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以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2012～2016年）为研究对象，探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问题。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发展援助”这一特殊的国际关系现象对于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产生着持续重大影响。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发展援助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坚持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援助政策，对于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引领国际秩序变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的教育援助，尤其是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与发达国家援助者以及不少新兴援助者相比，无论是在资金规模、制度化、基础数据互动性还是在系统研究、田野考察等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且形式单一、成效有限，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因此，加强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的研究应该成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外援助领域新的关注点，且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一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对国际援助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受援国更主动地参与到发展援助进程中，强调援助需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并推动未来发展，而中国也迫切需要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扩大国际合作空间并提升其话语权。随着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非洲正在成为中国突破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强有力的杠杆。中非关系突飞猛进，中国对非援助力度空前。最为明显的标志无疑是2000年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它促进中国与非洲的教育交流合作迈上了新台阶，向层次更高、范围更大、立意更深的方向发展。
然而，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都跟不上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内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无论出于援助国的利益驱动、受援国的发展需求还是兼而有之，对于如何做到义利相顾，为维持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撑，尚缺乏清晰的战略考量和决策机制；二是无论中国传统的双边援助、国际通行的多边援助还是非政府组织援助等方式，对于如何做好取长补短，使援助效果产生质的飞跃，都缺乏有价值的系统考察与客观评价。
2012年11月2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全球全民教育会议闭幕之际，中国政府推出了对非教育援助的新举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启动一项用于援助非洲国家教育发展的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UNESCO-China Funds-in-Trust，也称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非教育信托基金）。这是中国首次通过国际组织实施的多边教育援助项目，也是联合国系统首次收到来自中国的、用于促进非洲教师培训的大笔资助。它是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一个创举，具有满足非洲发展需求、推动非洲能力建设、借助国际组织的智力支持和通过多边援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特点。
该项目于201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运作实施，由中国政府在2012～2016年四年内向该基金提供800万美元的资助，旨在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英文缩写ICT，以下简称ICT或信息通信技术）重点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教师教育水平，缩小教育质量差距，提升非洲项目国家重点教师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能力。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按照既定计划顺利进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认为该项目实施顺利，双方支持该项目继续实施并先期延长两年（2016～2017年）。目前已有科特迪瓦、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刚果（布）、利比里亚、刚果（金）、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多哥10个国家直接受益。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启动援非教育信托基金项目，为什么是针对非洲国家启动这个项目？它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个项目对中国教育援非有什么作用？进一步的问题是：该信托基金是如何运作的，有什么特点，取得了什么成效？它对中国未来的教育援助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或帮助？本书将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
二 研究的意义
对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教科文组织官方评价说：“这是教科文组织首次收到来自中国的、用于促进教师培训的大笔资助，这一计划标志着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始。”[1]该基金与中国传统的双边教育援助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其运作模式和实际效果将对非洲未来的教育发展，以及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制度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来讲，本研究的意义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助于在发展援助理论中补充教育援助的内容。传统的发展援助理论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援助的目的也主要是援助国通过提供资金帮助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援助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援助未必能够达到帮助受援国发展本国经济，摆脱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国家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的人力、智力来规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发展政策，使发展援助资金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服务。因而，通过培训加强人才培养和提高技能水平逐渐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一个新举措和重要内容。教育援助可以推动发展援助向深层次发展，真正推动受援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本书的研究将探讨教育援助对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借助社会交换理论，补充传统发展援助理论的不足。
第二，有助于加强教育援助的制度构建。如何统筹协调教育援助的资源、强化各方人员的责任感、制定合理的教育援助管理和实施方案以及完善教育援助项目评估制度等，这些都是教育援助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在实施教育援助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对中国来说，为了实施有效的教育援助，构建完善的教育援助制度势在必行，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的设立，表明中国的教育援助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助于探讨中国教育援助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上成员国最多的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内最大的专门机构，目前拥有195个会员国和10个准会员，旨在为建立和平、消除贫穷、可持续性发展及跨文化对话，开展促进各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自1972年恢复在该组织的活动后，经历了观察学习、逐渐参与、深入参与和全面参与等各个发展阶段，与该组织的合作日益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重点在基础教育领域对中国开展教育援助与合作，相比当时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援助，尽管其援助在资金上十分有限，但“在国际教育援助组织中，教科文组织的援助最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具体的实际过程中也最为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是指符合教育的发展和运行规律），能够和中国的教育发展同步进行。”[2]中国政府与该组织合作开展援助非洲教育的活动始于2007年。当时中方捐赠了100万美元用于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建立非洲能力建设国际学院，以及在布基纳法索建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国际中心。除了这种间接的方式，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一直采取的是双边形式，主要通过互派留学生、互换教师、合作搞科研、加强人力资源培训等具体项目开展援助。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信托基金表明中国对教育援助的实施效果有了更高的诉求，而在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情势下，面对西方社会甚至包括非洲受援国民众在内的种种质疑，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较优的选择。
