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社会心态特点

（一）心理健康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做了新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成为健康的重要内容。社会成员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

国内全国性的心理健康调查比较少，2011年度北京居民心理健康调查课题组在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市民心理健康自评测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这次测验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包括三方面的测量内容：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并以总分衡量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民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尽管居民自测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总体健康量表平均分分别为85.56分、80.88分、78.87分和82.14分，但有20.3%的北京居民在自测测验中表现出心理健康不良倾向，22.5%的北京居民表现出社会健康不良倾向，7.0%的北京居民表现出生理健康不良倾向。自测心理健康和自测社会健康水平欠佳的人数比例高于自测生理健康水平欠佳的人数比例，12.0%的北京居民在总体自测健康中表现出健康不良倾向。青壮年（31～50岁）居民、离异和丧偶居民、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居民、收入中等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在6000～10000元之间）居民、无职业或无固定职业居民、技术人员等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陈珊，2013a）。

（二）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广受重视，有许多调查，包括一些国际机构做的断续调查，如世界价值观调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都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由于这些不是连续调查，反映出的居民生活满意度趋势不太一致。国内持续比较久的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是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完成的，从1997年起每年都有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生活满意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表现为下降趋势，然后变化平缓，之后又缓慢波动上升（见图1）。

图1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

资料来源：Easterlin1，R. A.，Morgan，R.，Switek，M.，Fei Wang（2012）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PNAS，一文的支持信息（Supporting Information）表1（http：//www.pnas.org/content/suppl/2012/05/10/1205672109.DCSupplemental/pnas.201205672SI.pdf#nameddest=ST1），2011年数据根据汝信等，2012。

新近的更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显示，2012年居民生活满意度比2011年略有下降，在2011年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调查结果中，居民生活满意度为3.46，2012年居民生活满意度为3.41，标准差均为0.92（王俊秀、全静，2013）。

在两次中国民生指数调查中均发现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东部地区。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居民对生活不同方面的满意度差异很大，对生活中个人性的家庭关系、身体健康满意度最高，对介于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工作状况满意度较高，对社会性方面的满意度较低，特别是对食品安全和物价满意度最低。具体结果为，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为85.53，对身体健康的满意度为72.13，对工作状况的满意度为61.28，对公共安全的满意度为58.48，对医疗条件的满意度为53.43，对教育的满意度为52.43，对交通的满意度为52.13，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为48.9，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为43.75，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为36.95，对日用消费品价格的满意度为36.13（陈珊，2013b）。

图2 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调查结果

2012年我们在杭州市中心的一个老社区调查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全国样本的生活满意度接近，均值为5点量表的3.43分，稍高于全国样本的平均值。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居民生活压力主要来源中，排在前面的分别是子女教育费、赡养老人和个人技能/学历提高的压力，均值分别是5点量表的3.31分、3.07分和3分；接下来的七项压力源和均值分别为：城乡身份问题（均值为2.85分）、工作压力（均值为2.81分）、住房条件（均值为2.67分）、自己或家人就业（均值为2.66分）、医疗支出（均值为2.58分）、婚姻（均值为2.58分）、不敢信任外人（均值为2.53分）。

（三）社会安全感

在2012年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全国样本调查中，社会治安安全感略高于2011年，均值为2.73，高于2011年的2.66；食品安全满意度为3.06，高于2011年的2.86。我们在2012年的调查中对交通、食品、医疗、劳动、财产、隐私、人身和环境的安全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食品安全感、隐私安全感低于2006年和2008年外，其余各项均高于前两年的结果，但由于这两次调查的样本范围和调查形式均不同，结论也只可参考（高文珺等，2013）。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2006年的社会安全感调查中，不安全的排列顺序由高到低依次是食品、医疗、交通、财产、劳动、人身和隐私；2008年这一排序依次为交通、食品、医疗、劳动、财产、隐私和人身；而在2012年的调查中，这一排序是食品、隐私、环境、医疗、交通、劳动、人身和财产。对比一下可以发现，食品始终居于前列，人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感相对较高，而隐私安全感逐年大幅下降。

表1 2012年社会安全感调查和2006年、2008年对比

（四）社会公平感

曹颖、徐珊珊、陈满琪（2013）的调查发现，北京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不高，在回答“您觉得目前的社会公平吗？”这个题目时，平均得分为7点量表的3.87，低于量表的中间值4，处于较低水平。调查中有12.6%的人认为分配问题是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对未来5年的预期中，有16.4%的被调查者认为分配问题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比例更大，可见公众预期未来的分配不公将更加严重。在这次调查中，有19.2%的人认为不公平是自己生活状况与周围人差距的原因，其次是自我归因，占36.1%；选择“社会提供的机会不足”的占12.8%。

