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陈章良，张朝阳回到中国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而前一天正是张朝阳31岁的生日。

尽管想来不太确定，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1月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张朝阳是一个文学青年，此时的他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最喜爱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能展示自己纯情一面的小说。张朝阳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北方的河》中写过的永定河。之后张朝阳的敏感、自省和他的英雄主义情结，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正是这份过分的自省，让张朝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可以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专业，但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了目标。东游西荡地混完了在清华大学的最后一年后，他去了美国。

到美国后，张朝阳变得非常反叛，他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他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但他要买车，而且一定得是敞篷车。他开车路过商店时会来一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他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还梳过Ponytail（马尾辫）。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博士毕业，留校做博士后，继续狂放不羁。

1995年7月，张朝阳以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的身份，在出国后第二次回到中国——前一次是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回国的，这一次则是陪着校长回国的。张朝阳安排了校长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见面，也陪着那位校长去了北京大学，接待人是陈章良，彼时陈章良刚被提拔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年陈章良34岁，张朝阳31岁。

陈章良34岁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再加之访问了许多朋友，张朝阳发现，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非常充实。而在美国的华人则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社会几乎没有太多联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里。

这一次，和之前很多次的选择一样，张朝阳同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只知道，他要回到中国去。回国做什么，他没有想好。

最终，张朝阳在1995年回国时选择了做互联网，原因无他，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有这样一份能帮助他尽快回到中国的工作而已。当然，这份工作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对张朝阳也颇有吸引力。

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加入的实验室的导师虽然是学校的副校长（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本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计算机必须要精通，否则他就不会让他的学生顺利毕业。对于张朝阳来说，他在实验室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因祸得福的是，当别人还在华尔街或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张朝阳却有这样一种闲情逸致在网上漫游，而这一玩，转眼就到了1994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张朝阳于是就想搞一个China Online（中国在线）公司。Riding the waves of our times, one is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other is the mergence of China asa global power.（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那个时候，张朝阳并不知道自己创业时能够做什么，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当时张朝阳拿这份商业计划书和系里懂计算机的人一起探讨，由于没有探讨出结果，他只好将其暂时搁置在一边。但张朝阳的一位叫加里·穆勒（Garry Muller）的美国朋友，后来跟家人要了些钱，成立了一家网络公司。一年后的1995年，他的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20多人的公司了，并在完成了第一次融资100万美元之后，把这个公司变成了ISI（欧洲在线）公司。为了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信息，他需要有人帮他在中国开展业务，张朝阳成了合适的人选。

由于张朝阳当时急于回到中国，虽然这份工作的工资不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张朝阳决定帮穆勒在中国开展业务。就这样，张朝阳回到了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