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时代中国话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由此可见，中国并非缺乏话语，而是话语反响小、和“理”的关系没厘清、传播乏力。事实上，我们不缺话语，缺乏的是能有效说明现实、指导现实的话语，缺乏的是“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借用经济学的学术概念，可以说，中国话语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为什么存在一个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呢？话语是思想的显性表达形态，思想不是独立的、自由自在的吗？那么建构不是轻而易举的吗？为什么还要强调话语变革？强调话语变革源于话语本身被禁锢，那么话语是被什么禁锢了呢？如何变革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话语变革的原因、路径和规律的把握，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加快话语体系建设，以更好地说明现实、指导现实。
一 话语建构的动因：话语反映现实，而非现存
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动力是什么？中国话语如何有效再现中国实践？话语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概念、范畴表述，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言语记载，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表述到了的存在。所以，话语建构需要面向“存在”，也就是说，话语问题并非“语言学转向”，更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和词汇更新，不能就话语论话语，而应该回溯到话语和“存在”的关系上去，“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所以，话语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说明和解释，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活过程的认识，话语的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取决于其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契合度，它与人们眼中的现实生活过程越契合，则解释力越广，影响力越大，说服力越强，人们也越容易信服。反过来，如果话语远离人们眼中的现实生活过程，则解释力就窄，影响力越小，说服力越弱，人们就不相信、不认同，因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3]。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感知为依据来确定话语的可信度，而话语的可信度会影响到以话语为依托的理论的合法性。所以说，话语变革就是要使话语契合现实生活过程，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4]这也同样适用于话语，因为话语是思想的显性表达形态，话语变革体现的就是思想的变化和解放。那么何谓实际？何谓客观？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或者经历的各种事件，是不是就是现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经验主义，那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而且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甚至很容易找寻到经验主义解释的文本依据，“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这里的“描述”和“实证”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话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经验主义，如果从经验主义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这句话，很容易因为对“描述”和“实证”话语的关注，而将马克思思想理解为经验主义，事实上，这句话的重点是“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这也是马克思话语中“现实”的指向，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或者经历的各种事件还不能称为“现实”，而只是“现存”。“现实”是内藏于“现存”中，并支配着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现存可能只是表象，而现实指向的是本质、必然、肯定和规律，对现存的把握依靠“感性直观”即可，而对现实的把握需要从“感性活动”出发，“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6]。社会现实是本质和现存的统一，表现为历史的展开过程，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所以，社会现实不是现存的、僵化的、永恒不变的、静止的东西，而是建立在“感性的人的实践”基础上的过程的集合体，“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7]。话语是人类真实的历史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8]，如果话语只是“解释现存的东西”“承认现存的东西”，那么话语就变成了对“现存”的简单辩护，沦落为远离现实的意识形态，这种话语的虚假性源于“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当社会成员的生活体验和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呈现巨大鸿沟时，作为思想表达的话语就可能变成得不到人们认可的空洞口号和得不到回应的空洞说教，这就造成话语的空洞化和口号化。话语应该不断反映社会现实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呈现出的不断变革，而不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现存”，如果话语从反映实践走向维护现存，那就丧失了它的批判功能，并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观念因素。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走了弯路，从话语与现实的关系看，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现存”不等于“现实”。话语应该服从社会现实，而不是停留在社会现存，如果停留于社会现存，则可能走向对社会现存的简单辩护。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及其话语看成亘古不变的教条，当社会现实和理论原则及其话语之间有冲突时，不去思考社会现存的非现实性，不去思考原则及其话语的错误，而是用原则及其话语支配现实。简言之，认为原则及其话语不可能有问题，是社会现实本身出了问题。殊不知，这时的“社会现存”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表达这种“社会现存”的话语也应该是被改革的对象。所以，话语变革就是从现存回归现实，是用新的、合乎现实的话语来认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离不开三种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这三种资源互相融合、互相增补，但是三种资源都需要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需要中国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需要现代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需要本土化，而这三种转化都需要和当下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要处理话语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就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僵化的教条的话，即对现存的简单辩护，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有过时的可能。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以后，马克思这样评价其中的具体革命措施：“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10]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过时，而是僵化的、教条的、没有根据现实的变化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过时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已经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错误理解所导致的问题，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没有反映生动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问题。那么如何让话语更生动地反映实践呢？话语对实践的反映不是机械决定论，并非一一对应，有什么样的人类实践就有什么样的话语，话语对实践的反映需要以理论为中介。
