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人类学理论探索
互联网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路径
周大鸣[1]
摘要：西方的互联网研究早于中国，并且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积累，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则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研究机遇——迈向互联网领域。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学科视野，还提供了一个能够整合多方资源，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学界与商界及政府之间沟通、对话的平台。
关键词：互联网 人类学 网络民族志
一 西方互联网研究综述
西方的互联网发展早于中国，其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也有相对更长的历史和传统。梳理西方的研究会发现除了有大量的关于本国的互联网研究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研究占据了很大的比重。[2]而在这些研究中，有关中国的互联网研究尤其多，占据了绝大多数。并且这些有关中国的研究大多数以正式的学术著作的形式出版，因此获得了特别高的显示度。
在关注的内容方面，麦克米兰（S.J.McMillan）和黄（J.S.Hwang，）通过对美国四份主流报纸和《中国日报》（海外版）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报道的详细梳理发现，英文世界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关注主要有四个方面：商业、文化、社会问题以及法律和政策走向。从中西方的对比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点更偏向商业取向，同时关注人权以及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控，而中国媒体往往从积极的角度描绘互联网商业的美好前景。[3]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受到西方世界广泛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自然会吸引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4]同时互联网作为一股革命性的力量对中国社会可能注入的能量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西方社会特别期待发现的。[5]其次，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在商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更是日新月异，因此相关的电子商务发展等话题受到广泛关注。
关于此次文献综述的英文文章来源，可以借用两个目前比较完整的收录清单来表示，其中一个是CIR（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Bibliography，该清单收录了1989～2013年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英文文献，共计408篇。CIR Bibliography是CIR Yahoo！Group的所有成员共同搜集的成果，主要整理人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CIR Bibliography 搜集文献使用的是ProQuest数据库，搜索的关键词为“China AND Internet”。另一个清单是Bibliography of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Sites，该清单收录了近十年关于社交网络（SNS）的英文文献，共计671篇，由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主任Danah Boyd整理。文献综述中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中文文献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清单，因此在文献的积累中主要还是利用CNKI知网的数据库搜索相关文章并进行分析。考虑到同西方文献中关键词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对应，在知网中设定主题词“互联网”“交往”，并将文章发表时间限定为1989～2017年，通过搜索共计有3068篇文章，构成了此次研究的中文文献清单。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缺少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的研究是描述性和探索性的，很少有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同世界发展的格局联系起来的研究突破，“政治变迁”一直是西方关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题。海外学者关注中国互联网的主要驱动力早期源于他们试图发现此种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外学术界就互联网能够提供一种相对民主的空间已经达成一致并表达了殷切的期待。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中国政府和大量的互联网用户就网络内容及监管问题的争执和矛盾占据了当时海外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绝大部分，其中有严谨的学术研究、一般的政治评论以及记者或观察者的新闻报道。
将上述清单中的文章所属专业领域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散布在三十余个专业中，并且专业跨度极大，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环境学到护理学。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学科领域分别为传播学、商业研究、社会科学、信息研究和政治学，而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小。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在多学科背景下展开本无可厚非，而且跨学科视角更有利于提升研究的丰富性。然而过于分散则不利于形成一个学术研究的共同体，从而出现学科盲区，难以理解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出发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同时，传播学、政治学等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流发声也会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限制该领域的研究，上文提到的三十年来西方对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一直关注政治议题就是典型的表现。
另外从清单文献中作者所属单位的国别[6]来看，作者所在的学术单位分布在相当多的国家中，美国、中国、英国居多，但从作者发文的数量来看，“中国互联网研究”还是以美国为主，甚至中国大陆学者的发表数量还少于美国。欧洲的此类研究更是不及美国的1/3，同时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以外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相关研究。非英语类的外文文献由于语言阅读困难并没有被纳入此次的文献分析中，但有理由相信非英语写作的学者及其所在的学术机构也在关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此部分的内容留待以后进一步地搜集和分析。
