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轨镜头的慢放
——读杨晓帆的《路遥论》
李玫玫[1]
摘要 不论是早期的评论中，还是近年来丰富多元的研究中，城乡“交叉地带”和“现实主义”都是进入路遥文学与思想世界两个绕不开的关键节点。杨晓帆的《路遥论》超越了城市/乡村、现代/落后等二元对立的思考路径，为路遥研究搭建了一个更为宏阔的历史语境，将他放在五六十年代的延长线上去考察，以“柳青的遗产”——“十七年”文学传统——为历史参照，推进了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对社会政治转型时期的城乡关系的认识的研究。处于“重返80年代”的研究脉络中，本书既有宏观的视野，也引入了丰富的社会史细节，在不少方面给人启发：路遥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一种沟通“十七年”与“新时期”的努力，在他对现实主义的主动选择中或许还蕴含了重新建立某种“共同体”的可能。
关键词 《路遥论》 “交叉地带” 现实主义 “共同体”
一 两个语境、一种“错位”
路遥的小说在严肃文学中是可以被列入畅销或长销行列的，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图书排行榜上位置也非常靠前（如某些高校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榜、豆瓣图书排行榜等）。路遥的小说触碰了千千万万的人心、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曾获得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然而跟他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不同，他在文学史叙述和学院研究中却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一些人认为路遥的作品并不好，认为他没有文学感，没有审美价值，够不上“文学”；而“《北京晚报》记者与网络段子高手、最佳‘妖蛾子’女作家王小柔对话，她说：‘感谢出版社，很争气地给我出了一本又一本，让我们家人都觉得‘文学’完了。算上至爱亲朋，没一个人看我的书，因为他们很认死理儿地觉得，只有路遥啊王蒙啊等写的书才叫文学。’”[2]这两个意见虽然有时间差，但它们都给这种不容忽视的“路遥现象”带来一个问题：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因其沉重感和严肃感在一些读者看来是真正/正统的文学形式，而在一些读者看来却够不上“文学”的评价标准，如何看待这里面的评价差异？
在路遥逝世20周年之际，有人这样深情地回忆道：“第一次看《人生》，看到巧珍对高加林说：‘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我震住了，不能呼吸了。怎么把这么真实的话都写出来了？这不符合‘道德’啊！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心里和巧珍想的一样，那是真真的爱情啊！可发出的声音绝对是爹娘重要。文学的真，生活的实，在路遥的小说里是那么合情合理。”[3]而在学术界，“我和一部分博士生同学讨论过‘新时期文学’中的路遥现象这个话题。他们认为，以他《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叙述确实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理想化的问题”。[4]
在这里，业余读者或专业研究者对路遥笔下表现的现实是不是“真实”这一点的关注，同样揭示了“路遥现象”中这个重要的问题：在“伤痕文学”潮流期间，他写的是《基石》、《优胜红旗》、《不会作诗的人》、《青松与小红花》、《夏》和《惊心动魄的一幕》等与“文革”“有染”，歌颂社会主义劳动者、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优秀品德和美好友谊[5]的短篇小说；在“反思文学”潮流下，他写的是《人生》、《你怎么也想不到》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这样表现现实生活及道德观的中篇小说，在现代主义席卷而来之时，他以生命为代价、以近乎受难的精神专心写作《平凡的世界》这部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巨著”。他敏感地预见了“伤痕文学”即将面临的危机，认为这种控诉的声音必将被高层扭转，而对正面共产党人的歌颂是一种扭转的方式，实际上显示出了一种超前性，而在“正流行现代主义”的那些年，“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6]，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守旧持常、土得掉渣”，让人根本读不下去，应该如何认识他这种比之时代的“超前”或“落伍”？如何重新认识现实主义？
完全没有文学性，还是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实在是太真实，还是只不过是理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路遥的认知在两个语境中出现了同样一种偏差或错位。今天的我们，如何去理解路遥对于城乡的书写？如何去理解他的现实主义？
二 “重返80年代”视域中的“路遥现象”
“‘80年代’文学被看作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断裂’，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7]从2005年底开始，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博士生课程“重返80年代”，回到历史现场，系统地对80年代文学、文化、社会进行考察，路遥也随之进入了这项研究的视野，杨晓帆的《路遥论》就是在这一研究脉络下的重要成果。这本由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路遥研究专著是在杨晓帆求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时的博士学位论文《“柳青的遗产”：“交叉地带”的文学实践——路遥论》（2013）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本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应，其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对“重返80年代”有很大的推进。
