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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危产篇：孙小桃（1951—1967）

谢池是一条巷的名字。你若拿一把圆规在小小的温州地图上画个圈，谢池巷就正正地落在了那个圆心上。从巷口看到巷尾没有一座楼，全是矮秃秃的平房。那平房见过了太多的朝代太多的烂事，那砖、那瓦、那门、那窗，都是一脸的愁苦相。

站在谢池巷口往前走两步，再往右一拐，就到了城里唯一的那家百货公司。三层楼，层层卖的是不同的货，有城里人常用的明星花露水、百雀羚雪花膏、各色绣花丝线，也有城里人不常见的梅花牌手表。再往里就到了金三益老字号，那里卖的是铜板一样厚实的、洗一百水也不褪色的华达呢料子，还有用指头轻轻一抚就能钩出线头来的细软苏杭绸缎。

你若不想朝前走，往后拐也有几个去处。略退几步，就到了小学校。学校不大，甚至可以说寒酸。可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去的人，有几个也成了略有名气的文官武将。于是每任的校长都把他们的画像恭恭敬敬地奉在走廊上，也算是学校的另一幅门脸。

巷不长，走几步就到了底。你若走累了，想歇歇脚，从巷尾往右一拐，就到了中山公园，那里有一座九曲桥，是城里人穿戴齐整了拍全家福照片的背景。你若有个头疼脑热，就往左拐，那里有城里最大的一家医院。那里的医生若治不好你的病，你也就真是无药可救了。

你若不想歇脚也不想看医生，那你就接着走几步去爬一爬山。城里地势平坦，其实没有山。那被人叫作华盖山的玩意儿，其实就是一个土丘。丘上有路，全是大块石板铺的，一路到顶，有座凉亭，你可以坐下，买碗茶水乘乘风凉，顺便看一看山下的花红柳绿。

谢池巷就是这么一条巷子，破烂抠搜，毫不起眼，可是城里没有一样热闹能逃得过它的眼睛。

勤奋嫂的老虎灶，就开在谢池巷口上。

老虎灶听上去有些吓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杀人越货卖血馒头的店面，其实那不过是一爿小小的卖热开水的铺子。小城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说话难免有些夸张。既然能把小河湾叫成江，矮土丘子叫作山，把开水铺子称作老虎灶，也实在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离奇。况且，用老虎二字来形容那灶台和木桶的硕大，还真有那么一两分传神。

勤奋嫂的老虎灶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静，也是因为它的闹。它的闹是因为这里离哪里都只有几步路，出行一方便，住家就密集。住家一多，来灌暖瓶的人也就多。静是因为这条巷子里没有工厂机关的宿舍，这里的人都是住在平房里的散户，平日不在一个单位上班。各人捧着各人的饭碗，各人归各人的领导管，邻里之间彼此看得就不那么死紧——勤奋嫂喜欢的就是这份闲散。况且住宿舍楼的人，通常单位里都有食堂，吃过了食堂的饭，顺便灌个暖水瓶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他们成不了勤奋嫂的常客。

勤奋嫂的老虎灶，最先的时候只卖清一色的开水，一百块钱（旧人民币，合新币一分钱，下同）灌一个热水瓶，两百块钱灌三个。两眼大灶，两个风箱，两个大木桶，至多再算上热水龙头上蒙的那块纱布，那是怕开水溅出去烫着人，这就是勤奋嫂的全部家当。后来渐渐地，那铺子里就摆出了些其他物件，比如一百块钱一沓的草纸，两百块钱一包的牙粉，一百块钱两根的烟——那是勤奋嫂用旧报纸自己卷的。勤奋嫂铺子里的东西，没有一样超过两百块钱。她的利头，得把毫子剥成几瓣来计算。可是她靠着这个老虎灶，硬就是养起了一个三口之家。勤奋嫂的女儿，衣裳虽然有补丁，却总是干干净净齐齐整整的；而勤奋嫂自己，头发上总夹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塑料发卡。

勤奋嫂今年二十七岁，脸太扁，眉眼太细，怎么看也不是个大美人。可是勤奋嫂有两样东西，却是街上的女人比不过的。一样是白，一白就把千样的丑给遮盖过去了。还有一样是爱笑。勤奋嫂的眼角拐着一个小小的弯，即使是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笑。勤奋嫂一笑，天上无云，地上无尘，一片月朗风清。巷子里的人暗地里都说勤奋嫂怎么看也不是寡妇相，可她偏偏就是一个寡妇。

勤奋嫂搬进这条巷的时候，就已经守了寡。众人没见过她的男人，理所当然地以为勤奋就是她死了的男人的名字。勤奋嫂听了就笑，说哪里呢，这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叫我劳碌一辈子呢。

勤奋嫂果真是个劳碌的命，每天鸡还没叫头一声的时候就起床了。舍不得点灯，摸着黑就开始生火做水。两口海灶，生火也不是寻常的生法，得先用引火柴点着了碎柴皮，再用碎柴皮点着大块的木柴。等着木柴烧成了炭，才能往上加煤饼。两大海桶的水烧滚了，至少也得一个小时，那是火顺的时候。若遇着柴湿点不着火，三两个小时也是有的。还没等水开，屋外已经响起了敲门声，那是急等着灌开水洗脸上班的人。一直到把上班的人全打发完了，她才能坐下来歇一口气，已经累得吃不下早饭了。

晚上的忙又是另一种忙。勤奋嫂刚把晚饭端到桌子上，还没来得及伸筷子，灌水的客人又来了，这回是下了班急等着做饭洗涮的人。勤奋嫂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安生的晚饭，她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数钱找钱，嘴也不闲，一边吞食，一边和客人聊天。只要灌过一回水，勤奋嫂就记住了人的名字。若来的是孩子，她还会给人塞一小把爆米花。

午饭前后是老虎灶最清闲的时候，上班的已经走了，下班的还没回来。老虎灶闲下了，勤奋嫂却闲不下，那是她做针线活的时候。勤奋嫂手里忙的是一样事，眼里忙的却是另一样，她爱在飞针走线的缝隙里看书。勤奋嫂断断续续地读过几年书，识字不多，书也不能看得太深。她看的，只能是女儿学剩下来的语文课本。

勤奋嫂家里除了女儿，还有一个姨娘。姨娘排行第二，勤奋嫂就管她叫二姨娘。二姨娘其实不是亲姨娘，她只是勤奋嫂的一个远房表亲。二姨娘没儿没女是个孤寡之人，勤奋嫂的亲爹娘也都过世了，就把她带在身边过日子，算是个帮手，遇事也好有个人商量。

这一天吃过午饭，二姨娘擦净了饭桌，站在灶台边上洗涮锅碗。勤奋嫂坐下了，开始织前一天刚开了头的一只线袜。袜子是女儿的。女儿今年八岁，正在十分淘气的岁数上，新织的袜子还没等穿小，袜头袜底就先磨破了。勤奋嫂把旧袜子上的好线拆下来，织在新袜子的脖子上，再用新线织袜头袜底，是为了耐磨。其实，新线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新线，勤奋嫂从来也舍不得买新线来织袜子，线是从一副劳保手套上拆下来的。勤奋嫂的常客里有一位叫仇阿宝的人，在机械厂里做供销员。他那个厂子，每个月给职工发两副劳保手套。仇阿宝用不上，一年到头积攒多了，便时不时地送些给勤奋嫂。那纱线的质地好，拿牙都咬不烂，看着还有隐隐一层的光亮。勤奋嫂就把手套拆了，洗干净了再染上各样的颜色，用来织袜子围巾。

这时外头走进来一个提着水瓶的客人，二姨娘把油腻腻的手在围裙上擦干净了，才走过来拧龙头灌水，怕弄脏了那块刚换上去的纱布。

“你这里，卖针吗？”客人问。

客人说的是普通话，二姨娘没听懂。二姨娘跟着勤奋嫂从乡下到温州城里也待了两三年了，可是二姨娘笨，连温州话也没听懂几句，更别说普通话了。

“你来你来，这个四只眼的话，鬼才听得懂。”二姨娘冲勤奋嫂喊道。

勤奋嫂抬头看见了来人，就有些吃惊：“谷医生你怎么今天不上班啊？”

谷医生叫谷开煦，是杭州人，省城的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温州最大的那家医院当了内科医生。谷医生的家眷至今还留在杭州，一个人过日子懒得开伙，三顿吃食堂，也时时来勤奋嫂的老虎灶灌开水，两下便都熟了。二姨娘管他叫四只眼，只因为他戴了副金丝边眼镜。

“明天要下乡巡回医疗，单位放我半天假准备行装。”谷医生说。

“不是刚回来吗？怎么又走？”勤奋嫂问。

“没办法，三个医疗队一起走，医院的人手不够。”

“医生都走了，医院里谁看病啊？”

“我提过意见的，没人听。”谷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回去。“天天下乡看病，能看几个人？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把基层的医生，轮番送到城里接受培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勤奋嫂就忍不住笑：“你说的是什么话啊，难怪二姨娘听不懂。你这些牢骚，别到处乱发，领导不爱听的。”

“是领导让提的……”谷医生有些不服。

“你还真信？谁乐意听难听的话？轮到我也不情愿。”勤奋嫂说。

谷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放到灶台上。勤奋嫂一看，是张五百元票，也不找，就塞了回去。

“这个时候没人来灌水，灶都没添火，水是温暾的，哪能算你钱？”

一个不肯收，一个不肯往回拿，两人在老虎灶前推了半天。“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谷医生的手紧紧地护着衣裳口袋，额头冒出了细细一层汗珠子。

勤奋嫂扑哧地笑出了声：“不就一瓶开水吗？我收了就是了，看把你给急的。你刚才要针做什么？”

“我的蚊帐破了一个洞，要补一补明天下乡用。”

“我不卖针，可是我有针。你一会儿拿过来，我帮你缝两针就是了。”

勤奋嫂便进了屋去找针线箧，出来时发现谷医生还没走，他正在翻她放在饭桌上的一张报纸。

“勤奋嫂你识字？”谷医生问。

勤奋嫂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仿佛穿了一件太紧太小的衣裳，不小心露出了身上的肉。

“瞎看的。生字太多，总得跳着看。”

“哪天我教你怎么查字典。”谷医生说。

“你觉得写得怎么样，这篇文章？”谷医生指了指勤奋嫂的报纸问。勤奋嫂看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她从卷烟用的旧报里挑出来的一篇文章。

勤奋嫂怔住了。勤奋嫂在谢池巷开了两年的老虎灶，这两年日子不长，她却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削尖了她的眼睛耳朵磨滑了她的舌头，她的眼目、耳朵和舌头就配搭得很是顺溜起来。眼睛把看见的耳朵把听到的唰地扔给舌头，舌头就飞快地生出一句对应的话来。不知不觉地，她就变得八面玲珑伶牙俐齿起来。可是，这一次不行，这一次耳朵扔过来的话舌头没能接过去，舌头意外地卡了壳。脑子本想接过来的，可是脑子也突然卡了壳，因为这是一句陌生的话，一辈子里没人问过她对一篇文章的看法。

“蛮，蛮感动……”勤奋嫂的舌头一下子笨拙了起来，扯来扯去，才扯出了半句话。

“这个字，你不认识？”谷医生指了指勤奋嫂画的问号，那是一个“淳”字。

勤奋嫂点了点头。

“这个字跟单纯的纯发一样的音，其实意思也差不多，就是单纯。”

“那你，能把这一段，给我念一念？”勤奋嫂的舌头终于松泛了些，再开口的时候，脸上的热还没散尽。

谷医生的近视很严重，戴的眼镜度数有些浅了，屋里光线又暗，他便拿起报纸来，近近地贴着鼻子念了起来：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谷医生的普通话有点大舌头。谷医生说话很慢，念书更慢，仿佛喉咙里有一只手在拽着话尾巴不让走。

长点，那话尾巴再长点就好了。勤奋嫂暗想。她就是爱听那样的柔软。

“我总觉得，出门打战的孩子，可怜啊。”勤奋嫂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谷医生的眉毛，惊讶地扬了起来：“人家说的是可爱，不是可怜。”

勤奋嫂似乎没有听见谷医生的话，她的目光越过谷医生，迷迷茫茫地落到了谁也看不见的远方。

“爹娘老婆不在身边，这些孩子，在别人的地盘上打仗，出门久了孤单啊。”勤奋嫂喃喃地说。

孙小桃不喜欢她的家。

每天进门出门，她闻到的就是两样味道：煤饼在炉膛里烤出来的硫黄味，还有木桶在开水长久的侵蚀中发出的腐烂味。这两样味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泡着她的嗅觉，渐渐地，她的鼻子就忘了世上还有其他的味道。

家里只有一张四尺长三尺宽的桌子，这张桌子的功能向来瓜分得十分明确。靠里的那一端常年放着一个圆竹罩子，罩子底下摆的是剩饭剩菜。外边那一端是妈妈和二姨婆卷烟丝的地盘。卷烟用的报纸，是二姨婆从左邻右舍那里讨来的。纸张的质量差，没放几天就开始变色。在二姨婆的剪刀之下，这些颜色形状各异的报纸就成了一张张尺寸大体相同的方纸片。妈妈拿过纸片，撒上烟丝一捻一卷，再用舌头轻轻一舔，就做成了一根卷烟。妈妈的卷烟散卖起来，比商店里最便宜的盒烟还要便宜许多，所以家里的卷烟卖得飞快，天天得添货。

竹罩子和卷烟纸中间的那块狭小空间，才是她每天做作业的地方。她没有地方摊开课本，她只能把作业本压在课本上，挪来挪去地看。她一只肘子顶着竹罩子，另一只肘子压在卷烟纸上，小心翼翼地躲着烟丝。一只十五支光的电灯，把课本上的每一幅插图都熏得跟旧火柴盒上的商标一样昏黄。每卷几支烟，妈妈总要停下手，凑过脸来抽她的课本看，问她一些她答不上来也不想答的问题。妈妈白天说了这么多的话，到了晚上依旧还有这么多的话。也许妈妈觉得只有晚上的话才真算是话，可是妈妈从来没想过，她的话并不是她的话。妈妈的话和她的话中间，隔着是二十余年的路途。

小桃也不喜欢学校。

小桃报名上学的时候比别人晚了几天，她辖区的小学已经超员，她就给稀里糊涂地划到了离家略有几步路的另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校舍大些，有一个刚刚平过的操场。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修缮过的，上了一层油亮的清漆，连黑板也重新涂过了黑。站在玻璃窗外往里一看，很有几分气派。对刚到城里没多久、几乎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孙小桃来说，这大概就是她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学校模样。

可是当她在最后一排靠里的那个固定位置坐下之后，她才渐渐发现了课桌上那层新漆没能遮住的虫眼和裂纹。

她的班级里有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人数很少，确切地说只有两个，是一姐一弟。姐姐叫坚持，弟弟叫抗战，两人相差一岁。姐姐晚了一年上学，就和弟弟安排在了同一个班级。他们是当时南下干部中为数极少的从老家带出来的子女。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他们这个群体会像面团一样地发酵，因为他们的父辈将和在江南再娶的娇妻，雨后春笋般地生下众多南北合璧的弟妹。

坚持和抗战个子不高，甚至有些面黄肌瘦，江南的和风细雨还没来得及抹平战乱和饥饿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疤痕。城市终将慢慢地抹去这些印记，可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却已经开始在改造着城市，悄悄地，用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晓的方式。

因为他们的缘故，老师上课开始使用普通话。老师的普通话很蹩脚，舌头拐不了弯，像根硬木棍子横冲直撞，在老师的嘴巴和学生的耳朵里划下血淋淋的伤。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意识到，这所学校普通话授课的历史，是在坚持和抗战手里正式翻开了第一个篇章的。

坚持和抗战从不穿城市孩子穿的衬衫和裙子，一年四季他们只穿军绿和灰蓝的衣裳，冬棉夏单，都是从他们父亲脱下来的旧军装改造过来的。在十几年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他们的这身装束，将成为风靡全国的时尚，那是后话。

他们并不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一般，一直在及格和良好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徘徊不前，可是他们并不在意，就像他们对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们从不吵闹，却也不专注，眼神远远地飘在一个谁也不清楚的地方。后来学校里请了他们的父亲来讲南下工作团跟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大家才知道：当这里的孩子还赖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坚持和抗战已经趴在母亲的背上参加了支前担架队。当这里的孩子刚脱下开裆裤的时候，坚持和抗战已经是儿童团员，在大人忙不过来的缝隙中守护着土改成果。大家突然就明白了他们看人时眼神里的含意，那是怜悯——是海见到了溪，山面对丘时的怜悯。

他们很少主动和同学搭讪。他们用不着。他们像一座岛屿静静地耸立在这个五十六个人的班级中，总有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把自己像浪花般簇拥拍打在他们的礁石上。一年级一开课，班主任就对全班同学说：“坚持和抗战同学的家长在为全城人民奔忙，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大家都要多多关心他们。”于是，每隔一两周，班主任就会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宿舍里，给他们洗头发剪指甲。逢年过节，就有人带来粽子年糕，塞到他们课桌的抽屉里。新学期发新课本，也会有人替他们代领，拿回家包上结实的封皮第二天再送还给他们，是那种四个角都加固了的包法。他们接受着众人的好，却从不感激涕零，他们很小就懂得了有一种力量叫不卑不亢。

小桃班级里的另一个群体人数更少，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的周围，却也聚集了一群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赵梦痕，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境。她家拥有江南最大的绸缎庄，温州城里婚丧寿诞四样大事上，很少有不用她家布料的。她父亲把生意一路做到了南洋，而且从不跟政府为难。温州解放的时候，她父亲是最早把五星红旗插到浙南纵队进城的路上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刚一打响，她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飞机大炮的认购单上。国庆和春节，她父亲总是以爱国资本家的身份，戴着红花坐在市委地委的领导人身旁。她父亲挥洒自如健步如飞地行走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短暂宁静里，可是无论他走得怎么快，新时代的潮流终究要追上他。当他不无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样报纸上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叫公私合营的大浪头，很快会舔上他的脚跟，先是湿了他的衣裳，最终把他彻底吞没。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更不知道。赵梦痕活在一个巨大的肥皂泡里，从那里看出去天只是变了点小颜色，她依旧还可以夜夜笙歌到黎明。和坚持抗战一样，她的功课并不出色，倒不是因为愚笨，她只是不肯上心。对她来说，每天上学的目的不过是显摆一下身上的新衣。她家虽然是做绸缎生意的，她的衣着行头，却都是从上海采购过来的洋货。脚上皮鞋一天一个样式，颜色很少雷同。她的可爱，不仅在于小城人罕见的时髦，也在于小城人罕见的大方。若有人称赞她发卡的样式，她会毫不吝啬地摘下来塞到别人手里。夏天天热，看见家境贫寒的同学盯着沿街叫卖的冰棍儿贩子，她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打最贵的奶油红豆冰棍儿请客。她甚至记不得请的是谁，因为她压根儿没有想得到感激。

在课间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总有女生围着她探讨蝴蝶结的不同扎法。每天下课，她身后总跟着一群人，要到她家里听她父亲从南洋带来的八音盒、她母亲唱机里存的梅兰芳。在那个旧的审美观还没被彻底打碎、新的审美观还没来得及成形的混乱年代里，朴素是一种吸引，时新也是一种吸引，两种吸引拽着一群孩子时而东时而西地游移着。于是，南下干部子女和资本家的女儿，都在这个群体里找到了各自的追随者。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这个班级里的第三个群体——一个几乎囊括了所有剩下的孩子们的群体。这所学校附近有一大片宿舍区，那里住的是几个大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的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所学校的主要生源。农民的革命已经结束，工人的时代即将来临，孩子们隐隐约约知道他们将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尽管他们这个群体围绕着坚持、抗战和赵梦痕分分合合，这些分合不过是漂在水面上的浮油。油迹轻轻一抹就散开了，底下的水才是切不碎的整体。

在这三个群体的边缘地带里，孤孤单单地坐着孙小桃。小桃刚进这所学校的时候暗自庆幸过，因为它离她的家有几步路，没有人会知道她住在哪里。她从来不去同学家里串门，怕的是别人也会上她家串门。每天放学，怕人跟上她，她都要在鼓楼洞里转个圈才回家。可是她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班主任按照她入学登记表上的地址找到了她家。那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家访，可是那天老师带来了她所属的学习小组的组长。第二天，全班都知道了孙小桃有一个开老虎灶卖擦屁股纸的妈。再后来，孙小桃的名字被渐渐淡忘，替代它的是“老虎灶西施”。到现在这个绰号已经跟随了她整整一年。这个绰号像一根断在她肉里的刺，还将跟随她一生一世。很多年后，当她早已离开了这个小城，这根刺还会时不时地把她从噩梦中扎醒。

从那次家访之后，孙小桃就被这三个群体彻底地摒弃了。

孙小桃在入学登记表上的家庭成分一栏里填的是“城市贫民”，可是这个城市并不待见它的贫民。这个城市已经旗帜鲜明地划分出了它的领导阶级，而这个领导阶级也将很快划分出即将被它打倒的阶级。这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却在一桩事情上取得了少有的共识：他们都看不起开老虎灶卖草纸为生的女人以及她的女儿。

孙小桃在三个人的家里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在五十六个人的班级里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在人山人海的城市里还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的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浮着，没有一个依托之处。

八岁的孙小桃感到了空前绝后的寂寞。

在整个温州城里，唯一能让她的心落到实处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鼓楼洞底下的画儿书（温州方言：连环画）摊。其实，这样的书摊全城到处都是，在谢池巷口就有一家，可是她不能去，怕被妈妈看见。

每天放学，拐个弯走进鼓楼洞，她就要在书摊前坐下。有钱的时候，她会掏出一百块钱，看两本书再回家。没钱的时候，她就看着那些画儿书的封皮发呆。看书的钱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她知道妈妈每天的进账都锁在楼上的小柜子里，钥匙只有一把，拴在妈妈内裤的裤腰上，睡觉也不摘下，她想都别想能拿到那把钥匙。可是她也知道妈妈每天都要在身边留些散钱，那是第二天老虎灶开张的找钱，还有去小菜场买菜的开销。妈妈把这些零钱随意放在外套口袋里，睡觉时把外套脱下来，往墙上的木钉上一挂了事。小桃和二姨婆睡一张床，妈妈睡在另一间屋里，可是妈妈的外套却挂在两间房中间的过道上。每隔几天，小桃都会强忍着不睡，等妈妈和二姨婆的鼾声响起，才假装小解蹑手蹑脚地起床，从妈妈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她不用点灯，她早已凭着手感知道了纸币的面值。不多不少，她每回只拿一百块，多了妈妈可能会发现。她从来不用这个钱买零嘴，她只是用它来借画儿书看。

书摊不大，书也不多，看来看去就是那么几本，画儿书的辉煌时代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来临。书在很多人手里走过，旧了，卷着厚厚的毛边，书页上沾满了指痕和鼻涕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那本永不过时的《三毛流浪记》。每一本她都来来回回地看过了许多遍，她只是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有时她把书摊在膝盖上，闭了眼睛仰着头，仿佛在想一件天大的心事。摊主见了忍不住问：“娃，你花了钱又不看，是为啥？”她笑笑，却不回答。其实她只是想把那些画刻在脑子里，深一些，再深一些。别人看画儿书是看故事，而她不是。故事只消看一遍就够了，画儿却不。画儿每看一遍，总会有新的发现。比如那头发丝的细节，那眼神里的韵味，那手势里的表情，那树叶尖上风的感觉，那裙子上流水般的皱纹……那些画面像一条一条的细线，一闭上眼睛就来牵她的心，心给牵得丝丝地痒，就有了着落。

孙小桃在画的世界里找到了让她神魂颠倒的东西。

小桃拐进巷口，远远就看见妈妈站在门口等她。

每天放学回家，都是妈妈和二姨婆准备晚饭的时候。她们家的晚饭，比别人家里要略早半个小时，为的是避开打水的客人。妈妈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站在门口等过她。

她的有点心慌，步子就乱了。她低着头，想从妈妈身边绕过去。

“站，住。”妈妈说。妈妈的话就两个字。妈妈把这两个字掰开了，又没掰断，中间连着一根细细的铁丝，听起来就有一丝隐约的硬实。

她站下了，依旧低着头。

“我问你，这几天的作业，都做了吗？”

她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开始寻找各样的答案。很快她就意识到没有必要，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

“做了，你都看见的。”她泰然自若地说。

“算术，也做了吗？”妈妈问。

“都，做了。”片刻的沉默之后，她说。她的回答里有一个明显的疙瘩，像是赶车的人碰到了一道高低不平的坎，吃饭的人咬着了一粒硌牙的沙子。

“我再问你一遍，算术作业，也做了吗？”妈妈抬起她的下颌，目光严严实实地骑在她的目光上。

“做，做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只觉得眼前刮过一阵风。风太快，她想躲，却没来得及，风就扇在了她脸上。风很奇怪，不凉，反而是灼灼的烫，她的脸颊渐渐地麻了，像裹了一层厚厚的镗刀布。过了一会儿她才醒悟过来，那是巴掌。妈妈扇了她一巴掌。

她一下子怔住了，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惊讶。从小到大，她不是没挨过妈妈的打。妈妈用戒尺，用扫帚，用晒被子的藤条，用手里使用着的各样东西打过她，当然是气急了的时候。可是妈妈总是揪着她的胳膊，打她的背抽她的屁股。妈妈从来没有扇过她耳光。脸是人的门面，小桃的门面被人唰地一下撕没了，没了门面的小桃突然就有了一种豁出去了的胆量。

小桃哇地喊了一声，摘下身上的书包狠命一扔，把墙砸出了一个浅坑。她不知道她喊得有多响，她隐隐觉得她的嗓子撕裂了，呼出的气里有一丝血腥。她不想哭，可是情绪只要裂开一个小口，便再也关不住，眼泪汹涌地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她原先只想哭那一巴掌的，不知怎么的，她却哭起了和那巴掌并不相干的事。她哭起了“老虎灶西施”的绰号，她哭起了她从没见过的父亲，她哭起了那张连课本也翻不开的桌子，她哭起了屋里那股永远也不会消散的木头腐烂味，她哭起了那胆战心惊地偷来的一百块钱，她哭起了她在文具店里看了无数回、却永远也买不起的水彩颜料……所有的不如意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她没想到自己八年的日子里竟然有这么多可以哭的事，她只觉得眼泪和嗓子都不够使。

“皇天，我这是，什么命啊。”

妈妈咚的一声坐在门槛上，身子一起一伏抽动得像抛进滚水的虾蛄——妈妈也在哭。

“唉，真是的，真是的。”二姨婆一声一声地叹着气，想劝，却不知劝哪一个。二姨婆掏出手绢，想递给妈妈，也想递给小桃，最后却捂到了自己脸上。

“这是谁惹的谁啊？没看见天下雨啊，怎么屋里到处漏水？”一个男人提着两个空热水瓶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是供销员仇阿宝。

妈妈擤了擤鼻子，站起来，接过男人手里的水瓶。妈妈再生气，也不会扔下一桩生意一个客人。

“还能有谁？小冤家呗。”

妈妈拧开龙头灌水，说话时还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看这孩子，两眼放光，脑袋好使。”

小桃也止了哭，倒不是因为来了客人，而是因为知道了羞耻。

“就是用歪了地方，用来骗人。”妈妈说。

“来，给叔叔说说，你是怎么骗你妈的？让叔叔也学学。你妈什么脑子啊，你要是能把她骗了，你本事可以啊。”

仇阿宝走过来，拿胳膊撞了撞小桃。仇阿宝是老虎灶的常客，灌完开水很少立刻就走，总爱站着东扯西扯地吹一阵子牛，渐渐地便和全家都厮混熟了。仇阿宝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跑业务，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码头跑多了，说话就免不了有那么一股子油滑，倒也不招人烦。小桃被仇阿宝逗乐了，嘴巴歪了一歪，想笑，又忍住了，扭了头不说话。

“她能说给你听吗？她能先把她自己臊死了。每天看她写作业，原来都在糊弄我。老师今天来告状，说是两个星期没交算术作业了。”妈妈说。

“作孽啊，小桃。你妈这一辈子，为谁啊？还不就你一个指望？你不学好，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二姨婆蹲下身来，收拾着散落在地上的书包。铅笔盒子开了盖，米达尺、铅笔和橡皮擦滚了一地。课本倒都还在包里，只有一个作业本子飞到了桌子底下。二姨婆有些发福了，钻不进去，就支派仇阿宝爬进去把本子取了出来。

仇阿宝拿着本子，随手翻了翻，突然就愣在了那里。

“这是，你画的？”他问。

小桃不说话。

仇阿宝把本子扔给了妈妈。“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女儿。”

妈妈拿过本子，只见那本子正面反面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画。有的画她认得出来，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关云长桃园三结义、刘备三顾隆中请诸葛，也有好些她不认得的，比如有个鬓角簪花的女人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她不知道那是史湘云。还有一个头上长了三根头发的孩子，在身上涂了一层炭黑权当衣服穿着，那是流浪儿三毛。那些人物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各式各样的姿势眼神，都极其灵动。

“真是你画的？”妈妈的眉毛挑到了头顶上。

小桃点了点头。

“你照着样子画的？”妈妈追着问。

小桃摇了摇头。“我自己想的。”

“你凭空，就想出这些样子来了？”妈妈的眼睛睁得如两个铃铛，她只是不信。

“也不是，我是看了画儿，记在脑子里，再画出来的。”

小桃说完了，就知道自己又闯了祸：她的话里有一个大大的漏洞，一个和零钱相关的漏洞。她就是把自己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洞。

还好，谁也没在意。

“你用了这个本子画画，就没本子做算术作业了，是不是？”妈妈问。

小桃没回答。

她没法回答。一百块钱可以走的路程很短，去了画儿书摊，就去不了文具店。她可以不去文具店，但是她不能不去书摊。

“天才，勤奋嫂你懂什么叫天才吗？一家人里出一个，不叫天才。一条街上出一个，那才叫天才。算术有啥稀罕？是个人叫老师指点一下都能学会。画画可不是，画画的本事是天生的。你看你这个女儿，谁教过她？人家是生下来就会的，她爹娘血里就有的。你得好好培养培养，将来就是个艺术家啊。”

仇阿宝扔下这些话，就提着水瓶走了。当时他并不知道，就是他这番信口开河的话，把一个叫孙小桃的女孩子推上了一条她做梦也没想过的路，一条老虎灶西施们极少走的路。不管他情不情愿，在她今后的幸和不幸里，他都已经无可推诿地担上了干系。

这天晚上来灌水的客人比平常少，妈妈罕见地吃了一顿安生饭。只是这顿饭吃得太寂静，筷子敲在碗沿上的声音响得有些瘆人。

“妈，我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小桃突然问。

妈妈像被马蜂蜇了一下，手一颤，筷子咚的一声掉了下来，桌上丢了几个饭粒。

二姨婆给妈妈换了一副干净的筷子，又夹了一块咸鱼放到小桃碗里。“你妈不是说过吗，你爸是农民。”

“我爸要真是种田的，我怎么生来就会画画？”小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里边。

妈妈看了一眼二姨婆，摇了摇头，说：“这仇阿宝的话，她也敢信？还真以为自己能成什么艺术家。孙小桃你给我听着，你把算术好好学会了，将来能靠上个男人最好，要是靠不上，自己也能有饭吃。”

小桃没吱声，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找，目光遥遥地落在了窗外的夜空上。

妈妈的话，和学校里听到的不一样，和广播里说的也不一样。妈妈的话里散发着一股和家里的开水桶一样的霉味。妈妈和这个时代，中间隔的是万水千山。妈妈只认得一条老路，那不是她的路。她的路只有她自己找了。

“你明天，去文具店买一个算术本子。多下的钱，买根冰棍儿吃。”

妈妈从兜里掏出一沓散钱，放到小桃手里。

小桃小心翼翼地把钱藏好了，正要起身收拾碗筷，又听见妈妈说：

“多下的钱，再买一个本子吧，画画的。”

孙小桃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学校了设立了中学部。于是小桃和她的同班同学连窝也没挪一下，就原封不动地升入了本校的初中。

只是班里少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坚持。

坚持的父亲和老家的原配离了婚，新娶了师范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并很快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坚持对这件事的反应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坚持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当着秘书的面痛骂父亲，还当场砸瘪了他挂在墙上的渡江纪念章。坚持倒是从来不骂那个取代了她母亲的女人，她压根儿不和她说话，她只是不屑。坚持的激烈反抗维持了几个月，父亲忍无可忍，最后只好把她送回了山东老家。有几个同学去码头送行，回来说坚持在甲板上依旧神情激动，骂不绝口。众人这才明白了：先前那些沉着稳重不卑不亢其实只是一层纸，经不起日子轻轻地一捅。纸破了，底下的肌肤跟旁人没有两样，也流血也疼。

在这场家庭剧变中，抗战一直保持着沉默。相对于坚持的激烈，父亲似乎更害怕抗战的沉默。世上所有的激烈都有边界，身经百战的父亲能够对付任何边界，哪怕再深再宽。可是沉默没有边界。沉默不仅没有边界，沉默也没有方向。沉默像一汪表面平静如镜的海洋，底下孕育的却是深不可测的不知要把人卷向何方的惊涛骇浪。父亲不知如何应对这样的沉默，于是父亲看抗战的眼光里，就有了一丝如履薄冰的忐忑不安。

就这样，抗战在由他父亲、他继母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组成的新家里留了下来。他从来不和别人提他家里的事，只是每天很早就来上学，很晚才离开学校。早上他会沿着操场长长地跑上几个大圈才进教室上课，放学了他会练很久的双杠和哑铃才汗流浃背地走回家去。他依旧不怎么主动和同学搭讪，可是小桃觉得他现在的沉默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从前的沉默是两个人的，坚持扯一个角，他扯一个角，两人把沉默方方正正地扯成了一面旗子，沉默就成了一种姿势一个宣言。可是现在坚持走了，沉默塌了一角，就变得单薄起来，沉默就仅仅只是沉默而已了。有几回小桃悄悄地望着抗战，觉得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人的额角眉梢竟然有了隐隐几丝纹路，她想这大概就是日子在他脸上磨下的印记。

抗战的学习成绩依旧平平，乏善可陈，可是初一的时候，抗战却在另一个领域里显示出了超群的才能——那就是他的声音。发现他声音的过程其实极为偶然：一次年级里排练歌唱五年计划歌咏会的节目，有一个声音突然从众多参差不齐的声音里钻了出来。那个声音还未经过任何打磨，满是毛刺和瑕疵，却如此原始浑厚坚实，在老师们的耳膜上留下了剧烈的震颤。于是抗战就被挑了出来，做了那一次和后来很多次的领唱。

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这不是第一次集体大合唱，也不是抗战的第一次参演，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发现过抗战的歌喉？小桃不说话，但小桃却知道答案：抗战的嗓子从来就埋在他的血液里，就像她画画的本事一样，只是从前它还没找到一个可以钻出身子的破口。现在它终于找到了，是因为坚持的走。坚持的离开在抗战的心里凿开了一个洞眼，声音就从那个洞眼里倏地钻了出来。推着那声音一路往前走的是一股蛮力，那股蛮力的名字叫孤独。

小桃暗暗有些欢喜，因为在这个五十几个人的群体里，她不再是唯一的孤独者。尽管她也知道，南下干部儿子的孤独，和老虎灶女儿的孤独，不是同一种孤独。这两份孤独无论走得多远，也汇不到一条路上。她无法在他的孤独里沾边，他也无法，他们只能遥遥相望，各自守着各自的阵地。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比如有一回，她就非常近距离地撞上过他的孤独。假如把他的孤独比作一座房子，那一次她毫不知情地撞了上去，回头才发现她蹭掉了他的一块砖。当然，她自己也蹭破了一层皮。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他们还在读三年级。那一天他们在上常识课，刚开课没多久，就拉起了空袭警报。

那时候南北的领土基本已经全部解放，新时代的风携带着新时代的热情，像一层沙子似的覆盖住了旧时代的一切痕迹，除了天空。那时候的天空还远远不是清朗的天空。从海峡那头来的飞机，隔三岔五还会在沿海的城市上空出现，不是那种低眉敛目蹑手蹑脚的试探，而是毫不遮掩肆无忌惮的张扬。那时朝鲜正在轰轰烈烈地打着仗，那一岸挑的正是这一岸手忙脚乱的空当。有时那些飞机会变换着各样的队形，像候鸟一样缓慢高傲秩序井然地兜着圈子巡视着小城，有时那些飞机的尾巴上会吐出浓密的烟雾，把天空抹成一张花脸，然后扬长而去。次数多了，大家就习惯了，飞机就渐渐成了不痛不痒的一份日常。

可是那次不一样。那次的飞机飞得很低，低得让人一眼就看清了机身上那块青天白日的标记。轰隆的声音似乎就响在屋顶上，校门口插的那面红旗，被飓风压成了一张满弓。

“要投炸弹了！”有人惊恐地喊了一声，教室里一下子就乱了。

老师也慌了，当即决定带着学生疏散。其实老师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学校附近并没有防空洞。老师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临时决定把大家都带到操场上，那里有一片简陋的雨棚可以蹲着隐蔽起来，万一有事，跑动起来也容易些。

小桃刚跑出门就被人踩掉了鞋子，等她终于把鞋子捡拾起来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跑远了。鞋带断了，鞋子不跟脚，她光着脚走了几步就意识到她跟不上了。于是她干脆不走了，找了一片树荫坐下来。炸就炸吧，她想，至少还有棵树挡在头顶上。

飞机俯冲了好几个来回，一回比一回低，巨大的轰鸣声里，地上卷起了一片眯眼的黄沙。等她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它们已经飞远了，变成了天边的几只蝇子，到底还是没投炸弹。

“你脚上流血了。”她听见身后有人说。

回头一看，是抗战。原来抗战和她一样，也没跟着老师疏散。抗战是班里体育成绩最好的学生，如果他想跑，能跑得过所有的人，包括老师。可是他选择了留下。

那时她已经和抗战做了两年多的同学，可这还是头一回他主动和她搭腔。她觉得她的舌头短了一截，回起话来有些结巴。

“你，你为什么，不跑？”她问。

抗战手里抓着一片树叶子，把它揉来揉去地揉碎了，捏成一团，远远地扔了，才哼了一声，说：“炸了才好呢。”

小桃吓了一跳。抗战的这句话在这个神经绷得很紧的年代里，可以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可以导致一个人的名字被画上一个鲜血淋漓的叉。

抗战从小桃的眼神里看出了她的恐慌，便笑了笑，说：“炸了我就省得回家了。”

两人孩子都沉默了。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没话好跟她说，她没说话却是因为她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她第一次意识到：他其实和她一样，也没有父亲。不过她的没有是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没有，她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而他的没有却是黏黏糊糊拖泥带水的没有——他有父亲，却又像没有。

她突然就有点心疼他了。

小桃升上初中之后，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谷医生的离去。

谷医生每次来老虎灶打水，勤奋嫂都会拿出几个不认得的字跟他讨教。谷医生倒有耐心，从发音到意义到用法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勤奋嫂感叹说谷医生你没当了教书先生真是可惜。谷医生就笑，说还是当医生治病救人更紧要。

后来有一阵子谷医生不来了，勤奋嫂的生字就攒了高高的一摞。勤奋嫂以为他又下乡巡回医疗去了，并没在意，直到有一天仇阿宝来打水，偶然说起医院里的情况，她才知道谷医生犯了事。

谷医生果真是祸从口出。

谷医生平素爱给领导提意见，什么科室的责任分工不明确啊，下乡巡回医疗是形式大于内容啊，领导人员对医疗知识太无知啊，等等。谷医生虽然想到了这些话兴许不招人待见，但他打死也没想到会给他招来灭顶之灾：医院的反右运动一开始，他第一个就被定了性。

有一天谷医生突然来了，勤奋嫂一下子没认出人来。勤奋嫂只觉得是眼镜太宽太大的缘故，再仔细一看，眼镜还是那副眼镜，脸却不是那张脸了。脸整整小了一圈，架不住镜框了。几个星期不见，谷医生瘦得脱了形。

谷医生那天是来辞别的。当然，辞别是勤奋嫂后来悟出来的意思，谷医生自己并没有这么说。

谷医生进了门，站在老虎灶跟前，怔怔地望着大木桶盖上冒出来的水汽不吱声。天冷了，他还没换上棉衣，眼镜片上蒙着一层街上带进来的雾气，人中上结着一块干鼻涕。

勤奋嫂想找一句安慰的话来说，搜肠刮肚，竟没有找到一个字。这才知道，原来世上所有的话，充其量也只够用来抚一抚皮上的伤。遇上刮到了筋剜到了心的大伤痛，话语竟然一丁点儿也派不上用场。她平素在人前之所以能那样伶牙俐齿，只因为那些人都还没遇上什么大不了的事。

“见过孩子了吗？”勤奋嫂终于找着了一个合宜的话题。孩子是指望，孩子在，人就不至于断了念想。

谷医生的嘴角吊了一吊，吊出一朵阔阔的笑。只是那笑有点儿古怪，不像是找着了指望，倒像是放下了千斤的重担。

“刚签了字，孩子归他妈抚养。我总算，这辈子，替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定了吗？下放，在哪儿？”

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勤奋嫂小心翼翼地问。勤奋嫂选择了“下放”这个词，其实她知道，那不是下放，而是充军。

谷医生又笑了一笑，这回，是满不在乎的笑。

“不重要了，上哪儿都一样。”

谷医生递给勤奋嫂两只空热水瓶，又拿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到桌上。勤奋嫂刚要去拧龙头灌开水，却被谷医生拦住了。

“这水瓶留给你用吧。信封里有一本新版的《新华字典》，也留给你。”

谷医生走出了勤奋嫂的家门，走路的样子摇摇晃晃，仿佛撑不住衣裳的重量。

勤奋嫂打开信封，里边果真是一本字典，却又不只是一本字典。字典的皮套里，夹着一张十块钱的纸币（新人民币）和两张汤圆券。

勤奋嫂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走到门口往街上一望，谷医生早已不见了踪影。

“二姨娘你看着店，我出去一下。”

勤奋嫂的声音裂开了几条缝，慌乱中她一脚绊在了门槛上。揉了揉膝盖站起来，她咚咚地朝街上跑去。

就是，这儿了。

勤奋嫂在门外站定，暗想。

谷医生曾告诉过她他住在哪个院子，但却没说是哪个门。勤奋嫂是凭门上贴的那张风景图片认定的。那张图上的景致是西湖，谷医生给她看过一张差不多样子的明信片，说他杭州的家就离西湖不远。

门关着，是从里头上了锁。她敲了几声，没人回应，就不敢再敲了，怕惊动四邻。她知道他在里边，因为她看见了他脱在门外的那双布鞋。做学问的人就是爱干净啊，这个时候了，居然还记得要换鞋进屋。

他不应门。她明白他不想开门。

兴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开不了门。

勤奋嫂的心紧了一紧：老天爷，千万不要，出事。

只剩下窗这一条路了。

窗也关着，但没上闩，她推了几下，居然吱扭一声推开了。窗台很高，可是她攀着窗架一抬腿就爬了上去。她被自己吓了一跳：人真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隔了这么些年她依旧腿脚灵便。

屋里暗蒙蒙地点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灯，那光亮把一屋子的黑铰出了一个昏昏黄黄的窟窿。她的眼睛在窟窿里走了一遍，没人。她摸摸索索地朝着窟窿之外的那团黑暗走去，却冷不防撞到了一样东西。

是人腿。

皇天！勤奋嫂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无数朵金花，那金花在眼前飘来飘去，渐渐地，就把她的眼睛点着了，她适应了屋里的昏暗。

她看见了他，凳子，还有绳子。

凳子还在他的脚下，绳子还在他的手中。他还没来得及，做那件连后悔都没机会后悔的蠢事。

勤奋嫂膝盖一软，还没来得及哼一声，便面团似的瘫倒在了地上。

醒来时她坐在他的床上，背上垫着他的被子。他端着一缸茶，正用勺子喂她喝。他从不在家里开伙，他的煤油炉子已经锈得拧不动开关，他甚至已经没有了热水瓶。这缸茶是他家里唯一可以入嘴的水，那还是头天夜里喝剩的。

屋里又开了一盏灯，略微敞亮了些，勤奋嫂就看清了这个家。房间不大，铺了一张床，便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的地盘了。墙上有几个钉眼，勤奋嫂猜想是原先挂全家福照片的地方。这就是这个男人的所有了，如果不算上那些书的话。书倒是不少，把桌子都摊满了。实在放不下了，就搁在了地板上。地板上的书是一摞一摞叠着的，高的那摞几乎贴到了天花板。

“你终于醒了。”谷医生吁了一口气。

“也不知怎么的，眼睛一黑，就过去了。”

“我把你，着急的……”谷医生一脸愧疚地说。

“我是来救你的，反倒被你救了。”勤奋嫂想笑，却觉得这不是该笑的事，就咳嗽了一声，把笑收了。

“这些，你都看过吗？”勤奋嫂指了指堆在墙边的书，问谷医生。

谷医生摇了摇头：“哪能呢？读书是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你还有一辈子吗？我要是晚来一步的话。”勤奋嫂哼了一声。

谷医生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晚来一步，我就在乐土了。”

勤奋嫂抓过谷医生手里的茶缸，往地上狠狠一掷。咣啷一声，缸子瘪了一块，搪瓷豁了，露出底下乌乌的金属皮。隔了天的茶叶像铺开翅膀的灰蛾，顺着水缓缓地流进了床铺底下的那片黑暗。

“乐土？你去过吗，那个地方？”勤奋嫂恶狠狠地问。

“我只是受不了，这个冤屈。”谷医生蹲下身来捡拾地上的缸子，勤奋嫂发现他头发上沾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再仔细看了一眼，才知道那是白头发。

“这头的苦再大，也是有边的苦。那头的苦没边。”勤奋嫂说。

“你怎么知道？”

谷医生的话，像一根竹竿猛地插在了勤奋嫂的胸口，把勤奋嫂杵在了墙角。许久许久，她才拔出了那根竿子，脸疼得蹙成一团。

“我去过，那头。”勤奋嫂有气无力地说。

谷医生拿着茶缸的手，惊讶地停在了半空，残水从倾斜的缸口流下来，滴到已经剥了漆皮的旧地板上，嘀答，嘀答，响得瘆人。

“不，要，死。”勤奋嫂一字一顿地说。勤奋嫂把一句话掰成了三个字，每个字中间都灌着水泥捂着铁皮，严严实实的，没有一根针的余地。“没有什么委屈，是熬不过去的，只要你想熬。”

