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实践儒家读书人的理想——正本清源，为往圣继绝学。

一是想写一本释义准确、讲解透彻的《论语》读本，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代人读《论语》，只要读这本就不会走弯路。

二是想写一本全面翔实的《论语》读本。一般读者，只要不是搞学术研究，读这一本就足够。

三是想写一本切己体察、知行合一，同时又能结合现代语境讲心得体会的《论语》读本。不去臧否先贤，而是自己落实在行动上，去切身感悟，去实践体会，这样也可以与读者互动，实践儒家思想中作为进步的两条大道——读书与交友。

四是要写得浅显易懂，亲切有味。无论什么文化水平，只要识字就能畅快地阅读。儒家思想，本来就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的良知常识，没有什么深奥神秘的。

目标有了，接下来就是学习和写作的方法。

要学习，首先要找对老师。要写一本准确、透彻、翔实的《论语》读本，我找了三个分别代表最准确、最透彻、最翔实的老师：朱熹、张居正和刘宝楠。

三位老师三本书，第一本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本身就是朱熹选定的，没有朱熹，就没有这个四本书的书单了。所以对《论语》的解释，首先要以朱熹的解释为基准。

王阳明说，圣道为什么不传？因为后人有胜心——“其说本以完备，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有些人自以为是“做学问的”，于是拼命给朱熹纠错，要说出点“自己的思想”。我读过一些现代人写的《论语》读本，动不动就“朱熹大谬”“朱熹没有道理”，骂得痛快，一骂，就感觉自己胜过朱熹了。如果每个讲学的人都要表现自己，每人改一点，那不用一百年，圣道就失传了。所以每隔几百年，就需要有人正本清源，为往圣继绝学，重新擦亮圣人的思想，把基准再定一次。

第二本是《张居正讲解〈论语〉》。

为什么以张居正为最透彻呢？因为他是宰相。他不仅是宰相，而且是超越皇帝的宰相，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读书讲究“知行合一”：比如都说糖是甜的，但你只有自己吃过糖，才真知道它甜；都说老虎要吃人，很可怕，但只有那经历过虎口逃生的人说出来，才是真可怕！儒家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毕竟朱熹甚至孔子都没平过天下，而张居正平过。所以他的讲解是最透彻的，有切身体会。个别地方，他明显比朱熹体会得深刻。再加上张居正这个注本，是他当年给小皇帝讲课用的，可以说是儿童读物，所以特别浅显易懂、特别仔细，实在是两千多年来注《论语》最好的一本！可惜得到的重视一直不够。

第三本是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大家知道，清代是中国训诂学的巅峰，大量的考据，把三千年的文献翻了个底朝天，全给你捋清了。凡是沾得上边的，全给你罗列出来做参考、做论据。刘宝楠这本书，就把《论语》考据到了极其翔实的程度。不仅翔实，他还纠正了个别朱熹、张居正都解释得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刘宝楠这书又太翔实，翔实到你读不下去！因为太繁复了，一般读者根本不可能去读。于是我仔仔细细地把它捋了几遍，选出有价值的东西，写在我这本书里面。

刘宝楠不是只会读书做学问的腐儒，他也是做官的。他在道光年间高中进士后，一直在京津冀地区做县令，文安县、元氏县、三河县、宝坻县，他都管辖过。所以他对《论语》的思想，也能切己体察，知行合一，同时又写得非常生动。

为什么要讲刘宝楠的背景呢？因为以我读书的经验，纯做学问的人，写这事理治世之学，还真是差一点。同样是清儒训诂的巅峰之作，焦循的《孟子正义》，就完全读不出刘宝楠《论语正义》的味道。因为焦循愤世嫉俗，他不做官，自己盖个楼隐居起来，十几年不进城，潜心做学问，就没有知行合一的体会。他写得都挺对，但就是和人家说的那事没什么关系，隔了一层。

