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诗歌体现的性情、意蕴及复合思维漫述
——写在笺释前面
韦应物（737～约793），京兆长安人，世居杜陵。关于他的生平，孙映奎先生概述云：“应物早年曾入宫为三卫近侍，任侠不羁，安史之乱起，流落失职，始折节读书。代宗广德元年（763）入仕为洛阳丞。大历九年（774）为京兆功曹。至德宗建中二年（781）仕至尚书比部员外郎，出刺滁州，移江州。贞元四年（788）曾入朝为左司郎中，官终苏州刺史。”[1]韦应物出生于由盛转衰的中唐初期，从唐诗史上我们知道，他虽不是此时的领军人物，但在后来他被高度赞扬，被推置于唐诗的高雅一档，受世人景仰。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
李肇《国史补》称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以还，各得其风韵。”张为《诗人主客图》：“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上入室一人，韦应物。”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
宋元明清以还，世人或是以王孟韦柳并列而推举他；或是抛开王孟与盛唐，直接认可他，并将他纳入儒家的正源层面阐释，认为他所接续的应是中华文化的直接正脉。
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西学的传入，世人开始用达尔文思想图解所谓山水田园诗派，以气骨顿衰理念评价韦应物。
以上所述笼统地说应是关于韦应物及其诗解读的观点，在当今的学术界均很有影响，但在笔者看来最后一阶段由于西学影响，世人的理解反倒有悖于韦应物的真相，也有悖于学人对韦应物的诉求。今天的学人经常停留在关于韦应物与山水诗理解的抽象状态，并不能还原韦应物诗的实质。那么什么才是理解韦应物的“正法眼藏”[2]，或者说如何才能达于理解韦应物的正途？笔者以为这对当前的学者来说也许更重要。因为树立相对中实的观念，我们才能明确把握韦、阐释韦的价值，韦诗也才能释放解释学的意义。若要掌握这一点，关键要理清以下思路，或言应建立如下一些纵横交织的思维框架，尽可能将韦应物贴近文化，靠近历史，从而不被一种偏好所割裂、遮蔽。
其一，认清什么是理解韦应物的第一要务。[3]韦应物身处唐朝由盛转衰的动荡时期，这应是那个时代诗人共同之处境，尤其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又经历了韦氏家族的败落和中年丧偶等不幸，显然由于家国与他本人均有曲折的生活经历，他不得已更深折于自己的时代，有独特的视角。在韦应物早年一些事迹中，有两件事应是理解他的第一要务：一者，是安史之乱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二者，早年即有的隐居求志的心态。至于安史之乱对其影响，亦即应抓住安史之乱时诗人何为。
韦应物作为韦家重要传人，作为长安人，皇家卫戍的亲历人，安史之乱前后，一直活跃在丧乱的中心即长安、洛阳。韦应物留下了系列涉及安史之乱的诗意，诗歌中均有今昔之感、荣辱之感，从这些诗不难看出安史之乱应是他此后系列心理及价值观缘发的更真切背景。这些诗使我们感到他那种逐渐淡化了的怀才之叹，以及愈加明确地将求得安宁作为表达人生感悟的为诗目的。
泛览韦应物的生平不难发现，他整个早年就是在此动荡的进进出出、荣荣辱辱之中颠簸的。如果说对安史之乱疮痍的慨叹是把握他历经国难的要务，那么隐居求志应是把握他此时个人心灵历程的要务，也是理解他此后系列人生行为的另一重要背景。我们从这里能找到他的人生目标新转换的萌芽，正是这一萌芽使他独挑了整个中唐风气的头。比如原来诗人是“立登要路津”[4]，此时是隐居求其志。即便隐居，他与盛唐士人也不一样，原来关怀于不为所用的苦闷，企图走“终南捷径”，现在要为人生在世找寻更深刻的缘由。不难得出结论，这一次他两度辞官是真隐了，他所抒之情亦由此变了调。
吕本中云：“徐师川言，人言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引《吕氏童蒙诗训》）
张戒：“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标韵观之，右丞远不逮苏州，至于词不迫切而味甚长，虽苏州亦所不及也。”（《岁寒堂诗话》卷上）
综上，韦应物一生虽经历繁富，但这两件事才是要特别重视的他所亲历的人生要务，是理解他作为哲人、作为诗人种种诗思所要侦得的背景。