第二，有助于提升中国在非洲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软实力。自20世纪50年代建交以来，中国一直给予非洲国家多方面的援助，从提供资金、设备到传授技术和派遣人才等，为非洲国家实实在在做了很多好事，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些做法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不尽如人意，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育、科学和文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业务领域，也是体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中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多边智力平台来实施教育援非项目，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本书通过考察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的实施成果来说明中国教育援非如何在较高层次上实现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有序性和高效率，以及如何在非洲国家乃至全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的运作和实施成果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而且也成为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中国教育援非的研究现状
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中国教育援非的文件，国内外学者也对中国教育援非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从目前收集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外尚无本书所涉及问题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 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文件
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文件为中国教育援非的发展以及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基金的设立提供了政策指导和现实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政府文件及领导人讲话中有关对非发展合作与援助的政策与实践。200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于当年首次发表，该文件表示要在历史基础上与非洲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运行机制。其中涉及教育援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合作”，即“实施教育援助项目，促进非洲有关薄弱学科的发展”。[3]2015年12月，在距上次发布对非政策文件近10年之后，适逢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周年，中国第二次发布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15），表示中非之间应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大大增加和细化了教育援助的内容。[4]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明确指出要“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和完善双边多边教育部长会议机制，增进次区域教育合作交流，推动大学联盟建设，深入推进友好城市、友好学校教育深度合作，深化双边多边教育合作。通过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选拔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完善金砖国家教育合作机制，拓展有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通过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开展教育国际援助，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5]这些是目前指导中国教育援助的纲领性文件。此外，较重要的政府文件还包括首次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及此后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年），密集展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演变历程和新世纪对外援助的理念和愿景、政策和机制，以及各类对外援助情况的数据。
第二类，中非合作论坛有关文件对教育援助问题的总结与规划。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于2000年10月首次召开，以后每隔三年举行一届，至今已经举行了七届。中国政府在历届会议上都作出过涉及中非教育援助或合作的郑重承诺。表0-1展示了这些承诺的重点内容。
第三类，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对非援助数据统计。例如，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近二十年来中非双边贸易额与对非投资存量快速增长。自2009年起，中国开始连续多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由于对非教育援助形式多样，分散于多个援助领域，总体援助资金难以统计，如果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接收非洲留学生的数量来衡量，从表0-2可知其与中非经贸增速基本保持同步，政府教育援助的投入力度从中可见端倪。
表0-1 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内容及中国对非教育合作与援助的承诺
表0-1 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内容及中国对非教育合作与援助的承诺-续表1
表0-1 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内容及中国对非教育合作与援助的承诺-续表2
表0-1 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内容及中国对非教育合作与援助的承诺-续表3
表0-2 1999～2016年中非经贸往来与来华留学情况统计
二 中文文献
通过对中文文献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对外援助的理论和中国对非援助的动因
其一，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系统研究对外援助的理论和一般动因。美国学者迈克尔·托达罗认为“提供援助的捐赠者基本上出于战略、政治或经济的自我利益。虽然一些发展援助可能会切盼道德，以帮助不幸，但没有什么历史证据表明，一段时间之后，捐赠者不希望别人有相应的利益（政治、经济和军事）作为回报”。[6]一些学者把对外援助看作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刘丽云认为，对外援助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单向的经济活动或慈善活动。它能够折射出援助者的对外政策取向、战略意图以及价值观念。[7]刘太伟在论文中指出，对外援助是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内部政治的延伸，是其实现战略目标、维护经济利益、营造道德形象的重要外交工具，它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领域。[8]
章昌裕先生主编的《国际发展援助》一书（1993），是国内首部关于对外援助的专著，其重点介绍了国际发展援助协议、双边发展援助、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与协调、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和部门、成套项目援助等内容。[9]李小云、唐丽霞、武晋编著的《国际发展援助概论》一书，则系统介绍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历程、国际对华援助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发展援助机构、方式和管理、效果和评价等具体内容。[10]周弘主编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也是目前对外援助研究领域较具影响力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作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援助理论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超国家援助行为，也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程的视角分析了对外援助政策和行为造成的影响，强调三个关键变量：国家、亚国家、超国家的作用。[11]
其二，从中国对非关系的目标、国际责任角度探讨中国对非援助的动因。蒂埃里·班吉在《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一书中援引斯蒂芬·史密斯的话说，非洲是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的“票仓”。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不容忽视，比如多哥或赞比亚等，在某些场合他们手中的票跟美国和俄罗斯等国手中的票同等重要。[12]她认为“为了保障从非洲获得长期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在非洲保持进攻态势”。[13]同时，蒂埃里·班吉在其书中对西方抹黑中国的种种言论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指出“中国对非合作模式颠覆了西方模式”，“这对非洲是一个机遇”。[14]门镜、本杰明·巴顿主编的《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收纳了中欧学者的论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欧对非洲的影响。书中指出，中国对非援助政策是随着中国对非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且不仅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内政的延伸。[15]刘鸿武、黄梅波等则是从中国的国际责任角度来讨论中国对外援助的动因的。他们所著的《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论述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国际责任的关系。该书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国际视野，将不同的对外援助模式与国际责任理论进行了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和论证，“旨在系统梳理和深入讨论当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文化渊源、现实动因、历史进程、民族个性和时代影响，及中国对外援助个性与中国担当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互动关系”。[16]丁韶彬的《大国对外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在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对外援助模式是一种互利互惠的交换。[17]
