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1.研究现状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作为近年来频频受到关注的热点之一，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思考。下面将对既有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并解释不同研究的核心假设与贡献，为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析出展开空间，同时形成较为宽阔的研究视野，推进问题纵深发展。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自1999年逐年扩大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开始，我国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一个主要社会矛盾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在这之前，大学生的称号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多的物质收入和较好的工作环境，考上大学，成为众多贫寒子弟改变自身命运、实现“鲤鱼跃龙门”的重要途径。可如今，大学毕业生从“天上”跌入“凡间”，甚至成为继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的又一弱势群体，一度被媒体戏称为“蚁族”。这一吊诡的历史变迁历程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硕果累累。高校毕业生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在职业岗位上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在我国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以及大学扩招等一系列社会变迁而凸显出来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扩招以来的20年中，且均可以纳入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人才需求变化与人才供需匹配三个视角。鉴于研究主要关注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过程，因此重点论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调整方面的研究。
人才供给侧培养模式结构改革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校分类定位、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课程更新和内容调整，以及高校就业服务等方面的论述中。从文献发表的时间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期开始陡然增多（见图1-6）。从研究主体来看，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课程设置变革与校企合作等教学实践方面。
图1-6 1989～2019年人才供给侧培养模式结构改革方面研究成果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知网文献查阅数据整理绘制，绘制日期为2019年9月10日。
对高等学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因素的哲学思考方面，汤智认为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实质说到底是选取一定领域的知识组成一定知识体系从而培养人才的问题。选取哪些知识取决于对知识效用和价值观的认识，必须对社会本位、学科本位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进行调适与超越，才能找到解决专业和课程设置困境的良方。[8]2004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4期刊登的《学生就业再次呼唤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讨论中，王义遒教授从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多层次性出发，以社会分工原理为基础，呼吁高等学校应做好自己的定位，实现多样化发展，一方面应对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合理建构高等学校系统内部的生态结构[9]；其后，王义遒教授又撰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高校恰当定位难的原因[10]。潘懋元先生指出，要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必须要落实人才培养的具体问题，首先是课程体系的建设问题。[11]学者们普遍认为，应用型本科的课程内容，首先要紧跟生产技术的步伐，根据生产服务与现实需要组织知识体系，使所学内容能适应经济的发展，以就业为导向；其次，课程内容要多元化，不仅限于课本知识，增设实践性知识，课程内容要具有自身特性，有明确的职业定向性和技能主导性的同时，注重知识的社会性和普适性，注重对默会知识的开发；最后，课程内容还要具有前瞻性，要始终走在社会经济的前方，推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12]徐丽红等很多学者则从宏观方面审视，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层次决定高校培养人才的学历层次结构，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进一步加深。但是，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创新型国家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高端人才，而旧的产业经济结构所对应的相对低端的生产性岗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有大量的人才需求。“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看，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应该在研究生、本科和专科层面构成金字塔状。”[13]
此外，郄海霞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变迁，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学术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逐步确立，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推动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和对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持。[14]胡轩魁等以“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为主线，总结了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改革与创新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我国高校在此方面的探索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15]刘玉琼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资源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的三大关系，认为要缓解人才供求矛盾，就必须推进人才“质量工程”建设，教会学生认知、做事、与人相处、生存和做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16]高校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意味着人才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也意味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更意味着在人才供求关系平衡过程中效益的提高。刘德宇认为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标志。[17]