谷医生没说话，只是放下茶缸，把脸埋进了手掌，身子颤颤地抖了起来，肩胛骨尖得几乎要割透那件单薄的中山装。

“活着，只要活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什么都能看见。”勤奋嫂咬牙切齿地说。

有一股冰冷的水，从谷医生的指缝里漏了出来。勤奋嫂也不劝，由着他默默地哭过了，在衣袖上擦干了眼睛。

好了，好了。男人只要流出了眼泪，就再也不会，走那条路了。勤奋嫂松了一口气。

“他们到底要送你去哪里？”勤奋嫂问。

“朱家岭。”

“哦？”勤奋嫂的话尾巴往上挑了一挑，她没藏住惊讶。

“你知道那个地方？”谷医生问。

勤奋嫂不说话，只是一下一下地揪着手上的死皮。冬天的风长着尖尖的嘴，在她的手掌上啄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裂口。老裂口结了痂，便是一层老皮。又有新口子生出来，新皮又渐渐成了老皮，一层一层的，手心就厚了许多。勤奋嫂揪得狠了，皮扯开了，血像黑蚂蚁似的从破口里钻出来，越爬越大，爬成了一颗黑豆。

“我没去过。”终于，勤奋嫂开了口，“那里有医院吗？”

“医院？”谷医生一声冷笑，“那里有一间民房，他们管那个叫卫生所。除了红汞碘酒，你大概找不着第三样药品，如果你把红汞碘酒也叫作药的话。”

勤奋嫂忍不住扑哧笑了出声，心想有学问的人，发的牢骚都不一样。“那些地方，一辈子连兽医也见不着一个，你去了，他们得把你当神供着。宁当鸡头不做凤尾，你懂这意思吧？”

谷医生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劝慰，虽觉得无知，眉头还是松了一松。

“还有你那些书，不是没看完吗？到了乡下，没人开你的会，你就好一本一本地看啦。”

勤奋嫂站起身来，找她的鞋子穿，她想起了家里那两个嗷嗷待哺的一老一小。突然一阵头重脚轻，又有点要倒下的意思。她赶紧撑着墙闭了一会儿眼睛，方渐渐好些。

“你好像有点贫血。明天上医院挂个号，抽个血查一查。”谷医生说。

勤奋嫂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用不用不用，哪有这么金贵？这都是刚才着急的。你可别再让我急。”

谷医生猜到勤奋嫂是舍不得医药费，知道劝也没用，就说：“你买菜时可以适当买点猪肝，那东西不贵，是补血的。”

勤奋嫂说知道知道了，就走出了谷医生的家门。

拐到街口，只见二姨娘正在门外探头探脑地等她。

“怎么才回来？去哪儿啦？”二姨娘见着她，一脸焦急地迎了上去。

勤奋嫂也不回话，只一个劲地说可怜啊，可怜。二姨娘听得一头雾水，追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三口人在饭桌上坐下了，勤奋嫂才把谷医生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二姨娘听了也是唏嘘，说好人啊，那是个好人。

勤奋嫂瞪了小桃一眼，说谷医生的事不许往外瞎说，你记得祸从口出。小桃瘪了瘪嘴，说祸要出也是从你的口出，就你话最多。勤奋嫂说你妈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祸？你将来读了书，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最容易犯错误。这世道人听不得真话。小桃说那你什么意思，让我撒谎啊？勤奋嫂说谁让你撒谎，你能不能不说话啊？知识分子就是忍不住话。小桃哼了一声，说那我就不做知识分子好了。勤奋嫂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说你要把我活活气死啊？你妈这一辈子什么苦都吃得起，只要你给我好好地当个知识分子。小桃见勤奋嫂真急了，才不吭声了。

吃完了饭，二姨娘拿出卷烟用的报纸，正要开剪，却被勤奋嫂拦住了：“我累了，今天想歇一歇。”

可是勤奋嫂到底也没歇。勤奋嫂拿出一件织了一半的绒线衣，拔出竹针，唰唰地拆了起来。这件绒衣是用一件旧绒衣拆下来的线，合着仇阿宝拿来的劳保手套的新线一起织的。因是两样线，怕染花了，就染了一个深蓝颜色，她是给自己织的。二姨娘有些惊讶，说好好的，怎么又拆了？勤奋嫂说反正我也不喜欢这颜色，给他织件绒衣吧。就要走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乡下比这里冷。

二姨娘看着那件深蓝色的绒衣在勤奋嫂的手里渐渐小了下去，最后小成了一个细圈，就对小桃说：“你上楼给姨婆拿牙签来。”待小桃走了，二姨娘才扯着勤奋嫂的衣袖，轻声问：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四只眼了？”

勤奋嫂不吱声，只是埋头卷着那拆下来的线，一圈，又一圈。半晌，才轻轻一笑。

“姨娘，其实也不是，我只是喜欢有学问的人。”

二姨娘叹了一口气：“有学问的男人心思多，你又不是不知道。外头天天喊打右派，你还是别沾这个边。”

勤奋嫂对饥荒的最初猜测，是从粮店来的。先是好米越来越难买了，什么时候去粮店，看到的永远是早白（注：一种质地很差的米）。早白硬得像石子，泡上几个小时再煮，煮熟了嚼在嘴里依旧糙如茅草。后来渐渐地，连早白也不能全量供应了，十斤粮票，只能买到八斤早白，另外两斤是搭配的番薯干。番薯干是发了霉洗过了再晒干的，怎么也煮不烂。勤奋嫂只好把它剁碎了拌在糠里喂鸡，可是连鸡也跳过了薯干只吃糠。勤奋嫂没办法，只好扔掉了那两斤粗粮的定量。只是这样一来，家里一人一个月二十五斤米的定量，一下子只剩了二十斤，十六岁的小桃正在长身子，饭量一天大似一天，勤奋嫂量米做饭的时候，就不得不格外仔细地算计了：一天一人三顿饭的量最多不能超过六两半。

没有多少油水的肠胃留不住饭，饭落到肚子里走几步路说几句话打个滚就没了。勤奋嫂的心思，每天都得挪了一大块在伙食上。肉是有钱也买不着的金贵货，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六两的量，鱼倒是到处可见。小城靠海，海鲜不值钱，潮汐一来满街都是卖鲜货的人，八分钱可以买一斤小黄花，一毛钱能换到一大串螃蟹钳。菜蔬也是贱货，半篮子豌豆才八分钱。勤奋嫂每天换了法子地烧鱼蒸蟹，那是下饭的菜。而豌豆却不是拿来当菜用的，勤奋嫂另有主张。勤奋嫂把豌豆放到锅里炖烂了，剥了壳，用铁勺把豆子碾成泥，再放到饭锅里和着米一起煮，煮出来的饭就多了一半。小桃天天吃这样的米饭，晚上躺进被窝就说臭死了，豌豆吃多了就放屁，勤奋嫂便骂她不知好歹，臭死也总比饿死强。

有一天勤奋嫂正在煮豌豆饭，仇阿宝急慌慌地走进门来。仇阿宝不是来灌开水的，他只是让她赶紧拿粮票和户口本，说农垦到了。农垦是好米，煮起来有一股子油香，粮店里一个月也到不了一批货，到了众人就要排长队打破头地抢。仇阿宝有个哥儿们的小姨子在粮店里当出纳，所以农垦米一到仇阿宝总能比别人先知道。

勤奋嫂拎了个米袋就要出门，仇阿宝拿过她手里的粮票看了一眼，说怎么就十斤？勤奋嫂说不是限量供应，一家只给十斤吗？仇阿宝从口袋里抽出一个户口本在手背上拍了拍，嘿嘿一笑，说我的那份也给你，怎么样？反正我这个月的粮票也用完了，先前都买了早白。勤奋嫂喜出望外，谢了谢正要走，仇阿宝说祖奶奶你背得动吗？我替你走一趟就是了。勤奋嫂说路不近呢，二十斤的东西。仇阿宝又笑，说二十斤的人我背不动，二十斤的米小意思。也不等回话，就咚咚地出了门。

过了三刻钟，仇阿宝肩上扛着一袋米，腋下夹着一个油纸包回来了，颈脖子上全是汗，背上的衣裳也湿了两大片。勤奋嫂赶紧拧了条热毛巾给他擦过了汗。正好饭菜也都摆上桌了，二姨娘看着不过意，就顺口留仇阿宝吃饭。仇阿宝也不推辞，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果真就坐下了。

“本来不该在你家吃饭，不过我今天带了定量来了，就敢吃你一顿。”仇阿宝撕开那个油纸口袋放到桌上，众人才看清是一个蛋糕。全城所有的粮制品都要粮票，只有这样东西不要，所以它就按天价卖。勤奋嫂在城里那家高级食品店见过，是十块钱一个，那是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勤奋嫂吃了一惊，说：“皇天，这个价的东西，你也敢买来吃？你咽得下去啊？”

仇阿宝歪了脑壳看着小桃笑：“给革命接班人我舍得割肉。小桃你咽得下吗？”

小桃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糕点，蓬蓬松松的蜜黄色的圆筒，上边洒了一层雪白的奶油。那奶油也不是随随便便洒的，那奶油旋成了厚厚一圈花，海波浪似的，一朵接着一朵地开。小桃没说话，可是小桃的话全都写在眼神里了。

仇阿宝抽出一个汤勺，挖了一勺蛋糕递给小桃。小桃不接，只是扭头看着她妈的脸色。勤奋嫂叹了一口气，说：“买都买了，你就吃吧。”

小桃接过勺子吃了起来。小桃吃得很慢，把一口掰开了好几口。还是不经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就像猫似的，把勺子正面背面都舔了个溜光。

“多大的人了，还是贪嘴。”勤奋嫂骂道。

“这倒挺好，省得洗碗了。”仇阿宝又挖了一勺，递过去给小桃。

这回小桃一口就吃完了。看着小桃的馋样子，二姨娘就摇头。“这孩子，可怜见的，好些日子没有放开肚子吃了。”

勤奋嫂就问：“阿宝你见多识广，是不是咱们国家有饥荒啊？弄得粮食这么紧张。”

仇阿宝回头看了看，见屋里没别人，才压低了嗓子说：“你们天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知道外头的事。灾情严重着呢。我刚从四川湖北出差回来，一路听说饿死了不少人呢，又不叫出来逃荒。”

“难怪啊难怪。咱们这里还算好，饿死还不至于，最多勒紧裤带忍一忍，也就熬过去了。”勤奋嫂叹息道。

仇阿宝哼了一声，说：“你去医院门口看看，得青紫病的有多少？腿肿得紫茄子似的，都是乡下来的。乡下的日子不比城里，难熬啊。”

一朵阴云飞过勤奋嫂的眼睛，她的脸一下子暗了——她想起了还在朱家岭的谷医生。谷医生走了有两年了，这两年里她给他邮过两个包裹，一次是织好的绒衣，一次是炒熟的麦粉。她知道他不会做饭，麦粉倒上开水一拌就能吃，放糖放盐都行。不过那也是半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她就是刮牙缝也刮不出多余的粮食可以寄给他了。

谷医生给她写过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寥寥几行字，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朱家岭的医疗条件差，不过那边的人很好，他在劳动人民中间学到了不少东西，正在努力改造。也顺便问她那本字典好用不？又学了多少生字？她知道他在那个情况里不能随便说话，他能说的，大概也只有这几句。

吃完饭，送走了仇阿宝，二姨娘避开小桃，拉了勤奋嫂到门口，悄声问：“这个阿宝，老婆死了这些年了，也不娶，是怎么回事？”

勤奋嫂咦了一声，说：“他娶不娶，你该去问他，问我做什么？”

二姨娘正了脸色，说你要是对他没意思，就别让他来了，省得邻居嚼舌头。勤奋嫂恼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啦？是你留他吃饭的，又不是我。他来打水，我还能叫他别来？二姨娘说我就怕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对他没意思，又接受他的好，将来欠人家太多，你拿什么还？

勤奋嫂站在街头，看着那些昏黄稀疏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把一个城市照成了瘌痢头。

“你以为我想白受他的好啊？可是我好歹得熬到小桃上大学。除了他，我还能指望谁？”

二姨娘忧心忡忡地看着勤奋嫂，脸蹙成了一个苦瓜：“你这不是在，耽误你自己吗？”

勤奋嫂咧了咧嘴，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姨娘，我这辈子被耽误的事情多了，还在乎这一桩？”

二姨娘嘬着牙花，半天没说话。勤奋嫂以为二姨娘把话都说完了，正要往里走，只听得二姨娘吐了一口沾了牙花的唾沫，说：“可惜啊可惜，你没看上这个男人。”

孙小桃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终于戒掉了看画儿书的瘾念。其实她依旧还是喜欢看，只是现在坐在书摊上看书的人，岁数上都比她小了许多。画儿书终于成了一件她穿着太小了而不得不扔掉的旧衣裳。

现在每天放学，她再也不用在鼓楼洞里拐了个弯再回家，因为全班，不，全校的人，都知道了她家是开老虎灶的。“老虎灶西施”的绰号已经跟了她六七年了，渐渐地已经把她的耳朵磨出了茧子，她再也没有理由去死死捂住那块早已经是公众秘密的疤。

现在放学她还是不直接回家。不过现在她换了地方，她会去九山湖边坐一会儿再回家吃饭。湖边人迹稀少，只有一片草地和一棵遮天蔽日的槐树，往那树底下一坐，无论晨昏都是一片幽暗。她坐的次数多了，已经知道朝阳那面的树身上，有一块塌陷的疤，她坐下来，正好可以把身子和脑袋搁进去，那树身就成了她的椅背她的床。靠在那里，她看得清世界，世界却看不清她。她喜欢下午的日头把湖水渐渐变得浓稠起来的感觉，也喜欢风穿过水面和青草地的清凉气息。

她随身带着几支粗细不一的铅笔和一个长方形的白本子。那本子有一个厚实的塑料套，上面写着三个烫金字“速写册”——那是仇阿宝出差去上海的时候买来送给她的。仇阿宝不懂什么叫速写，只知道里头的白纸可以画画。其实她也不懂，不过没关系，懂不懂她都是拿它来画画的。她不画她眼睛里看见的东西，她只画她脑子里存的东西。她眼睛看见的东西若不在她脑子里存过一遍，她的笔就不认。她脑子里存的东西很多，有花鸟景致、山水楼阁。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她很节省地使用着这个本子，把每一页纸都隔开了上下两部分，正面反面都用，可是很快，本子已经用了一半。

当然，她也不是回回都画。有时候她只是在树底下坐一坐，听着头顶上鸟儿叽叽啾啾地叫着，懒懒地看着远处水变成了天的地方发呆。这种时候她就觉得脑子被水洗过了一遭，十几年的日子竟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空得她都想不起来她到底是谁，她就很是快活了起来。

这一天她下了课照常往湖边走，远远地突然就闻到了一股异味。她和她的母亲勤奋嫂一样，嗅觉极为发达。她的鼻子，总要遥遥领先地走在她的眼睛和耳朵之前，有时甚至回过头来阻拦了眼睛和耳朵的路。她那天闻到的，是树林子里的野物闻到自己的窝巢被别的野物侵占的那种味道。

她警惕地停下了步子。她的鼻子引领着她的眼睛一路走过去，停在了那棵熟悉的槐树下。她看见了一个穿着海魂衫的身影，是抗战。抗战这两年一下子长高长壮了，衣服的每一处都有了饱实的内容。青春已经把早些年颠沛流离的痕迹从他脸上彻底抹去，他远远看上去几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正靠在树身——她的树身上，悠悠地吹着口琴。突然他的身子斜了一斜，仿佛在跟人说话，于是她就看见了另一个身影，一个穿着白衬衫、蓝花裙子，梳着两根齐腰长辫子的身影。她的心突然停跳了一拍，因为她醒悟过来，那个人是赵梦痕。

梦痕这两年也长高了，却没长胖，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恰到好处的营养搭配。她父亲的绸缎庄已经被公私合营，她父亲现在不再到公司上班，只在家里吃着定息。他的名字，也不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报纸的新闻版上。他们家已经不如从前那么阔了，但远还没到潦倒的地步。真正潦倒的日子，还要过几年才会到来，所以她依旧可以消消停停地享用着她父亲和她父亲的父亲积攒下来的家产。她身上的那件蓝花裙子，就不是一般的货色，那是上海滩最精纺的东方绸，按照最时新的样子剪裁的。本来她裙子上的蓝和他海魂衫上的蓝是截然不同势不两立的两种蓝，可是那天他们头顶的那片天，身前的那汪水，身后的那棵树，突然就叫那两样蓝变得相得益彰。

其实，离他们站立的地方略走几步，就可以看到饥荒的影子。可是饥荒离他们再近，也挨不到他们身上。她有丰裕的过去可以汲取，他有绵长的未来可以预支，在那一刻，他们跟苦难和灾荒都还无缘。

梦痕从口袋掏出一支口琴，也跟着他吹了起来。他们吹的是同一首歌，都是《红莓花儿开》。刚开始的时候，他吹他的调，她吹她的，他们的调子中间有一条阔阔的缝，缝里灌着风。渐渐地，她就试试探探地找着了他的调，他也找着了她的，两个调便严丝合缝了起来。

他们本是一条线上离得最远的两个极端，可是离得最远的两个点，也可以顷刻之间成为贴得最近的，如果把那条线绕成一个圆。小桃暗想。

这天晚上，小桃躺在床上做了一夜的梦，每一个梦里，都有那两种蓝。

第二天到了学校，小桃冷眼看着那两个人，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中间隔着好几排人，他没看她，她也没看他。他们脸上浮现的，是一种从未认识过的陌生，和一种丝毫没想打破这种陌生的漠然。

后来小桃再也没有在九山湖边见到过他们的身影。

小桃开始怀疑，那天她在湖边见到的，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幻象。

内科医生谷开煦觉得他在医学院接受的五年正规教育和在医院里积攒的数年临床经验，到了朱家岭并非完全学无所用。事实上，在朱家岭的四年里，他的医术在有某些方面进步巨大，当然，这些进步是以其他方面的巨大退步为代价的。

卫生所的条件使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医治重病大病的机会。可是，正是因为诊断设施的严重缺乏，他的眼睛、鼻子和手指却变得格外地敏锐起来，它们是他除了听诊器之外的唯一依靠。人体上任何一丝略微反常的颜色、气味、形状、质感，都能飞快地调动他的脑神经，让他在以分秒计算的时间范围内做出精准的判断。他的直觉可以带他走很远的路，尽管还走不到头，因为他的精准只能停留在诊断阶段。除了头痛脑热、腹泻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病人都得送往县医院治疗。

除了看头痛脑热和腹泻之外，他常做的另一件事是外伤处理，当然是指简单的外伤。从前一直在内科工作，离开医学院后他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外伤。可是在朱家岭的四年里，他见过了一辈子加起来也没见过的五花八门的外伤，有农器的割伤，有火烛的烫伤，有牲口的踩伤，有两口子打架的划伤……他现在熟知每一种清理和消毒方法，而且能把伤口缝合得像一块精美的绣花布。

他甚至学会了给牲口看病。开始时只是一种无奈，人能送往县医院，而牲口却不能。老乡们是抱着能给人看病就能给牲口看病的盲目信任，把牲口牵进他的卫生所的。他只能一边翻看他从城里带来的一本《兽医手册》，一边寻找对应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几次见效之后，他的胆子渐渐大了，竟然敢给牲口开刀接生。

这一天早上，他起晚了，是被敲门声惊醒的。他就住在卫生所里。所谓的“住”，其实就是一张单人床，铺在卫生所的墙角，来人了就把布帘子扯上。工作和睡觉都在一个地方，就无所谓上班下班，只要有人来就随时开门。

头天夜里朱家岭有户人家娶亲，请他过去做证婚人，免不了多喝了几杯酒，有些上头，就一觉睡过了。醒来一看，日头已经升到院子里的那棵桑树枝上了。他应了一声门，就慌慌地披衣找鞋。已是三月了，风吹过来虽然还有几分寒意，不过那寒意只是一张稀薄的纸，轻轻一捅就破，芯子里早已是一片软乎乎的糖稀一样的春暖了，可是谷医生却还没换下棉袄和那条肥得几乎没了裆的棉裤。床前的那双棉鞋沾满了昨夜路上的灰土，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他懒得掸土，胡乱趿上了就去开门。

今天的病人面生，一问，才知道是从陆家埠头送过来的。脚还没进院子，身后已经跟了一大群人。朱家岭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个外乡人，朱家岭的鸡狗都眼浅，见了生人就倾巢出动，更别说是饿着肚子的人。饿着肚子的人格外喜欢热闹，热闹是气，虽然管不得饿，却能暂时填一填肚子里的空地。

病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一个星期前早上醒来，耳朵突然就聋了，说夜里有鬼附在她脑袋里喊了一宿的话。从那天起，那鬼就昼夜不停地跟她说话，搅得她白天黑夜睡不得觉，人就有些疯癫了。村里岁数大些的都说她中了邪，撞上了不该见的东西。家里人也悄悄请巫师神婆赶过鬼，服过符纸仙丹，却都不管用。后来她儿子听说朱家岭有一个温州城里来的大医生，就走了几十里路把老太太抬了过来。

老太太见了谷医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菩萨神仙啊，你要是能把鬼赶出来，我情愿折几年寿。”

众人便笑老太太脑瓜子糊涂。谷医生把老太太扶起来，早已是一头一身的灰土。搬了张凳子让她当院坐下，就拿出耳镜做检查。谷医生把耳镜伸进老太太的耳道里转了几转，眉毛却越蹙越紧，渐渐地紧成了一团乱线。众人七嘴八舌地问到底看见什么啦？谷医生也不回话，只叫人进屋里拿出一瓶甘油来，往老太太的耳朵里滴了几滴，叫她歪着头坐着，竟不再搭理。

谷医生擦了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抽了一根烟出来，点着火抽了起来。

谷医生抽起烟来也急也慢。急是抽进去的时候，三口并作两口，仿佛有人在后头追抢。慢是吐出来的时候，抽进去好几口，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一口。那一口带着几口的劲道，一路悠悠地升到半空，那圆圈才慢慢地打开了，开成一朵肥软的花。

谷医生好不容易把一根烟抽到了烧指头的地步，却也不扔，又掏出另一根来，按在前一根的屁股上点着了，再接着抽。众人急等着看好戏，锣鼓响了半晌，却不见大幕扯开。越等，便越觉得这戏值得等，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喘，生怕就在那一口粗气里错过了开场。

终于熬过了两支烟，谷医生站起来，拿了张旧报纸垫在老太太的肩膀上，让老太太侧过头来，这回是朝另一边。众人等了半天，慢慢地，就见那张旧报纸上滴下来一团烟垢似的脏东西，是稀释了的耳屎。

就在那团耳屎里，蠕爬着两只黑乎乎的东西。众人凑近了看，啊地惊叫了一声，倒抽了一口凉气。

报纸上爬着的，是两只小蟑螂。

“这就是我给你赶出来的鬼。”谷医生把报纸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堆。

“娘，怎样了？”老太太的儿子们围了上来，急切地问。

“我又不是聋子，用得着这么喊吗？”老太太说。

众人轰的一声笑了，院子里鸡飞狗跳地热闹了起来。

老太太的儿子拉着谷医生的手，谢了又谢。围看的人说光谢顶屁用？有米就送些过来，谷医生的口粮不够吃。那儿子脸上就有了几分难色，说这日子谁家能有闲米呢？要不就挑些番薯来吧。围看的人就起哄，说吃番薯都放了一年的屁了，谁稀罕。谷医生推着那儿子往外走，说你也真是，一句玩笑也听不懂。你妈没事了，还可以活一百年。

那家人又千恩万谢了一番，终于走了。众人正要各自散去，却突然听见有人扑哧笑了一声，说谷医生你的医术越发高明了。众人转身一看，才发现院子里的那棵桑树底下，站着一个陌生女人。女人臂弯上挽了个竹篮，大约赶过了路，面颊上泛着两片汗湿的潮红。女人剪了一头齐耳的短发，一侧的头发被一枚塑料发卡夹起来，露出一个白白净净的耳垂。女人身穿一件洗过了多水的蓝布夹袄，衣裳的袖口已经薄得挂了丝，却依旧干净合体。女人的穿着原本是素净的，肩上却围了一条红色的方巾，那红便烧得一个院子噌地一下亮了起来。

众人先前的心思都在老太太的耳朵上，竟没留神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朱家岭安静了很长时间了，朱家岭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突袭而来接二连三的热闹，一时慌了手脚。半晌，才有一个抱着娃的女人说了句话：“是谷医生的老妪（温州方言：老婆）吧？”有人就说瞎扯淡，没听说谷医生有老妪。人群立时就分成了两拨，一拨说是，一拨说不是。相持不下，便都转过脸来看谷医生。

“谷医生你给个话，是还是不是？别不好意思。”有人大声嚷了起来，众人便又哄哄地笑了开来，一下子找回了感觉。

谷医生有些窘，不知如何回应。倒是那女人大方，仰脸冲大伙一笑，说别乱点鸳鸯谱，我是谷医生的妹子。众人见女人不认生，胆子也大了，就说别看谷医生长得不怎么样，妹子却是漂亮呢，到底是城里人。谷医生挥挥手说散了散了，看了半天热闹了，肚子不饿吗？赶紧回家吧。众人哪里舍得散？里三层外三层的，圈子围得越发紧了。女人解下围巾，啪啪地拍打着衣裳鞋面上的土，只觉得前襟后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睛，连颈脖子都烫。

“谷医生跟妹子也总有几句话要说。都回家吧，家里要是有吃的就拿点过来。”终于有个年长些的，扯着嗓门嚷了一句，众人才百般不情愿地散了。

谷医生接过女人的竹篮，领着女人进了屋。女人正想坐，却被谷医生一把拦住，说那张凳子什么病人都坐过，别脏了你的衣服。便把床铺上的被子往里推了推，腾出一块空地来，让女人坐下。被子蟒蛇似的盘成一团，露出一个油渍渍的被头。女人心里抽了一抽，心想从前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现在的日子怎么就过得如此对付？

屋里只剩下了两个人，空气突然就重了，一扭身子撞上了，硌得人浑身都疼。谷医生已经把方才的自如都丢在了院子里，他想说话，可是他的话像一管用得只剩了一个底的牙膏，他费尽气力终于把话挤到了嘴上，却发现嘴短了一截舌头。

“勤奋，我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谷医生哆哆嗦嗦地扭上了一直敞开着的棉袄扣子，他依旧还没有从巨大的惊愕中挣脱出来。

勤奋嫂的心很响地跳了一声。

他叫她勤奋。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勤奋和勤奋嫂，只相差了一个字，可是那个字里却藏着万千玄机：被人叫作勤奋嫂的时候她是一个寡妇，而被人叫作勤奋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勤奋嫂想说的话也很多，可是说出来的，却不是最想说的那一句。“仇阿宝，你认得的，他们厂子在朱家岭旁边有个外包加工车间，我搭了他们的便车来的。”她说。

谷医生倒了半杯水给勤奋嫂。他是想倒一满杯的，可是热水瓶只剩了一个底，杯子的水里浮着几片蛾子似的瓶渣。勤奋嫂顾不得，她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就喝，她真是渴了。喝完了，就问你在这边，好吗？谷医生说还好。勤奋嫂说那些人，像是待你不错呢。谷医生说是不错。勤奋嫂又说听仇阿宝讲，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摘帽了，你争取争取。谷医生说知道了。勤奋嫂抿嘴一笑，说你这样，我真不习惯。谷医生说什么不习惯？勤奋嫂说你话怎么这么少了？你不发牢骚的时候我真不习惯了。

两人便一起笑了起来。那笑把厚硬的空气戳出了一个孔，便有风在屋里流动起来。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勤奋嫂问。

“乡下，人人都抽，就跟着学了。”谷医生说。

“为什么，把头发剪了？”谷医生歪过头来看着勤奋嫂。

“难看吗，剪了？”

谷医生沉吟半晌，才说：“好看。只是剪了头发，就真像城里人了。”

“城里人，不好吗？”

“不是不好，只是我已经习惯了乡下。我现在，就是一个农民。”

勤奋嫂张了张嘴，却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咬断在了舌尖上——她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四年的光阴不算长也不算短，却刚够把谷医生从上到下变了个样。不在老，不在黑，也不在瘦。再老再黑再瘦，只要眉眼还在，总能认出个样子来。谷医生变的是样子，不是眉眼。从说话的口音，到穿衣的样式，到走路站立的姿势，谷医生看上去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鼻梁上那副裂了一条缝的眼镜。

勤奋嫂取下盖在竹篮上的毛巾，说这是我给你带的豌豆饼。其实都是豌豆，没几两面粉。要在从前，这也就是喂牲口的饲料，可现在只能凑合了，粮票实在不够。谷医生说你该留着给小桃，这个年纪，胃口正开。勤奋嫂说城里的供应再怎么也比乡下强，乡下的日子难熬，也不知你这里怎么样？谷医生说我在老乡家里搭伙，虽然不能顿顿都吃饱，倒也没太饿着，总有人送吃的。我给哪家都治过病，不是人就是牲畜。做医生就剩下这么点好处了。

谷医生便问小桃怎么样了？勤奋嫂说今年上高二，再过一年就考大学了。谷医生问想好了考什么专业？勤奋嫂说这孩子爱画画，就考个跟美术多少有点关系的专业吧，最好进个包吃包住的学校，家里少点负担。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屋外有人声。开了门，只见院子里站了一群人，手里都端着锅碗瓢盆，是送饭来的。谷医生说这么多东西，我们也吃不了，不如大家都在这儿一起吃了算。众人也不推辞，当下便有两个年轻汉子进了屋里，把卫生所看病的那张桌子抬了出来，摆在那棵桑树底下。众人就放下了手里的物什。勤奋嫂一眼望去，只见有蒸番薯、烤番薯、番薯粉丝海米汤、番薯粉掺面粉做的窝窝头。都是海碗，却见不着米。菜有水煮萝卜、盐腌雪里红、豆腐乳、炒青椒片、芹菜豆腐丝，也都是清汤寡水的找不见几个油星子。还有人拿的是瓜子、北枣、麦芽糖的干货。只有一户人家端来了一碗面，那面上头撒了厚厚一层葱花，还窝了一个鸡蛋。众人的眼睛，便都落在了那碗面上，却谁也不敢动筷。

谷医生拿出勤奋嫂的竹篮，说这是我妹子带来的城里货，一人一口，别打架。我知道你们都盯着这碗面，那就一人一口分了算。不过鸡蛋是我妹子的，你们谁都别想。众人便笑，围着桌子站成了一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吃了起来。有人就叹气，说妹子，拿这种东西招待你，真是给朱家岭丢脸呐。勤奋嫂说这里的番薯，不知比城里的强多少。城里粮店卖的，跟铁砂似的，连我家的鸡都咬不动。谷医生说你先别拣好听的说，我要是告诉你这些番薯粉丝是在哪里晒出来的，看你还敢不敢吃？勤奋嫂说我什么事没见过？你轻易吓不着我。谷医生说都是在坟头盖上晒的。勤奋嫂嘴里的一口番薯粉丝，就哽在了喉头。终于咽下去了，就哼了一声，说只要不是在茅坑里晒的，我有什么不敢吃的？众人哈哈大笑，说妹子果真和谷医生一样爽快。

话还没说上几句，一桌子的干稀已经风卷残云似的给扫得精光。众人吃完了，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感叹：这最苦的日子，总算要熬过去了，听说上头已经在发救济粮。谷医生说大幸啊，咱们朱家岭没有饿死人。

这是一天里谷医生说的最接近牢骚的一句话了。勤奋嫂朝他斜了一眼，算是提醒的意思。谁知众人看见了，就说妹子你别担心，这里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得谁。勤奋嫂被人看穿了心思，面色就有些讪讪的。

就有人问谷医生听说你跟公社申请了两间房，要扩大卫生所？谷医生说房子批了，县里还送了一批抗菌素。等到县里培训的小张回来，咱们卫生所就能看些小病了，用不着个个都送县医院。众人就兴奋起来，问将来这儿能接生不？谷医生说牛可以，人得看情况。众人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有人拿出一瓶家酿的米酒，倒在碗里就要喝。谷医生瞪了那人一眼，说你酒糟鼻刚好些，又要造次？这回我可不管你。那人在谷医生的眼光里矮了下去，只嘿嘿地笑，说我哪是自己喝的？是带来给妹子尝的。就把酒碗递给了勤奋嫂。勤奋嫂抿了一口，很是清香可口，倒没有多少酒味，便忍不住又喝了一大口。谷医生朝她摇了摇头，轻声说这酒有后劲，一会儿就上头。众人说你别拦我妹子。上头怕什么？横竖是在卫生所，打一针就是了。谷医生说你以为针药是拿来醒酒的？那再开个十间八间的卫生所都不够你用。

众人就说谷医生你干脆留下来别回城里去了，城里有什么好？人人乌眼鸡似的，你掐我我掐你。你在这里管个卫生所，你就是山大王。有个婆姨说那你先给谷医生说个女人，没老妪谷医生能待得住吗？又有人接了这个茬，说陆家埠头有个女人，刚守的寡，三十岁，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谷医生你看怎么样？谷医生说酒不是你喝的，怎么醉的是你？你都说过好几个啦。是不是天下死的都是男人，要不怎么剩的都是寡妇？

众人笑得人仰马翻。

勤奋嫂看着这一桌子的人，只觉得他们是水，谷医生是桨。桨插在水里，水裹住了桨。桨划着水，水推着桨，两下都是说不出的自如畅快。她在谷医生身上找见了一样城里找不到的东西。

那样东西叫自信。

吃完饭，众人散了各自回家，勤奋嫂就对谷医生说你带我出去走走吧，乡下有乡下的景致。谷医生问去村头还是去村尾呢？勤奋嫂说我是从村头进来的，就去村尾看看吧。

两人便出了院门。

日头极好，照得满枝的新叶毛茸茸的黄。人和狗都撑不住这样的乍暖，沉沉地歇着晌午的困倦。只有鸡还警醒着，四下聒噪着寻食。人饿了多久，鸡就饿了多久，这一路上的鸡看上去都是皮瘦毛长。

谷医生也热了，终于把棉袄脱了提在手上，身上只剩了一件洗得认不出颜色的球衣，脑门上依旧冒着湿湿的汗气。卸了那层陈年老皮，人突然就年轻了。

“十二月党人，是什么东西？”勤奋嫂突然问。

谷医生惊讶地扬起了眉毛：“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你枕头底下的那本书。”勤奋嫂说。

谷医生松了一口气。“那是《普希金诗集》，里头有些诗，是献给十二月党人的，最有名的是那首《致西伯利亚囚徒》。”

“普希金是谁？”

“是俄国有名的诗人。”

“没听过世上还有个党是拿月份起名的。要都这样，指不定将来就有清明党立春党了。”

谷医生禁不住被勤奋嫂逗笑了。“那其实不是党，只是一群人，合谋着想推翻沙皇政府。那场起义发生在俄历十二月，所以就叫十二月党人。”

“后来起义失败，他们全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放弃了爵位和一切的奢华，跟着男人去了西伯利亚。你知道她们见到久别的丈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是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镣。”

这“亲吻”两个字，叫勤奋嫂的脸突然热了一热。她认得这两个字，也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若印在书里，她看得很是坦然。可是这两个字若挂在一个男人的嘴唇上，突然就有些触目惊心。勤奋嫂低了头，躲开了谷医生的眼睛。

“所以普希金就写了诗，献给这些夫人。”谷医生说。

“那你，给我念一首，给夫人的诗。”勤奋嫂央求谷医生。

“我只记得几句，是长诗《波尔塔瓦》里头的。‘西伯利亚凄凉的荒原，你的话语的最后声音，便是我唯一的珍宝、圣物，我心头唯一爱恋的幻梦。’”

谢天谢地，那口大舌头的普通话还在。勤奋嫂暗想。

“这些十二月党人，是不是跟右派差不多？”她问。

谷医生一把捂住了勤奋嫂的嘴。“这话你千万不能瞎说。十二月党人是反政府的，右派只是跟政府提意见。这里的差别大了。”

勤奋嫂扑哧一声笑了，说：“怎么吓成这样？脸都白了。我不就跟你一个人说嘛，莫非你要举报我不成？”

谷医生的脸色，这才渐渐地平复了下去。

“勤奋，你现在，还学字吗？”谷医生问。

“你送给我的那本字典，都快翻烂了。这些年倒是学了不少字，小桃的高中课本，我基本上都读懂了。”

“勤奋，难为你了，一直给我写信。这些年，只有两个人给我写过信，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妈。”

谷医生说这话的时候，嗓门有些嘶哑。谷医生一离开朱家岭的人群，就像是桨离开了水，突然就抽巴了。

“要谢，也是我谢你。你要是不教我认那些字，我拿什么给你写信？”勤奋嫂说。

“你的信，倒是越写越通顺了。”谷医生说。

“那，你孩子……不给你写信吗？”话一出口勤奋嫂就后悔了。她原先想说的是“你孩子他妈”，话溜到舌尖的时候被她拽住了一半。就是这剩下的一半也是一根刺，一根粗刺啊，他的皮就是再糙再厚也忍不下这样的疼。

他不语，只是呆呆地看着墙上那条已经被雨水淋成白色的超英赶美标语，仿佛那一笔一画里都藏着玄机。半晌，他才叹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有了，新家。”

勤奋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两人便都沉默了，慢慢地朝村尾走去。

村尾有一所门面破旧的小学校，正是课间休息时间，一群女娃娃正在庭院里跳橡皮筋。见生人来，便都停止了嬉戏，愣愣地望着他们不出声。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不知道怎么招呼客人。

“这是朱家岭小学，只有一个民办老师，教三个年级。岁数大些的孩子，还得跑远路去别的学校读书。”谷医生说。

勤奋嫂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就朝里走去。校舍虽然加搭了两间房，地方还是窄小，庭院叫女娃们占了，男娃就只能缩在墙角拍香烟纸盒玩，拍一下扬起一片飞尘。勤奋嫂在孩子们惊讶的目光中杀出一条血路，一路径直走过去，走到了最尽里的那间教室门口。

停下了，就抚着教室门外的那根柱子发怔。

“这里曾经是一座庙。”勤奋嫂喃喃地说。

谷医生有些惊讶，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勤奋嫂不说话，只是用指甲抠着柱子上的油漆。柱子已经刷过了很多层漆，最后刷上去的那层是朱红。即使是那层，也见过了几阵风雨，指甲轻轻一抠，漆皮就爆了，露出底下的旧漆，还是朱红。她不知道那层朱红底下还有没有另外的朱红。每一层漆就是一个朝代啊，有多少层漆，这根柱子就见过了多少朝的变更。

“你看这柱子上‘普济众生’的老字都露出来了，还能不是庙吗？”半晌，勤奋嫂才对谷医生说。

当然，还有一些话，她是不能跟谷医生说的。即使她跟他走得再亲近，她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谁也不能进的，包括小桃。

“我得走了，仇阿宝厂里的车在等。”勤奋嫂神色恍惚地走出了小学校的门。

日头有些斜了，便不如晌午那样暖和。天上有一阵唰唰的声响，是一群鸽子飞过，似乎正出发，又似乎要归家。

“勤奋，你不要，再来看我了。”谷医生迟迟疑疑地说。

勤奋嫂的眉毛惊讶地扬了起来，仿佛叫人从背后拍了一掌：“为，为什么？”

“要是传到温州城里，对你影响不好。”

“我一个开老虎灶的，已经低到泥里了，还能再往哪儿低？”

“可是你有小桃。”

“等小桃上了大学，就影响不到她了。”

“还有工作分配，有些事能跟她一辈子。”

勤奋嫂在路边站下了，两眼炯炯地望着谷医生。

“你给我，赶紧，把那顶帽子摘了。”她一字一顿地说。

当那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精瘦老头推门进来的时候，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就给压瘪了，瘪成了一张纸。老头的青布鞋唰啦唰啦地踩过来，仿佛随时要把这张纸踩成碎片。三个考官齐齐地站起来，喊了一声“宋书记”，老头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坐下来，却不说话。老头用不着说话，他的重量恰恰就在沉默上。老头拿起桌子上那一沓纸，随手翻了起来。他看字的速度很慢，似乎每纸页上写的都是些深奥难解的天书。每翻过一页，眉头就紧一分，还没翻到一半，老头的眉心已经蹙成了一团纠结不清的烂水草。

这是布料设计专业考生报名表。确切地说，是通过了美术初选的考生报名表。在美术作业环节里，一部分考生就已经被先行淘汰。现在进行的，是考生的面试环节。

老头终于停了下来，抬头看了一眼坐在桌子跟前的那位考生，又扭头看了一眼考官。靠老头最近的那一位考官最先明白了老头的意思，就拿过那沓报名表，翻到了其中的一页上。

“……基础……差……”考官趴在老头的耳边说。考官的声音轻得几近耳语，可是教室太安静了。太安静的教室就像是一个极善打听的妇人，总能从人的舌头嘴巴里拽出一两个断断续续的话头。

“你是孙小桃吗？”老头问。

老头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大舌头，一听就不是南方人。那声音实在说不上洪亮，甚至有几分沙哑。老头的威严不在声音里，而在眼神上。老头的眼神是一把质地厚实形状模糊的鞘，谁也猜不出那鞘里藏的是什么样的刀。在那样的目光里小桃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行窃时被当场擒住的贼，她若认了那个名字就是认了刚被拿住的那桩罪。她的嘴唇颤了几颤，颤出来的那个“是”字，轻得连她自己都听不清。

“你爹叫孙粮食？”

小桃点了点头。

“你娘叫刘勤奋？”

小桃听见考官席里发出一阵压抑了的低笑。她知道他们笑的是她父母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不过是有关她身世的那潭水上的一层表皮而已，再往下捞，还会有更多可以引发他们笑声的内容。从坐在这张椅子上起，小桃就没敢抬头看考官。不过她不需要。就在她进门的那一刻，她已经看过他们一眼了。她的眼睛是世上最精准的照相机，只需看过一眼，就已经把他们的长相衣装定格成了永久性记忆。坐在右边的那个人，是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老师。那位女老师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一件湖蓝色带白花的布拉吉（俄语：连衣裙），两根长辫子上缠着一对天蓝色的蝴蝶结。穿着这样的衣装戴着这样蝴蝶结的女老师，是绝不会有叫“孙粮食”和“刘勤奋”这样名字的父母的，也是一辈子不会被人叫作“老虎灶西施”的。

老头喀地咳嗽了一下，笑声顿时静了下去。笑声虽然止住了，笑意却依旧还星星点点地残留在那几个人的眉眼之间，如同下过雨的天气，雨虽然住了，湿意却还要在地皮上存留很久。

“你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老头一边看着报名表，一边问小桃。

“我没见过我爸。”小桃说。

“怎么了？”老头的眉毛又拧紧了一圈。

“我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我爸就死了，是被日本人杀的。”

老头哦了一声，沉默了片刻，又问：“你妈一个人，是怎么把你拉扯大的？”

那个让她最为难堪的问题，终于来了，小桃看见它的影子乌瘆瘆地停在了她的脚前。她知道她躲不过，她只有迎头撞上去了。

“我妈，卖开水，养我，一分钱一瓶。”小桃说。

小桃说“卖开水”的时候，艰难得像是在说“卖身子”。也许是那副金丝边眼镜，也许是那一对天蓝色的蝴蝶结，也许是那一身鲜亮无比的布拉吉，也许是那一团窸窸窣窣老鼠咬纸似的窃笑声。它们像一把细沙子裹住了她的喉咙她的舌头，什么样的话从那样的重围里走出来都会跌跌撞撞，千疮百孔。

“穷苦人家啊。”老头对考官们叹了一口气，“你们问吧，还有什么问题。”

“你练过静物写生吗？”

一个湖蓝色的声音远远地飘了过来。

小桃摇了摇头。

“跟老师上过素描课吗？”

小桃又摇了摇头。

“学过人体透视原理吗？”

小桃疑惑地看着那副金丝边眼镜，仿佛她说的是某一国的外语，可是那副眼镜却没给她任何解释甚至暗示。小桃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考官们咬了一阵子耳朵，小桃只钩着了两个字“……难怪……”。

“你交的那个作业，《吹口琴的少年》，是你自己创作的吗？”坐在中间的那个男考官问。那人说“自己”两个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中间夹着一根软刺，叫人刚刚觉出来，却又不够疼。

小桃点了点头。

“孙小桃同学，你应该知道，没学过人体透视原理，又没有任何素描写生经验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那样的画来的。”男考官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阴得仿佛随手能拧出一把水。

“如果美术专业没通过，你还可以转考我们学校的其他专业。可是如果你撒谎，那就是道德品质问题，我们可以取消你的考试资格……”

血一下子涌上了小桃的脸。考官还说了许多话，可是小桃一句也听不清了。小桃不知道她有这么多的血，也不知道她的血竟然有这样大的力气。血像一帘粗大的瀑布，凶猛地击打着她的耳膜。血有多少力气冲过去，耳膜就有多少力气挡回来。两股蛮力撞在一起，满耳便都是惊天动地的轰鸣。

“我没有撒谎，那画是我想出来的！”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那是一声喊，因为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一切轰鸣之上。

“你脑子里想什么，就能画出什么吗？”很久没吭声的老头，突然插进了一句话。

“只要是我见过的。”小桃说。

“你娘卖开水，你总见过吧？”老头说。

老头说话的语气很平，听不出是戏谑还是认真。考官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眉眼间浮出隐隐一丝笑意。这是小桃熟悉的笑意，这是由她父母的名字引发的笑意里残留下来的尾巴。先前的笑意埋是埋了，却埋得太浅，经不起引逗，轻轻一拨弄就要露出痕迹。

血又一次涌上了小桃的脸。还好，先前的潮红还未褪尽，新红藏在旧红背后，没人看得出那是两层不同的红。血在占领了小桃脸上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渐渐地安宁了下来，耳朵不再轰鸣，小桃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的镇定。

“我能画。”小桃说。

穿湖蓝布拉吉的女老师拿来了一个小画板和一支带着橡皮的铅笔。

“草图就行。”她说，语气里带着临终送别的怜悯。

小桃把画板夹在膝盖和肘子中间，双手拄着头，闭着眼睛久久不动。被大同小异的面试折腾了一个上午的考官们，到此时耐心终于给磨出了破洞。中间那个管事的用钢笔敲了敲桌子，说：“算了孙小桃，我们叫下一个吧。”

这时小桃突然睁开眼睛，说：“五分钟，老师，你就给我五分钟。”