陈辉、杨宜音（2013）在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五个省市的250名进城农民工的调查中，回答社会是否公平（非常不公平1分，比较不公平2分，比较公平3分，非常公平4分）的均值为2.2分，为了与上一个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将其转化为7点量表得分的3.85分，两个调查结果接近，农民工公平感略低。有25.7%的农民工回答“非常不公平”，38.3%的农民工回答“比较不公平”，30.2%的农民工回答“比较公平”，5.9%的农民工回答“非常公平”。外出打工期间是否受到不公平对待（非常多1分，比较多2分，比较少3分，根本没有4分）这一题目的公平感均值为2.4分，转换为7点量表的得分为4.2分。在对外出打工期间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的回答中，有14.9%的农民工回答“非常多”，30.2%的农民工回答“比较多”，50.7%的农民工回答“比较少”，2.3%的农民工回答“根本没有”。

我们对杭州市一个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的调查显示，在回答“杭州市民和我们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会待遇上毕竟不一样”的题目时，31.4%的人选择“不太符合”，15.9%的人选择“很不符合”，有28.6%的人选择“不确定”；在回答“外来务工人员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很难改变”的题目时，23.6%的人选择“不太符合”，9.6%的人选择“很不符合”；在回答“总的来说，外来务工人员很难进入受尊重的领域内工作”的题目时，25.2%的人选择“不太符合”，12.5%的人选择“很不符合”，28.4%的人选择“不确定”，23.3%的人选择“比较符合”；在回答“人们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偏见”的题目时，26.3%的人选择“不太符合”，18.9%的人选择“很不符合”，30.4%的人选择“不确定”（白文璐、石向实，2013）。

农民工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多数人采取消极逃避的方式应对，杭州调查中35.7%的人选择离职，21.3%的人选择忍气吞声，陈辉、杨宜音在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五省市的调查中发现，59.6%的人选择离职或忍气吞声，两次调查的比例基本相当；杭州调查中10.5%的人选择自己找人私下解决，五省市调查中14.9%的农民工选择找人私下解决；杭州调查中3.5%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物品上，2.1%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不相关的其他人身上，五省市的调查中9%的农民工选择把怨气发泄到不相关的人或物上；两个调查中采取正规途径维权的比例也比较接近，杭州调查中11.2%的人选择求助社区，10.8%的人选择求助政府机关，五个省市的调查中，14.0%的农民工会求助国家机关（白文璐、石向实，2013；陈辉、杨宜音，2013）。

（五）社会支持感

北京市居民社会支持调查结果显示，亲属、朋友、同学、同事依然是居民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这和《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中刁鹏飞的《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压力及社会支持》一文中的结果一致（刁鹏飞，2011）。2006年和2008年的全国调查均显示，非正式支持是支持的主要来源，其中亲属关系是主导的支持来源，由社区组织、政府部门、党群组织等提供的正式支持的数量较少，覆盖面有所提高。

北京市居民社会支持调查结果显示，1.6%的居民感受的社会支持处于低度水平，73.5%的居民感受的社会支持属于中等程度，24.9%的居民感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学生、未婚居民和20岁以下居民中低社会支持水平的比例较高。

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在遇到急难情况时，得到经济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帮助的来源依次为：配偶、其他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或同事，选择率分别为40.52%、36.65%、35.73%、33.95%和16.69%；而居民从工作单位、党团工会和宗教等处得到支持的选择率较低，分别为6.77%、1.42%、0.12%；有0.9%的居民表示没有得到过上述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持或帮助。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居民在遇到困难时，曾得到安慰、关心等心理支持的主要来源依次是配偶、朋友、其他家人、亲戚、同学或同事，选择率分别为43.45%、42.48%、39.00%、39.00%和22.18%；对工作单位、党团工会和宗教的支持的选择率较低，分别为7.66%、1.82%和0.18%；0.5%的居民表示没有得到过安慰和关心。

我们在杭州市一个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的调查显示，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较高的是家庭，其次是朋友，然后是同事、领导和亲戚，三者的平均值依次是3.79、3.66和3.42，且两两之间的社会支持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企业、社区和政府部门的正式支持薄弱（白文璐、石向实，2013）。

（六）社会尊重与认同

自尊是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和作用的评价和情感体验，自尊的建立离不开来自社会对个体行为的评价和反应，同时，一个人的自尊影响其心理和行为。心理学关心青少年成长中自尊的建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一些群体在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变化后也面临着自尊的重新建立。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社会融合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农民工城市融入，我们对杭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自尊状况做了调查。调查采用罗森伯格的自尊量表，量表把自尊区分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两个维度，自我肯定得分高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而自我否定得分高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自认为不如别人。调查发现，农民工自尊总体平均分数为33.40分，与同龄的大学生相比偏低，自我否定程度偏高，自我肯定程度偏低（段志慧、郑莉君，2013）。

