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既有研究回顾
一 国外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
西方存在大量围绕若干次经济学革命展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对于现代经济科学起源问题，大多数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认为经济学的产生开始于亚当·斯密，将亚当·斯密《国富论》作为现代经济科学的起点[64]。这种观点也是中国经济学者普遍认同的主流观点。不过，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熊彼特《经济分析史》认为重商主义是经济学的起点，边际革命也被作为“科学”意义上经济学（Economics）的起点。
西方研究经济思想变革和起源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文献梳理和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评述。随着库恩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代表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也被纳入了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库恩范式理论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已经蔚然成风。已有的应用中主要集中于经济学领域内是否存在科学革命问题。比如Coats认为经济学说史上只有凯恩斯革命才是符合库恩范式革命理论的，因为经济理论不准确，且不可以证伪，所以不存在判决性试验。[65]Stanfield认为凯恩斯革命是最符合库恩范式革命理论的经济学变革，提出经济思想范式变迁不一定都是经济因素，普遍存在旧经济思想范式对新范式的打压。[66]Vroey对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从范式理论上做了详细分析，对比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异性，然后判定其为一种新的范式。[67]
对于现代经济科学起源问题也有学者运用科学哲学加以解析。典型代表是Johnson和Robert的研究[68]。他们用范式理论考察了经济科学的起源，认为如果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重商主义不是其起源，因为它包括了很多政治分析和政治手段。同时，他们肯定了Wesley Clair Mitchell （1874～1948）的贡献。这与传统的经济学起源时间点的认定是截然不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现代经济科学兴起的原因，大多学者追溯到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著名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M.Friedman）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文，从经济学伦理基础角度给出了新解释。他指出大多数观点从去神权的人本主义世俗化运动理解现代经济科学的产生，然而经济学离不开其伦理基础，现代经济科学的产生与宗教改革紧密相关，并以“看不见的手”为例，说明新教导致的观念变迁奠定了现代经济科学起源的初始动力[69]。这对于本书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可以从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去理解“民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停滞”的原因之一是伦理基础的不具备，而民生概念就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奠定了经济伦理基础。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对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大多西方学者视野仅仅聚焦在欧美经济学说史，即一种原生性的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研究。很少有学者考察“后发式”区域经济思想的演进。少有的欧美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主要聚焦在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问题上[70]。本书将借鉴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以作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一个案例，填补西方经济学者的遗漏。
二 国内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
（一）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经济思想范式演进，甚至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内都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的重心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现代解读，即用大量现代经济科学的形式与方法去解读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这个视角一开始就具有民族主义特点。从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到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再到胡寄窗《从世界范围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经济思想史肩负的民族使命何其沉重。然而，这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明显滞后。除了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1948）、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71]、李权时《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思想》（1924）等著作外，民国时期涉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依然相对较少。1949年后，由于学术环境和资料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依然缓慢。胡寄窗所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1984）具有开创性。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不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有待深化。
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研究对象的界定和选择。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的基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包括了“从历史存在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学说”和“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学说”[72]，从而“揭示和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73]或曰“中国历史上经济理论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74]。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出现了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那么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是前科学经济思想，还是经济科学呢？已有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选择某一个时间点作为界限，分别研究古代经济思想史、近代经济思想史和现代经济思想史。时间分界点一般定为鸦片战争和1949年[75]或五四运动[76]。另外一种中外学界采用的处理方式是将前科学经济思想作为“前史”研究的对象，构成“经济思想史”。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后，经济科学成为研究对象，构成“经济学说史”。以时间节点为划分依据虽然能够说明经济思想变迁具有与社会政治变迁一致的阶段性，却不能集中而全面地描述经济思想本身的演变历程。除了唐庆增和赵迺抟等前辈的倡导之外，大多数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没有严格区分狭义经济思想史与经济科学史的研究，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科学界定上的模糊状态。