从年度发文数量来统计，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文章总体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并且从1997年以后，相关研究开始快速增长，这样的研究态势符合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
从文章的主题进行统计分析，此部分的数据主要抽取的是文章的关键词，通过关键词判断文章所属的领域和专业。通过筛选，从大的门类来看，政治议题及社会问题构成了英文文献大部分的关注焦点，占比超过七成。与商业相关的话题占比不到两成，而剩下的一成中仅有一半讨论理论和方法。可见，中国互联网研究在英文研究中还多是以描述和探索性为主，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类型进行集中讨论。在排名前三位的专业领域中，商业话题的比重较小，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比重较大，再次印证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互联网发展中政治问题的关注。如果对美国、英国、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在美国和英国，研究者们更加关注政治话题，而内地和香港的学者则更多地讨论社会议题，并且更多地与发展有关。同时中国的学者更偏好从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中国的互联网问题，这部分内容同目前国内的研究有交叉，此处不赘述。
西方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取向。第一种是关于中国互联网的驯化（Domestication）问题，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大多是关于中国网民数量、网络基础设施、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动力、电子商务的出现及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作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等的研究。[7]这个时期的研究在整体上还没有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分开，多数研究者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未来的互联网发展速度会如此之快，因此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新的通信技术正在影响着国内的经济和市场，正如Kennedy所说，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电子商务在改变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试图规训（taming）互联网。[8]2000年以后，电子商务在中国迅速发展，相关研究也开始跟进，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9]从文化角度出发，讨论其对国人网络购物的形塑以及网上购物前的信息搜索与购买决定的研究随着网络购物实践的增加也开始增多。[10]由于中国网民的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长，网络赋能所带来的数字鸿沟的弥合是商业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特别关注的话题。[11]这部分内容同接下来要讨论的关于民主和公民参与的话题不同，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目前和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及其所能够带来的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持乐观和积极态度的。
第二个关注的视角主要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议题。2006年，Dowell的The Internet，Censorship，and China（《互联网、监管和中国》）一文发表，反映了当时海外学者对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政治取向。在中国互联网的监管研究中，早期的研究更多地将政府描述为“守门人”的角色[12]，规制着进入虚拟空间的内容。再到后来，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在网络内容过滤和屏蔽中发挥作用[13]，直到今天政府已经集上述多种角色于一身，通过扮演“防护墙”的角色主动承担网络监管以及网络内容监视的职责。
此外，互联网对于人的思想和观念的解放的价值在这一时期则成为另一个主题。[14]在这类主题中，“民主”“政治参与”“言论自由”成为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对于线上的异见及行动主义的关注则成为研究的突破口。[15]这类提倡“政治参与”“言论自由”的行动主义者与政府的网络监管的关系被形象地描述为“猫与老鼠”的关系[16]，其中一方主张互联网成为中国实验公民参与的重要场域[17]，而政府则严苛地实施信息管制。其中，Mackinnon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言论自由的讨论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她认为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近4亿的网民在互联网上体会到相比以往更多的快乐和自由。另外，她坚持认为一般的中国网民并不会在网上遭遇政治、宗教以及和民族相关的异见，因此一般的网民不太会有强烈的政治变革的诉求[18]。
第三个视角是关注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中的中国网民行为，由于其类似“猫和老鼠”“笼中之鸟”“戴着手铐跳舞”这类用来描述中国网民与政府网络治理之间关系的比喻而成为西方学者通常所持的立场，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成为一种学术刻板印象，因此“网民”这个词也开始被政治化，成为一个活跃在互联网上并与政府为敌寻求民主的特定群体的代名词。[19]“互联网给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通过日常的意见交流和信息交换习得什么是民主的空间。”[20]
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众声喧哗”，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并没有成形，“公民社会”则成为一种假设，而没有成为社会事实。当我们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假设投放到互联网中时，会发现这个模型并不适用，起码中国的互联网语境并不适用。中国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理性地交换各自意见的场域，网上互动往往都是秩序混乱的、互不尊重的，甚至大部分都是很随意的状态，这样的语境其实并不适合深入的意见交换和观点的阐释，因此很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哈贝马斯曾经说互联网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在这里所有人都有高度的自主权可以在其中表达各自的意见，然而Lovink的研究却发现，起码进入Web 2.0时代以后，以博客、论坛和评论区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中充斥着嘈杂、随意而散漫的参与以及无休止的争论，这显然同传统媒体有着本质区别，恐怕依靠互联网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公共领域”是难上加难的。[21]