其二，明白什么是理解韦应物的第一要义。要义者应是指思想层面上体现的重要内容或道理。作为一个哲理诗人，韦应物追寻道的思路与印迹均很明确。从史料上看，他的这个自觉萌芽很早，大约在沣上隐居时就相当明确。其《沣上精舍答赵氏外甥伉》有云：“所推苟礼教，于性道岂深。隐拙在冲默，经世昧古今。”又其《答令狐侍郎》诗云：“一凶乃一吉，一是复一非。孰能逃斯理，亮在识其微。”又其《答崔主薄问兼简温上人诗》有云：“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凡此种种，均说明他对道的追寻很早即明确。总之，由于不断深入地展开对“道”“性”的探求，他的知识结构与人格结构发生了系列重大变化。韦诗中这些系列变化及所用的系列新语汇具有中唐的意味。在所有他用心使用的概念中，“道心”应当是最核心的，应是第一要义。故此，我们应当抓住“道心”理解韦应物，一个韦应物可以分解成道心意念的萌起、道心内涵的明确、道心的表现等，而一部韦应物诗者，乃道心涵容的心灵历程也。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韦诗皆以平心静气出之，故多近于有道之言。”
其三，抓住什么是理解韦应物的第一关键。以往学术界研究韦应物虽在许多方面很有启发性，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过于抽象视韦，过于单一而下定义。而事实上若聚焦韦应物，会发现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分前后两端，也即将其一生分成刺滁前后是第一关键。刺滁前后，韦应物的心理矛盾活动是不一样的，在关中韦应物的主要矛盾是得志与失意的苦闷，东出刺滁后主要矛盾则是出与处的思考。比较一下两个矛盾的同异交叉也许更重要。在关中韦应物表现得志与失意时，虽有时亦从出与处角度切入思考，但显然出与处在他的人生前期不是自觉的。在关中他人生失意时更多是从宏观上思考人生何如，读书何为，尤其是他丧偶辞疾闲居沣上时。与之相对照，在滁则主要表现为作为一仕人对出与处的思考，此应是对得志的升华，这样一来，不仅与他在关中不同，也使他一下子与陶渊明拉开了距离。韦应物以自己的言行表明人生无论得志失意，出与处均有更深刻的意义，它应是超越于得志失意的，提升于出与处的。韦应物在做出上述这样一些思考时还有一个特点，即喜欢勾勒自然背景，将问题放到自然宇宙背景上。不难看出韦应物擅长回融自然背景，将问题提升到自然宇宙的高度，并贯于思维转变前后。此用韦应物自己的诗来说，即“一与清景遇，每忆平生欢”（《秋夜》）。只是韦应物表现关中的山水多清逸，或者韦是以清逸来消弥他前期人生的失意；东南山水则多警奇，韦应物是以新警奇来表现他对所探讨的吏隐应世方式的思维及自信的。韦应物终于证得“偶宦心非累，处喧道自幽。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赠琮公》）。韦应物称这种心态为“赏心”，从而使自己与千年道心连结起来。这应是理解他第一关键的坦途。他的这种特征经常为学人所关注，比如大多数学人均联系后来韦诗的这些议论阐发他对陶诗与境界的创造利用，王船山则撇开陶诗，直接将韦诗与十九首、诗三百加以联结以为是性情的正脉。而日本学者近藤元粹则评韦注重其雅炼、精警、新奇等。
其四，体悟什么是理解韦应物的第一吃紧处。在我们看来，韦应物诗往往有苍茫的宇宙意义。也正是这种宇宙意识，使我们能看到他蕴藉丰富的儒家情怀，而感悟这种儒家情怀是他的第一吃紧处。翻开对韦应物的批评史，最数苏轼、朱子、刘辰翁一直到王船山，他们所集中阐释挖掘的正是韦应物的这种儒家情怀，从而也深入探寻了韦诗的“赏心”，以及“赏心”“道心”与“萧疏”的关系，全面深入地追问了情怀内涵。
首先，苏轼强调其远韵以将韦与王孟等盛唐诗人区分开来。
苏轼云：“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
其次，朱子在理学成熟的背景下更进一步将韦诗与王孟、陶做了区分。
朱子云：“（韦）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问：‘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是有做不著处便倒塌了底。’”又云：“韦苏州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5]朱子的这个观点在南宋末就受到刘辰翁等的响应。刘辰翁以“居官自愧，悯悯有恤之心”“知耻”等深刻理解了韦应物的这种谦卑感激的儒家心理。
再次，船山在其《唐诗评选》中全面创造性地总结宋人观点，深刻解读了刘辰翁的“知耻”。其云：“苏州诗独立衰乱之中，所短者时伤刻促。此作（幽居）清不刻，直不促，必不与韩柳元白孟贾诸家共川而浴，中唐以降，作五言者，唯此公知耻。”又云：“韦他诗多从二张来，乃心直在《十九首》间，少识者即以陶韦并称，抹尽古今经纬。”总之，韦应物正因谦卑而刻促，以刻促而显知耻，因拳拳的“知耻”心愫而维系中华诗人性情正能量。这也许是韦诗受后人景仰的第一吃紧处。
