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数字传播理论与机制研究
——基于人类信息传播机制演变进程的视角
方兴东 严峰 徐忠良
摘要 5G是现代通信技术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升级与突破，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重大技术的升级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变化，也会成为一些理论创新取得突破性影响的基础。5G技术对数字传播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成熟条件，技术变革引发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变化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本文系统阐述了1990年代崛起的网络传播、21世纪崛起的自传播，基于5G作为全新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其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的技术特性，进一步探索了5G普及后智能传播的崛起，以及由此奠定的数字传播新格局。5G时代标志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从大众传播正式转向数字传播。数字传播成为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全面连接与融合的基本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 5G 数字传播 智能传播 自传播 网络传播 范式转变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the 5G Era
Fang Xingdong Yan Feng Xu Zhongliang
Abstract 5G is an epoch-making technological upgrade and breakthrough in the network era.The change of soci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ris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and the rise of self-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Based on 5G as a brand new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peed， large capacity and low delay，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ris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5G and the new pattern of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thus established.Digital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a new st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5G；Digital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Self-Communication；Network Communication；Paradigm Shift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5G时代的到来，远远超越了技术和产业的范畴，完成了人类信息传播机制的整体范式转变。因此，其进程和规律，需要我们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的考察。2019年，我国5G通信成功提前实现商用，人们对5G的关注达到新的高度，5G具有的技术价值和战略意义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经建成5G基站超过13万个，居全球前列。5G深入布局后产生的技术效应、融合效应和社会效应等已经逐渐显现。5G受到传媒领域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密切关注。可以说，传媒是受5G技术影响最直接和最密切的重要领域之一。所以，产业界内许多关注者对5G与信息传播关系的探讨研究也进入高频阶段。不局限于学院派，还有传统媒体从业者、新媒体从业者等，都希望在研究中摸索出5G对社会传播的影响，对研究而言实践出真知和丰富理论，对产业界而言是为了寻找新风口和规避风险。
国内外学者对5G研究的文献已经不少，亮点很多，但是少有全局性的洞察。整体上依然注重技术思路，重复各种论断。不过，对于5G技术对信息传播有着十分重要影响的认知具有一致性：5G将推动社会传播的一次重大变革，无论是传统媒介行业还是新兴泛媒领域都将迎来5G的发展红利。本文先对已有的成果进行简要的回顾综述，初步勾勒出网络传播与5G的关系架构，也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
（一）国内对5G技术与传播的研究
5G的到来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首先，5G对传媒变革的影响是基于其技术特征。喻国明认为5G的“两高两低”特点会给传播领域带来革命性影响。[1]5G的高速率实现了可以承载更多连接的万物互联；高容量在网络中催生更多新技术和新应用；低延时让更多精细化应用场景得以实现；低功耗能够让万物互联的信息传播实时在线。刘笑盈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5G能让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统形态更加多样、传播主体更加多元、传播与社会关系更加紧密。[2]多位研究者认为，5G将会给视频形式的信息传播带来直接利好。于全、张平认为始于4G时代的短视频在5G时代将会获得最大的红利，“网红”模式的发展也会升级，从当前简单的音视频上传分享进入更加丰富的互动。[3]匡文波认为以后新闻报道的方式将以手机视频新闻为主。[4]胡泳等通过回溯历史，研究了通信技术迭代对传媒信息内容和内容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认为5G时代信息内容的生产方式将实现从UGC（用户输出内容）回归到PGC（专业输出内容）模式。[5]