不过，很多研究成果事实上已经注意到了近代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科学史的区分。比如胡寄窗提出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研究多是对西方的“述而不作”，很少有新意，而经济思想史研究本来就应该总结一些新意的东西，“如果我们仍照五四运动以前那样，以个别经济学家的体系来编写，那将是对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内容的复述，人人千篇一律，缺乏新的内容”，所以采用统计的方式研究五四以后经济思想[77]。刘方健[78]、孙大权[79]等严格限定考察对象为经济学说。本书认为，如果认定近代中国存在前科学经济思想和经济科学两种经济思想形态，时间分界式处理方式虽然有利于分析整理不同时间段内的经济思想，却造成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学科研究对象界定上的障碍。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并存着多种形式与方法。研究者不能规避两种经济思想形态的关联性而选择一个部分加以讨论和考察。因此，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有必要既要区分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科学的差异，也要确立二者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是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关键。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学术界曾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原创的经济学还没有产生”[80]。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程度较低，“幼稚得很，不足以副中国的实际的需要”[81]，“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82]。近代经济学研究多是“述而不作”[83]。对于这个判断，笔者认为是需要谨慎深入分析的。因为严格地界定经济科学，区分狭义经济思想和经济科学的差异是做出上述论断的基础。如果模糊地以西方经济科学为参照系来判断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经济科学，那么这个问题就值得再商榷和再思考，尤其不能据此认定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移植，否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生命力。本书就是用历史唯物论、科学哲学和现代经济理论的工具，对这个命题加以详细的考察论证。
对于“述而不作”的论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首先，如果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仅仅是限定于对经济思想观点的总结，那么显然只有对最先进的经济观点总结才有意义。对于当时国内不成熟的“述而不作”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固然是不会认为值得研究的。不过，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即使是没有创建，也是值得研究的，至少从经济科学的历史发展角度考察”[84]。库恩指出科学史研究应该打破编年史式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一方面，他必须确定出当代科学的每一事实、定律和理论是何人何时发现或发明的；另一方面他必须描述和解释阻碍现代科学教科书诸成分更迅速地累积起来的错误、深化和迷信”[85]。所以，突破对经济思想内容的历史归纳框架，考察经济思想形式与方法的变迁既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的。
其次，胡寄窗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学界虽然大多“述而不作”，却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研究起飞做了准备，而且“也有个别经济学家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方面曾做出一些贡献”，如蒋硕杰、赵迺抟等[86]。对于近代弱小的中国现代经济科学而言，即使细小的经济学进步也是难能可贵的。典型的案例就是张培刚代表的近代中国经济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胡寄窗回顾了其在民国时期撰写的“经济学说史”著作，“在世界同类著作中也应是较为新颖的一部，因为其内容已为凯恩斯、垄断竞争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等辟有专章介绍”[87]。
可见，“述而不作”是对民国经济学研究进步性的大体判断，既不否认民国经济学研究进步性的存在性，也不否认中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可通约性。所以，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包括了前科学经济思想的历史，还涵盖了近代中国经济科学史，以及从前科学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科学转型的历史。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第一个路径是以西方经济学说为主体，考察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第二个路径是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主体，考察其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和现代化。
（二）中西交流视野下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外经济思想的交流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线索。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以西方经济科学传播为主要内容。谈敏曾经提出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两个框架：一是将中外经济思想作为独立的体系，加以对比研究；二是从中外交流的角度，分析其相互影响。[88]以此为线索，可以将有关研究介绍如下。
1.中西经济思想比较框架
中外对比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很多。民国时期唐庆增[89]和萨孟武[90]分别将古希腊经济学说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传统儒家经济思想进行比较。一些经济思想史著作也包括了介绍中外经济思想的异同[91]。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比中西方的经济思想文化差异，而是对比了东亚地区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思想差异[92]。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状态提供线索。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判定中西方经济思想差异性及其演进。梁启超提出“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之才，相与讲肆之。中国则遽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观计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白圭之言，其郑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义妙道必极多。苟承其学而推衍之，未必逊于西人，而惜乎其中绝也”。[93]类似的如陈焕章将其博士学位论文自译为“孔门理财学”，而理财学是其对经济学的翻译术语，那么“孔门理财学”实为“孔门经济学”[94]。显然，近代学者难以区分经济思想与经济科学的差异性，误以为中国古代前科学经济思想就是经济科学。
与这个思路相一致的是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有学者提出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存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萌芽的设想。钟祥财和李扶明否定了这种观点，强调“中国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演变的结果，而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结果”[95]。但是这也不能否认，一旦中国资产阶级出现后，也会提出符合其经济利益的新经济思想，而这些新经济思想有可能来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2.中西经济思想交流框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东西方经济思想交流传播。
