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技术、“灰色区域”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
张权 宋庆宇
摘要 5G技术可能引发对互联网生态的又一轮集中建构，为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网络社会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个体对主流价值的抵抗与对话语的争夺，处于互联网信息“灰色区域”的“低级红”“高级黑”就是一种以语言符号进行抵抗的方式。这种抵抗的基础是个体共享的抗拒性认同，其奏效与否受到诸多要素的影响，而5G技术对于这些影响要素的强化或将扩大“灰色区域”，令社会面临更严峻挑战。为此，应该转变治理理念，采取“疏”“堵”结合的策略，瓦解“低级红”“高级黑”的抗拒性认同基础，同时注重对新兴技术的应用与对新认同的建构。
关键词 5G技术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 “灰色区域” 社会认同
5G Technology， “Grey Area” and Internet Content Governance
Zhang Quan Song Qingyu
Abstract 5G technology may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Internet Ecology， which will be the new challenges to Internet content governance.In network society， the agent is resistant to the traditional identity， and actively expressing their own opinion in order to dominate the discourse power.The political metaphors in the “gray area”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dijihong and gaojihei， are a way of resistance by using linguistic signs.Whether the resistance works or not depends on many factors.5G technology may strengthen these factors and expand the “grey area”， which makes the society faced with more severe challenges.Therefore， the regulator should adopt new strategy of guiding instead of restricting or even banning expression， with the aims to break up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for a new kind of identity.
Keywords 5G Technology； Internet Content Governance； “Grey Area”； Social Identity
一 引言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5G技术发展，大规模开展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5G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有学者认为，5G技术是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应用的催化剂，能够充分释放新兴技术的潜力，带来新技术（应用）的大量涌现。[1]这昭示着，新兴技术对于互联网生态（包括现实社会）的新一轮集中建构正蓄势待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网络信息内容的治理也应该未雨绸缪。
关于如何治理网络信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新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20年3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分别明确列举了7项鼓励制作、复制、发布的内容信息，例如“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11项禁止制作、复制、发布的内容信息，例如“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且制定了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出标准，为互联网生态治理实践提供纲领指南。
按照网络语言，若将《规定》中列举的代表积极、正面的7项内容统称为“红”，将代表消极、负面的11项内容统称为“黑”，那么当前还存在一种情况，即形式与意义相割裂，位于“红”与“黑”之间灰色区域的“低级红”“高级黑”正在对治理活动形成考验。[2]本文认为，随着当前5G应用的推广普及，由“低级红”“高级黑”带来的挑战将愈加严峻，“灰色区域”将成为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亟须对该领域加强关注，确立新的治理思路，探寻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应对之道。