小桃开始俯下身来画画。

小桃的脸近近地贴在画板上，整个身子拱成了一个圆，仿佛在竭尽全力地呵护着手底下一个惊天动地的机密。

小桃画得很快，甚至没有用满五分钟。她把画板递给了考官，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书包。她知道，她的梦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梦碎在这个时候，疼是疼，终究还是干净利落的短疼，总比忍半辈子的钝疼强。老虎灶的女儿，天生就懂怎么挑选疼痛。

考官们的脸近近地凑在一起看着小桃的画，半晌没人吱声。

也没人笑。

小桃推门出去的时候，突然听见背后有人说话。那话不是说给她听的，只是顺道刮进了她的耳朵而已。

说话的是那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头。

“阶级感情啊。”他说。

这个夏天小桃闲得无所事事，不用上学，不用赶功课，也没有返校日，时间多得如同空气，一抓一大把，可是无论抓了多少把，却也不见少。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起了床也是坐在窗口发怔，一坐就是一两个钟点。勤奋嫂见不得她这副样子，便轰她出门找同学玩。实在被母亲催不过，小桃只好百般不情愿地出了门，当然不是去找同学玩。

她原先的学校没有高中部，所以上高中时她换了一所学校，依旧没有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一毕了业，同学里有的参军，有的嫁人，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参加了工作，日日碰面的一群人，忽的一声就散成了一把沙子，顺着城市的筋脉无影无踪地流走了，仿佛从来就不曾相识聚首过。

小桃走到街心，才醒悟过来她原是无处可去的。心没主意，脚却自有主张，拽着她的身子浑浑噩噩地朝九山湖走去。脚并不是听心调派的，脚只是跟着记忆走，这些年里那汪湖那棵树一直是她无处可去时的去处。心糊涂，脚不糊涂。

天很热，日头把石板路晒得滚烫，凉鞋踩上去有些稀软，鞋底仿佛随时要化在石板上。知了扯着嗓子吱呀吱呀地喊，把人的脑瓜子喊成了一块什么也兜不住的破布。树叶子被日头晒蒙了，蜷成一排排纹丝不动的拳头。街上没有一丝风，连狗都懒得跑动，蹲在树荫底下哈哧哈哧地吐着舌头。小桃没走几步路，汗水就把眼睛眯住了，却又懒得回去拿草帽，终于走到湖边时，早已浑身湿透。

在那棵槐树底下坐了，脊背和脑袋一下子就找到了树干上那个凹陷之处，那也是凭记忆认的路。天终于裂开一条缝，刮起了一丝风。风很轻，还不够叫湖面上的水略略地蹙一蹙眉头，却已经把小桃的睡意勾起来了。自从那天从考场回来之后，她就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早也困晚也困，每日三餐，还没放下饭碗，眼皮已经沉涩不堪。困意像是一匹匹长得扯也扯不断的布，而清醒的时刻，反倒像是布匹之间细细的接缝。

她知道，那是因为她已经彻底放下了心思。心思原来是有重量的。心思像沉甸甸的铁钩，一个一个地挂在睡眠上，就能把睡眠钩出千疮百孔。可是现在她放下了，她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铁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捅破她的睡意。

前几天她在街上闲逛，偶然看到一张通告，是一家街道皮鞋厂的招工消息。她也没和母亲商量，就自己去报了名，当场就给录用了，因为她是这个小厂里唯一的一名高中生。下个月正式上班，学徒工，十五块钱工资，满一年加两块，直到满三年出师。出师后每月能拿二十六块钱，外加三块营养费，因为做鞋底的橡胶有毒。

那天她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勤奋嫂一天都没说话。晚饭的时候，桌子上出现了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那是一家人一个月的肉票。母亲和二姨婆都没动筷子，却都往她碗里夹肉。她一连添了两碗饭，饥荒的年代总算过去了，她现在终于可以略微地纵容一下自己的胃口。母亲和二姨婆忧心忡忡地看着她，眼光里的怜悯很沉很黏，压得她无论如何也打不出那个裹了油腥的饱嗝。后来她终于张开了嘴，笑笑说没事，挺好。

是的，挺好。

从考场回来之后，她就把画纸画笔和颜料打成一个卷，扔进了阁楼。她今生不会再去碰那个梦。梦是肥皂泡，日头一照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只是梦太经不起摔打了，梦轻轻一碰就碎，碎得那样彻底，连团水迹都找不到。若不想忍受那份破碎时的痛楚，兴许从一开头就不要去吹那个肥皂泡。

她突然就很是认命了。

小桃的头一挨上树干，就轰的一声跌入了黑甜乡。这一觉像一张刚刚从本子上撕下来的新纸，干净得没有一星半点的梦迹。睁开眼睛，饥肠辘辘，才明白自己已经错过了一顿饭。惊醒她的不是饥饿，而是一个人。那人站在她跟前，用一把拢成一束的纸扇，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肩膀。见她一脸茫然，便扑哧一笑，说孙小桃你不认得我了？我是赵梦痕。

小桃一下子就醒透了。

升高中时赵梦痕分在了另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其实相隔不远，温州又是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两人本该有千个百个机缘在某一个街角相遇，可是三年里她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梦痕长高了许多，长辫子剪成了齐耳朵的短发，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有些挂丝的白短袖衬衫和一条灰布裤子。裤子没有裤缝，膝盖裤腰处有几条深刻的褶皱。小桃从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梦痕，一时怔住，半天才问你，你怎么在这儿？梦痕指了指前方，说我陪爸爸出来透透气，家里太闷。

顺着梦痕手指的方向，小桃看见不远处的林荫道里，行走着一个半老不老的男人。男人和梦痕一样，穿的也是白短袖衬衫灰布裤子。男人手里捏着一把裹了布边的葵扇，此刻正挡在头顶遮阳。其实日头已经偏了，没有多少气力，那抹灰黄涂在男人的背影上显得有些肮脏。男人走路时鞋跟低低地黏在地上，仿佛没有力气好好抬一抬腿。这样的一个男人若扔在街上，寻常得大概连狗也不会多看上一眼。小桃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世道真像是一把粗沙子啊，在人身上滚过一回，就把一个显赫一时的公子哥儿磨得走了样。其实还没有人认真碰过他呢，碰他的日子还在后头。他只是经过了一场公私合营而已，他不过仅仅是感觉到失去了用场。

“今年考大学了吗？”梦痕摸出一条手绢铺在草地上，在小桃身边坐了下来。

这是一句已经在小桃喉咙口堵了半天的话，她一早就想问梦痕的。小桃没问的原因，是怕她反过来问自己。结果却是梦痕抢了她的先。

小桃摘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心搓来搓去搓成了粉，扬在风里吹散了，才哼了一声，说考了也是白考。梦痕问怎么说这个话？小桃叹了一口气，说你是明知故问吗？我是什么基础，你不会不知道吧？

梦痕哦了一声，像是不知道如何应答。小桃就问你呢，你也考了吗？梦痕咬了咬嘴唇，说和你一样，考了也是白考。

怎么能一样？小桃暗想。梦痕如果考不上，绝对不可能是成绩。自从升了初中之后，梦痕突然就对功课上起心来。她父亲专门给她请了最好的私人教师，在家辅导她的俄语和数学，她的成绩一下子跃到了年级的前几名。她若落榜，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她的家庭出身。虽然“一视同仁”的话一直在报纸上喊，可是就连二姨婆这样大字不识一个完全看不懂报纸的人都知道，功臣的儿子哪能和罪臣的儿子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这几年出身不好的学生，想上大学是越来越难了。

此刻老虎灶的女儿和绸缎行的千金突然有了一丝同病相怜，他们都被大学摒弃了。赵梦痕的生活之路拐到这一程的时候，和孙小桃有了小小一段的集结。可是，在赵梦痕的路还没拐到孙小桃的路上来的时候，赵梦痕拥有过什么样的风光？而她孙小桃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兴许到老到死，都永远是老虎灶的女儿。她的路一眼就看到了头，她的路永远也不会拐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弯道。

“我到这儿这么多次，后来就一次也没看见你了。”小桃说。

“你见过我，在这儿？”梦痕有些吃惊。

小桃定定地看了她一眼，说：“我看见了，你和抗战，在这儿吹口琴。”

梦痕愣了一愣，半晌，才转过身来，也定定地看着小桃，说：“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呢？”

梦痕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像一汪好天，清朗得没有半丝云翳。小桃想找一句话来回，搜肠刮肚地，竟然找不出一个字，只觉得脸颊渐渐地烫了上来，便很是恼怒了自己：遮遮掩掩的应该是她，到头来脸红的竟然是自己。

好在梦痕也没往下追问，只是摇了摇头，说：“抗战嗓子不错，口琴也吹得好，可是他就是听得太少。他以为俄罗斯民歌只有《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后来我妈给他放唱片，他就听傻了。他耳朵很灵，一听就听出来什么是好东西。”

“他去你家，听唱片？”小桃想掩饰，可是没用，她的嗓子不服她管，没出息地裂着惊诧的口子。

“我妈会弹钢琴，家里存了很多音乐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全套，肖邦的大部分都有，格林卡的也不少。抗战想好好学唱歌，光嗓子好没用，得有音乐素养。”

没变，赵梦痕没变。赵梦痕就是剪成了秃头，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裳，她还是赵梦痕。她身上有些东西，是生下来就有了的。不，是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的，那是从她爹娘的血里传到她身子里去的。她爹娘活着，这东西就活着。就是她爹娘死了，这东西也还活着，再透过她的血，传给她的儿女，长长远远，世世代代。哪怕这会儿她没了耳朵没了舌头，成了聋子成了哑巴，那东西还能从她的汗毛孔里一丝一丝地往外冒，叫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抗战身上没有这个东西，抗战也想要这个东西。抗战的父亲打了一辈子的仗，就是为了消灭梦痕父亲这样的人。他即使再打上三辈子的仗，也阻挡不了他儿子想要梦痕身上的那些东西。只是抗战的父亲也给了抗战一张脸皮，这张脸皮让他要起梦痕身上的那些东西时，有些羞羞答答躲躲藏藏，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小桃突然就明白了为何抗战会在人前对梦痕冷漠。

“抗战，怎么样了？”小桃问。升入高中后，抗战分在了梦痕的那所学校，所以小桃和抗战，也是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抗战回山东老家了。”梦痕说。

“为什么？”小桃又吃了一惊。

“他妈为了一点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他爸下班回家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几天，后来就回了山东老家。”

“后妈。”小桃喃喃地说。

“其实，也不是天底下所有的后妈都是这个样子的。”梦痕说，“我妈也不是我的亲妈。我亲妈很早就死了，我这个妈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可是她对我，就像是亲妈。”

小桃没想到梦痕会和她说这些话。从小学到初中，她和梦痕一起上过九年学。九年里她和她说话的次数，加起来也不够一双手十个指头。这些年里赵梦痕从公主沦为了平民，可是她身边总还围着那么几个人。喜欢她也好，恨她也好，她自始至终是班级里的一个话题。而小桃不是。小桃是话题边缘上的那团暗影，所有的话题都长着脚，绕着她走开去了，没人在意她的看法。现在她和赵梦痕不再是同学了，偶然的重逢，竟然撞出了这么多的体己话。隐隐地，小桃心里就有了几分感动。

“我爸也死得早，我都没见过他，连张照片都没有。”小桃说。小桃从来没和人说过父亲的事，除了那个考官，那也是他问了，她躲不过去才说的。

“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不能父母双全，那我还是宁愿有妈。”梦痕说。

两人突然就安静了下来，都觉出了话题的沉重。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半晌，小桃才问。

梦痕择下落在头发上的一片树叶，微微一笑。“走一步是一步，我不信，这么大的世界，就找不到一只写着我名字的饭碗。”

“你呢？”梦痕问。

小桃就说了自己下个月去皮鞋厂上班的事。

“也好，做皮鞋西……”

话还在喉咙口的时候，梦痕就知道了错。可是已经晚了，半截话已经顺着舌尖滑出去了，梦痕想拽，却死活拽不回来了。

“不就是皮鞋西施吗？你说好了，我不在乎。”

“小桃，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桃是从梦痕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真心懊悔的。梦痕的话吊起了一个尾巴，尾巴太高，从话身子上生生地扯断了，断口处满是瘢痕。

小桃忍不住扑哧一笑，说：“真的没事。我这样的人，干哪行都得让人叫‘西施’。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你怎么努力，终究也落得个‘千金’。”

那日小桃往家里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白日的暑热已经散去，夜晚的清凉正在徐徐揭开帘幕。小桃的脚踩在路上，觉得有些沉。是饿，又不全是饿。这一个下午赵梦痕给了她太多的惊讶，跟一早出来的时候相比，她的身子似乎添了重量。

一拐入谢池巷，小桃就看见母亲站在路口等她。母亲很少在门外等她。母亲若等她，那必定是她闯了祸。可是今天，母亲的脸上没有怒意。非但没有怒意，眉眼上甚至有一团肥肥的笑纹——母亲的脸被欢喜浸泡得走了形。

“你疯到哪儿去了？”母亲远远地对她扬着手，手里有一封拆了口的信。

“你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仿佛跑了很远的路。

消息最早当然是从勤奋嫂这里传出去的。可是出了口的话就像是出了锅的糍粑，走一路沾一路的灰，再传回到勤奋嫂的耳朵时，已经全然不是原先的样子了。

谢池巷的人来老虎灶打水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跟勤奋嫂道一声喜。有的说小桃考上了工程师，有的说小桃进了裁衣裳的大学，也有人说小桃被挑去学怎么织布。勤奋嫂忍不住笑，总是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跟人解释：“我女儿考上了大学，是纺织服装学院，学的是布料设计专业。”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过得如一阵旋风，所有的事情就像是刮在半空的粉尘，一件跟一件混在一起，又快又乱，却是不着地的模糊虚晃。

勤奋嫂先是请了一个弹棉花的匠人，把家里的几床被褥都重新弹过了一遍。屋里没有放弹花架的空地，只能把摊子摆在门口，于是老虎灶里里外外都飞扬着细柳絮般的棉尘，来打水的人，只能侧着身捂着嘴从嗡嗡的弹花声中进进出出。一连弹了三天，才总算完了工。最厚实的那套被褥，当然是留着给小桃带到学校去用的。

接着，勤奋嫂把一家人剩下来的布票统统找出来，给小桃裁了一件布拉吉。小桃从没穿过布拉吉，挑布料的时候就乱了神，竟不知挑什么花色好。其实一整个店面里总共也没有几匹布，小桃在那几样有限的色布格子布和花布跟前转了好几圈，才终于指着一匹湖蓝色带小白花的东方绸点了点头，算是定了。

三天后衣服从裁缝铺里拿回来了，小桃试了试，哪儿都好，只是略微地长了几分。小桃的身量长在前头，小学里一直是全班女孩里数得着的高个子。等十四五岁来了月经，便停住了不再长。二姨婆说把裙子送回去让裁缝再改一改，勤奋嫂懒得这麻烦，拿出针线箧来，自己动手把裙边拆了重新收口。

老虎灶还没打烊，客人却已经稀少了。二姨婆坐在门口，在给小桃篦头发。小桃的头发很长，梳成两根辫子，一路能垂到腰下。小桃洗起头来是件烦死老天的事，满满一脸盆的热水，才刚刚够把头发浸湿。换了四五盆水，还淘不清那些肥皂花。勤奋嫂见一遍，唠叨一遍，说要不是老虎灶谁供得起那样的热水？可是小桃还是舍不得剪。

洗起来是一样麻烦，干起来是另一样麻烦。从水里捞出来，擦干了，还得花一两刻钟才能把那一头乱草慢慢梳通。若遇见有风的天，还好说些。若遇见阴雨的日子，有时候一整天也干不透。平常洗头，只能挑在星期天一大早，可是今天吃了晚饭，小桃心血来潮非要洗，说是头痒难熬。勤奋嫂说你这一洗，怕是要等到天明才能干透。小桃说不怕，我湿着也能睡，多垫一条枕巾就是了。勤奋嫂拧不过她，只好由了她。

洗过了，就央求二姨婆来篦头。二姨婆用的是一把细齿的竹篦，那篦齿走在头皮上嘶啦嘶啦酥酥痒痒的，小桃一身的骨头就散了架，再也挂不住一两肉。

篦头发这样的事，小桃是从来不会叫妈妈做的。小桃是牵着二姨婆的衣角长大的，走不动路时背她的是二姨婆而不是妈，从小她都是闻着二姨婆脚上的汗馊味入睡的。淘气的时候，二姨婆和妈都会骂她，可是二姨婆的怒气是一层稀薄的纸，一捅就破，里头是一团软面泥。而妈妈的怒气也是一层纸，却是一层她从来不敢去捅的纸，因为她不知道那纸底下藏的是什么东西。在这个家里，二姨婆其实更像是妈。小桃没见过自己的爸，却见过别人家的爸。她觉得她的妈倒有点像别人家的那个爸，撑着家里的一片天，整天担忧的是天别塌下来，就没有多少细致心思管她。

二姨婆的篦子咝咝地行着路，小桃觉得脖子上时时有股细细的风，那是二姨婆无声的叹息。自从小桃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二姨婆就常常这样叹气。二姨婆不说话。可是她用不着说话，小桃猜得着她的心思。二姨婆看不懂报纸，不晓得朝鲜、越南、美国在哪里，完全不知天下事。在二姨婆的心思里头，一个女人最好的出息，就是嫁一个顾家的男人，生一群活得下来的孩子，所以二姨婆心底里更愿意小桃别去上那个劳什子大学，而是守在家门口安安生生地做一辈子的皮鞋西施。

不过叹息归叹息，二姨婆明白这件事上她做不得主，所以她就闭了嘴。其实这件事非但二姨婆做不得主，甚至连妈妈也做不得主，小桃自有主张。只是幸好妈妈的主张恰好也是小桃的主张，要不然小桃可以翻了脸六亲不认，一条窄路独自走到黑。

勤奋嫂的针在箧里放过一阵子，沾了潮气，有些锈涩，走起来便不怎么顺畅，一不小心扎了指头，便忍不住哎哟了一声。二姨婆见了就摇头，说你这个手艺，难怪你婆婆当年就看不上眼。勤奋嫂哼了一声，说她家里有压箱底的货，她瞧得上谁，除了她儿子？

小桃听了，免不得好奇，就问妈你不是说我爸家里是农民吗？那我奶奶怎么会有压箱底的货？勤奋嫂一怔，便笑了，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好日子也不能都让她一个人过。到了你爸手里，他们家就败落了。

小桃又问我爸家里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吗？我爸死了，怎么就没有堂叔堂伯什么的呢？勤奋嫂说你爸是独苗，他死了我们又搬了家，亲戚就远了。小桃想了想，像是有几分不甘，又问妈你也没有亲戚，二姨婆也没有亲戚，为什么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独苗，没有堂亲、表亲、远亲、近亲？

勤奋嫂抬头剜了二姨婆一眼，二姨婆立时就明白了那意思：她在怪她一不小心张嘴啄了一个小口子，没想到那小口子底下连着一个大坑。现在她想填那个小口子，却已经晚了，她首先得填住那个大坑。

“你去路口风大的地方吹一吹头发，就这样睡下了，还不给你捂出一头虱子？”

二姨婆停了手里的篦子，推着小桃往屋外走去。

小桃披着一头湿发走到了街上，木屐在石板路上踩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天黑透了，头顶上飘浮着几片薄云。云虽不厚，却长着牙，把月亮啃成了一张边角残缺的麦饼。走到路口，风越发急了，枝叶沙沙地在路面上投下大团大团的鬼影。刚吃过夜饭的街市还很热闹，夜风里裹挟着层层叠叠的街音：受了委屈的狗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呜咽；挨了打的孩子在撕心裂肺地哭号；不知哪家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里边广播的是一桩关于越南的新闻。再往前走几步，就听到了一阵隐隐约约的口琴声。琴声很轻，像一条细细的棉线，被压在重重的杂响之下。小桃的耳朵兔子似的竖了起来，听了半晌，终于挑出了线头，原来是《小扁担三尺三》。

小桃忍不住暗暗地笑了：这阵子电影《李双双》红遍了大江南北，每一支口琴里吹出来的，当然都是《小扁担》。吹这支口琴的大约是个新手，断断续续的，半天也找不着音准。小桃知道不是抗战，可是她忍不住还是想起了抗战。那年抗战在九山湖畔吹口琴的样子，如一把雕刀在她的脑壳里刻下了一个磨不烂的模子，从那之后，仿佛世上的每一支口琴都与抗战相关。她这一辈子后来听到的所有口琴声，都不过是从那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副本。

也不知抗战在山东，还吹不吹口琴？也不知道他今年，有没有考上大学？

由抗战想开去，小桃就想到了梦痕。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她曾动过心思去找梦痕，问问她是不是也接到了通知。前几天在九山湖的偶遇之后，梦痕突然成了她心思里的一个角落。可是踌躇再三，她还是没去。她不去，是因为害怕：要是梦痕落了榜，她怕自己声气里掩藏不住的喜气会伤着了她，也怕梦痕眼里掩藏不住的失望会伤着了自己。虽然她的录取和她的落榜没有任何关联，她在她的命运里是个毫无分量的过客，可是一个人的喜气在另一个人的哀怨面前，总多少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她免不了要生出那么几分愧疚。

可是，她实在是不愿意承担那本该不由她承担的愧疚，哪怕是一丁一点。十九年，她活了十九年了。这十九年里，只有这个夏天的这两个星期，是值得她放在记忆里时时拿出来翻晒一下的。抗战、梦痕、老虎灶，甚至整个温州城，都是她生命天幕中的流星。无论他们在她的心里留下过什么样的划痕，他们都已经属于过去。而几天之后，她就要乘船离开那条叫瓯江的河流，驶向东海，驶向一个她一无所知却注定要成为她的未来的都市。既然终究要成为过去，不如现在就让它们过去吧，为什么要让那些与她无关的愧疚，打湿这或许只是昙花一现的快乐？

不知不觉间，小桃就走到了五马街口。

如果把温州城比作一盏灯，五马街就是灯泡里的那根钨丝。如果把温州城比作一颗汤圆，五马街就是汤圆里的那团麻心。小城的白天是从这里揭晓的，小城的黑夜也是从这里落幕的。这是小城肉中的肉，心中的心。小桃从前也来过这里，可是她从来不敢驻留。她觉得这样的街是给梦痕抗战这样的人行走的。梦痕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在这里，因为她兜里的那个荷包，能买得起任何一家店铺里的任何一样货色，还有任何一家店铺里的任何一个笑容。而抗战走在这里，也可以抬头挺胸，因为他免不了要想起十几年前他父亲的布鞋踏上这条街，把一面蓝旗扯下来换成一面红旗时的情形。可是她孙小桃呢？她走在这条街上，脚是软的，眼睛也是软的。她的眼睛不再是眼睛，而真正的眼睛，却是街两边的橱窗。那些镶着霓虹灯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无声却放肆地嘲笑着她的寒酸和贫穷。

可是今天，她突然不同了。她依旧寒酸，依旧贫穷，但她兜里却有一张纸，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张纸虽然不够她买任何一家店里的任何一样货色，却叫她有了足够的胆气，可以抬起眼睛把这条街气定神闲地好好看过一遭，她觉得她的脚她的眼睛突然都长了劲道。

五马街口的大众电影院门口，第一场电影刚散，第二场电影正要进场。两拨人马撞在一起，就撞出了一些白天没有的热闹。广告牌上写的是两部片子：《红楼梦》《槐树庄》。其实演什么都不打紧，小桃要的只是嘴里含着一枚糖橄榄，静静地坐在有扶手的椅子上，听着放映机沙沙转的那份感觉，哪怕银幕上放的只是新闻纪录片。上次进电影院，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还是学校组织去的。小桃很后悔今天出门前没问妈妈要一毛钱——那是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她知道妈妈会给的。这个夏天她让妈妈在谢池巷的人跟前大大地长了脸，为了这个脸面，妈妈的手指头就松了许多。妈妈既然舍得请人来给她弹一床全新的棉被褥，在她身上花去全家一年剩下来的所有布票，妈妈也一定会舍得请她看一场电影。要是妈妈高兴了，说不定还能提前打烊，全家三口一起来看一场《槐树庄》。

就在这时，小桃突然在散场的人群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是仇阿宝。阿宝身上背着一个大包，身边走着一个女人。小桃想躲，却晚了，阿宝已经冲着她大声喊了起来：“阿桃，你怎么在这儿？”

一条谢池巷的人，包括她妈和二姨婆，都管她叫小桃，只有仇阿宝叫她阿桃。闭着眼睛，小桃也听得出那是仇阿宝的声音，高高的，粗粗的，带着点被香烟割伤了喉咙的沙哑。

仇阿宝挤过人群，把一个开了口的纸包塞到小桃跟前：“橄榄，冰糖腌的。”小桃推了推，阿宝就蹙了眉，说：“怎么啦？还没上大学呢，就瞧不起你阿宝叔了？”小桃只好挑了一颗含在嘴里，轻轻一咬，一股清香从舌尖弥漫开来，满嘴便都是甜味。

“我干闺女，艺术家，大艺术家。”阿宝指了指小桃对身边的女人说。阿宝说这话的时候，脸颊上浮开一团油汪汪的笑。

女人是小桃从未见过的，三四十岁的模样，长得还算白净气，只是面颊上有几个淡淡的麻点。女人看了小桃一眼，笑了笑，却没说话。

小桃想说谁是你干闺女了？却碍着那个女人，只好换了句话，说阿宝叔你怎么这阵子都没来打开水呢？阿宝指了指身上背的那个大包，说你看看，我今天出差才回来，还没回家呢。小桃说你没回家，怎么就知道我考上大学啦？阿宝嘿嘿一笑，说我有耳报神，你们家什么事也瞒不过我。

女人在一边听着，神情就有些不耐烦起来，屡屡地拿眼睛催阿宝。阿宝撩起衬衫下摆放到鼻子上闻了闻，对女人说我得赶紧回家打瓶水洗一洗身子，这一路住的都是些什么旅店？都臭了，搞不定还有虱子。女人有些不情愿，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还有话说。阿宝挥了挥手，刀似的斩断了女人还没出口的话头。

“你先走吧，得闲了我找你。”

女人只好怏怏地走了。

女人刚一拐出视线，阿宝就对小桃挤了挤眼，问饿不，闺女？小桃哼了一声，说谁是你闺女？阿宝想板脸，没板住，反而板出了一脸的笑。在老虎灶所有的客人中，小桃跟仇阿宝最熟，小桃从小就不怕他。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童子痨（温州方言：坏孩子）。下回你妈打你，我要是再拉她我不是人。”

说完了阿宝便叹气：“转个眼阿桃你就是大人了，你哪还用得着你阿宝叔拉架？”

一句话说得小桃心里突然就有些难受起来，是那种在快乐上洒了一层细灰的稀稀薄薄的难受。小桃说了半句“阿宝叔你……”，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阿宝拉了小桃就往街对过走去。“走，叔请你吃饭。叔这辈子还没请你吃过饭呢，再晚就请不上了。”

小桃说我吃过饭了。阿宝说你饱了我还饿着呢，就算是你请我吃饭，我来付账，好不好？

阿宝去的那个地方，是温州酒家，那是小城里最排场的一家餐馆。小城的人结婚娶媳妇，请柬上若写的不是温州酒家，面皮已经丢了一半。小城的人想巴结人，送什么礼也抵不上酒家的一顿饭。小城人吹牛扯皮，堵人心窝子的一句话是：“你有本事到酒家摆两桌给我看看。”小城人赤皮紫脸诅咒发誓的时候，除了拿爹娘猪狗说事之外，也时不时会拿酒家做筹码，嚷嚷一声：“要是骗你，我立马拉你去酒家开一席。”

小桃虽然连酒家的门也没踏进去过，却猜也猜得到那里的价码，便有些犹豫起来，说我还是不去了，我妈等我回家呢。阿宝哼了一声，说有我呢，你怕什么？再说了，让她也知道知道等人的难受。

两人就挑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阿宝跟服务员说说笑笑地，熟门熟路地点了几个菜。小桃问阿宝叔你是不是常来这儿吃饭？阿宝瞪了小桃一眼，说你是不是想让我犯贪污罪啊？我吃得起吗，常来？小桃说不常来你怎么都知道点什么菜？阿宝说我们厂里来外地客户，若是大户，就会拉到这儿请客。老实告诉你，你阿宝叔还是头一回，自己掏腰包在这里吃饭呢。下回你真成了大艺术家，你给我好好记住了：当年你阿宝叔在温州酒家请你吃过一顿饭，那是半个月的工资啊，大小姐。

小桃啊呀了一声，嘴就再也没合回去。阿宝夹了一块热腾腾的鲑鱼肉放到小桃碗里，说这样的炸法，你在家里是一辈子也吃不到的。小桃放进嘴里，那鱼皮炸得脆生生的，嘎巴一口咬进去，刚过了皮尝到了肉，还没来得及品出味道来，那肉便已经棉花糖似的化在了舌头上。

小桃一边吃，一边看着阿宝笑，却不说话，直看得阿宝心里发毛，就说阿桃你有话就讲，别给我装模作样。小桃又笑了半天，才说那个阿姨，你怎么不请人吃饭啊，这么好的菜？阿宝哼了一声，说请她？没的冤枉。小桃说阿宝叔你才装模作样。你要不待见人家，怎么出差回来家也不回先去请人家看电影？阿宝说谁请她去的？我还没下船，人家就来接了，直接接到了电影院，也不管我吃没吃饭。小桃说你要不告诉人家什么时候回来，人家怎么会去码头接你？还是你先招人家的。阿宝无话可说，只骂你这个童子痨什么时候也长脑子了，大人的事，你懂什么？小桃说谁是童子痨？我三千年前就是大人了。我妈说了，你在找对象结婚。阿宝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小桃嘿嘿地笑，说别人说这话你都可以信，只有你妈说这话你可不敢瞎信。小桃问为什么？阿宝不答，只说回家问你妈去。

小桃其实肚子不饿，只是嘴饿，图新鲜吃了几口，便连嘴也饱了，就放了筷子，问阿宝叔这趟你出差去了什么地方？阿宝没好气，说能有什么好地方？刚换了个新厂长，什么好地方都派自己的小舅子去，没人去的烂地方才轮到我。小桃说去哪儿也比哪儿都没去过强。阿宝说商丘宝鸡，连麻雀都不生蛋的地方，你去吗？小桃想了想，才犹犹豫豫地说不去也行，两人便哈哈地笑了。小桃又问上海，好吗？阿宝说世上当然是苏联最好，可惜咱们去不了莫斯科。眼睛能看得着的地方，就数上海最好了。不过再好，那也不是咱们的地盘。你到了上海，就等着挨欺负吧，在上海人眼里，咱们都是乡下人土包子。小桃哼了一声，说乡下人又怎么啦？毛主席靠的就是乡下人，才赶走了蒋介石。

两人扯了半天皮，阿宝才终于犹犹豫豫地问阿桃你妈这阵子，还好吗？小桃说她天天如此，也没什么好不好。

阿宝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烟嘴，点上一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从十五岁做学徒开始，他就跟着师傅学会了抽烟，到现在已经抽了二十几年了。阿宝在万事上都得过且过，只在抽烟这样事上穷讲究。他的这个烟嘴，是正经的老坑和田玉料，是他那个当了一辈子烟鬼赌徒的爸，从别人手里赢来的唯一一样值钱货。他爸一死，自然就落到了他手里，从此形影不离。这个烟嘴在两代人的口涎和烟垢里浸润得油光碧绿，夜里关了灯，放在桌子上都能看得出亮。阿宝抽烟不仅一定要用这个烟嘴，而且只认一个牌子，就是牡丹。阿宝一个月也只挣四十六块钱，虽说有几个出差补贴，却还要供养寡母，可是阿宝对勤奋嫂店铺里卖的那些一分钱两支的卷烟，却从来没拿正眼瞧过，说到了阴曹地府再抽那个也不晚。

不仅认烟嘴认牌子，阿宝抽烟的时候还要摆足样子。点上火之后，他总要跷起二郎腿，仰着头闭上眼睛，才轻声轻气地嘬上一口，仿佛那烟嘴里藏着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若一睁眼，略略喘一口大气，就能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小桃等得不耐烦，只好又舀了半碗鱼圆汤来喝。汤自然是一等一的鲜汤，只是实在太饱了，几勺下去，就觉得肚子像是一个吹得稀薄透亮的气球，轻轻一捅就要炸。

阿宝终于慢条斯理地把一根烟抽到了尾，拿出手绢擦过了烟嘴，放进兜里，才指了指椅子叫小桃坐正了，脸色是少有的正经。

“阿桃，你从没想过给自己找一个后爸？”阿宝问。

小桃怔了一怔，被这句话，也被这个神情。仇阿宝搬进谢池巷，到现在也有十二三年了，他有一个哥哥在乐清乡下，他的寡母就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换着住。轮到母亲不住身边的时候，阿宝就不开伙了，三餐吃在单位食堂，回家就到老虎灶灌两瓶开水洗脚擦身了事，多年里和老虎灶厮混得滚瓜烂熟。小桃从小长大，看惯了阿宝嬉皮笑脸的样子，他乍一正经起来，她倒给吓了一跳，嘴里的一口汤突然就变成了糠，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后爸这两个字要是拆开来看，她从小学一年级就会认了，可是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了这个词跟她妈妈的关系。又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了这词不仅跟她妈有关系，似乎还跟眼前这个叫仇阿宝的男人有关系。这个词太生猛，像块砖咚的一声砸上了她的脑壳，她躲不及，给砸得晕头转向，说出来的那句话结结巴巴，文不对题。

“我，我们家，太小，住，住不下……”

阿宝定定地看了她一眼，说：“你家没地方，我家有。”

小桃想找另一句话，一句更切题的，一下子就能把阿宝的话砸死的话，可是那句话曲里拐弯地藏在肚腹的某个角落里，小桃钩扯了半天，也没把它钩扯到喉咙上。

“阿桃你知不知道，你妈是为了你，才不找男人的？”阿宝说。

小桃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妈没，没跟我讲过。”阿宝顿了一顿，说：“你妈跟我讲过，要等你上了大学再说。你明白这个‘再说’是什么意思吗？”

小桃今天出门的时候，脑壳还清醒得如同是显微镜底下的新布，经是经纬是纬，经纬交织，有头有绪。可就是这顿饭，把一匹布拆绞成了一团乱线，她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一个头。

“回家吧，天晚了。”小桃匆匆站起来，走出了酒家的门。

一顿饭的工夫，天上的薄云就散尽了，月亮终于露出了脸，把石板路照成了一个黑白分明的棋盘，凸的地方很白，凹的地方很暗。晚场的电影还没有散，街上人声稀少，听得见风钻过梧桐叶子的窸窣细响。八月的风没有骨头，轻轻软软的，却带着隐约一丝的香，那是路边卖花女子竹篮里装的茉莉花串。

小桃听见身后有一阵踢踢趿趿的脚步声，知道是阿宝付完账追上来了。

“阿桃，今天的事，不要跟你妈讲。”阿宝期期艾艾地说。

望着阿宝脸上的斑驳汗迹，那句在肚肠里曲里拐弯地藏掖着的话，突然就毫不费力地跳到了小桃的舌尖上。

“阿宝叔，其实，你做我的叔，就挺好。”小桃说。

这一天，老虎灶打了烊，二姨娘提了一桶水在擦地，勤奋嫂坐在灯下清算一天的进账。桌子上摊着一封信，是小桃写来的。小桃走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勤奋嫂和二姨娘还没有把小桃留下的那个空填满。二姨娘每天醒来睁开眼睛，一蹬脚还是要叫一声“小桃啊，晚了快起床”；勤奋嫂端上饭菜，还会时不时地摆上三副碗筷。小桃走后，她们再也不用赶着点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学校里送来的大考小考成绩单，她们甚至可以把卷烟用的旧报纸随心所欲地摊满整张桌子，可是这份随意这份宽松却叫她们心慌。现在她们终于明白了，她们就是在温州城里住上两辈子，叫得出谢池巷里每个人每条狗的名字，她们的日子也还是浮萍，没根没底。小桃是她们的秤砣，是小桃坠着她们叫她们生了根。小桃走了，她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根。

“桃的信就这几句话啊？”二姨娘问。二姨娘这句话一天里已经来来回回地问了好几遍，每问一遍，勤奋嫂就再念一次信。念得多了，勤奋嫂闭着眼睛也能背得下信里的每一个字，还有字中间的标点符号了。

“天说冷就冷了，你写信告诉她，叫她记得晒被褥。你说她知道怎么晒吗？我忘了给她带晾衣绳。”二姨娘说。

勤奋嫂忍不住笑了，说你最好把自己也打成行李跟着她过去。现在后悔了吧？从小没好好教她做家务。二姨娘却很是不以为然，说那孩子大学都考上了，还能学不会家务？那是阿猫阿狗都会的事。等她哪天嫁了人生了娃，你看她会做不会做？

勤奋嫂听见“嫁人”两个字，就像有根针扎了心，有些麻，也有些隐隐的疼，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

“那天抱她回家，好像才是昨天的事。皇天，一晃就是二十年了。这孩子命大，七个月就落了地，硬是活下来了。”勤奋嫂说。

“那年走在路上，她拉了十几天的肚子，连肠子都拉出来了，谁见了都说不行了，可她就是逃过了一命。”二姨娘说。

“十三年，咱们到城里都十三年了。二姨娘你说大先生的坟还在不在？这么多年没回去看过了。”勤奋嫂问。

“你还惦记着他呀？”二姨娘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到底，是我害了他。”勤奋嫂喃喃地说。

“是你害了他？我看是他害了你。书读多了，人就读出怪毛病来了。要不是他那副小肚鸡肠，哪会有后来的事？”

勤奋嫂无言。这样的话，二姨娘已经说了许多年。刚开始说的时候，她只觉得二姨娘无知荒唐。后来说的次数多了，这话在耳朵里进进出出地擦出些暖意来，勤奋嫂渐渐地就有些半信半疑起来。

“他要是看过了小桃一眼再走，这些年，我想起来兴许也就不那么难受。”勤奋嫂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死人的事不去管了，咱们只能先顾活人。”

二姨娘拧干了拖把，在勤奋嫂身边坐下，两人不约而同地，就想起了十三年前的旧事。

关于土改的消息，最先是从大先生的一个学生那里听说的。那个学生没毕业就偷偷跑去了延安，后来随解放大军南下，在平阳县委里当了个头头脑脑。那人家境贫寒，在学校念书时常受大先生的接济，心念旧恩，就悄悄来找吟春，说县委工作队就要下乡开始土改了。虽然大先生和吕氏都死了，可是大先生家里留有田产和雇工，吟春十有八九会被评上地主成分。那人让吟春带着小桃赶紧逃走，城里刚刚解放，流动人口多，容易躲藏。吟春开始不想走，说大不了把田地都没收了，总得留一口饭给我吃吧？一个寡妇，还能把我怎么样？那人冷冷一笑，说凭什么不能把你怎么样？脱了衣服搜，掘地三尺找金银财宝，上吊的投河的，这些事都发生过。

吟春听了就打了一个寒噤。

可是最后让吟春定下心思走的，却是那人的另一句话。那人说你不走可以，可是小桃呢？大先生就这么一个后裔，你忍心叫她成为地主的女儿，永世不得翻身？就是这句话，让吟春改了心思，连夜开始收拾行装。那时月桂婶在陶家帮着照料小桃已经好几年了，她无儿无女，舍不下吟春和小桃，便假扮是吟春的表姨，跟着母女两个一起逃到了温州城里。三人改名更姓，和乡下所有的亲戚都断了联系。吟春典当了几样随身带出来的细软，在谢池巷口租了个地方住下，开了这家老虎灶至今。

“二姨娘，不知为什么这一阵子我心里像有一面鼓在咚咚敲，走在路上谁多看我一眼都叫我心慌，怕是哪天要叫人认出来。”勤奋嫂忧心忡忡地说。

“早些年还罢了，现在？谁能认出你来，那得长着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二姨娘劝慰道。

勤奋嫂摸了摸脸颊，说二姨娘我就老成这般模样了？二姨娘说你这个人啊，有人看你你心虚，没人看你你生气，你到底想怎么样？勤奋嫂扑哧一声笑了，说老就老了呗，除了天皇老子，谁还能扛得住不老？不过到了这一会儿，就是认出来也不怕了，咱们小桃已经上了大学，还能把她给退回来不成？二姨娘说真要退回来倒也好了，她安安心心待在我眼前，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就是了。不论哪个皇帝当朝，女人最紧要的还是嫁人。

勤奋嫂说二姨娘你不读书不看报，哪里懂现在的事？现在是越来越讲究家庭成分了，成分高的女孩子，连嫁人都难，有户口的嫁没户口的，大学生嫁农民，水不往高处流，只能节节往下走。二姨娘听了，扪住胸口，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那你别穿那么鲜亮了，还是往老里打扮，千万不能让人认出你来啊。

勤奋嫂看了看身上的衣裳不吱声。她今天穿的是一件灰卡其的春秋两用衫，洗得已经褪了色，肘子上有一块小补丁。勤奋嫂知道二姨娘说的“鲜亮”，不是指衣裳，而是指她脖子上翻出来的那一条衬衫领子。衬衫是姜黄色带白圆点的府绸料子，去年做的，还有几成新。红的绿的她不敢穿，青的蓝的她敢穿，却又不屑穿，所以她选了这个在不敢和不屑中间的黄。

明天，明天得把这件衬衫换下来，换回那件灰格子的。勤奋嫂暗想。

就在这时，两人突然听见了敲门声。先是一下，很轻。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停顿，然后又是一下，依旧很轻。这敲门声听起来迟疑警觉，甚至有点鬼鬼祟祟，像是电影里地下党人的接头暗语。

这个时间来人勤奋嫂一般都不开门，因为店铺已经上了门板，卸起来有些麻烦。勤奋嫂喊了一声：“熄火了，明天再来吧。”门外就静了。勤奋嫂以为那人走了，便又接着数点进账。没想到隔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这回的声气比先前大了些，有人喀喀地清了清嗓子，隔着门叫了声勤奋开门，是我。

勤奋嫂的心咚的一声撞了起来，撞得胸腔子一下一下地疼。她听出了是谁——全天下只有这个人不叫她勤奋嫂而叫她勤奋。

她把桌子上的零钱哗地拢成一堆，转身就朝楼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对二姨娘说：“是谷医生，你先去开门。”

上次去朱家岭看谷医生，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里她依旧还给他写信，他也回，两下都是疏疏隔隔的，几个月一封。最近一次来信，是半个月前的事了，在信里他说起了摘帽的事。那次他用半瓶甘油从那位老太太耳朵里取出了蟑螂，当即治好了她的“鬼附身”。当时围看的人有半条街，都把他当作了神人。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却传到了老太太一个侄子的耳朵里，那人正是朱家岭所属的那个镇的党委书记。书记当下就给上级写了报告，请求摘除谷医生的右派帽子。上级却没说话。上级没说话的原因，是想让谷医生在乡下多待些日子，帮着扩建乡里的卫生院。谁知这一拖就拖去了两年。虽然谷医生上封信里说过摘帽的事情最近可能会有进展，勤奋嫂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回到了温州城。

勤奋嫂上了楼，关起门来，在屋里慌手慌脚地找衣服换。这几天家里正请泥水匠补灶，衣服头发上免不了沾了些灶泥。她不在乎他看见自己袖子上的补丁，但是她不能让他看见衣裳上的脏。楼下木桶里浸着一大桶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洗，现在能换的只剩下一件棕色的灯芯绒外套。那件外套比身上这件还旧，肘子袖口都已经磨掉了绒，可总还算干净。勤奋嫂换了衣服，把衬衫领子翻出来对着镜子照了一照，还好，黄色和棕色搭在一处，看起来还算顺眼。

又找了把梳子梳头。梳子找着了，捏在手里却颤颤地抖，嘶啦嘶啦地扯断了好几根头发。终于把头梳平整了，勤奋嫂便忍不住暗笑：这是怎么啦？他不是她的男人，她也不是他的女人，她慌的是哪门子的神？

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二姨娘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男人背对着她，她看不见他的脸，却看见他穿了一件灰色中式夹袄，后脑勺的头发上有几绺灰白。他手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油渍渍的纸包。听见楼梯响，男人转过身来，勤奋嫂就看清了他的脸：他的面皮被日头晒成了紫铜色，笑起来额头眼角上有几条纹路在来回爬动。两年前在朱家岭见到他时，他就已经像个农民。今天再见到他，他依旧还像农民，却是个老农了。

他站起身来，冲她伸出了手。这是一个她不熟悉的姿势，她有些不习惯。正犹豫间，她的手已经被握在了他的手心。他的手掌像锉刀，磨得她的手有些生疼，那是被日头晒爆了的老茧皮。她心里有很多话，一句一句地排长队等着出口，挤到了最前头的那句话其实并不是她最想问的。她听见自己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今天下午。她问他这次来了还走吗？他说医院把行李也运回来了，一时半刻可能不会走了。

两人便突然没了话。

二姨娘见状，就指了指桌子上的杯子，说：“这是仇阿宝从泰顺带回来的新茶，谷医生你喝一口，我上去洗把脸。”

谷医生上上下下地掏口袋，终于找出了一个烟盒，打开来，却是空的，就揉成一团扔在桌子上。勤奋嫂拿过来，找了几根自己卷的烟把盒子撑饱了，又划洋火点着了一根，送过去给谷医生。

烟丝很辣，谷医生抽不惯，喀喀地咳嗽了一阵子，才把一根烟抽完了，眉眼就渐渐松泛起来。

“到底是‘新擦’，真香。”谷医生端起茶杯闻了一闻，鼻尖上漾起了一小片水汽。勤奋嫂知道他在学二姨娘的蹩脚普通话。

“他们终于放我走了。”他说，“我给他们培养了六个土医生，现在卫生院有好几张床位，发烧、打吊针、小儿种牛痘，都不用去县医院了。”

“摘帽了吗？”她焦急地问。问完了她才醒悟过来，这其实是堆在她喉咙口的第一句话，却叫别的话抢了先。

他点了点头。

“让你回医院工作了？”

他又点了点头：“医院换了领导，新领导是学医出身的，说现有的专业人才不够用，就把我调回来了，还不知道分在哪个科室。”

勤奋嫂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谷医生绕了大大的一圈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最先的起点，只是他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还住原先的房子吗？”她问。

“那地方早有别人搬进来了，现在暂时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

“哪天我去帮你收拾收拾，刚回来，肯定乱。”