其次，5G对信息传播和传媒生态产生影响也源自与其他技术的融合。这是一个新技术集中爆发的时代，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等纷纷崭露头角。有针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郭小平和汪亚纯注意到未来越来越多的新闻不需要人完成，而是依赖于装有多种传感器的智能终端或嵌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6]如一些灾难现场不适宜人直接进入，就需要依靠专业的传感器设备拍摄照片、视频或捕捉特定的参数等；又如腾讯的“Dream writer”和新华社的“快笔小新”等，都可以实现机器编辑新闻，并且已经实现新闻稿件的量产。其二，彭兰等多位学者认为信息产生和交互的场景会更加丰富，并且提到两个重要的应用场景：一个是智能家居或家庭智能媒体将会真正实现人机交互，从媒介角度而言，智能家居也将变成一种新媒介；[7]另一个是互联网汽车，这将是5G新技术对车载媒介的巨大变革，是0到1的颠覆，是比智能手机更加移动化和丰富化的新媒介应用场景。[8]不同应用场景出现的背后，其本质是技术融合带来的万物皆媒，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智能媒体时代。任锦鸾等通过对国内外智能媒体论文的回溯研究，支持技术融合有利于智能媒体发展的观点，但从市场角度认为不同类型媒体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9]
5G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也是许多学者思考和探究的话题。主流观点认为根据过往发展的历史，大量纸媒终将转向网络或逐渐消失。近年来一些老牌报纸和杂志停刊即是证明，5G将加速这一进程。更多的传统媒体必须要转型升级，充分整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并借助现代传播技术让传播力量和影响力继续。彭兰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化冲击了大众传播，而其要素和模式在5G时代会被进一步改写。[10]喻国明认为5G对传统媒体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转型机遇，要以“在地性”获得竞争优势。[11]刘建明认为沉浸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将会成为网媒的主流。这种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把受众拉入场景，身临其境的感受能够让受众更加融入事件中。[12]对比两位学者所表达的意思，身临其境只是一种方式，而“在地性”则是利用这种方式发挥出传统媒体所具有的真正优势，赢得主动权。传统媒体领域的工作者也十分关注5G等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谭铁牛等认为一些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机构借助一流的分发渠道，通过新技术实现对读者精准推送新闻信息。[13]杨田子认为新技术可以实现传统媒体的技术融合，丰富了媒体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可以获得来自民众更快的反馈，但传统媒体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必须在技术大潮中快速适应和提升，转变理念，在变革中求得高效发展。[14]
关于5G给传播学带来的影响，赵子忠认为5G会给更多传统传播理论带来挑战，同时也会成为新理论的起点。[15]喻国明也具有相似观点，指出5G对传播学而言是拐点，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换道行驶”。[16]胡泳等在对中国网络传播的回顾研究中也论述了新技术对传播学的影响，认为网络技术的演进会让多年来在我国被混为一谈的传播学和新闻学分道扬镳，对传播学回归“实然”的研究具有价值。[17]
（二）国外对5G与传播的认知研究
国外学者对5G传播也十分关注，已有不少相关研究。移动无线通信自1970年代末问世以来，经历了从模拟语音呼叫到当今最新的数字技术等重要的发展阶段。移动通信网络蓬勃发展，新型移动设备不断增多，越来越多地用于移动互联，将大大促进网络流量的预期增长。5G网络要实现的一些主要目标或要求是增加容量、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减少延迟和提高服务质量。在先进的市场营销、高水平的医学图像诊断、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智能电信网络运营以及高效办公的RPA（机器人过程自动化）等领域，已经开展了各种数字化转型活动。在对技术的讨论成指数增长的同时，批判与反思的议程也较以往更加积极与主动。Ana Babić等人根据技术创新理论分类和战略创新定位，认为5G技术将充当“游戏”改变者和破坏者的角色。[18]许多学者正在试图对5G网络技术展开社会学审视，讨论社会学和网络技术的并行状况，主要聚焦从社会学角度对车联网、物联网、移动云计算、智能电网、大数据等分析。[19]
近年来，关于5G/数字传播的研究，其理论贡献主要涉及科学和技术研究（STS）、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以及关于结构和“行动者”（Actor）的广泛争论。研究方法采取定性访谈、定量调查、实验设计，以及“大数据”和“小数据”两种社会媒体分析方法。议题关注点集中在有关人工智能、教育、数字不平等、媒介体系（media framing）以及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网络上相互作用等紧迫的研究问题。[20]Nils Klowait通过剖析符号互动主义者对新的数字技术的理解，提出符号互动和STS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中间地带”，既关注物质性，又保持对人的主体性的敏锐关注。[21]Brooke Dinsmore使用定性分析方法探索教育环境中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带来的语境变化。[22]Rohlinger提出跨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传播学者通常将集体行动简化为（单向）传播过程，并使其成为分析中的因变量。社会运动研究者已经确定了一些因素（如身份和情感），可以帮助传播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信息是如何被接收的，以及它们对参与的影响。[23]从电子邮件到社交媒体，从即时通信到政治模因，我们生产和传播文化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知识和社会的角度，学者Alberto Acerbi认为理解数字媒体大规模传播的后果至关重要。通过以“数字时代的文化进化”为分析框架，Acerbi呈现出数字时代中复杂的人类行为观，以及基于认知科学和进化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定量和实验方法。[24]