其五，彻悟什么是韦应物哲思的第一玄韵。翻开宋代的诗史，会发现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一者越来越标举平淡，二者努力建立了一个陶渊明以来中华诗人性情的承祧传统。上述两个方面均关联着对韦应物的阐释。因此把握在什么意义上的关联应是关于韦应物的第一玄韵，把握此即能执解释的牛耳。众所周知，自王禹偁、梅尧臣以来宋代学人即标举平淡，欧阳修作为倡导诗文革新的领袖，更进一步明确了平淡之义[6]，它应是诗文革新所倡导的主要内涵之一。这就是说从古文家时代起，宋代学人即一方面标举平淡，一方面逐步自觉营造了一个从陶渊明至白居易的平淡审美传统。只可惜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代古文家，他们致命弱点在于没能深刻理解平淡的深层意蕴。
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虽早在四代仁宗时代既已呈热潮，但由于以上原因，以平淡论诗一直没有得以进一步落实。到了神宗时期，随着欧阳修所奖掖的一批学子逐渐有了自己的角色特征，社会矛盾发生转移，随着宋代道学成熟，道学家们以他们目标的明确、思维的缜密、对三教结合的周严，完成了对自己学说的建构，古文家的价值观因此被全面超越。宋代道学家首先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宋代道学家重新能动创造性地掌握了自然的特征、人与自然之关系、以自然为背景的人的真实相，这样一来，如果说平淡诗是从宋初即被倡导的风尚，那么道学家最终以自己形而上的宇宙论等的成就全面充实了平淡内涵，他们所发现的平淡就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更应是他们以道学的方法、理想所把捉万化的真实。自然不仅如老庄的描述，它们恰恰是生命的实相。伴随着道学自身的成熟，我们发现道学这个成就从不同角度全面影响着宋代人格及审美探寻的进程。首先道学家又全面深刻地充实着平淡的意蕴。其次他们又将对陶渊明的解释注入了更新的充实的内涵，并且将两方面内在于一起。特别重要一点在于这个文化现象虽伴随着各家各派自身宦海的沉浮，然关于平淡的对话重建却一直被各家共同提携着。如果说作为蜀学学派的苏轼与其他各家相比道学探讨的重心发生了转移，那么转移的关键在于苏轼经常是把陶渊明作为思考重点的，而韦柳同时在这个意义上被突显出来，从而重新阐释自陶渊明以来的平淡传统，此应是苏门的理论成就。
所谓的道学问题重心发生转移，是指苏轼不再将重心致力于宇宙观建构，而是以此为理论成果重新解释“诚”意，蜀学强调“水”性，聚焦“乐”之境界，从而使其形上之学逐步过渡为和人之主体相关联，以人格理想的建构为旨趣。正是依托这个思维背景和理论基础，苏轼最终推出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表现出人格理想探讨的逻辑进程，实现了对人生理想问题的描绘在诗歌领域里的软着陆。也就是说，在北宋元祐以后，世人所理解的韦应物经常是带有宋代道学的理念的，抓住宋代道学的玄义，感悟道学的玄韵也许才能融入关于韦应物的解释问题域。
曾季狸《艇斋诗话》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应物、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
上述是从五个方面谈如何去抓住韦应物的文化意蕴的。
在此我们还想就苏轼的观点做一下总结，从而把握韦应物诗的第一玄韵。我们从中国绘画史知道自北宋中叶起有一个被逐渐确定的南宗传统。若对照一下，在笔者看来，苏轼的上述此举也可说是通过陶到韦为中华诗史树立起一种味外味，绵绵一线的诗传传统，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相互呼应的，要说有偏差则在于明人逐步借禅宗加强了中国绘画评论的南宗思维公案，可由于过于抽象了道学的内涵实质，以至于遮蔽了宋元背景。[7]而对于从陶到韦的诗歌进程，宋代蜀学中人所勾勒的中华文化远韵也经常被视为杂学，没有真正起到评估韦应物道心标准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说在文人画中以标举南宗被披上了禅宗的外衣，那么在从陶到韦的诗歌传统营造过程中，由于以追问中华传统文化道心的绵绵一息为归趣而更表现出坚守着儒家营盘，是中华士人性情的正脉。如果说南宗画在明儒那里因概念化而遭受着被图解的尴尬，那么苏轼所树立的从陶到韦的诗歌传统中，韦始终以它的从容与充实而表现着深沉意蕴。
从文化史可知，中国自然山水的总理想“天人合一”，在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眼里有不同呈现，不同时期诗人其情怀、品格在于均能以总理想为背景针对其时代加以评论、感悟，或讴歌，或畅漾和谐，或抒其孤独。如此说来，韦应物笔下山水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表达中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面貌，而宋人笔下韦应物又是一种新精神，此乃把握韦应物的第一玄义。
为了表达韦应物诗中这些纵横交错的信息，笔者在书稿中对韦应物的诗作采取“点评式”笺释。
