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色小镇的建设背景
特色小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顺应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契合了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其产生有着深刻的背景。
（一）特色小镇是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70%。这一阶段会出现城市病，并开始出现郊区的城市化现象。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城市化稳定阶段，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19世纪，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工厂，整个西方世界依次开始了快速城镇化进程，这一阶段大约对应于城市化的第二阶段。随着大城市的不断出现和迅速扩张，从20世纪中期开始，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大城市病，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堵车、犯罪率飙升、城市住房拥挤等问题。因此小城镇逐渐成为当时人们对未来美好城市的向往。20世纪中后期，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如私人汽车的大量使用，人们的这种向往得以成为现实。人们有条件到城市周边地区居住，由此逐步开始了郊区化，城市化此时大约进入第三阶段。在美国，1950～2000年城市人口增加了1.3亿，这其中77%的人口都居住在郊区。在德国，70%的人口都居住在人口规模在2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整体而言，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这些国家的小城镇，围绕着中心大城市，形成了大都市区形态的城市群。这些众多的小城镇分别承担着大都市区的不同功能，并通过城市间密集的交通网络连接起来，以网络化功能区行使着大都市区的某些功能。
中国特色小镇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先行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是顺应城市化规律的表现。中国是一个大国，区域间的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城市化规律在各地区的表现必然是不同步的。2019年，虽然我国整体的城镇化率为60%，还处于整体上的城市化中期阶段，但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在80%以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镇化率已超过70%。因此，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平均意义上的城市化中期阶段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后期阶段并存”的状态。特色小镇在东部地区诞生，并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在东部地区发展相对较好，这与适应了城市化发展的国际趋势和规律有很大关系。除具备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外，大多特色小镇一般位于城市周边区域。这种发展方式既能带动城市周边的发展，同时也能通过转移分解一些城市功能，为不堪重负的大都市缓解压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特色小镇是未来城市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特色小镇是新常态下我国寻求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经济阶段。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没有或极少有现代工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这一时期的产业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三阶段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也就是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的产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第四阶段是工业化后期阶段。在该阶段，在第一、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五阶段是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制造业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高档耐用消费品被推广普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第六阶段是现代化社会。在该阶段中，第三产业也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人们消费的欲望呈现多样性，人们追求个性。
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正处在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后工业化社会，甚至现代化社会转换的阶段。技术、知识等高端要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将更加重要。为了顺应我国经济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后工业化社会，甚至向现代化社会的转换，我国必然要进行系列大胆的探索。东部发达地区由于较早地遇到发展的困境和瓶颈，因此这种探索显得更加迫切和积极。特色小镇可以说是这些众多探索中的一种典型。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田，特色小镇被各级政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浙江率先探讨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是形势所迫。在我国特色小镇模式的诞生地浙江，工业经济总量构成中70%是传统产业。近年来，传统产业集群依靠低成本取胜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区域发展的旧动能持续衰减，产业转型升级可谓形势所迫。2014年前后，浙江省的产业投资不断下降，要在新常态下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要有新办法、新手段，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无论是新动能培育还是区域既有产业体系提升，都需要构建一个以创新驱动为支撑、新兴特色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创新平台。浙江尝试培育特色小镇，寄希望于让特色小镇成为承载传统产业转型和培育新兴产业的全新载体。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2016年2月在《中国经贸导刊》撰文，首次对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浙江，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空间资源瓶颈的重要抓手，符合生产力布局优化规律；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抓手，符合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高端要素聚合度不够的重要抓手，符合创业生态进化规律；特色小镇是浙江特色产业、新型城市化与“两美浙江”建设碰撞在一起的产物，是破解浙江城乡二元结构、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符合人的城市化规律。其实，浙江的这一探索又何尝不是中国，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面对经济发展的困境，积极进行先行先试，尝试闯关突围的表现。如果说在工业化的低附加值阶段，工业园或产业园是以工业化为主导时代的主要产业空间形态，那么特色小镇可以视为在高附加值的产业形态或产业链环节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众多可能的产业空间承载形态之一。
（三）特色小镇是我国积极拥抱新科技革命成果的重要舞台
综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每一次科技革命往往导致后期对其科技成果的大规模产业化，即发生产业革命。每次产业革命也往往伴随传统产业的重新洗牌，并诞生新的主导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甚至衰落淘汰。某些传统产业由于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还能继续得以延续。这些传统产业迫于竞争的压力且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必然要吸收产业革命的成果，探索传统主导产业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是新兴产业的诞生、发展，并慢慢居于主导产业的地位。每次产业革命总是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先出现苗头并落地，然后再在全球蔓延。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地区的综合基础条件好，产业化的综合成本低，且吸收科技新成果的迫切性强。
新兴产业往往是新科技产业革命的结果，其落地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系列条件。具体而言，第一，需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第二，需要有新兴产业的新基础设施。不同的产业往往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以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来匹配新兴的产业，必然导致新兴产业落地的水土不服。第三，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关系。为此，资本、土地、组织、技术、人才、制度等要素需要重新组合以迎接新产业的需求。从资本的角度看，传统产业、衰落产业的资本要顺利转移到新兴产业，需要克服资本流动的各种壁垒，需要资本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产业扶持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导引。从土地要素的角度看，新兴产业的落地需要大量的空间支撑，这就需要存量土地的优化腾挪和增量土地的保障。新兴产业也需要采取集群化的组织方式，这样便于获得新兴产业涉及的新基础设施投入和使用的规模经济性，同时利于发挥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专业化协作效应。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下，如果我们能够顺应趋势，提早谋划，积极进行空间的优化布局，抢占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有利位置，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中脱颖而出，就可能创造一个中国奇迹，加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系列成果在哪里落地？如何落地？这是我们抢抓新机遇面临的迫切问题。
特色小镇在这一过程中，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因如下。
第一，特色小镇的区位优势和空间体量优势，使其可以为新兴产业提供大量的发展空间。我国很多中心城区的经济总量占比不断下降。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主城区土地资源稀缺，没有大量的土地可供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进行集群化落地。在很多大城市，城市主城区大量工业制造企业外迁、关闭所腾挪出的新空间，大多转化成了房地产用地。主城区产业用地的不足，使得新增的新兴产业、大项目和大企业难以大范围落地，导致主城区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能，而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等生活配套和公共资源成为中国很多城市主城区的亮点。相比较而言，我国大多城市主城区边缘的新城，既可享受主城区密布的各种优质公共资源，又有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地区往往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革命成果的优质空间。从实践来看，这些地区也是很多地方布局特色小镇的首选之地，这些区位的特色小镇往往后期发展也较好。因而，特色小镇是未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特色小镇可能具有的体制机制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更迅速地承接新科技革命的成果落地。浙江提出“特色小镇的定位是综合改革试验区。凡是国家的改革试点，特色小镇优先上报；凡是国家和省里先行先试的改革试点，特色小镇优先实施；凡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改革，允许特色小镇先行突破”，可以说这是生产关系积极调整、适应新生产力的表现。当然，这些改革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大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