二 话语的现实化：基于理论创新推动话语创新
话语通过理论反映实践，话语与理论的互动是双向的，理论需要话语表述，话语需要以理论为基础，话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1]。就当下中国来说，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以，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其就不断地“现实化”，也就是不断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各具时代特点的理论，实现现实的“理论化”，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话语。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话语不断创新，在话语不断创新的过程中，理论的本质得到彰显，这既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又是中国话语建构所要坚持的基本规律。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也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从形式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革命理论传入中国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对“现实”把握的深入，表述这一革命理论的话语也各不相同。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但是有限的传播中误解、曲解比比皆是，话语还无法准确把握“现实”，有些学术话语直接采取音译的形式，如将共产党翻译为“康米尼党”、将共产主义者翻译为“康米尼人”，有些从封建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话语，如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安民”的主张。由于理论理解上的肤浅和片面，所以这一时期的零星传播没有形成有影响力并流传后世的话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到来和不断高涨，如何用通俗的、大众的话语把革命“现实”叙述清楚，是中国革命话语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成功的样板，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2]，当然，理性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十月革命给我们传播更多的是列宁主义及其话语，而不完全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和话语。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革命话语还不是马克思的革命话语，而是具有浓厚俄国色彩的革命话语。“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使用了诸如“布尔什维克”“苏维埃”“苏区”“人民委员会”“赤卫队”“反帝大同盟”“国家政治保卫局”等俄国话语。随着教条主义弊端的出现，革命话语现实化的问题日渐凸显，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用新的通达中国革命现实的话语去表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成为我们党话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实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办法是将爱国主义话语与国际主义话语、中国传统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感性话语与理性话语相结合，创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现实的新的革命话语。首先是爱国主义话语与国际主义话语的融合，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阶级话语是第一位的，爱国话语是不重要的，甚至会成为抵消阶级话语的负面话语。而在当时的中国，在民族危亡时刻，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理论工具。中国共产党人用“反帝反封建”话语发展了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话语，毛泽东就说“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13]。其次是中国传统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融合，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除了翻译的问题以外，还有理解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用传统话语更好地表达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涵，如用“实事求是”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话语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实践观点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充分地表达出来。最后是感性话语与理性话语的融合，也就是用通俗易懂、鼓舞人心的感性话语去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内涵，如用“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土豪家里谷米油盐给贫苦工农”等话语表达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用“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白军士兵要使老母妻子有饭吃，赶快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等话语去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
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的指导，改革和发展成就的取得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重新挖掘和进一步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符合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的阐述，在理论的本质得到不断彰显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用新的学术话语去揭示、解释中国现实，进一步推动话语现实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话语不断创新的过程。当然，改革开放之初的话语变革主要是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表现为具体话语的变化，如从“越穷越革命”“穷则革命富则修”转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平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转向“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转向“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14]和“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等。改革进程中，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不断从具体话语的变化转向话语方法论的变化。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奠定了话语的实践基础和日常生活基础，为话语变革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继而中国共产党人用“分田单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替代“一大二公”的教条话语，用“三个有利于”替代姓“资”姓“社”的抽象宏大话语，用“按劳分配”替换按资格、等级、权力分配的落后话语，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替换政府的全能作用的传统话语。这些话语的变革，将话语的实践基础进一步具体化为人民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把人的自由、积极性、主动性、活力还给了人，实现了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话语在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上不断深入，表现为话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体验。