其三，从援助产生的实际效果探究中国对非援助的动因。尽管已经证明，在促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等具体目标的实现上，援助具有明显的作用，[18]但是《援助的死亡》的作者莫约坚持认为，正是由于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援助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干预，非洲国家从独立之初高涨的充满希望和抱负，已沦为近乎赤贫、需要新的依赖的状态。[19]在莫约看来，“外援和自然资源二者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援助是一种主动的、深思熟虑的、为谋求发展而制定的政策”。[20]该书的着眼点主要在经济方面，“中国是用经济的力量而不是用枪炮来征服非洲的”。“中国对非洲的整套政策中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是其致力于外国直接投资。这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和鼓励中国私营企业到非洲投资的间接方式来实现，常常是通过优惠贷款和买方信贷来完成。”[21]美国学者布罗蒂加姆认为，“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则大不相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内容方面，又体现在援助活动的标准方面”。“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计划主要取决于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产和大学奖学金等传统捐助者已经不再重视的领域。”[22]针对中国是“流氓捐助者”的观点，其反驳道：“在所有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能并不是中国，而是各非洲国家及它们的政府。在治理相对较好的稳定国家，中国的援助与投资有可能会产生纯利。”“在腐败横行和不稳定的独裁国家，由于它们的政府缺乏责任感，中国的参与（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不大可能会取得广泛的收益。”[23]门镜、本杰明·巴顿主编的《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指出，“中国对于援助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清晰的界定”。“中国的承诺往往是以具体结果的方式提出的：建造30所医院，或者计划提供多少人次的培训，这些并不能转化为独立的‘价格标签’。”[24]这一条评价，极好地佐证了中国对非援助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2.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模式
张永蓬的《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对非洲援助多个领域的比较，总结中国与西方在援助非洲方面的经验、教训，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25]他在该书第五章专门就中国与西方的援助机构和管理体系及其援非特点进行了比较，但并没有突出强调中国援非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26]亦有研究者总结归纳了对非发展援助模式，认为中国应始终坚持平等相待和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并随着时代背景和非洲国家的切实需要相应调整对非洲的援助政策。[27]研究体现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趋势，但仍没有将模式提升到制度层面来进一步讨论。
3.关于对西方诟病中国对非援助的驳斥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李安山在《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一文中认为，西方世界针对中国援助的负面言论有这样几种：“掠夺资源论”、“破坏环境论”、“援助方式危害论”、“漠视人权论”、“新殖民主义论”和“近年扩张论”等。[28]针对“非洲版”的“中国威胁论”，王洪一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挑战了西方列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然成为非洲国家学习的典范，他们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让发达国家愈加不安。不少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复制本国政治自由化和多党制的经验是非洲国家走向民主成功的必由之路，所以诋毁中国，希望借助国际媒体等平台主导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其实质是，中国与非洲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给非洲人民带来更多实惠的同时，客观上动摇了西方国家对非洲长期控制的根基，削弱了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依赖，更影响了其已获得和将获得的超额利润。因此一些西方舆论极力炮制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和能源合作的谣言，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干扰中国和非洲之间正常的友好合作。[29]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他们往往无视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始终坚持政治与经济政策上的独立自主，对将自己的一套东西强加于人不感兴趣，中国决不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而更愿意通过积极的援助和鼓励去支持非洲。这种指责还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入非洲会影响西方国家既得利益的一种不良心态，特别是在矿产和石油等优质资源领域，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已使某些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感到不舒服，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其殖民的罪恶感。[30]
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致函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该刊物于2006年10月24日对其关于中国的言论进行了不当报道，他说：“中国在过去25年里，使3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人以极具才智与务实的态度为撒哈拉沙漠以南区域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了共同的目的，世界银行集团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捐助国，正在支持我们的非洲伙伴国，为那里的穷人创造切实的机遇。”[31]
4.关于国际教育援助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徐辉教授认为，真正的国际教育援助，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先决条件是众多的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独立。[32]顾建新教授认为，教育援助的概念内涵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国际援助非洲教育领域的方式和优先发展事项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促进国家和个人发展，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等角度，他认为教育援助是包括了扫盲、职业培训、远程教学和市民教育在内的，针对学校教育和其他正规教育机构的援助活动，并持真正的教育援助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观点，还将其分为人力资本时期、结构调整时期、管治时期、减贫与市场时期和新知识经济时期五个阶段。[33]
学者们还根据援助的来源把教育援助的形式分为双边援助、多边援助、非官方组织援助。其中双边援助（bilateral aid）为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签订发展援助协议或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由援助一方以直接提供无偿或有偿款项、技术、设备、物资等方式，帮助受援一方发展经济或渡过暂时困难而进行的援助活动。多边援助（multilateral aid）则是多边国际组织机构（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区域性开发银行或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多边机构）利用其成员国的捐款、认缴股本、优惠贷款及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借款或业务收益等，按照其制定的计划与规则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的援助。[34]非官方组织援助按照实施机构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另一类是各种基金会和以基金会为基础的学校、服务机构、研究所等。基金会包括资助型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除了资金援助，各种专门的教育相关组织、非教育相关的其他社团组织，也在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法律知识方面为非洲国家提供支持。[35]此外，按照使用方向，还可分为项目援助和非项目援助，其中项目援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现在仍是援助非洲教育较普遍的方式之一，如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或修缮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和教材，培训师资和管理人才，制定课程、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大学间的合作与交流等。[36]
5.关于中国教育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谢喆平的《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的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一书旨在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0余年来的演变，以及中国与其关系的演进历程。该书通过对重大事件、关键人物和主要政策的个案比较研究，阐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重返联合国以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和交往，重点说明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如何发生变化，以及若干先进教育理念在合乎中国需求的情况下如何被中国接受，中国如何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公约的谈判，进而归纳和总结了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会员国的影响及影响方式。[37]张民选教授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首先要积极参加国际组织，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教育活动，这样才有可能在国际组织中表达我国政府和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显示我国教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才智”。[38]以上两项研究虽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工作，但对于中国如何利用国际组织做好对外援助，尤其是援非工作没有做进一步的阐释。
