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

（一）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1.精神文化是文明体系的灵魂

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作用，更要重视政治、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导向作用。可以把社会比作像人一样的生命有机体，经济如人身肉体，政治如骨骼脉络，文化如思想灵魂。“精神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文化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真正的精神文化不应是外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独立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或物化形式。文化的这几个层面或构成部分不是彼此分离、相互对立的，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的内在结合的关系。”[130]精神文化是整个文明体系的思想灵魂，它往往通过宗教、哲学、核心价值观等形式集中表现出来。精神文化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但它具有主观能动性，能通过交流传播打破限制，推动经济、政治的变革，先进文化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131]。在三个文明建设中，“政治文明建设是主导、是核心”，“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是灵魂”，“三个文明建设各有各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并把这种作用协调好，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132]。

2.研究和传承优秀的中外精神文化

研究中国历史，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为主导线索，充分重视优秀文化对整个文明体系的作用。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和哲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巫史文化起，经历了礼乐文化、法家文化、黄老文化、儒家文化、旧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不同阶段。我们要系统深入地研究各个文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研究各种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优点和不足，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有的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133]这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对于法家、黄老文化、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文化也应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此外，还要研究历史时期国内外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的交流、竞争、互鉴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不断向世界开放的文化，早在西汉中国开启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拉开了中国和南亚及欧洲的文明交流的序幕。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唐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开始传入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在全球的扩张，“西学”对“中学”更是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中西文化优劣直到今天仍然是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要跳出机械的、笼统的文化优劣论的窠臼，用实践检验文化元素，只要适合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不论中外古今都可以借鉴。

3.处理好精神文化的自信与创新关系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精神文化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34]“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35]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入侵，国人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盲目崇拜、照搬外来的思想、制度来分析、解决中国的问题，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直到今天，“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易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36]，使当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自信但不要僵化迷信，创新但不能舍本逐末，要处理好自信守正与创新发展的关系，需要坚持创新、科学、民主的文化发展原则。真理需要实践的检验，文化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

（二）协调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

1.尊重中华文明的多元性

人类文明多元性在一般的论述中主要指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多元性，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方面，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存在文明多元性。文明从主体、区域、要素、时代及其各自的层次上都存在多元性。主体是文明的创造者，通常是不同的民族，有时是特殊的宗教、学术团体，如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道教文明、儒教文明等。区域文明是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明。中华文明从内部观察，可分为草原文明、农耕文明、山地文明、森林文明、海洋文明、高原文明等区域文明。要素文明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可分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几个方面。从时代上讲，任何一个国家和区域的文明一般也都存在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别。上述四个方面文明还各具有层次性，如中国古代文明可以分为先秦文明、汉唐文明、宋元文明、明清文明等阶段性文明，宋代儒学可分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不同分支。

2.促进中华文明的一体化

多元性意味着差异和竞争，竞争导致文明的融合与统一。中华文明是一个复杂有序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文明都存在主流非主流的区别，很多情况下，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局面。例如，在西汉至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儒家文化主导，但法家、道家、佛家等多家文化共同发展。很多学者称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是外儒内法，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对当代中国文化，还有人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都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多元性、互补性、一体性。应当充分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包括中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生态史各个方面多元一体的内涵。

（三）积极应对世界文明的竞争与协同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会形成多种类型的文明，如在农业文明时代，就有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以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中亚和西亚文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明。我们应承认历史发展过程的文明多样性，既要看到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又要看到各个文明的独特性，同时还应关注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联系。

