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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俄斯
岛欧洲史诗开始的地方，战争难民从未消失
愿神明让这个漂泊的人在到家前死去，
然后我们得以从一切混乱中幸免！
——求婚者 《奥德赛》第18卷
旅行，是说走就走，还是订好计划再出发？我的环欧之旅跨越18个国家，行程超过3000英里（本书按作者习惯，单位皆用英制）。因此在出发前，我需要仔细斟酌，从哪里开始最合适。欧洲史诗源于希腊，而《奥德赛》是最为著名的历险传说，史诗之旅当然应该以它为起点。这部史诗大约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末，出自诗人荷马之手，故事中的经典元素如塞壬妖岛、独眼巨人和宫殿恶战等，可以说家喻户晓。我们对此太过熟悉，以至于经常忘记《奥德赛》问世时，人们尚未形成完善的饮食制度以及学会铸造货币。不过时至今日，翻开《奥德赛》，仍然感觉仿佛在读一部现代作品。它的环形结构和非线性的叙事手法，让阅读一点也不枯燥，充满趣味；人物形象饱满传神，故事情节清晰紧凑；文笔细腻，热血战斗的场景跃然纸上——这些现代人推崇的文学特质，荷马都运用得炉火纯青。想想看，那些高票房的公路电影和灾难片里，角色们经历种种磨难，甚至中途身亡，枪林弹雨，热血激情，影片也随之进入高潮。《奥德赛》的阅读体验亦是如此，给人一种这是一部现代作品的错觉。
从创作时间来说，《伊利亚特》问世更早，它讲述了特洛伊战争和阿喀琉斯之怒的故事。但创作时间稍晚的《奥德赛》却流传更广，经久不衰，在两千年后仍是好莱坞编剧们争相效仿的故事原型：灾难突然降临，英雄与敌人浴血奋战，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皆大欢喜。如果用被模仿的次数来衡量作品的伟大程度，那么，《奥德赛》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但正因如此，我的奥德赛之旅有些棘手。为什么呢？看看那些摆在图书馆和书店书架上的各种“奥德赛”吧：《新奥德赛》《一场奥德赛之旅》《伊萨卡》《喀 耳刻》《奥德修斯的回归》《奥德赛，从失踪到被宣布死亡》……这还只是近十年出版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奥德赛》能从众多经典史诗中脱颖而出，超越时空限制，让古今中外的读者都沉醉其中呢？它向我们揭示了欧洲大陆的哪些内涵？它是如何影响欧洲文化走向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决定将奥德赛之旅分三部分。首先，我要深入希腊。希腊是奥德修斯的家乡，那里的人与他有着天然的联系。然后，我将来到风暴之眼，与那里的人深入交谈。因为很多时候，从个体可以推断出整体。最后，鉴于《奥德赛》是一部关于旅行和冒险的经典故事，我也将亲身进行一些探险，体验英雄的感受。
但最主要的是，我要先去那个岛屿，那个据传是《奥德赛》创作地，同时也充满现代危机的岛屿。《奥德赛》从未丧失生命力，这对于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而言，是多么难能可贵。它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自我更迭。想想看，如果把史诗中的经典场景改写成新闻标题——涌出战区的男人被困地中海岛屿，拼尽全力寻找安身之处——你是否深受触动？如果你忠于内心，你得承认，把现世灾难与古代传说相提并论，并不会折损任何一方的价值。
希俄斯岛，距离土耳其仅仅几英里，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之前，以乳香脂和黑酒闻名。现在，这里羁留着近4000名“未处理”的避难者，是难民危机的中心地区之一。
这里是天然的海上要塞。破旧的堡垒墙壁上，杂草和泽菊从墙缝中探出脑袋，仿佛彪形大汉肱二头肌上的文身。石头屋顶上布满弹孔和缝隙，一眼望去，天空被割裂成一片片楔形的蓝色。阳光懒洋洋地洒在集装箱上，集装箱里住满了难民。帐篷后面，男人们围在一张栈桥桌边打牌。再往后，难民排着长队，等待发放晚餐。有人用手指拨弄着剩下的烟头；有人身穿捐赠的夹克衫，低着头在口袋里翻找配给卡。这里是苏 达难民营，难民今天的晚餐是米饭和红花菜豆。
“老师，”亚辛说，“您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脱下夹克衫，团成一团放在帐篷入口处的鞋子旁边。坦白说，这些食物令我毫无食欲。我不是不喜欢吃红花菜豆，而是清楚地知道，这些食物是专门为难民准备的。但亚辛坚持邀请，而我从来都不擅长拒绝。
