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然而，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国际话语权是与实际国力不相称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国家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诚然，随着中国全球经济影响力等硬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也在与日俱增。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好莱坞电影中近年来大量出现中国元素，或者爱马仕、古驰等国际一线奢侈品纷纷推出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生肖标识的产品，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只不过是中国消费者购买力提升的一个副产品而已。中国的形象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在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主义框架内叙事，中国形象被“他塑”、中国国家形象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反差的现实局面并未根本扭转。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四个要素：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能力和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这个概念经由学界引入国内，逐渐融入中国主流话语，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然而，文化软实力无法取代也无法自动转化为价值观的吸引力，虽然中国无意对外输出价值观，然而必须让其他国家了解并理解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向国际社会讲清楚，那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努力将是舍本逐末。
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国家制度、治理体系、执政理念、外交政策等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长期以来，我国官方和学界缺乏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化表述，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集中讨论肇始于2004年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及随后学界讨论的“中国模式”，从国际媒体报道情况来看，外国政界、学界、媒体界都倾向于把它简化为“政治威权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理解是一孔窥豹、盲人摸象，既无法揭示中国发展道路的本质，更无法解释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政界、学界、媒体界有责任向世界说明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要能够跨越文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障碍，用能够被其他国家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讲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
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对内关系到道路自信，对外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习近平主席曾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2]并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建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希望所在”。[4]中国理论界十分有必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国际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等涉及内政、外交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成为世界认识当代中国的源头，读懂中国故事的标识。
当前，我们既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又遇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原先主导全球治理秩序的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等西方国家由于自身面临的内部问题而纷纷转向保守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和就职演讲中多次强调“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未来全球治理格局将出现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对外出口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越发凸显。一个贸易壁垒林立的世界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领导者。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于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共促全球发展。他指出了当前世界经济领域存在“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突出矛盾，但同时强调“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并提出了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四种模式，为建立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提出了展望和建议。
国际话语权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国际话语权强调的是对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核心概念的定义权、解释权、使用权和表达权，国际话语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际关系乃至全球治理格局，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与实现。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软实力建设与硬实力提升要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有责任也有必要重新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进一步提高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其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化讲述和表达。我们经常说，历史证明中国发展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我们能否更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中国发展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和必由之路？中国的政界、学界、媒体界能否清晰、准确、深入人心地向世界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拟回答以下四个关键问题。
问题一：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明确的表述，然而缺乏国际传播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其中“融通中外”是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目标和前提，对外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恰恰最缺的就是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比较公认的使“中国发展道路”引发世界关注与探讨的发端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英国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了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识”的概念和表述显然是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进行对比而得出的理论，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在“华盛顿共识”濒临破产之际引发了世界关注。由于中国对外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和“不争霸”的基本策略，这个概念和表述不太可能由内部产生，所以由西方人首次提出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北京共识”这个概念的定义并不严谨，并且招致了诸多批评的声音。
随后，谨慎对待“北京共识”的学者主张用“中国模式”来总结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中国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但是，“中国模式”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固化的“模式”的印象，中国官方一向对于输出价值观和模式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经验”来表述，所以这个概念仅限于学界讨论，并未进入官方话语体系。
总之，关于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仍需要清晰地描述与之相关的各类表述方式，以及这些表述的提出背景、各方意见及其影响等问题；此外，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将“中国发展道路”的官方表述的概念范畴、主要内容等方面解释清楚，为进一步研究其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传播情况树立一个参照系。
问题二：为什么必须向世界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
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前提。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指把在中国发生的各类奇闻逸事讲述出去，而是在于让世界更全面地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认识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发展理念，了解和理解真实的中国，消除误解，促进合作。