其一，点评式不是诗意疏解，更不是段落赏析，它有着自己古老的身世，它应是先贤经典注疏的组成部分。它应当是先贤从思想的角度、审美角度，使自己以思维特性、追寻视角，而从经典注疏中的分离。它与通常注释疏通文义不同在于其中寄予了注评人较为自觉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诉求。此就一个人来说是其学术见地，就一个时代来说则是一代更明确的学术风尚。汉宋两种风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应是自汉以来，这两种对经典点评的不同诉求带来的。
其二，点评一直呈现着激发式特征，体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原则。就诗词来说，评家经常表现出不得已或有意通过点评将自己的见解藏于其中的心态，即对于一个士人来说点评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之事，因为它经常以“不得已”而显现诚意，具有特别的魅力。自唐以来，点评者除了保留了大量的经典点评观点，也为点评方式、方法，积累了大量成果，用点评推出大量审美意念。
其三，点评有时依文本而存有，有时独立出来结成诗话、词话等。尤其是中唐以后学人广泛地参照禅家参话式，更丰富了点评的方式，更灵动生趣。它的价值在于试图以更随意的情形，搭建起交流对话的平台，从而介入诗人以表达自己。明清以还，士人又将点评推及小说与戏曲。点评成功地结合戏曲与小说的产生时代与文本特色，自身也得到更进一步发挥，从而既吸收诗词点评的传统又以自己的特点表现出与之相映成趣的景观。
关于点评的一些特点与优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教授叶朗在《中国小说美学》中曾借小说评点对其做了总结[8]。其云：
小说评点的内容不仅仅限于美学的评论，除了美学的评论之外，还有社会的、政治的评论。评点家在评论小说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对当时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风气发表很多议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和人生观。例如李贽、叶昼的小说评点中，这种社会的、政治的评论就占很大比重。因此，小说评点一般都带有很强的政论性和哲理性。
小说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和小说美学的独特形式，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
（一）小说评点既可以对读者的阅读欣赏进行指导，又可以对作家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既可以对作品的总体进行美学概括，又可以对作品的细部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既可以从各个角度议论作品本身的得失，又可以结合作品的评论，探讨各种美学理论问题。因此，它比较灵活，比较自由，容量比较大。
（二）小说评点是从作品本身出发的，是从作品的艺术形象出发的。小说评点家是小说美学的理论家和小说批评家，同时又是小说艺术的鉴赏家。象金圣叹这样的评点家，艺术鉴赏能力是相当高的。他们对作品反复进行阅读、分析、研究、揣摩、品味，从而对作品有比较深的感受和理解。他们的美学理论和批评，就是以他们本人对作品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为基础的。这样的理论和批评，就有可能对艺术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也有可能包含对艺术内在规律的某些真知灼见。这样的理论和批评，不但与那种脱离艺术作品的先验的、空洞的理论和批评大不相同，而且也与某些对艺术毫无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人所搞的那种冷漠的、旁观的、离题万里的理论和批评大不相同。
（三）小说评点是夹在作品当中，与作品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读者在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在艺术欣赏的整个过程中，随时都会听到评点家的声音。这种声音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拉出来，从而多少割断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这当然会减弱读小说的趣味。但是这种评点家的声音对于读者也有许多好处。第一，它提醒读者注意欣赏一些被他忽略了的东西。