“嗯，”我把手伸进米饭，象征性地吃了几粒，“太好吃了！”
“谢谢您，老师。有机会的话我很想邀请您去我自己的家，我宰一整只大绵羊招待您！”
两年前，亚辛还是霍姆斯大学的医学生。但叙利亚战争爆发后，霍姆斯大学关闭了，他回到老家的村子里，成了一名私人医生。后来，他来到了布尔萨，成功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的目的地是欧洲。微薄的工资一笔笔攒下来，加上亲戚寄来的钱，他终于凑够了偷渡的费用。他联系上走私分子。但第一次偷渡无疾而终，约好的船根本没出现，船费打了水漂。几个月后，他终于又凑够了钱，开始第二次尝试。这一次，偷渡船被海警拦了下来，他被赶出船舱。还有一次，渡船被老板的竞争对手偷走了。不过，亚辛没有放弃，他不停地尝试，第六次终于偷渡成功。
“那天的海面很平静，”亚辛说，“我原以为这次会很顺利。”但船走到一半时，他产生了怀疑。“船上人太多了，海水漫进船里，到脚踝那么深。我们齐心协力，用手捧着水使劲往外泼，但徒劳无功。”
幸运的是，船已经走得够远。空中响起喇叭声，仿佛神在回应他们的祈祷。一位渔民发现了他们，并向希腊海岸警卫队报警。海警将他们带到希俄斯岛，交给联合国难民组织（UNHCR）。填写登记表后，他们被分配到帐篷和集装箱改建的居留所，开始了漫长的避难生活。在叙利亚，亚辛的住所是一栋三层楼房，有卫星电视，Wi-Fi信号总是满格；而现在，他不得不屈居在帐篷里，时刻提防泛滥成灾的老鼠，以及被老鼠吸引过来的蛇群。每天清晨，叫醒他的是咆哮的海浪声、风吹动帐篷画布的嘎嘎声和难民同胞挣扎着摆脱过去的尖叫声。
我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欧洲之旅中会遇到难民，因为我的行程与他们的逃难线路有很多重合。但我不能接受自己在遇到他们时，对他们的苦难一无所知。我打算在难民营里待上几个星期，寻找那个欧洲大陆激烈争论的问题的答案。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为难民做点什么。因此，我自愿加入一所由发廊改建的专门的难民学校。
这是一栋古老的石头建筑，设有两间教室，有一个带窗帘的大厅和一个小厨房。墙上挂着行为准则和纸制模型，难民的绘画作品和教师肖像并排放在一起。或许因为画像是用签字笔画的，我的画像有着一张海草色的脸，两只耳朵像门把手，脖子长长的，呈深红色。大多数时候，学校晚上都会召开会议，十分冗长，气氛像《伊利亚特》中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一样紧张激烈。每个人都参加会议，就纪律性程序展开讨论，就新设项目抛出创意，就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因争夺难民营主导权而引发的两国学生频繁打架斗殴一事互通信息、交换看法，等等。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经历过非同寻常的磨难，但大多数学生都表现出很强的心理素质，很快就能恢复心理平衡。也有一些人在痛苦中苦苦挣扎：有男孩子用每月90欧元的生活补贴买醉，试图忘记过去；有人被毒品贩子蛊惑，误入歧途；孩子们的胳膊上伤痕累累，或是因为打架斗殴，或是出于自残。当你望向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饱含沧桑。因为之前的经历，我懂得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但我的水平远远不足以开导他们。他们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TSD），需要专业人士的专业治疗。他们就这样被关在难民营里，等 待遥遥无期的避难听证会；对未来，内心充满挫折和焦虑。
然而，如果你坐下来，和他们下一盘象棋，欣赏一下他们的画作和诗歌，和年幼的孩子们玩一场“鸭，鸭，鹅”的游戏，当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你耳边响起，你会忍不住想，把他们关在难民营里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就像那些中了女巫喀耳刻巫术的古代伊萨卡人，身体变成了猪，却还保留着自己的灵魂。
