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主旨与篇章结构

为避免单线索分析缺乏系统性的不足，本书在吸收、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古今、中西相交叉（而非割裂它们）的坐标系，将常平仓嵌入经纬交织的历史与经济并涉及哲学、社会和文化等多因素交融的背景之下，在这些因素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对常平仓展开多维度的解读，探索更为整体性的研究，从而梳理出常平仓跨时空演变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并借此重新认识和发现常平仓这一中国经济传统及其背后潜藏的多重价值，让跨越古今、中西的经济思想、制度、政策与实践相互发现、相互发明，再次完成一次“握手”、“汇合”与“超越”。其可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探寻传统的根脉，为相关经济政策提供更为充分的中西相互参照的理论支撑，并借此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做出可能的探索性工作。

按照这样的安排，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内容结构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展开。

（一）中国古代常平仓的历史嬗变

通过对常平仓的理论之源——《管子》轻重论的分析，考察常平仓利用粮食作为“本位”，借助缓冲储备的“平籴”“平粜”功能调控粮食供给和价格水平，从而稳定经济的学理内涵。分析常平仓法从先秦滥觞、西汉创设、唐代建制、两宋变革到清代完备、近代转换的历史演化过程，对其制度变迁、兴衰利弊、功能效果展开分析与讨论。

将常平仓的边界扩展至“广义”。研究中所界定的“广义常平仓”包括：以常平仓为核心、多仓种共同构筑的“常平仓系统”；将多种商品、物资乃至货币纳入缓冲调控的“平准法”；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常平仓”——“以工代赈”制度。对广义常平仓的讨论刻画出中国古人在敬天养民的观念之下将缓冲储备机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变通的历史实践，揭示了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原生性。

（二）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与政策中的“常平仓”

考察美国农业部部长华莱士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农业立法和农业政策调整构建起来的美国农业常平仓。在此基础上，对格雷厄姆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的“现代常平仓”构想（或称之为“现代平准法”）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其利用缓冲储备机制整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的理论内涵。

重拾凯恩斯被人遗忘的缓冲储备思想。缓冲储备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凯恩斯提出，这一思想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被发展为短期价格理论（本研究称其为“常平仓方程式”）。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更将这一思想扩展成为国际缓冲储备计划。在此串联和梳理的基础上，挖掘凯恩斯缓冲储备思想隐含的宏观经济理论，并将其与1936年出版的《通论》之主旨联系起来，探究“凯恩斯革命”中的常平仓内涵。

接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提出了“就业缓冲储备”理论。本书将深入解析该理论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结合美国经济史，围绕“罗斯福新政”中的以工代赈政策，探讨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借助就业缓冲储备这一“劳动力常平仓”稳定宏观经济的典型案例。进一步的，通过“功能财政论”“卡莱茨基困境”剖析支撑就业缓冲储备的财政、货币理论，以及就业缓冲储备与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理论断裂点，揭示构建劳动力常平仓所需的社会制度条件。

（三）“辩证用中—用中致常平”的经济传统及其现代价值

提炼出常平仓的理论内涵。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对经济系统的无常波动、安危转换，人们根据不同时代的经济特点寻找能够有效稳定经济的核心本位，并通过建立本位的缓冲籴粜机制，使其始终处于被“充分使用”或“充分雇用”的状态，以此有效引导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的充分利用，向经济社会释放收敛波动的稳定力，化无常为常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

再次回到常平仓的理论之源——《管子》轻重论，通过对轻重论背后辩证思维方式的探究，揭示《管子》发展出的以“阴阳两生而参视”为体、以“轻—重—衡”为理，以A—B论式（A然而B、A（B）而不A+（B+）、不A不B、亦A亦B）为用的经济之“道”。由此进一步提出，《管子》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轴心突破”，其中容含的“用中致常平”，即以辩证思维方式协调、统一经济事物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动态平衡的经济哲学观，奠定了中国经济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以凯恩斯、马克思、斯密的理论为参照系，分析轻重、中和、常平理路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另一种呈现。进一步的，再次利用A—B论式解读当代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辩证观、常平观，并归纳出贯通中国古今的“常平律”，指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通过创造性转换，实现了对常平律的历史超越。

政策建构。常平仓的古今中西演变、历史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学理启示为中国经济传统的现代转换提供了一条政策进路。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及经济社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将人口、资源（物资）、环境系统地纳入缓冲调控机制，构建现代大常平仓的政策建议。

（四）中国经济传统的中道精神

经过层层深入的探索，本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常平仓到常平律，用中致常平的中国经济传统贯穿于经济本体论、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其中蕴含着简易而深刻的中道精神。中道精神是中国经济智慧的重要标识，在新历史时期依然焕发着活力，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经济认知须着眼于有机的整体观，面对问题与矛盾，不是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之，而是见对立而兼收并蓄、协同各方、通达权变、避走极端，常怀忧患意识，走包容尚中之路。在更高的层次上，中道精神要求将古—今、中—外、天—人、人—我、物—我等各种对立但又相生、相依的世界视为一个辩证的整体，只有通过基于整体的综合与分析，才能得出统一与协调各方的中道，并循此路径实现经济社会的常平发展。中道精神历久弥新，是中国特色经济思想之慧命，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这一大根本，脚下经济学道路之开拓、未来经济学理论之发展将留给中国人广阔的舞台。

