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追问乡土建筑的空间文化意义

熊寰提交给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粤东北客家乡土建筑研究——以广东省兴宁市上长岭村围龙屋为中心》，相继于2014年11月25日下午、2015年1月28日上午，顺利地通过了专家委员会组织的预审答辩和正式答辩，读者眼前的这部建筑人类学的专著，便是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经过多年的沉淀、深化和提高而郑重推出的。以客家人的围龙屋建筑群为研究对象，作者进行了多次较长时期的田野工作，除了本人前往，还带着学生前往实习，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实地调查资料；基于这些翔实、可靠的资料而完成的此项研究，在我看来，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压缩版《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土建筑遗产研究》于2015年10月获得了中国艺术人类学会颁授的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一等奖，这可以说是颇为恰切的评价。

包括空间生产理论、族群与集体记忆理论、宗族（共同体）理论、公共性理论、乡土建筑诸理论、人与物的关系理论等在内，本书对相关的学术理论资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基于自己从田野获得的实证资料，确立了颇为严密的方法论，亦即从乡土建筑作为文化遗产这一视角，将围龙屋乡土建筑视为客家人共同体的“文化实存”，对其历史缘起和地理分布、建筑形制与建筑技术、空间布局结构的特点、围龙屋和其他类型乡土建筑的关系、围龙屋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关系、围龙屋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关系、围龙屋公共空间的建构过程、仪式与公共空间的生产性等问题，进行了集中和全面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独具慧识的见解。作者深入和执着地追问乡土建筑群的多重空间及其内涵的文化意义，把客家乡土建筑群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本书堪称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本土建筑人类学研究的典范新作。

在客家人创造的诸多类型的乡土建筑当中，围龙屋可以与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以及各种形态的客家围屋媲美，但它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蕴。熊寰的本项研究并未止步于将围龙屋等乡土建筑视为“物”的存在，即将它作为有形文化这一层面，而是通过围龙屋这一类物质实存，对居住或曾经居住在围龙屋里的人的生活方式、其宗族组织的形态、在围龙屋的公共空间里反复上演的各种各样的仪式，以及这些仪式对于空间意义生成的影响等，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换言之，本书对围龙屋这一典型的客家乡土建筑，从有形、无形两个方面均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并且还努力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其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多是从单纯的物质层面去把握的境界。

熊寰对上长岭村实存的所有围龙屋进行了“悉数调查”，对其数量、规模、结构、居住史以及现在的利用状况等均有了全面、准确和翔实的把握。进而他又通过将其与宗族的族谱及口述史的资料等进行细密的对照，令人信服地揭示和解释了围龙屋与其他类型乡土建筑的关系、不同围龙屋之间的谱系性关系，以及围龙屋的公共空间与宗族制度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本书还对围龙屋所处在的立地条件，包括围龙屋本身及其附属建筑在内的当地乡土建筑群的整体性结构特点等，进行了全局性的概观。以此为基础，熊寰对围龙屋所内涵的以风水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式文化空间之建构原理，展开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尤其是还对诸如“围龙”“化胎”“五星石”“禾坪”“月池”“风水林”等建筑物局部或附属设施的功能与意义进行了精彩的解说。在我看来，正是由于熊寰对围龙屋乡土建筑的整体及各个局部、附属设施所做的总体观照和细致分析，他才能够较为系统地阐明其各自内涵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也才能够对围龙屋乡土建筑的空间原理及其生成的逻辑与机制做出了很好的归纳。我认为这可能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因为正是在这里，其对围龙屋这一类型乡土建筑的空间文化意义做出了清晰的揭示和深入的解读。

在将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予以区分的前提下，本书特别对围龙屋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再生产的机制展开了颇为到位的描述和分析。除了通过建筑手法和建筑仪式对于空间的人为建构之外，作者对于公共空间之属性的分类——宗教空间（祖先空间、神灵空间、生殖空间）、公益空间等，也很值得我们关注。所有这些不同属性的公共空间，其实是分别对应于其中反复演出的具有不同属性的仪式或祭典——祖先祭祀、上坟和葬送礼仪、在地的龙神信仰和三山大王信仰、上灯仪式以及诸多公益性的礼仪活动，等等；这些至今仍时不时地得以展演的仪式或祭典，对于它们所得以展演的空间属性的确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所有这些仪式、祭典和礼仪活动的记录和解说，就可以颇为明晰地揭示围龙屋乡土建筑群之公共空间的属性、价值与意义，进一步还可以解释公共空间的生产性、公共空间的配置原理以及潜在的各种权力关系，当然，还有围龙屋公共空间的不同属性与层面之间混在的实际情形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多有重叠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

熊寰在本书中还对围龙屋乡土建筑作为“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针对当地围龙屋乡土建筑日甚一日地面临着空壳化、废墟化的严峻现实，作者努力尝试去揭示导致此种深刻局面的原因。熊寰不无尖锐地指出，由于围龙屋乡土建筑的所有者、继承者或传承人，正在脱离甚或失去他们曾经得以依托终生的宗族制度；也由于和围龙屋乡土建筑相互匹配的宗族组织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弱化的发展趋向，所以，围龙屋乡土建筑也就相应地出现了迅速地被“文化遗产化”的动向。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比较赞同本书作者的意见，亦即围龙屋乡土建筑的变迁大势是不可逆地持续走向衰微，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复兴”状况，即便其在物质层面的“重建”或修缮、维护等不无可能，但基于居住其中的人的不断出走，以及拟在其中展演的仪式或祭典的式微，现存围龙屋的空间文化意义自然也难免衰减，或亟须对其进行全新的阐释性建构。我认为，鉴于本书建立在扎实和绵密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所以，作者的这些见解，对于眼下正在由地方政府主导、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将围龙屋乡土建筑群重塑为伟大的文化遗产的各种活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建设性的警示，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深思。

熊寰受惠于中国南开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的“双博士学位计划”，他在日本爱知大学留学期间，我作为他博士课程的指导教授，也因为自己曾经学习过一点考古学，所以，和矢志于文博学术研究的熊寰之间有很多交流与切磋的机会。现在，熊寰的博士学位论文得以出版，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在这里，我以当年答辩委员会对其论文的评价为基础，写出这篇小序，既作为对广大读者的推荐，也由此寄托对熊寰今后的学术人生更上一层楼的期待。

周星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长、教授

2019年12月5日

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