总之，除了技术和应用，人们对5G带来的社会传播变革已予以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以概念性、片断性和应用性为主。真正研究5G的传播特性，还应该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应该放置在互联网50年，至少是互联网最近20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之中，通过考察比较长的历史脉络，寻找和总结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第二，应避免片面注重5G技术带来的新应用和新变化，应该站在整个社会传播机制的高度，新旧结合，综合考察和研判5G将对社会传播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尤其是5G给社会传播带来的范式转变，才能有助于理解和解释5G发展的重要性。第三，基于更系统的学术框架，对5G的发展和变化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5G对技术、产业和社会，甚至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带来的各种可能变化及深远影响。
二 传统信息传播模式的三次飞跃
从古老的壁画到如今的移动互联网，人类的信息传播经历了多次革命。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原始和传统的信息传播时代。传播学领域的集大成者们依信息传播模式把这个时期划分成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阶段、奥斯古德—施拉姆（Osgood and Schramm）的循环模式阶段和赖利夫妇（Riley ＆ Riley）的社会系统模式阶段。
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5W模式”，简洁明了地展示了一个带有影响受众目的的传播活动流程。此后，申农和韦弗（Shannon and Weaver）考虑到传播过程中存在干扰因素，又提出增加一个“噪音”点。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传播的形象理解和环节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对信息传播的认知是单向性的，即没有发现和考虑到反馈环节的存在和影响。
到1950年代，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探讨了信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存在的双向循环。这是对“5W模式”的一次重要突破，发现了“反馈”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环，信息传播并非单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一研究的进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了人际传播过程中真实存在的现象。
1959年，赖利夫妇首次把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多种因素引入对传播模式的研究之中。他们认为，只要一个传播过程发生了，就是一项系统性活动的表现，因为传播双方不仅仅是相互之间的传播行为，还存在各自的自我传播，进而才有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并且任何传播都离不开社会客观环境，都或多或少地与过往的历史、当下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的文化环境和大脑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等产生着联系。马莱茨克（Maletzke）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把现实传播中更加复杂的体系纳入“场论”的研究范畴之中，考虑的不仅仅是社会客观存在的众多因素，还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和思想，细化了传播这个小系统与社会这个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对其中的因素进行交互研究，形成更加层次化的社会传播系统。
这三个传统信息传播模式，一个比一个进化，并且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以丰富研究理论成果。形成于20世纪的这三个传播模式，也构成了20世纪以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思想基础，成为传播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都基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伴随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和丰富。我们须致敬信息传播发展史上的这些经典研究，但也需要结合技术、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探索传播理论的进化，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突飞猛进发展的技术让信息传播在新的环境中走上了技术主导的时代。从20世纪末到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使得网络传播得以迅速发展，并对大众传播的地位形成冲击。尤其是自传播模式的兴起带来新的传播方式变化，使用传统信息传播模式来解读已经不能完全切合。所以，伴随着传播技术、渠道和效果的变化，新的传播范式和理论研究也要同步深入。
三 网络时代传播机制演进历程
人类传播技术的创新与变革，推动了新的社会传播机制的出现，也因此塑造了新的社会形态。众所周知，5G技术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等特征。但是，如果单纯偏向于从技术角度分析特征则容易陷入局限。我们更需要考察的是，在“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下，5G超越了过去3G的通信基础设施和4G的信息基础设施，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国家治理等多方面的全新社会基础设施。那么，有必要更加深入地考察5G普及之后给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带来的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只有梳理清楚社会传播机制的新规律和新特征，我们才能为研究和理解5G的未来变革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考方法。