这也就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随时提高读者的审美感受能力，从而使读者对作品获得更多方面的感受。第二，读者过分被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他的欣赏心理就容易变成单纯的猎奇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的欣赏就很匆忙，很被动，不可能感受和思索作品的更深层的含义，也不可能对艺术美有所品味。评点家的声音犹如阿尔卑斯山谷中过去树立的那座写着“慢些走，欣赏”的标语牌，它劝告读者放慢阅读的速度，使读者在自己的欣赏心理中增加品味和思索的成分，从而获得更深一层的美感。第三，它帮助读者随时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使读者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在小说美学的理论方面也有所进益。
（四）小说评点，只要是第一流的，一般都写得浅显明爽，通俗易晓。象金圣叹的评点，更是写得生动活泼，淋漓酣畅，富有情感色彩。这种文风，和那种板着脸孔发空洞议论，字句工整典雅而思想呆滞拘束的八股文的文风是很不相同的。
诚如小说点评被学人忽视一样，点评式的诗词批评模式也经常被当代学人所忽略，或没引起重视。
对于典籍，有理由去肯定研究者不辞辛苦以规定的方式所进行的整理，因为这样能让一本本典籍以一种完善的形式继续存留于世，但显然也需要对这些典籍做一些“接着写”。
对于拙稿这本关于韦应物诗的“点评”方式，笔者不是想去拔高它的价值，只想说它更应是“接着写”的那种，其目的就是要借以对话诗人、还原历史，通过点评韦诗寻觅盛中唐转型时的文化特征，或言通过披览众作直接找寻中唐思维转型乃至宋代道学的真正源头。恳切地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效果。而以“笺释”称名书稿，则更强调它的随意性。从文献资料可知，关于韦应物前代点评已有多种，例如宋元之际溪须先生（刘辰翁）评点（今存明成化、弘治间张习刻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张习本，又有杨氏枫江书屋藏元刻本），明末朱墨套印刻本（中附白居易、高棅、杨慎、钟惺、谭元春等点评，简称朱墨本），日本宝永三年（1706）刻本（见日本汲古书院汉诗集成本，简称和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刘辰翁校点袁宏道附录本（简称参评本），另外还有清甲午时期日本学人近藤元粹的点评。在本书中笔者全文征引了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对韦应物的点评。船山以点评形式表达的观点今天看来既表现对韦诗的理解，也沉淀着自己时代历史遗迹。总之，它们的价值正好说明点校的优势。而拙稿也即期于从此角度切入，也许做得不好，但只是想说，这一种方式显然有其存在的理由，需要有人去尝试，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切实接绪着前人，同时也能以一种更经得起传统考验的方式直截了当地介入与韦诗的交流。
总之，为此思路，笔者想在“点评”中关注如下一些事：（1）每个阶段对于诗人人生的意义；（2）诗人的每个阶段于时代的真照；（3）诗人每首诗中蕴涵的人生体验；（4）每首诗中对社会文化思潮的介入交流状况；（5）每首诗中所保留的转型时代的人生印迹；（6）每首诗为中唐文化创造的价值；（7）韦应物及其诗在思想史、士人心灵历程史、中华文化传承史的根本意义。
上述各方面本身就是交叉的，笔者要努力抓住它的主体性、性情化、哲理蕴涵、文化包融，从而尽可能通过点评落实读韦诗的目的。
[1]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序》，中华书局，2002，第1页。本书韦应物诗歌及孙望先生研究材料均据此书。
[2] “正法眼藏”，佛教术语，后来经常为禅宗所用以作为营造参禅的角度，树立参悟的机锋，且被文人转用。
[3] 第一，指根本义，主要是意引禅宗用语“第一义谛”。据史料，当初达摩在嵩山布道，即强调弟子参“第一义谛”。
[4]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杜心解》，中华书局，2010，第4页。
[5] 《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中华书局，1986。
[6] 可参见《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评论。
[7] 笔者在此所指是中晚明时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以南宗理念划分阵营、论画的得与失。
[8]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