首先，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是基于西学东渐的角度，考察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阶段、内容和途径等。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很多类似成果[96]。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很多。谈敏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堪称传播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朱俊瑞考察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97]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及其学术团队正对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行系统研究。
其次，有学者在传播史研究框架内强调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讨论法国重农学派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汲取了养料，其代表是谈敏，其相关著作为《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李超民以常平仓为例，证明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近代对西方依然具有借鉴性。另有，大量研究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论证了张培刚代表的民国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98]。这种研究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东学西渐”的国际视野，也是对近代“西学东源”思想的回应。[99]
不过，无论是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中国经济思想在海外的传播，都属于传播史框架，忽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状态和地位。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影响的研究
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主体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由来已久。一种思路就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渊源。典型的代表就是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戴季陶强调了民生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仅仅就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而言，已有许多学者考察了其传统渊源[100]。另一种思路是强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指导作用。唐庆增就试图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为创建中国经济学做准备。[101]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经济学说》[102]代表了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近代作用的强调。叶坦[103]、朱成全[104]等也从文化角度强调传统经济思想没有完全失去指导性。赵晓雷[105]和聂志红[106]以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为线索，讨论传统经济思想的艰难转折。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思想层面的溯源。本书就是从经济科学层面讨论中国近代的传统经济思想演变，也就是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
（四）对中国近代经济学的研究
超越狭义经济思想层面而从经济科学层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属于经济科学史的范畴。近代中国经济科学史以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传播为主要内容。唐任伍从传播史研究框架考察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认为传统经济思想瓦解和西方经济学说流入及其相互交替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机制。[107]相似的表述在传播史研究框架中很普遍。孙大权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中心考察了近代经济学的发展[108]，刘群艺以严复为例，从去伦理化的角度讨论了中国近代经济学理念启蒙的问题[109]，李翠莲[110]和Trescott[111]考察了留学人员与中国经济学成长的关系，王昉以经济学方法论为线索考察了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112]，邹进文以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学位论文为线索考察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113]武汉大学严清华及其博士生团队以民国时期学术期刊为线索考察了近代中国经济学，比如方小玉对民国《经济学季刊》做了分析考察。这类研究成果对本书极具启发性。[114]不过，已有中国经济学成长问题的研究大多延续了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第一条路径，即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框架。
除了传播史研究框架之外，民国时期经济学研究形态的总体考察也得到了关注。比如胡寄窗、刘方健和孙大权等都梳理和介绍了民国时期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指出民国时期经济学研究，多为对短期所发生的实际问题的集中讨论，侧重于实地调查与资料整理，大多是利用西方的经济学说来解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尚未能摆脱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而进入自由创造的发展阶段。
在此需要指出以下几点。首先，既有研究并没有自觉地从经济思想现代化，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多局限于对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历程回溯、史料整理和观点归纳。本书认为，可以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放在“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框架下，在经济学层面专门讨论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现代化问题。
其次，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难以适用于此角度的研究。赵晓雷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研究工具创新，并且首次将科学哲学理论纳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115]鉴于外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广泛采用了科学哲学，笔者认为科学哲学理论可以作为讨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工具之一。当然，本书对科学哲学理论并不是直接“拿来”，因为科学哲学主要是基于自然科学形成的哲学体系，包括了众多流派，所以不可能直接拿来。相应地，需要结合已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和历史唯物论，批判性地借鉴现有科学哲学理论成果。
最后，虽然已有研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命题，但是孙大权、王昉、邹进文等学者对近代中国经济学成长的分析也就属于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研究范畴。只不过已有研究多偏重于西方经济科学的传播，而本书强调了传播史之外的另外一个框架，即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
三 民生经济思想研究
民生经济学是分析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案例。大多数已有研究对民生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研究视角也以对民生经济思想的归纳为主。在此，仅就民生经济思想研究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提炼出对本研究有借鉴性的部分。
（一）历史人物民生经济思想研究