互联网发展50年，尤其是最近互联网商业化的30年，带来了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重大变革。[25]从信息传播的范式层面看，大致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虽然这三次变革都产生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但旧有的信息传播模式并没有被简单替代，而是形成了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甚至相互共振的复杂形态，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组合与强弱格局。这样一种仍处在不断动态变化中的传播形态，我们称为数字传播。5G推动下的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互联网开始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基础设施的必然现象，对应着人类生活全面进入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两大空间融合的新阶段。全球社会进入了一个超越以个人为核心的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超联结社会（表1）。
表1 社会信息传播两大范式和传播机制的比较
显然，传播机制的改变源自技术的发展和演进。所以，三次转变也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互联网技术和产业基本上以10年为一个阶段。传播机制也与技术进程紧密相关，但是传播机制的形成和主流化，又比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节奏更慢。基本上，技术和产业10年一个阶段，而传播机制要20年一个阶段。第一个10年是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形成小规模范畴的新传播机制；下一个10年，是真正形成大规模、大众化的新传播机制。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简化，但是基本上可以说，1980年代是网络传播的形成阶段，1990年代是大众网络传播的确立阶段。21世纪初是自传播的形成阶段，2010年代是大众自传播的确立阶段。我们预测，2020年代将是智能传播的形成阶段，而2030年代将是大众智能传播的确立阶段。智能传播的崛起，标志着数字传播格局的基本形成。
同时，必须系统考察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变革、代表性应用和典型重大事件，更详细地梳理和总结互联网带来的新传播机制的进程和特性。
（一）1990年代，网络传播机制确立
网络传播机制崛起于1990年代的Web 1.0时代。网络传播凸显了大众作为受众群体的规模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要更加广泛，其技术基础就是1980年代网络逐步成熟并走向千家万户。1999年，全球网民数量已经接近2亿。这些网民构成了网络传播的受众基础。随后作为网络传播机制中心点的门户网站风生水起。国际上以雅虎最为典型，雅虎在1999年已经拥有1.2亿独立用户，而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仅以千万计，两者受众数量的差距显而易见。在国内，也有搜狐、网易、新浪和腾讯“四大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在那个时代迅速走红并纷纷登陆资本市场，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本质上是它们作为新生事物占据了新的传播主体位置。在大众传播时代，报社、杂志社、广播电视台等是传播主体，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而被商业主导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在获得了新的话语权后即被赋予了资本的价值体现，通过广告和引流等方式，不断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作为互联网Web1.0时代的代表，门户网站开始助推网络传播机制在中国市场的落地，为后来新的传播机制形成提供了思想文化和网民数量基础。
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相比，优势是利用了网络技术的便捷性和全球性，但传播的基本范式并没有实质改变。从传播主体看，都是具有组织性质的主体，在传播网络中构建了一个新的话语权中心。话语权中心的存在，意味着信息的传播仍然呈现自上而下的特点，网络承担了信息分发新渠道的作用。虽然门户也建立了一些特定的反馈机制，网民在获得信息后可以实现反馈，但在机制设置和操作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建立在信息传播基础上的社会连接属性仍呈现弱联结的特点。这种被认为是“大教堂模式”的传播范式直到Web 2.0时代博客的出现才有所改变。
（二）21世纪，自传播机制崛起
自传播机制兴起于2000年代的Web 2.0浪潮，成熟于2010年代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在时间的孕育和技术的撮合下，以博客（Blog）为代表的Web 2.0时代出现，自传播逐渐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这也是所有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所决定的。无论是博客、微博，还是微信等，一种全新的传播范式已经出现并走向成熟。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方式，尤其是信息传播的范围获得了极大的扩展，博客的出现更是让“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成为可能。[26]博客冲击了大众传播体系中信息发布者的中心地位，让每个博客用户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网络中传递自己生产的信息。把博客作为互联网Web 2.0的代表，也是因为博客改变了传统门户网站时代由网站发布、转载新闻的单一模式，博客用户之间可以用自己的信息表达产生新的信息互动。