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国发展道路，是建设国家软实力的需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竞争逐渐从单纯地依靠硬实力“武力消灭、军事打击、经济制裁”转向硬实力（威胁）与软实力（吸引）交替使用。其中，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外交政策、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等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软实力不能单纯强调文化的作用，更不能有意回避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讨论，制度合法性与吸引力才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因此，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回答中国坚持的政治制度和秉持的价值观与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其次，要从软实力建设的角度出发，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提升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影响力在国家软实力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
问题三：如何评价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
客观评价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是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前提。
第一，要把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放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开展研究，比较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否匹配。
第二，从概念和时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从概念维度上，对各类表述方式（中国发展道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开展比较研究，分析哪些概念范畴和表述方式的国际影响力更强，分析其具体原因，这对于创新表达方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时间的维度上，分析自概念提出至今的影响力变化趋势，是否呈现比较明显的历史阶段，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影响力呈现哪些特点，重点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具体原因。
第三，开展国家、媒体、信源等方面的媒体报道内容分析，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媒介形象是被哪些国家、哪些媒体、哪些信源讲述的。
第四，通过框架分析研究，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认知框架与其实际情况有何偏差，换句话讲，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既是被“自塑”，也在被“他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巨大的偏差？若存在，如何进一步消弭这些偏差，应该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问题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5]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是切实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前提；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目标。以软实力为纽带，从理论上解决了“讲好中国故事”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关系——掌握国际传播话语权，必须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
对于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和“为什么要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的问题，作者通过走访、调研和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开展相关研究的学者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新华社、《中国日报》等政界、媒体界人士开展深入交流座谈，进一步明确相关概念范畴和研究目标。
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围绕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作者一方面利用赴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欧美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与上述国家学界专家开展讨论，并定性地了解这些国家政界、学界、媒体界和社会公众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情况；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媒体报道数据库，对涉及中国发展道路相关概念的国际报道开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统计分析，使用内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客观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媒体影响力，通过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间接地反映世界各国政界、学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和评价，分析当前国际影响力不足的原因。此外，还使用了中国外文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调查的数据。
最后，谈谈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国际传播话语权指的是国家作为主体，对国际事务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以及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力、议程设置力、制定新闻框架能力，表现为对国际规则和关键概念的定义权、解释权、使用权、表达权，它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权不断提升，但仍然处于“中心-边陲”之“边陲”的位置。中国在建设全球传播机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国家的实际情况及其硬实力不相匹配，话语权的缺失反过来会给中国在国际政治博弈、经贸往来等诸多方面带来不利因素和挑战。
第一，如何认识话语权，话语即权力，话语即建构。面对中国当前的国际话语权现状，本课题组认为更应强调其“权力”属性，因为没有“权力”，就无法保证“权利”。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建构功能表现为对关键概念的定义权、解释权和使用权。定义权是对特定事物或事件的性质或是非进行认定的权力。定义权的掌握要以合理的解释为后盾，在对事物或事件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必须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定义权是解释权的前提，解释权则是巩固定义权的根基。拥有了解释权，定义才能立足根基。定义权和解释权相辅相成，都属于话语权的内容要素，直接影响到话语内容的质量，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话语权的生成。话语权是使用权，要求我们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不断积极、主动地进行话语的使用、表达和传递，通过议程和框架的构建设置要表达的话语主题和话语内容，在使用中不断增强自身对话语权的获取能力。此外，本课题组还指出，话语权的本质是领导权和控制权。
第二，国际传播话语权建设的意义，一方面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另一方面是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制造国际共识，在国际社会获取更广泛的道义支持。
第三，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权建设的重点任务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发展道路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突破点，中国理论界、新闻界要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向世界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扩大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首先，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内容建设应以中国发展道路为核心。由于中西方话语的冲突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及制度与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制度的冲突，中国发展道路话语内容构建的核心也应始终围绕对中国发展道路合法性、合理性的阐述和论证而展开。其次，国际传播话语权建设的重点任务是建设适应媒体融合形势、有能力做好全球传播的新型现代传播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6]最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除了高质量话语内容的建构以及传播渠道的拓展，还要加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有赖于话语内容的丰富，“说什么”和“怎样说”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需要改进表达方式，摒弃传统宣传模式和口号化、标语化、套路化、模板化、空洞化、神圣化、脸谱化的表达方式，遵循传播规律，讲究传播艺术，多用通俗易懂、具体生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1]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第4页。
[2]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3年3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24/c_124495576.htm。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网-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4] 王伟光：《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5] 《习近平：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01月10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9/0110/c385474-30514168.html。
[6] 李斌、霍小光：《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新华网，2016年2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