他没说话，算是认下了她的好意。他慢慢地喝了几口茶，就问小桃上学还好吗？勤奋嫂说她基础差，功课有些难。不过他们班主任是苦出身，特别关照贫困学生。就是他推荐小桃入了团，还叫她争取入党，只是我们小桃政治上不怎么积极。谷医生说这样也好，认认真真学一门专长，省得像我，不懂政治还偏偏卷进麻烦。勤奋嫂就宽慰他说你现在摘了帽，就是普通人了，跟那些右派不一样。

谷医生微微一笑，不答，却问小桃助学金够她花销吗？勤奋嫂说学校给她评了个二等助学金，十二块五毛一个月，一等没轮上，还有比她更困难的农村生。谷医生说这个钱刚够吃饱饭，学美术课还得购置颜料、写生本、画笔什么的，女孩子也总得有几个零花钱买点日用品。勤奋嫂说我每个月再给她寄个三块五块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开水灶的生意不如从前。

谷医生又点着了一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这回就摸顺了烟脾气，不再呛咳。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勤奋我现在有正常工资了，我想每个月给小桃寄十块钱。

勤奋嫂被这话一下子打蒙了，是欢喜，但更多的是惊讶。这些年，她一直是牵挂这个男人的。从第一面起，他就让她想起了大先生。在遇到大先生之前，她是懵懵懂懂的，她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到底是哪一路的男人。若没嫁过大先生，她兴许一辈子都是糊涂的，可是她偏偏就是嫁过了大先生。大先生给她开了窍，叫她突然明白了她喜欢的就是读书人。有过了大先生，别样的男人就再也走不进她的心。

这个叫谷开煦的男人一步跨进她的老虎灶，就走到了离她心很近的地方。可是她还来不及跟这个男人熟稔起来，他却又走了。这些年，她似乎在等他，又似乎没在等他，因为她从未真的指望他会回来。没想到他果真回来了，依旧还对她好，可是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好。二姨娘说过男人的钱放在哪里，男人的心就在哪里。现在这个男人要把钱放在她女儿身上，她能断定他肯把心放在自己心上吗？她吃不准这个男人的心思，就像她从前吃不准大先生的心思。可她就是贱，她喜欢让她吃不准的男人。

“不行。”她说，“我们小桃从来不随便收别人的钱，除非……”

这句话其实有个尾巴，这个尾巴被她咬在了舌尖上。她咬得很刻意，一听就听出了断痕。

那咬断的半截话是：“除非你是她的什么人。”

这半截话，若两年以前在朱家岭的时候，她兴许还有胆子对他说，那时她还年轻，身上还剩了些牛犊般的莽撞。那时他们还没分开那么久，先前的记忆还留着些余温，能叫人恶从胆边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几年里人人都迈过了一道槛，小桃从孩子变成了大人，二姨娘一脚就踩进了老年的门，而她自己走路也学会了前瞻后顾。这些年他们虽然还疏疏地通着信，可是那些信只是一根软软地吊在他们中间的线，只够叫他们知道他们依旧是相识，却不够叫他们有胆气随意去捅破相识这张纸，看看后面到底藏了些什么东西。她故意藏了那后半截话，原是想激他开口的。她期待着他说：“难道我只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别人么？”

可是他没说这句话，他只是放下茶杯，换了一个话题。

“那个送你茶叶的仇阿宝，还好吗？”他问。

勤奋嫂听出了他话语里的一根刺，就哼了一声，说：“你还没问我好不好，倒先问他了。”谷医生嘿嘿一笑，说：“我问他就是问你的一种方式。”

这话有点绕，她没听明白，就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没走的时候，就听这条街上的人说，他对你挺好。”他避开了她的眼睛，迟迟疑疑地说。

她的脸一下子紧了，冷冷一笑，说：“你要是多来几趟，人家也会说这样的话。寡妇门前，不就这些事吗？”

他想解释，却觉得越描越黑，一着急，面皮就紫涨了上来。

“勤奋，你，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把眼睛别开了，不看他，只定定地看着墙。

他呆坐了片刻，终于坐不住了，就站起来，拿过桌子上的那个油纸包递给她。

“朱家岭的人知道我要走，昨天特意杀了猪请我，我让他们卤了一副猪肝给你。你贫血，吃这个最好。”他说。

勤奋嫂只觉得心里有一团东西涌了上来，堵在喉咙口。她喀喀地清了几回嗓子，才终于把它咽了回去。

这个男人，对我终究还是上心的。她想。

谷医生起身告辞，勤奋嫂送他走到了街上。外头是个好天，只是月亮累了，蔫蔫地泛着黄边。几乎就是个满月了，却就是差了那么一丁点，依旧还是不圆。天晚了，街上没有几个人，一辆黄包车擦着路面走过，扬起细细一阵风，那是消遣完了的人正赶在回家的路上。

勤奋嫂听着谷医生踢踢趿趿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谢池巷里，就暗叹：其实人哪有什么定性？无非是随了住的那个地方的样子。谷医生原先住在城里，就是城里人的样式。谷医生在乡下待了这么些年，他就成了乡下人的样式。现在谷医生回到了城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蜕下身上的那层乡下皮，再变回城里人。

兴许，她更喜欢那个住在乡下的谷医生。

第一学期的美术基础课让小桃彻底反了胃，现在她终于醒悟她小时候喜欢的那个“画画”和大学美术课程中间，原来竟相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路程。她喜欢的那样东西是云，而她脑壳里的想法是风，风走到哪里，云就能飘到哪里，没有束缚羁绊，也没有线条边界。而美术基础知识是绳子，绳子像捆粽子似的捆住了云，她的风再也吹不动她的云，因为她的云不再是云。几次考试下来，她明白了她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徒劳，因为她不是那块料。

布料设计专业的学生人数不多，二三十个人，只有三名女生。那两名女生是上海本地人，隔三岔五跑回家去改善伙食，和她几乎没什么话可说。她和纺织工程系的几个女生同住一间宿舍，大家专业不同，上的课程也不同，彼此没有多少交集。从小城到了大城，从中学到了大学，小桃不过是从一种孤独走进了另一种孤独，她依旧没有朋友。

一个学期没上完，小桃就坚决要求转系，转到任何一个不用上美术基础知识课程的系。小桃的动静闹得很大，惊动了许多人。从班主任到班委会到系领导，一轮又一轮的思想工作，像一张又一张粗码细码的砂纸，轮番打磨着小桃的脑壳。可是小桃的脑壳是生铁，砂纸改不了形。最后让小桃打消转系念头的，不是砂纸，而是宋书记的几句话。

宋书记是新近才提上来的官。宋书记在担任校党委书记之前，曾经是小桃这个系的总支书记。当时的面试，就是宋书记的一句话，服装学院的新生录取名单里才有了孙小桃这个名字，当然，小桃并不知情。

宋书记把小桃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自己却只顾埋头批阅文件，并不理睬她，他需要好好地把她晾一晾。当了十几年的干部，他知道什么是攻坚战。他在等着她开口，只要她先开了口，他就有了一半的胜算。

果真，小桃站了一会儿，心就虚了。在她有限的眼界里，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官。渐渐地，她站不住了，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宋书记，你找我，有事？”她嗫嚅地问。

他依旧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手头的文件，仿佛没听见她的问话。过了半晌，才取下鼻梁上的眼镜，抬头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你觉得你身上的衣服好看吗？”他突然问。

她吃了一大惊，她打死也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谈话。这个问题彻底打乱了她的阵脚，她开始慌慌张张地寻找对策。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方领白衬衫和一条蓝布裙子，她不能说好看，那实在有点假。可是她也不能说不好看，因为街上一半以上的女孩子，穿的都是这个样式。

看见她无所适从的样子，他从鼻孔里哼出了一口气。

“你说实话就好，我不喜欢人跟我撒谎。”他说。

她终于摇了摇头，说：“不好看。”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看？”他问。

她又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他用手里的钢笔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那是因为你偷懒！你完全可以，却偏偏不肯，设计出好看的布料给人穿。”

她想辩解，刚开了一个头就被他狠狠地切断。

“我跟系里的老师打过招呼了，这个学期的美术基础课程，一定会让你及格。下个学期就是实际应用课程了，你再也不用去画那些没用的空壳大花鳖了。”

她忍不住低低地笑出了声。“空壳大花鳖”她想不出这样的话。可是他说出来了，她突然觉得那其实也是她的话，埋在她肚腹里等待着出世的话。她只是不知道她系里的老师们听见这话是什么感受。

“听说你的色彩感觉不错。我就等着街上的人穿你设计的花布。我老了，别让我等太久。”他说。

他没等她回话，就挥了挥手让她走。她是憋了一肚子话来的，可是他的一句“空壳大花鳖”，像根针在她的肚皮上扎了一个眼，她的话瘪了气，她就再也没有争辩的精神头了。

她走到门口，又被他叫了回去。

“你是劳动人民的孩子，我指望你来打扮劳动人民。我信不过别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异常凝重。他的脸紧成了严严实实的一块板，找不到一丝裂缝。

她的眼眶热了一下，她赶紧低头往外走去。她知道她要再在他的屋里待下去，她可能会当场出丑。她不能当着他的面流泪。

就是在那一天起，她安下了心，决定在这个系里待下来。

今天的课是人体写生。

和专业美术学院不一样，小桃系里的美术基础知识是压缩了的课程，只有两堂人体写生。今天是第一堂。

小桃一走进教室，就觉出了气氛的不同。屋里多出了一扇屏风，所有的人都知道那后面藏掖着一个让人耳酣心跳的秘密，一个除了一名已婚调干生之外谁都没有见识过的秘密。没人说话，可是期待却无所不在地潜伏在每一双眼睛之中。窝藏了这样的期待的眼睛像贼，既兴奋又惧怕，所以每一条视线都躲躲闪闪地走着自己的羊肠小路，生恐一不小心撞见了别人。空气犹如一块大玻璃，绷得很脆很紧，任何一声轻微的呼吸和咳嗽，都能在空中擦出噌噌的回声。

今天领课的老师叫宋志成。宋志成虽然才三十出头，却是个老革命。当年解放大军开进北京城时，他是队伍中的一个小小兵。他从小喜欢画画，在鲁艺听过几堂美术课。进城后脱下军装当了几年文化干事，就被保送进了大学，在美术系学了三年的速成班，毕业后分配到了这所大学任教。他的那点功底，只够教小桃这样没有什么美术基础的学生。在班里有些入学前就打下了厚实基础的学生面前，他就有几分捉襟见肘。他对付捉襟见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坦诚。

“要不是家里穷，我也不会参加革命。你们拿笔的时候，我在扛枪。等我放下枪再拿笔的时候，笔已经不听我使唤。可是，时代总是需要有些人为它做出牺牲。我不行，不代表你们不行，你们从这里走出去，将来个个都是专家。”

这就是他第一堂课的开场白。

他把自己的短处做成了一面旗子毫不藏掖地举在手上。他举旗子的样式极是堂正磊落，叫人牢牢记住了他的姿势，而几乎忽略了旗子上的内容。一样短处高声呼喊出来之后，听起来反倒不觉得是短处了，而嘲笑这样短处的人，却反而有了些不恭的嫌疑。所以学生上他的课，都很安静配合。

屏风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小桃知道模特儿就要出场。宋老师在喋喋不休地交代着写生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他的话像一颗一颗的珠子，叮叮当当地散落在小桃的耳膜上，却怎么也连不成串。他终于讲完了，便有一个裹着一袭红色纱巾的女人，慢吞吞地从屏风后头走出来，坐在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

“身子斜一点，把手靠在椅背上，就这样。”宋老师在给女人做着示范。

女人坐定了，手一松，纱巾轻轻软软地跌落在了椅座上，小桃的眼睛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两团雪白。那两团雪白浑圆饱实，中间开着两朵小小的粉红色的花。小桃飞快地闭上了眼睛，心跳得犹如万马奔腾。可是来不及了，她已经被那样的雪白割伤。

千万，不要脸红。她暗暗地警告自己。

没用，她已经感到了热。血涌了上来，先是脸颊，再是额头，再是颈脖，最后是耳垂。她的头像一个浇了煤油的火把，烫得足够可以点燃一片森林，太阳穴里仿佛有两面大铜锣，当当地敲得她两个耳朵嗡嗡响。

天杀的，小家子气啊，你。她恶狠狠地咒骂着自己。

这时，她发现她的画板上落下了一团黑影，便知道她身边站了一个人。在眼角的余光里她扫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是宋老师。宋老师没说话，只是递给她一张便条。

“一开画就好。”便条上说。

太阳穴里的铜锣渐渐地敲累了，她就听见了教室里的另一种声音。唰，唰，像油菜花地里蜜蜂的翅膀在相互撞击。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是铅笔在画板上爬行的声音。

脸凉了，她终于可以抬头正视那个女人。女人的身子依旧雪白，却不再割她的眼睛。她发现她的目光走过女人身上的凹凹凸凸时，是在搜寻埋在肉底下的骨骼筋络。她甚至有些憎恨那些肉，肉挡住了她的眼睛。

拿起铅笔的时候，她知道她已经过了一道坎。那道坎的名字就叫世面。

这堂课的作业，她是最后一个完成的。等她把素描从画板上卸下来时，教室里的人早已散尽了。别人画素描，是把眼睛所见的直接传送到手上，而她却要把人物整个地存进脑子，然后凭记忆再把那些细节一寸一寸地恢复到纸上。别人在临摹，而她却是在默写。她的眼睛和手中间，始终站着一个笨拙的脑子。她像牛需要一个冗长的反刍，而就是这个反刍过程，使得她比别人慢了好几步。

宋老师一直在等她交上了作业，才和她一起走出了教室的门。

“终于，迈过了这第一步。”他说。

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可是她不敢接他的话头，她怕自己一不小心还要脸红。这个秋天她不知犯了什么毛病，风吹草动都会让她脸红。

“我们在鲁艺的时候，纸和颜料都非常紧张，经常用树枝在沙子地上画腹稿。后来进城上大学，头一回画人体素描，我站在教室门口死活不敢进去。”

她忍不住笑了。他在课堂上多次讲到过在延安的日子，那是讲给大家听的。可是这一回不是。这一回他是讲给她一个人听的，是为了安慰她。

“世上所有的事，都有第一关。过不了第一关，你肯定是死。过了第一关，你至少就有指望活下去了。”他说。

“我，能活吗？”她问。

他没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哪天我请你吃饭，孙小桃同学。”他说。

屋顶很高，天花板也许是乳黄色的，也许是粉红色的，上边或许还雕着朦朦胧胧的花纹。楼上那层的楼梯扶手上似乎也有花，却不知是什么花。小桃还想再看一眼，看得仔细一些，可是来不及了，屋顶的灯光已经黯淡下来，只剩下一盏聚光灯，在紫红色的幕布上镂出一个雪白的圆圈。今天的公共汽车误了点，他们刚落座，演出就要开场。

一路上宋老师给小桃讲了许多关于这个戏院的历史。宋老师说的人名里，小桃只听说过梅兰芳、马连良和袁雪芬，这是妈妈和二姨婆说起过的人。几年前仇阿宝做了一个矿石收音机送给妈妈，虽然接收效果不怎么样，讲话唱戏都是一片沙沙声，家里毕竟有了些热闹可听。妈妈爱听京戏，二姨婆爱听越剧，听多了就讲得出几个名角的名字。宋老师还给小桃讲了几个别的名字，比如黄金荣，比如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这几个她就耳生了。

宋老师说1947年曾经有一群妙龄越剧女伶，把法国名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改成了中国式的戏剧《山河恋》，在这个剧院里上演，直演得荡气回肠，动地惊天，散场后接她们去吃消夜的黄包车，排满了整整一条街。小桃有些惊讶，说宋老师你人在陕北，怎么会知道十里洋场发生的事？宋老师笑了，说那时候上海滩的文艺青年，后来有一半去了延安。宋老师讲到“一半”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放着光。

椅子也是紫红色丝绒的，已经很旧了，布料早已被磨得失去了经纬交织的劲道。小桃暗想这个座位上也不知都坐过些什么样的人，她总觉得自己的屁股底下压着几代的鬼魂。宋老师见她坐立不安的，就问怎么啦？小桃说我是第一次，来剧院看戏。宋老师看了她一眼，说以后还会有许多第一次的。新中国就是要让我们这样的人，享受过去永远也不可能享受的美好。

昨天下课的时候，宋老师叫住了她，说今天要带她出来看看上海。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有别的同学，可是谁也没有感觉惊讶。除了教一门课，宋老师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宋老师是单身，没有家累，一个月的工资花不完，都补贴在了学生身上——他会时不时地在周末带家境困难的外地同学出去吃饭。不过，宋老师这是第一次邀请女同学。小桃当时其实是想推辞的，可是她犹豫了一下，最终没说话。她没说话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小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怕，小时候是害怕被同学知道家里是开老虎灶的，而现在是害怕被人说成小家子气。况且，她心里也真的想看一看上海。平时周末她都待在宿舍里恶补功课，很少外出。虽然她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已经几个月了，她对它依旧一无所知。

宋老师先带她去了一家叫红房子的西餐厅吃饭。宋老师说这是上海最老最好的西餐馆。服务员递上菜单，小桃看得一头雾水，不仅看不懂英文，甚至那上面的中文字也似乎变成了外文。她看懂了每一个字，可是这些字连起来却是一片云雾，似乎与菜名全然无关。宋老师说别看那玩意儿了，你爱吃鱼还是爱吃肉？她毫不犹豫地说吃肉——

饥荒的年代留给她身体的记忆还很新鲜，她的肠胃至今还会在半夜醒来高声呼唤着油腥。宋老师替她点了一个洋葱汤、一客牛排和一份巧克力蛋糕，这三样都是她从未见过的稀罕物。

洋葱汤端上来，小桃舀了一勺，说怪，这味道真怪。宋老师问怎么个怪法呢？小桃说像是煮熟了的烂皮鞋。宋老师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慢慢地，你就习惯了，这可是法国人最爱喝的汤。小桃终于把那一碗汤熬下去了，牛排就上了桌，却全然不是她想象的肉模样。宋老师耐心地给她示范着刀叉的用法，小桃忍不住地问宋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宋老师说我也是在实践中学习生活。过去这些地方只是一小部分人可以进来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上牛排。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眉宇之间浮上一丝隐隐的阴影，脸上便突然棱角分明起来。小桃想笑，可是她最终还是忍住了笑意。小桃同时也忍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就一块肉吗？怎么和人类解放事业搭上边了？小桃的阅历还很浅，浅得几乎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的小桃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能空手行路，他得把一样理念当作行李扛在肩上，即使是快乐的时候，也依旧沉重。

小桃一点不剩地吃完了那块牛排，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家教：从小长大，妈妈决不允许她在碗里剩东西。这块牛排化整为零地躺在她的肚腹里，却没有往常肉食的那种温润妥帖。她打了一个饱嗝，那东西几乎要随着气流泛上她的喉咙，幸亏这时来了甜食。小桃从没见过巧克力，只觉得那玩意黑黝黝的有些可疑。直到她吞下了第一口，才知道在巧克力面前，世上所有的糖都不过是加工过的面粉。蛋糕虽然早就咽下去了，那股甜却在她的舌头齿间和口腔里黏留了许久许久。小桃咂咂嘴，说这是我一辈子尝过的，最好吃的蛋糕。说完了她又忍不住想笑，因为她记起来她一辈子总共才吃过两回蛋糕，一回是几年前仇阿宝买给她吃的，一回是今天。

宋老师看着她，不说话，眼里流溢着一丝纵容的、几乎接近慈祥的微笑。小桃突然感觉这个比她只大了十一二岁的男人，看起来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虽然没见过父亲，可是父亲的感觉是蕴藏在血液里与生俱来的，不用人教，眼睛认得自己的路，一眼撞上了，自然能从一万张脸里顷刻辨认出那一张来。其实，在她十九岁的生命里也不是没有遇见过让她有父亲般感觉的男人，比如仇阿宝，再比如谷医生。可是那些人和她中间，严严实实地站着她的母亲。那些人对她的好，都得经过母亲。母亲如导体，能量经过母亲辗转抵达她身上时，已经消耗了许多——母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克扣了他们对她的好。可是眼下的这个男人，却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与母亲无关，单单因为她而对她好的男人。她很想说一声谢谢，可不知为什么那声谢到了嘴边突然就卡住了，化成了一丝不知所措的傻笑。

她就这样傻笑着离开了红房子，跟在宋老师身后去剧院看演出。天刚下过了一场雨，那是秋的最后一场脾气了，再往后，天气的事就该交给冬来做主了。树叶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条像一根根筋脉凸显的指头，颤颤巍巍地指着天空。落叶被积水一团一团地黏在街边，冷风刮起来，街上竟干干净净的，没有半丝飞尘。

小桃正在换季的尴尬上，上身已经穿了厚厚的毛衣，腿上却还是薄薄一件秋裤。宋老师走得快，走到了路口又回过头来等她，说天冷了该穿棉裤就早穿棉裤，不能怕难看，将来要得关节炎。小桃扬了扬眉毛，说棉裤难看吗？宋老师扫了小桃一眼，说当然没有布拉吉漂亮。国庆晚会那天，你穿那件湖蓝色的布拉吉，真的很好看。

小桃唰地涨红了脸，一直红到了发根，不是羞涩，而是兴奋。在她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她从来都是所有群体边缘上的那片影子，没有人注意过她的存在，更不要说她的衣着打扮。

“我妈和二姨婆，把一年剩下的布票都给了我。”小桃轻声说。说完了她就觉得愚蠢：不知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她忍不住想讲实话，一些也许没有必要讲出来的实话。

宋老师呵呵一笑，说：“那好啊，明年我也把我的布票省一省，再给你做一件布拉吉。下次要做红颜色的，年轻女孩子就该穿红。”

小桃愣住了。一股湿软从心尖尖上涌出来，慢慢地渗到喉咙，正要往舌尖走的时候，却突然改了道，一路攀缘着往上蹿，眼见着就要在眼睛里找到出口，小桃赶紧扭过了头。这一辈子，除了母亲和二姨婆，她还没有受过谁这样多的好。当然，仇阿宝也对她好，可那是十几年里慢慢积攒起来的好。她跟宋老师认识才多久啊？几乎还是陌生人呢。她有些害怕。人对人的好像粮票，得一顿一顿地算计着，慢慢地掰着花，这样才能永远不挨饿。她害怕把所有的好在一天里头花完了，她将来的日子将一无所有。

宋老师看着她窸窸窣窣地擤鼻子，就叹了一口气，说小桃你知道吗？我下面本来还有三个妹妹的，两个很小就饿死了，我和大妹妹跟着叔叔去了队伍上，眼看就要熬到胜利进城了，她却夜里行军从马上摔下来死了。如果我的妹妹们都还活着，说不定也会跟你一样上大学呢。

小桃不知说什么好。两人突然就沉默了，一路无话地走到了剧场。

那天的演出是华东地区歌舞节目会演，内容是小桃从未见识过的精彩。小桃看得很是投入，在每个节目之间的缝隙中忘我而疯狂地鼓着掌，把两个巴掌拍得辣辣地生疼。小桃的兴奋一直持续到男声表演唱上场，在那以后她的心思就再也没有回到节目上。

表演唱的曲目是《我是一个兵》，是那阵子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歌。最初只是几个演员在唱，后来那歌声如雪球一路滚一路沾带上了各样的声音，到最后几乎场上的每个人都在那个雪球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嗓子。看着看着小桃的心咯噔了一下，因为她在八个小伙子中间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她忍不住暗笑：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怎么可能会是他？可是第一段歌词唱完了的时候，那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口琴吹起了间奏。刹那间一切疑云迷雾轰然散开，她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他。

那首歌颠来倒去地唱了好几个来回，终于下场的时候小桃没有鼓掌——她在寻思该怎么办。下一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她终于想定了主意。她对宋老师说了声我去厕所，就弓腰走了出去。她当然没去厕所，她四下打听着找到了后台。

后台的人很多，将要上场和刚刚下场的擦肩而过，碰溅出各样喧哗的声响。小桃像一条蚯蚓在厚厚的人墙里钻出一条细长的坑道，终于在化妆间最靠里的那个位置上找到了那个人，他正用一块涂了凡士林的棉花卸妆。那张在舞台上显得健康红润自然的脸，失去了聚光灯的陪衬之后，顿时变得像漫画一般的荒唐：颊上的胭脂如同两块剪得边角不齐的红纸，嘴唇被丹朱圈囿在一个鲜艳欲滴的椭圆上。望着这张被夸张的化妆术扭曲到男人和女人之间那块模糊地带的脸，小桃突然失去了谈话的兴致。她在他身后默默地站着，直到他擦去了脸上的最后一块油彩，才走上去，轻轻叫了一声“抗战”。

抗战吃惊地转过身来——在这里没有人会用温州话叫他的名字。从他游移的目光里，小桃猜到了他一时还没认出她是谁。来上海之后的这段日子里她变了许多，最大的改变当然是在头发上。失去了老虎灶的随时热水供应，小桃终于把两根长辫子剪了，现在她梳着毫无特色的齐耳短发。那天剪完头发她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了一场，不完全是因为舍不得，其实不舍只是那天诸多情绪中浮在最表层的那一样。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她就一直留着头发，那天剪下来的每一根青丝，都见识过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那天她隐隐觉得是在跟她生命中的某一阶段道别，当然她还要在更后来的日子里才会明白，这只不过是她人生诸多道别的序曲和开场。每一次道别都会有疼痛，但是她会慢慢学会不再为每一次疼痛流泪哀伤。

她的改变不仅仅是在头发上，还有眼睛。她的双眸在灯光中熠熠闪亮，眼神里已经明显带有小城的天空所不能覆盖的丰富内涵。抗战的目光渐渐移到了小桃衣襟上的那枚校徽上，他在那里找到了答案。

“孙小桃，是你？听说你到上海了，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抗战的声气里带着一丝隐隐的惊喜。

“你什么时候进了歌舞团？”她问。

他扯过一张椅子，推开堆在上面的一摞戏装，腾出空地让她坐下，就给她讲了些别后的事。

他回山东后，在当地上完了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没有参加高考，因为上学从来就不是他的志趣。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乡务农，一条是去他父亲老战友的部队里当兵。这两条都不是他想走的路，第一条是因为十几年的城市生活已经使他和土地完全疏隔，第二条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父亲来插手他的生活。第一条他是不甘，第二条他是不愿。就当他在不甘和不愿的夹挤中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听到地方歌舞团招人的消息，就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去了，没想到一考就中，就这样来到了杭州。

还要很多年后，抗战才会知道，这第三个选择，其实也是他父亲铺的路。如果当时他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去一步步回溯那些貌似顺利的考试过程，他应该发觉每一个关口都留有他父亲的指纹。可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命运的恩宠，等抗战终于知道内情的时候，他父亲早已作古。

小桃没想到抗战会跟她讲这么多的家事。大约是因为离开了温州的缘故，小桃暗想。参照物变了，人似乎就变了眼界换了心性。

“你是听谁说我在上海的？”她问。

其实她还没开问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可是她要听他亲口说出那个名字。她看见他的额头一鼓一瘪的，她知道他在寻思如何回应。她在他片刻的犹豫中找到了一丝促狭的快活。

终于，他说出了赵梦痕。

她想故作无知地表示惊讶，然后再貌似无心地说一句“哦，原来你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啊”。她想把这场追问一路进行到底，直到把他死死地顶到墙的犄角上。可是话走到舌尖的时候突然走瘸了腿，因为她看见了他额角的汗。这个看起来从来都掌控着局势的人，原来也有乱了阵脚的时候。她喜欢看见他的破绽，那破绽让他从高高的台子上走下来，走到和她平等的位置上，现在她终于可以直视他的眼睛。

“她怎么样了，赵梦痕？”她问。

“高考落榜了，现在在一家街道鞋厂上班，做出厂包装。”他说。

“那家厂子，在哪里？”小桃问。小桃问这话的时候，声音微微发颤。

“在谢池巷边上，是几个私营鞋匠合并成的小厂。”

天，果真就是那家她本来要去上班的鞋厂。小桃暗暗惊叹。赵梦痕一定是从她嘴里听说了招工的消息才去报的名。

“她的成绩那么好。”小桃喃喃地说。

抗战叹了一口气：“她家也有过风光的日子，只是，那日子没落在她身上。”

小桃觉得抗战变了。抗战依旧沉静。沉静是一块覆盖面积很大的油布，底下遮掩着许许多多复杂纷繁的内容。抗战从前的沉静底下盖着的是优越感，一种跟秉性品行无关，却与征服者的姿势相关的优越感——那是他爸从血液里传给他的。他爸不用刻意教，他也不用刻意学，生来就会了。而现在，他的沉静底下或许还藏着优越感，只是那优越感已经有了裂缝，裂缝里长出了各样的杂草，比如同情，又比如怜悯。

小桃突然醒悟过来，撕裂了抗战优越感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亲。这是征服者自身营垒的内耗，与旁人无关。

“有机会见着梦痕，替我问声好。”小桃说。

回到座位上，节目依旧精彩，可是小桃的心思已经不在舞台上。一整个夜晚，她只是抑制不住地想着赵梦痕。那本该是她孙小桃的命啊，她的半只脚都已经踩进了命运的鞋子里，可是事到临头她逃脱了。她留在身后的鞋子，不经意间却叫赵梦痕穿了进去，于是赵梦痕就给锁进了本属于她的命，从大小姐变成了粗使丫鬟。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她记起了开老虎灶的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

勤奋嫂早上起来坐在床沿上，双脚在床底下钩来钩去地找鞋子，只觉得身子有些倦怠。这阵子隔壁一位大婶给她介绍了织毛衣的新营生，大人织一件三块钱，小孩织一件两块，若是加急就各加五毛。勤奋嫂觉得这是桩无本买卖，挣钱反而比一分两分的卖草纸卷烟省力，还能见缝插针地做，并不影响老虎灶的生意。只是这样的好营生一个月也等不来一两回，而且一来就是急活。昨晚勤奋嫂忙到半夜一点钟，才把一件大红开襟线衫给织完了，今天一早人家就要上门来取，是为了赶孩子的十岁生日。

勤奋嫂每天醒来，都正正在四点十五分的点上，比闹钟还准时。今天醒来，只觉得天色比平素暗了许多，就摸索着找灯绳，想开灯看一眼墙上的那个老爷挂钟。不知怎的那盏灯也比平常暗，昏昏黄黄地照得挂钟上的字像水里泡涨了的芝麻粒，怎么也看不清。她趿着鞋子站起来，想凑到钟跟前，谁知墙壁突然风车似的旋转了起来，还没容她喊出一声皇天，就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地上。

睁开眼睛，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四壁雪白的屋子里。日头从窗玻璃里钻进来，凶狠地炸开一条光带，光带里飞着一粒粒银粉似的灰尘。她不知身在何处，有些心慌，便握起拳头用指甲抠了一下手心。还好，她活着，尚知道疼。

“别动，你挂着吊针。”有人瓮声瓮气地对她说。

她一下子没听懂，但是她顺着声音找见了说话的人。那人身穿一件白大褂，头戴一顶白布帽，嘴上捂着一个棉口罩，一张脸唯一露在外边的是眼睛。其实眼睛也遮了一半，被一副玳瑁框眼镜遮的。

勤奋嫂的身子虽然醒了，可是脑子还没全醒，过了半晌才终于明白过来，那个穿一身白衣的人是个医生。

她的脑子像淋了一盆凉水，一下子脆脆地醒了。她倏地坐起来，说：“不打了，那个吊针，我要回家。”

“你必须等到这瓶葡萄糖打完才能离开。”医生说。

“别劝我，劝也没用，我没钱付你。”

勤奋嫂说着就要拔针，却被医生死死按住了胳膊。医生摘下口罩，勤奋嫂这才认出是谷开煦。勤奋嫂虽然认识谷开煦多年了，却从未见过他穿白大褂的样子，心想这身行头捂得实在严实，一年里能见到多少日头？怪不得从朱家岭带回来的那身乌皮，一到城里就不见了，又变成了一张小白脸。

“你贫血得厉害，昏倒在家里，是二姨娘叫了人把你抬到急诊室的。”谷医生说。

勤奋嫂这才把早上的事，一丁一点地回想了起来。

“老虎灶呢，谁在看？”勤奋嫂焦急地问。

“你放心，二姨娘守着呢。”

勤奋嫂这才略微安了心，便笑，说回去喝一碗热汤就好了，没那么娇气。边说边支起身子找鞋穿，谷医生见拦不住，只好说今天的药费已经交过了，这针打不打由你。勤奋嫂缩回脚，半晌才说老谷，难为你了。

“你的血色素只有七点五克，平时伙食上太省了，你得注意营养啊。”谷医生说。

勤奋嫂哼了一声：“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医生？铜板大的事说成银番钱（温州方言：银圆），要都信你们的，开一百家医院也不够用。”

“勤奋，不是我吓唬你，你知道一个人正常的血色素应该是多少吗？小桃已经没有了父亲，你想让她也失去母亲吗？”

勤奋嫂不说话，脸色却渐渐地有了些变化，终于慢慢地躺回到床上。

窗外的日头渐渐斜了，光带已经缩成了墙上盘碗大小的一块光斑。光斑里有一块乌紫的干血，那是旧年的蚊子留下的尸身。门外走廊里有个病人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哀号，那声音叫人听了头皮一阵阵发紧。

“小桃那里，是你寄的钱吧？”勤奋嫂问。

谷医生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摇了摇头，正想说话，却被勤奋嫂打断了。

“我知道是你。老谷，我们家是个无底洞，你别管了，你管不了。”

谷医生有些尴尬，扭过脸去看着窗外。

“勤奋，有的事其实我能管，你偏不让我管。你们家不是无底洞，等小桃大学一毕业，日子就宽裕了。一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养你们三个人没有问题。只是，你得健健康康地等到……”

这时外头突然跑进来一个护士，谷医生咽下了还没说完的那半截话尾。

“谷开煦，病房来新病人了，刘主任到处找你，你还在这里磨蹭。”

那护士斜了谷医生一眼，把一份病历往他怀里一杵。

“吊瓶浅了，你就喊护士。”谷医生交代了勤奋嫂一声，就站起来匆匆地往外走去。

谷医生走路的时候贴着墙根，眼睛低低地小心翼翼地探着路，仿佛前后左右都有意想不到的拦阻。勤奋嫂不由得就想起了在朱家岭的时候。朱家岭的番薯粉很糙，朱家岭的酒割人喉头，朱家岭的日头晒得谷医生满脸冒油，朱家岭的泥尘叫谷医生屋里剩不下一块干净的角落。可是在朱家岭的时候，谷医生腰身是直的，眼睛也是直的，可以扯着嗓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姑娘，在你们医院里，护士不管医生叫医生？”勤奋嫂扯住护士的衣袖问道。

姑娘不备，脸唰地涨得通红。姑娘很年轻，大概刚从护校毕业没多久，阅历浅显得藏不住一丝惊惶，经不起世上最简直明了的盘问。

“她们，都这样叫他。”她嗫嚅地说。

“凭什么？”

“她们说，他是右派，摘帽的。”

“摘了帽，怎么还叫右派？”勤奋嫂蹙起了眉头。

姑娘踌躇了半晌，才说：“这个我也不懂。”

勤奋嫂哼了一声：“你妈没教你做人的礼貌？他比你年长，又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你叫他一声医生也不为过。”

姑娘轻轻地动了动脑袋，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就要急急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被勤奋嫂喊住了。

“你告诉我，正常的血色素该是多少？”

姑娘又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与先前的问题毫无关联的新问题。

“十，十一点五克以上，女同志。男同志是十二。”

姑娘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

屋里突然就静了下来。走廊上的那个病人大概刚刚打过了止痛针，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鼾声把墙壁扎成一个蜂巢。勤奋嫂的眼皮也渐渐沉涩起来。可是这天勤奋嫂的脑子总比身子慢半拍，身子醒的时候，脑子还在睡；身子要睡了，脑子却还不困。这天不仅勤奋嫂的脑壳和身子在打着架，她的眼睛和耳朵也在闹着别扭。眼睛闭上了，耳朵却不肯歇，依旧还半开半合地打探着屋里屋外的各样动静。她听见自己的鼻息声呼哧呼哧地像蛇在草叶间穿行。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一阵布鞋踩落在地板上的咚咚声。她知道是二姨娘。二姨娘是小脚，只有裹了脚的女人走起路来才会有这样一脚高一脚低的颠簸。

她实在睁不开眼，她的眼皮沉得像压了两座老天爷也掀不动的山，可是她感到了疼，那是二姨娘的叹息落在她脸上的重量。

“你起来，再不吃就凉了。”二姨娘终于忍不住把她推醒了。

“老虎灶呢？”勤奋嫂一睁眼就问。

“仇阿宝的娘帮我看着呢，你吃完了我就回去替她。”二姨娘说。

二姨娘怀里抱着一件捆成一团的旧棉袄，结子打得太死，二姨娘解不开，只好用牙齿把绳子咬断了，从里头掏出一个油纸包着的饭盒。

“猪肝炒菠菜，说是补血最好，是仇阿宝的老娘做了送过来的，你赶紧吃。”

勤奋嫂支起身子，挑了一块猪肝放进嘴里，嗓子一紧差点想吐。外边天冷，二姨娘走得慢，一路上猪肝已经凉了，嚼在嘴里便有几分腥。她勉强吃了几口，就把饭盒盖上了，说拿回家热一热，你吃。

勤奋嫂便问仇阿宝的娘怎么知道我在医院？二姨娘说你出了事我第一个就去叫仇阿宝，他老娘说他一夜没回来，关在厂里写检讨。

勤奋嫂吃了一大惊，说怎么他也犯错误了？二姨娘说是经济上的事。他们厂换了个新厂长，处处跟他作难。他跟厂里借了五十块钱，说好了发薪水就还，可是厂长知道了，非说他挪用公款。人家会计出纳都出面替他做了证，厂长还是非要他在大会上做检讨。

勤奋嫂摇了摇头，说这个仇阿宝，一份薪水加上出差补贴，一个月也不少钱，怎么还要欠场面（温州方言：欠债）？

二姨娘的嘴唇动了动，却欲言又止。勤奋嫂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想说人家不会等我一辈子，人家也得找人结婚，替别人花钱欠场面，是不是？二姨娘说知道就好，大先生死了这么多年了，怕早就托生做了别人家的男人了，你还替他守什么？

勤奋嫂叹了一口气，说二姨娘，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想过守大先生。从他扔下我那天起，我就想过嫁人。只是，想嫁的那一个，我偏偏嫁不得。能嫁的那一个，我又不想嫁。我和仇阿宝，实在过不到一块。

二姨娘斜了她一眼，说你不想嫁的那一个，我知道是为什么。可你想嫁的那一个，又怎么嫁不得了？你不是向来喜欢识文断字的人吗？

勤奋嫂咬着嘴唇，目光直直地盯着窗外。日头行了一天的路，终于累了，咚的一声坠在天边，砸起一天的血。窗台上不知是谁搁了一个脏碗，有一只饿得只剩了一层皮的雀子，正当当地啄着碗底硬得像铁的剩饭粒。挂瓶里的葡萄糖水浅得只剩了一个底，水走得极慢，水珠子憋足了劲道，半晌才落下去，声气大得惊天动地。

“二姨娘，从前谷医生笑我天真，我还不信。今天我总算见识了，摘不摘帽子他在别人眼里永远是右派。我不怕，可是我不能不替小桃怕。小桃的老师信任她，小桃将来说不定有大前程。我不能害了她。”

二姨娘想劝，却搜肠刮肚也找不着一句能劝的话。两个男人两条路，两条路各有各的难处。身子委屈不得，心也委屈不得。在身子和心的委屈上，又压着儿女的委屈。儿女的委屈是山，在儿女的委屈面前，所有其他的委屈都是粉尘。勤奋嫂没有别的路，勤奋嫂只能是寡妇。

“等等吧，等小桃毕业了，有了工作，那时候谷医生的事兴许就不是事了。”二姨娘说，“再熬个四五年吧，挨一年少一年。”

小桃收到那张三十块钱的汇款单时吃了一惊。虽然那上面没写汇款人的名字，她却知道除了妈妈之外不会有别人。她上学之前，妈妈给了她二十块钱。她收了十块，把那个十块偷偷塞到妈妈的枕头底下。妈妈发现了，又把那十块汇到了学校里给她。后来每一个月，妈妈都会给她寄五块钱。两个星期前她刚刚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十块钱。妈妈这次多寄了五块钱，是给她过年花的，她没想到那十块钱后面又那么快地跟上了一条大尾巴。她知道家里那口一天要烧十几个小时的老虎灶，每天要吃进多少个煤饼，家里的煤票还不够垫层灶底，所以每个月妈妈都要买议价煤粉。家里那两个几乎高到天花板的大木桶，每天也要吞下好多水，那是妈妈雇人一毛钱一担从供水站挑来的自来水。刨去煤和水的费用，老虎灶一个月的进账只够三口人糊口，连做一件新衣裳妈妈都要想了又想。妈妈就是不吃不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省不下这几十块钱。不知妈妈是不是又把家里的哪样东西送去了委托行？小桃知道家里还有几件衣裳，听妈妈说是奶奶家道中落之前的陪嫁，样子是老旧了，料子却是市面上再也见不着的稀罕。

小桃在邮局取了钱，走到街上，遭冷风兜头一吹，突然就清醒了：她不能收这三十块钱。妈妈几年来一直贫血，却总也舍不得在伙食上花钱。这三十块钱，又要叫妈妈和二姨婆吃上多少顿菜泡饭？她想折回邮局把这个钱寄回家去，转念又觉不值：来回两趟的寄费，岂不白白糟践了？钱还没花出一分，就已经先瘦了身。还不如等暑假回家的时候，再把钱带回家去，但愿妈妈那头不等着急用。

正犹豫间，就听见了身后一阵铃声，回头一看，有人正跨在自行车上冲她打手势，她这才明白过来对面是红灯，原来恍恍惚惚之间她已经走到了马路中间。

她回到人行道上，正想跟那人道一声谢，突然看到那人衣襟上别着一枚和她一模一样的校徽，便忍不住问你是哪个系的？那人的口音很重，连说了几遍，小桃才听清是纺织机械。看见小桃一脸疑惑的样子，那人笑了，说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是越南留学生。那人笑起来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照得小桃满目晕眩。

那人看上去比小桃略大几岁，穿的是蓝布学生装，衣裳里罩着肥肥胖胖的棉袄棉裤，肘子和膝盖处绽开一条条粗硕的褶皱。那是学校里所有男生的标准打扮，可是小桃还是觉出了不同。或许是肤色，或许是颧骨，或许是眼窝，或许是那副金丝边眼镜，或许是那些被梳子整理得服服帖帖的头发。过了一会儿小桃终于醒悟过来，那人身上和其他男生最大的区别是他的微笑，一种被水冲洗过的透亮澄明的微笑。那样的微笑叫人几乎忘却了，那个人的国度里正在上演一场持久而惨烈的战争。小桃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笑，不禁怔了一怔。

绿灯亮了，她和他一起过了街。她在路边停下来，因为她要等回学校的公共汽车。他指了指他自行车后面的座位，说我带你，路近。他的中文实在还有点生涩，他只能使用很短的词，几乎连不成句子。可是她一下子就听懂了。是的，从邮局到学校的路，只有两站车的距离。而且，她还可以省下三分钱的车票。但这都不是理由。她同意让他载她回去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微笑。他的微笑火信子似的朝着她舔过来，她像一团蜡一样无筋无骨地化成了水。跳上他车座的时候她想到了快活，也想到了死，在这里快活和死几乎是同义词。

刚刚过完年，经过街角时还能时不时地听见几声清脆的爆响，不全是炮仗，也有爆米花，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缕缕的火药味和粉身碎骨之后的米香。云很厚很低，仿佛一伸手就能拽上一个角。小桃抽了抽鼻子，就闻到了雪的湿腥。雪重重地压在云上面，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云不堪负荷地开裂，它好乘虚倾盆而下。风像个悍妇，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到了这时终于彻底撕开了颜面，伸出刀子一样的嘴，剜得路人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天太冷，男人抵不住寒气，只好飞快地蹬着车轮子，就蹬出了一身汗。男人的脊背是一堵墙，墙有缝，汗气从墙缝里隐隐渗出来，舔到小桃脸上，小桃的心就有些煎熬起来。照着这个速度，再有十来分钟，男人就会骑到学校。可是她还不想那么快地回去，她还没来得及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和宿舍楼室。此刻她只想和他面对面地坐着，说一些也许根本无关紧要的话。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终于鼓足勇气用肘子捅了捅男人的腰，说我要下车。男人的脚支着地停了下来，疑疑惑惑地问你怎么啦？一阵热气忽地漾了上来，从小桃的脸颊渐渐弥漫到脖子根，不过这回她镇静些了，因为她知道寒风已经把她的脸吹成了两面红色的旗子，在这层红的掩护下，没人能看得出那底下的红。

“我特别冷，也饿，你能，陪我吃一点热东西吗？”小桃期期艾艾地说。

小桃已经看清了路边这家店铺的招牌。那是一家小吃店，里边卖的是馄饨和汤面，或许还有一些小碟子盛着的咸菜，最贵大概也不会超过两三毛钱。她身上还存着那刚刚取回来的三十块钱。邮局给的是一沓崭新的票号相连的一元票子。那三十张票子个挨个地躺在她的棉袄口袋里，随着她身体的移动发出些窸窸窣窣的快乐呻吟。她原先是想把这钱原封不动地留到暑假，而这顿饭会在这三十块钱里啃出一个洞眼。还好，这个洞眼不大，她总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把它慢慢补上。反正是吃进肚肠的，以后再从牙缝里省回来，她只是不能错过这个带着阳光和水一样微笑的男人。她若是错过了他，她即使再活两辈子，全身所有的口袋里都攒满了新票子，她也跟从来没活过一样。

男人显然被这样的请求吃了一惊。他迟疑了一下，小桃理直气壮地把他的迟疑理解成蹩脚的汉语在思维过程里设下的路障。小桃没等他回话就率先推开了店铺的门，男人不由自主地跟在了她的身后。刚过了十一点，还没到吃午饭的正点，两人挑了靠窗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男人摘下棉手套，用手捂了捂脸，小桃听见了一阵咝咝声，那是脸上的湿气贴上滚热的手掌时发出的响声。两人看了看墙上贴的价目表，小桃要了一碗菜肉馄饨，男人挑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

在等待食物的短暂空隙里，小桃问男人叫什么名字。男人取下学生装口袋里别的那支钢笔，在手心写下了一行字。那行字有些像英文，却又不全像，因为那些字母上戴了些形状古怪的帽子。男人见小桃一脸疑惑，就笑，说这是越南文，我给你写中文。男人在那行越南文底下又写了三个汉字：黄文灿。男人的汉字有板有眼，一撇一捺的很有几分劲道，倒比他的口语强了许多。