在外国流浪的难民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当地政府和人民总是投来怀疑的目光，就连身边的人也不信任他们。就像奥德修斯，他回到故乡伊萨卡时，乔装成“一个厚颜无耻、伤风败俗的乞丐”（求婚者安提诺奥斯的原话）。一名真正的乞丐向他发出挑衅，安提诺奥斯在一旁煽风点火，要两人展开搏斗，胜利者可以吃到羊肚。奥德修斯把乞丐摔在地上，“鲜红的血液立即从嘴里向外喷溅，乞丐尖叫一声，跌落在地上”。这样温和的打斗描写，在《荷马史诗》中实属罕见。
《奥德赛》里描写了大量逃难者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外乡人的遭遇。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在渡船上收容逃难人，丝毫不求回报；牧猪奴尤迈乌斯热情收留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其实是他的主人乔装而成），并向他讲述自己沦为奴隶的悲惨过往。当你读到这些场景时，你会忍不住猜测，荷马大概亲身体会过离乡背井的痛苦。
“难道我们这里的流浪人口还不够多吗？一帮可怜又讨厌、令人倒尽胃口的饕餮！”求婚者安提诺奥斯申斥道。在过去三千年的反移民浪潮中，这个问题曾经被反复提起。一天晚上，我来到一家海滨酒吧，和一名叫迈克尔的退休渔夫对饮红酒，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他说，“他们吸毒、酗酒，简直像动物一样野蛮！”他的手指布满绳子勒痕，说话间，轻轻地晃着酒杯，紧紧地捏着鼻子，“如果你想帮助他们，可以呀，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回你的国家？”
这个问题可谓正中要害。如果说欧洲构建政治联盟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毫无疑问，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拥有5亿人口的富裕大陆，建立一种有效的方式，吸纳仅有0.3%增长率的人口。但欧洲各国的领导人比奥林匹亚诸神更散漫，这导致泛欧洲计划的实施虽迫在眉睫，却往往让位于本国的民生大计。匈牙利筑起了铁丝网；德国领导人安格拉·默克尔对难民的态度急转直下；英国疑欧派四处派发抵制移民“蛀虫”的宣传单，推动英国脱欧投票。最后，希腊被推出来，不情不愿地承担起“人类灵魂仓库”的角色（希腊总理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的原话）。
在一堂中级英语课上，我向一名年轻的阿富汗学生讲述《奥德赛》的故事。“这听起来跟我的经历很像。”她说，笑容有些苦涩。她身体里流淌的不是希腊文化的血脉，却自然而然地与奥德修斯的故事产生共鸣。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在一堂创新项目课上，我们欣赏了《奥德赛》的改编本和知名歌手鲍勃·迪伦的名曲《像一块滚石》。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流浪者的故事，但令我惊讶的是，引发学生热烈讨论的是《荷马史诗》，而非迪伦的经典歌曲。
“它是有内涵的。”一名叫努里的学生说，“奥德修斯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他仍然苦苦坚持，想要活下去。我懂他。”
“但我觉得，我们的困难还要大一些。”另一名叫法祖拉的学生说，“我们不是船长，也没有许多奴隶供我们差遣，帮助我们达成愿望。”
批评文学为学生自我表达提供了合适的渠道，这在诗歌创作研讨会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与英国学生在课堂上有意识地表达自我不同，这些年幼难民的创作，几乎都是出自伤痛的本能：钢笔划伤了肌肤；对现状的不满；脑袋向后仰着，低低的背诵声；慢慢扬起的笑容……
他们的诗，既有关于大自然、春天和“接吻季节”的浪漫作品，也有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对看不到尽头的旅程（一个学生在文中写道，“那些无人能听到的尖叫声”）的迷茫，对难民营卫生水平的讽刺，对逃难途中随处可见的官僚主义的抨击，对逝去或留在祖国的亲人的思念。有人描写母亲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人描写坐在自家屋顶上，听着屋内亲人谈笑。我也写了一些诗句——在集体中，合群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几个月的旅行中，难民营课堂上的场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们将一腔热情注入大海，海风吹过帐篷挡板，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
