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

与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是经济增长方式，即“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吴敬琏等，2006：21～23）。按照这种思路，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的投入所实现的增长，另一类是靠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增长，分别是“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奚兆永，1996：53～57）。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过程，并探索更为全面和健康的经济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认知不断深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向产业平衡发展转变、投资拉动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转变、从资源与环境高消耗型增长方式向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一节 对改革开放前增长方式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加上世界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中国不可能再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可以充分依靠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积累有限、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贫困中起步。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大量人口由农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面临着资本、自然资源、环境和市场的多重压力与矛盾。林毅夫和龚强（2010：5～13）利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以当时的外在经济条件想要达到中央所期望的工业化，只能采取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强行实施资源配置，但是这导致较低的国民收入，并且可用来消费和投资的资源原本就很匮乏，居民消费受到抑制，资本积累速度很慢，要素禀赋结构也难以迅速提升，经济发展中始终需要依靠政府来维持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而在这种经济生产方式下，低效率是一种必然结果。

粗放型增长方式同时体现在配置和投入上，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了改革开放前效率较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林毅夫（1994：3～7）将改革开放前的宏观管理政策总结为“三位一体”，为了提供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强行干预了国内产业间价格、汇率、利率。赵农（2014）从资源错配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资源配置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很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王小鲁（2000：6～7）从实际资本形成率、对外贸易等方面考察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中国的储蓄率平均为GDP的29%，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只占21%，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所占比重不足GDP的15%，在高储蓄率的条件下显示出较低的资本形成率，浪费惊人。王小鲁、樊纲（2000：10～12）认为在对外贸易和外资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始终保持着比较保守的态度。改革开放前，除了苏联早期的援建项目以外，外资对于中国的资本贡献几乎为0。对外贸易方面也仅仅通过简单的初级产品出口来获得一定的外汇收入，进而对外采购一些必要的设备。胡鞍钢（1993a：31～34）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仍处于低收入阶段，但是环境污染水平达到了同期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资源浪费及环境破坏问题严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没能解决。武力（2006：5～12）研究了中国对于增长方式的态度转变，由于积累率低、资本稀缺和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中国一直就很重视经济效益，只不过表现方式是通过宏观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例如，1958年毛泽东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单一公有制下，在宏观经济方面，信息不充分和政府决策失误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波动；在微观经济方面，因缺乏自主和激励机制而导致低效，使“好”和“省”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第二节 对重工业优先发展向平衡产业转变的研究

重工业优先发展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重要经济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21世纪以来，政府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地方则出现重工业化浪潮，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武力和温锐（2006a：39～49）在总结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向产业平衡发展过程时认为，1949～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轻、重”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1998～2005年的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实践证明，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导致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被忽视，以及价格信号被扭曲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之际，这种战略逐渐被放弃。当然在初期，学界对于轻重的看法也经历了“矫枉过正”的过程，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农业与轻工业为发展中心，如杨白坚和李学曾（1980：19～40）认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生活资料，在满足消费的同时会对重工业生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产生引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讨论产业平衡发展问题，如周振华（1991a：1～7）认为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核心问题是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就是改善部门之间的耦合状态，从而提高产业关联的整体性功能。由于产业间耦合水平的度量指标是结构平衡度，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最终可归结为提高结构平衡度。林晨和陈斌开（2018：25～46）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了重工业优先战略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节 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研究

国家的宏观经济由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决定，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方面的管理，这种思想也是各国需求管理理论的基石。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部分构成。改革开放前，中国选择关起门来发展经济，采取的宏观需求管理方式是忽略消费和外贸，通过偏向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邓小平曾批评道，“他们不愿意也不敢看见我们与国外的差距”。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改变了以前的需求管理理念，从单一的依靠投资变为由“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对外开放，经验不足，学术界就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刘昌黎（1987b：36～41）认为中国若想赶超世界工业大国，就必须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中国并没有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基础。高拴平（1988：53～58）则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勇于参与国际竞争。他认为内向型经济并非在任何时间点都适合大国，并且进口替代战略不利于外汇收支平衡，实行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避开国际竞争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之后，学界逐渐出现将这两种战略相互调和的态度，例如，吕铁（2001：55～62）认为不应该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对立起来。他认为应该考察经济体的具体增长型式和资源禀赋并将两种战略结合起来。吕铁对中国的增长型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增长型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内需求在制造业增长中起着决定作用，而出口需求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种增长型式下中国应采用一种复合战略。