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书后列出了与20世纪80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激情”“文化”“启蒙”“真理”“思想”“人文”“使命感”……而伴随着90年代到来的是“现实”“利益”“金钱”“市场”“世故”“时尚”“焦虑”[8]……当代社会面临着“道德危机和主体神话的幻灭”[9]。但不管80年代如何向90年代演变，城市/乡土、现代文明/传统愚昧的二元对立在路遥研究中一直是一种支配性视角。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赞扬高加林们的进城追求也好，在对现代化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时挖掘路遥小说的乡土文化价值也好，都没有跳出这个框架，正如杨晓帆所说：“一些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文学/政治’‘现代/传统’‘形式/内容’等，常常限制了路遥研究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在文学如何反映城乡关系的问题上，受西方现代性理论影响，研究者习惯于在传统乡土社会受现代冲击后何去何从的大叙事中，讨论路遥创作的文化意义。这种思路虽延续了‘乡土小说’的研究传统，却难以细致区分路遥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后城乡叙事等不同脉络的问题关联，也容易忽略路遥关于‘交叉地带’认识形成的独特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按照新时期以来‘去政治化’氛围中逐渐形成的‘纯文学’标准，路遥的语言形式、主题先行等特征都必然成为他审美价值不高的软肋。虽然研究者已在作家姿态、读者意识等方面重建路遥的意义，但还是没有真正以路遥为方法，更新我们关于‘文学’的认识。”[10]杨晓帆在对以往研究的评述中已经带出了她的研究所关注的两个要点（也是以往研究常常关注的要点）：路遥对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书写与他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在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研讨会上，罗岗提出：“高加林和80年代的展开是一条线，但是还有一个我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延长线上他是一个什么位置？”[11]并且形容路遥是“卡在其中，而且始终没有转过身来”。《路遥论》便以“柳青的遗产”为历史参照，如慢镜头一般给我们还原了这个从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的“转身”，带我们看到了很多在历史快进中滑过的矛盾的细节。
不管是被称为“饥饿文学”的《在困难的日子里》，还是《人生》《平凡的世界》，都始于柳青《创业史》失败的地方。如果说柳青是在论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那么路遥的人生与他的创作就处于社会主义危机的时刻。《路遥论》处理的对象从路遥早期的小说《父子俩》到临终前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几乎将他的创作“一网打尽”，可以说是对他一种系统全面的解读。在这样的思考逻辑下，第一章“‘理想性’历史缘起：1960～1970年代的经验与叙述”就相当有分量。在这里杨晓帆选取了与路遥自身经历有互文关系的文本，对学界谈论不多的路遥早期小说有着独到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杨晓帆在这里对路遥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基石》《优胜红旗》《惊心动魄的一幕》等，塑造了有“文革”文学气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和为了人民与大义牺牲了自己的共产党干部形象。路遥曾是延川县造反派组织红色第四野战军的头头，不到20岁就做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他的红卫兵武斗经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在这条红卫兵之路的尽头，路遥初次以短暂的‘公家人’身份洗去了身上的黄土”[12]。红卫兵经历是他克服城乡差距、成为城里人的一条道路。说到农村知识青年，杨晓帆在这里还抓住了路遥的“知青”身份并且是返乡知青这一点，将其与插队知青区分开来进行考察。在这样的思路下，她分析出《父子俩》是一个“扎根故事”，描写男女爱情的《姐姐》不是一个简单的当代陈世美般“始乱终弃”的故事，里面蕴含了返乡知青与插队知青之间容易被人忽视的巨大的隔膜、无法克服的差别，如此一来，路遥早期的小说跟“伤痕文学”显示出不一样的问题关切：如果说“立民们的旧伤”算是带有“伤痕文学”色彩的知青的创伤，那么“姐姐们的新的阵痛”则是一种新的危机——《姐姐》结尾中那落雪的、预示丰收的土地与“遥远的清平湾”等同具魅力，然而一个是深情的回望，一个却是“洗不掉的出身”、不得不回归的宿命。不同于“姐姐”的被抛弃，《青松与小红花》中的男女则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别后选择牺牲爱情，与《夏》一样，跨阶层的婚恋矛盾在小说结尾表现出了一种表层的“和解”。
同样是对“交叉地带”、城乡关系的探讨，杨晓帆在这里将路遥的文学实践放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即“五六十年代的延长线”上。社会主义实践所承诺的平等政治、城乡差别并没有被克服，“十七年”文学传统也难以克服越来越严重的城乡问题。这些小说已经暗示出“这种关于歧视的‘隐蔽的政治’，在七八十年代转型的历史节点上如何被逐渐公开化、合法化、自然化的过程”[13]，如此一来大大地丰富了对路遥小说中“交叉地带”的认识，也为讨论路遥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现实主义的内涵开了头。
