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2]

庄友刚[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的时代典范。这启示我们，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内在关系，对如何在学术层面继续推进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探索，这对于我们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亦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非常接近、密切联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地区，这一时期西欧所处的历史语境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西欧特定实践状况所得出的理论结论套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离开中国具体实际来谈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离开中国具体实际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害，反思以往的教训，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的任务和要求。一方面，要求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按照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充分发挥科学指导作用的唯一合理的历史路径。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追求。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至多只有单纯的学术价值而不能真正发挥这种指导作用。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在于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将这一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富有时代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反过来又进一步应用到中国社会新的实践发展中。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的呈现方式，是以中国社会实践特点为基础的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在当代有其必要性。一方面，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必然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表达，不仅如此，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实践中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必然是以中国话语来呈现的。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进程中理论的原创性不足，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一度成为西方理论的跑马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任务。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在内涵上包含递进的三层意思。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首先需要把它的原初语言形式转换为中国的语言形式。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维方式。尽管语言形式的转换是形成中国话语的必要步骤，但是决不能仅限于文字翻译的层面来理解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契合，要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充分融合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表现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过程，而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状况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程度的深层表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的直接目标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实际状况相结合，按照中国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效指导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表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理论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而如果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表达，也就根本谈不上掌握群众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用的发挥，首先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民族化的过程亦即中国化的过程首先是中国话语的建构过程，离开中国话语的建构也就谈不上中国化。实际上，在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造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和中国表达。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基本目标和任务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状况，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话语形式不同，这种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开始就是以中国话语来呈现的。理论的基础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理论的概括、归纳是由中国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完成的，理论的表述语言是中国的语言，理论的直接指向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本身就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过程是同步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程度表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深度。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来看，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基于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状况而形成的、以整个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普遍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必然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个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必然会存在着民族的差异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要求也必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话语形式，形成具有各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建构。

理论侧重和目标要求不同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过程，但是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命题完全等同看待。尽管二者密切相关，特定角度来看是同步的发展进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侧重和目标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中，“马克思主义”是主词，“中国”是宾词，中心任务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化入中国，并形成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一种外在于中国的世界观理论，要实现并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指导作用，就必须把这种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根据中国实际和中国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化入中国、实现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契合的问题。之所以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契合，是为了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前途和路径。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着依据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状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要求。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随着实践的变革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带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结论。但是与此同时，结合中国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指导作用，不断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目标指向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中，“马克思主义”是主词，“中国”是宾词。

而当我们讨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时，主宾关系有一个转换，“中国”是主词，“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宾词。因此，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以中国社会的实践发展为基础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在目标和任务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致性，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切实解决和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标指向即在于此。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解决中国问题并不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唯一目标任务。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果或最高要求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其目标指向一方面是给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更深层的指向是，在确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这种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上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对话。不仅在对话、交流与交锋中凸显中国形态的特点与特色，更重要的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发展，并以这种创新发展去掌握群众，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二者的关系表明，在当代不仅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同时也要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建构中国话语或者说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建构则是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