6.关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历史
周弘教授在《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政策、方法和机制等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援外研究需要强化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细化研究。[39]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对外援助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的援助几乎是单向性的和“利他性”的，甚至很多时候超出自身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到21世纪初，对外援助战略转向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同时兼顾地缘政治等其他考量。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新型的全球领导力量。[40]
三 外文文献
国际发展援助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西方学者针对援助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就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主题而言，研究成果相当有限。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援助的动因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援助都是援助国推行外交政策、谋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人道主义援助也不例外。因为“当它在一个政治背景下运作时，确实可以发挥政治作用”，“在对外援助的旌旗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41]。他将对外援助分为六种类型：人道主义援助（humanitarian）、生存援助（subsistence）、军事援助（military）、声望援助（prestige）、贿赂援助（bribery）和经济发展援助（economic development）。美国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对此也指出，外援是世界主要大国寻求建立霸权，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对于美国而言，其军事援助，是服务于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的，经济援助则是为了争取盟友，增强援助国的国力以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种行贿。[42]格里芬（Griffin）和伊诺斯（Enos）也认为，“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提供援助多寡，不取决于后者的实际需要，也不取决于它以往的经济状况，或它的道德状况，只取决于前者从对后者的援助中能获得多少政治上的好处”。[43]相比较而言，盖·阿诺德（Guy Arnold）的理解稍有不同，他认为，穷国只有靠国际共同体的援助才能够摆脱贫困；富国应该帮助穷国，穷国通过发展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变为更强的贸易伙伴后，将为发达国家的出口提供新市场，从而使得双方获利。[44]阿尔弗雷多·C.罗伯斯（Alfredo C.Robles）则在《2000年及以后欧盟的发展援助：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指出：“对外援助是将本国价值观与社会力量投射到海外的过程，提供援助是为了增进正义。”[45]
2.关于教育援助
国际教育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阿诺德·M.扎克（Arnold M.Zack）指出，殖民时期的非洲，殖民者对非洲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基本没做什么工作。一战前非洲教育的任何显著进步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和穆斯林的传教团开展活动的结果。殖民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监管而不是开展新的基本的教育项目。直到一战以后工业化国家才开始广泛地开展教育项目以支持非洲的发展。[46]米歇尔·卡尔顿（Michel Carton）认为，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官方发展援助（ODA）的界定和范围都有了很大的扩展，而教育援助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此，国际发展合作（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不得不涵盖新的关注领域以适应新的目标。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教育援助开始向教育合作和教育国际贸易转变。从1989年到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教育援助呈下降趋势，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却在发展。[47]斯蒂芬·赫尼曼（Stephen P.Heyneman）指出，“有理由相信尽管国际援助正在减少，但是国际教育合作在增加”。[48]布克特（Lenna Bukater）指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部门援助方法（SSA）是一种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倡导的新型援助形式。这种方式把整个教育部门作为援助对象，旨在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协调与合作，在教育各阶段支持所有人接受高质量教育，解决阻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49]麦金（Noel F.McGinn）提出在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间创立一种“诚实的经纪人”或调停者关系（如地区基金组织），通过第三方的调停来解决或避免合作方之间的冲突。并强调援助方应优先资助与受援方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项目。[50]
3.关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发展
随着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援助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罗杰（Roger）认为，“尽管已经有接近60年的援助史，富裕国家仍然没有办法确保他们的援助将切实有效地促进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和减少贫困”。[51]有西方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其联合国及安理会合法席位后，出于维护政治安全利益的考虑而大幅增加了包括技术、教育援助在内的对外援助。“1977年一年中，中国就向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世界国家派遣了两万余名中国技术人员进行援助建设，其中近九成的人员被派往了非洲。”[52]还有学者强调中国加大对非援助的资源战略动机，如欧洲议会议员安娜·玛丽亚·戈麦斯在《关于中国对非洲政策及其影响报告》中指出，决定中国在非洲实施“走出去”政策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石油——中国大约30%的进口原油来自非洲，占非洲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0%。[53]中国对外援助更多地出于对政治、经济的考虑，对于教育领域的援助并不深入。21世纪以来，韩国、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逐渐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改变了传统援助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进程。[54]
四 研究的不足
通过以上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国内外虽然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有了初步的研究，但相对于其他援助领域而言，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从研究方向来看，对于教育援助未来发展的理论定位不清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民心相通被提上了战略的高度。教育援助是打通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是提高国际影响力、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而当前教育援助总体上被置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框架内，常常进行“洋为中用”式的分析评价，难以契合南南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也难免不被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援助形势所左右。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研究比较关注教育援助的示范性作用，而忽略体系性缺陷，往往以经济援助为中心，将教育援助视为配套性援助措施。国外学者则总是试图探究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转型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忽视受援国的实际需求与真实感受，难以提出符合中国对外援助国情的建设性意见。特别是国内外均无中国借助联合国多边机制对非教育援助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规模来看，国内外学界对于教育援助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在教育援助功能、作用等方面取得许多共识。然而其中大部分为期刊论文，且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文献还不多，国内尚无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出版。在中非关系跨越式发展和亚非文明复兴的机遇期，难以满足指导实际工作和开展创新的需要。