男人写完了，就问小桃你呢，你的名字？小桃拿过男人的钢笔，也在自己的手心写下了三个字。写完了，却吃了一惊，因为她看见自己写的竟然是“孙小陶”。从小她就像憎恨老虎灶一样地憎恨自己的名字，她觉得“老虎灶西施”的绰号是表，而孙小桃的名字是里，这个里衬着那个表真是表里如一的相宜。她一直想改名字，这个念想像一条埋在她肚肠里的绳子，虽然时不时牵扯一下生出些隐约的疼，却还不是那种忍不下的疼，直到她认识了这个叫黄文灿的男人。这个男人嗖地一下把这条绳子点成了一根灯芯，她便再也耐不住那个“桃”字的灼疼。

面和馄饨很快就端了上来，氤氲的热气把黄文灿的金丝边眼镜熏成两块磨砂玻璃。他既看不见碗里的东西也看不见对面的人，只好摘下了眼镜。失去了眼镜的男人看人时，眼睛里就有了一丝丢失了焦距的茫然和温存。

“我们班的中国同学，都回家过年了。你怎么，不回去？”他问。

小桃想了想，才说：“我想省一张船票的钱。”

小桃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不自在，于是她扯来一张硕大的微笑，想遮掩住这一丝小小的难堪。可是男人还是看出来了。

“没关系，我懂。”他说。

“你怎么可能懂？”小桃指了指窗外树下停着的那辆自行车，扬着眉毛说，“二十八寸锰钢永久，全学校能找着几辆？”

过了半晌黄文灿才听懂了小桃话里的那道弯。他开始寻思怎样作答。其实回答早就在脑子里了，只是从脑子里走到舌尖，中间还要经过汉语曲曲折折的沟坎。他终于慢慢地清完了路障。

“车是政府给的，你们的。”他说。他又指了指身上的学生装和桌子上的那杆金星钢笔，说，“这也是你们政府，给的。我们还有，那个生活补贴，很高。中国对我们，很好，真的。”

他终于把这一长串话扯了出来，累得一头青筋满额是汗。

“你擦擦汗。”小桃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他。手绢旧了，已经洗得挂了丝，却依旧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污点。黄文灿犹豫了一下，禁不住小桃的眼神一逼，就接了过来，不是擦脸，而是擦放在桌子上的那副眼镜。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过年？听说你们越南人也过春节。”小桃说。

黄文灿终于把镜片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戴起来，眼里有了焦距，脸上立时就有了内容。

“我不能，浪费钱，我的国家在打仗。”他说。

黄文灿说这话的时候，依旧还是笑，可是声气里却带着苍凉。

小桃不知道这样灿烂的微笑，如何能承载得住那样沉重的苍凉，就像是火挂不住冰，水载不了铁一样。可是这个男人的微笑，偏偏就是如此恰如其分地担起了那样的苍凉，叫人觉得那微笑若没有苍凉便有些轻浮，而那苍凉若没有了微笑便有些凄惶。

孙小桃就是在那一刻里，猝不及防头重脚轻地爱上了这个叫黄文灿的越南男人的。

小桃走出校门的时候，沿街的路灯还亮着，曙色刚刚在天边撕开了第一个破口。她昨天夜里几乎没敢合眼，就怕睡过了头班车的点。她在站牌底下等了很久，车才来。今天是周日，等车的是另外一些脸，脸上的神情虽然也焦急，却不是那种赶点上班上学的焦急。坐车的人手里提着的不是书包、公文包和铝饭盒，而是探亲访友的各式糕点礼品。小桃手里也有一个包，里边装的却不是食品，而是一本《汉语成语词典》和一块肥皂。这本词典是她上星期从新华书店买的，昨晚她用牛皮纸给它包了一层厚实的封皮，四个角都加了固——那是她从小就熟悉的包法。

路比她想象得还要远，转了三趟车，还要步行二十分钟。等她终于懵懵懂懂地下了车，走到那幢青砖宿舍楼前的时候，阳光已经攀升到树顶，天早已熟透。

但愿他今天没有出门。小桃暗想。

开门的是他的室友，说他在水房洗衣服。他正要去喊，却被她拦住了。她要自己去。

天刚换了季，水房里拥挤着许多洗衣洗被褥的人，可是她几乎没费什么眼力就找见了他，因为他是最笨拙的那一个。他洗的是工作服，衣服很脏，到处沾满了机油，肥皂擦得不够，他搓衣服的架势夸张得像是在制服一头撒着野的疯牛，脸上身上溅满了污黑的水迹。

小桃忍不住笑了，说：“黄文灿你这样洗衣服，一辈子也洗不完，还没洗干净手里的，就要洗身上这一件了。”

他抬起头来，五官瞬间定格在错愕的表情上。可是这个表情并没有持久，很快就分崩离析，游走成一团肥硕无边的欢喜。一股满足如温水在小桃的心里洇衍开来，她被浸润得几乎有些晕眩。她事先没有告诉他她会来看他。为了这趟不远不近的路程她已经盘算了整整一个星期，只是为了能看见这一刻他脸上的惊喜。

他到底没让她失望。

“我来吧。”她把他推到一边。

她卷起袖口，开始替他洗衣服。他的肥皂只剩下了指甲大小的一坨，被水泡得稀软，她轻轻一抹就化成了泥。她拿出包里的那块新肥皂，撕了纸，涂在领口和袖口的油污之处。

这不是她第一次给他买东西，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她至少已经想到了另一样东西，是凡士林霜。他这个学期在工厂实习，每天都和机油打交道，洗手用的是沙子，磨得手上都裂开了皮。可是她已经花完了这个月的助学金，她只能等下个月才能省出那份钱。这几个月她已经在家里寄给她的那三十块钱里啃出了几个洞眼，她知道她绝对不能再往下啃了——再往下她就永远也补不回那个缺口了。她只能继续在牙缝里省。现在她终于懂得了母亲持家的难：原来牙缝可以细成一条丝，却依旧能挤得出东西。从上个月开始她把伙食标准降到了七块钱，但这还不是她的最低线。如果有需要她还会降到六块，她知道六块钱依旧可以养得活自己。黄文灿的助学金比她多了十来块钱，可是他每个月都会拿出一半的钱来，存在一个叫“胡志明小道扩展计划”的账号上，他比她过得更艰难。

在认识黄文灿之前，越南对小桃来说只是口号里的一个词组，新闻里的一个标题。黄文灿把这个词组和标题演绎成了活生生的筋骨血肉，那里的一动一静，便开始隐隐地牵着她的心。她现在终于知道了“胡志明小道”不是都市里的一个街名，而是一条美国人费尽心机也找不到的交通要道。“战略村”是美国人制造的集中营，里边的人进进出出都需要出具绿色通行证。他用他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喂养着他的国家。而她用她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喂养着他。她知道她贱，她只是忍不住。她身上流淌着她母亲的血，这腔血里有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能让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贱到泥里尘里，死上千回百回。

其实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她并没有比他内行多少，她自己也还是一个新手。在家时妈妈和二姨婆只让她好好读书，很少刻意教她做家务。她虽然没有自己洗过衣服，却也看过她们洗衣服。记忆的反刍让她很快无师自通，这两个学期里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大体有序，现在她甚至能腾出手来管一管他的事。他的工作服布料很厚，脸盆太小，她冲了许多水才渐渐淘清了肥皂花。洗完了，她就喊他过来拧衣服。她扯住一头，他扯住另一头，她往左拧，他往右拧，水滴在槽子里淌出一条蓝色的溪流，那是衣服上褪下来的颜色。

他和她一起晾完了衣服，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说我带你去爬山吧小陶。她疑惑地看了看四周，说你这里都是厂房，哪有什么山？他笑了笑，说不信我变给你看。

就拉了小桃跑到街上。

前几天腻腻歪歪地下过几场雨，雨细，日头一晒，地上找不见几片湿印子，水汽却都洇在了泥里。沿街的树木，突然之间就肥硕了许多。夹竹桃开败了一茬，脚踩过路面，鞋尖上时不时会踢起几瓣残红。春天在赶往夏天的路途中被雨耽搁了几日，雨一停，天就轰的一声暴热起来，街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换上了短裤背心，可是黄文灿依旧还穿着衬衫长裤。

黄文灿一身的行装全是学校发的，不过是白布衬衫、灰布裤子，加上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这样的衣装，几乎是那个年头每一个大学男生的统一服装，可是黄文灿却把它穿得不同一般。无论天有多热，他的袖子永远严严实实地一路扣到手腕上。露在皮带外边的上半截衬衫，总是会在腰的位置扯出几个清清爽爽的尖角。脚上的球鞋虽然早已洗得辨不出颜色，可是鞋带却永远系成两个一丝不苟的结子。什么样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总能穿出一种架势。后来小桃才渐渐明白，这架势原本与衣服无关。

两人走到街角，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公园，里边有一个凉亭。凉亭搭在一圈岩石之上，地势虽然不高，坐下来再看四周，街却矮了。一根柳枝探进亭里，在黄文灿的脸颊上挠来挠去。他扯下一片叶子，揉碎了，便有一股淡绿色的汁液从指缝里渗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山。”他说，“平时有空我就在这里看书做作业，谁也吵不到我”。

她不说话，只看着他笑。从正月里在邮局边上第一次遇见他到现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的汉语已经少了许多毛刺，变得光滑顺溜了。

“是不是，我又说错了话？”他问。

她忍不住笑出声来，说你的中文水准，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吗？他摇了摇头，她说没关系，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他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听得多说得少，在工厂里实习天天要跟工人师傅说话，他们还请我到家里吃饭，练多了就顺了一些。她说不是一些，是很多。

她的夸奖像一根细柳枝，轻轻一撩就撩皱了一池水，微笑的波纹一路荡漾开来，彻底淹没了他的五官。这些日子里他黑了一些，也瘦了一些，可是他的微笑依旧饱实灿烂。

“人的脑子像海绵，有很多个孔，只要都张开了，就能很快吸收一门外语。”他说。

她摇了摇头，说：“不是每个脑子都像海绵。”她说这话时想起的是二姨婆。二姨婆的脑子是木疙瘩，没有一个孔眼，渗不进半滴水。二姨婆到温州十几年了，到现在还只能说几句应急的温州话。

她从包里掏出那本牛皮纸封皮的词典，递给他：“这是送给你的，几乎所有的常用汉语成语，都收在这里边了。刚才那句成语，你可以自己回去查。”

他接过书，翻开扉页，看见了她的赠词：愿汉语很快不再是你的外语。小桃写这句话的时候想了一个晚上，撕毁了一沓草稿纸。其实她更想写的是另外一句话，那句话是：愿汉语成为我们心灵之间的那道桥梁。她最终没写那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句话带了太明显的私心。她不怕把她的私心亮给他看，但她怕他一不小心把她的私心亮给了别人看。即使再莽撞，她也知道词典极有可能成为公用工具，扉页不是抒情的好地方。于是她换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把私心藏在了一个冠冕外壳里的话。赠词上没有题头也没有签名，在本该是他和她名字的地方，她画了两个头像。

他的手停留在画着他俩头像的那页纸上，久久不动。她以为他要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是他没有。他的喉结像一块不小心鲠在喉咙里的肉骨头，上上下下颤抖游走了半晌，笑容如落在沙滩上的雨水，渐渐低浅了下去，最后只剩下嶙嶙峋峋的严峻——那是一种小桃从未在他脸上发现过的表情。

终于，他把喉咙里的那块骨头嚼碎了，一字一顿地吐了出来。

“孙小陶同学，我不希望，你再给我，买任何东西。”

话很硬，一下子戳进了她的心。委屈如一条暴烈的缰绳，挣脱了脑子的束缚，蛮横地套住了她的腿，扯着她不由分说地跑出了凉亭。她知道她跑得很快，因为风打在脸上有一丝隐隐的疼，口鼻里泛起了飞尘的泥腥，街道如电影里的快镜头在眼前闪过，颜色和形状都很模糊。她不知道她要跑向哪里，前面纵然是万丈深渊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只要能逃离那个她亲手打造的耻辱。

她听见了身后唰唰的脚步声，她知道是他在追她。快一些，再快一些。她的心在声嘶力竭地喝令着她的腿，她的腿却有些低三下四，因为它已经没有了回嘴的力气。后来，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拽住了她的胳膊。她狠命挣扎着，身子一偏，就摔了，摔在了他的怀里。她想喊你走开，可是有一样东西猝不及防地堵住了她的嘴唇，压得她出不得声。

那样东西很柔软，却也很有劲道，它撬开她的嘴唇和牙齿，长驱直入地吮住了她的舌头。渐渐地，她觉得它吮的不再是她的舌头，而是她的心——她不知道她的心是什么时候走到舌头上的。其实走到舌头上的，不只是心，还有肺腑。丢失了五脏六腑的腔子，突然轻得没了章法，云似的浮在了半空。

脚呢？脚在哪里？

她把脚也丢了，可是她却不着急找。这二十年的日子里她每天都有脚，她的脚每天都实实地踩在地上。平生第一次她找不着脚了，她这才知道，悬空的感觉竟远比踩在地上好。

他终于松开了她。她失魂落魄气喘吁吁地望着他，猝然落地的身子还很轻，弹了几弹才慢慢站稳。

“小陶，”他颤颤地叫了她一声，“我不知道战争还要打多久，我不能，让你为我吃苦。”

她看见了他脸颊上斑驳的水迹，她不知道那到底是他的还是她的眼泪。她走过去，把头放到了他的肩上。

“我，乐意。”她贴着他的耳根说。

两人相拥着站在街上，听着初夏的蝉在枝叶间掀开第一轮的聒噪，纷繁的街音熙熙攘攘地从他们身边流过，刹那间，心中生出了一丝地老天荒的相依。

后来他带她去了他们厂的食堂吃午饭。他给她叫了一毛钱一份的海米炒油菜，而他自己的却是五分钱一份的白菜汤。她不肯吃，把自己的菜倒在他的汤里混成一份。

“一人一半。”她说。

他看见了她洗衣服时被颜料染蓝的手指，说：“对不起，我太笨了。从小家里就有用人，我什么都不会干。不过，我在慢慢学习。”

用人？这是一个老古董的词，在市面上已经消失多年。小桃一时无法把这个词和眼前这个喝着五分钱一碗白菜汤的男人联系起来。

“你说你家，有用人？”她问。

“是的，战前我们家有三个用人，一个开车，一个煮饭洗衣服，还有一个管花园。”他若无其事地说。

“那，你们家是地主老财，还是资本家？”

他被她的语气惹得哈哈大笑起来。“那得看你怎么理解。我母亲是法国人，外祖父在河内投资五金工厂。我们小时候上的是法语学校，所以学习汉语有些困难。”

小桃终于明白了，黄文灿身上那些在人群中按捺不住地要蹦跳出来的特质，原来来自他身上二分之一的法国血统。这是漂在水面的一片油，无论搅拌糅合多少个回合，它永远也不可能混在水中，变成水的一部分。

他见她不说话，就问我吓住你了吗？可是我父母都不是资本家，他们在大学里教书。她说你没吓住我，只是我以为，只有穷人才会去干革命。他忽地涨红了脸，说你这是狭隘。其实我们只想要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国家，人人能过上好日子。连我的法国外公也是这么想的。这是社会理想，和阶级无关。

小桃突然想起了宋老师。宋老师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与阶级有关。这话也不是宋老师自己编出来的，这话若一路追溯上去，可以一直追到一位让山河改道日月失光的伟人身上。小桃其实是想和黄文灿争辩几句的，可是小桃搜了搜肚肠才发现自己有些理屈词穷，在阶级和觉悟这些事上她永远是个糊涂虫。

“你把自己饿死了，还怎么去打仗，去救你的越南？”小桃指了指碗里的汤，对他说。

他嘿嘿地笑了：“其实我根本不懂打仗，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在战后重建越南。”

他说到“重建”两个字的时候，眼里炯炯地闪着光。她在宋老师眼里也见过这样的光。如果说宋老师把阶级做成了一副担子挑在肩上，黄文灿挑的就是一个国家。他的国家在他心里燃着一团火，那团火不是老虎灶的火，烧的不是煤饼——煤饼总有烧完的时候。那团火烧的是他的热血精华。只要他活着，身上还有血，那火就是长明灯，永远不灭。

小桃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就在那一刻里她突然明白了，她其实永远也不能完全得到这个男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投给了这团火。除非她把自己也投进他的火里，或许她还能捡着一两片他烧剩下的热情。

此刻的小桃只想到了纵身投火的壮烈，却还没想到焚烧的痛楚和废墟的凄惶。二十岁是桃花灿烂的日子，痛楚和凄惶匍匐在暗影里，她看不着，也没想看。

小桃提着一个行李袋走到谢池巷口，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从码头到家有几步路，她舍不得雇三轮车。行李袋不大，但是里边装了几本她想在暑假里看的书，越走越沉，渐渐地便沉得像石头。她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终于看到谢池巷的路牌时，已经是日头西斜的时候了。

走到家门口时她却突然犹豫了，停住了脚步。

家里的房子朝西，日头把一天里最后的狠毒肆无忌惮地扔进窗户，屋里的一切都丢了颜色，只剩下白与黑。落着阳光的，是眼晕目眩的白；没落着阳光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黑。老虎灶这个时候应该刚刚添过新煤，等待着下班来灌水的客人。隔着门，小桃似乎听见了炉火舔着灶膛的呼呼咆哮，木桶被滚水撞出的嘶嘶呻吟。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热是听不见的，她只看见母亲的头发湿湿地贴在额角鬓边，二姨婆的蒲扇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又一个疯狂的半圆。

没变啊，什么也没变，就连门口贴着的那张鲤鱼跳龙门的年画，也还是旧年她走时就有的，只是颜色淡了一层，边角有些翻卷。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熟悉，又是彻头彻尾的陌生。生活像水，她刚走开去，就在她身后严严实实地合上了。她再回头，却已找不见她脚劈开的那条缝。

其实也不全是。假若她走得再近一些，把眼睛睁得更醒一些，她兴许就会看见母亲的鬓角，已经有了一丝在黑和白之间形迹可疑地漂浮着的灰，而二姨婆的手背上，又多出了几条青紫色的蚯蚓。日子的脚步很轻，可是再轻也总会留下痕迹。只是日子也觉得老虎灶乏味，常常会在别的地方绕行很久，才肯在老虎灶门口留下一个轻浅的脚印。

屋子里很清闲，只有一个客人——一个老女人。小桃认定她是老女人，是因为她梳了一个老式的发髻，发髻上扎了一段青布条。这几年城里的女人略微年轻几岁的，都已经随着新潮剪了头发，只有二姨婆这个岁数的，还有人留发髻。那女人背对她坐着，小桃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的双手在空中甩出一个个激越的手势，脊背一抽一抽的，像是在控诉，又像是在哭。二姨婆从衣襟里扯出自己的手绢递给女人——她果真是在哭。二姨婆是劝不了人的，因为二姨婆说不通话，能劝人的只有母亲。可是母亲似乎没劝。母亲只是默默地站着，陪着女人叹息。母亲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是同情怜悯，又不全是，那同情怜悯底下似乎隐隐藏着一样东西。一直到推门进屋，小桃还没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见到小桃，三个女人同时吃了一惊：小桃虽然写信告诉过家里暑假她会回来，可是她没有说具体日期。勤奋嫂愣了一愣，便去推二姨婆，说米，你去再加一筒米，快。二姨婆颠着小脚往后屋的米缸跑去，跑了半路却忘了是为什么去的，又折回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小桃，一迭声说瘦啊，你怎么这么瘦。那个老女人见状坐不住了，说了声小桃你回来就好，隔天阿婆给你买汤圆吃，就起身告辞了。女人哭得两眼红肿，人中上横着一条半干半湿的鼻涕，喉咙里还堵着一股没来得及倾倒干净的怨恨，说话便有些瓮声瓮气。那人看上去有几分眼熟，小桃却一时想不起到底是谁，只好含含混混地应了声阿婆走好。等人出了门，小桃才问是谁？勤奋嫂说你不认得啦？是仇阿宝的娘。

仇阿宝的娘从前也来老虎灶买过草纸皂角，小桃原先见过，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就问妈她怎么就干巴成这样了？二姨婆叹了一口气，说都是让她儿媳妇给气的。小桃惊讶地问仇阿宝什么时候结婚了？勤奋嫂就说你别仇阿宝仇阿宝的，让人听了说我没教你礼数。人家到底比你长一辈。小桃伸了伸舌头，说好了好了，叫阿宝叔行不？他娶了亲，我怎么不知道？勤奋嫂就笑，说这温州城里天天有人娶亲，难道都得先通知你？二姨婆说阿宝是今年正月结的婚。那个女人出过天花，脸上有几个麻子，嫁不出去，盯他盯得很紧，天天在他厂里的门房坐着等他下班，弄得他同事个个都知道，就非娶她不行了。

到底还是，娶了那个女人。小桃想。

“那女人追阿宝的时候，阿宝说什么是什么。等一嫁过来，生米煮成了熟饭，就不是那张脸了，天天给阿宝娘气受，要阿宝把他娘轰到乡下去住。”二姨婆说。

假若那天仇阿宝请她在温州酒家吃饭的时候，她没跟他说过那些话，他还会那么快就决定娶这个女人吗？小桃暗暗问自己。仇阿宝的路有千种万种走法，本来哪种也和她无关，可就在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她推了他一下。这一下不轻也不重，却刚好让他拐了一个弯。路虽然是仇阿宝自己走的，可是她却在他的选择有了份，就因为她说的那几句话。

小桃的心隐隐地有些沉重。

母亲冷冷一笑，说：“怨不得别人，只怨他自己没长眼睛，猴急。”

小桃突然明白了，母亲刚才在听阿宝娘诉苦的时候，神情里隐隐藏着的那样东西是幸灾乐祸。

二姨婆斜了母亲一眼，说：“你这话讲得真霸道，他急不急你最清楚，你还以为人真能等你一辈子？”

母亲喀喀地清了一下嗓子，二姨婆明白了这话不能在小桃跟前说，便住了嘴。

“等你歇过气了，抽空去看看他，他总是打听你的消息。”母亲对小桃说，“从前他还能捞着出差的机会到上海看你，现在只能你回来看他了。”

“他怎么啦？”小桃问。

“他这几年走霉运，他那个厂长一直给他小鞋穿。供销员油水大出差补贴多，人人眼红，厂长找了个由头撤了他，把这个位置给了他自己的人。”

“什么时候那个麻子不在家？”小桃问。

吃完晚饭收拾了碗筷，勤奋嫂和二姨婆就坐下来卷纸烟。小桃掏出一沓纸，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小桃写字从来就很用力，鼻尖低低地压在手背上，额发随着身子一颤一颤地晃动。勤奋嫂恍恍惚惚地觉得日子又回到了从前，小桃仿佛从未离开过家，依旧还是那个蜷在旧报纸堆里做作业的小毛头，便忍不住凑过身子去看小桃在写什么。没想到小桃惊得身子一跳，像一只被人猝然踩着了尾巴的狗。小桃倏地拿手挡住了纸，说妈我在写信。小桃把这个“妈”字扯得很长，尾巴高高地挑起来，挑出了一片明明白白的恼怒。勤奋嫂不识趣，还接着问写给谁啊，这么急？小桃说同学。勤奋嫂又问是什么同学？小桃长长地停顿了一下，才说妈说了你也不认识。勤奋嫂这才有些臊，终于讪讪地住了嘴。

铺子里陆陆续续来了几拨灌开水的客人，有几个是认得小桃的，见了小桃免不了停下来问候几声。小桃的思路被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便卷了信纸往楼上跑。一边跑，一边暗自寻思：这本来就是她的日子啊，她十九年都熬过去了，为什么到了第二十年，她就忍无可忍了呢？那是因为她见过了外边的世界，心变大了，再搁回到老虎灶里就搁不下了，磕着碰着，便免不了生出些烦躁。

楼上没桌子，小桃坐在床上，把信纸搁在膝盖上接着写。她和黄文灿分离不过几天，她却觉得比她这一辈子的二十年都长。其实信上的话，大多是说过了的旧话，可是她忍不住还是要把旧话再说上一遍。在未来的日子里，当她生命的激情如灯油被岁月渐渐熬干，回首往事时，才会明白恋爱原本就是把同样的废话说上千遍百遍，而每一遍还像从未说过的那样新鲜。自从他去了工厂实习，他们就保持着每周三次的通信，她写两封，他回一封，他用汉语写信毕竟要比她多耗费些心神。渐渐地，邮票也成了她的经济负担，她就想到了一样省钱的方法：她去邮局买一沓新邮票，然后在票面上涂上厚厚一层的胶水。她把这样处理过的新邮票夹在信里寄给他，等他回信给她的时候，她剪下邮票放在水里泡湿了，抹去表面的胶水，胶水上的邮戳便自然也跟着褪去，她就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直到邮票旧得显了痕迹。这个方法是很久以前仇阿宝在老虎灶里扯牛皮时讲给她听的，想不到竟在这一刻意外地派上了用场。

当然，也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旧话。有一件事就是新事，但她没准备把它写在这封信里。那是关于宋老师的。这次她回家探亲，黄文灿上班没能来送她，送她的是宋老师。暑假里很多同学回家探亲，只要系里没有会议，宋老师几乎都会抽空来给每个同学送行。小桃这个学期成绩大有进步，各门功课非优即良。宋老师却没夸她，他用不着，因为他的夸奖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逃出了美术基础课的牢笼，你就像逃出了生天。”宋老师说。小桃笑笑没言语，其实小桃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浮在表层的原因。压在底下的那个原因，她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她看到了黄文灿的刻苦，她只想学他的样子。

从学校到码头，一路上宋老师都很沉默，可是小桃知道他有话说。小桃听见了宋老师的话在肚肠里咕噜咕噜地冒着泡，一路冒到喉咙口，却又被他狠狠地压了回去。小桃知道他要说什么，她几乎想替他开口，因为她比他更受煎熬。后来当宋老师终于开口的时候，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有同学反映，你在和一个外系的同学，谈恋爱。”他说。“恋爱”两个字仿佛长了无数个小钩子，扯出他喉咙的时候，扯得他一脸痛楚。“你知道，学校有学校的纪律。”

“你信吗？”她没回答，她只是这样反问。

他看了她一眼，神情严肃。“我从来就讨厌在背后打别人小报告的人，所以我才要听你亲口解释。”

“宋老师你谈过恋爱吗？”她顿了一顿，突然问他。

话一出口她就觉出了唐突，可是她已经无法反悔，她只能等待着他的震怒。可是他没有。他只是低头看着地，一下一下地踢着撞到脚尖上来的石子。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等待的时候，他开了口。

“当然谈过，两回。第一回她牺牲在朝鲜战场，宣传队慰问演出时遇到了空袭。第二回她是我的大学同学，后来嫁给了一位首长。”

她怔住了。她知道她捅着了他的伤处。其实他的伤处一直都在，兴许已经结了痂，只是痂还浅，轻轻一捅就破，还会有新血渗出来。她可以不去捅，因为她不需要自卫，她并没有受伤。

她想说一声对不起，可是这句话太大，她的喉咙太窄，怎么也挤不出来。

“宋老师，我，没有影响学习。”她听见自己含混不清地说。

宋老师在路边停住了，抬起头，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

“孙小桃你知道战争的残酷吗？”他问，“接到她牺牲的电报两周之后，追悼会都已经开过了，我才收到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在她死的那天早上邮出来的。在信里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起了我们结婚的事。”

小桃突然发现宋老师脸上有了皱纹，一根一根的，不知从何处生出，也不知要往何处去，每一根的尾巴上仿佛都拴着一只秤砣，重重的，似乎要坠到地心。

“你知不知道他的国家在打仗？他毕业了是要去第一线的。”他说。

“等到他毕业的时候，战争也该结束了，天下已经太平。”她说。

“小桃你太天真了。”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战争在一步一步升级，你还看不出来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短期内根本没有停战的可能。”

“可是，他也可以毕业之后留在中国工作的。”小桃争辩道。

“绝无可能。他们这批人，是北越精选的人才，恐怕不能等到毕业，就要回国效劳，他们的国家等不起。”

当时无论是小桃还是宋志成都没有料到，这句话竟会如此迅速地得到印证。

“你想过，要跟他去越南生活吗？”他问。

小桃茫然地摇了摇头。这个摇头的意思不是“不去”，而是“不知道”。她才刚刚迈出恋爱的第一步，站在恋爱的门槛里望进去，爱情是一条曲折的充满惊喜的五彩路。她眼睛不够使，耳朵不够使，鼻子不够使，一切一切的感官都不够使。她手忙脚乱，来不及穷尽那路上的景致，她还没有心思去思考那景致尽头的事。

“那不是你的国家，你没有必要为它牺牲。”宋老师说。

“我没有想为它牺牲。”小桃说。小桃说的是真话，只不过她只说了一半的真话，还有一半在溜往舌尖的路途中被小桃扣住了。

那半句话是：“我只是爱他，我没有办法。”

等小桃终于写完了信，勤奋嫂和二姨婆也打烊上了楼。小桃收拾了行李正要躺下，突然看见母亲手里捏着一条枕巾斜倚在门口。

“要不，你今晚跟我睡吧。”她说。

这个请求听起来很陌生，耳朵和脑袋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应对。从记事起小桃就是和二姨婆睡一张床的，因为妈妈起得早，怕吵醒她。她扭过头来迟迟疑疑地看了一眼二姨婆，二姨婆对她点了点头，说你妈想了你一年了，你过去，娘儿两个好说说话。

小桃只好去了母亲的房间，母女俩一人一头躺下。关了灯，眼睛很快适应了短暂的黑暗，就看见了窗棂格里爬过来的月光。外头该是个大月亮夜，照得屋里墙上的树影纤毫分明。母亲睡的是木板床，小桃略略动了动身子，骨头隔着一层薄薄的篾席和床板打了个照面，发出响亮的咯咯声，她便知道这阵子她又瘦了一些。母亲的身子近近地挨着她的身子，她甚至觉出了她的腿散发出来的温热，那是劳累了一天还没有好好洗去的汗酸味。她不敢动，怕不经意间碰着了母亲。从小长大，母亲像男人一样挣着她碗里的每一粒饭，可是母亲很少像别的母亲那样搂抱过她，也很少说别人的母亲都说过的那些亲昵而肉麻的话。肌肤和耳朵都有记忆，记得亲昵也记得距离，它们跨不过她的身体和她的身体之间相距的那条线——那是记忆日积月累形成的万丈深渊。

她在等待着母亲跟她聊天，可是母亲只说了一句小桃你走了一天海路累了吧，就睡过去了。小桃甚至怀疑母亲在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半睡半醒，因为母亲的鼾声是骑在那句话的尾巴上出场的。起初母亲是想抗争的，鼾声像一只哨子，母亲用牙齿紧紧地叼着它，不让嘴唇靠近，于是哨子只能发出几声羞羞答答含含糊糊的低吟。后来母亲扛不住了，松了牙齿，没了拦阻的哨子终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啸。小桃扯过枕巾蒙住了头，那一夜，她的睡意被捅得千疮百孔。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便开始做梦。梦像小时候看过的一本画儿书，一篇接一篇地扯开来，一直连出好几里路，全是打仗的。在一个梦中她看见黄文灿挎枪骑马从她身边走过，她声嘶力竭地喊他，他回头看了她一眼，淡若路人。她抓住了他的马尾巴，却被马一脚踢翻在地上。踢醒了，捂着胸口坐起来，一身冷汗，心跳得犹如万面锣鼓。

还好，只是个梦。小桃暗想。

“你怎么了？喊成那个样子？”勤奋嫂被小桃惊醒了，噌的一声坐了起来。

“没什么，做了个梦。”小桃轻描淡写地说。

两人都睡不着了，便都转过身来靠墙坐着，看着月光把蓝布窗帘洗成两片稀稀疏疏的白，听着虫子高一声低一声地发泄着对露水的不满。

“小桃，妈本想和你说说话的，真没用，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勤奋嫂说。

“你累了，妈。”小桃说。

“今天打了一天的煤饼，老了，力气不如从前。”

小桃的心咯噔了一下。母亲的嘴是生铁铸的，轻易撬不开一条缝，一生极少漏出过伤感之类的口风。母亲说过人是让嘴说老的，人的嘴不松，人就老不了。可是今天母亲却第一回认了老。

“妈，以后，不要再给我寄钱了。”小桃喃喃地说。

“小桃，妈没本事，只能给你寄这么多了，还得靠别人接济你。”勤奋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妈，你说那些钱到底是谁寄的？”小桃问。

小桃这一年里陆陆续续收到了几笔钱，三五十元不等。小桃问过母亲，勤奋嫂说不是她寄的，小桃信了，因为她知道家里就是把锅底刮下来也凑不齐这个钱。

勤奋嫂沉吟了片刻，才说除了谷医生，我看没别人。他从前说过要资助你上大学，是我一直不肯。小桃说那些钱我一分没花，都带回来了，你看什么时候还给人家。勤奋嫂说没用，我问过他，他死也不肯承认。小桃说妈那你留着花吧，打煤饼的事，以后也可以雇个人。勤奋嫂笑笑，说傻女子，我在家，要那个钱能有什么用？你在外头，看你瘦的，身上还有几两肉？你把钱带回去买几样肉菜吃。那份人情就只好先欠着，等你毕业了好好报答人家。小桃就问谷医生日子过得还好吗？勤奋嫂说能好成什么样？连门房都敢欺负他。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连只老鼠都怕。幸亏是学医的，靠的是本事吃饭，听说医院的内科医生里就数他的医术最棒。

小桃把头栽在两个膝盖中间，半晌无话。突然一抬头，目光炯炯。

“妈，要不，你就嫁给谷医生吧。”她说。

勤奋嫂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生出这个想法？”

小桃看了母亲一眼，说：“我早就知道，你喜欢谷医生。我就怕，他也跟阿宝叔一样，不肯等你了。”

哗的一声，勤奋嫂的心给拉开了一条细缝，有一股温热从缝里汩汩地冒出来，一路行走到了眼睛。

小桃不再是那个孵在她翅膀底下的小鸡了，小桃早就看懂了天下的事理。

勤奋嫂忍了一会儿，直到忍下了眼里的那团湿热，才颤颤地说：“我从来没期待，谁能等我。”

勤奋嫂伸过手去，搂住了小桃的肩。小桃的肩很瘦，硌得勤奋嫂的手掌生疼。勤奋嫂觉出了手心的湿，她不知道这是她的还是她的汗。小桃微微躲闪了一下，最终还是停住了，两个影子渐渐地并成了一个。

“小桃你知道妈期盼的是什么吗？”勤奋嫂问。

小桃摇了摇头。

“妈期盼的只有你。你在外头用不着事事都赶先进，省得遭人嫉恨，只是不能犯学校的纪律，不能犯错误。只要犯了一回错，一生就毁了，你看看谷医生就知道。”

小桃不说话。

“你答应我，小桃。”

勤奋嫂一字一顿地对小桃说。勤奋嫂的眼睛里有两把钳子，紧紧地夹着小桃的眼睛，叫小桃无处藏身。

“知道了，妈。”小桃低声说。

小桃知道自己撒了谎，这只不过是她一生中诸多谎言的开端。

八月的天热得叫人发狂。太阳像个改嫁过多回的悍妇，再也没有一丝的羞涩和含蓄，从一露脸开始便是肆无忌惮的刁蛮凶横。耳朵里只有蝉声。不是一只，也不是两只，而是一个师，一个军，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对夏天的憎恨。风刚刚吊起人对雨的朦胧联想便戛然而住，地对水的感觉已经陌生了，一粒汗珠子落下去，都会招来一团泥尘的热烈拥围。也许每一个八月都是如此，只是这个八月小桃的耐心很薄，一捅就破。

小桃寒假没有回家，暑假也是过了一半才动身去买船票的，还是因为母亲写了信来催。刚刚踩上轮船的舷梯她就已经在想着回上海了，一边想一边羞愧：离别一年了，她竟然一点儿都不想家。直到很多年后，她自己的女儿也上了大学，也在外乡流连忘返，她才醒悟过来原来青春年少的人都渴望离家。

这天小桃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个绵长的午觉，起床后胡乱抓了一本书就往外跑。二姨婆拦住她，说米都要下锅了你还往哪里走？母亲说算了，人在心也不在，家里留不住她。小桃头一低，谁也不看就一脚溜出了门。她知道她的心思都晾在眼睛里，眼睛没穿衣服，母亲一眼就能看穿。

其实二姨婆问她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要去哪里，走了几步路才明白过来，她的腿已经自作主张地替她选了一个去处。等她停下来的时候，她发觉她已经站在了那家工厂的门口。

厂是近几年才建的，标牌还很新，正中的那个铁皮五角星还没来得及被风雨蚀锈。传达室里坐着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头子，嘴里衔着一根抽了一半的烟。厂门开着，没人进去，倒有三三两两的人往外走——差不多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小桃等了一会儿，才终于看见她要找的那个人混在一群女工里走了出来。

小桃几乎没认出她来。她和她们一样穿着蓝色劳动布的工作服，戴着套袖，头发严严实实地裹在一顶蓝布帽子里。衣服不合身，肥肥大大地吞没了她的腰身。她身上唯一还能叫人勉强认出来的标记，是手里提的那个印花袋。从小学开始，她就不肯用那种大众化的布兜。

“梦痕。”

小桃走过去，叫住她。她停下来，略略有些吃惊，不过那惊讶只是一条极细的波纹，轻轻一抖就淹没在一脸淡淡的笑容里。小桃以为她会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什么事要找她，可是她没有。她只是拉着她站到了路边的一片树荫下，等着她开口，仿佛早就吃定了她会来找她，尽管她们中间隔着不通音信的一年光阴。小桃无法在那样的淡定里扯开一个缺口，就暗暗有些恼怒。这时的她还太年轻，还不懂赵梦痕的淡定，其实仅仅是因为她已经认了命。

“我在上海碰到抗战了，他说你在这里上班，我就过来看看你。”小桃说。

小桃本来是不想提抗战的，至少不想用抗战来敲梦痕的门。可是除了抗战之外她竟一时找不到别的敲门方式，梦痕的沉默堵住了所有其他的可能。

“他告诉我了。”梦痕说。

小桃觉出梦痕的眼睛在自己身上游走，走过她的胸脯时犹豫了一秒钟，轻轻一颤就跳到了别的去处。她知道梦痕要逃的是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

“上海那个地方，还习惯吗？”梦痕问。

梦痕问这话时的语气听上去很哀婉，甚至带了微微一丝的怜悯，仿佛上海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狱，小桃刚刚在那里被剐了一层皮。小桃突然想起来梦痕的继母是上海人，小时候梦痕跟着父母不知出过多少趟门，每一趟回来，都会带来一小片的上海，有时在头上，有时在身上，有时在脚上。那时候小桃忍不住担忧照这个速度下去，上海会不会让梦痕一家人掏空。岁月如沙，渐渐磨暗了梦痕身上的光彩，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只剩下平凡。当然，梦痕的平凡和寻常人的平凡还是不一样。梦痕的平凡底下垫着一层厚厚的衬里，那就是赵家人的自尊。羞愧如蚊子叮了小桃一口，她有些后悔没在出门前摘下那枚校徽。

“你知道上海人是什么样的，在他们眼里，出了南京路就是乡下。”小桃说。

“一群，井蛙。”梦痕说。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如雨点在空中砸开一个个小洞，突然就感到了风。

“你怎么样，在这家工厂？”小桃问。

小桃的问话似乎捅着了梦痕心里的一把锁，梦痕突然就有了话。“小桃你知道吗，从前我以为做鞋有多难，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每一道工序。我可以完完整整地、从鞋底到鞋帮地制作一双皮鞋了。粘底的，纳底的，两种我都会。你看看我脚上的这双，就是我自己做的。”

梦痕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鞋，猪皮，毛孔很粗，样式圆头方脸，脚背上有一条丁字形的襻带——那是街上常见的大众鞋。小桃暗暗叹了一口气：梦痕从前不知穿过多少双质地精良样式摩登的皮鞋，哪一双也比这一双惹眼，可是她现在却会为一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却是她亲手做的皮鞋大惊小怪。妈妈曾经说过看人先看鞋，穿什么样的鞋，就会走什么样的路。梦痕已经换了鞋，也已经换了路。梦痕穿这样的鞋，走的不再是千金公主的路。当年她在九山湖畔欲说还休的那句“皮鞋西施”，原想是给小桃的，没想到一语成谶，竟落到了她自己身上。

“告诉我你穿什么尺码，喜欢什么样式，以后我给你定做一双。”梦痕说。

阶级。小桃突然记起了宋老师最爱说的一个词。

阶级不是高墙，也不是鸿沟，阶级只是水。风从东边吹过来，水就往西边走；风从西边吹过来，水就往东边去。阶级没有定性，阶级只跟风走。风刮到这个时节，梦痕的水现在正朝着小桃的河湾汇流。在这个小城里，她和她都是两个被人叫作“西施”的女子，一个在过去，一个在现在，谁也不用仰着脖子和谁说话。

小桃感到无限轻松。

“你这儿，有一块黑。”小桃指了指梦痕的鼻尖说。

“是鞋油吧，下班前我擦过鞋。”梦痕从兜里掏出一条手绢，轻轻擦了擦。没有镜子，反把一粒豆子大小的污迹擦成了一块糍粑。小桃忍不住拿过她的手绢，用口水蘸湿了帮着她擦，终于擦干净了。

“你要不要，上我家吃饭？我妈做饭的手艺，真的很不一般。”梦痕说。

梦痕的语气有一点试试探探，是那种害怕拒绝的心虚。从小学到中学，赵家的院落里不知沾过多少双同学的鞋印，可是小桃从不在邀请之列。

“下回吧，今天我妈等我吃饭。要是不回家，她要唠叨得我脑壳爆炸。”小桃说，“我送你一段，咱俩一块走着回家。”

八月的白天很长，日头早已斜了，却赖在天上迟迟不肯落山。下班的人流渐渐浓稠起来，自行车的铃声把颜色和景致都很沉闷的街市瞬间搅动得云起风生。走到街角的时候，梦痕把手插进了小桃的臂弯。小桃颤了一颤。平生第一次，有一个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子，以这样的方式和她一起走在街上。亲昵太突兀也太陌生，她一时想不好应该拒绝还是接受，最后她犹犹豫豫地停留在了拒绝和接受中间的那块模糊地带——她选择了默认。

“你知道吗？抗战的爸爸去年提了省委副书记，全家都搬到杭州去了。”梦痕说。

小桃摇了摇头。这一年里小城发生了许多事，她都一无所知。

“抗战也在杭州，可是一次也没去看过他爸。要是抗战没和他爸闹得这么僵，兴许他就考大学了，实在考不上也可以考个中专技校什么的。”梦痕说。

“考不考大学，和他爸爸有什么关系？”小桃问。

“以他们家里的经济条件，抗战在学校里很难申请到助学金。可是抗战打死也不会拿他爸爸一分钱，所以他选择放弃考大学，直接参加工作。”

小桃侧过脸来，定定地看了梦痕一眼。“梦痕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是不是，在和抗战谈恋爱？”

梦痕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避开了小桃的眼睛。梦痕的目光落在脚上那双黑皮鞋的鞋尖上，怔怔的，小心翼翼的，仿佛那上面歇了一只轻轻一动就要飞走的蝴蝶。

“他常常给我写信，他没有人可以说话，除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情。”梦痕喃喃地说。

“我觉得，无限接近。”小桃有些得意，她发觉幽默感正渐渐向自己靠拢。

梦痕突然抬起头来，也定定地看着小桃的眼睛：“小桃你才在谈恋爱呢，你瞒不过我。”

小桃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知道？”梦痕哈哈大笑，说：“我妈告诉我的，恋爱中的人，眼睛里都开着一朵桃花。你不止一朵。”

一阵热气腾地漫上了小桃的面颊，她知道她脸红了。这回的脸红和从前哪一回都不同。这回不是害羞，而是失措，是那种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人捅着了心窝的惊慌。

“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半晌，小桃才轻轻地说。

话一出口小桃就吃了一惊。她没想到第一个截获那个在她心里胀得几乎要爆裂的秘密的人，竟然会是赵梦痕。

孙小陶早上是被鸡惊醒的。李家峤的鸡跟城里的鸡不一样，三天两头吃不饱饭。肚皮一饿，就扯着嗓子喊，全然不顾天色明暗冷暖。那叫声也跟城里的鸡不一样，像一把磨得雪亮的杀猪刀，再粗皮糙脸的睡意遭这样的刀迎面一劈，也得粉身碎骨。

小桃已经把户籍上的名字正式改成了孙小陶。她事前没跟母亲商量，只在事后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事。母亲倒也没怪她，只告诉她其实她生下来最早取的那个名字就是小陶，她只不过绕了一圈又走回了老路。小陶问母亲当时为何改了名字，母亲却没有回答。

这个学期不上课，一开学全年级就被学校派去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小陶他们去的，就是这个叫李家峤的地方。虽然李家峤离上海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小陶一离开上海城，就感觉是从柏油马路一脚踩进了一摊烂泥，这才明白，原来贫穷是洋葱，长着一层又一层的皮。上海小市民的苦日子，是最外头的那一层，离李家峤的苦日子，中间还隔着十万八千层。

到了李家峤，小陶这个班级就分成了四个组，分别驻扎在四个生产队里。小陶这一组有六名学生，领队的是一位纺织厂派来的徐姓干部，宋老师是副组长。小陶不是党员，自然也不算是工作队的核心骨干，很多牵涉到决策内容的会议，都是避着小陶开的。小陶的工作，无非是在访贫问苦时做些笔录，剩余的时间就是参加劳动。小陶是唯一的女生，没安排她和男生一起下地，只让她跟着几个老农修理农具或编织竹篮箩筐。

小陶住的那家房东姓陈，是队里的会计。让他当会计，仅仅是因为他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生。村里没人管他叫陈会计，甚至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名，无论男人婆姨见了他一概喊他陈公鸡，说的是他整天爬母鸡，家里隔一两年添一口人，现在已经有了八个娃娃，还不算他女人肚皮里怀的那一个。

