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聚焦
从家庭教育理念的契合看中阿民心相通
——基于家书的视角[1]
陈杰 王安琪[2]
内容提要 家庭教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伟大思想家，梁启超与艾哈迈德·爱敏的家庭教育理念都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家书里。两位思想家在家庭教育的方式、内容、目标上契合共通，其原因包括：中阿民族都有注重家庭建设的传统，两位思想家身处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均持文化开放主义精神。家庭教育理念的相通反映了中阿两大民族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人文追求，中阿民心相通未来可期。
关键词 阿拉伯民族 艾哈迈德·爱敏 梁启超 家书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不仅是单个家庭的教育活动，更是一个民族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希望。各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积累了无数家庭教育实践经验，沉淀下丰富的家庭教育理念。在古丝绸之路上“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中阿两大民族在家庭教育理念上虽各有特色，但也有很多契合与共通之处。本文以同时代思想家梁启超与艾哈迈德·爱敏的家庭教育理念为例进行比较，认为家庭教育理念的相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阿两大民族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人文追求，这为中阿两大民族实现民心相通和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观基础。
一 作为家庭教育典范的梁启超与艾哈迈德·爱敏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他一生著作宏富，其中由林洙编著的《梁启超家书》收录了他在1898年到1928年间写给妻子与子女的400余封家信。艾哈迈德·爱敏（1886～1954），则是阿拉伯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先后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及伊斯兰高等法学院，曾任开罗大学文学院院长、开罗语言学会院士。他也是著作等身，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伊斯兰百科全书”的八卷本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爱敏的家书集《致吾孩》共有家书19封，写于1949年爱敏之子留学英国期间，1950年由埃及著名的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整理出版，后多次再版。
几乎处于同时代的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与阿拉伯著名思想家艾哈迈德·爱敏，不仅都注重自身的立德修业，亦在子女教育方面倾注心血，他们的家庭教育理念为子女日后成才奠定了坚实基础。爱敏之子贾勒莱·爱敏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梁启超则满门皆俊秀。其中，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投身革命事业，五子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氏一家创下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从两位名家留下的宝贵家书集中，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家庭教育理念，以及中阿两个民族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融通之处。
二 梁启超与艾哈迈德·爱敏家庭教育理念的层次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家庭（主要指父母）对个体产生的影响。[3]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4]，家庭教育具有基础性和终身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年一代人生价值的实现。梁启超与爱敏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们的殷殷舐犊之情、望子成才之心在家书中处处可见。比较两人的家书，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教育理念都是围绕为人、为学、爱国三个层面展开的。
（一）为人是教育的根本
正如梁启超所言：“教育事项虽然很复杂，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5]“何以成人”是关于生命的宏大命题，家庭教育的根本即教育子女学会做人。在梁启超和爱敏的家书中，为人之道贯穿始终，二人在“做人”层面的教育观念涉及修身养性、注重生活乐趣、躬行节俭以及谨慎择友四个方面。
在修身养性方面，梁启超与爱敏均认为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情操与智力不分伯仲，都很重要。梁启超说：“现世界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6]他以自己为例，引导子女为人处世平和豁达：“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7]爱敏则在家书中用建设城市的譬喻教导孩子：“若智力是城建的基础，那么情感与操守则为其锦上添花。”[8]在偏重智识教育、忽视情操培养的社会大环境中，他希望孩子修身洁行，自觉树立陶冶情操的意识。
在生活方面，梁启超与爱敏都主张让生活充满乐趣，而非枯燥乏味。梁启超是中国“趣味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曾说：“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9]他在鼓励儿女培养生活情趣的同时，也提醒他们明辨物质与趣味的关系。在给梁思顺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10]爱敏则说：“探求现实生活中的乐趣是你的必经之路。无论你是否享尽了尘世浮华，这种探求都已然是人生乐趣的极致了。”[11]那么，何为“人生乐趣的极致”呢？在爱敏看来，是精神享受。他希望儿子将生活的旨趣由享有物质富足升华至汲取精神给养，因为“心智之乐更长久，更真实，更加远离鸡鹜相争”。[12]
在消费方面，躬行节俭、量入为出是梁启超与爱敏对孩子的共同要求。梁启超“寒士家风”的理念源自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训诫。在他看来，自己能够终日孜孜以求、了无荒疏怠惰，皆是忧患所赐。因此，他在1927年给梁思顺的家书中写道：“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13]此外，梁启超经常将家中预算及支出计划在家书中详细道来，以身作则，教导孩子精细开销，以免入不敷出。爱敏则在家书中告诫孩子不可一掷千金、挥霍无度，而应崇尚俭朴，他说：“量入为出，甚至支出可以略少于收入，不必显得寒酸，但也决计不要铺张。”[14]