总结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者普遍关注互联网作为一项新技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首先，从内容上看，英文作者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治问题，这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特殊性有关，学者们在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语境进行研究之前已经对互联网作为一种调动民主的工具有了先验的判断，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在中国的实验来验证他们的判断。其次，从理论上看，英文文献中很明显地带有技术决定论的理论预设，因此多数研究都在讨论互联网作为一项西方技术，中国如何接受并更多地被这种技术影响和改造。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视角在此部分的研究中一直是缺失的，这也与人类学在早期的互联网研究中的角色缺位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学向来主张技术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的理论视角，通过本土化完成技术与地方社会的磨合。这也同时给未来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英文文献的视角都是宏观和中观视角，微观视角的经验研究缺乏，多数都是利用二手材料和政策文件进行的描述和简单的评论。
上述研究视角和立场的出现，与西方学者对于早期互联网的认识和判断有直接关系。不少研究者认为，尽管互联网被看作“全球化媒介”，然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互联网的应用及研究似乎在早期出现了一种“地方化”（Intranational）趋势。Halavais 在其研究中声称，“万维网”（World Wide Web）本身就是一个使用不恰当的名称，因为他发现早期发展中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人通常都是把线下的社交网络移植到线上，而且大部分早期指引网民浏览网页的超链接也都是在相同的国家。因此，虽然互联网对众多的专业人士来说是跨国和跨域沟通的重要工具，但对大部分不具有国际面向的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对于拓展他们的交往世界，将其同更大的世界连接起来的可能性不大。[22]
二 国内互联网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时出现了一次研究的高潮。第二次研究的高潮出现在2008年以后，一直持续至今。国内学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同海外研究有几个比较大的差异。一是关于研究目的。从海外研究来看，有八成左右的研究是以学术发现为研究目的，其中包括新的学术概念的推敲、新理论的生成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反思等。国内研究中也有不少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然而服务于产业和市场的研究报告更多，关于互联网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议题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二是关于研究视角。国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更多采用的是技术决定论的相关理论，也即技术中心主义的视角，讨论技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文化和社会变迁。社会建构论或互构论的视角普遍缺失，甚至还有部分研究是无理论视角的。
搜索CNKI的全文数据库，输入关键词“互联网”“交往”，限定时间为1989～2017年，共计获得文献3068篇，将这3000多篇文献按照发文时间进行统计，发现从1996年开始互联网相关研究开始增加，2007年以后增量明显，相关话题已经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主题之一。2007年也正是中国的互联网全面加速普及的开始。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排名前五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大学生”“互联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再结合作者的专业来看，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新闻与传媒”“高等教育”“社会学及统计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统计后发现以这五个关键词构成的文献占据了总体文献的两成，其中“大学生”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可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研究多为大学生的互联网参与研究，以及与互联网参与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关注此类内容的专业也多以教育学为主，人类学对此话题的参与不多。另外，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关键词中，“微博”和“微信”成为受大家关注的研究平台，这也与中国最近几年社交平台（SNS）的快速普及有关。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大范围普及，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开始成为国内研究的新兴领域，尤其是传统媒体同新兴媒体之间的比较研究。从研究目的看，“对策”成为排名第五位的关键词，有100余篇文章是以对策为研究目的的，因此可以从中发现目前国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中，政策取向仍旧占据重要议题空间。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研究在今天国内互联网的研究中仍不多见，而海外学者的研究中，以发展为导向，利用互联网促进边缘人群、资源匮乏人群以及无权者利益的获得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从研究对象来看，上文所列的研究目的清楚地表明，底层的、边缘的、被剥夺的人群并不是国内互联网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国内大部分互联网研究主要关注更大的场景，如技术、组织结构、政府、国家。作为具有巨大能动性的个人及其同互联网的关系并没有成为研究框架中的核心。
从研究视角来看，2007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开始进入快速稳定发展的轨道，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也更加理性，社会建构论以及文化、技术互构论开始在研究中出现。尤其是人类学作为提倡文化相对论的学科也开始在这个阶段加入互联网的研究行列，丰富了既有的研究理论。