从研究效果来看，缺乏自主数据，难以了解实际需求，成果转化不足。例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接受西方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海内外侨胞和港澳台胞的大量教育援助，伴随着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国家对于知识人才的高度重视，这些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对于弥补国内教育经费的不足、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从而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功不可没。对此，《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理论概述与实践分析》一书通过对甘肃省贫困地区国际教育援助项目的深入分析，展望了中国利用外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的前景。[55]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已经由受援大国转变为援助大国，如何将这些国际、国内成功的经验应用于对外教育援助，特别是对经济和教育最不发达的非洲大陆开展实证性研究，增强对其教育援助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实现中非全方位合作跨越式发展，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
为弥补以上不足，本书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为模本，分析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取得的成效，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的多边途径和制度建设问题，以期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贡献。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的便利，以下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中的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设立的信托基金问题，研究的主要时段是2012年至2016年。这期间中国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援非信托基金，并完成了第一阶段两个批次的实践。为说明该信托基金是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创举，本书回溯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历史，指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教育援非所面临的问题，并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为模本来探讨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如何扬长避短、打破瓶颈、开拓新路的问题。本书之所以把研究对象界定于此，其原因有二。一是面对快速发展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教育信托基金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援助方式。二是该信托基金在非洲国家的这一开拓性的实践为未来中国教育援非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决定将该项目延长两年（2016～2017年），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将该项目延长四年（2018～2021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研究的对象和主题而言，本书涉及的以下学术术语需要厘清。
1.国际发展援助及其相关术语
在以往的研究中，“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or Development Aid）、“发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和“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也有译为“政府开发援助”）、“对外援助”（Foreign Aid）、“援外”等几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采用不同的术语是由于国际组织和援助国对外资金转移支付的方式的不同以及其对援助所采用的定义不同。
联合国一般使用“国际发展援助”。它是指在联合国范围内，“为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种援助。它属于国际资本运动的范畴。[56]美国在多数文件中使用“对外援助”。北欧国家则使用“发展合作”，用以表示受援国和援助国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西欧大多数国家以及许多国际组织更多地使用“发展援助”，用以强调援助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为了定义冷战结束后对中东欧等国家的援助拨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使用“官方发展援助”。[57]经合组织于1969年在其《关于援助财政条件和方式的建议》中将“官方发展援助”定义为：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58]简言之，任何一种形式的官方赠与或贷款，只要其中的利率优惠或补贴达到1/4以上就是“官方发展援助”。约翰·怀特（John White）认为，“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实施的帮助或计划进行帮助的行为。[59]
中国学者大多采用“发展援助”或“对外援助”。学者崔日明、阎国庆将“发展援助”定义为发达国家和一些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活动。[60]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宋新宁教授和陈岳教授指出：“对外援助是一国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惠的有偿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或达到援助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61]
发展援助或对外援助是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建构国际社会以及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体现，是主权国家承担国际义务、履行国际责任的基本方式，是推动全球和谐共荣发展的基本要素。中国政府首次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中这样表述：“当前，国际发展援助总规模逐渐扩大，南南合作发展迅速，并成为南北合作有益、有效的补充。中国愿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基础上，与有关方开展优势互补、富有成效的三边和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减贫进程。”[62]
1961年9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重新制定了对外援助计划，包括军事援助和非军事援助，该法案要求成立一个机构来监督执行经济援助活动，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美国国际发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其他国家也建立了与之相类似的机构，如英国的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日本国际合作署（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韩国国际合作署（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KOICA），瑞典国际发展署（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SIDA），中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Department of Foreign Assistance）等。这些机构是各国的对外援助机构，但在用词上各有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援助战略的差别。中国援助机构侧重对外（Foreign）的双边援助，而其他国家的援助机构则强调援助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综上，本文所指的国际发展援助是指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将不再区分以上术语的异同，并在同等意义上运用这些术语。
2.国际教育援助
目前对国际教育援助并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一般把国际教育援助作为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际上援助方向受援方教育领域提供无偿赠款、贷款及专业技术资源的一种援助形式，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改善教育，并最终促进生产、经济、卫生和公共福利的改善。[63]徐辉教授将其定义为：“国际组织和富裕先进国家对贫穷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援助，以帮助这些地区或国家改善生产、经济、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它是以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发展援助和国际发展教育等名义进行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上的支援。”[64]
笔者认为这一界定不够严谨。因此，本书将国际教育援助界定为援助国或国际组织为促进受援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受援国人力资源的开发所提供的国际发展援助。所谓受援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智力水平，改善教育环境的软硬件条件，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完善教学机制和管理能力，等等。因此，严格地说国际教育援助全称应该为国际教育发展援助。本书简称教育援助。本书在此界定下，讨论国际教育援助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援助国是指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本书将教育援助作为与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相并列的国际发展援助的一种类型。这将在第一章第三节进行重点讨论。
袁本涛教授把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时期的国际教育援助、冷战时期的国际教育援助以及冷战后的国际教育协作。其中殖民地时期主要以教会组织、基金会等非政府机构的援助活动为主，政府援助相对较少；而冷战后的国际教育援助，是教育领域的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状况，包括教师、专门知识、教育设备、教育贷款、奖学金以及教育捐赠等教育资源的流动。[65]由此可见，不同时期教育援助的重点不同。