民生概念自先秦以来就已经存在。有学者采用历史编纂法归纳整理了古代民生经济思想，如于慧颖考察了先秦诸子不同的民生经济思想，如道家的自然生态民生思想、儒家的“重民”民生思想、墨家的“利民”民生思想以及法家的法治民生思想[116]。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黄宗羲民生经济思想考察中，明末清初传统民生经济思想异化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讨论。黄宗羲将“万民之忧乐”作为天下治乱的标准，承认人生欲望的合理性，否定君主作为“公”的代表，而把民众合理私利地聚积作为“公”，是中国古代民生经济思想的顶峰[117]。这就为考察现代经济科学转型前的传统民生经济思想状态提供了参考。
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是被重点考察的。后文将专门论述。除了孙中山外，张謇、左宗棠、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等人的民生经济思想都有被专门地考察[118]。这类考察有利于了解近代民生经济思想的多样性演进。近代人物都对民生表示了强烈关注。这种强烈的民生问题意识明显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包括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反思和批判性借鉴的态度。
以历史人物为线索的民生经济思想考察有利于了解民生经济思想的多样性和时代差异性。但是，很多研究没有严格和统一地界定民生概念，显得比较杂乱。现有研究描述了特定时期历史人物民生经济思想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是值得借鉴的。
（二）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研究
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是近代民生经济思想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民生主义是近代社会思潮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民生主义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都与民生主义具有历史相关性。
1.民生主义的来源
叶青[119]指出“三民主义”一词至少在1905年12月已经出现，但直到1912年才为孙中山所熟练地运用，并逐渐明确其具体的内容。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之基础》中认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他将民生主义看作由“民本”一贯而来的，是“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120]林家有认为民生作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121]李咏丰比较了传统民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变化，强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同于传统的民本主义，是将人民确立为价值的主体和基于民权的。[122]董四代考察了民生经济思想近代演进后提出传统民本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异化，近代民本思想受到这种异化思想的影响，认为孙中山赋予了民生主义新的内涵，即“新民生主义”[123]。章清认为民生概念是在广泛吸收西方思想，并结合古代中国民本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具有西方经济思想的元素。[124]夏良才考证了民生主义与摩里斯·威廉《社会史观》的异同，认为孙中山民生主义受到其部分影响。[125]孙智君、严清华指出民生主义具有一种“国际观”，即除了传承保民、养民、裕民、富民等传统观念外，民生主义的内涵是相对于西方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和革命流血而言的。[126]沈渭滨强调了民生主义所隐含的孙中山博爱精神具有普世性。[127]也就是说，民生概念本身是近代中西方交流的产物，而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作为解救全世界的学说。
2.民生主义的含义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普遍公认的民生主义基本内容。民生也在一定时期被狭义地界定为食、衣、住、行等人类生存权。郑大华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括重视民生、发展实业、贫富均等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四方面逻辑密切联系的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128]程霖和宋双杰归纳民生主义主要内容为振兴实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对外开放和发展教育五个方面，并指出民生主义发展战略是中国模式的历史先声。[129]民生概念的模糊性并没有影响孙中山民生主义含义的充实，反而使其具有了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包容性。殷海光和李敖甚至认为民生主义是一种“统战工具”[130]。
3.民生主义的性质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主观社会主义。因为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提出“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131]李泽厚指出民生主义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132]。这个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转变。黄明同指出了孙中山民生主义性质的多维性。[133]黄彦指出民生主义“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134]王毅武认为三大政策的提出使得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由主观变成现实[135]。李国环和郑大华都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36]民生主义性质的争论事实上涉及了对民生主义合理性的讨论。总之，正如沈渭滨指出的，民国时期无论是国民党政要的论著，还是共产党人的论文，都蕴含着浓重的党派意识形态色彩，不过这不否认争论双方依然具有一定学理性上的意义。[137]所以，民生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体系是值得在学术层面讨论的。
4.民生主义的可借鉴性
孙中山民生主义提出后，受到了比较广泛的推崇。虽然国共双方对民生主义出现了新旧、真伪的争论，不过都是在承认民生主义的前提下展开的。在抗战时期，民生主义成了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对外的普遍的共识。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和孙大权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138]中指出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官方经济学的性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强调了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批判、传承与超越[139]。郑大华强调了民国时期民生主义实践的失败不是民生主义本身，而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具有可借鉴性[140]。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史料主要有中共领导人的经济论述和经济学者的阐释。前者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刘少奇选集》《张闻天选集》等。后者有许涤新、王亚南、沈志远、王思华、王学文、狄超白、薛暮桥、千家驹、周伯棣、姚芝英、陶大镛等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一般学者将新民主主义区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进而解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论、经济成分、经济性质、利用外资等内容[141]。也有学者对著名经济学者或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加以总结和分析，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42]。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性质，一些学者比较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异同，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特殊性[143]。同时，也有学者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对民生主义的继承，以及二者的一致性[144]。
（四）当代民生经济研究