路遥继承了对柳青“改霞问题”的思考，让他的高加林“进城”了。“有人说他是利己主义的奋斗者，有人说他是社会主义的农村新人，也有人说他是成长中的农村知识青年，说他是……他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14]高加林这个形象一诞生，就在评论界引起立足于“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话语的争议，而小说本身也支撑了这种混杂性。现实主义的《人生》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好评，路遥却面对新的现代主义的潮流，拉开了长达六年的艰苦“劳动”，写出了《平凡的世界》，比之《人生》，似乎是一种“后退”。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混杂性与包容性一样，杨晓帆在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分析解读继续讨论城乡“交叉地带”与现实主义问题的两个章节中，多处出现这种中正的评价：辨析了众多的“高加林论”，她认为高加林既（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又（不）是个人主义的奋斗者；他当然不是于连，却也不再是梁生宝。孙家兄弟也是如此：路遥既没有让孙少平“成为地道的城里人或高加林那样摇身一变的精神贵族，也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普通的揽工汉或庄稼人”[15]，“孙少平的苦难哲学并非弱者的‘精神胜利法’，也绝不同于后来‘新写实’小说中那种麻木承受琐碎生活的‘过日子哲学’”[16]。孙少安既是一个家业殷实的“暴发户”，也是一个精神富裕、有尊严、工于算计的好人。在《平凡的世界》中，传统乡土社会重家庭伦理的礼俗规范、强调集体主义与平等诉求的革命伦理、尊重个人权利与日常生活价值的新时期意识融合在一起，使得“孙少平的苦难哲学始于知识启蒙后的个人追求，终于煤矿工人集体的精神互助；孙少安的家业理想始于解放个体经济的盖房娶妻，终于参与乡村公共建设的光荣”[17]。……如前面所述，这种“既（不）……又（不）……”式的评论很贴合小说塑造人物和传达思想精神的“中庸之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没有偏倚。她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种“极力弥合历史断层的文学叙述”，在认同后来的人们对它“过于保守又对现实缺乏批判能力”的评价的同时，却还是赞扬它有“文学自觉参与改革政治实践的历史意识”，从而获得了更多与时代持续对话的空间。[18]
三 路遥与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
然而，什么才是改革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真实的面貌？什么才是在中西文化之辩的化学反应中重生的、合乎当代意识的中国文学？这样的对话能持续多久？这样的文学如何具有应对现实的力量？最后一章“城乡之辩、中西之辩与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危机”就讨论了这些问题。杨晓帆在这里将路遥与其他陕西作家进行对比研究。她没有宽泛而谈，而是将比较对象聚焦于贾平凹表现改革背景下乡村生活的《浮躁》，认为从改革初期孤胆英雄式的路线斗争，到四次“文代会”后更着重写普通人自觉的改革意识，再到1985年后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探寻的这一“新时期”改革文学发展路线，最终选择了贾平凹，而不是路遥。
与“文化/寻根派”“先锋/现代派”的选择不同，路遥塑造的高加林，尤其是孙少安、孙少平等改革时代的知识青年主体与路遥作品的大众阅读主体之间有着更多的共鸣。
中国的改革仿佛一个巨人的转身，它转得太快了，在80年代很难预测90年代的事。就像黄平不止一次强调的：90年代乡镇企业的倒闭和矿难频发，使得孙少安和孙少平始终是“世界”之外的零余者，“故而，孙少平是‘80年代’一个残留的神话，在‘改革’肇始的含糊、犹疑、未完成中保持着复杂的面向”。[19]不过，“含糊”“犹疑”或许是我们站在今天这个后设的立场所看到的改革初期的面貌，在路遥那里未必如此。他对“柳青的遗产”自觉的继承，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上继续思考知识青年的选择问题、三大差别问题，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两码事，改革初期在他那里未尝不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蔡翔在谈到社会主义危机的时候提出如何来看待“拨乱反正”：“乱”是什么？“正”是什么？他认为，在“前三年”，“拨乱反正”拨的是“文革”的“乱”，反的是“十七年”的“正”[20]。在这个意义上，路遥的思考表现了对改革的设想，他的文学表现了对改革的规划，从而提供了一种沟通“十七年”与“新时期”的可能。
这种“沟通”不是仅仅把过去的经验与将来的规划拉在一起，在路遥看来这至少还是一段“过渡”，而且特别必要。在创作《人生》的同时，路遥写下了标为“一九六一年纪事”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别人评价它为“饥饿文学”，路遥却申辩自己写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温饱”——同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人们却更愿意接受高加林的“现实”而非马建强的“理想”，“1981年”的读者已经无法理解“1961年”的马健强。高加林的痛苦与追索在人们看来更加真实，马建强那种强韧和超越阶级的友爱互助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平凡的世界》中那位叫作“黑白”的老作家（这个人物虽不一定就是以柳青为原型，但与之十分相像），面对改革感叹自己花了毕生心血写出来的《太阳正当头》，本是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做证明的，结果却被证明完全错误和落伍了。在小说外，梁生宝也成了一个不被人理解的人物形象。一种新道德——一种“新人”产生的背后，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之后，人们就不会特别在意那种“新人”的独异性和理想性，而会将这种道德看成这个时代的“善”。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不仅是出于他一直以来的人民革命史观，也是在人民取得胜利的具体语境下说的[21]，这就很有意味：这样的说法尽管非常激励人心，可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就容易让人犯嘀咕——“六亿神州”自然不是“乌合之众”，“舜尧”也并不就是“精英”，然而从“人”到“舜尧”，从一种大众主体到另一种大众主体，是不是需要一个制度实践的过渡？
