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宏观调控定义、目标与研究范式

由于西方没有宏观调控理论，陈彦斌（2018：65～80）认为从范畴来讲中国的宏观调控与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最为接近。与宏观经济相对应的是微观经济，研究对象以家庭、企业等微观个体为主，而宏观经济往往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等总体平衡着手。宏观经济有长短期之分，长期关注的是经济增长，也就是本研究第一部分关注的内容。本部分主要讨论短期波动，以及针对经济波动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依据，包括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以及政策效果等相关文献。

第一节 宏观调控的概念、定义和目标

一 宏观调控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由于政府参与微观经济建设，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不存在单独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践。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实践的需求使很多工作重新被定义，很多概念也由此得以提出，宏观调控就是其中之一。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经济社会的“总舵手”，全面干预经济活动，调控着经济的方方面面，没有宏观与微观之分。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主体自主性不断加强，面对经济中的波动，政府继续使用直接手段调控的空间与范围越来越狭窄，亟须通过间接手段来稳定经济，因此，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与宏观调控含义相近的“宏观调节”这一概念，并尝试使用间接手段调控经济，但直接手段仍占主导地位，1988年宏观调控概念才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使用“宏观调控”这一概念，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表5-1 宏观调控概念的提出与演进

二 宏观调控的定义

早在1993年宏观调控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马洪（1993：197）就给出了宏观调控的基本定义，对于调控主体、调控目标、调控手段都予以框定。他指出，“宏观调控，严格地说，是指政府为实现宏观（总量）平衡，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对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和外汇收支总量的调节和控制。由此扩展开来，通常把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其他措施也纳入宏观调控范围”。其中调控主体是政府，调控目标是实现宏观（总量）平衡，调控手段是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和外汇收支总量，但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其他措施也纳入宏观调控范围。同样，曹玉书（1995：2）和赵宽海（1996：26）给出了差不多的定义。曹玉书（1995：2）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宏观经济角度，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保持国民经济向着预期目标发展，维护经济健康运行所进行的调节和控制。赵宽海（1996：26）认为宏观经济调控简而言之就是运用经济手段对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状况加以调节，使之能够经常趋于和基本保持在供需均衡的状态。

不过，黄达（1999：2～7）对这个宽泛的概念提出质疑。他指出宏观调控是调控经济总量的关系，但不是任何范围任何多少带有总体、全部之类含义的都可称为宏观经济问题。

调控手段决定了调控的性质是直接调控还是间接调控。21世纪初，学者开始将宏观调控手段限定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范围内。汤在新、吴超林（2001：217）就指出宏观调控是国家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总量（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以期趋于经济均衡目标的行为过程。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是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张岩鸿（2004：100）也认为所谓宏观调控，是指为实现宏观总量平衡，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一国政府通过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等）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个变量的取值，从而引导市场中各个行为主体自动按政府意图行事的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是，在这种干预方式中，政府并不直接用行政命令来指示各市场主体能够或不能够做某事，而是通过各市场参数的调节来间接诱导各市场主体按政府意愿行事。通过对市场变量的调节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宏观调控的最大特色。

钱颖一（2005：42）认为，人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因而未能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总供给、GDP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就微观经济来说，不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同职能：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

三 宏观调控的目标

国外相关研究倾向于认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早期国内的学者对于宏观调控的目标界定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范围内，比如欧阳明和袁志刚（1997：7～20）认为，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经济稳定运行，防止过热或衰退。樊纲（1996：5～14）指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说得极端一点，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波动这样一个“窄”问题。进一步地，搞清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界限，以符合经济学研究中的分工需要，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必不可少。刘溶沧、马珺（2001：4～10）认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是借助政府之手，改变各个市场主体的当期行为，从而提高总体经济运行的跨时期效率，不因实际产出的波动太大而造成潜在产出的重大损失。而在具体目标上，需要根据具体国情，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特别需要有利于解决和完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关键任务。

刘溶沧、马珺（2001：4～10）认为，宏观调控目标的确定，必须以一定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依据，并为其服务。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后者服从和服务于前者。比如，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就要充分体现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及不断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战略性目标及基本要求，并以此作为衡量经济政策目标选择是否正确、恰当的重要标志。

第二节 与宏观调控理论相关的西方研究范式概略

由于西方没有宏观调控理论，陈彦斌（2018：65～80）认为从范畴来讲中国的宏观调控与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最为接近，而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起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