陈公鸡爬起母鸡来并不避讳人，墙壁薄得像纸，挡不住声，一墙之隔的小陶听着那屋传来的动静，心就紧紧揪成了一团——她总觉得那个可怜的女人已经被碾成了一团肉泥。可是隔天起床，见那女人照样烧火、煮饭、喂猪、洗碗，便知道自己是杞人忧天。只是到了夜里她还是忍不住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如此这般在陈家住了一阵子，小陶发觉自己添了一样毛病：每天得等到隔壁的山呼海啸完了才能入睡。若遇到哪一天那头没了声响，便觉得心里吊着一块砖头，迟迟落不了地。有动静时是一种揪心，没动静时是另一种揪心，小陶从此睡不安生。几次见到宋老师，小陶都想提出来换一家房东，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怕宋老师问原因，她实在说不出口。没想到机会终于来了，还不是她提的头。

小陶出了屋，天才麻麻亮。昨夜下过了一场雨，泥尘有了重量，不再在空中飞扬。空气里有一股昨天没有的味道，小陶抽搐着鼻子狠狠闻了几下，才醒悟过来那是树木吸足了水之后呼出来的快活。

陈家的女人比她起得还早，正在院子里搭出来的一条木板上切猪草。陈家婆娘的腰身已经很显了，自己的裤子穿不下，便胡乱扯了一条她男人的旧裤子来穿。男人的裤子前头有开口，她纽子也不扣，只在本该系皮带的地方穿了根草绳打个结了事。听见响声，女人转过身来对小陶说孙同学你等我一等，便急匆匆地进了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碗，碗里装着一块桂花红枣米糕。

“我一早蒸的，这会儿还热乎，你赶紧吃了。”

小陶犹豫了一下，才摇头说我不吃。可是小陶的脑壳却管不了小陶的肚子，肚子自作主张异常响亮地鸣叫了一声，当场拆穿了她的心思。陈家人多口粮紧，三顿吃的几乎都是一样的东西：红薯稀饭加上自己腌的雪里蕻咸菜，只不过早上的那顿稀饭是汤，午饭和晚饭的稀饭里才找得见米粒。陈家从来不做这样精致的点心。在陈家搭了这阵子的伙食，小陶从城里带过来的那层稀薄油水早已干涸。现在她每一寸肚肠都伸出舌头，急切地想舔一舔米糕上那一层闪亮的猪油。可是她不能。还没出发的时候工作队就宣布过纪律：要和搭伙的农民吃一样的饭食，绝对不能搞特殊。

“等那几个饿死鬼出来，就没你的份了。”陈家婆娘把装着米糕的碗往小陶跟前杵了一杵。陈家婆娘还不到四十，脸上的褶子却多如千层饼，嘴角裂着口子，一说话就扯出两条血丝。

我就是吃了又怎么样？反正没人看见。就算是陈家婆娘告诉别人了，我也可以死不认账，反正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小陶暗暗嘀咕着。

小陶的手抖了一抖，正想去抓那个碗，突然听见哗的一声门响，屋里冲出两个乌黑的孩子，是老四和老六。两个孩子第一眼就看见了碗里的米糕。两人怯生生地走过来，一左一右地站在了小陶身旁，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碗，却不敢说话——他们见识过母亲的藤条和巴掌。母亲的盛怒来得像雷电，他们就是长了风一样快的腿脚，也来不及躲藏。

小陶从女人手里接过那个碗，把那块米糕掰成两半，递给了两个孩子。她还没来得及收碗，米糕已经一口不剩地落进了孩子的肚肠。

老六吃完了，细细地舔过了手指，就扒下裤子蹲在地上痛痛快快地拉了一泡屎。一股恶臭忽地捅进小陶的鼻子，堵得她几乎背过气去。

“老四，猪圈。”陈家婆娘喊道。

老四熟门熟路地跑去开了猪圈，两只黑花猪崽呼哧呼哧地跑出来，你推我搡地舔起了老六的屁眼，舔得老六很是舒坦，哼哼唧唧地半天不肯起身。

“我知道，你是不敢吃我们家的米糕。”陈家婆娘叹了一口气，“其实，我就是想你今天要搬走了，你在我们家，没吃过一顿好饭。”

“在谁家，都一样。”小陶轻轻地说。

昨天宋老师告诉她，工作队已经决定把陈会计列为重点清查对象，让她赶紧搬离陈家。看来陈家婆娘已经知道了工作队的动向。

“孙同学，我们家的光景，你都亲眼看见了。他爸要真是贪污了公家的钱，我们能过成这个样子吗？你跟工作队反映一下，求求你。”

陈家婆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脑门咚咚地撞着地。两个孩子不明就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小陶慌慌地去扶，却哪里扶得起？女人的身子沉，倒差一点把她拽到了地上。

“我们家算上公公婆婆，还有肚子里的这个吃货，是十三口人。十三口啊，靠的就是他爸一个人。求你，我求求你了。”女人的鼻涕像条软虫子爬到了手背上，一甩，地上就多出了一块亮斑，便有鸡咿咿喔喔地拥上来啄食。

小陶想点头也想摇头，点头和摇头却都是一样的难。点头她做不了主，摇头她狠不下心，她只好挣开女人的手，飞也似的逃出了陈家的院子。

小陶跑到路上，心犹跳得万马奔腾。靠在一棵树上歇了一会儿，才喘匀了一口气，弯腰掸了掸裤腿上的一片湿鸡屎，就慢慢地朝饲养棚走去。

小陶是要去看阿黄。阿黄是一头牛的名字，小陶进村那天，正好赶上了阿黄出世。阿黄的妈生了半天还没生下来，四周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这方圆几十里地都没有兽医，村里只有一个略知牲畜性情的人，众人便喊了那人过来帮着接生。那人涂了一手的肥皂，就伸进母牛的肚子里掏小牛。母牛的肚子一鼓一瘪地夹着那人的手，疼得他出了一脸的冷汗。终于掏出了小牛的两个蹄子，拿一根粗绳子绑了，几个男人就喊着号子用力往外扯绳子。小陶想看又不敢看，怕小牛的身子给活生生地扯散在母牛的肚子里。扯了好一阵子终于把小牛扯出来了，是一团湿漉漉的黄肉，闭着眼睛瘫在稻草上一动不动。小陶蹲下来近近地看着它，以为它死了，就忍不住拿手摸了一摸，谁知它竟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张开嘴轻轻地舔了舔小陶的手，这一舔就把小陶舔得化成了水，从那以后一天见不着阿黄便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远远地听见了小陶的脚步，阿黄就长长地哞了一声。小陶每天一起床就来饲养棚，阿黄早已记住了她的时辰。从那声叫唤里小陶听出阿黄昨晚睡过了一个好觉，精神头正足。推开门，阿黄已经等在门口，眼睛亮得像两盏小灯笼。小陶喊了它一声，它就低头用两个尚未长成的软角来拱她的手，那是它每天都要上演的亲昵。饲养员告诉过她，牲畜落地第一眼看见了谁，它这一辈子就只认那一个人。小陶被阿黄拱到了墙角，便知道阿黄这几天很是长了几斤力气。就拍了拍阿黄的脑袋，骂了声你这个小坏蛋，你欺负人。阿黄遭了骂，就松了小陶，羞羞答答地来舔阿桃的手。阿黄左一下右一下舔得小陶的手心湿湿的，小陶呆呆地望着阿黄突然就叹了一口气。

“你还是，慢慢地长吧，阿黄。”小陶喃喃地说。

小陶从饲养棚里出来，迎头就撞上了宋老师。宋老师说小陶你又去看阿黄了吧？长个了吗？小陶愣愣地不出声，半天才问宋老师，牲畜生下来就是为了挨刀，为什么老天还要它出生呢？宋老师就笑，说牲畜不死，人又靠什么活？牲畜本来就是为了造福人类而生的，盘古开天地就是这个规矩，你别悲情泛滥了。小陶想想也是，才渐渐释了怀。

宋老师说我正要过去给你搬铺盖，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村口的老郭那里。他家三代贫农，政治上绝对可靠。

小陶忍了忍，没忍住，就问：“那个陈会计果真有事吗？他要是贪污犯，他贪的钱又用到了哪里？你没看见他家那个穷吗？八个孩子只有五条裤子，除了老大专门有一条，剩下的谁起得早谁才轮得上穿。”

宋老师看了小陶一眼，说：“这次我们是带了任务来的，查陈会计的事，是徐队长的决定，我们都要配合”。

“徐队长是工人阶级，他应该最了解贫下中农的苦。陈会计家也是贫农……”

“小陶！”宋老师一下子截住了她的话尾巴，“事情比你想象得要复杂，你并不了解所有的情况。对你不了解的事情，千万别那么随便发言。”

小陶一下子给吓住了，不是被宋老师的话，而是被宋老师说话的语气。宋老师的话大多都站在正理上，可是小陶并不怕宋老师的正理，她时常用她的歪理来挡他的正理。她之所以不怕宋老师，是因为她隐隐感觉到他其实有点喜欢她的蛮不讲理。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宋老师脸上多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表情，那种表情叫严厉。

两人一路无话地走到了陈公鸡的家门口，宋老师的脸色才裂开了细细一条缝。

“我只是不想你在我手下犯错误。”他说。

小陶哼了一声，说：“大不了我到别人手下犯就是了。”

宋老师禁不住被她逗笑了，摇了摇头，说：“孙小陶，你是我见过的、最糊涂的孩子。”

后来一整天小陶都在想宋老师的这句话，她一直没想明白那到底是表扬还是批评。

两个星期之后，陈公鸡死了，是掉在河里死的。尸首是三天以后才浮到河面上来的，肚子被水泡得像个大冬瓜，有人想给他穿衣，没想到轻轻一碰就炸了，污水流了一地。对于陈公鸡的死，李家峤的人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自杀，工作队查得紧，他顶不住了。也有人说是失足掉进河里去的，因为那天下了一场大雷雨，山路有些滑。也有人说是叫人害死的，因为他的账目里猫腻太多，牵扯到了别的人。这三种说法听上去都有些道理，却也都没有铁证，于是陈公鸡的案子就作为无解的悬案被永远锁进了文件箱。

很多年后，李家峤的老人们聚在一起喝酒，还会想起那年秋天发生的事。他们依旧没想明白，陈公鸡明明有千条万条的死法，怎么偏偏会死在水上？陈公鸡不仅是公鸡，也是水鸭——陈公鸡的水性，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从河这岸到那岸，他可以脸不改色心不跳地游上十数个来回。

小陶回到住处的时候，觉得脊背上有些疼。不，其实在树林里的时候，她就已经觉出了疼。疼在这里是一个简单的替代词，真正的感觉小陶无法在字典里找到这个字。也许有一点像是煤火贴近皮肉时的灼热，也许有点像是粗毛擦过肌肤时的刺痒，也许还有点像是竹刺扎进指缝时的肿胀。

都有点像，却都不是。

小陶明白，这是陈家婆娘的眼睛。陈家婆娘把她的眼睛烙在了她身上，那是一种洗多少回澡也抹不下去的印迹。

小陶早晨去给粮食仓库送箩筐，回程时不想走原路，就换了条路经过了一个小树林。拐弯的时候她看见有人在烧纸钱，原来是陈家婆娘。今天是陈公鸡的头七，陈家婆娘不敢去坟上祭拜，怕工作队看见了太张扬，就挑了这个僻静的角落给男人烧纸。这个地方据说是陈公鸡落水之处，因为有人在这里找见了他的一只鞋子。

陈家婆娘已经是八个月的身孕了，肚皮很鼓也很尖，低低地几乎坠到了膝盖上。陈家婆娘蹲不下去，只能跪在地上，往火堆里一张一张地扔着纸钱。纸钱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其实陈家婆娘烧的，还有一沓纸船。她男人是水里淹死的，她想让她男人的魂，能早早搭上一班船划到河对岸。

陈家婆娘很警觉，远远地听见了脚步声就想躲藏，无奈身子太笨半天起不了身，眼看着来不及了，她索性破罐子破摔一把坐到了地上。

其实想躲避的不仅是陈家婆娘，还有小陶。小陶来不及躲，是因为一路上她都在想心事，等她看清楚是陈家婆娘的时候，她已经几乎踩到了火堆上。

小陶今天收到了黄文灿的一封信。这个学期黄文灿班里的同学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只剩下两个留学生在学校里，不上课不实习，时间充裕了些，信也就写得勤快了。

这封信里黄文灿说他正在读一本叫《安吉堡的磨工》的小说，是外国语学校的同学帮他借的法文原版书，作者是一个叫乔治·桑的法国女人。黄文灿对这个女人赞不绝口，说她“充满了爱的力气（量），敢于把年龄、性别、阶层的边界砸个稀烂”。这不是黄文灿第一次夸乔治·桑，从前他就跟她讲过乔治·桑和肖邦的故事，里边的一些细节听得她耳酣心颤。他说将来他要带她去拉雪兹公墓，看一看肖邦墓前的音乐女神尤特普的雕像。

黄文灿说的那些事，小陶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教材里看到过，她知道那是他的法国血液在作祟。他身上的法国血液让她着迷，那是一个她所不熟知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陌生的声音色彩和欲念；而他身上的越南血液却叫她心生敬意，那是一个她从小就熟知的世界，那个世界相信流血流汗克己奉献。这两个世界一个是蜂蜜一个是黄连，黄文灿把它们一边一层均匀地涂在面包上，递给了小陶。小陶从未尝过这样的面包，一尝就上了瘾，他就成了她戒不掉的鸦片。

工作队员的信都是宋老师统一去队部取回来的，每一次从宋老师手里接过黄文灿的信，小陶都不敢看宋老师的眼睛。宋老师的目光让她感觉她已经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再有半步她就会落入死无葬身之地。

今天宋老师给她信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小陶，如果我是你妈，真想抽你一嘴巴。”

宋老师一开口，小陶的心就咚的一声落了实处。小陶不怕宋老师骂，她就怕宋老师不说话。

“幸好你不是我的妈，要不然我还没犯错误，你就先犯了。你的错误比我大，打人犯法。”小陶嬉皮笑脸地说。

宋老师被小陶噎了一噎，半晌才回得出话——小陶见了宋老师总能临阵磨牙。

“孙小陶！”宋老师喊了她一声。

小陶知道每一回宋老师连名带姓地喊她，就是有紧要的话要说。她的头皮紧了一紧，却还不是怕。

“黄文灿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将来回去了，他们国家也不见得会重用他。”他说。

小陶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他的家庭出身？”

宋老师没回话。

“你是不是，看过了他的档案？”

宋老师还是没回话，只是说：“你和他，不是一路人。”

“是不是一路人，只有我知道。”小陶说。

“你还太年轻，不是天底下所有的路，走错了都可以再回头。”宋老师说。

“我没想过，他会不会被重用。”小陶说。

“可是你想过自己吗？你的前程？你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你这样的家庭，出个大学生容易吗？”

小陶似乎被这话砸了一下，愣了一愣，才说：“宋老师你不是说过，我将来会是个好设计师吗？”

“你实在，太……”

宋老师叹了一口气，挥挥手让小陶走。宋老师那一刻看上去像一头空着肚子拉了半晌犁的牛，疲惫得连完成一个表情的力气都没有。

小陶不是没听见过宋老师叹气，可是这一次的叹息却和往常有些不同，她觉出了格外的沉重。宋老师的叹息落到地上，把地砸了一个坑。这一刻里小陶突然觉得宋老师有几分像自己的母亲：他和母亲对自己都有指望。有指望的人最经不起摔打，失望轻轻一磕一碰，就能把指望碾成渣粉。

她就有些难过起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宋老师。

小陶想着宋老师的事，心思就没在路上。远远看见有人烧纸，也没在意，等走到紧跟前，才看清是陈公鸡的婆娘。四目相对，都有些慌乱，却是陈家婆娘先镇静下来的。

陈家婆娘低了头不看小陶，挪了挪身子取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沓纸船，捻出一张，扔进火里，烧着了。然后再捻一张。陈家婆娘的脸虽然没朝着小陶，可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眼睛，黑幽幽地淌着无声的哀怨。冥船上有帆，帆是用胶水贴在船身上的，火舌舔着胶水就生出些毕毕剥剥的声响。终于烧尽了，便有纸灰像一群褐色的蛾子，失魂落魄跌跌撞撞地飞在斑驳的阳光里。

小陶就想起了在陈家搭伙的日子，每一顿饭陈公鸡都要交代婆娘给她盛锅里剩的最后一碗——锅面上多半是米汤，沉在底下的，才是最稠的一碗。小陶的喉咙忍不住紧了一紧，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真没想到”，却说不下去了。

陈家婆娘哈哧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却没接她的话。小陶原本想问她讨一张纸来烧的，可是她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不敢。她再糊涂，也知道自己在李家峤的身份。

她只好讪讪地走了。

走出几步，她就觉出了背上的疼，是陈家婆娘的眼睛在剜着她身上的肉。她知道她在怨她——她怨她不肯替她男人跟工作队说句好话。

其实小陶也后悔，尽管她知道即使她给徐队长带了话，她依旧救不了陈公鸡的命，她甚至还会踩进一摊屎。可是她若带了话，她就安了心，她便可以在陈公鸡的死上干干净净地无份。

晚上回到住处，小陶摊开纸给黄文灿写信。这封信写得很艰难，小陶撕撕写写，写写撕撕，折腾了大半个夜晚。话很多，可是一落到纸上却都变了样，仿佛脑壳和手中间蹲着一个怪兽，话走到一半，就给推搡着拐了一道弯。直到房东一家都熄了灯，她才写了几行字：

“文灿：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生命是这样脆弱。生和死之间的距离，有时短得只有一眨眼的工夫……”

小陶早上一起床，喝了半碗稀粥，就急匆匆地往饲养棚跑去。这几天工作队都集中在公社开会，小陶没法回来看阿黄，心中很有几分念想。跑到门口，也没听到阿黄的哞声。阿黄认得时辰也认得她的脚步声，平素老早就要扯开嗓子迎她，今天却没有。

小陶推开门就骂：“阿黄你这个没良心的臭东西，才几天不见就不认人了？”进了屋却是一怔，阿黄没在。小陶往屋里扫了几眼，才发现屋角的干草上，躺着一堆棕黄色的肉，那是阿黄。阿黄的妈在草堆四周走来走去，时不时低下头来咻咻地闻一下那团肉，仿佛在查看臭了没臭。

“拉了三天肚子，站不住了。”饲养员说。

小陶蹲下来，摸了摸阿黄的脑门。阿黄水润光滑的鼻子，现在成了皱皱巴巴的一团干肉，那是生病的迹象。阿黄怏怏地睁开眼睛，想抬头，抬了一半，却没了力气，只好又软软地趴了回去。小陶知道它还想用犄角顶着她玩，它只是顶不动了。

“赶紧喂食啊，吃了才有抵抗力。”小陶焦急地说。

“它什么都不吃。”饲养员指了指草堆边上的一个木盆说。

盆里盛着一团糊糊，是红萝卜丝豆饼渣和鲜牛奶的搅拌物，那已经是最好的精饲料了。阿黄这阵子长得太快，单靠母奶吃不饱，才拌了些干料加进母乳。小陶掰开阿黄的嘴，舀了一小勺糊糊来喂它。阿黄已经长出了几颗牙齿，能嚼得动软食了，可是它却偏过头去，不肯接小陶手里的食。

“乖，吃了就有力气，吃了就能站起来，看你顶不顶得动我。”

小陶坐在地上，把阿黄的头搬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一边哄孩子似的哄着它，一边用勺子撬着它的嘴。阿黄蔫蔫地看了小陶一眼，仿佛在说好吧，我好歹给你一个面子，就勉强吃了一小口。小陶还想喂，阿黄就紧紧闭了嘴，死活不肯吃了，却把小陶的指头含在了嘴里。阿黄轻轻吮了一下小陶的指头，小陶的心忍不住抽了一抽。

“兽医，兽医在哪里？我去找兽医。”小陶说。

饲养员说哪有兽医？最近的也要走几十里的路，光来回就是两天了。再说就是有也请不起。小陶说那抗菌素呢？如果是痢疾，给它打一针抗菌素就有治了。饲养员叹了一口气，说孙同志你们城里来的，实在不知道我们乡下的事。说实在，村里娃娃头痛脑热都不看病，哪会给牲畜买抗菌素？

小陶觉得背上有样东西扎了她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母牛，母牛的尾巴一扫一扫地蹭了她几下。她看着母牛，母牛也看着她。母牛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眶眦裂开来，淌出一眼的话。小陶一下子听懂了，她在说你救救它。

小陶搂住阿黄，把脸埋在了阿黄的脖子上。阿黄的身上有一股说不清楚的味道，有点酸，也有点膻，小陶明白了，那是被汗水搅和了的奶香。

小陶贴着阿黄的耳朵，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这是一句她不想让任何人听见的私房话。

“阿黄，你要是好了，我就替你去拜谢菩萨。”她说。

这个愿许得有些辛苦，因为小陶压根儿不信菩萨。她得把心吃力地扭成一根麻花，才说得出那句她不信的话。阿黄现在落在水里了，她信的事一样也抓不住，她只能抓住唯一那样近在手边的东西，尽管她不信。

阿黄没动，可是小陶知道它听懂了，因为她的手背突然被烫了一下，是阿黄的眼泪。

这天工作队开了一整天的会，小陶回到住处，早已错过了晚饭的点。房东老郭的婆娘已经睡下了，听见响动，又披衣起身开火给小陶热了一碗面。面是晚饭时剩下的，已经泡成了烂糟糟的一坨。小陶中午只吃了两个咸菜饼子一碗白菜汤，到这时已是饥肠辘辘，三口两口就把一碗面吃完了，方觉得肚子里略略地有了一层底。其实那也就是一碗光面，上面稀稀地撒了几根雪里蕻，可是小陶却觉得出格的香，这才知道自己真是饿狠了。

郭家婆娘来收拾碗筷，看见碗里光光的连汤都没剩下一滴，面皮就有些臊，说吃不准孙同志你到底会不会回来吃饭，也不知该留多少。小陶看出郭家婆娘没有再煮的意思，赶紧说没事，我吃饱了。郭家婆娘端着碗，靠在门口，要走不走的，小陶看了她一眼，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其实，我也给你留了一块，只是你不回来，这群饿死鬼，实在是太馋，就，就给吃了。”

小陶这才恍然大悟，那碗面里的香味，原来是肉汤。

“今天怎么割肉了，又不是年节？”小陶问。

老郭婆娘的眉毛挑了一挑：“你没听说？今天分肉了，队里杀了那条病牛。队长说再不杀，就瘦得全是骨头了。要是病死了，那肉就更吃不得了。队里多少户人家？分到手里，一人一口都不够。”

小陶噌的一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是说，阿黄？”

女人点了点头，说畜生也通人性啊。听说杀牛的拿了刀去栏里牵牛，一回头就找不见刀了。一群人找了个天翻地覆也没找着，最后还是去邻村借了一把了事。到了晚上，那条母牛坐在干草堆上死活不肯吃食，都说是伤心呢。几个男人过去死拉硬扯，才把它拉起来。你猜怎么着？它屁股底下坐着那把刀！

有一根细绳子在小陶的胃里狠狠地牵了一牵，一股腥味轰的一声涌上了喉咙。小陶一脚踢开门，冲到路边，蹲在一棵树底下翻江倒海撕心裂肺地吐了起来，直吐得五脏六腑都翻到了舌头上，还觉得没吐干净那股血腥。

终于吐完了，站起身，只见一弯月牙儿白光光地悬在树顶。冬天的月光长了牙齿，啃到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冰冷的坑。她觉得她的心也缺了一块，但啃她心的不是月牙儿，而是阿黄。

这个季节的风云变幻，二姨娘最早是从广播里听出来的。

这阵子广播里天天在讲十六条。十六条里用的是最简单直白的字，是个人都听得懂。二姨娘听不懂的，是这些字连成一串之后的话。二姨娘听不懂广播里的话，却听得懂广播里的歌。当然不是歌里的词，而是歌里的调调。二姨娘觉得这一季的歌怎么都变了调调，节拍很快，一句赶一句，一字一吼，唱歌的人像是在黑皮黑脸地掐着脖子对骂，那歌尾巴上再也听不着从前慢悠悠的拖腔了。

二姨娘不仅耳朵听出了变化，二姨娘的眼睛也看出了变化。这一季街上的人不知怎么的都换了衣装，先是裙子不见了，再是花样不见了，再后来，连颜色也不见了。从街头望到街尾，一街只剩下了两种颜色：不是军绿，就是警蓝。

这些变化叫二姨娘有些心慌。每天她起床打开窗户，都能从空气中闻到了一样味道，可是她不敢说。她觉得那是天机，她若不道破，日子兴许还能懵懵懂懂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倘若她说破了，指不定天下就真要乱了。她把这个天机在心里藏了一天又一天，直藏到五脏六腑都要开炸。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下了，就半夜起来，摇醒了勤奋嫂。

“杀气，我闻见了，杀气。”二姨娘颤颤地说。

猝然惊醒的勤奋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气？”她问。

二姨娘逼着勤奋嫂赶紧起床给小陶写信，让她买船票回家。勤奋嫂说二姨娘你也真是老糊涂了，小陶是大学生，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她不是来过信了，说学校里要学生都留校参加运动，暑假里谁也不许回家吗？

二姨娘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喃喃自语：“皇天，我可不要，再看见一个乱世。”

二姨娘是在三天以后死的。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都宽衣躺下了，她突然坐起来，擂着板壁跟勤奋嫂说要吃灯盏糕。勤奋嫂说明天一早就去买，谁知二姨娘突然就翻了脸。

“我在你们家做了半世牛马，还不值一块灯盏糕吗？”

二姨娘从来没跟勤奋嫂要过吃的，也从没为这么点小事跟勤奋嫂发过脾气。勤奋嫂吓了一跳，赶紧穿衣下床出门去找。天晚了，小吃店和街头的贩子都关了张，勤奋嫂走了好几条街才买着了两块。捧回家来，二姨娘还坐在床沿上眼巴巴地等着。见了灯盏糕，二姨娘两眼放出光来，油纸也来不及撕就慌慌地往嘴里塞，那样子像是一辈子没吃过饱饭。勤奋嫂怕她吃多了滞食，原本想劝她留一块早上再吃的，可看着她那副样子也不敢劝，只好由着她狼吞虎咽一口不剩地吃完了，又舔过了手指，才心满意足地睡下了。

这一睡，就再也没醒过来。

很多年后，每当勤奋嫂想起这个夏天发生的事，她总觉得二姨娘是事先挑好了日子死的。二姨娘是在天刚刚裂了条细缝的时候走的，她躲过了身后天塌地陷的乱世。

二姨娘这一年才刚刚六十三岁，加上身子骨一直很硬朗，所以勤奋嫂之前没有预备她的后事，谁也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突然。小陶不在，身边也没有一个可以商量支使的人，勤奋嫂一时乱了方寸。

这时老虎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大呼小叫：“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招呼一声，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

原来是仇阿宝。

仇阿宝几年前结了婚，家里开了伙，便和老虎灶疏了走动。自从娶了那个麻脸女人，阿宝的娘和媳妇之间就没断过纷争，两个都是刚性子，谁也不服谁的管。每逢阿宝娘从乐清的大儿子家来到温州住，阿宝就过不上一天安生日子。两个女人哪个都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冤屈，事无巨细都拉着阿宝评理。阿宝成了夹心烧饼里的那片薄肉，而两个女人就是那隔着肉的两层面粉，谁都想多占着一点油星。两层面撕来扯去，终于把中间的那片肉给扯成了碎泥。阿宝实在不堪烦扰，下了班也不回家，就待在单位里抽烟、喝酒、打扑克，落得个耳根清净。

可是阿宝越不在家，家里就闹得越凶。有一天，麻脸女人干脆买了一张票，半押半送地把阿宝娘塞上了回乡下的长途汽车。老太太哪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回去没几天就躺下了，从此一病不起。阿宝赶回乡下给他娘送葬，一乡的人都给他黑脸看，说他纵容着媳妇逼死了娘。阿宝是个孝子，听不得这样的闲话，回来就搬到了厂里住，从此不再理会那婆娘，也极少在谢池巷露面。这天他碰巧回家取衣服，听说了二姨娘的事，就急急地赶了过来。

阿宝那天身上穿了一套不知从哪里捞来的军装，头上戴了一顶军帽。衣服和帽子明显洗过了很多水，却又没洗均匀，绿早已洗飞了，只剩下些斑斑驳驳深浅不一的黄，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不是街上的那些冒牌物，原先钉领章帽徽的地方，还看得出大脚的针眼。

仇阿宝见勤奋嫂怔怔地，就说看什么看，认不出我来了？勤奋嫂半天才说你怎么穿成这副模样？阿宝说你真不识货，这副行头是我花三十块钱托了一个兄弟，从军分区一个老兵手里买下的。勤奋嫂喊了声皇天，说这破烂货还值三十块钱？阿宝说人要脸，虎要皮，这身衣服就是我的皮。有了这身皮，走大街上看谁敢欺负你？你没看见我们那个厂长，从前是什么气性？见了我是用鼻孔说话的。自打我有了这身皮，现在我一进厂，他第一个给我端茶敬烟。你说值不值这三十块钱？勤奋嫂哼了一声，说小人得志。阿宝并不恼，却正了色，说人不先害我，我决不先害人。我穿了这么些年小鞋，还不容我松松脚？勤奋嫂说你别做过了就是。你这样瞎糟蹋钱，拿什么给白丽珍吃饭穿衣？白丽珍是那个麻脸女人的名字。阿宝呸了一声，说她也配吃人食？勤奋嫂就说不得话了。

阿宝就问人呢？勤奋嫂说谷医生来拉到医院太平间了。又问寿衣备了吗？勤奋嫂说去年做下了一套棉袄棉裤，还算九成新。又问棺材买了吗？勤奋嫂就摇头。又问墓地在哪里？勤奋嫂还是摇头。阿宝见勤奋嫂一问三不知，说了句你甭管了，就走出了门。

那天阿宝很晚才回到老虎灶，倒把一应事情都安排妥当了。第二天二姨娘就出了殡，来送行的只有谢池巷的几个邻里。

众人送到了山上，便都散了，勤奋嫂却站在墓前不走。墓碑上的名字是“刘玉桂”，这当然不是二姨娘的真名。日头斜了，夕阳涂在坟尖上，颜色红得有些令人生疑。微风起来，把墓前的纸灰卷成一根圆柱，越卷越细，越卷越浓，渐渐成了一枚黑针。那黑针对着勤奋嫂晃了一晃，突然拦腰折断，化成一股轻烟飘然远去。勤奋嫂的心咯噔了一下，她醒悟过来那是二姨娘在跟她道别，她这回真是走了。

勤奋嫂此时还不知道，她今天烧的，兴许是这个城市里的最后一沓纸钱。北方来的风暴已经厚厚地积攒在地平线上，渐渐朝着小城逼近。风暴过处，再也留不下老祖宗的一丝旧俗了。虽然小城依旧还会死人，虽然小城也依旧还会送别死人，可那将会是另外一套陌生的路数了。

这个本名叫柳月桂的女人，为了另外一个不是她亲人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十几年流落在一个不是她故土、甚至连话语也讲不通的地方，就是死了，墓碑上也不能留下爹娘给她取的真姓名。

勤奋嫂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在月桂嫂的墓前倾金山倒玉柱地跪下，放声大哭。她已经把眼泪攒了一路，她只是不想在众人面前哭。

仇阿宝坐在旁边的一块岩石上，一边等勤奋嫂，一边慢慢地抽着他的烟。他看见勤奋嫂鬓边的那朵白绒花，在随着她身体的起伏如蝴蝶翅膀似的轻轻颤动。“若要俏，就戴孝。”他想起了一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老话。他没有劝，因为他知道眼泪总得找到一个去处。眼泪若不在眼睛里找到出口，就要在五脏六腑里四下乱走，寻找不该它停留的住处。

勤奋嫂终于哭完了，揩干脸，跟着阿宝慢慢走上了回家的路。

“写信告诉小陶了吗？”他问。

“她还是个孩子，告诉她也管不了用。”勤奋嫂沙哑地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上早就当娘了，你什么事都不让她管，她就一辈子乐得当孩子。”

勤奋嫂摇了摇头说：“我看她心思根本不在这儿，放了假也不想回来，家里的事我指望不上她。二姨娘一走，我也真就是，一个人了。”

勤奋嫂的嗓子裂开了一条缝，她咳嗽了一声，赶紧收住了。她已经哭过了该哭的事，她不能事事都哭。

阿宝突然走近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你有我，你哪是一个人？”

勤奋嫂愣了一愣。

“我还不是你的木偶？绳子在你手里，你怎么牵，我怎么走。”阿宝说。

阿宝的手很热，也很有力，捏得她的腕子隐隐生疼。她只要把身子轻轻一斜，就能稳稳地靠上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和他的手一样强劲有力，靠得住，却不能靠。

她抽回了她的手：“赶紧走吧，白丽珍在家等你呢。”

“不要提这个名字！”阿宝吼了一声。

勤奋嫂吓了一跳，仇阿宝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声气跟她说过话。

“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娶了这样的烂人！”他说。

一股气从勤奋嫂心底噌地涌了上来，刚上路的时候是愤恨，可那愤恨走着走着，就走成了委屈。那委屈也没走多远，又拐了个弯，变成了歉疚。歉疚终于走到了喉咙，却在喉咙里迷了路，没在舌头上找到出口。勤奋嫂用肘子轻轻撞了一下阿宝。这个姿势有些暧昧，像是息事宁人，像是安慰，甚至还有点像是鼓励纵容。她说不得话，她实在是理屈词穷。

“我是个土佬，我就是明天为你去死，你也不见得稀罕。”阿宝叹了一口气。

勤奋嫂一把捂住了阿宝的嘴。

“不许说那个字。你死了，我就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阿宝哼了一声，说：“你不是有那个四眼佬吗？”

勤奋嫂沉默了。她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是对阿宝残忍，否认是对自己撒谎，这两样她都不喜欢。

“他怎么没来送二姨娘一程？”他问。

“请不动假，单位看得很紧。”她说。

“你还是躲他远点。运动就要来了，他这样的人就算是废了，哪次运动不是目标也是陪绑。”

赵老板靠墙坐在阁楼的地上，闭着眼睛，慢悠悠地抽着一斗烟。他抽了多年的烟，却从不是纸烟，他觉得那东西含在嘴里像是一片草叶似的轻薄。抽烟的快活不仅在烟丝的劲道上，也在烟斗带给唇舌的醇香和厚重感。这柄烟斗是女儿梦痕出生的那年里，一个朋友专程从印度买来送他的贺礼，一用就是二十多年了。烟斗还是那柄烟斗，烟丝却不是当年的烟丝了，那种烟丝早已在市面上绝了迹。

阁楼很矮，直不起身，平日里很少有人进出，只是用来堆积一些留也不是扔也不是的旧物。前几天他让人把旧物都收拾出去了，又铺了张席子，为的是避开闲人独自坐一坐。

这是他一辈子能想得起来的最冷的一个秋天。其实这一年没有秋天，冬天几乎直接续在了夏天的尾巴上。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一路攒着气，等砸到青砖地上时，那响声便有些粉身碎骨的凄厉。墙仿佛长了无数个看不见的细毛孔，每一个毛孔里都嘶嘶地透着阴湿的寒气。往年这个时节，棉袄棉裤还压在樟木箱底，忍受着旧年的樟脑丸渐渐淡去却依旧刺鼻的气味，可是今年他早早就换上了冬衣。屋角虽然生了一个小炭炉，那炭火却只够暖一暖指尖，棉袄里还是一副硬邦邦的碰上去铮铮作响的冻骨。

可是再冷再湿他也不敢乞求晴天。他情愿雨能下得长久些，再长久些，直下到他非死不可的那个日子。那些戴红袖箍的人已经在这条街上行走过几回了，他们随时可能踏上他家的台阶。这样的天是打狗也不出门的天，他不出门，也盼着他们不出门。

阁楼的地上，放着一架唱机，这是除了烟斗茶杯之外，赵老板唯一带到阁楼上的一样东西。唱机上放的是舒伯特的曲子《听，听，云雀》。唱针已经和唱片磨合了二三十年，早已磨成了老夫老妻，再也没有年轻时的盛气。唱针沙沙地转过几圈，忍不住就要走一走神，唱片就打出一个充满哀怨的嗝。赵老板在窗户上蒙了一条破棉被，为的是隔音。

赵老板每天都听广播，家里订了十几份报纸。赵老板听广播，不仅是听广播里说的那些话，而且学会了揣摩那些话背后的音调和语气。赵老板每份报纸都至少看上两遍，第一遍看字面，第二遍看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他虽然长居温州，可是在北京上海都有至好的朋友，就是足不出户，他也知道天底下的事。北方的风暴往南刮到温州，一路上要走几个月，行的路程长了，免不了还要走点样。当小城的人们还懵懵懂懂地看着天色做着各样的猜测时，赵老板其实早已经知道了准确的风讯。他明白他口里的这斗烟，兴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斗安生烟了；他耳朵里的这支曲子，兴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支太平曲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已经抽过了无数斗令人销魂的烟，也听过了无数支缠绵悱恻的曲子，再多一斗烟一支曲子，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奢侈，有也好，没有也罢，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是他的独生女儿梦痕。

今天赵老板的阁楼里多了一个人，是抗战。

抗战的歌舞团这阵子正在准备一台节目，要到省属的各市县演出，当然是宣传这场运动的。抗战被歌舞团派去温州到瓯剧团蹲点，要创作一个用当地方言表演的曲艺节目。这天是星期天，剧团不上班，抗战就到赵家来看梦痕。

抗战并不是第一次登赵家的门。赵家的人，包括洗衣煮饭的柳妈，都认得他。赵家原先有四五个用人，现在只剩了一个柳妈。她是梦痕爷爷手里就来到了赵家的，因是个孤老婆子，赵老板就当是半个家人留下了她。

从小抗战就讨厌梦痕。其实，在还不认识她的时候，他就已经讨厌她，或者说她这一类的人。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们中间隔着一条万丈深的鸿沟。这条鸿沟，当他们还没在母腹里孕育成生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是他们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手里就有了的。他曾以为任世上哪样东西也别想填平，连垫个底都不可能。那一年班级里排练节目，完了之后她突然喊他一起练口琴。他本来打死也不会跟她走的，可是那天他偏偏跟继母吵过一架，不想回家，鬼使神差地，他就跟她去了她的家。其实练口琴只是她的一个借口，到了家她就把他叫到书房里，给他放唱片听。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唱机，她告诉他那个曲子叫《田园》，是一个叫贝多芬的德国人创作的。他从未听过贝多芬的名字，只觉得那个黑转盘里流出来的声音有些古怪，从耳朵里进去，经过他的心时，突然在那里剜了一个洞。那旋律像蘸了温水的丝绵，轻柔地抚摩着他来时还完好、现在却突然破了的心。眼泪毫无防备地涌了出来，他吃了一大惊。后来他偶然抬头看了梦痕一眼，发觉她的眼睛里也充盈着泪水。他这才知道她和他一样，一下子跨过了那万丈鸿沟，只因了一个叫贝多芬的德国人。

高三那年，他父亲听了继母的挑唆动手打了他，他就发誓永远不再回那个家。当他父亲和学校的老师发疯一样地满城找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赵家的书房里如醉如痴地听唱片，当时谁也没想到是赵家私自留下了地委书记的儿子。赵家的女儿可以不懂事，可是赵家的大人却不能跟着女儿糊涂。赵家之所以答应了女儿让抗战暂住几天，直到他联系上他的生母，只是因为赵老板动了恻隐之心。赵老板从小丧母，一生里经手过几个后娘。

见识过赵家的唱片之后，抗战就觉得他的口琴乐谱至多只能算是哼唧或者嘶吼。从那以后，隔几天他就往赵家跑，为解一解耳朵的饥馋。后来去了杭州工作，一有假期他依旧还是来温州。假若赵家没人，他也能自己一个人熟门熟路地摸进书房，在里头窝上一两个小时，柳妈已经知道了他的爱好，很少惊扰他。

可是今天却有些不同。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梦痕了，今天一进门，还没和梦痕说上几句话，就被赵老板请到了阁楼上。赵老板说免得招人耳目，他已经把唱机搬到了阁楼。梦痕正要尾随他们上去，赵老板却挥了挥手，说你下去看着门，万一有人。抗战隐隐觉得老头子今天有些反常，像是有话要跟他说，可是赵老板上了楼就挑了张舒伯特的唱片来放，却一直没有开腔。

终于把一斗烟抽完了，又慢慢地磕净了烟灰，赵老板才抬起头来问抗战：“你听得懂歌里的词吗？”

抗战摇了摇头，说：“我听不懂，是英文吗？”

“德文。”赵老板说，“‘云雀在天空歌唱，太阳之神升起……迷人的金盏花，开始睁开金色的眼睛’这明明是小夜曲，唱的却是清晨的景。”

“音乐是有颜色的，我看到了，绿色的太阳。”抗战说。

赵老板呵呵地笑了，说：“只有坠入爱海的人，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傻话。”

抗战的脸唰地一下涨得通红，说：“我真的，看见了绿色的太阳。太阳从树林草木中间穿过，太阳被染绿了。”

赵老板收了笑，说：“这样的乱世，你倒还有心情。你看看五马街的大字报，一层盖一层，都有一尺厚了。你爸在省城，现在还太平吧？”

抗战上唇咬着下唇，不语。半晌，才一字一顿地说：“我，没有，爸爸。”赵老板拍了拍他的肩头，说：“我年轻时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我爸爸的坟头都长过几茬苦艾……”

赵老板的话还剩了一个尾巴，却突然被截断了，他听到了楼梯口传来三下急促的拍击声。这是他和家人约好的暗号：外头来人了。赵老板把唱片从唱机上卸下来，匆匆塞进席子底下，对抗战做了个袖箍的手势：“终于来了，只是没想到，这个天他们还出门。”

一丝惊恐如蚊蝇，在抗战的眼睛中扑闪了一下。赵老板忍不住暗叹：即使听过了世上所有的洋曲子，他还是一个，没真正经过事的孩子。赵老板有些庆幸，他没有跟抗战说出那句话。抗战的肩膀还没长成，还不知人生第一副担子的轻重。那句话其实已经在赵老板心中积攒了好几个月，一天比一天沉。早上柳妈告诉他抗战来了的时候，他几乎觉得那是天意。当他在舒伯特的云雀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斗的时候，那句话在他的心里转来转去，寻找着一条合宜的出路。可是现在他突然改变了心思，他觉得抗战的猝然来访并不是天意，真正的天意是那群戴着袖箍的孩子，他们让他咽回了已经走到喉咙口的心事。

“一会儿见机行事，你赶紧走人。”赵老板对抗战说。

下得楼来，赵老板发现院门已经大开，院子里站着男男女女十余个孩子。说他们是孩子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女孩的厚衣服底下，已经有了关于线条的模糊暗示，而男孩的嗓音，也已完成了从尖细到粗哑的嬗变。这大概不是他们的第一站，因为他们的裤子已经湿透，裤脚正滴滴答答地淌着污水。他们都打着伞，可是伞挡不住风。风把雨扯斜了带进伞底，伞防不胜防。为首的是一个比其他孩子看上去略长一二岁的男生，他带着一路积攒起来的胆气嘶吼了一声：“破四旧来了，我们！”他的嗓门很大，震得院子抖了一抖，一团湿泥从门框上滚落下来，那是陈年的老尘。赵老板却放了心：他听出来了，这是例行的抄家，他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门外立刻围上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桐油纸伞在台阶上开出一团一团黄褐色的花。伞很厚也很大，你推我搡地彼此交缠着，碍着视野也碍着路。于是有人干脆收了自己的伞，钻到了素不相识的旁人伞下。有几只好事的脚，已经试试探探地踏进了门槛里。赵老板没想到这样的天气街上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他以为这是个打狗也不出门的天，可是他忘了，下铁也挡不住看人打狗的好奇。

“你和梦痕去厨房烧一锅姜汤，给同学们驱驱寒。”赵老板丢了一个眼色给夫人。

夫人立刻听懂了他的意思：他不想让梦痕留在院子里。赵夫人拉了梦痕正要往后院走去，突然有一个女学生一下子扯住了梦痕的袖子。

“你是，赵梦痕？”女孩问道。

梦痕点了点头。

女孩的嗓子突然提高了八度，中间没有合宜的过渡，结尾处便嘶地裂了开来。

“我姐姐和她是同学，她家是，大资本家。”女孩说。

女孩的话像一根柴扔进了一个已经烧到了尾声的火塘，瞬间搅起一束新焰，孩子们饥寒交迫的眼中，突然炸出了一团希望的光。今天他们已经行了很多的路，几乎撞开了沿途每一扇略具气派的屋门，可是他们所斩获的，只不过是几本旧书、几件样式稍稍古怪些的旧衣物。想象中的电台、发报机，甚至女人的三角裤，还深深地藏在某个不打算被他们发觉的隐秘之处。冷雨湿了他们的衣服，身子在风里瑟瑟发抖，早上出发时的万丈雄心，一路走，一路瘪，到了这一刻，已经瘪成了赶紧回家吃口热饭的卑微私念。赵老板刚才那一声“姜汤”，几乎成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在经过赵家门口的时候，这支小小的队伍差一点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兵变：有几个孩子提出了打道回府。现在这几个险些成为叛军的孩子，眼神开始躲闪，那是羞愧：这一天里最辉煌的胜利，几乎要葬送在他们最后一刻的游移徘徊之中。

领头的那个孩子挥挥手，学着战争片里常见的劈刀手势，喊了一声：“搜，仔细点！”那群戴着袖箍的学生就四下散开，分头冲进了几个房间。赵夫人想尾随着他们进屋，可是她只有两条腿，她不知道该把一个身子劈成几份。她终于明白了：风水转到这一程，她就是长了三头六臂的金刚之身，怕也是抵挡不住了。她膝盖一软，脸色煞白地瘫坐在了堂屋的地上。柳妈不知如何是好，两只手窸窸窣窣地在裤腿上擦来擦去，颤颤地喊着夫人啊夫人。赵夫人小声斥责着她：“你这不是害我吗？现在都是阶级姐妹，谁还是什么夫人？”

这时就有学生从屋里抬出了几只樟木箱，开始从箱里往外抖落衣物。都是些陈年古董，她的旗袍丝袜，他的马褂洋装。看热闹的人已经走进了院子，在堂屋跟前围成了一个黑压压的圈子。圈子越收越紧，赵夫人觉得她的脸上贴满了眼睛，脑瓜仁子一蹦一蹦地跳动着，仿佛里头在炒着盐豆。学生每抖出一件衣物，人群就发出一声半是诧异半是鄙夷的惊叹。这十几年里，小城的生活就像是一张粗号的砂纸，在日复一日毫不懈怠地磨除着旧时代的痕迹。箱子里抖出来的那些色彩和样式，让早已经习惯了中山装工作服的人们，一下子想起了诸如“剥削”和“糜烂”这样的词语。