不管从实践还是理论的视角，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实行对外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显著提升。中国的一批学者论证了国际贸易和FDI促进TFP增加的可能性。江小涓和李蕊（2002：5～16）发现，FDI占比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认为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体现在提供资金来源、改善投资效益、扩大产出、增加利税、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李小平、朱钟棣（2006：31～43）发现国际R&D溢出显著为正，并且认为国际贸易作为R&D溢出渠道的结论更加可靠，本国R&D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作用，这和中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有关。徐涛（2003：22～27）通过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说明FDI对于引入国的技术水平提升的作用，认为FDI和国内资金的区别在于效率不同，等量FDI的产出要大于国内资金。代谦和别朝霞（2006a：15～27）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问题，认为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越强，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将更多更先进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傅晓霞、吴利学（2013：19～32）分析了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国内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指出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技术能力应该采取与之相应的技术创新策略。朱军（2017：5～24）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应该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的技术追随，也不能够完全依赖于本土的技术创新，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是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四节 对从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转变的研究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增加，二是技术进步。增长理论认为，当经济达到平衡增长时，技术创新是推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中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变。邱晓华等（2006：4～12）通过增长要素核算计量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要素投入增加，其中资本投入增加是最主要的动力，1980～2004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59.2%，拉动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蔡昉（2008：4～11）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增长总结为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资源错配被逐渐纠正，由人口红利、价格信号的纠正等带来的高速增长势头终究会被消磨殆尽。这时，改变增长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要求。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孙海鸣（1997：3～10）讨论了中国经济阶段和转变方向，认为中国要更多地采用投资推动阶段后期的推动经济增长、降低资源消耗的技术，使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附于资本投入以推动经济增长。将20世纪90年代前界定为大规模工业化的粗放型投资推动增长阶段，90年代是集约型投资推动增长阶段，即不仅依赖资本总量扩张来提高增长率，还要通过提升资本的质量、劳动力的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方式来提高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也可提前进入“创新”推动增长的阶段，特别是那些代表高技术发展趋势的行业。周振华（1996：3～8）、奚兆永（1996：53～57）、宋则行（1996：74～78）、华民和杨桓兴（1997：64～71）等在同一时期发表论文，探讨如何使中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以TFP增长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增长。

在中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之后，中国经济转型取得了较大成绩，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4～16）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改变。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呈现粗放型模式的特点，即通过大量资本、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并且表现为高度依赖出口拉动。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改变，在1999～2009年TFP持续提高，年均增长率达到3.6%，TFP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减少，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增加。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创新型驱动，中国学者也发表了很多论述，例如，潘士远和林毅夫（2006：12～18）认为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会获得更高的知识吸收能力，从而可以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如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他们提出的模型或许可以解释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31～43）指出的发展中国家R&D投入的反常现象。陈晓光（2006：18～29）通过修改知识累计函数对内生增长模型做出了一定的改进，认为OECD国家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增加相伴的是R&D人员创新活动的有效时间的减少，二者互相抵消，使TFP增长率保持不变，因此将R&D人员创新活动的有效时间引入知识的积累方程。陈晓光依据模型结果提出，要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不同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受制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的国家，应该首先考虑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于经济增长受制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国家，应该首先考虑提高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

第五节 对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中国的高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问题趋于缓解。

根据张卓元（2006：31）的观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80～2002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66.8%，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因为我国原本的粗放程度很高，资源利用效率很低。金碚（2005a：5～14）通过考察实际资源储量认为中国的增长会受到资源储量的限制。周叔莲（2008：12～13）指出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相较于经济增长方式更为丰富，除了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外，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