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不再满足于农民工这样候鸟迁徙的生存状态，他们希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这种城市人的认同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对杭州农民工的认同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农民工倾向于“新杭州人”认同，在回答“成为新杭州人中的一分子，我感到很高兴”的题目时，回答“很符合”和“比较符合”的比例占60.5%，回答“不太符合”和“很不符合”的分别占15.3%和4.8%。在回答“作为新杭州人，这一身份有许多令我觉得自豪的地方”时，有42.1%的人回答“很符合”和“比较符合”，17.2%的人回答“不太符合”，8.6%的人回答“很不符合”。在回答“我准备在这里工作几年，并不准备真的作‘杭州人’”时，49.2%的人回答“很不符合”和“不太符合”，17.1%的人回答“很符合”和“比较符合”，33.7%的人回答不确定（白文璐、石向实，2013）。

（七）社会信任

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总体信任水平进一步降低。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对1171名居民进行了社会信任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百分制的62.9分，刚过60分的及格线。2011年12月中下旬这一调查的城市扩展到七个，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1943名居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59.7分，低于及格线。“非常信任”的比例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是4.1%和3.9%，“比较信任”的比例分别为53%和49.3%，“一般”的比例分别为34.8%和35.6%，“不太信任”的比例分别为9.1%和6.4%，“非常不信任”的比例分别为1.6%和2.2%（杜军峰、饶印莎、杨宜音，2011；饶印莎等，2013）。

本次调查还发现，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由近及远分别是亲属、亲密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家庭成员的信任程度最高，2010年三个城市调查的得分为94分，2011年七个城市调查得分为90.6分，亲密朋友两次调查得分分别为79.9分和79.3分，一般熟人为62.8分和65.3分，单位同事为60.4分和62.4分，一般朋友为60分和63分，单位领导为58.4分和61分，邻居为57.6分和59.4分，陌生人为22.5分和30.3分，网友为19.1分和24.4分（杜军峰、饶印莎、杨宜音，2011；饶印莎等，2013）。

我们的另一项调查采用了一般社会信任量表来测量社会信任，该量表包含了6个测量大多数人的可信程度、待人公平和乐于助人三方面的题目，将各题目总均分作为人们一般信任的指标，得分越高，信任感越强。结果发现，一般社会信任的均值按5点量表计分为3.5分，高于中值3分，处于比较信任水平。分别考察可信程度、待人公平和乐于助人三个方面发现，人们比较愿意相信大多数人乐于助人，不会只顾自己，平均72.3%的人选择了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和别人交往时不需要小心提防这两个题目而言，只有平均49.6%的人选择了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体现出人们最怀疑的是大多数人的可信程度；而对于大多数人会待人公平和不会想着占别人便宜这两个题目来说，平均有57.6%的人选择了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表明人们对于大多数人会待人公平的相信程度居中（高文珺等，2013）。

（八）社会情绪

情绪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内心状态的反映，而社会群体的情绪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曹颖、徐珊珊、陈满琪调查了北京市民的情绪状态，选取了满意、不愉快、怨恨、不安、平和以及怀有希望六种基本情绪状态，其中，两个正向情绪为满意和怀有希望，三个负向情绪为不愉快、怨恨和不安，一个中性情绪为平和。情绪评定采用7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强烈”，7表示“非常强烈”。调查发现：虽为现在情绪状态但指向未来的怀有希望均值最高，为4.88分；其次是中性情绪“平和”，为4.65分；正向情绪“满意”得分为4.19分；负向情绪“不愉快”、“不安”和“怨恨”得分最低，分别为3.69分、3.32分和3.20分（曹颖、徐珊珊、陈满琪，2013）。

从居民选择不同程度情绪分布的比例来看，怀有希望一项选择非常强烈的有22.1%，表示不强烈的仅有4.7%。分高中低三部分来看，中值4分以下的比例占16.1%，中值4分占28%，高于中值的占55.9%。正向情绪满意中表示非常强烈的占8.4%，非常不强烈的占7.7%，选择中值4分的最多，占34.4%，低于中值的比例占26.8%，高于中值的比例占38.8%。中性情绪平和一项选择非常强烈的比例为15.1%，非常不强烈的比例为4.5%，中值占比最多，为34.6%，低于中值的比例合计为17.5%，高于中值的比例合计为47.9%。在不愉快的选择分布中，中值占36%，低于中值的占38.9%，高于中值的占25.1%，高低两个极端选择不多，分别为4.8%和9.2%。另外两个负向情绪分布相似，不安和怨恨两项选择非常强烈的比例分别为3.3%和3.5%，选择非常不强烈的比例分别为19%和20.1%，选择中间值4的比例分别为28.2%和30.6%，低于中值的比例合计分别为49.7%和52.3%，高于中值的比例分别为22.1%和17.1%。

总的来看，怀有希望高于中值的比例占大半；人们对满意的选择比较平均，接近三成，高于中值的略多，低于中值的略少；平和一项高于中值的比例较大，近五成；负向情绪低于中值的比例更高，分别在四成和五成左右。概括起来就是正向情绪在高处聚集，中性情绪分布比较平均，负向情绪在低处聚集。

图3 北京市居民不同情绪分布

说明：基于《转型期的社会心态研究——基于公众信访人的实证分析》一文数据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