这也是儒家的“学习学”，分为“学习为己”和“学习为人”。学习为己，就是为自己学。朱熹、张居正、刘宝楠，首先都是为自己学，学习怎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知行合一，学到自己的手上脚上去，怎么做事，怎么走路。而焦循这样纯做学问的人呢，就是为别人学，学了复去教给别人，自己没练过，也不以自己练为目的。在这不知不觉中，差距就出来了。

三位老师锚定了，还要感谢另两位老师的两本书：一是钱穆老师的《论语新解》，二是杨伯峻老师的《论语译注》。这两本书主要是作为白话文翻译的参考。

另外，有的地方我也会补上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心得体会，这两位是明清两代知行合一的大儒，他们的思想，也有着最高的价值。

如果这本书能做到准确、透彻、翔实，那么关键在于敬畏老师，不纠老师的错，不存胜心，不夹带自己的私货。这是内容质量保障的基础。

接下来说说怎么写。

首先是找寻古代语境，再结合现代语境。读古人的书，就要回到古人的语境中去。语言学家说，意思的传达，语境占百分之七十五，语言本身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孔子的话，都是微言大义、强调语境沟通。他传达的意思，语境可能超过百分之九十！你只看那几个字，没有语境，就说不清楚了，这也给后人的各种解释发挥留下了巨大空间。所以要还原他的语境，本身要对当时的历史、人物、社会都有认识，这需要很多年的历史阅读积累。从朱熹、张居正到王阳明、刘宝楠、曾国藩，他们在学习解读中，都在不断破解孔子当时的语境，又代入自己时代的语境。我们也需要不断还原孔子和每一个注家的语境，再代入我们现代的语境，这样才能把思想写出来，并且学到自己身上。

二是尽量不要带“自己的观点”。要写自己的观点，就写别的书去，不要放在写《论语》的书里。写《论语》，就写《论语》的观点。

这也是儒家思想，善为天下公。好的思想，不是孔子的，不是朱熹的，不是张居正的，也不是我的。真理是普遍的、人类的，所以要从善如流，舍己从人。只要看见别人是对的，就能马上放弃自己的观点，跟从别人，不要有胜心。所以这本书完稿之后，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把一些不小心塞进去的“自己的观点”再择出来，不要破坏了《论语》的语境。

三是切己体察，知行合一，写自己的体会。这样读者也能把自己代入进去，读每一句，都思考我该怎么做、怎么落实，这样读书才有意义。这个不算“自己的观点”了，而是学习心得、实践体会。

四是日日不断之功。我是每天早上写作，一般是5：30到7：30写两个小时，这样能保证准时完成，也不耽误上班，这也是儒家做派。我是受曾国藩影响的。他说，做学问一定要有日日不断之功，每天都做。不可说今天忙，就把今天的功课放到明天补；也不可说今天比较空闲，就把明天的工作先做了，明天休息。一定要每天做每天的。如果这两天要出门，也不可说功课先放一放，出门你总得住旅馆吧，那就把功课带着在旅馆完成。我就按曾国藩说的，每天都做，出差出国也带着，保证一天不落。

早上起那么早，那晚上几点睡呢？我也听曾国藩的：晚上不出门，不应酬，九点半就睡觉。

《华杉讲透〈论语〉》，是“华杉讲透国学名著系列”的第二本。第一本是《华杉讲透〈孙子兵法〉》，写了153天，一天不落。《华杉讲透〈论语〉》注解，写了407天，中间大概因为生病或其他情况中断过5天，算是412天完成。之后还有《华杉讲透〈大学中庸〉》，已经完成，安排在《华杉讲透〈论语〉》之后出版。《华杉讲透〈孟子〉》，正在写。《华杉讲透王阳明〈传习录〉》等写完《华杉讲透〈孟子〉》后再写，预计2018年全部完成。[1]

有人问我，孙子、孔子、孟子，能“讲透”吗？我回答，能讲透，而且前人早已讲透。因为大道都很简单，其神秘性、复杂性，都是后人攀附上去的。简简单单的道理，你要切实去照做，而境界就在于做。在做的过程中，自然就和书上写的对上了，理解上也通透了。

这就是“知行合一”。

华杉

2016年6月24日于上海

华与华“创意大车间”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