我们大声朗诵诗歌，并且十分享受这个过程。朗诵诗歌时，我们感受到彼此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诗歌不是静止不变、印在书本上的死物，而是像荷马宴会上的咏唱一样，在我们的舌尖灵活地舞蹈。史诗的本意是说出来——大声读出来，才是史诗的精髓。互相分享诗句，就像分享笑话、点心，或在餐桌上会心一笑，是友谊的象征。
一个空闲的下午，我在怪石林立的海岸上散步，一路经过打着广告牌招租的临海公寓，以及用刺梨围栏围起来的陶土民居。一个布满鹅卵石的小海湾里，几名渔夫正在给一艘翻过来的小船塞填充物。我沿着台阶向上，经过弗里吉亚大母神西 布莉的神庙，然后继续往上爬，来到一块大约两英尺高、岩缝里塞满杂草的石灰岩旁边。
这就是传说中的“荷马的凳子”，其寓意已经不得而知。一个赤着双脚、留着胡须的吟游诗人，穿着皱巴巴的希顿古装，他在做什么呢？在吟诵安德洛玛刻为纪念被杀害的丈夫赫克托耳而作的哀歌？在讲述吃人独眼巨人的恐怖故事，令孩子们为之尖叫？在讲述类英雄故事《青蛙与老鼠之战》，取悦年轻人和有喜剧精神的人？在朗诵《底比斯之战》这部久远到不知作者真实姓名，常被归于荷马名下的史诗？遥远的古代，是否曾经存在一个名叫荷马的诗人？《荷马史诗》是由某个吟游诗人所作，还是群体智慧的结晶，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历经风云变幻而流传至今的史诗，“荷马”不过是个代号，代表了我们的情感认同。(1)
“荷马的凳子”附近，就是女神西布莉的神庙。这从侧面反映出，此地或许与荷马的史诗创作存在某种联系。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来 自希腊希俄斯岛；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他来自土耳其士麦那城；还有人认为，荷马来自其他地方，比如——最可能的是——近东地区。这一推论，可以在史诗中得到印证。用著名史诗学者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话来说，荷马眼中的特洛伊，不仅仅是特洛伊，而是“近东文化深刻影响希腊的结晶”。这种影响在《奥德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与各种亚洲神话和传说存在惊人的相似，而且与创作时间更早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也有共通之处。(2)希俄斯岛位于欧洲边缘，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它能很好地融合亚洲文化，因此在铁器时代滋养了大量吟游诗人，而且今天也是战争难民的避难所。
在西行之前，我需要先往东走，去故事开始的地方看一看。因此，在一个没有课的周末，我出发前往特洛伊。先乘船快速渡海，然后乘公共汽车前往那个著名的冲积平原。我穿过一片片西红柿种植园和悠闲吃草的绵羊群，行走在长满柽柳的斯 坎曼德河岸。阳光下，我的影子像独眼巨人一样威武雄壮。终于到达海边，我先是到传说中的阿 喀琉斯安葬地转了一圈，然后坐在一簇岩石上，等待汗水自然风干。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曾来到这里，为表达对英雄阿喀琉斯的敬意，他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跳起祭祀舞蹈，还洒了祭酒。当然，这种裸身跳舞的行为，在现代文明社会是有违公序良俗的。几英尺之外，穿着布基尼（一种连帽泳衣，能够盖住身体大部分）和阿拉伯罩袍的当地妇女正在浅水区戏水嬉笑，强劲的海风吹过，长袍高高扬起，沙沙作响，仿佛她们要迎风飞翔，飞越爱琴海。