在交友方面，两位思想家均提倡择友而交。孔子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梁启超身为国学大师，无疑深受儒家择友观的影响，他教导梁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独立的），多认识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15]爱敏的择友观则深受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想影响，他希望孩子以平和包容的心态审慎择友，以使门无杂客。在家书中，他以侄子结交益友而最终受益匪浅为例，教导孩子一方面要远离虚度年华者、穷奢极欲者和粗野庸俗者，另一方面要善于结交具有深厚文化底蕴、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有识之士，唯有这样的友谊才愈发醇厚，值得珍惜。
（二）为学是进步的阶梯
梁启超与爱敏的孩子长大后皆成为国之栋梁，子女成才与他们在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为学密不可分。具体说来，他们对子女学习观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学习态度、学习内容以及文化视野三个方面。
首先，要做一个学习态度端正的人。梁启超与爱敏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成就斐然。梁启超到晚年仍授课讲学，伏案著书，三餐之外不离书桌半步。爱敏在开罗大学任教后，与阿拉伯大文豪塔哈·侯赛因、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底约好三人合作著述阿拉伯专门史，爱敏写文化史，塔哈·侯赛因写文学史，阿巴底写政治史。最后只有爱敏坚持下来，四十年如一日，求索于浩瀚史料中，在离世前终于完成了他的八卷本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的二位名家身教重于言教，均希望孩子以严谨的态度治学。爱敏说，“做研究时要全神贯注、一丝不苟”[16]，“你与读书仅为文凭者的区别在于：他们一拿到文凭便仰头大睡，而你却必须持之以恒、终生为学”[17]。梁启超同样要求孩子端正学习态度，既要“猛火熬”，也要“慢火炖”。他教导梁思庄要明辨求学目标：“‘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18]
其次，要做一个学识广博的人。求知与博学是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都倡导的优良传统。《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治学观中的首要一点即“博学”。伊斯兰教也是热爱知识的宗教，《古兰经》鼓励人们求知以至聪慧睿达：“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唯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梁启超在家书中对学问的“广博”和“专一”这两点论述颇多，如教导梁思成学习内容不可过于专一，而应广泛涉猎，他说：“思成所学太专向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19]爱敏要求孩子对待知识既要有所专注，也要博学多闻；要精于工科，但也不可忽视人文艺术科目。他认为工科学生以为自己只需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对世界文艺、大众文学等知之甚少并无不妥，是一种“亟须纠正的错误认知”。因此，他教育孩子只有二者兼备时，才能成为学识广博的栋梁之材。
最后，要做一个文化视野宽广的人。在厚植传统知识与文化的基础上，以开阔的胸襟吸收西方知识与文化是梁启超与爱敏对子女的基本要求，将子女培育成融通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人才是他们的共同希望。梁启超作为国学大师，一方面对子女的国学教育极为重视，如他在梁思成住院时，去信建议他在生病期间品读《论语》《孟子》等经典，提升国学修养；另一方面，梁启超并未固守传统文化，而是认识到随着中国的近代化，青年一代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因此，他倾力支持孩子出国留学，在选择学校、确定专业等细节问题上为子女出谋划策。爱敏则让孩子在国内汲取本土文化的养分后，又送他到英国和瑞典深造。在家书中，他为孩子言明东西方文明的特征：“东方智慧集中而凝练，更多依赖悟性和直觉；西方智慧也有其不容小觑的特质，往往以事实、实验与科学为依托。”[20]他要求孩子实事求是，以崭新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对待东西方文明，择益而学，择善而从。
（三）爱国是人生的境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和中国均处于新旧制度、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梁启超和爱敏身为爱国文人，十分注重对孩子进行爱国教育，让爱国成为他们人生的崇高境界。
梁启超将强国、新民、教育统筹考虑，认为“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治国从齐家开始”。他在家书中常与孩子们探讨国家形势，教导他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如教导梁思顺要懂得回报社会：“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21]虽将子女送至国外深造，但梁启超同样要求他们“毕业后回来服务祖国”，认为这是“人人共有的责任”。在爱国主义家风的熏陶下，梁启超七个出国深造的子女学有所成后均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毅然投身祖国建设事业。同样，阿拉伯—伊斯兰“中间主义”十分注重培育爱国精神，强调穆斯林要热爱自己的家园。[22]奉行中间主义的爱敏希望孩子以成为“爱国的改革家”为目标，教育他在国外求学时要专心治学，学成后不能流连国外的安逸生活，而应回到祖国，以所学知识投身到民族复兴事业中去。他说：“追求崇高的目标，为人道主义事业而奋斗，为社会正本清源，凡此种种，即便与贫穷相伴，亦不失为一种幸福。”[23]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教育的过程无非就是让受教育者“社会化”的过程，教育的根本功能就是使受教育者完成由“个体我”向“社会我”的转变。[24]梁启超与爱敏家庭教育中的爱国维度不仅反映了作为人父的他们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也反映了他们希望子女长大后能成为崇高的“社会我”。
三 梁启超与爱敏家庭教育理念契合共通的原因
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哪种文化，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大体相似。综观《梁启超家书》与《致吾孩》，可知两位思想家在家教思想上的契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育人路径方面，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均采用言传身教、平等交流、循序渐进的方法。以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为基础，提出要求之余更注重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治学历程、处世经验为例，为孩子树立榜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儿女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润物无声的家庭教育不但形成了对孩子成长与发展大有助益的正派家风，也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栋梁之材。