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了历史唯物论、现代经济理论和科学哲学三种理论工具，同时采用了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实证的分析法。

一 理论工具

（一）科学哲学

1.科学哲学简介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指科学方法论和各个学科的哲学及其基础。科学哲学不是对那些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东西进行描绘，而是对科学理论的正规结构的纯逻辑分析，可以指导人们从事良好的科学活动。科学哲学具有悠远的历史渊源和众多的理论流派。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总结了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归纳”的方法，即“观察—抽象归纳—回归到实际，加以核实”。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者提出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开启了逻辑经验主义或曰逻辑实证主义的大门。卡尔·雷蒙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批评了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构建了一种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局面。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al Kuhn，1922-1996）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加以了批判，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成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代表之一。作为波普尔的维护者，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在反驳库恩范式理论的同时，也反思了波普尔理论的缺陷，构建了以精致证伪主义为核心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ing）。在20世纪80年代，本格、普特南、夏皮尔代表的科学实在论也得到发展，参加到反逻辑实证主义的行列[28]。20世纪末出现了以萨伽德为代表的“计算的科学哲学”（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将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科学哲学的应用性研究[29]。在21世纪，科学哲学理论继续进步，日趋复杂，不过主要的科学哲学理论流派是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

2.科学哲学的适用性

运用科学哲学于经济思想史研究依然存在争论，不过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科学哲学的适用性。科学哲学不仅适合于经济思想史研究，而且也符合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的需要。正如韦德·汉兹（D.Wade Hands）断言的：“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对经济学是不合适的”，“仍然能提供有价值的指导。”[30]Backhouse指出，只要我们依旧关心经济学的内容是不是科学的、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不是进步的，那么，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拉卡托斯针对科学性与进步性所提出的概念构想、问题体系以及分析框架，仍然是相当有用的出发点。Redman[31]、Johnson[32]和Dolfsma & Welch[33]等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也都强调了科学哲学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适用性。国内学者也讨论了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应用性。经济思想现代化就是从前科学的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科学的“范式革命”。从学理上和经验上，科学哲学都是适合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

一方面，从学理上讲，经济学的科学性是科学哲学运用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前提。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学科学性存在广泛争论。持有否定态度的主要有L.V.Mises、G.Myrdal等学者。不过一百多年来，杰文斯（W.S.Jevons）、马歇尔（A.Marshall）等经济学家都努力地探寻经济学中普遍性的原则，构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化经济学的逻辑性、公理性和体系性。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一门最靠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科学是我们仅仅知道的唯一的一门科学。如果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是科学，那么“在逻辑上，两者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就应该是统一的（并非是同一的）”[34]。科学哲学作为各门学科中最普遍的哲学理论基础，必然适用于经济科学研究。经济学是一门适合科学哲学分析的科学。

另一方面，从经验上讲，科学哲学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科技史和其他学科研究。随着以库恩范式理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科学哲学理论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解释经济学说史上的数次“革命”或者经济学的起源，“科学哲学为经济思想史提供了最重要的专业性的工具”[35]。赵晓雷提出“对18世纪以后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发展过程的研究就应该符合范式框架的定向标准，对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做出专业的识别和界定”。[36]库恩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都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比如“范式”概念普遍地为既有研究所采用[37]。所以根据已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经验，科学哲学理论可以适用于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

同时，科学哲学理论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是有必要的，符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需要。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38]。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基本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园地”[39]。前辈学者一再强调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停留于描述“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而应该讨论“经济思想的历史”，突破给经济思想家“画像”的阶段[40]，“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41]，运用包括现代经济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工具，揭示经济思想的发展规律。叶坦、严清华、钟祥财等学者都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和创新提出了期望和要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提出，经济史学研究应该是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和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统一[42]。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而言，理论工具的缺乏限制了学科发展。科学哲学可能是实现理性重建的工具之一，值得尝试采用。科学哲学也正好为构建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工具。