在市场出清的假设前提下，古典经济学围绕产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涉及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展开讨论，并获得丰硕的成果，马歇尔的供给需求曲线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精简代表。在供给需求曲线的分析框架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变动会使供给曲线发生位移，而产出和价格会从原来的市场出清水平调整至新的市场出清水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此提出了现实的挑战：大萧条时，美国产出下滑近1/3，其间技术、劳动力和资本并未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对大萧条的解释成就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国民收入核算账户和商品市场非出清假设

凯恩斯认为支出决定了收入，也就是：

Y=AD=C+I+NX

其中，Y是总收入也就是总产出，AD是总需求也就是总支出，由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NX决定。

当Y=AD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而当Y＞AD时，企业就会减少产出直至经济回到均衡状态；当Y＜AD时，企业就会增加产出以应对总需求的增加。这个模型暗含的假定是企业在非均衡状态下，没有立即调整价格，而是通过调整库存即产量来实现向均衡状态的回归。

由于国民账户核算方法对于刻画经济特征比较直观，常常被经济学家用来描述经济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余根钱（1994：9～13）就使用了该框架来分析改革开放至1993年的四次经济过热问题。较Y=AD=C+I+NX更常用的公式是它的变形：

该公式显著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各项最终需求增长率乘以其在GDP中的份额是其对GDP的贡献度，进一步地，每项最终消费可以根据需要再细分，以至可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分析。比如，投资可以分解为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和其他投资，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分析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其灵活性，该公式经常出现在历年中国经济运行报告和研究文献中，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2010），当然它更多的是以文字描述的方式出现。

然而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的预期回报率递减以及“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总需求往往会小于总产出，也就是产品市场常常处在非出清状态，短期的刺激政策有助于经济恢复至潜在生产力水平，故而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IS-LM模型

当商品市场处在均衡状态时，有Y=AD=C+I+NX，假设国际收支均衡，即NX=0，并且存在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则有Y=C（Y-T）+I（i-πe）+G，其中投资I取决于预期的真实利率水平（i-πe），i为名义利率，πe即预期通货膨胀率。T是政府征税，这样消费C就是关于可支配收入（Y-T）的函数，G是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政府通过降低T和增加G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提高T和减少G实施消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商品市场均衡。

货币市场均衡状态下，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依据货币需求而定，这样货币市场实现均衡。货币需求L是利率i和收入Y的函数，利率i越高，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越高，货币需求就越低；收入Y越高，消费越高，货币需求就越高。于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

其中，M是名义货币供应量，P是物价水平，即真实货币余额。

希克斯在凯恩斯基础上，建立了IS-LM模型，使短期波动研究得以量化。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均衡模型如下：

（三）菲利普斯曲线：从凯恩斯到新凯恩斯

Phillips（1958：183～199）发现英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Lipsey（1960：1～31）从劳动市场供求的角度给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基础，Samuelson和Solow（1960：177～194）则进一步发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取舍关系：降低通货膨胀率只能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反之，降低失业率就必须要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数据符合菲利普斯曲线，因而菲利普斯曲线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通胀与失业之间的简单替代关系不复存在。Friedman（1968：1～17）和Phelps（1968：678～711）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设，认为货币和通胀等名义变量在长期中无法影响产出和失业等实际变量。虽然在短期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线，但是在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的直线。建立在自然失业率和描述产出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替代关系的奥肯定律基础之上的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是过度总需求和预期，可以描述为πt=πt+γyt，其中yt是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百分比，πt是核心通胀率，并非特指预期通胀率。即使作为通胀预期来处理，通常使用的也是适应性预期，其中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是滞后通货膨胀率的加权平均，并且越早的通货膨胀率，其权重越小。

Lucas（1973：103～124）和Sargent（1971：721～725）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说认为，经济参与者能够充分利用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对未来通胀进行理性预期，不会犯系统性错误。Lucas（1972：103～124）提出了不完全信息模型，认为预期到的总需求不会影响产出，而没有预期到的总需求会同时导致更高的产出和比预期更高的价格水平，即菲利普斯曲线。但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指出，政策的变迁会改变宏观经济模型中的总量关系，因而政府无法利用总量关系。