有人哗的一声点着了一根火柴。最先遇难的是一件桃红绣金丝的织锦缎旗袍，这是赵夫人当年在新婚喜宴上给宾客敬酒时穿过的礼服。衣裳在箱子里已经藏了很多年，吃足了木头和樟脑的陈腐气味，那人把它抖搂出来的时候，忍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火柴贴上去，衣裳仿佛吓了一跳，轻轻地躲闪了一下，躲不过，便有一条暗褐色的裂缝从中间生出，把前襟撕裂成两半。渐渐地，那裂缝越来越宽，把桃红一点一点地吞没，最后化成一群四下翻飞的黑蝴蝶。赵夫人紧咬牙关闭上了眼睛。赵老板知道她心疼的不是衣服，而是记忆。他走过去，坐在妻子身边，轻轻地捏了一下她的手臂。他在告诉她：和性命相比，记忆实在是一样不值钱的贱东西。

又有一件衣裳烧着了，这次是他的海獭皮袍。海獭在做成衣裳的时候已经死过了一回，现在它正经受着第二遭死刑。它实在不愿意再死一回，它从头到尾都在和火做着抵力的抗争，于是空气中噼噼啪啪地蔓延开一股刺鼻的焦臭。

在声音色彩和气味都很浓烈的院子里，赵老板注意到了一个穿着雨衣的女人。那女人远远地站在圈外，看到那件海獭皮袍终于百般不情愿地化成了灰烬，就转身跨出了赵家的院门。

女人临走时张了张嘴，似乎说了一句话。女人的话只是喃喃自语，没人听得清楚。

女人说的是：“罪过啊，罪过。”

赵老板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在谢池巷口开老虎灶的勤奋嫂，她是在去供煤站拉煤的途中赶上了这场热闹的。

勤奋嫂离开赵家后就一路飞跑，到供煤站借了那里的电话找人。勤奋嫂找的那个人，是新成立的工人造反大队副队长仇阿宝。

又有几只箱子从屋里搬了出来，叠放在堂屋的空地上。这群学生已经越来越深地钻进了赵宅的腹地，下一个就该轮到书房里的那些旧书和字画了。书房过后，就该上二楼了。赵老板暗暗地在脑子里画着他们的行踪路线图。虽然他已经撤掉了从二楼通往阁楼的梯子，可是这群孩子一定能找到他们的路。

他知道他们是迟早要来的，他心里已经有了盘算，所以看到他们时他并没有显出格外的惊慌。两个月前，他在北京的一位至交托人捎话给他，让他尽快处理掉家里会给他惹上麻烦的物件。他早就烧毁了亲朋好友的往来书信和旧照片，家里剩的几样金银珠宝首饰，也已经换成了现金存在银行的账户里，他知道这一刻暂时还不会有人动他的储蓄。现在能落到那群人手里的，只是些不会给他带来特大麻烦的杂物。他唯一心疼的，是藏在阁楼里那几十张旧唱片。他其实完全可以一早销毁它们，和书信照片一起，可是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们留了下来。不是心存侥幸，而是实在不舍，他只想把它们一路听到末日，他的，或是它们的。而现在，末日终于来了。

有人抬出了屋里的最后一只箱子。这只箱里，存的是梦痕小时候穿过的衣物：缝着花边的白纱裙，钉着小鸭子的毛衣，镶着毛边的绒帽子……那个领头的男生失去了兴趣，正想盖箱，突然发现了箱底的一件女式丝棉袄，那是箱子里唯一的一件大人衣物。衣裳已经旧得看不出颜色了，只有盘花纽扣的夹缝里，还隐隐存留着一丝蓝色的印记。那人把衣服揉成一团，正要往火堆里扔，一直没开口的梦痕突然喊了一声：“住手，那是我妈妈的衣服。我妈妈是劳动人民。”

那个男孩斜了一眼坐在地上的赵夫人，哼了一声：“她要是劳动人民，我就是大地主了。”

人群轰的一声笑了起来，梦痕的脸涨得绯红。

“我是说，我的亲生母亲。她是劳动人民，三代都是。”梦痕眼角的余光扫到了抬头看她的赵夫人，可是她顾不得了，这句话她不能不说。

“你看看这些资本家，一个人娶多少个老婆。”男生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他意识到了他的听众。

人群又笑了。前一阵笑声还没消逝，后一阵笑声已经诞生，后一阵笑声骑在前一阵的尾巴上，闹哄哄地，院子里竟有了些过节般的欢欣。

赵老板站起来，揪住了梦痕的手臂，他想拦住她让她别再开口。可是梦痕的手臂仿佛穿了钢丝，硬得他怎么也拉扯不动。梦痕一把甩开父亲，定定地看着那个男孩：“请你，还我衣服，那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

男孩把衣服高高地举在手里，摇过来晃过去，像在逗弄一只贪食的狗。

“你要是那么喜欢这件衣服，你就脱了身上的，换上这一件。”男孩说。

“梦痕！”赵夫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可是梦痕仿佛没有听见。她慢慢地解开了身上那件厚毛衣的纽扣。

“还有，这件。”男孩指了指梦痕的棉毛衫说。这是梦痕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里头再无内衣。

梦痕怔住了。

院子突然静了下来，空气重得像一块玻璃，一句话，一声粗气，仿佛就能让它砰然坠地，粉身碎骨。

众人还没回过神来，梦痕已经把身子弓成一个圆团，朝着那个男生一头撞去。男生本能地躲闪了一下，梦痕没撑住，身子一斜就摔在了一只樟木箱角上。一股鲜血如蚯蚓，从她的嘴角慢慢地蠕爬出来，在她的棉毛衫上爬成一朵暗红色的花。赵夫人叫了一声皇天，冲上去一把抱住梦痕，颤颤地喊柳妈赶紧去屋里拿一块湿毛巾。

男孩吓了一跳。今天早晨他领着这群人从学校出发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制造一场他一生中还不曾经历过的热闹。这场热闹里有撒野、嘶喊、喧嚣、欢呼，兴许还有一些连他自己也还没想清楚的东西，但是肯定没有鲜血。

围观的人也吓了一跳。赵老板知道这片刻的沉静之后，人群就会爆发出一阵喧哗，不是同情，就是愤怒。此时众人的情绪正骑在同情和愤怒之间的那条窄窄的墙缝上，任何一丝最轻微的风，也能把它推过那条缝。假若它落到了愤怒那边，梦痕的行为就会被上升到一个她完全无法掌控的级别，她将被戴上一顶她一辈子也卸不下的帽子。这片刻的沉静也许只有几秒钟，他必须在众人醒悟过来之前把自己变成那丝风，把他们引到墙的另一边去。他仿佛听见了一只无形的时钟在嘎啦嘎啦地走着秒针，把他的太阳穴划出一道一道的血痕。他搜肠刮肚地想着一句合宜的话，脑门上急出了一个包。

这时，突然有人从人群里挤出来，站到了那个男孩的跟前，大声说：“‘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和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制的办法。要保护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少数人，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为自己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以理服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那人是抗战。赵老板这才注意到，原来抗战一直没走。抗战说这话的时候抑扬顿挫，字正腔圆，连标点符号的停顿都表达得恰如其分。抗战用的是一种舞台剧里常见的语调，气势磅礴，先声夺人。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吗？”抗战问那个男孩。

男孩愣了一愣。这话听起来有些熟悉，可是他却说不出具体的出处。他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思忖着正确的答案，气势不觉得已经短了几分。

“你要是不知道，我来告诉你，这是十六条中的第六条。你们连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都没没好好学习过，还出来闹什么革命？”

人群开始发出细细碎碎的窃笑声，抗战知道他已经赢得了听众。这阵子歌舞团的排练任务中，有一项就是一字不漏地全文背诵十六条。当然，在场的人不会知道，倒背如流的他，在几个关键之处偷换了几个至关紧要的词。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而且要有组织地进行，由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领导进行。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这话又是谁说的？”

抗战这次的篡改更加大刀阔斧，因为他知道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没人可以轻易抓住他的谬误。

男孩已经土崩瓦解，嘴唇开始微微颤动。他向他的同伙们投去求助的眼光，可是没有人能拾得起他扔给他们的包袱。这些日子他们尽情地享受着没有老师没有家长管教的生活，他们已经很久不去读书背书了。

“还是我告诉你吧，这是十六条中的第九条，标题是‘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你是代表哪个组织的，是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男孩哑口无言。

“你学好了十六条，再回来革命。”抗战说。

抗战的话紧得像石头也像铁，没有一丝缝隙可以插得下辩解和质疑。男孩还想说话，可是他知道他的大势已去。赵家院子里依旧还有热闹可看，只是主角已经不是他了。他回头看了一下他的同伙，他们在三三两两地撑雨伞、卷裤腿。他在他们的眼神里找见了一样闯进赵宅时所没有的神情：除了疲惫之外，还有恐惧。

“我们明天再来。”男孩撑着最后一丝的骄傲，领着他的同伙走出了赵家的院门。

看热闹的人终于渐渐散尽了。院子有些不习惯那失而复得的安静，脚步走在青砖地上擦出了嘤嘤嗡嗡的回声。雨住了，天离晴虽然还很遥远，但是云却已经裂开了丝丝缕缕的缝。赵夫人扶着梦痕进屋清理唇边的伤口，柳妈去厨房生火做饭。主人吩咐了，今晚要做一大锅鱼丸汤面压惊。

赵老板点起一斗新烟，正要往嘴里送的时候却突然改了主张，他把烟斗递给了抗战。这是抗战一生中的第一斗烟，他还没有摸着门道，烟在不该去的地方拐了一道弯，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咳出了一眼的泪。不要紧，他会找到路的，兴许就在第二口。赵老板暗想。他很庆幸这群毛孩子进来的时候，他没对抗战说出那句在他心头压了很久的话。那是一句愚蠢而多余的话，抗战的肩膀已经长成，它担得起一个女人的一生。

这天晚上赵家大院又来了一拨戴红袖箍的人，这次是工人造反大队的，领头的是一个叫仇阿宝的男人。那群人只在门上贴了两张相互交叉的黄色封条便走了。

“这是你的镇宅之宝，没人敢撕这张封条。”仇阿宝对赵老板说，“只是要麻烦你和你家里人，从今往后进出都走边门。”

这个夏天校园里似乎一夜之间变了样。林荫道两旁硕大的法国梧桐树之间，挂起了各式各样的横幅；教学楼的窗口里，吐出一条条长舌似的标语；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一些旋律能把生血煮熟的歌曲。沿着校园主干道摆设的几个宣传栏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红字还要在稍后来的日子里才会渐渐出现。想说话的人很多，可供张贴的地盘不够，于是一张大字报还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已经被另一张覆盖。层层叠叠，越贴越厚，糨糊干了，变成铁硬的一坨，一阵风来雨去的，就整团滚落到地上。新的一轮便重新开始。

说话的人很多，想看热闹的人也很多，宣传栏前每天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甚至当绵长无尽的白日终于逝去，昏暗的路灯把夜色剪开一个个边角模糊的大洞时，依旧还有人把鼻子紧紧地贴在宣传栏上，逐字逐句地嗅着那些廉质纸张上的话语。小陶挤进人群看过一两回，却很快失去了兴趣，大字报上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离她很远。小陶现在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血比别人热得慢。

夏天的热闹持续到了秋天。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仅仅只是一部长戏的开场锣鼓，真正的热闹还会持续十年。初秋的时候，这场热闹里又加进了一项新的内容：有一位伟人在天安门上对一群年轻的学生娃娃遥遥地挥了挥手，就此开始了一场名为“大串联”的免费旅游。于是，校园里便到处都是背着行囊的学生，一眼看过去就能分清是两群人：两眼放光衣装整洁的是准备出发的人，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是刚刚归来的人。

小陶也跟着人流走了短短的一程。小陶的目的地很近，只有两站，先去杭州，再去南京。小陶从未想过去北京，高年级的同学告诉过她天安门广场上挤掉的鞋子装满了一卡车的恐怖情形，她一下子给吓蒙了。小陶是跟同宿舍的两名外系女生一起动身的，可是到了火车站她就后悔了：她没想到避开了最热门的北京线，南方的路程竟也是如此拥挤。在火车上她被几个男生前后夹攻地挤在中间，他们几乎是靠在她的肩膀上一路睡到停靠站的。她出门前多喝了一杯水，上车就想上厕所，结果却一动也不能动，终于憋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好放任自流了一通。幸好她那天穿的是一件深色裤子和一双塑料凉鞋，也幸好车厢内通风极差，满车的汗臭盖过了尿骚味。

这一次的经历，使得她对这样的旅行方式有了永远的心理障碍。抵达杭州之后，她只住了两夜就丢下同伴独自回到了上海，她受不了招待所床铺上的跳蚤，还有观光景点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的长队。这只是她给自己找的借口，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她放心不下还留在校园里的黄文灿。

这阵子没有人可以静得下心来，担忧和兴奋把每一颗心都揪到了不该是心的地方。谁也没想到毛笔突然成了如此强大的武器，可以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边界等级。过去高不可攀的人，现在一支笔轻轻一钩，就变得触手可及。已经被毛笔点过名的，正惶惶不可终日地揣测着一声呼喊到底可以引起多大的回应；还没被毛笔光顾过的，在战战兢兢地害怕着某一个早晨，宣传栏最新的那张大字报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不大可能被毛笔惦记上的那群人，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用毛笔在大字报的角上署下自己的名字。一群比小陶高一两年级的学生，在点名和署名的狂热过去之后，突然意识到这场运动已经莫名其妙地把他们圈在了校园里，毕业遥遥无期。他们还要和家里幼年的弟妹一起，持续地成为父母的经济包袱。

黄文灿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的快乐和忧愁都和他们截然不同。

黄文灿的快乐是：学校的管教体制正在土崩瓦解的过程中，现在再也没有人关注他和小陶的恋情。在那张原先满布了人眼的监控网络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由喘息的空间。

黄文灿的快乐一句话就说完了，可是他的忧愁却需要几页纸。在他的国家里，战争正在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人的武器和人员增援都在不断升级。家里来的每一封信，传达的都是艰难和残酷的消息。他的国家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敌人，还有盟友。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也在升级。他的国家在两个急切却互怀敌意的盟友的夹攻下始终闪烁其词，不敢露出任何厚此薄彼的痕迹。这样的暧昧像一个大脓包，终有一天会被压力挤破，他的国家只是还没有力气来设想后果。

黄文灿在中国的学业已经被各样运动数次打断，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完成出国前就预定好的学习计划。他和他的留学生同学们对校园里的骚乱迷惑不解，可是他们对此唯一能够表达的态度也只有缄默。他到中国来，原先就是想找一个可以安放他书桌的地方，没想到这块地盘正在他眼前沉陷。他的前面是深渊，身后是战火，他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地阻隔在了人生的瓶颈之中。与这样深重的忧患相比，和小陶在一起的快乐，只不过是无边暗夜中的一丝烛光，只够照亮鼻子跟前的一两步路，却不能让他走得更远。

于是，他就格外地沉默了。

那天小陶从火车站回来，宿舍也没回，就直接去找黄文灿。她知道他的中国室友去陕北串联去了，他现在一个人住。

黄文灿正在屋里看书，见到小陶吃了一惊，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小陶斜了他一眼，说人家放心不下你嘛，学校这么乱。黄文灿的嗓子喑哑了，顿了一顿，才说小陶你为我，实在是操心太多。

小陶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剩茶，坐下来，从军用书包里掏出一个纸袋子，对黄文灿晃了晃，说这是杭州特产，好吃得很。

是一包山核桃。

小陶撕开纸包，挑出一个浑圆周正的核桃塞进嘴里。小陶的牙齿尖利如鼠，坚硬的核桃壳在吱吱呀呀的响声里四分五裂。小陶取下头发上的卡子，一块一块地挖着肉，神情专注得像在从事显微镜下的牙雕，刘海随着身体的动作一晃一晃，有一丝细细的笑意从嘴角泄漏出来，一路蜿蜒着淌到眉梢。

黄文灿呆呆地看着，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小陶，你是我看到过的，最容易满足的女孩。”

小陶把一块油亮的核桃仁塞进他的嘴里，扑哧一笑：“你见过多少个女孩？五个，还是十个？”

小陶的笑容像街上的流感，瞬间就传给了黄文灿。小陶不在的日子里，他几乎忘记了什么是笑。

“小陶，你有梦想吗？我从来没听你说过，梦想。”他问。

“当然有。”小陶抬起头来，把汗湿的额发撩到脑后，“要是能有一天，想吃就吃个饱，想画就画个够，想睡就睡它个天昏地暗。这就是，我的好日子，当然，你得在场。”

黄文灿的喉结动了一动，却没说话。

小陶哼了一声，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梦想？那你有什么大不了的梦想？”

“我只想，天下不再打仗，人人能过太平日子。”他说。

小陶又扑哧一声笑了，说：“所有的梦想，结果不都是通往好日子吗？这叫殊途同归。”

小陶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她藏起来没说，她怕他听不懂。

她没说的那一半是：“老虎灶的女儿，没有远虑，只有近忧。”

黄文灿的喉结又动了一下，他有话说，可是他知道他说不过小陶。小陶能把歪理说得理直气粗，所有的正理在小陶跟前经过，三绕两绕，就都被绕到了歪道。

“这几天我不在，学校有什么新闻吗？”小陶问。

“我没出门，只去了一趟领馆，参加国庆晚会。”他说。

她知道他说的是越南国庆。

“好玩吗？”

黄文灿沉吟了半晌，才终于说了声：“没什么，无非是改善了一次伙食。”

小陶知道，他一定是在领馆里听见了什么坏消息，战争的结束似乎越来越遥遥无期。她也为他的国家揪心，却不是和他一样的揪心法。夜深人静的时刻她曾暗地里希冀那场战争会永无止境地拖延下去，这样他就有可能一直留在中国。她被自己的念想吓了一跳：一边是他的国家，一边是她的恋人。为成全她小小的一段情缘而押上一整个国家的性命，她知道那是罪孽，可是她只是抗不住诱惑。

她走过去，轻轻地抚了抚他的额头。他的眉心有一个大大的结，那个结乱得像无头的线团，解了这根还缠着那根，越解越乱。

“船到桥头自然直。”她说。

他没听懂，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贴着他的耳根说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就是说世上所有的难处都有解决的方法，只要人活着。

“小陶。”

他喃喃地叫了她一声。她以为他有话要跟她说，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从身后搂住了她。那天他的臂膀箍得非常紧，紧得她几乎背过气去。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很沉，她几乎觉得他的颧骨已经嵌进了她的肉中。他的呼吸走过她颈脖的时候，烫起了一串燎泡。是欲望，又不全是。他以前不是没有搂过她，可是她总觉得这天他的举动里有一丝异常。

小陶的直觉没错。那天黄文灿向小陶隐瞒了一件事情：就在那个国庆晚宴上，领馆官员向所有的留学生传达了越南政府的内部指令：如果中国的政局在近期内没有稳定的迹象，越南留学生将要全部撤离回国。

小陶离开黄文灿的宿舍回自己的住处，远远地，就看见宋老师在楼外等她。她正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她回来的消息，可是他没等她开口就朝她扬了扬手，转身走在了她的前头。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他说。

他没有等她，一路走得极快，解放球鞋的鞋底踢得路面的沙石唰唰乱飞。她注意到了他最近很少穿皮鞋。一绺被枕头压歪了的头发，随着他的脚步在他的后脑勺一撅一撅地晃悠，从背后都能看得出他的脸色很沉。小陶猜想大概是哪个耳报神又去告发了她去找黄文灿的事：学校有规定不能随便进留学生宿舍。小陶紧追慢赶地跟在宋老师的身后，一路都在气喘吁吁地寻思着怎么找个嬉皮笑脸的理由。这几年里她已经摸熟了他的脾气，他吃软不吃硬。

到了办公室，坐下了，宋老师打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看了小陶一眼，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又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个苹果削了起来。宋老师的手有些抖，刀子差点切到了手。终于削完了，递给小陶。小陶接过苹果，也接住了他的目光。他的目光深邃如井，小陶看见了井底铺着一层东西，半晌才醒悟过来，那是怜悯。宋老师从来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她，小陶一下子慌了。

“严重吗？”她问。

“非常严重。”他说。

小陶顷刻明白了，这个回合嬉皮笑脸没用。

“我向你保证，以后不去那边了。”小陶垂头丧气地说。

“去哪里？”宋老师扬起了眉毛。

小陶一下子松了一口气：他原来不知道那件事。

“不该去的地方。”小陶的嘴角忍不住往上挑了一挑。

“孙小陶，你妈最近给你来过信吗？”宋老师的脸唰地一下紧了，语气异常严峻。

小陶的心里咚的一声撞了一下鼓，她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不曾收到家里的信了。

“我妈，她，出了什么事？”小陶颤颤地问。

“你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吗？”他没回话，只是反问。

“我还没出生他就……”

小陶还没说完，就被宋老师切断了。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在老家藻溪乡里拥有大笔的田产房产？”

小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了一声不可能。“我妈妈说过我爸的祖上很有钱，但是后来家道中落，轮到我父亲，就是赤贫了。”

“这些年你妈一直在骗你。为了逃避土改和地主成分，你妈带着你和一个用人隐名埋姓逃到温州。你知道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那是‘逃’字的谐音——逃命的逃。”

宋老师拿起桌上的那个信封，对小陶扬了扬：“这是温州寄来的材料。是一个老乡在街上认出了你妈，到街道检举揭发的。”

宋老师的话像一枚巨大的图钉，把小陶昆虫标本似的钉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

怪不得。妈妈和二姨婆之间莫名其妙的眼神，妈妈说起老家时的含糊语气，替她填学校登记表格时的紧张表情，还有，妈妈和二姨婆从来都没有任何亲戚走动……突然间小陶就把这一切一一地想了起来。这些纷乱的记忆如七巧板，这一刻在她脑子里拼成了一个清晰精准的图形。她终于，知道了真相。

她的身子剧烈地颤抖了起来，椅子在她身下发出咿咿呀呀的呻吟。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小陶，就在这一刻知道了害怕的滋味。在这天之前，她走起路来目不旁视，昂首挺胸。可是从今天起，她的天哗的一声降下来了，比别人矮了许多。从今往后，她行走在世上只能有一种姿势，那就是佝偻。

皇天。为什么她的命里会摊上这一天？若她有回天的本事，她一定指头一动，把这一天在她的生命中彻底抹除，她情愿做回“老虎灶西施”。那个她鄙视了一辈子的外号，如今已经成了高不可攀的奢侈。

“你马上给学校和老家写封信，说明你对这件事完全不知情，并且表明你的立场，和你母亲彻底划清界限。”宋老师的声音嘤嘤嗡嗡地传了过来，半天才聚成一句话。

“还有，以后你只能完全依靠你的助学金过日子，不能再接受家里的任何资助。这样兴许还能救你一命。学校里现在很乱，希望没有人会抓着你不放。”

宋老师把那个信封咣啷一声锁进了抽屉。

“孙小陶，你不能，再惹，任何，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

小陶神情麻木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

“贱货，头毛（温州方言：婊子）！”

白丽珍揪住勤奋嫂的头，狠狠往地上按了一按。

白丽珍的语气像嵌了铁钉的鞭子，而声音却像轻风，她不想让太多的人听见她的咒骂声。

“要不要给她挂上这个？”身边的一位随从体贴地问。

那人手里拎着两只破布鞋，中间穿着一根草绳。

白丽珍的脸变换了很多种表情，最后才含含混混地说了一句：“下回。”

白丽珍知道此刻她的男人仇阿宝正胸前挂着一只哨子，手里举着一本红书，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一支几千人的工人游行队伍，行走在通往人民广场的十字路口——那是这些日子里决定小城风向的场所。虽然他一年也不回几趟家，可是她还得顾及他的面子，毕竟她在街道做的每一件事，扛的都是他的牌子。假若她手里的这个女人被人叫作“破鞋”，那么她的男人也逃不了干系，他将会是那个穿破鞋的人。

白丽珍这些年狠长了几斤肉，格子衬衫的腰身里，鼓出一圈又一圈的脂肪，红袖箍在胳膊上几乎胀裂开了缝。脖子和下巴的分界线，早已模糊不清。说话嗓门若略高几分，脸颊上的皮就会禁不住漾起一阵水波纹。

压路机。白切大肠。碱水泡过的猪头。

勤奋嫂的心里有千个百个形容这个女人的词语，她把它们一一地走过了一遍，发现她依旧还是恨不起她来，只因为那天她说的那番话。

那天白丽珍领着一拨人马冲进老虎灶，她一把将勤奋嫂拖进后屋，却把随从关在了门外。

“地主婆子，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她扇了她一个耳光，“要不是我男人这些年都补贴了你，我婆婆至于为几个铜板天天跟我急？我怎么会过到今天的地步？”

血轰地涌了上来，勤奋嫂的颊上瞬间凸起了五个指印。忍，她得忍。她暗暗地对自己说。风向不对，潮水现在不顺着她走，她只能咽下眼前的这一口气。

她捂着脸，说：“你男人给了谁钱我不知道，我若收了他一分钱出门就让车撞死。”

白丽珍呸的一声往刚擦过的地板上吐了一口痰。“你以为你家闺女在学校里吃香的喝辣的和小白脸吊膀子是哪个掏的腰包？”

勤奋嫂一怔，这才明白给小陶寄钱的原来是仇阿宝。白丽珍的话虽然歹毒，却不无道理：这些年仇阿宝的心，果真分了这么许多在自己身上。

勤奋嫂就是在那一刻里突然觉得了气短。

这是勤奋嫂第二次游街了，她已经大致摸清了白丽珍的路数。白丽珍身子肥胖，走不动路，常常走一段就要歇一歇。大部分的路程白丽珍只是让随从大呼小喊几句做做样子，她自己都在养精蓄锐，真正的好戏她要等到了五马街和谢池巷才开唱。五马街是闹市区，谢池巷是家门口，只有这两处她能好好地出一出风头，也能把勤奋嫂的脸皮撕下丢进茅坑。

果然，远远地看到了五马街口温州酒家的牌子，白丽珍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她朝旁边的人丢了个眼色，那人立刻心领神会，一锤子砸向了手里那面脸盆大小的铜锣。等那嘤嘤嗡嗡的响声安静下来，街面上已经黑压压地涌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白丽珍这才把那个大喇叭举到嘴边，开始喊口号。今天的游街和上回的不同，上回只有街道上的几个四类分子，这次她联系了街道所在的几个单位，把他们的牛鬼蛇神也一并揪了过来。人一多，就得有声势来陪衬，这回的喇叭都跟上回的不同。上回只是一个马口铁筒，而这回她借来了电池驱动的扩音器。她得记取上一回的教训。上一回她把领口号的事交给了一个年轻后生，没想到那人的嗓门跟噎了食的鸭公一样打不起精神。这一回她决不能把喇叭筒交给旁人了，她知道这一队人马里谁也没有她的肺气足。

敲锣的那个人和白丽珍走了一路，彼此已经有了默契。他敲一下，她喊一句。她喊完了，他再敲一声，是铺垫，也是助威。

一队人马慢慢地走完了五马街，白丽珍把一腔子的力气都喊完了，嗓子已经裂了好几条缝。看热闹的人渐渐稀少了，勤奋嫂揣摩着她该歇脚了，果真，白丽珍停在了一条僻静的巷口。她放下喇叭，招呼了几个人去街角买冰棍儿止渴。

勤奋嫂斜靠在一棵树身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头上的那顶高帽压了她一路了，脖子像穿了根铁丝似的疼。她想扭一扭头，却发觉脖子已经硬得转不动了。

小陶。她轻轻在心里喊了一声。你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只要你没看见你娘这副模样，我就是死了也行。

勤奋嫂这时还不知道：小陶是不会回来的，可是小陶的信正走在路上，还要等两天才会抵达温州。小陶的信不是写给她的，却会被抄在一张大字报上，正正地贴在老虎灶的门口。那张纸上说的话叫那些进她屋里打水的人，都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勤奋嫂会在这张纸的耻辱底下生活好多天，直到老天过意不去，下了一场大雨，才把它湿成了碎片。

“把帽子往前推一推，这样看上去像是低着头，你就不用总那么死命低头了。”有个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她吃了一惊，用眼角的余光一扫，才看出是谷医生。没想到她走了这么长一程的路，竟然还不知道身边有个熟人。

她有一阵子没见到谷医生了。她曾经去医院找过他，一进门就看见了他的大字报，她没敢进他的科室，怕有人给他扣生活作风的帽子。

“他们让你，开老虎灶吗？”他问。

她知道他是怕她断了粮。

“她总不能天天都来吧？她只要不来，我就开门。”她说。

他没作声，半天才颤颤地喊了她一声勤奋。

“只要活着，总见得着天日。那是你告诉我的。”他说。

这是这些日子以来，她听到的唯一一句温存。一股热气渐渐地涌了上来，她却知道它只会待在喉咙，却决不会涌出眼睛，她的眼窝现在很深。白丽珍可以把她碾成尘剁成渣，她只是不能，让她看见她的眼泪水。

这一天走到日头西斜的时候，终于走完了半个城市，白丽珍已经累得两腿一瘸一拐的撑不住身子了。回到老虎灶门前，白丽珍喘着粗气撂下了一句话：

“你妈我今天累了，等歇过了身子，明天再找你玩。”

第二天勤奋嫂照常起床，早早开了老虎灶的门。那天她只添了半炉煤饼，准备着白丽珍来就随时灭火。

可是白丽珍没来。

两天之后白丽珍来了，一句话也没说，把小陶的那封信贴在门上就走了。

从那以后白丽珍就再没在老虎灶现过身。

过了很久才有一位老邻舍忍不住告诉勤奋嫂：白丽珍之所以放过了她，是因为仇阿宝答应回家住了。

老天爷大概是最早知道黄文灿要走的消息的，过了元旦，天就几乎没开过脸。云像一条又旧又脏的棉胎，低低地蒙在头顶，仿佛脚下垫块砖头，就能拽下一团棉絮来。偶尔有一小束阳光从那条破棉胎的洞眼里钻出来，也是冰冷灰腻的，照在地上犹如一摊要干没干的尿迹。

黄文灿走的那个早晨，天终于破开了脸，不是太阳，而是雪。雪花很肥很大，一片片如脏手绢似的在空中乱舞，终于飞腻了落到地上，还没来得及堆积，就化成了水。那水遭成千上万只脚一踩，便踩成了泥汤。

黄文灿的行李很轻，只有一只军用书包，里头装的是几本教科书和两件换洗内衣。他在上海读书的全套行头都是学校赠送的，临走的时候他就全部还给了东道主，包括那辆永久牌锰钢自行车。他本来连教科书也不想带走的。他说这个冬季美国人的“滚雷”轰炸计划正演绎到高峰，他的国家里每一寸土地都是焦土，书带回去迟早也是毁在一把战火里。后来还是小陶劝他带上的，好歹是个纪念。

他把自己戴的那只手表留给了小陶。这只手表是他还在黄家宅院里做大少爷的时候，他母亲从法国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在太平年月里，这样一只贵重的手表无疑会被解读成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可是在乱世里它却更像是一件久别之前的念心儿。小陶的手心湿湿地揣着这只表，只觉得自己竟没有一样可心的东西可以衬得起它的重。思来想去，最后剪了自己的一缕头发放在一个装过万金油的空盒子里，又在盒子上钻了两个孔，用一根丝线穿起来，让他贴身挂在胸前。

那天她送他到火车站，一路无话。该说的早已说过了，而且重复了许多遍。他说他到了家就会给她写信；他说一等战争结束了，中国的局势也太平了，他就会马上回来；他说他回去之后就要找母亲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熟人，用他精通法语、汉语、英语的优势，争取找到一份长期派驻中国的工作。他说了许多许多话，可是小陶要的那句话，他却一直没说。那句话是：“你等着我。”他毕竟比她年长几岁，知道这会儿说的哪句话，也是镜花水月似的虚晃。乱世里的任何一次分离，都有可能是永别，就像他和他母亲一样。他母亲替一家法国报纸做战地采访，一个月前刚刚死在了前线。

“我亲爱的，我的心肝。”

他上了火车，从开着的窗口里伸出手来，紧紧拉住了她的手。他很少说这样肉麻的话，这几个字他是用法文说的。每当他觉得汉语词不达意的时候，他的舌尖就会自然而然地溜出法文句子。他把脸深深地埋在她的掌心，她觉得她的手钻心地疼，那是他的眼泪钻出的洞。

她想抽回她的手，他不让，她突然在他手背狠狠地咬了一口。他狼一样地号叫了起来，她惊呆了，被他的叫声，也被自己的疯狂，她的牙齿仿佛是从别人口里借过来的，竟完全不听她脑袋的使唤。恨啊，她只是恨。她恨他的国家，恨那个大老远赶到他国家里撒野的国家，她甚至也恨自己的国家。她觉得它们是老天爷指派了来合着伙欺负她的——老天不惜毁了三个国家，只为了不让一个女人成全一段普普通通的情缘。

他紧紧地捂着受了伤的手，她硬给掰开了，看见烙着她牙印的地方，渐渐地开出了一朵猩红色的花。她掏出手绢，在他的手背上扎了一个结子。

“这是我的印记，你一辈子也抹不掉了，看见它你就会想起我。”她说。

火车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呼哧呼哧地走动起来。她追着跑了大半个月台，最终还是跑不过它，被它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当时她没有流泪，她的眼泪是在火车走出她的视野以后才涌上来的。那天她的眼泪不是滴也不是行，而是一片一片的，如磅礴的洪水顺着她的面颊冲下来，将她的脸冲得千沟万壑。

她几乎想不起来她是如何回到宿舍的，她只隐隐记起她的身子轻如气球，她想用脚去坠住身子，可是脚比身子更轻——她已经把心和脚都丢在月台了。失重的身子在冬日的泥泞里，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半飘半滚地走过了半个城市，终于走回了家。手冻僵了，指头硬得像铁，怎么也拧不开锁。等她终于打开门的时候，她却没有力气进屋了，她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

当晚小陶被送进了医院。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持续高烧，昏睡不醒。医生说是重感冒导致的肺炎。

有一天夜里小陶突然醒了，发现床前趴着一个人。正想说话，突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一口浓痰如一团厚棉絮堵在她的喉咙里，棉絮上有一根绳拴着她的肺。她咳一声，那绳子就狠狠地扯一下她的肺。她咳也不是，不咳也不是，咳是疼，不咳是憋气，脸颊便喘成了两片艳丽的桃红。

趴在床沿上的那个人被她咳醒了，直起身来，原来是宋老师。

“你攒点力气再咳。”

宋老师站起来，就往外走。小陶的身子突然紧成了一根木头，她想抓他的衣袖，手颤颤地只是没有力气。

“宋老师，别，别走。”

喉咙里堵的那团棉絮挪了个地方，气略略地松了一松。在两阵咳嗽的间隙里，小陶终于挤出了一句话：“你走了，就再也不会，有人管我了。”

宋志成觉得心里有样东西给捅破了，他顿了一顿，调整了呼吸，才敢开口，因为他不想让她听出他声音里的那条破绽。

“我只是想给你打瓶开水，我怎么会走！”他说。

她的身子这才慢慢地懈怠下来，靠在了枕头上。

“你知道，我没有爹也没有娘了。”她说到“娘”这个字的时候，嘴角咧了一咧。她其实还是想哭的，可是她实在是哭不动了。

他急急地走出了房间。他知道他若再在那里待下去，他的镇定就会土崩瓦解。他做过好几年的任课老师，也当过多年的辅导员。他教过的女学生里，有他喜欢的，也有喜欢他的，可是哪一个也没有屋里的这一个让他如此揪心。

宋志成打了水回来，泡了一杯热茶，扶着小陶慢慢喝下。小陶咂了咂嘴唇，不是茶叶味，而是一种古怪的甜。他告诉她这是蜂蜜和红糖。氤氲的热气腾上来，熏得她脸颊湿湿的全是汗，刘海蜷成一个个圆圈，纷纷乱乱地贴在她的额上。

“你得赶紧把烧退下来，要不然，做手术就太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低了头，没看她。

“什么手术？”小陶问。

他吃了一惊：“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怀孕三个月？再拖下去，就不能做人流了。”

小陶怔住了，他仿佛在说着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外语。过了一会儿，那些陌生的似乎互不相干的字渐渐地串联成了一个模糊的意思。又过了一会儿，那些模糊的边角渐渐淡去，小陶终于清晰地看见了他话里的那个核心。

一丝笑意慢慢地从小陶的嘴角流了出来，一路蜿蜒地攀爬过被肺炎烧得赤红的面颊，在她的眉梢开出两朵绚烂的花。

“那我，终于，留住了他。”她呻吟着，声气里满是快乐。

宋志成一时无话。这个名字里含了一个“逃”字的女孩，从小就跟着母亲经历了逃亡，可是她却似乎永远不懂“逃”字的真正含义。这个见了水、见了火、见了沟壑都不知道躲闪的傻女子，她真敢拿性命去换一时的快乐。

“小陶，光凭这事学校就可以开除你。你没有工作，你拿什么养这个孩子？他靠什么活？”

小陶眉梢的笑意依旧还在，像星星一闪一烁。

“我妈能靠老虎灶养活我，我就能养活他。”她说。

“这个孩子没有父亲，他怎么去申报户口？他将来怎么上学？怎么参加工作？”

小陶终于被难住了，眉梢的星星陨落在沉思的汪洋里，阴云遮暗了眸子。

喉咙里那团棉絮又开始走动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把她的身子抽成一团，心肺仿佛已经撕成了碎片。

宋志成拿过一条毛巾蘸着温水给她揩额上的汗，她却推开了他的手。

“别劝我，宋老师，我一定要生下他。总会，有办法的。”她说。

宋志成沉默了，一屋都听得见他窸窸窣窣的呼吸声。

“除非……”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却欲言又止。

勤奋嫂一早起来，右眼皮噗噗地跳了几下，心里就咯噔了一声。她忘了右眼跳到底福还是祸，转念一想，这辈子该来的事一样一样都来过了，剩下的只有一条命了。这条命老天爷若稀罕，取就取了吧，死了倒比活着轻省。如此一想，就把心放下了。

正扣着衬衫纽子，眼睛一斜就看到了桌子上的镜子。镜子很久不用了，镜面上蒙了厚厚一层灰。她用手指一抹，抹出小小的一片亮，往里一看，却吓了一大跳，她看见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女人。她啪地一下翻过镜子，捂着胸口坐在床沿上发起怔来。半晌，才抓起床头的那顶蓝布帽子戴上，慢慢地朝楼下走去。这几个月头发长了许多，帽子里已经有了一些内容，只是依旧参差不齐。白丽珍的手虽然狠，那天的剪刀却很钝。

窗外街道的轮廓已经明晰了，天亮得一天比一天早。勤奋嫂猜想这大概是六月了。现在她完全不用日历，也很少看钟，因为她再也不用掐着钟点留意邮递员的自行车，算计着她的信在路上已经走了多少天，小陶又会什么时候给她写回信。她再也不会指望哪天谁会出乎意外地坐到她的饭桌前，叫她多添一副碗筷。那些曾经让她把心揪成了麻花的人，如今都已经离她远去。小陶跟她彻底断了联系，二姨娘走了有大半年了，仇阿宝回到了白丽珍的家，谷医生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人监视着。他们曾经是她的日历她的时钟，提醒着她某时某刻当作某样事情，叫她知道日子总是朝前滚动的，多多少少还有个奔头。现在对她来说，这一天和那一天，这个月和那个月，已经没有任何区分。她的日子只是一沓没有页数、没有段落也没有标点符号的纸，上面反反复复地写满了孤独。

来她这里打水的客人比从前少了些，但只要还有喝水揩身子的需要，老虎灶总不至于绝了人迹。只是进她门来的顾客如今是打了水就走，几乎没人会停下来跟她聊天，仿佛她是城里一种还没有找到药方的新病，谁都害怕一不小心沾上了身。有一天夜里她打了烊，刷牙时闻见了嘴里的味道，她才明白这一天里她竟还没有开过口。

勤奋嫂烧旺了火煮上水，臂弯里搭了条洗脸的毛巾，就去卸老虎灶的门板。卸了一半，只觉得比平日沉了些，探出头来一看，原来门前坐着一个人。那人背靠着门板，头埋在膝盖上打盹儿，白衬衫的肩头和腋下洇着一团团黄色的汗迹，头发里裹着一绺一绺的泥尘。勤奋嫂用腿轻轻顶了一下那人的腰，说同志你让一让，我要开门。

那人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四目相对，勤奋嫂手里的毛巾咚的一声掉在地上——原来是小陶。

小陶已经两年不曾回过家了，乍一看勤奋嫂险些没认出人来。她猜想小陶也一样。

“你怎么，睡在这里？”勤奋嫂吃惊地问。

“昨天船到就是半夜了，怕吵醒你。”小陶说。

勤奋嫂开了门让小陶进来，又重新顶上了门板，她不想这么早开张了。

灶里的水还没开，却已经温和了，勤奋嫂从桌子底下掏出一个脸盆，拧了一盆水让小陶洗脸。毛巾走过小陶的脸颊脖子，立刻就成了一块黑布。后来小陶干脆把脸整个浸在了盆子里，却觉得出母亲的眼睛像长了刺的茅草，一下一下地扫过她的脊背，最后停留在她的腰身。

小陶终于慢慢地洗过了脸，擦干了脖子和手臂。

“你怎么不问，我几个月了，是和哪个男人？”小陶说。

小陶说完，松了一口气。这是第一道门槛，她是非过不可的，倒不如趁着还有点剩下的胆气，眼睛一闭一脚就跨过去，省得零敲碎打地挨着母亲的慢剐。

勤奋嫂冷冷地笑了一声：“配问吗，我这样的人？”

小陶知道，母亲没忘记几个月前她那封每一个句子都砸满了铁钉的绝交信。

这是第二道门槛。小陶没想到两道门槛相连得那么紧。第二道门槛更险更高，她就是踩着梯子也够不着。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这么热的天，为什么戴帽子？”她转过身来，换了话题。

勤奋嫂不说话，只是扯下了帽子。失去了遮掩的头发如钝镰刀之下的稻草茬子般长短不齐，长的已经过了耳朵，短的还只有两三寸。头顶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白——那是拔得太狠了没能长回来的秃斑。

小陶捂住嘴，喊了一声皇天。“谁，这样狠心？”她问。

勤奋嫂看了她一眼，半晌才说：“狠心？再狠能狠得过……”

勤奋嫂的话没说完，留了一截尾巴。小陶知道母亲的牙齿和舌头之间，咬的是一段千斤重的幽怨。

她低了头，不敢去看母亲。她打开随身带的那个军绿书包，慢慢掏出里边的几样东西：一件淡蓝色的府绸衬衫，两双军绿布袜。那是她离开上海时给母亲买的礼物。她想递给她，可是她的手很重，怎么也抬不动。腿却很轻，膝盖一软，就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妈，我现在才知道，你当年养活我的难处。”

她不用抬头，也知道母亲在哭。母亲的喉咙咕噜咕噜地响着，在努力吞咽着涌向眼睛的酸楚。可是酸楚太多，喉咙藏不住，最终还是在眼睛里找到了出路。所有的委屈在最初的一刻都是柔韧的，只是经不住岁月一层又一层的打磨，到后来就生出了厚硬的茧皮。母亲的眼泪很咸也很苦，茧皮泡烂了，露出了底里赤红的肉。

“你肯回家，就好了。”勤奋嫂泣不成声地扶起了女儿。

“妈，我怀了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没有父亲。”小陶嗫嚅地说。

勤奋嫂像是迎头挨了一拳，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久久无言。小陶见过从前母亲生气不语的样子，可是这回的沉默跟从前哪回都不一样。从前的沉默是一块稀薄的纱布，一眼就看得出底下情绪的蠕动。而今天的沉默是一块厚实的木板，她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喜怒的毛孔。小陶终于明白了，她跨不过去的不是母亲的哀怨，也不是母亲的盛怒，而是母亲的失望。

“妈，你能养活我，我就能养活他。”小陶说。

这话在肚腹里的时候是一根钢柱，没想到爬到舌尖时却成了一条细细的铁丝。小陶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程泄了气。

勤奋嫂撑着墙壁缓缓地站起来，嘴唇动了一动。过了一会儿小陶才听出她说的是：“孩子，有我。”

小陶一把拽住了母亲的衣襟：“妈，你真肯让我，在家里生产？”

勤奋嫂没回话，只是矮下身子，把脸贴在了小陶的肚腹上。刹那间，一街的嘈杂如潮汐退去，漫天的尘埃都一一落了地，耳朵里只剩下一个声音。

轰，轰。

这是血在冲撞着身子，这是心在击打着肌肤。这是她的亲外孙在生命的那一端朝这一端行走过来时迫不及待的脚步声。

“难为你了，孩子，是你把你妈，领回家的。”勤奋嫂喃喃地说。

“妈，我结婚了，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小陶说。

那次小陶肺炎病愈出院后，宋志成去宋书记那里开出了两张介绍信，悄悄地和小陶办理了结婚手续。在介绍信里，孙小陶的身份被含糊地写成了“我院员工”。

这是宋书记任内唯一一次利用职权开的后门。直到这时小陶才知道，宋书记原来是宋志成的叔叔，当年就是他带着宋志成兄妹投奔部队去了延安。

宋志成趁学校的混乱局面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子。当时两派人马打得天翻地覆，造成了暂时的权利真空。仅仅几天之后，造反派成功夺权，宋书记被打翻在地关进了牛棚。

领结婚证那天，宋志成先带小陶去餐馆吃了一顿饭。大病初愈的小陶胃口很好，把一大碗猪肝汤一气喝完。她依旧还想黄文灿，却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想法了，因为她已经把他留住了，就在她的身子里。

后来她注意到宋志成一直没说话，她就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要后悔现在还来得及。不过，我不会缠着你不放的，生下孩子，我们就离婚。”

宋志成突然隔着桌子伸过手来，轻轻地用手背蹭了蹭她的脸。“小陶，你觉得，你会慢慢地学会喜欢我吗，哪怕一点点？”

小陶没有回答。其实她想摇头也想点头，摇头的意思是我用不着慢慢学，我已经学会了；点头的意思是我本来就是喜欢你的，至少有一点点。可是她觉得无论是点头还是摇头都不能表达她那一刻的想法。她心里真正想说的话有点长有点复杂，她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把它扯出肚肠。于是她就选择了沉默。