二 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低级红”“高级黑”
（一）网络社会与社会认同
信息技术正在重新建构人们的世界与生活，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已具雏形。网络社会的变化通过互联网使用而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整个社会呈现新的面貌，也带来了各种意外的后果。正如卡斯特尔所说，它“创造财富和引发贫穷，刺激贪婪、创新以及希望，同时又加诸苦难与灌输绝望。不管是否美丽，但这确实是一个新世界”[3]。
在卡斯特尔看来，由网络社会所带来的变化的核心是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的改变。网络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它不仅是一组相关联的节点，还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拓展。“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连通”。[4]这令个体突破了传统“面对面”的交往方式，形成“人—机—人”的非面对面交往方式，不同时空交往主体得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中介开展交流。[5]概言之，网络社会“既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可以超越自身界限的有效机制，也为他们的认同能够汇集为社会认同提供了便捷途径”。[6]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个体化、意义丧失等现象日益明显，人们共享的社会认同基础被动摇，缺乏普遍认同感。“合法性危机正在掏空工业时代的意义与制度性的功能”。[7]因此，在网络社会中，自我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成为新的重要问题。[8][9]
在卡斯特尔看来，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他将社会认同根据形式和起源分为三种形式。[10]
（1）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
（2）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那些其地位和处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损或污名化的行动者所拥有。
（3）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借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的认同。
卡斯特尔指出，不同认同建构的过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合法性认同是现代社会许多制度的基础。网络社会的出现，给予社会个体自由与空间，“主体”得以建立（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公民社会的基础则被削弱。因为公民社会已经在解体，传统的合法性认同失去了根源，抗拒性认同与规划性认同开始出现、发展。其中，抗拒性认同提供了意义来源，但也会对抗存在“敌意”的外在世界；[11]规划性认同虽然是网络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变革性根源，但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方向。如果社会认同构建仅仅基于抗拒，不同群体之间缺少沟通，社会最终会演变为各种利益共同体。[12]总而言之，作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13]，认同成为现代人为重建意义而展开争夺的重要阵地。[14]争夺的结果便是抗拒性认同在网络社会逐渐形成气候。
网络社会带来的另一个突出变化是信息权、话语权的再分配，由此导致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体现为：第一，在信息快速流动的网络中，信息符码与权力相关，社会会据此组织制度，人们也会据此营造生活并选择行为；[15]第二，互联网打通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线上”与“线下”的信息共享与关系建构并行发生，普通大众拥有了表达信息的途径，进而获得掌握权力的可能性。[16]在这一背景下，各种社会主体由旁观者变成表达者，甚至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在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与话语竞争，希望能够获得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因此，抗拒性认同转化为以信息和话语为工具而从事的抵抗性行动，网络社会中则表现出多元意见和价值的博弈。[17]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部分行为体利用能指的膨胀来进行话语竞争，以实现对话语权的争夺。语言学认为，单一语言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其中前者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后者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18]在索绪尔看来，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约定俗成”的，换言之，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具有偶然性。网络中的信息是符号化的“故事”和“文本”，不同主体在语言符号操作中的地位不同，并且地位处于变化之中。[19][20]