3.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或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第六十条第四款“公益信托”中明确规定：以“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等公共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66]根据该法，本书所指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本书所指的委托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受托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益人是非洲国家。基金（Fund），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如不特指，目前约定俗成是指金融类的投资性基金，但这并非本书所涉的信托基金。本书所指的基金是指由政府提供捐款支持的有明确目标和任务的基金。[67]信托基金（Trust Fund 或Funds-in-Trust），即代为托用的基金。
据此，本书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托人）基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托人）的信任，将其所持有的资金委托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托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托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托人）的意愿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托人）的名义为非洲国家（受益人）发展教育事业管理和处分该资金的行为。
二 研究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1.历史文献分析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以历史事实，包括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关系为材料，进行分析、处理，并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获得作者的观点或意见”。[68]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梳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发展演进的过程，分析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通过历史回顾，解析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文献分析方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本书运用涉及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有关中国政府、国际组织的政策文献，参考国内外学界有关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著作、论文和互联网上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为本书每一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2.案例分析方法
针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问题，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教育援非信托基金上。该信托基金虽然是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一个案例，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对解决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一些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在此案例研究中，本书没有采用传统的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思路，而是采取从一般到个别，再到一般的研究路径，即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普遍性问题出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选取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信托基金的案例，试图从这一个别案例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一些问题的思路。
3.比较分析方法
比较分析方法也称对比分析法，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并做出正确的评价的目的。通常是把两个相互联系的指标数据进行比较，因此，选择合适的对比标准是十分关键的步骤。如果选择不合适，评价可能得出较为主观甚至错误的结论。本书首先对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体系与重要实践进行了比较剖析。然后通过对国际发展援助的四种类型进行归纳，明确了研究范围。本书也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纵向比较，以评价其发展变化的特点。本书还就中国在各非洲国家实施信托基金项目的进程进行了横向比较，以总结哪些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哪些是需要改进的问题。同时，本书还对照其他援助国所采用的信托基金模式和实施的具体项目，深入分析了各国教育援助理念、援助项目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异。
第四节 框架结构、主要观点与创新
本书的框架结构包括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论，并在其中展示笔者的主要观点和创新。
一 框架结构
导论提出了研究的问题，说明了研究的意义，总结和分析了研究现状和不足，明确了研究对象及方法，展示了框架结构、主要观点和创新。
第一章是“教育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与实践”。本章在理论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教育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关系。本书认为教育援助是国际发展援助的一种类型，为此，笔者首先梳理了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体系，分析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演进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接着，在列举了国际发展援助不同类型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教育援助与其他援助类型的异同，以及教育援助的地位和作用。最后，说明了本书将有选择地借鉴援助互利理论来探讨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分析路径。
第二章梳理了中国教育援非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中国教育援非经历了启动、初步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在培养非洲留学生、派遣中国教师、推动中非大学交流、为非洲培养各类人才以及改善非洲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援非统筹结构、援非人员、援非影响力和援非成效惠及自身等方面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三章是“新举措：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的设立”。本章从背景、考量和意义三个方面解析了中国教育援非信托基金的设立。该信托基金设立的背景主要有三：一是国际政治经济与发展援助的变化，二是非洲的发展困境和对人才的需求，三是深化中非合作、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需要。接着，该章从解决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所面临的问题和借助教科文组织优势提高对非教育援助效率的视角阐释了中国政府设立该信托基金三个方面的考量，即法律依据与实践考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誉和能力考量、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问题及解决方式的现实考量。最后本章指出了该信托基金设立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分析中国教育援非信托基金项目的机制与特点。本章在说明了该信托基金项目的组织成员及职责与协调机制、项目目标与选择受援国的标准、项目管理和评估机制等制度的基础上，总结了该信托基金项目在推动中国教育援非本土化发展和机制化建设、满足非洲发展需求以及通过双多边结合的方式加强非洲能力建设方面的特点。
第五章总结了中国教育援非信托基金取得的初步成效。该章首先介绍了第一批项目国家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和纳米比亚分别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然后从ICT在项目实施中得到有效应用、项目运作取得丰富经验、项目实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受援国教师中的问题和增进南南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六章探析中国教育援非信托基金项目对中国教育援非的启示。本章重点总结了中国教育援非机制建设、本土化措施和多边合作等三方面的启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结论部分根据研究结果，进一步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定位与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说明和预判，并对中国教育援非信托基金项目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进行了概括性总结。
二 基本观点
通过回顾国际教育援助发展过程，以及剖析教育信托基金设立的背景，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制度化发展之路进行探索，形成了本书以下主要的观点。
第一，国际教育援助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内容和一种类型，其对受援国的发展具有可持续作用，有利于实现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国际发展援助最初以减贫为目的，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在全球展开，此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演变，援助方和受援方以及研究者都发现纯粹的经济援助既难以真正达到减贫的目标，更难以满足援助方的初衷和受援方的实际需求，而教育援助的目标更加长远，更具有可持续性，可以更好地完成国际发展援助的使命。
第二，国际对非教育援助的发展必须与全球发展目标接轨。几十年来，国际发展援助在非洲大陆的实践并没有取得成正比的回报，这表明单纯的经济援助不能实现减贫，加重非洲贫困和落后程度的原因在于其治标不治本。国际发展援助只有真正推动了当地的发展，才能实现其减贫的使命。国际教育援助的着眼点是人，通过推动受援国的教育发展，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源水平，实现人的发展，进而在当地人的努力下，实现减贫并使其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最终推动受援国的发展，实现其发展目标。