综而言之，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研究理路、基本结论和政策指向无非为以下论断作出注脚：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就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宽广的胸怀，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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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经济学领域，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已成为前沿探索的一项重大课题。相关分析参见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继承才可发展，返本方能开新，探究中国经济千年传统的经济史学无疑会在“体系构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2]李超民对此曾有系统的研究，参见下文的讨论。

[3]如《通典》《宋会要辑稿》《清朝文献通考》等。

[4]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开荒政著述之先河，此后荒政书籍不断涌现，清代最丰，现多收录于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5]如俞森《常平仓考》《义仓考》《社仓考》，载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6]例如，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期，1921年7月、8月；林朴初：《仓的研究》，《新生命》第3卷第9期，1930年9月；郎霄擎：《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闻亦博：《中国粮政史》，正中书局，1943；黄伯轩：《常平仓之起源及其性质》，《经济论衡》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沈文辅：《论华莱士所倡议之美国常平仓政策》，《经济论衡》第2卷第7、8期合刊，1944年8月；沈文辅：《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东方杂志》第41卷第6期，1945年3月；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等等。

[7]参见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徐建青《从仓储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积累及其对社会再生产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陈春声《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刘秋根《唐宋常平仓的经营与青苗法的推行》，《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等等。

[8]刘甲朋对历代粮食储备思想的探讨涉及常平仓制度纵贯古代史的发展与演变，参见刘甲朋《中国古代粮食储备调节制度思想演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9]参见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田华《金代的常平仓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刘翠溶《清代仓储制度稳定功能之检讨》，载陈国栋等主编《经济脉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王文东《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魏天安《关于常平仓法的几个问题》，载姜锡东等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8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孔祥军《两宋常平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慕容浩《汉代常平仓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3期。

[10]参见张岩《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之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第二章之第二节“灾荒的预防——仓储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李华瑞《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发展与变化》，载马明达主编《暨南史学》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区域层面的研究可参见钟永宁《清前期湖南的常平仓与湘米输出》，《求索》1990年第1期；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胡波《试论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姚建平《内功能与外功能——清代两湖地区常平仓仓谷的采买与输出》，《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马丽、方修琦《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何荣《清代新疆常平仓的发展与管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更为系统的专著研究参见陈瑶《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白丽萍《晚清长江中游地区仓储转型与社会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利用仓案展开的系统研究可参见吴四伍《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2]参见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李汾阳《清代仓储研究》，文海出版社，2006；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13]参见吴四伍《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4～15页。

[14]Will，Pierre-Etienne et al.，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

[15]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Li，L.M.，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s-1990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7]Dunstan，H.，State or Merchant？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

[18]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0]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0～31页。

[21]沈文辅：《论华莱士所倡议之美国常平仓政策》，《经济论衡》第2卷第7、8期合刊，1944年8月。

[22]沈文辅：《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东方杂志》第41卷第6期，1945年3月，第23页。

[23]陈焕章的博士学位论文《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以第45、46卷112、113号同时在纽约、伦敦出版。1913年1月，陈焕章在《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将该书第9篇“财政”第一部分“国用”译成中文发表。国内岳麓书社、商务印书馆分别于2005年、2015年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此外还有多种中译本，包括翟玉忠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宋明礼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韩华译本（中华书局，2010）。其中，韩华译本于2015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

[24]聚焦这一主题，李超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具代表性的有：《中国古代常平仓对美国新政农业立法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美国1930年代的一场争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938年农业调整法〉与常平仓：美国当代农业繁荣的保障》，《财经研究》2000年第12期；《常平仓：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国渊源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更为系统的研究可参见李超民的两部专著：《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大国崛起之谜：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另外，国内学者对美国农业政策的研究也涉及常平仓，如徐更生的《美国农业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但由于关注点不同，此类文献集中于探讨美国各时期农业政策的内容与发展演变，并未涉及常平仓的中国渊源。

[25]李超民：《常平仓：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国渊源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25页。

[2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序”，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页。

[27]“后凯恩斯经济学”是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经济学流派，有时以“凯恩斯主义左派”相称，有时又连同新古典综合派被合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严格地讲，“后凯”应作狭义的即不同于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解，相较于后者，它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以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可视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第一代，后经不断发展，现已至第三代。对其理论进行梳理、评价的著作参见Arestis，P.，The Post-Keynesian Approach to Economics：An Altern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2）；King，J.E.，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2002）。国内研究可参见张凤林《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商务印书馆，2013。

[28]《资本论》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925页。

[29]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