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中华文明的历史体系与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全面建设的新的历史体系，增强“四个自信”，这就要实现史学范式的转型，摆脱西化的自然史观和革命史观体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史、文明史体系，解决改革开放前后两套话语体系相互矛盾的问题。前者要求消灭私有制，后者则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前者强调阶级斗争，后者提倡社会和谐；前者认为私有经济是资本主义，后者认为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对于革命年代的旧概念、旧理论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概念、观点和理论要坚决放弃。“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所有的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如果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就不是真正的坚持。”[1]中国革命年代的话语体系、历史观是为革命、为“破旧立新”服务的，对历史主要采用批判的态度，极力揭露历史上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需要从历史那里借鉴更多优良传统、成功经验，对历史更多采取继承的态度。这两个时代的史学范式对历史观察的角度有明显的不同，新的历史理论体系不是对革命史观的“照着说”或“接着说”，是用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新范式对历史“重新说”，深入揭示世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利弊得失，为我们建立完善的治国理政制度体系、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华文明史的书写提供了方向。在西方话语主导下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之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是以否定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主义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则是以继承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在新的历史时期，“过去不再被简单地视为革命的对象，也不再是现代中国的负资产，反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故乡和发展凭据”。“回归中国本体，用中国历史观重新建构中国史叙事体系，已经成为史学界的集体自觉。”[3]但是要建立这样新的历史体系并非易事。有学者说：

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一种全新的世界联系之中，也从东西各国引进了一整套全新名词、概念、话语体系。这一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在不少方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于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但是，这一整套全新的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舶来品，用它们来解读中国时，经常会与中国实际的历史与现状无法真正对接。尤其是当对这一套新的名词、概念、观念体系由欢迎到崇拜更转变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形成所谓“名教”时，许多人竟宁可不相信事实，也要相信这样的观念，相信这样的名词。发展到极致时，名与实可以完全相反。在中国当代研究中，这一状况，正是妨碍对于一系列重要决策和事件的本质或真实意义正确加以认识的突出原因。这种新的“名教”，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被殖民”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思想文化的这种“被殖民”，主要表现为人们尽管一直强调要努力把从东西各国引进的各种名词、概念、话语体系以及各种思想、学术、文化中国化，可是由于基本立足点或基本前提是确认这些名词、概念、话语体系以及思想、学术、文化的“普世”意义，并毫不犹豫地以它们为准绳，来衡定中国，改造中国，如果不是全盘否定至少也是漠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宏大文明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4]

由此看来，摆脱西化的历史观范式，概括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概念系统和历史观范式，重建中国史叙事的理论体系，不仅关乎中国历史的独立理解，还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的基础和关键。当然，从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华文化已经逐渐与世界文化不断融合，当代中华文化已经包含了很多外来的成分。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复古，而是要破除西方对中华文化简单化、片面化、污名化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研究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同样要深入研究，破除神圣化的态度和教条式的理解，吸取其时代性精华，为中华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邓小平曾经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5]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髓，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本本里的具体观点，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我们在构建中华文明史体系的时候，有几个方面要特别突出：一是要充分考虑各种文明元素自身的特点和独立性，要总结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各自演变的阶段特征。由于各种元素的变化并非同步，整个文明史就呈现出文明元素发展阶段参差错落的复杂局面。二是要体现文明要素的一体性，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一体性。三是要突出人的主体性，精神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表现，要把精神文化放在文明史的突出位置。中国文明史可以简单概括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体系，是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