总而言之，博客起到了在信息传播中去中心化的作用，与传统大众传播相比，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基于博客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不同，可以把它们形象地比喻成“大集市模式”和“大教堂模式”。[27]简单理解，就是博客模式，即大集市模式下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更为自由和快速，同时也具有可分享和可追溯性；大众模式，即大教堂模式下的信息产生有更多的制度规范和传播要求。博客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对信息传播的改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电脑和网络普及率的提高，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网络信息开始形成快消费，微博逐渐走向前台。微博以发布信息简短精炼为特点，相比于博客，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上更加迅速，且由于新生代的网民对微博的接触比博客更直接，所以微博迅速集聚为新的信息传播体系。微博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就传播范式而言与博客的区别不大，只是在一些应用功能上获得了新的开发，如转发互动等，可以看作博客的升级版，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信息传播的热点。
2010年代，即时网络时代到来，迎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再一次变革。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领域的突破性产品，微信与QQ在传播方式上有了明显变化，因此被称为腾讯进入移动互联网的船票。在不断的迭代发展中，微信已经集“即时化、社交化、媒介化”等特征于一体。从微信的信息功能看，主要有一对一的聊天，如针对每个好友的信息交流；一对多的聊天，如在微信群的信息交流和朋友圈信息流。[28]除此之外，公众号模式的成功是微信媒介化的最大体现。微信自身定位于熟人社交，系统对好友人数和微信群人数等都进行了数量限制。这一点与微博不同，微博是最大程度吸引用户关注“大V”，以形成更强大的话题和传播效应，而不需要受众与信息制造者之间存在必要的强社交联系。微信的公众号虽然具有媒介化性质，但是系统仍对其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做出了限制，如一般账号每天只能发布一次，信息内容条数也有规定。尽管如此，微信的出现颠覆了以往信息传播的影响，填补了用户碎片化的时间，使信息传播不再有明显的节点限制。
（三）2020年代，智能传播机制到来
智能传播机制兴起于2020年代的5G时代，并将成熟于2030年代的6G时代。5G时代刚刚开始，对传播带来的各种变革还在慢慢兑现。5G时代是5G技术在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有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在内的其他高端技术的集中爆发，互联网的发展也将从信息科技时代向数字科技时代的下半场转型。[29]此时信息的产生、传播和交互等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但无论变化方式有多少，都只是一种新传播机制的表现形式。这一机制即智能传播机制，智能化将成为信息传播的核心特征。
移动通信技术、智能移动终端的不断升级，为用户提供了便捷多样的入网方式；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算法的不断优化，使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基于技术和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信息传播平台，信息传播范式也进入智能传播的早期阶段。前文提及微信的出现填补了人们的碎片化时间，其实微信只是工具的代表，移动互联网本身就是在利用人们的碎片化时间，无时无刻不与网络相连。其他诸如各种新闻资讯类应用，不断向用户提供丰富的信息。受制于时间和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每个用户的关注点都有差异，但存在有共性的群体。因此，一个通过先抓取媒体新闻后进行整理、归类和排行，再根据用户喜好推送的平台模式出现了。这种模式的背后是一套复杂的个性化数据运算体系，简而言之，即根据用户的点击和浏览习惯，初步判断用户对某类新闻的关注度；再不断根据用户的基本信息和长期的监测数据，实现更加精准的推送，最终实现用户打开应用后看到的都是自己喜欢或感兴趣的信息内容。根据其背后的运算原理，就是所有的消息都为用户服务，并且会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智能，打造一个个定制化的套餐。我们认为这是智能传播模式的早期阶段。之所以是早期，因为未来随着智能时代、万物互联的到来，给用户提供消息的不仅是智能手机和电脑，还有各种其他智能终端设备；提供的不仅仅是针对用户的信息，还有各种场景下的电子化信息、终端之间的智能互通等。
智能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交互，人机交互、机器之间交互等。交互的形式可以是语音、特定信号，背后则是复杂的逻辑算法。这是智能传播机制区别于其他传播机制的最主要特征，在形式上实现了“去组织化或去人物化”，数据和算法成为信息产生和传播的主要力量。信息可以实现每个人的定制化，呈现在每个人信息终端上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独特的私人性。传播技术升级和传播范式变革带来传播新形态。信息传播的特点既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也不是常见的自下而上，而是一种复杂综合的多线条和多维度立体式。可以想象或仍无法想象到的变革，将不断丰富传播网络的多链形态，促进人类社会进入更强的联结状态，即一种全新的超联结社会。可以理解为是高阶的强联结和全联结，人作为一个链点全天候在线，可即时获得和传递各类信息（表2）。
表2 社会传播机制演进历程及各阶段不同特征对比
四 数字传播：5G时代的传播新格局
从百年的大众传播进程，到半个世纪的网络化进程，再到最近20年的移动化进程，以及最新的智能化进程。经过这四大进程，直到进入今天的5G时代，才基本奠定了数字传播的基本格局和理论范式。其中的原因我们依然需要回到其进程之中寻找。
（一）5G时代成就数字传播