综观海外和国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发现，理论视角的陈旧、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对象的缺失是制约国内互联网研究的三大瓶颈，作为世界上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研究不仅需要“中国特色”，积累“中国经验”，同时也需要连通世界，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的经验。
人类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改进能够提供很好的借鉴，首先人类学一直提倡文化相对论，对于技术的理解也绝非单向的决定论，技术如何同地方文化相结合，如何与地方文化发生涵化都是人类学关心的重要话题，这不仅是如何看待技术的理论视角，也是关系到技术如何本土化的重要问题。其次，以往国内互联网的研究多是简单的评论性文章、基于意识形态的政策宣传或是基于文本的选择性观察研究，只有一小部分研究使用文献分析、二手数据分析或者内容分析。无论如何，从底层视角出发的田野作业研究，对农民工、残疾人、农民或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实证研究是很缺乏的，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恰好可以解决以往互联网研究中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最后，人类学研究始终围绕人展开，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但国内以往的互联网研究中，往往看不到人的活动，因此基于人的发展和行动主义的研究是相当缺乏的。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西方文献重点关注的内容，如ICT4D（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为此，中国的互联网研究需要人类学重新将人纳入研究视域，并将人放置到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
三 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互联网时代的更新
进入互联网时代，文化的多样性由于技术的便利变得更加交叠复合，对人类学来说，田野选择自然不能单一。马库斯和费彻尔建议采用“多点民族志”解决上述问题。然而到了网络社会，人和文化的移动开始变得更加频繁，自然人类学的“田野”也必须移动起来，普通的多点民族志恐怕也无法满足此种文化研究的需要。为此，卡斯特提出摆脱既有的对于物理空间的田野作业的束缚，转而从网络民族志（Ethnography of Networks）层面寻求研究突破，而且网络是同特定的物理空间相关的。与以往的田野不同，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有极强的扩张性，同时极富活力。网络研究不仅可以从网络中看到很多节点，还能够清楚地发现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网络研究能够更好地发现移动和变化。网络民族志正是通过研究节点及其之间的关系来发现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差异。除了网络民族志以外，互联网虚拟空间的民族志研究也是一个超越物理空间的田野的文化研究策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空间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几乎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线上社交无疑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虚拟社会的概念已经被大众所接受。
首先是田野点的选择。所有的田野调查都要从选取田野点开始，无论是实地田野调查还是互联网田野调查，经典的实地田野调查在选取田野点时相对容易，因为无论是人群还是社区或村落都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可识别的边界。然而互联网空间似乎是无边界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因此网络民族志的田野是一个需要人类学家主动地、有意识地与调查对象共同建构的网络空间（Space of Networks），这个空间是差异化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从最开始的田野边界的设定就已经开始提前结构化自己的研究发现和结论。
其次是田野进入问题。经典的田野作业中都会有一个田野进入的看门人，作为中介将人类学家带入田野，并充当地方文化和人类学家之间的媒介，从事跨文化的翻译工作，让人类学家对地方文化逐渐了解。然而在网络民族志中，人类学家可能没办法通过这样的中间人获得帮助进入田野，网络中个体节点之间的联系大多数时候是相对较弱的。网络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可能无法期待通过认识网络中的一个人就能够同所有人熟识，他可能需要在网络中尽可能多地认识不同的个体以获得对整体的了解。这样一来，人类学家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选择多个网络，而不是仅在一个网络中。同时，由于不同的网络生产、交换的信息和知识是有差异的，并且人类学家所掌握的知识有时候在某些网络中是不足以同其他网络成员交换的，如动漫群体，所以人类学家大部分时候更像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资源甚至动用经济手段换取网络成员的信息。即便如此，人类学家也必须熟悉网络中的成员彼此生产和交换的知识，以此来说服其他人乐于提供必要的信息。如此，人类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被观察者不再是“他者”，人类学家也已经嵌入网络，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社交意义上。
最后是民族志的呈现问题。民族志一直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产出，同时也是关于特定族群文化的真实记录。从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关于民族志方法的讨论和争论就已经存在，20世纪20年代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科学民族志强调对异文化的忠实记录，以及民族志写作中的主客位立场的区别。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也强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文化的定义是非常直接的，文化就在那里，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忠实地“描述”，并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当时民族志中所呈现的文化是固着在某一地方的，因此民族志也是地方文化最直接的反映和记录。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民族志的新一轮反思和批评，以马库斯和克利福德为代表的人类学对于传统的民族志中所体现的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写文化”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家代表被研究者书写、呈现其文化的方式，更加强调互为主体性的文本建构方式。