小陶以为母亲会追问宋志成的情况，可是她没有，她根本就没接她的话头。

“他是老师，学校有运动，他走不开。我只能，自己生。”小陶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勤奋嫂微微一笑，说：“没事，生孩子的事，用不着男人。”

几天之后老虎灶突然来了一个人，是赵梦痕。

梦痕带来了一个大背包，里边装的都是她小时候穿过的衣服，那质地花色样式，都是街上久已不见的新奇。

“要不是你妈，这些衣服早就化成灰了。你妈救下来的，现在用到你身上，真是因果相宜。”梦痕说。

小陶不明就里，问母亲怎么回事？勤奋嫂就笑，说一言难尽，谁叫你总不回家，错过了多少精彩的故事。小陶说要是个男孩呢？这么稀罕的东西不就全废了？梦痕说那你就接着生，生一窝里头总能撞上一个母的。小陶说有这样骂人的吗？你当我是猪？三人就忍不住哈哈大笑。

小陶问梦痕今天怎么不上班？梦痕说请过假了，明天要去杭州。小陶一下子猜到了抗战，就看着梦痕，似笑非笑地说是害相思病了吧？梦痕红了脸，说我这回，是和抗战结婚去的。

小陶有些意外。她知道日子是水，她在不在温州，水都要朝前流，她只是没想到流得这么快。就问梦痕你这一去是长住吗？梦痕说现在只能分居着，以后再慢慢找对调的机会。小陶又问抗战在杭州怎么样？梦痕说情况很糟糕，他爸爸是第一批揪出来的，到现在还在隔离审查，他单位现在根本不让他上台演出。他后妈扔下两个双胞胎孩子，跟他爸离了婚。现在是他亲妈从山东赶过来，照顾后妈的两个孩子。勤奋嫂就唏嘘，说结发夫妻的好处，男人总是死到临头才知道。

一根线上离得最远的两个点，终于相连在一起了，乱世意想不到地把这根线扭成了一个圆。小陶暗想。

小陶把梦痕送到门口，想说几句喜庆吉利的话，搜肠刮肚，竟一无所得，这会儿所有的花好月圆到了嘴边都显得虚浮。她掏出皮夹子，从一沓纸币里头挑出一张五块头，塞到梦痕手里——这沓钱是她离开上海时宋志成给她坐月子用的。

“我知道你不稀罕，多少是个念心儿。你替我去买一个搪瓷脸盆，梅花双喜的那一种。”她对梦痕说。

勤奋嫂和小陶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听见那阵爆响的。第一声是怯生生的，像在探路。顿了一顿之后，路探着了，后边就稀稀落落地又跟了几声。

勤奋嫂就奇怪，说这两天街上挺乱的，怎么还有人出来爆米花？话音未落，只听得街上一声尖叫，踢踢趿趿的，就全是脚步声，都是朝路边躲闪的人。这个时候开门的店铺不多，就有几个行人轰地一下子涌进了老虎灶。

有一个老太太大约刚从小菜场回来，手臂上挂了一个竹篮，捂着胸口喊皇天，篮子里的豌豆颤颤地抖了一地。

“正打在肩膀上，扑通一下就倒下了，在我眼前。”老太太哆哆嗦嗦地说。

“头毛生的联总，仗着军分区撑腰，真敢开枪啊。”有个男人愤愤不平地说。

“你眼睛沾了糨糊，没看见开枪的是工总？”另一个男人立马反击。

“你脑子才糊了屎，工总枪倒是有的，可惜都是木头的。谁不知道抢军火的是联总？还用抢啊，人家明明是开了大门送的。”

“不抢怎么办？坐等着那帮浑虫把他们个个炸死？”

“死了都是便宜的。没听说把医院的两个门都守住了，不是联总的一个不让进？自古两国开战不碰医院，这都是些什么烂人？”

“要说烂，谁能烂得过工总？昨天围攻港务局，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放过，二百多号人，个个打得鲜血淋漓。”

两个男人面红耳赤地争了起来，刚开始时还像玩石头，你扔过来一颗，我还你一粒，到后来就成了刀子，你剜我一片肉，我刮你一层皮，刀刀见血。小陶听得烦了，就嚷了一声不怕死的上街吵去，别在我家磨嘴皮，我家庙小容不下你们。

两人这才住了嘴。

小陶这阵子身子一天比一天沉，脚肿得像两根在水里泡过的白萝卜，踩在地上能压出两个坑。加上天热，夜里睡不安生，脾气便有些歪腻。

过了一两刻钟，街上渐渐没了动静，众人才散了。

“老宋给的钱还能花一阵子，街上不太平，妈要不咱们就关一天门？”小陶说。

“也好，我正想出去一趟。隔壁刘家姆妈告诉我，渔丰桥有个接生婆，接了二十年的生。我想去她家看一看。万一你要生了，医院又进不去，咱们也能多条路。”勤奋嫂说。

勤奋嫂正要上门板，门外突然跑进来一个人，是仇阿宝。

勤奋嫂已经有些日子不曾见过阿宝了，就有些吃惊，问你怎么来了？阿宝一眼瞧见站在勤奋嫂身后的小陶，愣了一愣，就大声嚷了起来：“阿桃你回来了？肚子都大得像个瓮了，怎么连喜糖也没舍得送一颗给你阿宝叔？”

小陶哼了一声，说我敢上你家吗，不看看是谁把门？勤奋嫂瞪了小陶一眼，说跟大人说话呢，你懂不懂规矩？小陶的火噌的一声蹿了上来，一把扯下母亲头上的蓝布帽子，说我就想让他看看，他家养了只什么样的母蝎子。

勤奋嫂的头发已经被小陶修剪过了，当然是剪了长的来就短的，现在大抵齐了，却还遮不住耳朵，尴尴尬尬地待在男人和女人中间的那片古怪中。

勤奋嫂两手抱头背过了身，像是被人扒了衣裳似的无地自容。

阿宝不说话，可是腮帮子像咬了一块山核桃，在咯吱咯吱地鼓动着。突然嘭的一声响，他一拳砸在了饭桌上。盛着松花豆的碟子没提防，吓得跳在半空中，白花花的盐粒洒了一桌。

桌上有一团几天前留下的饭嘎巴，干硬得像铁砂。阿宝的拳头砸在铁砂上，就有一条黑虫子从他绷得很紧的指关节里钻了出来，越钻越肥，越钻越长。勤奋嫂扭过头来看见了，啊呀了一声，就慌慌地扯出兜里的手绢给阿宝擦。那虫子和勤奋嫂较着劲，她按狠了，它就缩一缩身子；她略一松手，它就再露头。勤奋嫂急了，就把手绢紧紧地打了个死结，才终于把虫子给憋了回去。一斜眼，突然就发现了阿宝裤腰里鼓鼓囊囊的那样东西。

“阿宝你作死啊，拿这东西吓唬我。”勤奋嫂尖叫了一声。

阿宝嘿嘿一笑，说没什么，防身。勤奋嫂说你欠下什么血债了，需要防身？阿宝正了脸，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联总的人马把温州大块地盘都占了，有的还上了山。工总现在守在邮电大楼和温州酒家，两拨人马手里都是真刀真枪，要是真打起来，就不是刚才那阵毛毛雨了。你家在街面，楼上地势高，枪子不长眼，最好还是睡楼下保险。

勤奋嫂拍了一下大腿，猛然想起了一样东西。

“蚊香，蚊香没了，要赶紧去添。”

“蚊香是小事，趁着还没开打，赶紧去屯点东西，吃的喝的都要起码备够十天半个月。待会儿我给你扛一袋议价米。”

阿宝说完了，拔腿就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小陶一眼。“你妈那事，都怪……”话说了半截，原本是期待小陶接过去的，可是小陶偏偏没接，那话尾巴就无着无落地飘在了半空。他只好讪讪地住了嘴。

天还早，知了却已经扯开了嗓子吱呀吱呀地聒噪。街市受了惊吓，像个没醒好的孩子，无精打采一脸丧气。勤奋嫂看着阿宝一摇三摆地走进一街白花花的日头里，心里突然紧了一紧。

“阿宝你不是也要去邮电大楼吧？”勤奋嫂追出去问。她知道阿宝是工总司的一个小头目，平日遇见热闹是绝不会错过的。

阿宝回过头来，对勤奋嫂挤了挤眼睛，说：“我小仇已报，大仇没有，才不会傻得搭上性命。你放心吧。”

勤奋嫂回到老虎灶，上了门板落了锁，才叹了一口气，对小陶说你不该这么对他。小陶说你怎么不说，他老婆不该这么对你。勤奋嫂说谁叫咱们有短处捏在人手里？这年头……勤奋嫂说这话的时候顿了一顿，小陶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写的那封信，就低了头不再吭声。

“这些年，你猜猜是谁给你寄的钱？”

勤奋嫂的话像一粒石子一下子打中了小陶的脑门心，小陶愣了一愣。

“你要是他老婆，你能不生气？为了不叫那姓白的再来闹我，他只能回去跟着她过，那日子是什么样的煎熬？”勤奋嫂说。

小陶终于从一团乱线中抽出了那个头。

天哪，天。小陶喃喃自语。她想起了临上大学的那个夏天，仇阿宝领她去温州酒家吃饭时的情景。年少的任性是一把锋利的刀，可是她只敢拿它来割母亲，还有爱母亲的人，因为她知道他们即使被割得一身是血，也不会还手。她只是没有想到，她的刀还伤及了一个场外的人——那个脸上长着麻子的女人。

“妈你要是出门我陪你去吧，街上太乱，我不放心。”小陶说。

勤奋嫂拿手指戳了戳小陶的肚子，说：“万一打起来，我一个人还灵便些，带上你谁也跑不脱。”小陶只好随她去了。

勤奋嫂一走就是半天，小陶在楼下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只觉得恹恹的，就想上楼歇一歇。没想到楼梯口放着一沓卷烟用的旧报纸，过道里半明不暗的，小陶没看清楚，一脚踩上去，纸一滑，她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了灯一看，只是脚踝上擦破了块皮，并无大碍，就一瘸一拐地上楼躺下了。一躺就再也不想动了，一直在床上赖到了母亲回来。

勤奋嫂回到家，身上的一件短袖衬衫湿得像是从河里捞出来似的，额头叫太阳晒得褪了皮，却是一脸得意。

“那个接生婆，二十三岁开始接生，今年四十六岁，手里经过的孩子比老鼠还多。说定了，要是到时候进不了医院就去喊她来，横竖是差不多的路程。”

小陶看见母亲手里提的那个布袋，出去的时候是瘪的，回来却满了，就问妈你屯了些什么货？掏出来一看，是厚厚几卷紫菜和三包虾皮。小陶说妈那东西管用吗？怎么没买菜呢？勤奋嫂就笑，说一听就是太平日子里长大的，没逃过难。菜才真是没用，最多吃一两顿就没了。撕一角紫菜放几片虾皮，一泡就是一大碗汤。就是什么都没了，只要有盐有水，靠这点东西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勤奋嫂就问小陶吃了午饭没？小陶摇了摇头，勤奋嫂这才看清了小陶的脸色，吓了一跳，说怎么啦，你？小陶不敢说摔跤的事，只说不饿。勤奋嫂就骂，说你不饿，还有肚子里的那一个呢。那家伙一丝也饿不得。勤奋嫂正想下楼做饭，枪声又响了。

这一阵枪声和早上的不同，完全没有了试探和腼腆，跟炒豆子似的一片连着一片，密密麻麻尖利果断。勤奋嫂一下子想起了仇阿宝说的枪子不长眼的话，立刻扯下床上铺的那张篾席，拉着小陶慌慌张张地跑下了楼。

两人在桌子底下铺开席子，就钻了进去坐下。枪声越来越密集，炒豆子的声响后边，又跟了些嗖嗖的风声，那是子弹飞过近处的声响。再后来又多了一样声响，比枪子更沉更闷，像是蒙在棉花胎里的爆炸声。小陶说是炸药包。勤奋嫂说皇天，连炸药包都下来了，还不得把一个城给平了。

两人在桌子底下坐着，闷出了一身的汗，蚊子在头顶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掌拍过去却是空的。勤奋嫂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小陶说妈你抽什么风？勤奋嫂说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逃日本人的炸弹，也是躲在桌子底下，也盖着一床棉被。那时我怀着你，现在你怀着他，你说这是不是命？

小陶问是和我爸一起吗，逃日本人？勤奋嫂摇了摇头，说是和你娘娘（温州方言：奶奶），你爸那时不在家。小陶顿了一顿，才问我爸真的，有很多田产？勤奋嫂说他们家里是有几亩地，那也是祖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你爸是个连只蚂蚁也不忍踩死的菩萨心肠，除了日本人，他一生也没恨过谁，他怎么可能害人？

小陶腰沉，坐不住，只好挪过半个身子斜靠在墙上。勤奋嫂见她半晌没说话，以为她忘了这一茬了，没想到她突然又问妈，你爱我爸吗？这句话像根粗木椽子，一下子把勤奋嫂杵住了，竟一时作不得声。后来勤奋嫂伸手摸了摸小陶耳郭上的那团肉，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我看着你，就会想到你爸，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都这些年了，还什么爱不爱的呢？连张照片也没存下。”

小陶的心突然揪了一揪，揪成一团。

要是再过这么些年，我是不是，也记不得黄文灿的样子了呢？小陶暗想。

幸好，我还有照片。

日头终于落尽了，天却迟迟不肯彻底暗下去。枪声终于静了些，勤奋嫂忍不住从桌子底下爬出来，趴在窗口看外头的情形。只见天边有一片红光，忽高忽低，忽明忽暗。红光往上一蹿，天就像受了惊吓似的微微一颤。过了一会儿，勤奋嫂才明白过来，那是火光。她一时无法目测那火光离谢池巷有多远，心却一下子慌了，寻思着先上楼收拾几件应急的物件，随时得准备逃命。但她不能弄出大动静，还不能吓着小陶。

这时突然有人在嘭嘭地砸门，是侧门。“阿桃妈，快，开门。”她听出是阿宝的声音。

阿宝一进门，把一只沉甸甸的布袋往地上咚地一扔，就瘫软了下去，像只日头底下晒蔫了的狗似的喘着粗气。

勤奋嫂问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一身的灰？阿宝说十五分钟的路，我走了几个小时，都得贴着墙根。勤奋嫂说这个时候还在外头疯，你到底要不要命？阿宝看了勤奋嫂一眼，说还不是为了那二十斤的农垦米？勤奋嫂的喉咙就打了个结，半晌，才喑哑地说我给你倒杯水。

阿宝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了半杯子水，才擦了擦嘴，说头毛的儿子，打不过就开始烧城了，服装大楼已经烧没了。

服装大楼是城里最高的建筑，一共有五层。勤奋嫂吃了一大惊，说难怪呢，天亮得那样邪门。

两人正说着话，突然听见小陶喊了一声妈，那嗓音听上去不像是人，倒像是给夹住了尾巴的老鼠。勤奋嫂扭头一看，小陶不知什么时候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了，身后的砖地上蜿蜒着一条湿漉漉的黑蛇。

“我忍半天了，实在是，疼。”小陶望着母亲，眼里是一丝仿佛做错了事的惶恐。

“皇天，她，她要生了！”勤奋嫂惊叫了一声，“赶，赶紧送医院。”

“过不去了，医院对面是个据点，垒着沙袋架着机枪，谁一走动就看得一清二楚。”阿宝说。

“那我去叫接生婆，她家在渔丰桥，只有几步路。”

勤奋嫂说着就要出门，却被阿宝死死拉住了。

“你疯了？联总的指挥部离那里最近，你就是冲过去了，接生婆也不会跟你过来，你不要命她还要命。”

“那你说，怎么办？”

勤奋嫂狠命压住了话语里的那丝恐慌。她知道此刻小陶的眼睛正死死地盯在她身上，她是她的骨头她的胆，她若失了方寸，她就要散成一团。

阿宝从兜里掏出烟嘴来，慢慢地装上了一支烟。烟在他的汗水里受了潮，费了好几根火柴才终于点着了。烟顺着他的喉咙走过他的五脏六腑，又从原路返回，在他的脑门上汇集成几条蚯蚓似的青筋。她想催他，却不敢催，只能用目光一层一层地刮着他的脸。他终于忍不下那个疼了，掐灭了烟嘴，说我去找四只眼。

勤奋嫂说他关在医院里，你怎么进得去？阿宝说他们的牛棚不在医院里，在太平间旁边，有条小巷可以通。我敢担保现在没人看管，谁也顾不上。

勤奋嫂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话在心里的时候是“太危险了”，可是一出口却变成了“你小心”。

天边的那团火烧了几个钟点，终于慢慢地烧过了劲。天彻底暗了下来，枪声一时疏一时密，不时有光亮带着尖锐的啸声，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尖利决绝的弧线，将夜色切割得支离破碎。

勤奋嫂从楼上搬来一床褥子和两个枕头，在地上搭了一个铺。窗户上已经蒙了两层厚实的床单，为的是不漏出灯光。炉火早已捅开，墙边摆了一溜十数个灌满了热水的暖瓶，木头瓶塞正吱吱地冒着气。剪刀、绳子、棉花、纱布、红汞、碘酒，都整整齐齐地放置在一个用滚水烫过的木盆里，随时等待着派上用场。老虎灶时时有人割伤烫伤，家里常年预备着几样应急的东西。

小陶躺在地铺上，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汗水已经把身下的褥子和枕头洇出了一大圈湿痕。天花板上垂挂着一只长腿蜘蛛，滚圆的肚腹在灯光下闪着绿色的荧光。它紧紧地攀在自己吐出来的丝上一动不动，仿佛在艰难地思索着去路。

它是不是，也要生了？小陶想。

腿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可是她却没有力气去挠痒。前一轮的阵痛，排山倒海似的消耗完了她所有的体能，她现在连呼吸也感觉费劲。墙上的挂钟刺啦刺啦地走着，在她的心上划着一道一道的痕，不是疼，只是闹心。仇阿宝出门已经两个小时了，可是谷医生还没有踪影。

“来，喝一口。”勤奋嫂端着一个陶瓷盅子，来喂小陶喝汤。

盅里其实也就是鸡蛋花，加了几个北枣和桂圆干，这已经是家里此刻能找得出来的唯一补品了。后院虽然养着鸡，她却腾不出手来杀，也没有工夫炖。

汤里有股腥甜的味道，叫小陶的肠胃抽了一抽。疼痛杀死了所有的味蕾，叫一切佳肴变成毒药。小陶摇了摇头，她连拒绝的力气也没有。

“听话，喝了有力气，第一胎都难。”勤奋嫂把汤勺送到小陶嘴边，哄孩子似的劝她。

小陶终于勉强喝了几口。

“谷医生，不会来了。”小陶说。

小陶说这话的时候，两眼定定地看着勤奋嫂，眼神像是一块干旱了很久龟裂得不成形状的土地，正盯着一片万里晴空，徒劳地寻找着一朵可以化成雨的云。

勤奋嫂的心，针似的扎了一扎。她就是小陶的指望啊，她就是劈山填海也得给她变出那朵云来。

勤奋嫂放下盅子，紧紧地捏住了小陶的手。

“老谷来不来我们也得生。从前乡下女人在猪圈里都能生，你体力好，你一定行。”

小陶没说话，可是她的手却轻轻地回捏了一下母亲的手——勤奋嫂知道她把力气传给小陶了。这个从小不怎么跟她亲近的女儿，非得到这一刻，才知道世上最靠得住的肩膀，原来还是母亲。一股巨大的感动如洪水袭过她的身体，勤奋嫂觉得有些晕眩。

又一轮阵痛凶猛地袭来，小陶松开了母亲的手，却抓住了身边的桌腿。勤奋嫂不知道她抓得有多紧，只看见她的关节骨头在她的肌肤底下显出清晰惨白的纹理，仿佛随时要破皮而出。她的额头上渗出了一颗一颗豆大的汗珠，勤奋嫂觉得那汗珠子也有了颜色，是隐隐约约的粉红。

“忍不了，你就喊，喊了好受一些。”她对小陶说。

可是小陶没喊，她只是把牙齿咬得更紧。她的嘴唇上有点脏，勤奋嫂用指头一抹，是湿黏的，她把下唇咬破了。

她的血里流着我的血啊！我的闺女，身上到底有我的秉性，她真能忍。勤奋嫂想。

勤奋嫂拧了一把热毛巾，给小陶揩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

“我真的，生不下来啊，妈。”小陶终于松开牙关叫了一声。憋在小陶肚腹里的那股子气力，随着那声喊叫瘪软了下去。

菩萨，你让我替她受一回过吧，我实在，看不下去她的疼了。勤奋嫂喃喃地说。

枪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比先前的几回都更加密集嘈杂，声音各有远近高低，听得出是好几拨人马。枪声打破了宁静，枪声也创造了另外一种宁静：偌大的街市鸦雀无声，连婴儿也屏住了啼哭。只有狗除外，狗不解世事，依旧在这个能把人憋成水的夏夜里发出一阵阵狂躁的吠声。

突然，枪声停了。枪响的时候是陆陆续续参差不齐的，而枪停的时候却仿佛听从了某个人的指令，整整齐齐的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渐渐地，街市从惊恐中蠕爬了出来。有人开了门，小心翼翼地朝街上泼出了一桶脏水；有人喀喀地咳出了一口在喉咙里压了很久的痰；也有人坐在门槛上，轻轻地摇动着手里滚着布边的蒲扇。街市是一条最贱的野狗，总能在天塌地陷的乱世中，找到一个针眼一样窄小的活处。

勤奋嫂摘下蒙在窗户上的被单，想打开窗户让屋里通一通风。刚刚探出头来，就觉出了一丝风。那丝风从她的脸颊上擦过，不凉，反而微微地有一丝烫。扑哧一声，窗边的砖墙上裂开了一条缝，那缝的中心是一个豆子般大小的洞。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那是一颗流弹，就在离她几寸远的地方。她的腿哆嗦了起来，蹲在地上闭了会儿眼睛，终于把气喘匀了，才站起来，关了窗，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小陶的铺前。

时钟走过了九点，谷医生那里还没有消息。小陶已经进入半昏迷状态，勤奋嫂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只觉得她的力气像沙漏一样从自己手里一丝一丝地流走，却欲哭无泪。勤奋嫂的嘴唇一直在不停地翕动着，是在向菩萨乞求。她已经这样乞求了很久。她知道菩萨早就听腻了香烛和金身之类的愿，菩萨要的是她的一句狠话，而不是她的命。她的命太贱，乱世里所有的命都贱，街上走一圈能捡上一把，菩萨并不稀罕。菩萨要的是一样比命还沉的东西。她知道菩萨要的是什么，她已经把这样东西在心里过了无数遍。她实在是舍不得啊。这样东西，她给了是死，不给也是死，却是不同的死法，给了要比不给难上千倍。

可是她要是把那样东西舍了，小陶说不定就能活。

她放下小陶，双手合十，在墙角跪了下来。

“菩萨，你若是慈悲，让小陶好好生下这个孩子，我情愿她不认我这个妈，一辈子。”她默默地说。

她还没来得及起身，就听见了敲门声。先是一下，很轻。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停顿，然后又是一下，依旧很轻。她听出来了，这是谷医生惯常的敲门声。

皇天，菩萨听见她的祈求了。

她跌跌撞撞地站起来，给谷医生开了门，只见他的衣袖上沾着斑斑血迹，脸色黯淡如死灰。就吓了一跳，问你怎么啦，这半天才来？谷医生顿了一顿，才说路上遇见了个受伤的人，耽搁了点工夫。勤奋嫂顾不上细问，就扯了扯他的衣袖，轻声说快，她要再不生，怕是没力气了。

谷医生急急地蹲下身来，给小陶做检查。没有听诊器，他的耳朵废了，他只能仰赖他的眼睛和手指。小陶含含混混地哼了一声，却睁不开眼睛。

“胎位还正，可能胎儿太大，生不下来。”谷医生说。

“那，怎么办？”勤奋嫂焦急地问。

谷医生舀了一茶缸凉水，往小陶脸上噗地一浇，小陶一下子惊醒了，倏地睁大了眼睛。

“快醒利落了，谷医生来了。谷医生是城里最好的医生，接生最有经验。”勤奋嫂拍打着小陶的脸颊说。

谷医生想制止勤奋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见了小陶灰烬一样的眸子里，噌地蹿出了一颗火星。

谷医生吸了一口气，捏住了小陶的手。

“今天你生不生得下来这个孩子，光靠我还不行。有一半得靠你，你得配合我，听我的指令。”

小陶点了点头。

谷医生让勤奋嫂帮衬着，把地铺挪了个位置，正对着饭桌。又要了两根绳子，把小陶的脚分开着捆在两只桌腿上。

“要是疼，你就咬，多紧都行，只是不能动。”谷医生找了一块干净的毛巾，塞进小陶的嘴里。

他站起来，问勤奋嫂讨了一把干净的刷子，开始仔细地刷手消毒。

“勤奋，我必须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接过生。”他贴着勤奋嫂的耳朵，犹犹豫豫地说。

勤奋嫂另盛了一盆水给自己烫手。

“可你总是见过别的医生接生吧？”她问。

他不吭声。

“你记得，那年我救了你一命。现在轮着你，还我一条命了。”勤奋嫂定定地看了谷医生一眼，谷医生觉出了疼。

谷医生示意勤奋嫂在小陶身后坐下，让小陶半躺半靠在勤奋嫂的怀里。

“现在你是她的墙，她动，你不能动，一定要撑住。”谷医生吩咐勤奋嫂。

谷医生把开水煮过的剪刀和纱布摆在地铺上，蹲下身去。勤奋嫂看见他的手颤得如同风里的落叶，瓶子里的碘酒在褥子上洒下几片橙红色的花瓣。

“小陶，别怕，有菩萨看着。”勤奋嫂大声喊道。

谷医生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他憋了一口气，定住神，一刀猛地剪了下去。

小陶呜地喊了一声。说喊实在是一种夸张，其实那至多只能算是哼，她嘴里的毛巾堵住了她的声音。

谷医生把耳朵关了，什么也不去听。他重新吸了一大口气，憋住，又下了一剪子，这次在另一侧。

这回小陶的嘴完全没有作声，放开嗓门的是小陶的腿。小陶的腿一蹬，把一张硬木桌子蹬出了一尺远，桌上的卷烟散了一地，一根一根白花花地滚到墙边，像教书先生匣子里的粉笔。

谷医生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看见了小陶两腿之间的污血里，隐隐露出一团黑茸茸的东西。是头发。

接下来的过程快得超出了想象。孩子在肚子里憋了一个晚上，到这时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从露头到露脚，统共没超过十分钟。

一阵尖锐的哭声锥子似的在房顶上钻了个洞，墙颤颤地抖着，天花板唰唰地往下掉着灰土。

“女孩，起码有九斤。”谷医生掂了掂手里的那团肉。

趁着谷医生包脐带的工夫，勤奋嫂已经飞快地用眼睛把孩子上上下下扫了一遍：眼睛，耳朵，鼻子，嘴唇，十根手指，十个脚趾，样样齐全。

勤奋嫂身子一软，泥似的瘫在了地上。

“小陶啊，你又，逃过了一劫。”

小陶没有力气回应，小陶的笑才扯出一个隐隐的开头，就昏昏地睡了过去。

终于把孩子和大人都擦洗干净了，勤奋嫂才记起了仇阿宝。

“阿宝直接回家了吗？”她问。

谷医生看了她一眼，嘴唇翕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这一眼有些奇怪，看得勤奋嫂心里一惊。她突然想起谷医生衣服上的血迹，身上唰地竖起了一片汗毛。

“他，他怎么样了？”勤奋嫂的声音像是在枝头熬过了一冬的枯叶，轻轻一碰就要碎裂。

谷医生回头看了小陶一眼，见她睡得正沉，才低声说：“他是快到牛棚的时候中弹的，那一路都是探照灯。爬进牛棚的时候，人还是清醒的。外头枪打得太凶，没人肯抬他去医院……”

勤奋嫂的身子晃了一晃，谷医生以为她要倒，赶紧伸过手来扶她，却被她一把拂开。

“他，在哪儿？现在？”她问。她的声音很远，像一团雾气袅袅地飘在房子之外的某一个地方，仿佛与她的嘴巴没有任何关联。

“太平间。”他说。

她看着窗外不吱声。夜深了，枪声彻底平息了下来，街市提了一天的心，到了这刻终于沉沉地睡去了。明天醒来，太阳照样升起，谁也不会留意街面上少了一个人。

除了她。

或许还有那个脸上长着麻子的女人。

她推开了门，在谷医生还没来得及阻拦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了暗夜之中。这是一个无星无月的夜，路灯被流弹打碎了，天黑得没有一丝破绽。不过没关系，她知道他在哪里，她找得着路。

太平间的门虚掩着，隔得很远勤奋嫂就听见了里面隐隐的哭声。平日老虎灶买煤买烟丝买各样杂货都要经过这条路，她总是贴着对过的墙根走，远远地避开了这扇黑幽幽的门。可是今天连她自己也吃了一惊：推开这扇门的时候她竟没有一丝恐惧。

屋里有人，是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小孩的尸身哭天抢地。昨天的枪战里死了十好几个过路人，尸首一时无人认领，都先拖到太平间胡乱扔在地上。勤奋嫂进来的时候，谁也没有多看她一眼。乱世把人心变成了一个孔眼粗大的箩筐，那上面存不住多少和自己无关的事。勤奋嫂一眼就认出了屋角躺着的那个人是仇阿宝，是因为他身上穿的那套衣服。这些日子阿宝只穿那套花三十块钱从别人手里买下的旧军装，天热的时候松松垮垮地光着身子穿，天冷的时候紧绷绷地套在棉袄棉裤外头。实在脏得不行了，就捡个晴天洗了，挂在晾衣绳上等着日头把它晒干。

子弹是从一侧的面颊上穿过去，再从另一侧的额角上钻出来的，伤口很小，边缘收得很紧，看上去几乎像是苹果梨子上一个不起眼的虫孔。脸上没有血迹，只有几片泥尘，身子却缩了一号，军装的袖口里只露出半截手指。

勤奋嫂坐在地上，把阿宝的头搬到自己的腿上。阿宝的嘴角吊着一丝还来不及展开就被猝然切断的促狭微笑，一只眼睛睁着细细的一条缝，仿佛在说：“怎么样？说给你找人就找了吧？我说到做到。”勤奋嫂一下子想起了那次他给二姨娘送丧，回程时对她说过的“我就是明天为你去死，你也不见得稀罕”的话，没想到他果真就为她死了。眼泪刹那间汹涌地流了下来，砸在他冰冷铁硬的脸上，那声响仿佛是雨滴落到青砖地上似的触目惊心。她掏出兜里的手绢，蘸着自己的泪水擦拭着他脸上的泥，动作轻得似乎手下是一件稍不留神就要裂成千万个碎片的明代青瓷。

“阿宝，小陶平安生了，你可以闭眼了。”她趴在他的耳边说。

勤奋嫂用指头捻着阿宝的眼皮，可是皮硬了，她怎么也合不上他的眼睛。她犹豫了一下，便俯下身来，用舌头来舔眼皮之间的那条缝。突然，她觉得阿宝的身子在她的怀里动了一动。抬起头来，她愣住了：阿宝的鼻孔里缓缓地淌出了条乌黑的血。

“阿宝我欠你啊，我实在是，欠你。”勤奋嫂泣不成声。

这时，她感觉到头皮发热，脚前的青砖地上，落着一团大大的黑影。是一个人，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的女人。

女人这些日子又胖了一些，身上添的分量似乎不是肉，而是水。女人像背了一个巨大的水袋，走起路来咣啷咣啷地晃悠着，仿佛轻轻一碰就要洒出来淹死一屋的人。

她看着她，她也看着她，四目相对，勤奋嫂听见了半空中有些震耳欲聋的声响，那是刀刃和刀刃相撞的声音。

“衣服带来了吗？再不换，怕就换不成了。”勤奋嫂咽下惊惶，平静地对女人说。

她知道女人这刻的思绪很乱，她得趁女人还没有把一团乱麻理成一条粗绳子之前，给她画一个圈定一个调，或许她会跟着她走进这个圈，随上她的调。

女人果真茫然地点了点头，呆呆地解开手上的那个包袱。包袱里是一件八九成新的布衬衫和一条在箱底压得皱巴巴的新府绸裤子。

“鞋子呢？”勤奋嫂问。

“脚上那双，是去年刚买的。”女人恍恍惚惚地说。

“你扯这只袖子，我扯那只，先把衣裳脱下来。”

“掏一掏兜里还留着什么东西。”

勤奋嫂说一样，女人做一样，女人仿佛是勤奋嫂手里牵的一具木偶。

女人从阿宝的衬衫口袋里找出了一个烟嘴。女人把烟嘴举到鼻子上闻了闻，烟嘴磕得很干净，可是依旧有气味。是烟味，又不全是。从烟味底下丝丝缕缕地渗出来的，是她男人身上的油垢味。

女人突然醒了过来，咚地扔了烟嘴，忽地一下朝勤奋嫂扑过去。那一刻女人浑身上下的肉都化成了骨头，凶猛强悍得犹如一头被叼走了幼崽的母狮。

“头毛，烂货！要不是你，他这会儿能躺在这儿吗？”女人高声叫骂着。

勤奋嫂不备，一下子被女人扑翻在地上，女人尖利的指甲在她脸颊上留下了几道殷红的印记。旁边的那家人吓了一跳，终于止住了哭，却没有人上来劝。这些日子街面上有太多的怪事，谁也不知道沾上哪件会惹来杀身之祸。

“他活着你俩没姘够，死了还要来一手。你那个地方痒，不会找块搓衣板蹭蹭？”

女人把一辈子所有的哀怨都化成了一股浓烈的墨汁，女人的话流出嘴唇时染黑了她的牙齿。

突然，女人住了嘴，因为她看见勤奋嫂在她身下腾出一只手，从她男人的后裤腰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有一根铁管，在灯光底下闪着黑森森的寒光。

女人一身的汗瞬间干了，她看清了那是一把手枪。

“白丽珍，仇阿宝活着忍了你这么多年，他死了你敢再糟践他一个字，我叫你立马就死。你信不信？”

女人瘫坐在地上，身上的水袋破了，水流了一地。

“晚了，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他喜欢上你了。”

勤奋嫂冷冷地说。

女人呆坐了半晌，才双手捂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陶是被一阵尖锐的鸟啼声惊醒的。乡下的鸟嘴尖皮厚，叫起来就像泼妇骂街，能在人的太阳穴上掏个洞。

小陶一摸身边，床空了，赶紧趿着鞋子跑到门口，就看见母亲背着武生，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洗尿布。母亲手里的棒槌咚咚地在尿布上砸出一堆淡淡的皂角沫子，背带在肩膀上勒出两道深深的沟。谷医生正趴在井边提水，一桶一桶地装着母亲脚下的那只大木盆。

武生是谷医生给取的名字。勤奋嫂说是谷医生拼死赶过来接的生，就该让谷医生给孩子起个名。谷医生说既然是武斗生的，就叫武生吧，也算是一个时代的纪念。

小陶是在生产后的第三天逃到乡下来的。城里的枪战一天比一天厉害，街巷里到处是一块一块污黑的疥疮，那是大火焚烧之后留下的疤痕。勤奋嫂没法给小陶坐月子，因为菜市场都关闭了，城里已经很难买到像样的副食品，于是谷医生决定带小陶去朱家岭。先前发配到那里待了几年，结识的那些乡下人至今都还在走动。自从城里一开战，看守牛棚的人就回家躲子弹去了，没了管事的，牛棚里关着的人便也四下散了自逃活命。谷医生就是趁着这个空档开溜的。

离家时勤奋嫂所有的行囊只是一个背篓，里头装了几件换洗衣裳和后院养的三只鸡。谷医生常年睡眠不好，身边总带着安眠药。临行前他把安眠药碾成了粉，泡了些在水里喂武生喝了，又拌了些在糠里给鸡吃，三两刻钟后，人和鸡便都服服帖帖地不再出声。谷医生背着行囊，勤奋嫂抱着武生，又各自腾出一只手来搀着走路还腻腻歪歪的小陶，三个人贴着墙根，在枪战和探照灯的间隙里，一步一挪地走到了河边，这才发现码头上已经等着一长队和他们一样半夜逃难的人。顺着河岸停着一溜好几艘机帆船，都是趁阎王爷打盹儿的空隙里赶紧挣几个钱的亡命之徒。平素几毛钱一张的船票，那天一下子涨到了五块。众人一边骂着黑心，一边你推我搡地挤上了船。船老大斜了一眼勤奋嫂怀里的武生，牙缝里蹦出一句小孩三块，谷医生从兜里掏出三张五块钱的纸币往他手里一塞，就头也不回地朝前拱。上了船，船老大却迟迟不肯动身，还想再多等几个搭船的人。

谷医生刚把小陶扶到船边安顿下来，岸上突然扫过来一排雪亮的探照灯，那是造船厂的工人武装民兵。他暗暗喊了一声不好，就将小陶和勤奋嫂一把按在了甲板上。只听得耳中响起了一阵连根针也插不进去的嗒嗒嗒嗒声，是机关枪。子弹嗖嗖地贴着头皮擦过，一船的人鸡飞狗跳地乱成一团。终于静下来时，众人抬头一看，才发现船上的风帆已经成了一张米筛。有人觉得腿上痒，拿手一摸，才知道已经被弹片崩了一块鸡蛋大小的肉。船老大这才慌了，启动了马达飞也似的逃出了城。

转眼间他们在朱家岭就已经住了一个多月，天转凉了，早上起来一脚踩出门，秋露就沾湿了鞋尖。勤奋嫂带过来的那几件衣裳早就不够用了，现在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从村人那里借过来的物件。一直没有城里的确切消息，只听得几个从温州逃难经过朱家岭的人说，枪战越打越升级，现在都用上了火焰喷射器。大火烧了十好几天也没停歇，铁井栏没了，县前头烧了一半，五马街的几家名店也成了灰烬。勤奋嫂一边听着这些熟悉的地名，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画着地图，她知道那场火正慢慢地逼近她的家门。如果顺风，用不了多久，她的老虎灶就会变成一堆焦炭，二十年里她从牙缝指头缝里省下来的全部家当，兴许一样也留不成了。

她想哭，却觉得眼中只是一味地干涩。这一阵子她该哭的事情太多，眼泪不够用。这一两年里，她连续失去了二姨娘，也失去了仇阿宝。这一两年里，天疯了地也疯了，她无端被疯狗咬了几口。可是这一两年里她不光是失去，她也有得着——她得着了两样她以为一辈子都再也捡不回来了的东西：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老天心眼小，爱斤斤计较。老天给了你一样东西，他就要收回另一样，他不能叫你样样都有。兴许老天觉得给她的这两样东西实在太金贵了，所以要收回她的老虎灶。

如此一想，勤奋嫂就释了怀，不再牵挂城里的火势。

小陶从门里望出去，只看见母亲今天穿着一件蓝花斜襟布袄，头上包着一块蓝布帕子，甩起棒槌的那副凶狠样子，远远一看，活脱脱就是一个朱家岭的家常妇人。谷医生上船的时候，塑料凉鞋被人踩掉了底，一路上就是用一根绳子绑着鞋底走的。到了这里，村支书的婆姨连夜就给他赶了一双新布鞋。确切地说，村支书现在已经是前支书了，他是被他自己的亲侄子打倒的。所谓的打倒，其实只是做个样子给外人看的，表明朱家岭并没有和世界脱节。打倒前和打倒后的唯一区别，不过是把村里商量要事的地点，从一家搬到了另一家而已。和城里的真刀真枪相比，朱家岭最激烈的运动，也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一争刘少奇是否太娇宠了自家的婆姨。

谷医生到了朱家岭，就立时换了张面皮，说话嗓门大了一截，腰直了，人就高了许多，走起路来踢着路边的石子噼噼啪啪地乱飞。谷医生能跟朱家岭的男人一起抽八分钱一包的纸烟，喝把嗓子割成肉丝的劣质米酒，还能吆三喝五地玩上几局扑克牌。谷医生不仅在男人中间如鱼得水，他还能陪朱家岭的婆姨们摘自留地里的瓜菜，听她们絮叨她们家男人的种种不是。朱家岭的每一个人每一头牲畜都认得谷医生，谷医生在哪家歇脚，哪家立时就会杀鸡下糖水荷包蛋。

勤奋嫂那时还不知道“膨胀”这个说法，那是许多年之后的时髦词。勤奋嫂只会说瞧你那副轻狂样子。谷医生嘿嘿地笑，说勤奋啊，其实日子本来就该这样的，这才是一个人的正常状态。勤奋嫂叹了一口气，说是啊，别说你，连我都不想回到城里去。谷医生看了一眼勤奋嫂的脸色，顿了一顿，说勤奋要不然你就让我娶了你吧，从前我不敢说，是怕给你惹事。现在你跟我都在茅坑里待着，半斤八两一样臭。倒不如两个人搭伙，日子也好过一些。

勤奋嫂低了头没回应，当然不是羞涩。日子过到这一程，心已经给磨得像一块粗粝的石板，所有的矫情在上面都待不住。她只是想到了以后。她知道谷医生和她一样，心里都藏了一个不能说出来的念想：打吧，打吧，打得越久越凶越好。让城里的子弹永远也打不完，让城里的火烧到天边也不灭，当然最好绕过了谢池巷。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惦记着他们，把他们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扯出来，再让疯狗咬一顿。

可这是什么样一个罪孽的念头啊？她怎么能想着把一个城毁了，只为了她自己的安心？所以，她只能把脑子里的那根灯绳扯了，像关灯一样地关掉了她的非分之心。她觉得自己是个大烟鬼，朱家岭就是她最后的一口鸦片膏。她只能死命地享受那最后的一口快活，说不准明天醒来天已经塌到了头顶。

小陶走到门口，突然觉得有些腰沉腿软，就在门槛上坐了下来。月子里她受了太多的惊吓和颠簸，她只是感觉疲乏。日头跳离了地平线，初醒的潮红褪去了，天色已经大亮。朱家岭的房子没有城里密集，小陶一眼能望到远处的果林。沙梨已经熟了，枝头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白花，那是怕遭虫咬、霜冻而裹上的纸袋子。听朱家岭的人说今年是个罕见的大年，可惜大年偏偏落到了乱世里。去上海的水路切断了，沙梨卖不出去，朱家岭的人只能可着劲地吃可着劲地存，村里的每一个箩筐每一把稻草都派上了用场。这几天家家户户的饱嗝里都泛着酸甜的梨味，连鸡都不爱啄烂在地里的果子。天已经很久不下雨了，可是朱家岭的人还期盼着雨能再往后延一延，因为一场雨就能叫一年的收成落在泥里，变成明年的肥。

水路断了，邮路也断了，她给宋志成写过几封信，如今都躺在抽屉里送不出去，她已经好久没看见邮递员来村里了。离开上海时宋志成交代过她，没有他的信她不要轻易回学校，他们结婚的事至今还无人知晓。她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惦记这个名字出现在她结婚证上的男人，尽管不是那种牵肠挂肚的惦记法。

偶尔她也会想起黄文灿，只是她已经想不起他的模样了，逃离温州时她没来得及带出他的照片。他走后给她来过一封信，说他正在河内接受培训，等待组织分配，之后便再无音讯。原先她以为他走了她会活不下去，她过不了他这个坎。可是才几个月的工夫，现在她想起他来已经恍如隔世。情缘是一根美丽的丝线，太平年月里可以绣成花存上一辈子，却经不起乱世里轻轻一阵风吹雨打。他在她心里留下的那个大洞，已经轻而易举地被别人填满——不是宋志成，而是她的女儿宋武生。

小陶发现门边放着一个竹篮，里头是满满一篮的蔬菜。有豆角、黄瓜、茄子、韭菜，还有一大把葱，都是邻居刚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菜根上还沾着被夜露打湿的泥土。篮子边上有一个铝锅，是刚刚从灶上端下来的。小陶一揭锅盖，一阵浓郁的香气扑了出来，鼻子还没来得及说话，肚子就叽叽咕咕地开了腔。那是从奶牛身上挤下来的鲜奶，上面漂着厚厚一层白皮。朱家岭有一个奶牛场，原先每天都给城里送牛奶。村里有人前阵子在赶车送奶的路上吃了一颗流弹，至今还躺在床上动不得身，从此没人敢再往城里瞎跑。牛奶卖不出去了，于是全村的人就把奶当成了水喝。

这个秋季，朱家岭的人放开了肚子吃喝着他们一辈子都舍不得的珍稀，可是他们吃喝的时候却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预支着明年的饱足。他们不喜欢预支，他们宁愿一年吃喝一年的份额，只有这样才心里踏实。

只是没想到，这老天爷送来的牛奶却救了小陶的急。

武生在船上的时候就得了黄疸症，满月了也不见好，反而越来越厉害，试了几个偏方也不管用。身边没有检测仪器，县医院又太远，路上也不太平，谷医生心里暗暗着急，怕拖久了留下不可逆转的后遗症——这话还不能告诉勤奋嫂和小陶。谷医生想到了母乳可能有问题，便让小陶试着喂牛奶。谁知才喝了三天，孩子的黄疸便全退了。

武生醒了，觉出了背带的束缚，便在勤奋嫂的背上扭来扭去，发出咿咿呜呜的抗议。武生早产了一个月，生下来却比足月的还沉。朱家岭的牛奶喂得她白里透红，声气很足。

勤奋嫂的背上有副眼睛，不用转身就知道小陶起来了，便说穿上外套，趁热把奶喝了。

小陶盛了一碗牛奶，走到母亲身边，把一根手指在碗里蘸了蘸，就往武生嘴里送。武生不饿，只是觉得好玩，便紧紧地吮住了小陶的手，疼得小陶骂了一声你是人还是狗？武生挨了骂，却也不知道那是骂，依旧舞手舞脚地快活着。

小陶抽回指头，便忍不住笑，是那种带着叹息的笑。勤奋嫂斜了她一眼，说又怎么啦，谁惹了你？

小陶止了笑，静静地趴在母亲的肩头。母亲的肩膀随着母亲的胳膊一起一落，小陶的下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天摇过来摇过去，树似乎要盖上她的脸，却又渐渐远去。

“妈，你生下我，叫小逃；我生下她，叫武生。你说这天底下，什么时候女人生孩子能安安生生？”

勤奋嫂的胳膊觉出了一股热气，是小陶的奶涌出来，湿了衣襟。

“等我们武生也生孩子的时候，就该天下太平了。”勤奋嫂喃喃地说。

第3章 危产篇：孙小桃（1951—1967）

第3章危产篇：孙小桃（1951—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