在网络社会，处于抵抗者地位的普通公众在抵抗行动中，便利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灵活关系，根据需要任意组合，创造出新的意义。而“低级红”“高级黑”即是由此形成的一种抵抗方式。它与代表主流话语的新闻宣传等内容不同，通过颠覆、戏谑等方法，“不仅可以解构抗争对象的权威性、神圣性，吸引网民注意力，而且还通过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制造社会认同，抓住网络舆论中的主动权”[21]。另外，为了躲避已有的舆论监督，“低级红”“高级黑”的能指往往符合现有互联网内容审查的标准，从“从字面上来看并无明显的错漏之处，似乎态度褒扬或中立，但是……容易激发读者的逆向思维，引发读者的思考，故而其造成的负面效果短期内难以消除”[22]。
（二）“低级红”“高级黑”的理想类型及其认同基础
本部分将借助符号学概念，从所指、能指、效果三个基本层面对“低级红”“高级黑”这种语言符号进行类型学分析，以呈现其作为一种抵抗方式与社会认同之间的逻辑关系。其中，所指属于生产者维度，是指传播活动中内容生产者的行为动机，即试图赋予语言符号的意义，所指层面的“红”与“黑”分别是指“唱红”和“抹黑”的动机；能指属于媒介维度，是指传播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能指层面的“红”与“黑”分别是指褒扬性与贬损性话语；效果属于受众维度，是指受众通过解码信息而获得的意义，效果层面的“红”与“黑”分别是指在受众解码信息后产生塑造对象权威性与解构对象权威性的效果。
“低级红”“高级黑”作为包括传播动机、传播形式、传播效果的复合概念，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理想类型（见表1）。
类型1：“红—红—黑”，即动机是为了“唱红”，并且使用了褒扬性话语，但表现形式存在缺陷，如过分拔高、脱离实际等，反而收到了解构权威的反向效果。
类型2：“黑—红（非黑）—黑”，动机是为了“抹黑”，但是使用了褒扬性或中性话语作为掩护，以避开审查，最终得以向受众传播并收到了解构权威的效果。例如某媒体刊文报道一位副市长过节开私家车回家，自己掏钱吃饭买月饼[23]（能指），表面上是为了突出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转变作风力度大、效果突出，但言下之意暗指官员以前“车接车送”“公款吃喝”（所指），被官方媒体定性为高级黑。[24]
表1 “低级红”“高级黑”的两种类型
从所指层面看，内容生产者的行为动机是一个“黑箱”。基于对社会期望的预期，生产者本人几乎不会向其他人透露真实想法，其他人亦难以对其进行准确测量。动机难以掌握正是“低级红”“高级黑”被放在一起讨论的根本原因。
从能指层面看，“低级红”“高级黑”具有迷惑性。与“普通红”相比，“低级红”在表现形式上无显著差别，同样使用褒扬话语——所谓“低级”指的是存在某种缺陷，具备可阐释空间；与“普通黑”相比，“高级黑”在表现形式上截然不同，使用的是褒扬或非贬损的中性话语——所谓“高级”指的是经过加工而具备避开内容审查的“保护色”。仅通过外在表现形式难以识别分辨“低级红”“高级黑”，正是治理困难的重要根源。
从效果层面看，受众如何对信息进行解码，从中获得什么意义，取决于其自身的倾向。如果受众自身认同倾向与褒扬/中性话语的外在表现形式相吻合，那么通过解码获得的就是字面意义，主观上不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低级红”就会起到“红”的效果，而“高级黑”则起不到“黑”的效果。如果受众基于自身认同倾向对（存在缺陷的）褒扬话语进行主观阐释，或其自身认同倾向与隐藏在褒扬/中性话语之下的深层次意义相吻合，那么通过解码获得的就是贬损意义，“低级红”“高级黑”就会起到“黑”的效果。
综上所述，“低级红”“高级黑”作为一种以语言符号进行抵抗的方式，类型1（红—红—黑）主要反映的是受众的抵抗，即故意对褒扬话语所承载的信息进行曲解；类型2（黑—红（非黑）—黑）主要反映的是内容生产者的抵抗，其中亦有受众参与，原因在于，生产者采取这种以褒扬/中性话语作为掩护的抵抗策略虽然能够提升成功避开内容审查的概率，但如果隐藏在形式之下的意义不能被受众解码获得，这种努力无疑是徒劳的。所以类型2亦是对受众抵抗的利用，该策略得以奏效的根本是双方共享抗拒性认同。换言之，抗拒性认同是“低级红”“高级黑”这种抵抗形式得以发挥作用的宏观基础。
三 5G技术对“低级红”“高级黑”的催化作用
（一）“低级红”“高级黑”的影响要素
通过“低级红”“高级黑”进行抵抗，除了依靠抗拒性认同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实社会中普通公众的内在需求、相关制度安排、治理者的意愿与能力等因素亦会对其产生影响。本部分对应所指、能指、效果三个层面，从过程视角对“低级红”“高级黑”的需求、生产、流行三个环节做具体分析。
1.所指层面—需求环节
首先，社会中存在对于“红”与“黑”的客观内在需求，这些需求主要是由职责、情感、利益三者驱动。其中职责驱动的需求包括：宣传工作者弘扬正能量、执政者引导舆论等。情感驱动的需求包括：改革受益者抒发情感、心怀不满者宣泄情绪等，如Hassid便将互联网视作民众纾解不满的场所，并将其称为“安全阀”（safety valve）。[25]利益驱动的需求包括：利己主义者哗众取宠，如网络推手通过炒作赚取流量、自抬身价[26]，别有用心者蓄意破坏等。如杨增岽和杜成敏认为，“高级黑”“低级红”的内容制造者仅仅是为了对抗当前的主流价值观，不惜采用断章取义、故弄玄虚和肆意歪曲等手段散布网络谣言，助推错误社会思潮传播。[27]