在育人内容方面，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均关注子女的整体发展，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有时从生活细微处入手，有时又上升到宏大的理想和永恒的命题。二人在教育子女时非常注重平衡，兼顾启发智识与培养情操，体现了家庭教育应鼓励孩子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导向。在育人目标方面，梁启超与爱敏均重视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人才，希望孩子先成人、后成才，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在民族振兴与祖国建设中实现人生理想。梁启超要求儿女为人刚正不阿、尽忠职守、为国奉献，“常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一个人的价值、行为和心理状态主要是来源于家庭，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对于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进步，家庭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25]爱敏则在家书中直言，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悟便是“走正道”，即“做正直之人，行正义之事”，希望孩子坚守正道，树立爱国理想，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和爱敏教育目标的定位体现了二人的思想高度及社会担当。
为何相隔万里的两位名家在家庭教育理念上能够遥相呼应、契合一致？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都有注重家庭建设的传统。《诫子书》《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均是中国名家教子的经典。习近平也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全社会注重家教与家风，希望广大家庭“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26]。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赋予家庭极其重要的地位：“真主以你们的家为你们安居之所。”（16：80）
其次，东方文化圈是梁启超与爱敏的共同文化背景。东方文化主要建立在农耕或游牧基础上，是群体认同的结果。虽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身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在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表现形式中，最核心也最本质的是对于“人性”的认同，它使人或族群、民族有一种心理归属感，可以找到某种类似精神家园的东西。正是如此，志存高远、克勤尚俭、博学明辨、开放包容、尽忠报国等成为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共同传承的价值取向。
再次，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民族命运促使梁启超与爱敏对家庭教育产生了相同的考量。两位名家都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国与埃及均处于社会变革期。就埃及而言，在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之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作为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经济被纳入战时轨道，农业凋敝、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回看同时期的中国，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国门洞开，在急剧动荡的环境中开始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打开了中国探索近代化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次又一次冲击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一批批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上下求索。爱敏与梁启超作为怀有爱国情结的文化名人，面对这样的祖国，他们深知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因此在家庭教育中格外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促使孩子树立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引导其走一条求学为民、立志报国的正道。
最后，文化开放主义是梁启超和爱敏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态度。他们均以包容的胸怀对待西方文明，主张东西方文化交流，以西方先进知识和经验服务于祖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梁启超两次游历欧美，所见所感使他认识到文化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彰显其价值，“（他）虽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几有变化，但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是明确的”[27]。他主张在“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的基础上，“用那西洋人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文化新系统”[28]。爱敏尽管未曾留学西方，但在爱资哈尔大学和高等法学院学习期间，他从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等阿拉伯维新学者那里接触到伏尔泰、卢梭、雨果、歌德的思想。此外，他精研英语，阅读了大量西方的哲学、历史著作，发现很多在东方找不到的阿拉伯语古典著作，在西方却得以翻译和印行，这对他触动很大。[29]梁启超与爱敏的文化开放主义思想在各自的家书中不时闪现。
当然，梁启超与爱敏作为生活在不同地域、受不同文化洗礼的思想大家，其家庭教育自然也存在不同之处。譬如，梁启超更愿意同子女话家常，从生活琐事中启发孩子，而爱敏更注重对孩子进行娓娓道来的案例教育；梁启超教育子女时语气亲和，甚至有些顽皮，在家书中一个亦庄亦谐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而爱敏教子的口吻更显严肃，体现出更多的长者风范。