高校毕业生作为社会重要的人力资源，其质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一国要增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需求。[18]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摊薄了本来就稀少的教育资源，这无疑会影响教育质量。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招聘难并存的局面，从供给侧看，核心问题是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19]“就业能力”是研究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过程中一个被广泛论述的概念，张进认为提升就业能力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选择，并分析了制约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分别是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偏离、高校的培养过程与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求的脱节、高校的就业指导与毕业生就业现实要求的分离等，在此基础上，张进提出合理调适专业，不断增强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坚持特色育人，着力提升人才培养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强化就业指导，全面增强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以走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困境。[20]张弦等以职业力为核心词，通过考察认为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动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21]
2.文献整理与评述
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研究的文献十分丰富，不仅呈现了相关方面的问题与现状，而且为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多元视角。
第一，从研究的对象上看，相关研究覆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市场、大学生的职业能力与综合素养、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等多层次、多角度，几乎穷尽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所涉及的所有相关方面。对于人才供给侧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研究，大多立足于社会变革与市场变化背景下职业人才需求的改变，从高校的层次定位、专业设置、课程调整等方面探讨高校人才培养的应然变革、大学生素质能力的养成，以及社会相关机制配套，少有研究者探讨高校为培养人才所进行的实然的探索与所经历的变革路径，对高校因应社会变革、市场人才需求转变而进行的人才培养转型的微观实践过程的研究涉猎较少。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由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涉及面较广，各个面由于主体不同，研究者为深入挖掘多面的材料与因素，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数据资料收集方面有市场调研、结构访谈、文献整理等，从分析方法来看，有定性的描述、整理分析，也有定量的模型建构推算。总体来看，描述分析多，实证研究少，针对学校层次的案例研究，有对宏观层面的学校定位与专业设置方面的研究，但相对缺乏对在具体人才培养一线的院系、班级的解剖麻雀式的深入剖析。
第三，在理论运用与建构方面，大学生就业难相关方面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在理论的运用与建构方面，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失业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等理论上面。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分析可见，学者们对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的研究比较零散，为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后续研究应当有意识的调整研究路径的视野，将对人才培养过程的研究纳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系统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应该寻求一条能够将宏观社会背景（也即市场对人才的要求的变化）与微观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相结合的路径，使得对影响人才培养的因素的探讨尽量做到全面、系统，并探讨其过程机制。
第四，在得出的结论对策方面，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时，学者们大多从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来阐释，特别是在高校毕业生与市场职业能力需求的结构性错位议题上，多数学者都不否认学校培养模式有待改进，但进一步的因果分析往往出现解释的错位，并未达成共识。这种争议主要来自方法论与研究途径的根本差异。整体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上层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决定或者制约了高校运行的内容和方向，因此这是一种趋近于结构主义或者制度论的思维；个体论者则认为大学毕业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个人的观念、认知以及先赋性社会地位和资源造成大学生就业的差异。
基于不同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高校应对社会需求的调整引发了新的分析：高校应市场的调整是利益主体追求利益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还是合法化自身行动逻辑下的“路径依赖”。“制度创新”论者认为高校现行的人才培养机制是高校应对市场需求过程中追逐利益的策略，是市场化机制使然，要改善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就必须改变高校相关领域的利益配置，从而引导高校进一步创新制度以适应市场；“路径依赖”的理论来自高校环境的整体结构与制度的基本制约，因此认为高校的调整是一种对传统的“延续”，若有调整，仍是在不改变基本框架与原则的情况下的微调而已，换言之，高校对市场的应对策略，不仅有其传统逻辑的惯性，同时受到不同层次的结构的限制。具体来说，理性论者往往认为学校的改革调整对市场的不适应是市场化机制的不深入与不彻底的结果；而结构制约论者却将此解释为是学校适应市场的权宜策略。
由于存在以上分歧，不同研究给出的建议也因之有别，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仍然是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悬而未决的热点。对照当前的研究主体，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究。第一，大多数学校路径隐含的组织模型是古典组织的封闭模型，封闭模型将学校看作是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而忽视了内部复杂的动态性和不同层级人员的感受，忽视了导致学校形成当前状态的外部环境。第二，已有研究大多是因素研究，对学校实施的过程性问题和实际运作关注不够，如学校中的群体是如何看待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的？影响学校实施人才培养方案的因素是什么？怎样改进？学校和培养目标到底是如何相互形塑的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深入的探察。第三，已有研究大多将学校当作方案实施的背景而不是实施的主体，研究焦点集中在单一的外来需求的变革，而没有体察到学校自身具有复杂的组织架构、群体构成、利益冲突。
为此，本研究拟运用解剖麻雀的个案方法，深入剖析高校在因社会变革、市场人才需求转变而进行的人才培养转型的微观实践过程，以厘清人才成长与岗位需求偏移的真实轨迹，并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对毕业生就业中的学用“偏离”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划分出市场需求的“用”与学校培养的“学”两者之间的交集、并集比例与关系。第二，再现高校“学”的过程，以分析这个“学”与“用”的“偏离”的实际产生环节的实践机制。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做到对调查对象有完全意义上的针对性，虽然有针对性地了解毕业生的供需很困难，但本书通过样本案例的选择尽量控制变量的影响从而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一对一，以增加针对性，从而尽量离析出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第四，运用市场逻辑中的“经济人”假设与作为利益主体的学校追逐利益的权衡逻辑，并结合专业化组织中行动者的专业价值逻辑来解释出现差距的原因，让不同观点的理论进行对话与接轨。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将成为本书理论上的诉求。