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的研究不仅关心总量上资源环境问题，而且还关心区域资源和环境问题。王兵等（2010：90～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还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低于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因素对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排名有显著影响；人均GRP、FDI、结构因素、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公众的环保意识对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未来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问题会加剧还是会缓解，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彭水军和包群（2006：15～23）、涂正革和肖耿（2009：41～54）、王兵等（2010：90～97）的研究均支持在中国情景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彭水军、包群（2006：15～23）认为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在国民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1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该理论，中国未来的环境问题可能会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产生这种结果的机制是金碚（2005a：5～14）所认为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资源限制及价格提升导致节省资源的技术进步，从而减缓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偏好可能也会促使环境资源问题得以缓解。

蔡昉等（2008：4～11）将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的研究也同样肯定了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的存在，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污染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因此，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机制设计，一方面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转化为地区经济增长行为的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区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为抑制欠发达地区的GDP冲动提供物质激励，激励其实施更有效的且相容的减排措施。

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到达或者接近拐点这一问题仍然有争议。李斌等（2013：56～68）则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中国资源消耗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2001～2010年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非但没有出现增长，反而出现一定的倒退，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导致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甚至为负，中国工业增长方式愈加显现粗放和外延性特征。相应地，他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资源环境方面的法制建设和政策力度，鼓励工业企业采用更为环保和高效的生产技术，从而缓解环境问题。

第六节 对供给侧改革的初步探讨

中国经济在2012年之后进入了新常态。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说，这并不令人奇怪，随着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边际报酬呈现递减趋势，进而出现增速放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思路。2014年和2015年，中央分别提出了“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对应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和应对增速放缓的措施。新常态的到来意味着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阶段。在新常态下实现供给侧改革意味着需要对经济发展方式有更多的认识，除由投资推动向TFP增长的观念转变外，还需要考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分配、政府职能等涉及发展方式的内涵扩充。

201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提出“十三五”时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发展主线是“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供给侧改革是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改革构想，以应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

在经济理论上，供给侧对应的是需求侧，而需求侧指的就是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增长中的“三驾马车”。在过去一段时间，全球各国政府主要致力于需求侧的宏观管理，这在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全球各国政府几乎统一推出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中国政府也相应地提出了“四万亿”救市计划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带动经济复苏。但是，理论上需求侧的管理方式只适合于短期对经济的刺激，长期利用需求管理政策可能会得不偿失。杨嘉懿和李家祥（2016a：5～10）指出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结构平衡关系，并且应在中长期保持稳定。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因此政府采用需求侧短期刺激政策，加大对生产部门的投资，弥补消费需求不足，促使经济在短期达均衡水平，但会出现投资高于原有的均衡点而消费低于原有的均衡点的情况。投资周期完成之后，会产生新的生产能力，产能会大于原有的均衡点。而消费品生产部门对投资需求仍低于原有水平，投资品部门必然要购买多出的产品，否则会出现产能过剩。吸纳新增产能，就需要新一轮的刺激政策来制造新需求，以应对投资品供给的增长，这又会造成下一个生产周期形成更大的产能。最终结果必然是生产部门的产能不断扩大，迫使政策刺激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难以控制供求平衡。投资低于原有均衡水平时，需求侧的短期刺激政策是有效的。但如果消费水平在均衡线以下，刺激政策只在短期有效，若中长期仍采用则会不断上演新的供求失衡，这会导致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进而引发刺激政策失效。在保持经济稳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同样的，邵宇（2015：15～19）、龚刚（2016：13～20）、贾康和苏京春（2016a：1～24）等经济学者都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悄然改变，一味地采用针对需求侧的宏观政策似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并且可能失效进而引发更大的结构性问题。