三 话语创新何以可能：坚持实践第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革命的启示是：话语不是对“现存”的简单辩护，而应该是对“现实”的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话语演变历程的经验是：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动话语创新。两者分别为新时代中国话语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而这两者都是从话语与“现实”（强调理论创新的基础性作用仍然是在强调话语对“现实”的依赖，因为理论也是对“现实”的反映）的关系角度去论述话语创新的原则的。从话语自身的发展特点来说，马克思反对将话语的变化规律等同于“概念的自我规定”，不过，马克思并不否认话语的“相对独立性”。但归根结底，话语自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是受到“现实”制约的，不是话语改变“现实”，而是“现实”创造话语，不是话语主导实践，而是实践主导话语。所以，在话语问题上，不能夸大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
苏联教科书哲学话语的失败就在于其夸大了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否认了现实对话语的制约作用，把话语从现实和实践中抽离出来，使之静止化、教条化。苏联教科书哲学话语可以概述如下：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物质是客观实在。至于物质是从哪里来的，物质为什么会运动，运动的规律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则没有进一步解释和追问。按照这种世界观，世界是外在于人的、和人的实践活动无关、本质先验给定的、只能被“看”的存在。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上的话语必然是绝对独立的，也就是把话语从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抽离出来，用之对世界进行简化、抽象化和概念化，成为表现本质主义、理性主义、还原主义、抽象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话语。马克思就说：“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5]按照这样的世界观及其话语去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自然会产生一系列错误。就会将社会看成物质实体，认为马克思哲学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永恒的，现在只要按照这个规律来设计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即可。用这样的世界观及其话语去理解具体问题，在面对问题时，就不会具体分析问题，而是回溯到抽象的话语（比如离开人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用抽象的话语来代替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比如，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出现了不同思潮和话语。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它认为改革中的问题源于改革不彻底，而所谓的彻底就是要将自由作为改革的方向，而自由的方向就是在政治上推行多党制。殊不知，自由只能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因此，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要从历史评价（生产力评价）的角度去看待自由，要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不同领域的自由是不一样的。邓小平认为要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自由与否的最终标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6]。也就是说，不能用抽象的自由，而要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下中国，依据中国的现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实现什么样的自由，如何实现这样的自由。而不应该将自由视为脱离社会现实的、永恒不变的抽象话语，形成了“抽象主义话语”，认为人们只要抓住这个抽象话语就万事大吉了，只要按照这个永恒不变的价值和话语去设计社会制度、规定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向就万事大吉了，这就可能导致把本来源于现实的话语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此来裁剪实践，当社会发展遇到问题时，不会认为是话语的问题，而总认为是实践的问题。
从苏联教科书哲学话语对话语“相对独立性”的夸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可以看出，在话语问题上，坚持实践第一原则的重要性。苏联教科书哲学偏离了对马克思哲学实践第一原则的尊重，用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话语去认识马克思哲学话语，阉割了马克思哲学及其话语的革命性，导致了“抽象主义话语”的出现。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将客观世界视为本质先验给定、永恒不变的实体，马克思哲学及其话语中的世界，是在有人参与、人在其中、被人感知、人把握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世界，因为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就是人如何“观世界”，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离开了人，就无所谓世界。因此，客观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体的集合，而是在人的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7]，这种生成既是改造世界的活动，也是依赖和服从客观世界固有规律的活动。同时，在生成中，世界被改造，人自身也被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8]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是客观世界的根源，客观世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当然，强调客观世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主张实践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化世界的根源，这不是说人的实践是绝对的。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只是一种“赋予形式”的活动，实现了“物质的形式变换”，因为“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19]。物质及其规律性的不可创造、不可改变是人的实践活动无法逾越的边界。由此可见，实践的生成性是指人按照自身的目的、愿望、计划和能力改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新的形式，而且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服从对象的属性和规律。所以，只有坚持实践第一，从这个不断生成着的“物质”出发，才有可能不断破除“抽象主义话语”，实现话语创新，让话语展现这个“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个“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个人在其中、由人参与的世界，方便人们通过话语去把握现实的、变动的、生成的、历史的世界。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4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2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9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8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7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25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21页。
[1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62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79—180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