可以看出，对高等人才培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多数学者提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课程内容的调整应该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方向。这些研究为分析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多样的理论视角和丰富的实证材料，旨在探讨学校应该教毕业生什么知识的问题。然而毕业生能学到什么，换言之，学校把毕业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是学校的日常教学实践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好的目标设计与决策实施能够带来一个好结果，因而，人们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看待问题。如果结果很好，那么目标设计与决策实施也很好；如果结果很差，那么目标设计与决策实施也很差。而实际上，一个糟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目标设计和决策实施是错误的。结果之所以好，诚然离不开好的目标设计与决策实施，但好的实践过程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往的研究缺乏对人才培养的日常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把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转型研究推向深入，本研究认为需要从人才培养的日常实践入手，来层层剖析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1] 迈克尔·富兰：《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译，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第1页。
[2] 自1978年开始，许多学者介入持续十多年关于“教育是什么”的论争中，学术界通常把这场论争称为“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上层建筑说、生产力说、多重属性说、特殊范畴说、社会实践活动说等。虽然这场讨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本质问题，但是这场大讨论促使教育摆脱了政治的附属地位，使教育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这场大讨论影响到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使教育由过去单纯为政治服务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上来，同时又能兼顾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各种社会功能的协调与统一。从微观层面来分析，这场大讨论影响到学校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育目的以及课程设置等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强调教育面向现代化是教育自身改革的落脚点。
[3]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面向21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自此以后，我国高校连续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
[4] 周大平：《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50年的回顾与探讨》，《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11期。
[5] 吴晶、刘亦湛：《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24日，第1版。
[6] 按照教育部定义，毕业生就业率 =（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而“就业”其实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主要包含了深造、就业两种情况。
[7] 操太圣：《学校变革与适应性领导》，《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所谓的技术性障碍，是指由那些已知解决方法的技术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已知的，所以解决的过程也是可以预测的。只要问题被界定清楚，障碍被明确感知，其最终的解决只要应用已知的方法就可以了。具体到教育领域，教师面对新引进的教学媒介或教学策略，一旦掌握了比较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步骤，障碍也就迎刃而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本人和学校组织都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变得更加有效。适应性障碍根植于具体的情境当中，解决者不可能期望脱离具体的情境而孤立地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的出路在于实践者自身观念的转型，以及实际生活全方位的改变。同时，这种类型的问题和障碍常常处于杂乱的状态之中，这使人们不能够很清晰地进行判定，其最终的解决也不可能期望有一个确定的药方，但一旦成功地将挑战化解，则实践者本身必定经历了整个人生观的变化。从教育实践的本质而言，教师遭遇的也正是上述这种适应性的障碍，至少也是适应性障碍与技术性障碍的混合。因为，教师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学生个体和变化多端的情景，他们必须综合考虑每一个细节而不断地变化自己的角色和教学方式，尽最大可能开发学生的潜能，这些挑战是教师无法通过自身或他人的经验而直接获得解决问题的图景的。不过，虽然教育活动本身更多地体现出适应性工作的特征，但由于现实环境中教师负担的学生太多，所得到的报酬却没有随着负担学生的增加而改变，且缺少必要的专业上和情感上的支持，结果教师们更倾向于用以往现成的经验去处理各种适应性障碍，因此，在教育实践或改革过程中，又普遍存在将适应性挑战化为技术性挑战的弊端。
[8] 汤智：《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依据的哲学思考》，《现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21页。
[9] 王义遒：《学生就业再次呼唤高等教育多样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第15～16页。
[10] 王义遒：《我国高校的恰当定位为什么这么难》，《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页。
[11] 潘懋元：《什么是应用型本科？》，《高教探索》2010年第1期，第10～11页。
[12] 陈飞、严晓岭：《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研究的两难困境及研究展望》，《复旦教育论坛》2014年第1期，第31～34页。
[13] 徐丽红：《以精准供给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教育科学》2018年第4期，第55～60页。
[14] 郄海霞：《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变迁》，《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3期，第33～35页。
[15] 胡轩魁、吴艳：《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5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采撷》，《中国地质教育》2008年第1期，第60～65页。
[16] 刘玉琼：《经济学视野中高校人才培养的三大关系》，《理工高教研究》2009年第2期。
[17] 刘德宇：《大学生实践能力建设与高校人才培养》，《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年第4期。
[18] 邓峰、孙百才：《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研究：2003～20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2～138页。
[19] 曾湘泉：《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第87～95页。
[20] 张进：《提升就业能力：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选择》，《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第37～41页。
[21] 张弦、刘丽雅、王俊生：《以职业力为导向的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趋势研究》，《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