第三，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的设立是中国教育援非的创举。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外交从双边走向了多边。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和综合影响力，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应该走得更快更稳。在教育领域，单纯的双边教育交流活动已经不能满足双方发展的需要。该基金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制度资源和人才力量，规避了自身的短处和现实问题，推动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发展。它既是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第一个信托基金，也是中国首次在国际组织中设立的教育领域的信托基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中国教育援非的深入必须本土化。中国教育援非的本土化是中国教育援非深入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教育援非要实现深入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培养当地所急需的各类人才，满足非洲的发展需求。因此，中国教育援非的目标本土化、项目设计本土化、项目实施本土化以及项目评估本土化是实现中国教育援非深入发展的关键。
第五，中国教育援非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中国教育援非活动始于60多年前中非建交之时，为非洲国家的教学硬件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发展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由于实施部门分散，经费无法集中，监管难度较大，很多援非项目的成效并不显著。因此，一方面为了满足非洲国家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提升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和中国援非影响力，中国教育援非需要加强制度化建设。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来了解和学习国际援助项目的运作和实施的各种机制，借鉴其经验，是完善中国教育援非制度的有效途径。
三 主要创新
本书的主要创新在于，通过探讨在中国教育援非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出台的新举措——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项目第一阶段两个批次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发现了解决中国教育援非问题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即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助机制、高管人才和技术人员以及非洲受援国家教育部门的人力资源，把中国教育援助资金用到实处并取得实际成效。该援非信托基金项目的贡献不仅在于解决了中国教育援非的人力资源不足、协调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而且在于它规避了西方对中国援助的诟病，提高了中国教育援助的影响力。同时，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直接参与该项目的实践，在这个项目的实践中亲身见证了对非教育援助本土化对提高对非教育援助效率和增强非洲教育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对中国教育援非的深入发展，还是对更广泛的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本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教师培训，缩小非洲教育质量差距》，http：//fr.unesco.org/node/179999，2015年11月1日访问。
[2] 靳希斌、安雪慧等：《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理论概述与实践分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304页。
[3]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http：//www.gov.cn/ztzl/zflt/content_428674.htm。
[4]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15年），http：//www.focac.org/chn/ltda/dwjbzzjh_1/t1321590.htm。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home/2016-04/29/content_5069311.htm。
[6] 〔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第439页。
[7] 刘丽云：《国际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援助》，《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
[8] 刘太伟：《冷战后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的调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 其他相关著作如盛洪昌主编《国际经济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姬会英主编《国际经济合作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章昌裕主编《国际经济合作》，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
[10]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编著《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 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 〔中非〕蒂埃里·班吉：《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肖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32页。
[13] 〔中非〕蒂埃里·班吉：《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肖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31页。
[14] 〔中非〕蒂埃里·班吉：《中国，非洲新的发展伙伴——欧洲特权在黑色大陆上趋于终结？》，肖晗等译，第245页。
[15] 门镜、〔英〕本杰明·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76页。
[16] 刘鸿武、黄梅波等：《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页。
[17] 丁韶彬：《大国对外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8] 魏雪梅：《冷战后中美对非洲援助比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8。
[19]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慧等译，刘鸿武审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14页。
[20]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慧等译，刘鸿武审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34页。
[21]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慧等译，刘鸿武审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74、75页。
[22] 〔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1页。
[23] 〔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21页。
[24] 门镜、〔英〕本杰明·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86页。
[25] 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9页。
[26] 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19～132页。
[27] 张海冰：《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1页。
[28] 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6～15页。
[29] 王洪一：《试论“中国威胁论”》，《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30～31页。
[30] 刘乃亚：《互利共赢：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兼批“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论调》，《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33～39页。
[31] ［美］保罗·沃尔福威茨：《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梁鸥译，《金融时报》2006年11月2日。
[32] 徐辉：《战后国际教育援助的影响、问题及趋势》，《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5页。
[33] 顾建新：《国际援助非洲教育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第54～55页。
[34] 潘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与中国的发展——一个国际多边发展援助案例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15页。
[35] 吴卿艳：《国际教育援非的发展、问题及对策》，《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5期，第63～64页。
[36] 顾建新：《国际援助非洲教育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第57页。
[37] 谢喆平：《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第1页。
[38] 张民选：《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第313页。
[39] 周弘：《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3～11页。
[40] 李小云、徐秀丽、唐丽霞：《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若干建议》，《国际发展时报》2016年1月27日。
[41] 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2，1962，pp.301-309.