所以如果要为杨晓帆这本书第三章中的“既……又……”做一个论述上较为偏斜的延伸，可以说，路遥在塑造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高加林之后，似乎以一种倒退的姿态塑造了孙少平，是为改革这个社会主义新实践塑造了一个“新人”，他在从多多头到小二黑再到梁生宝的序列里，会随着这个新实践一起成为改革时代的“善”。
然而，这个连接还没有相当的“过渡”就被跳过了。路遥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艰难的转身，一个“现实主义绝唱”[22]。
不管怎么说，孙少平这个人物在今天依然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踏入生活、理解生活的精神支柱。路遥的意义不仅在于显示了一种关于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划，还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新的共同体。他的作品不一定是很伟大的文学，但一定是有力量的文学。他经过深思后主动选择了现实主义，在他的小说里，人物从文学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看待生活的眼界；在小说外，我们作为他的读者，共享着一种超越平庸的精神资源。
“与其说《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是孙家兄弟，不如说是双水村、原西县、黄原市，乃至整个改革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23]这并不是对《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特点的描述，一部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的作品也可以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予人以启发的是——文学以怎样的方式结构自身，并赋予时代一个伟大的形式？我想起不久前又观看了一遍经典昆曲《桃花扇》，《桃花扇》的主人公是李香君与侯方域吗？当然是。但是它有一个更大的框架，《桃花扇》的起源，是那面对残山剩水的一腔碧血，然后才有了扇上的点点桃花，然后才有了以扇结缘的才子佳人侯方域和李香君。不论是“传奇”还是“平凡”，它们都没有离开时代最核心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中国文学传统里“中国式”/“民族形式”的所在吧，它有一个很大的“入世”背景。我们看到了文学这个结构能指背后的所指，就会进一步想到，当我们在讨论文学中的“真实”时，其实是关于“真实”的标准的讨论。
这也影响了我们对社会与生活的认识结构。不过，虽然我们对于“真实”的认识有可能各执一词，但经过这么多年塑造起来的大众阅读趣味和精神结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拿“潘晓来信”来说，高加林和孙少平的问题就溢出了潘晓的问题。“潘晓来信”的焦虑与言说方式都有着浓重的“伤痕文学”的色彩，如果说“共同的美”突然被抛到“人”这个概念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重要原因[24]，那么路遥在面对这些种种时，想要做的是探索重新建立起一个“共同体”的可能，“当‘自我’在崛起、‘我们’在分化时，他要把自己和他的读者都凝聚到一个相互体贴的‘我们’中去”[25]。是我们这些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众多的读者把路遥顶到了“排行榜”的前列，作为研究者，我阅读路遥，阅读路遥的读者，阅读对路遥的研究，我们之间有一些共享着的东西。通过阅读路遥，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找回一些失去的维系？
四 “路遥的遗产”
杨晓帆的这项研究真可谓重返历史现场，在阅读《路遥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她在多处呈现了文学研究与历史现场的互动，运用社会史视角给我们拉开路遥所处时代的帷幕，呈现出当时丰富的场景。比如在讨论路遥小说相关问题的时候，其有效地结合了70年代北京地下沙龙中广泛流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及当时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义”的讨论，对路遥式个人主义进行阐发；结合《文艺报》1984年第3期开始专设的“怎样表现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批评专题，讨论孙少安发家致富的问题；而《中国青年》杂志上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关于“美”的讨论、“难题征答”栏目中山西女青年王银花的来信《我患了“文学病”吗？》等直接成为论述启发点和思考资源。她有意识地把路遥的高加林和孙少平们放在柳青的改霞“进不进城”、赵树理的“安心工作”还是“远大理想”的问题脉络中，去探讨这些沉重的问题：农村知识青年如何面对城乡差异，如何做出人生选择？“文学”在这里面有着何种力量，起着何种作用？
难道真的如“潘晓讨论”20年后《中国青年》编辑部所说，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带来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机器零部件一样的人的个性解放，所以，我们“人生的路越走越宽”？[26]如今我们这一代生活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时代，在单一现代性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差距由于城市的飞速发展在不断地拉大，被落下的农村也在这条被规定的路上奋力地前行，如今很多人已经完全没有乡土经验了。就算是有乡土经验的青年，又有多少人会完全不考虑这中间的差距，或者把毕业后回乡工作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27]今天的知识青年（或者说“文艺青年”）对“远方”的憧憬不亚于当年高加林对“大地方”的向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不仅仅是一种对工作/生存方式的想象，也是一种个人价值的追求与精神栖息的选择。可是，和高加林的“感觉世界”一样，这种在今天的所谓“文艺”的照亮下“远方”的姿彩也不过是一个镜像而已。