Gordon（1996）提出“三角”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影响通胀的因素可以归纳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通胀惯性三种因素，表示为πt=∑Kk=lαkπt-k+βηt+λyt+εt，其中ηt为供给冲击。虽然Gordon三角模型可以获得较好的拟合结果，但其成功也主要是在模型中引入滞后多期的通货膨胀率的缘故。三角模型的缺点是没有克服卢卡斯批判。

建立在理性预期和价格粘性基础上的菲利普斯曲线被称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按照通胀解释因素可以大致分为早期的基于产出缺口的模型和近期的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模型。前者模型较多，其中被广为引用的主要有Taylor（1980：1～22）、Calvo（1983：383～398）、Fuhrer和 Moore（1995：127～129）所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Taylor（1980：1～22）提出了交错合同模型。该模型假设名义工资存在粘性，名义工资固定两期，每期有一半的合同要重新谈判，所得到的菲利普斯曲线为πt=Etπt+1+λ（yt+yt-1），其中Etπt+1是预期通胀率。Calvo（1983：383～398）假设每一期厂商按一定概率调整价格，从而得到的菲利普斯曲线为πt=βEtπt+1+λyt。Fuhrer和Moore（1995：127～129）发现这些模型无法产生通货膨胀率的持续性，其采取的改进方法是同时采用前向预期和后向预期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后向预期关注家庭对于信息的学习机制，因此将之引入模型的构造有助于提高模型解释能力。Fuhrer和Moore（1995：127～129）假设谈判工资是相对平均实际合同工资，通过两期合同模型得到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为πt=0.5（πt-1+Etπt+1）+λ（yt+yt-1）。滞后的通胀率出现在方程的右边，模型中的通货膨胀率具有持续性。

前文所介绍的三个模型在经验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三个模型都将产出缺口作为自变量，然而产出缺口难以估计。其次，Calvo模型说明了通货膨胀率对预期的需求冲击产生迅速的反应，然而经验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滞后于产出缺口。当前被广为引用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是Galí和Gertler（1999：195～222）所提出的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前向和混合模型，其设定源于Calvo（1983：383～398）的交错价格调整模型。在此模型中，每一个时期垄断竞争厂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以1-θ的概率调整价格，所得到的前向菲利普斯曲线为πt=βEtπt+1+λst，其中β是主观贴现因子，st是单位劳动成本偏离稳态的百分比，λ=（1-θ）（1-βθ）/θ度量实际边际成本对于通胀的影响。前向菲利普斯曲线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通胀持续性。Galí和 Gertler（1999：195～222）进一步假定有部分调整价格的厂商遵循后向行为的拇指法则，剩下的厂商仍然遵循前向预期法则，那么就得到πt=λfEtπt+1+λbπt-1+λst，其中各个系数度量各个因素对通胀率的影响。

二 RBC的出现及DSGE模型

20世纪7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分析框架，而凯恩斯主义宏观框架存在以下基础性假设：消费需求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主观假设影响，存在消费的增长幅度小于收入的增长幅度的现象；而人们存在流动性偏好和资本未来的预期利润下降的主观假设，导致产生投资不足的结论。70年代之后，这些基础性假设遭到质疑：首先，实证研究并不支持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说，理论上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的提出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开始出现裂痕。关键的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让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失去理论基础。卢卡斯指出基于凯恩斯理论所建立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存在固有的缺陷，大型经济计量模型中“货币、财政以及其他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相联系的参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卢卡斯则证明，人们会根据理性预期假设行动，从而改变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参数。在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模型中劳动的跨期替代起着关键作用。劳动市场的行为反映在总供给的层面，体现着卢卡斯的观点即总供给的作用远远大于总需求的作用。

这期间Prescott和Kydland（1982：348～370）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核心，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DSGE）模拟了技术进步与实际变量的关系，进而指出实际中观测到的波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由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和建筑周期等因素导致的产出、消费等的调整而呈现出来，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研究，其核心思想是经济中的波动是由真实因素引起的，这挑战了凯恩斯以名义变量为主的经济周期研究，同时打破了古典主义“长短期二分法”的传统。RBC模型的核心假定为：