国内普遍认为供给侧改革理论来自里根时期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但是供给侧改革不只是基于供给学派的思想。美国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可以用拉弗曲线来表示，即降低税率会导致企业扩大生产，增加税基，反而会使财政收入增加。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结构调整和知识密集型经济发展。

龚刚（2016：13～20）认为发展过程是指经济体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人均GDP不断提高。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从而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将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分成如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经济处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属低等收入国家；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过渡。第二阶段，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处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已被跨越；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主要方法是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具体手段是进行研发体制的改革。

我国供给侧理论也并不是在供给侧改革被提上议程之后才开始构建的，经济学中供给侧理论经历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兴起—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这样两轮“否定之否定”（贾康、苏京春，2014b：84～94）。贾康和苏京春（2016：30～54）推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为需求侧管理不能“包打天下”，经济发展的“元动力”应该在供给侧空间进行构建，要素层面要破解“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从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破解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约束。

第七节 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障碍的认识

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就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面临着一些障碍，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体制障碍，二是结构障碍，三是创新不足（翟佳丽，2017：7～9）。同样地，王小鲁、樊纲（2000：16～24）认为一些尚未解决的体制缺陷越来越成为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障碍，特别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的重大挑战。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①要素投入增长的潜力，主要指投资效率提高的潜力；②农村工业化受到若干因素制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在下降，加速城市化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大中型城市）；③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④改革与制度建设是增长模式转换的前提，同样反映了制度、结构、技术三方面的制约。

关于体制性障碍，中国学者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张卓元（2005a：8～9）考察了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能源消耗以及生态破坏的实际情况，认为需要快速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张卓元认为增长方式转变难以推进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了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①改变政府职能，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的主角；②改变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碚（2005b：38）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取决于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和体制的创新；取决于实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管理创新。唐龙（2009：18～81）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难点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和企业体制四个关键环节。毕兴顺（2010：41～43）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主要来自体制性障碍导致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伍世安（2012：5～13）认为，转变发展方式与转换体制机制具有相互决定的关系，由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形成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周黎安（2004：33～40）考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的问题，提出“如果财政激励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为什么在同样面临税收激励的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双边协定或者多边协定等方式达成贸易自由和市场开放，但是在一国之内却做不到？”由此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官员晋升模式，将其称为官员晋升锦标赛，并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来描述晋升锦标赛的部分特征。中国官员的晋升具有锦标赛的特征，每个官员所关心的指标并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排位，一个官员的晋升成功必定意味着另一个或多个官员的晋升失败，所以官员的激励函数中不仅包括自己的政绩提升，也隐含了其他人的治理失败，进而，在晋升锦标赛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官员之间很难相互合作。

产业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不合理、区域结构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的经济问题。张保胜（2010：31～37）认为，可以通过加快要素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促进环保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17～22）考察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尹恒等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模型，将财政支出同时纳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行为人的效用函数，以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的财政保持平衡预算，收入通过资本税获得，通过外生假定分割财政收入，并分别纳入总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代表性行为人采用分散决策，通过无限期自治型动态优化问题得到消费的相关信息。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得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形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形关系。张军（2002：301～338）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转轨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动态改进的力量，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又表现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工业化。经济增长乏力与过度的工业化有关。在投入结构上还需要注意避免过度工业化。刘伟和张辉（2008：4～15）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贡献中抽离出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里，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非常明显，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结构变迁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但是研究也发现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逐渐减小，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需继续，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变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张平、刘霞辉、张晓晶等（2010：4～20、122）讨论了中国的资本化扩张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建立在一个包含研发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上，同时讨论了在中国的R&D收益。中国经济处在快速增长时期，资本和要素溢价很正常，并且实物资本的投资有收益的可预见性，而R&D收益依靠于创新带来的垄断收益。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技术更新较快，因此R&D风险比较高。在这种背景下，实物资本投资的主观贴现收益可能会大于R&D的主观贴现收益，市场更加偏向于进行资本投资，而不是R&D投资。经济的资本化对经济增长和效率改进具有正效应，但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可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导致TFP在低水平徘徊。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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