所以，真正可贵的“文学的力量”，正如杨晓帆所说，就像是孙少平那为读书而亮着灯的没安门窗的房子，是路遥留给我们的遗产：
路遥的文学实践是粗糙的、不够完美的，但他也以重新划分文学空间的方式，让那些曾被拒斥在外的人走进来，让他们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到与现实抗衡的人生支点，也让闭塞其中的人，去看到那些曾被“墙壁”阻隔在外的——“他们”的生活世界。[28]
[1]李玫玫，女，1994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高玉涛：《路遥的影响——一段尘封了20多年的往事》，《收藏界》（路遥专号）2012年第11期。
[3]倪萍：《想》，《收藏界》2012年第11期。
[4]程光炜：《文学讲稿：“80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5页。
[5]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6]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7]程光炜：《文学讲稿：“80年代”作为方法·前面的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8]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9]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第13页。
[10]杨晓帆：《路遥论》，第229页。
[11]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39页。
[12]杨晓帆：《路遥论》，第60页。
[13]杨晓帆：《路遥论》，第66页。
[14]李劼：《高加林论》，李建军、刑小利编选《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51页。
[15]杨晓帆：《路遥论》，第170页。
[16]杨晓帆：《路遥论》，第171页。
[17]杨晓帆：《路遥论》，第219页。
[18]杨晓帆：《路遥论》，第193页。
[19]黄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重读〈平凡的世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9年5月，第44～45页。
[20]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三人谈》，孙晓忠编《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文化研究对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第163页。
[21]《七律二首·送瘟神》是毛泽东在1958年从《人民日报》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之后写下的诗，其二原诗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22]语出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目前的现实主义作品深为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廉价肤浅的人道主义和缺乏批判立场、价值观念模糊。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失掉了内在坚实的价值系统，其结果只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平面展现、罗列现象，成为新的‘问题小说’，如果所写问题有新闻性，可能成为畅销书。另一个方向是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回到‘喉舌’、‘工具’的位置，这两者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轨迹上看都是倒退。这样看来，路遥当年抓住宝贵的‘黄金时光’在回归经典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所达到的也许是‘顶峰’，所留下的可能是‘绝唱’。”《路遥评论集》，第322页。
[23]杨晓帆：《路遥论》，第185页。
[24]《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当我们从独特性进入个人政治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从‘共同的美’开始走向‘人’这个概念，从‘人’这个概念开始走向具体化的‘个人’概念。一旦落实到‘个人’，整个社会就开始动荡起来，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正是这一动荡的表征形式之一。”《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第168页。
[25]杨晓帆：《路遥论》，第226页。
[26]见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序言：“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1页。
[27]近日读《教育·我们身边的故事：中国教育问题访谈》，作者采访南京一位普通老人“戴爷爷”对孙子的教育方法。这位爷爷说：“我哪知道什么教育理念，但是实话跟你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1958年入学，呵呵，看不出来吧。我也是海门中学毕业的。以前我们上学虽然也挺辛苦，但学校的管理可不像现在这样。当年我读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考上好大学，学习知识为家乡出力，为国家做贡献。当时我们念书心里都是有理想的，一点都不骗你。我成绩算班上好的，也是运气好，考上了清华，学的是机械工程。毕业后回到海门三厂，一直干到退休。现在的年轻人都想留在大城市，没办法了才回老家，但觉得很没面子，跟我们以前大不一样了。”这个问题也可见一斑。程平源：《教育·我们身边的故事：中国教育问题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114页。
[28]杨晓帆：《路遥论》，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