四 结语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中阿两大民族虽相隔遥远，却亲如一家。”[30]作为来自中阿两大民族的思想大家，梁启超和艾哈迈德·爱敏在家书中呈现出来的家庭教育理念闪耀着人文思想的光辉，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千百年来教育观念的缩影，折射出相隔千山万水的两种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实现民心相通需要挖掘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家庭教育理念的共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阿两个民族在价值观层面有诸多契合的地方。从这个角度出发，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的通过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中阿民心相通、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但具有坚实的价值观基础，而且未来可期。
The Conformity of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Arab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etters
Chen Jie，Wang Anqi
Abstract：Family education bears a nation’s core values. As great thinkers of the Chinese and Arab nations，Liang Qichao and Ahmed Amin’s family education ideas are embodied in their family letters. Their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contents and goal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The reasons include：both Chinese and Arabic nations have the tradition of focusing on family construction；the two thinkers shar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ra background，and both hold the spirit of cultural openness. The similarity of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reflects the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humanistic pursuit of the Chinese and Arab nationalities. Therefore，building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have a promising future.
Keywords：Arab Nation；Ahmed Amin；Liang Qichao；Family Letter；Family Education
[1] 本文系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带一路’沿线语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育：模式与路径”（项目批准号：2019-16）、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三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2] 陈杰，博士，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国别和区域研究；王安琪，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文学研究。
[3] 邓佐君主编《家庭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第7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167页。
[5] 夷夏编《梁启超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第110页。
[6]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241～242页。
[7]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214页。
[8]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16页。文中引用为作者自译。
[9]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181页。
[10]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168页。
[11]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61页。
[12]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30页。
[13]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26页。
[14]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42～43页。
[15]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114页。
[16]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63页。
[17]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61页。
[18]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74页。
[19]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180页。
[20]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31页。
[21] 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36页。
[22] 丁俊：《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和谐发展》，《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23]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致吾孩》（阿文版），印达维文化教育机构，2016，第30页。
[24] 吴康宁：《教育的社会功能诸论评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5] 陆士桢、漆光鸿、杨峥威：《文化价值坐标中的家庭教育》，《当代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55页。
[27] 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中国文化通达世界文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期。
[2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专集23，中华书局，1989，第37～38页。
[29]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页。
[30]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