3.科学哲学流派比较

面对庞杂的科学哲学理论流派，如何将科学哲学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是本书首先需要回答的。分界问题、科学理论间关系问题、科学理论演进机制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对科学哲学三个基本问题加以了解释。在此仅以科学哲学三个基本问题为例，比较约翰·穆勒、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代表的四种主要科学哲学流派。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首先，科学哲学理论流派的差异性。每一种科学哲学理论流派不仅在独特的概念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对科学哲学三个问题的回答上也有差异性。比如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范式理论对于分界问题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拉卡托斯的理论对科学理论间关系和科学理论演进机制的解释则更符合历史主义。因此，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四个基本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科学哲学理论流派来研究。这也是学界运用科学哲学理论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争论焦点之一。大多数学者采用了库恩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对本书四个基本问题具有更好的指导性。

其次，科学哲学理论流派的一致性。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的科学理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第一，库恩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强调科学哲学应符合科学技术史，是一种历史主义。第二，库恩和波普尔都强调了科学理论的方法论。证伪主义和范式定义更多是针对特定方法论而言的。第三，拉卡托斯精致证伪主义是根据波普尔证伪主义提出来的，仅仅是将其条件放宽后，增强了“韧性”，事实上是对波普尔的维护。最新的科学哲学理论研究也是在延续他们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新的研究工具和技术开展的。

因此，在科学哲学运用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两点需要指出。

首先，科学哲学流派的选择性使用。鉴于科学哲学流派的差异性，有学者指出了不同科学哲学理论流派在指导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差异性[43]。其中马克·布劳格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比较推崇的[44]。Fawundu表示反对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抬高拉卡托斯和贬低库恩的方式，并分析了拉卡托斯与库恩和波普尔两位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异同。[45]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劳伦斯·博兰（Lawrence Boland）也认为应该抛开冷战环境下对库恩理论的扭曲，指出库恩的科学哲学是合作主义的，是反对极端，反对革命，反对苏格拉底主义的，并不是正统波普尔主义者（Orthodox Popperians）和马克·布劳格追随者所批评的那样[46]。同时，不同科学哲学流派具有相通性，差异性不是绝对的。已有研究尝试了打乱使用科学哲学理论，采用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观点为理论支撑[47]。所以，本书批判地借鉴不同科学哲学理论流派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关于科学哲学理论流派的简要比较见表1-1。

表1-1 科学哲学理论流派的简要比较

其次，科学哲学的局限性。既有的科学哲学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自然科学史构建起来的。拉卡托斯、库恩、波普尔代表的主要的科学哲学理论流派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就导致科学哲学理论对中国科学发展历史的解释力减弱。同时，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有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不能直接借用现有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所以，有必要一方面借鉴最新的科学哲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寻找其他理论作为补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强调历史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具有指导性和可借鉴性。在构建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机制中，历史唯物论是科学哲学理论的必要补充。

因此，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需要分别倾向于某一种科学哲学理论流派，同时，兼顾历史唯物论、现代经济理论和科学哲学前沿理论成果，规避科学哲学理论的缺陷。

（二）现代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理论是指21世纪依然运用的经济理论。首先，现代经济理论是分解史料的标准。对于史料中存在的以不同概念体系表述的经济思想，需要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框架加以重新阐释，比如民国时期经济学家使用的“消耗”“财货”“盈余价值论”等概念。其次，现代经济理论是评价历史上不同学派学说观点的标准。比如在对人性假设、产业制度等方面的分析中，现代经济理论将是原则。“经济人”假设一度被认为是“经济科学”的判断标准，违背或者不包括“经济人”假设的经济理论就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种狭隘的观念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人性假设的一种而已。最后，现代经济理论也是构成本书分析框架的依据之一。在对经济思想演进机制的分析中，现代经济理论可以弥补科学哲学理论的不足，既在技术上提供分析经济思想演进机制的数理工具，又在理论上提供经济思想演进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三）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从本质上讲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一种科学解读，必然包括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指导性。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48]。首先，历史唯物论强调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对于构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严密性具有指导意义。其次，历史唯物论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类经济思想演进机制也必然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在已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中，历史唯物论被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49]。胡寄窗表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50]