2.能指层面—生产环节
这些对于“红”与“黑”的客观内在需求构成了行为体的潜在生产动机。具备生产动机的部分行为体便有可能付诸行动，从事“红”与“黑”的实际生产。而之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红”的形式低级化与“黑”的形式高级化，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第一，对“普通红”或“高级红”的制度化需求过度，导致“普通红”或“高级红”供给相对不足，只能在质量上降低标准，以次充好。第二，对“普通红”或“高级红”的制度化需求适度，但由于生产者重视不够或能力不足，生产的产品质量达不到“普通”或“高级”的标准，存在一定缺陷，留有较大可阐释空间。第三，对“低级黑”或“普通黑”的审查过度，导致“低级黑”或“普通黑”的供给难以满足对于“黑”的内在需求[28]，倒逼生产者对产品进行加工，以避开互联网内容审查，实现传播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3.效果层面—流行环节
那些已经生产出来的“低级红”“高级黑”之所以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存续或流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前提：第一，“低级红”“高级黑”在形式上的迷惑性决定了其不易被识别。第二，面对“低级红”“高级黑”，治理者要么难以发现，要么发现了却不予理会，要么虽然能够发现且“如鲠在喉”，但不易控制治理。第三，抗拒性认同的广泛存在，即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讲，“低级红”的可阐释性会被公众利用并加以曲解，而“高级黑”的深层次意义则会引起公众共鸣，进而出现传播扩散。如Birkland提出，负面信息总是能够吸引更多发自本能的注意力。政治领域的负面信息尤其如此。[29]Listhaug揭示，普通公众具有政治认知的消极偏见，关于政治对象的消极信息的获得多于积极的信息。[30]
综上所述，由需求（对应所指层面）到生产加工（对应能指层面）再到流行（对应效果层面），“低级红”“高级黑”的影响要素涵盖了中观的制度安排（职责驱动、利益驱动、制度化需求过度、内容审查过严）与微观的个体需求、意愿和能力（生产者意愿/能力、治理者意愿/能力、情感驱动、抵抗性认同），它们共同决定了这种抵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如图1所示。
图1 “低级红”“高级黑”的影响要素
（二）5G技术对影响要素的强化
当前社会各界普遍认为，5G技术将带来信息传输速度和容量的革命性改进，依据披露的5G技术指标，eMBB（增强移动宽带）将满足非身体接触人际互动场景的几乎所有需求。uRLLC（超高可靠超低时延通信）将满足人与物连通甚至一体的需求，如车联网、机器人、人机混合等技术在制造、医疗、交通、军事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所有场景的人机互动，形塑人机混合的社会。mMTC（大规模物联网）将满足物联网的几乎所有需要，在各个领域真正实现万物互联，甚至建构一个与人机混合世界平行的物联世界。[31]5G技术作为催化剂，在直接强化和加速由网络社会带来的变化之外，还孕育着新的变革，进而放大以上要素对于“低级红”“高级黑”的影响。
1.能指丰富与多感官参与
5G技术所具备的高速率、高容量、低时延、低能耗等特点，将为网络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提供更广阔的变革空间：经历由以文字内容为主，到以图像影音内容为主，再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远程互动，甚至借助可穿戴设备、体感设备，调动更多感官参与互动，实现虚拟在场。[32]这同时意味着，“低级红”“高级黑”的能指可以更加丰富，在形式上更具迷惑性。现有以针对图片、音频、文本内容为主的网络信息内容分析技术不成熟，将进一步放大治理主体的能力缺陷，识别“高级黑”“低级红”将成为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中更加棘手的难题。
2.在场感与内容可阐释
在5G技术的支持下，场景成为传播内容，场景交换成为可能。借助虚拟现实（VR）设备，受众将获得在场感、沉浸感和体验感，在模拟场景中，语言符号将让位于场景符号，造成语义留白，情感的影响力则得以放大。[33]这意味着，由情感驱动的对于“红”与“黑”的需求将更加强烈。另外，场景传播的实现将令“在场”观众获得自定义现场的能力，自行设定在现场中的位置、关注对象，并从自选视角采集和解码信息。[34]这意味着传播内容的可阐释性将进一步增强，进而增加“低级红”被阐释的可能性，以及理解“高级黑”的深层次含义的角度。
3.社会个体化与联通性
5G技术可以为最小单元的个人与事物的连通提供支持，这一方面将令社会个体化程度增强，另一方面也将令个体之间的联通性增强。虽然社会变迁的未来形态难以判断，但是自由意志个体之间的联合体是一个必然趋势。[35]与之对应，个体化程度的增强意味着社会差异性的普遍扩大，这或将促进公众对于“红”与“黑”的需求、生产和消费；连通性的增强则意味着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加深，或将为抗拒性认同的扩散与共享提供更多机会。在两者综合作用下，“低级红”“高级黑”存续与流行的土壤将更加肥沃。
4.物的参与与权力再生产