Max∑βtU（Ct，Nt）

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存在无数个无限期存在的家庭。在任何时间点上，每个家庭需要权衡消费Ct和闲暇Nt以满足期望效用最大化，其中瞬时效用函数满足无餍足性U′ （xt）＞0和边际效用递减性U″ （xt）＜0，假设瞬时效用函数为U=logCt+φ logNt。β是主观折现率，是［0，1］区间的常数。β越高，意味着家庭对未来消费的权重越高，越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反之亦然。家庭的生产消费行为受制于生产水平Yt=f（At，Kt，Lt）与资本积累水平Kt+1=（1-δ）Kt+It，家庭需要在闲暇还是劳动、消费还是投资中做出选择。其中，Yt为当期产出，Lt为当期劳动投入，Kt为当期资本投入，δ为资本折旧率，It为当期投资。Yt=f（At，Kt，Lt）模型使用常见的C-D生产函数f（K，L）=AKαL1-α。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遭到了严重的质疑，但凯恩斯主义暗含的价格粘性假设则经受住了实证的检验，凯恩斯主义者将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加入上述RBC模型后发现，模型的解释范围得以扩大，实际上促使了宏观经济学的一次较大融合。

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对于工资—价格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领域。在实证研究上，工资—价格机制的主要实证特征已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考虑价格通胀效应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用来解释工资形成机制。1983年Calvo提出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模型。该模型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构建了桥梁，为DSGE建模提供了理论依据。Calvo（1983：383～398）假定在t期调整工资的概率为（1-ξw），而未调整工资者其工资的设定由以下规则决定：Wj，t=πt-1Wj，t-1，其中πt-1为上期通胀指数。

随着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肇始者都是金融，DSGE也开始尝试将金融系统纳入分析框架，BGG模型就是其中的典型。

参考文献

陈彦斌，2018，《新时代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新思路》，《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期。

马洪，1993，《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曹玉书，1995，《宏观调控机制创新》，中国计划出版社。

赵宽海，1996，《经济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

黄达，1999，《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汤在新、吴超林、2001，《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广东经济出版社。

张岩鸿，2004，《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规范研究》，人民出版社。

钱颖一，2005，《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监管》，《财经》，第5期。

樊纲，1996，《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上）》，《经济研究》，第3期。

樊纲，1996《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下）》，《经济研究》，第4期。

刘溶沧、马珺，2001，《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定位分析》，《财贸经济》，第9期。

余根钱，1994，《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过热类型的变化》，《经济研究》，第2期。

樊纲，1995，《当前宏观经济的焦点问题与政策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8，《结构性去杠杆下的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2010，《宏观调控目标的“十一五”分析与“十二五”展望》，《经济研究》，第2期。

约翰·范·奥弗特瓦尔德著，2012，《芝加哥学派》，王永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欧阳明、袁志刚，1997，《宏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瑞，2016，《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alvo，G.A.，1983，“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 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2.

Carlson，J.A.，Parkin J.M.，1975，“Inflation Expectations，” Economica，Vol.42，No.166.

Fluri，R.，Spoerndli，E.，1987，“Rationality of Consumers’ Price Expectations-Empirical Tests using Swiss Qualitative Survey Data，” paper presented to 18th CIRET Conference.

Fuhrer，J.C. and G.R.Moore，1995，“Inflation Persist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1.

Friedman，M.，1968，“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8，No.1.

Galí，Jordi and Mark Gertler，1999，“Inflation Dynami CS：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44（2），October.

Galí，Jordi，Mark Gertler，and David Ló pez-Salido，2001，“European Inflation Dynamic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 （7）.

Gordon，R.J.，1996，“The Time-Varying NAIRU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No.5735，August.

Hansen，Lars Peter and Kenneth J.Singleton，1982，“Generalize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of Non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 Econometrica，Vol.50，No.5

Lipsey，R.G.，196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s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K，1862—1957：A Further Analysis，” Econometrica，Vol.27，No.105.

Lucas，Robert E.，Jr.，1972，“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4.

Lucas，R.E.Jr.，1973，“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3，No.3.

Phillips，A.W.，1958，“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s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1861—1957，” Econometrica，Vol.25，No.100.

Samuelson，P.A. and R.M.Solow，1960，“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0，No.2.

Taylor，J.B.，1980，“Aggregate Dynamics and Staggered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8.

Sanchez，D.A.，2006，“A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for Japan，” Working Paper.

Phelps E.S.，1968，“Money-Wage Dynamics and Labor-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Sargent，T.J.，1971，“A Note on the Accelercetionist Controversy，”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cking，Vol.3.

Kydland F.E. and E.C.Prescott，1982，“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Vol.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