1.反对文明优越，坚持文明平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扩张，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文明观也影响到了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这就是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是文明优越论的产物。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书，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对抗冲突，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冲突，并通过核心国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除此之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发展一种世界文明。[137]中国古代向来主张不同文明和谐共生。《尚书》中说，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38]，这实际就体现了文明和谐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139]近些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提出新的文明观，认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40]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要扩大域内外国家间人文交往，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141]。我们要改变对西方的刻板印象。按传统观念，西方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列宁说，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已经到了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文明优越论。当然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它们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适价值，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也是文明优越论。西方社会自马克思逝世后，又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早已不是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状态，我们不能照搬马列著作的词句，简单地给西方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这样很容易掉入文明对立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取代论的旧框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类文明各有千秋。西方的优势是个人竞争能力强，我们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处强不见得处处强，一处弱不见得处处弱。对自己不能只讲优势，回避不足；对他人，也不能只讲缺点，不讲长处。对于西方价值观，我们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接收，也不能全盘否定、完全排斥。“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142]

2.包容文明差异，推动文明共享

人类文明是在竞争、交流、合作中发展的，文明的发展避免不了竞争，但必须通过合理的途径，尽量降低代价。文明竞争应避免不择手段，要从无限（无规则、无底线）竞争转向有限竞争，从非法竞争转向合法竞争，从不公平竞争转向公平竞争，从阴谋竞争到公开竞争，从暴力竞争转向和平竞争。竞争的目的是和谐共生、交流融合、共同进步，那些以文明之名行征服世界之实的行为，我们要坚决反对、坚决斗争，但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研究文明，不仅要重视文明多样性、差异性，还要注意文明的合作与共享，处理好文明的“中国特色”与“世界共享”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当代的中华文明，随着时代变化，中国要不断加强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搞文明优越和文明冲突，与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要让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要实现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必须在尊重文明多元性的基础上，存异求同、化异聚同，打造人类共享文明，包括共信的价值观、共守的国际关系准则，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治理体系，实现人类文明的协同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中探索、创造出来的，它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和模板，也不能保守固化、停止不前，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民主与法治的手段来实现文明创新。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14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既要坚持和发扬优势，更要注意谦虚谨慎，兼听自省，补短板、强弱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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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泽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01），《江泽民文选》，第337、339页。

[2]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会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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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狄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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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史记》卷二四《乐书》，第1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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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经法·君正》，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73页。

[77] 《十大经·观》，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223页。

[78] 宋冰：《汉代统治思想的更替》，《秦汉研究》第十辑，2016年。

[79]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31页。

[80] 《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2062页。

[81]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12页。

[82] 《史记》卷二三《礼书》，第1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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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周北辰：《儒教形态的历史演变与现代模式建构》，《儒道研究》2014年第1辑。

[87] 陈劲松：《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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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许京平：《中华文化的复兴必须破除“封建”魔咒》，《学习月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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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毛泽东年谱》中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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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李璜：《再谈对于少年中国的预备工夫》，《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1920年3月1日）。

[105]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19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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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罗良铸：《民主国家应有的教育》（上），《政衡》新一卷第二期（1946年12月15日）。

[10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

[110]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121页。

[11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31、492页。

[11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5页。

[113]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85页。

[114] 张耀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批判运动探微》，《前沿》2013年第22期。

[115] 侯艳兴：《国共两党“五四”形象比较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116]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07、508、523页。

[117]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81页。

[1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261、269页。

[119] 赵明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5、94页。

[120] 吴新文：《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251～252页。

[1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9页。

[122] 李清扬、温波：《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23] 周向军、杨勇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124] 刘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功能、特质与价值取向》，《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

[125] 石海兵、王苗：《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基本内容的性质、形态与结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13期。

[1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1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14、215页。

[1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2、539、546页。

[129] 卢德之：《论共享文明》，东方出版社2017年，第41、44页。

[130]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第57页。

[131] 习近平：《文化是灵魂》（2005年8月12日），《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132] 毛建儒等：《系统哲学的探索与研究》，第193页。

[133] 姚中秋：《构建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刍议》，《学海》2019年第1期。

[1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9页。

[1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0页。

[1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6页。

[137]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5页。

[138]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139] 习近平：《文化育和谐》（2005年8月16日），《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

[14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43～544页。

[141] 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2019年6月15日，杜尚别）。

[142]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5月15日 北京）。

[14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