到了今天，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们发现不仅仅是关于异文化的书写和呈现需要被批评和讨论，就连格尔茨所说的“就在那里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以寻找。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想找到一个内部统一而又明确地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整体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人类社会开始快速地现代化和差异化，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媒体、电信技术、经济、移民、旅游开始让联系发生。文化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这对于传统的以整体性的异文化为记录对象的民族志来说又是一个挑战。“无民族的民族志”这种在经典民族志书写中被视为逻辑上完全无意义的呈现在当下变得可能，甚至有时候还是必需的。
在人类学家开始展开网络民族志研究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关于民族志的核心方法——参与观察。很显然，互联网民族志中的观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和简化的模式下才能实现。我们可以观察一个网页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可以观察一个讨论组的形成和解散，可以观察一个微信群中文字信息的增加，也可以观察3D环境中人物化身的移动，但是我们没办法看到所有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的人，而这才是参与观察的核心。因此，参与观察和民族志实践之间的关系成为网络民族志这个概念是否成立的痛点。通过视频进行网上观察、通过社交软件进行访谈，包括网上座谈会、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在西方已经成为互联网民族志参与观察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可以获得相对完整的事实材料，解释互联网中的文化现象。至于是否需要将线上和线下的材料互相印证，则属于研究视角问题，并不涉及研究是否具有意义的问题。第二，关于网络民族志的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互联网上的信息，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国籍等很难判断真实与否，为此，多数人类学家推崇使用信息的人自己的判断，并且不会刻意地将网络上获取的资料同真实世界进行对照。从事互联网研究的人类学家认为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不需要互相印证，两个空间可以独立运转，对于两个空间的研究也不应该刻意寻求数据的互相印证。一个人很有可能在网络空间中选择了和自己的真实生活完全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甚至性格，当然也有人会完全按照自己真实生活中的形象去描绘自己的网络肖像，总之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第三，关于互联网民族志中的语境问题。由于互联网民族志研究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完全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互动，这就导致了田野中语境的消失。所有的人际互动中肢体的动作、说话时的神情、周围的环境等一切有关语境的背景内容都被抹去了，而这与真实情境中的面对面交往是极为不同的，面对面交往中除了对话内容以外，身体姿势、说话的语调，甚至周围的环境都对理解交往行为极其重要。互联网的交往中只有被输入的文字和一些表情符号，因此互联网民族志需要借助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将互联网作为田野调查中的一个点，同时将物理空间纳入对情境的分析中，否则这种意义上的互联网民族志只能是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
四 总结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窥见，西方的互联网研究早于中国，并且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积累，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学发展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研究机遇——迈向互联网领域。这折射出随着全球化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个人和群体、社会、国家都已经被卷入彼此关联、永久在线的世界之中，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学强烈的应用属性。当代人类学所面临的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加速更新所带来的种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在国家和民众都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不断地数码化、网络化的前提下，人类学家也开始思考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反思如何面向更加网络化的社会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人类学进入互联网研究是一个新的尝试，然而相关研究的探索离不开所有的研究者创新的学术精神以及包容开放的治学态度。上文已经提及，就知识基础与实践传统而言，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理路是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承继关系的，同时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也与今天人类学的不同分支领域有着明显的交叉，如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媒介人类学。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都已经开始涉及互联网作为重要变量的介入，需要互联网人类学在学理上的支持与合作。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学科视野，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能够整合多方（包括学界、行业、政府）资源，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学界与商界及政府之间沟通、对话的平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将做出卓越的贡献。
[1] 周大鸣，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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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虑到通过第一作者的名字猜测国籍可能出现的偏差，以及第一作者的国籍和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不大，此部分内容的分析主要从作者所在的学术单位隶属的国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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