5G技术令万物互联成为可能，实物通过传感器连入互联网，将成为5G时代公共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主体。[36]换言之，物将成为传播网络中的一类新的节点。虽然由物生产并传播的信息是客观的，但物也是可被控制的，通过对物的控制可以决定传播哪些信息或不传播哪些信息，进而实现对于客观事实的剪裁，例如本来是作为全天候监测设备的摄像头在一些关键时候“失灵”。[37]所以，物的所有者与控制者或将成为5G时代新的、重要的权力主体，这对于网络信息内容审查制度，以及由职责、利益驱动的对于“红”与“黑”的需求而言，将产生复杂且深刻的影响，为“低级红”“高级黑”的治理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图2 5G技术带来的影响
可以预见，5G技术或将促进网络社会形态的嬗变，进而加速传统共识基础的解体，以及社会抗拒性认同的形成。在此基础上，由5G技术导致的治理标的识别困难、内容可阐释性增加、个体独立性增强、权力主体增加等问题，还有可能会直接强化由“低级红”“高级黑”带来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信息的“灰色区域”将不断扩大，出现各种话语形态与价值观，由此引发更为激烈的争夺，可能造成卡斯特尔所说的“天堂中的地狱”[38]。
四 结论与对策
信息技术引起了社会认同的重大转型，5G技术发展与应用普及或将导致这种转型速度加快、程度加深。在这一过程中，网络信息“灰色区域”的扩大，“低级红”“高级黑”的存续与流行虽然是互联网对话语权再分配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与趋势，但也会为政府执政、社会稳定、文化建设等带来实在且深刻的影响，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所以亟待在治理上做出回应。[39]
针对合法化认同的根源枯竭，卡斯特尔给出了现代人之生存意义再建的药方——规划性认同重构，新的规划性认同是从抵抗中浮现，需要“新的为了改变而动员的主体”[40]。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施展逻辑需要转变，因为国家权力作用的对象以及挑战者的行踪越来越模糊，如果还是像原先一样展开随机“扫射”，很有可能会打到自己。这就需要权力主体关注个体的心灵与社会认同，能够围绕着信息流动与象征操弄进行组织。[41]在保持定力、耐心的同时，以“危中寻机”的反脆弱理念对“低级红”“高级黑”进行合理引导。从这一点出发，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适度放松对于“普通黑”的审查力度，甚至可以考虑开放制度化的“黑”的平台与渠道。网络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社区”，在“社区”中各种意见与需求并存。一方面，有必要建立促进不同意见理性讨论与沟通的平台，让部分需求在对话与互动中得以释放。另一方面，无论这些意见是“红”是“黑”，从中了解并提炼真实的民情民意，皆有助于政策制定与实施能够更充分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适度降低对于“普通红”的制度性需求，尤其警惕不科学的政策引导。网络社会虽然存在多元意见与需求，但“红”仍然是一种刚需。一方面，通过合理引导，令具有内在需求的个体投入实际生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42]；另一方面，令生产者有感而发、自然流露同样重要。在政策压力之下，不免有部分生产者因为“疲于应付”或者“恶性竞争”被迫降低生产质量，以次（“低级红”）充好（“普通红”和“高级红”）。
第三，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注意改善执政方式、优化政府形象、塑造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弘扬主流价值观，弱化“低级红”“高级黑”存续与流行的抵抗性认同基础，还应该重视国家治理中的技术维度，尤其在5G技术应用推广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对资本和技术精英的约束引导，探索新的治理标准，促进科技向善。
第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干部队伍素质。一方面完善选人用人制度，坚持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培养真正具备“四个自信”的领导干部，能够理性看待“黑”的存在。另一方面，加深对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新闻舆论工作水平，提高正面宣传技巧，例如通过“故事”等生动形式更有效地建构认同，[43]力争令“红”达到“润物细无声”的高级水平。还应当主动熟悉并积极利用新兴技术，在5G技术环境下为语言符号提供新的能指，引导受众形成具身性认同，同时探索治理与技术新的结合方式，以创新促进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效能提升。
（作者单位：张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庆宇，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5G和超高清环境下全媒体信息传播理论模型建构”（编号：2020YFB1406601）；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5G时代信息传播模式变革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ZH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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