二 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上述的问题，本书选择了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一）案例分析法

科学哲学和四个基本问题构建的研究框架适合于对近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状况的整体考察。不过，只需要选择一种经济学流派作为案例，就可以判定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存在性，并解析其演进机制特征。

首先，经济思想史研究只能在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进行。资料的有限性不仅是指历史资料留存的数量有限，也包括研究者时间、精力以及学术积累限制了资料处理能力。面对浩如烟海的近代史料和有待深化的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研究，笔者难以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进行整体的考察。以近代整体经济思想作为对象的史料整理，具有历史还原主义倾向，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存在性可以从一个成功的案例的考察中得到完全回答。本书只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作为考察对象。假设该案例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传统经济思想，然后按照前述根据科学哲学理论构建的研究框架，按照四个基本问题逐一验证。如果这个假设得到证实，那么，就能判定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中存在第二条路径。另外，该案例的演进机制也反映了第二条路径的特征。

在案例分析法下，四个基本问题的逻辑顺序可以判定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存在性及其机制特征。图1-1就是对某种经济学说是否属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判定逻辑机制。首先，判定某种经济学说是否现代化。如果具有现代经济科学形式与方法，其就是经济科学，否则为前科学经济思想。其次，判定该经济科学的渊源。如果具有后发式区域古代的传统经济思想渊源，那么其就是传统经济科学，否则为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和本土化。再次，判定该传统经济科学的进步性。如果能够提出比其他经济科学更有效率的预测、制度设计或政策建议，那么其就是科学进步的。最后，解析该经济学说从传统经济思想走向现代经济科学的机制及其特征。

图1-1 案例分析法演示

（二）比较分析法

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是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的。“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51]。为了判定一个社会经济思潮的属性，就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除了该案例之外，比较的对象包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

首先，中西比较分析。为了判定该案例是否实现现代化，就需要比较西方经济科学与该案例的形式与方法。如果该案例属于现代经济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具有与西方经济科学相通的形式与方法，否则就是前科学的经济思想。为了判定该案例是否具有进步性，就需要比较西方经济科学与该案例的保护带。如果该案例具有进步性，那么它就应该推出比西方经济科学更进步的预测、制度和政策。“把我国经济思想与外国的经济思想对比研究，对提高我国民族自信心和深入理解我国经济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52]。

其次，历史比较分析。为了判定该案例渊源，就需要比较古代经济思想硬核与该案例硬核的异同。如果该案例是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那么它就应该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某种共同的稳定的部分，否则就是西方经济科学的本土化。也就是说，古今的历史比较不仅可以明确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质变，而且可以判定经济思想渊源。

（三）历史实证分析法

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固然需要两种研究方法都加以采用。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思想史首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53]，即相比较于经济理论，历史的研究法可以保证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可以维持更强的时间长度。那么经济思想史应该从历史学中继承哪些研究方法呢？最主要的是历史实证主义。

作为历史学分支，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梁启超先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54]。而且新史料更是学术进步的一个动力和基石，“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55]。那么什么样的资料才能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史料呢？史料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56]。即思想史的史料必须是有证据的信史。就史料的形式而言，但凡经史子集、地方志、书信碑刻、笔记、小说、绘画、契约文书、考古发现等皆可以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本书的研究框架就需要依托大量的史料，涉及了中国古代史料、中国近代史料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对于已有成熟研究成果的部分，笔者将引用。不过，史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是本书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对民国时期民生主义经济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

同时，有必要避免盲目依靠史料的倾向。必须承认的是，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是一个相对的过程，人们总是在时代局限下争取更合理的认识而已，“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57]若是片面追求心目中的历史真实，往往并不能得到历史事实，反而陷于史料而不能自拔。所以，需要根据已有的史料，结合相应的理论分析，达到史料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