从大众传播到数字传播，传播学的范式转变，源于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传播所涉及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字传播经历了四大进程，但直到今天全球性一体化的数字传播基础设施才基本确定。以如今覆盖全社会所有民众（而不仅仅是网民）的“健康码”为例，就是一次真正社会全局性数字传播的预演和测试。数字传播作为人类社会全局性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核心内涵得以确立。在此之前的数字传播，都是局部性、阶段性、选择性和部分性的。
回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最能够清晰看出每一个过程的不同特点。20世纪80年代的1G时代是模拟通信时代，还没有真正进入数字时代；90年代的2G时代是数字通信时代，但也只是引入了一定的数据业务，基础的语音业务依然是基于电路交换而不是分组交换（也称为包交换）。3G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分界点，第一次引入了高速分组业务的移动通信制式，具备了高速IP数据网络，但是电路交换依然还在。4G是真正全IP数据网络，电路交换完全消失。移动通信在4G时代，才和有线宽带业务一样，真正成为数字传播的主流基础设施，尤其是让网民能够实现全面的移动化。但是，进入5G时代，高速度、大容量和低时延三大特点，以及高可靠、低功耗和泛在等特性，尤其是5G在万物互联方面的突破，使得移动通信从此可以真正超越传统固网，成为引领数字传播未来的绝对主导性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到了5G时代，全球性数字传播的格局基本奠定。
因此，站在5G刚刚起步的今天，构建数字传播的理论体系恰逢其时。数字传播理论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诸多新规律和新现象已经崭露头角，但又不需要穿越整整一个时代，完全无中生有依靠思想力去构架。时机，始终是第一位的。
（二）数字传播的新格局
数字传播进程中的每一种传播机制的诞生，都不是简单替代或者消灭前一代传播机制。从发展的角度看，都是由新的衍生开始形成互补和协同，最终完成主导性地位的变化和更替。现实的发展也证实了各种传播机制都会长期并存，而且相互作用。我们把这种新形势下多种传播机制并存的现象，称为数字传播机制。数字传播机制，比起目前广泛使用的媒体融合，或者单一的智能传播，更加契合当下整个社会传播的状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数字传播是传播机制的叠加和融合，而不是简单的多种媒体形态的融合。只有理解了数字传播的本质才能更容易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对策的要点。
图1 数字传播构成示意图
从大众传播到网络传播，再到自传播，在传播机制迭代的过程中，虽然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作为传播媒介的地位弱化，而网络媒介的地位日益强化，但并不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就完全消失了，它们同样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升级，参与到传播机制的变革中。报纸，可以转化为电子版形式投递给更多网民；广播，也可以摇身一变为智能音箱，嵌入人工智能和语音交互技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媒体中心；电视，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融合网络化、智能化、大屏化，再次占据家庭客厅的主导地位。类似的情况还有门户、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每一次新的传播机制的出现，也是先一代传播媒介的主动或被动升级。除此之外，新生媒介力量也需要传统媒介资源的支持，它们在深度信息发掘、一线新闻传播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机制如何发展，优质内容才是核心，多样化的内容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展现，而新的传播机制的优势即在于此。就竞争关系而言，新旧传播机制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甚至是一定范围的权限让渡，但在发展中逐渐融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并且在历次迭代中变得更加成熟和有序。
下一个10年，随着5G技术的深入普及，社会信息传播特性最大的变革就是信息的全球传播不再是传媒机构或者组织主导，甚至也逐渐不再是用户个人主导和控制，而是通过人工智能和算法等超越人的技术手段，实现和完成信息的大规模传播。这三大传播机制的传播能力虽然开始逐渐分出主次，但是依然各具优势，相辅相成。
从2019年底始，疫情在全球暴发，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众集体转入不同程度的隔离状态，人们从过去习惯基于现实空间的工业时代生活方式，强行切换到了依赖网络空间的新生活方式。[30]除了电子商务、数字娱乐、生活服务等常用的互联网应用之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各种会议都转变为网络会议形式；各大学都转成了互联网大学模式；各企业都将远程办公作为重要的工作方式。同时无论是国内阿里、腾讯开发的“健康码”，还是苹果与谷歌联手的美版“健康码”，都预示着5G网络的进程将大大加速。后疫情时代，新的传播机制也将得到极大的加强。虽然，目前很多举措是应急之举，但是，我们终将习惯这种新的网络传播与生活方式，并且逐渐常态化。
5G第一次奠定了全球传播一体化的数字基础设施。5G时代标志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从大众传播正式转向数字传播。从此，数字传播成为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全面连接与融合的基本方式，真正决定了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
（作者单位：方兴东、徐忠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严峰，互联网实验室）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规律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9）和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5G时代信息传播模式变革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ZH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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