[42]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 Publisher Corporation，1979，p.200.
[43] K.B.Griffin，J.L.Enos，“Foreign Assistance：Objectives and Consequenc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18，No.3，April 1970，p.315.
[44] Guy Arnold，Aid and the Third World：North/South Divide，London：Robert Ryce Limited，1985，pp.157-160.
[45] Jr Robles and C. Alfredo，“EU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the Year 2000 and Beyond：A Theoretical Approach，” European Studies：Essays by Filipino Scholars，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Center for Integrativ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with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1999，p.71.
[46] Arnold M.Zack，“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A New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Assistance in Africa，” in William Y.Elliott，ed.，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Role of U.S.Foreign Aid，NewYork/Washington/London：F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s，p.133.
[47] Michel Carton，“Aid，l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Trend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Kenneth King and Lene Buchert，eds.，Changing International Aid to Education，Paris：UNESCO，1999，pp.60-67.
[48] Michel Carton，“Aid，l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Trend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Kenneth King and Lene Buchert，eds.，Changing International Aid to Education，Paris：UNESCO，1999，p.64.
[49] Lenna Bukater，“Directing Foreign Aid for Basic Education：Taking Account of Political Will，” Brookings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No.4，2008.
[50] Noel F.McGinn，“Issues and Challenges Raised by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Implementing the New Modalities of Aid to Education，” Prospects，No.3，2008.
[51] Roger C.Riddell，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2] Warren Weinstein，Thomas H.Henriksen，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N.Y：Praeger Pub.，1980，p.119。
[53] Ana Maria Gomes，“Report on China’s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Africa，” p.10，http：//www.europa.eu/meetdocs/2004_2009/documents/pr/697/697015/697015en/pdf.
[54] Shoko Yamada，“Introduction：Positions of Asian Donors in The Aid Discourse toward Post-2015，”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Vol.3，No.1，2014.
[55] 靳希斌、安雪慧等：《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理论概述与实践分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6] 窦金美主编《国际经济合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第246页。
[57] 刘太伟：《冷战后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的调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第4页。
[58] 陈建主编《国际经济合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 408 页。
[59] John White，The Politics of Foreign Aid，London：Bodley Head，1974，P 7.
[60] 崔日明、阎国庆主编《国际经济合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169页。
[61]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16页。
[62]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http：//www.scio. gov.cn/m/zxbd/nd/2011/document/896471/896471.htm，2016年1月16日访问。上述概念需从语义方面对“援助”一词进行解析。据韦氏词典定义，援助的同义词有Help、Support、Aid、Assistance等。其中help与Support是普通用语，一般用于非正式场合，多指非物质的“举手之劳”的帮助；而Aid与Assistance为强语气词，其中，Aid一般含义为“help or assistance given to someone”，特定含义为“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即给予他人帮助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是一种财政和技术的援助；Assistance的一般含义为“the act of assisting or the help supplied”，特定含义为“providing aid and comfort”，即提供帮助或协助的行为，并且有精神安慰的作用。因此可以理解为在Aid中，援助者与受援者的关系处于明显的强—弱状态，而Assistance反映出援助者在援助过程中起辅助作用，事情主要由被帮助者来做的助手意愿，更强调“协助”的内涵。
[63] 赵玉池、陈时见：《国际教育援助及其对世界教育发展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49页。
[64] 徐辉：《战后国际教育援助的影响、问题及趋势》，《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5页。
[65] 袁本涛：《发展教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467页。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2条、第60条、第61条。该法于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67] UNESCO Funds-in-trust，http：//whc.unesco.org/en/funding/。
[68] 胡宗山：《政治学研究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