陌生的，只是纳闷：珠江的短笛怎能一再引出排山倒海的黄河大合唱，引出炎黄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新纪元。

珠江，你是一条怎样的河？基调确定之后，就是全片的结构设计了，王志纲为此也进行了精心安排，他对摄制组的人员进行了一番导演阐述：既然“给广州一个说法”，既然我们要确定一种自己的理论架构、逻辑程序和文化工程，我们就必须通过起承转合，给广州一个完整的体现。从结构看，第一集是序片、是悬念、是天问，是人人感兴趣但人人都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使人产生强烈而浓厚的兴趣，达到“请君入瓮”的效果。此后7集，是广州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时代之谜，层层解剖、层层探幽，破解谜底。“凤头豹尾草包肚”，最后一集还有兜底的作用，把悬念和过程“合龙”。1994年8月为拍摄《南方的河》至新疆采访，路遇售卖广东水的小贩。王志纲敏锐地意识到全国都在喝珠江水（饮料）、吃广东粮（加工食品）这样一种现象的意义，随即抓拍起来。经过近两百个日日夜夜，《南方的河》终于摄制成功，先后在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间重播了一次。该片先后获得“广州文艺特等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在电视圈又一次引起轰动。

《最后的江流》是王志纲拍完《南方的河》后，接受记者专访的一个万言对话的文章题目。把珠江称为最后的江流，是一个文化的表述，即中国三条大江：长江、黄河、珠江——珠江是人们最后一个用文化的眼光去进行立体描述的江流；“最后的江流”，还蕴涵着王志纲对这块成就了他事业的江流的历史交代和判断；风帆起珠江，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珠江始，待千帆进击、百舸争流的格局形成，“零落为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珠江如报春的梅花一样，完成了历史使命，她也就将平凡和沉寂下来；“最后的江流”还寄寓了王志纲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悲壮式交代：最后的江流沉寂了，记者喧腾的生命之源亦转移了。

他要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附录：王志纲谈《南方的河》摄制前后

【编者按】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潮涌动，在这一轮波澜中广东已被推到了时代的巅峰，有浮必有沉，潮起潮落，奔流不息。《南方的河》是王志纲的一次总结，对广东长期观察思考的总结，对电视创作理念的总结，也是对个人记者生涯的总结。这篇《王志纲谈<南方的河>摄制前后》将带着我们一同追随王志纲的足迹，审视那不平凡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