民生问题在今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民生概念的界定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整体而言，民生概念依然十分模糊，常被用于讨论社会保障和国民收入分配等问题。何玉长[145]定义“民生”为国民生计，民生问题涉及国民生存、发展和保障状况，以及制约并影响国民生存、发展和保障的各种因素与问题，还区分了三个层次的民生。这些讨论对本书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蔡昉出版了《民生经济学：“三农”与就业问题的解析》，这是有关当前中国“三农”等问题的论文集。黄世贤从经济学人性假设出发，提出新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创建更加重视民生的经济学范式。[146]
另外，以民生为线索也是中国60年来经济学之根本问题[147]，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学发展的价值方向之一[148]。随着当前社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民生作为经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以民生命名的经济学学术成果大幅增加。在经济史学研究中，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就是典型代表。
整体而言，对民生经济思想的既有研究多不规范，甚至没有明确的民生概念界定。除了少数成果外，现有研究也普遍缺乏经济学的视角。这就导致难以直接借鉴现有研究的概念体系，讨论民生经济思想到民生经济科学的转变。若以民生经济学为案例，就有必要清晰地界定民生经济学，并收集充分的史料作为支撑，用于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的考察。
四 其他相关研究
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是值得介绍的。
（一）当代中国经济思想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科学再次从西方传入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并努力地开始了其范式转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解释和了解近代中国经济思想范式转型是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成果有李萍等运用了范式理论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革命做出了探索和讨论。[149]朱富强也运用范式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变革的问题，并回顾了当前经济学界主流范式的争论。[150]吴易风强调了研究经济学依然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论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法。[151]杨建飞认为“经济学范式革命和思想创新是经济学思想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典型状态”，“对新的基本假设的反驳、批评和检验，推进着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深化和发展”。[152]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大批学者提出了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被作为其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二）经济伦理、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是应用科学哲学于经济思想范式分析的结合点。经济思想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本书界定的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主要代指经济学形式与方法的现代化。经济伦理研究则为本书对民生的理解提供了指导意义。这方面著述主要参考马克·布劳格、劳伦斯·A.博兰等学者的研究。[153]国内有关研究中，陆家骝认为“若将经济学作为一门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紧密的科学来看的话，范式转换的动力又同时来自充满活力的现实社会实践”。[154]鲁品越和王劲松认为差异性的哲学立场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和理论范式[155]，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个体经济行为的“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了市场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以“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力量的根源和本质”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导致了对资本的历史运动规律的发现，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朱富强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156]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制、社会文化契合起来，实现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
（三）经济学科学性问题的争论
经济学科学性是应用科学哲学于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前提。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强化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是否属于科学，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都处于争论之中。丁文峰从科学哲学、经济学家等多个角度肯定了经济学的科学性。[157]朱成全分析了经济学的“科学困境”，指出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158]杨雁斌认为经济学科学性判定本身不重要，标准是多样的。[159]郝云宏强调了经济学科学性的时空相对性。[160]张旭昆强调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却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区别。[161]此类讨论很多，不再累述。本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科学哲学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是有借鉴和参考性的。
（四）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框架之一。首先，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滨下武志提出“传统经济不再是过去的东西，在现代化中将不断更新，而在不断更新过程中，应该对之不断检讨”，现在“在此重新考量近代化问题之际，其第一要谛可以说就是吟味传统经济和传统社会的内容”，“具体步骤就是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社会所具有的内在逻辑”[162]。章开沅指出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163]虞和平指出“应该考察传统质素对现代化的潜在作用、潜在适应性及其现代性变迁”，比如重商思想“成为近代以后与破门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对接的基础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个途径”，[164]是传统文化对现代性变迁的一种适应。本书就是讨论传统经济思想对近代经济社会变迁的潜在适应性问题，以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中的潜在作用。其次，关于现代化的起源。丁学良提出西方现代化是基于经济理性主义的，而其他文明并不存在这个背景，那么现代化理论就应该考察现代化中经济发展的非经济性环境。[165]本书就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伦理背景，从经济思想角度寻找中国文化环境下社会转型的特征。不过，简单地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归因于经济理性主义，容易导致经济科学起源的欧洲中心论。最后，关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谢立中提出“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抽象，容易导致将“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先进”的错误倾向。[166]本书就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回应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现代经济科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