特洛伊是《伊利亚特》故事的发生地，但是《奥德赛》通篇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中。它是珀涅罗珀不愿提起的不祥之地；是女妖塞壬和吟游诗人口中的战争废墟；是在费阿刻斯人的宫殿中，让奥德修斯泪流满面的回忆之所。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奥德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化。12世纪的编年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在其著作《不列颠诸王史》中提出，古代不列颠人起源于布鲁图斯，而布鲁图斯是特洛伊一方的幸存者埃涅阿斯的后代。将王族纳入神话谱系，这种做法在欧洲并不少见。中世纪文学作品《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称亚瑟王是特洛伊人的后裔；7世纪，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宣称，自己家族是古 代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后代；诺曼人首领罗洛认为，自己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特洛伊长老安忒诺耳；罗马诗人维吉尔最具影响力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中，讲述了少数特洛伊幸存者的故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让欧洲人产生身份认同的，往往是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也正因如此，离乡背井的亚洲难民，很容易在欧洲引起共鸣。失去和毁灭，不仅仅是欧洲史诗永恒不变的主题，更是欧洲文化中深层次的基因。
如今的特洛伊城早已变成一片废墟，她静静地躺在希沙利克山丘上，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仿佛一具被掏空五脏六腑的尸体。阳光温柔地洒下来，却不能让人感到温暖，只是徒增悲伤。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四处闲逛，从大朝门（神庙入口）走到防御墙，防御墙已然倾斜，下面用交叉的棍棒支撑着。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防御墙后面发现了仓促建造的围城结构，这成为《荷马史诗》源于真实历史的铁证。有趣的是，这座厚达4米的石灰岩防御工事恰恰显示了特洛伊防御外敌入侵的决心——《奥德赛》中，据奥德修斯回忆，战争双方对峙了整整十年，直到奥德修斯想出木马计策，把全副武装的希腊战士装入木马，诱骗特洛伊人运入城内，这场战争才以特洛伊人的失败而告终。如今，遗址入口处的旋转栅门旁，矗立着一只高大的木马模型。孩子们欢快地钻进木马内部，狭窄的窗户里不时传出兴奋的尖叫。窗户下面，他们的父母举着平板电脑和苹果手机，忙着拍照留念。《荷马史诗》中的经典物什，正通过照片墙（Instagram）等社交软件传到世界各地。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掘，防御墙后面的泥土已经变得松软，红色的罂粟花从裂缝中探出来，娇艳欲滴。我不禁想起《伊利亚特》中，关于特洛伊国王普 里阿摩斯的儿子戈 耳古提翁离世的描写，“就像一朵罂粟花，不堪暴雨重负，掉落在了茎秆上”。此外，罂粟花也是人们祭奠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战士以及祈求世界和平的标志性花朵。
普里阿摩斯和他的五十个儿子，
在刀戈声中醒来，满脸惊恐，
再次为特洛伊的命运颤抖！
1915年，后来死于败血症的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写下了上面的诗句。几周后，加里波利之战爆发。“特洛伊”这三个字，不是指一场具体的战争，而是指每一场战争。几千年后，《荷马史诗》依然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许多现代战争都是根据《荷马史诗》命名的。比如，2007年针对阿富汗的“阿喀琉斯”行动，2011年针对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等等。以布鲁克诗歌为代表的战争诗，不仅字里行间向《荷马史诗》致敬，而且揭露出一个事实：战争在不断自我美化，将自己隐匿在历史长河中；《奥德赛》中的老兵表露出来的“无情的、令人心碎的悲痛”，正在被弱化。特洛伊之前不是没有战争，但在欧洲人的意识中，特洛伊才是那个诞生一切的血迹斑斑的产房——正因如此，下一站，我打算去希腊首都雅典，走进大街小巷，探寻随处可见的涂鸦背后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