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京杂记》是一部记载西汉奇闻逸事的笔记小说。“西京”指的是汉代都城长安。《西京杂记》便是以记录长安生活为主的内容丰富庞杂的著作。同时它也是一部充满争议的奇书，其作者之辨、内容之争皆充满了话题性。

一、《西京杂记》的作者之争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先后有西汉刘歆、东晋葛洪、南朝吴均、萧贲以及无名氏之说。各种说法各论其理，争议颇多，至今难以定论。

吴均说赞同者不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曰：“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因此后人有吴均说，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曰：“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但此说赞成者实寥，主要依据在于，与吴均“仕同朝”的殷芸所撰《小说》，其中已引用了《西京杂记》十数条。如果确为吴均所作，殷芸不太可能不知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说：“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

萧贲说也无足够说服力。据《南史·齐武诸子传》载，萧贲曾作《西京杂记》，该记多达六十卷。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曰：“今按《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故一般认为此记非彼记，萧贲之著应只是同名之作而已。因为两书的卷数差异太大。

无名氏说亦无甚支持者。最早著录《西京杂记》的《隋书·经籍志》于史部旧事类著录为“《西京杂记》二卷”，未署撰者名。但支持此说的似未再见。只有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匡张孔马传·匡衡传》中注曰：“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并未提及作者何人。

以上三说附和者寡，争议主要集中于刘歆说和葛洪说。

刘歆说起于葛洪，其《西京杂记》跋曰：“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此段意为，刘歆写作了《汉书》，但未完稿而亡故，后有好事者编辑其书而成百卷，葛洪家藏有此书。对照班固的《汉书》，葛洪发现其书皆取之于刘歆《汉书》，仅有二万余字未采用。故葛洪将这二万余字抄录成书，取名《西京杂记》。也就是说，《西京杂记》的作者是刘歆，葛洪只是抄录、编集者，并且取了个书名而已。

葛洪的刘歆说获得诸多认同。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跋〈西京杂记〉后》曰：“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以补班史之阙耳。其称‘余’者，皆歆本语。”清卢文弨《抱经堂丛书·西京杂记》卷首《新雕西京杂记缘起》曰：“今此书之果出于歆，别无可考，即当以葛洪之言为据。洪非不能自著书者，何必假名于歆？……洪以为本之刘歆，则吾亦从而刘歆之耳，又何疑焉。”另外，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及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皆支持刘歆说。

葛洪说最早起于后晋。后晋刘昫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将《西京杂记》一卷列在史部杂传类，作者著录为晋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将其二卷列在史部故事类和地理类，作者亦署名“葛洪”。唐代认同葛洪著《西京杂记》之说者颇多，亦有不少人在否定刘歆说的同时认定该书为葛洪托名之作。唐刘知幾《史通·杂述》曰：“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赏赐”目下注明引文出自“葛洪《西京杂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一》曰“葛稚川尝就上林令鱼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画工弃市”条皆认为是葛洪所作。

宋代及以后，依旧有人赞同葛洪说。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史部杂史类曰：“《西京杂记》二卷，右晋葛洪撰。”宋程大昌《演繁露·墓石志》引《西京杂记》“杜子夏生作葬文”条曰：“《西京杂记》所记制度，多班固书所无，又其文气妩媚，不能古劲，疑即葛洪为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曰：“《西京杂记》六卷，晋句漏令丹阳葛洪稚川撰。”《太平御览》所引《西京杂记》亦署名“葛洪”，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五五曰：“葛洪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不就。撰《神仙传》十卷，《西京杂记》一卷。”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西京杂记辨证》说：“宋晁伯宇《续谈助》卷一《洞冥记》后引张柬之之言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柬之此文，专为辨伪而作，而确信为葛洪所造。”并举例《册府元龟》卷五五五认为：“《元龟》之例，止采经史诸子及历代类书，不取异端小说。其言葛洪撰《西京杂记》，必别有本，可补本传之阙矣。”

刘歆说与葛洪说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是否认可葛洪跋文。

自唐起，即有怀疑和否认刘歆说。主要是结合刘歆生平经历，对葛洪跋文的说法表示怀疑，并质疑《西京杂记》的有关内容，进而否定刘歆说。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释《西京杂记》曰：“按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几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而向、歆父子亦不闻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殆有可疑者，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

清代以来，有学者认为《西京杂记》是葛洪杂抄汉魏百家短书并托名刘歆所作。《钦定四库全书》虽然依葛洪原跋将六卷《西京杂记》署名为“汉刘歆撰，晋葛洪辑”，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西京杂记》的叙事内容与《史记》《汉书》矛盾之处，认为刘歆不可能犯如此错误，以此为证据否认刘歆说。提要曰：“今考《晋书·葛洪传》，载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匮要方》《肘后备急方》并诸杂文，共五百余卷。并无《西京杂记》之名。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而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如《汉书》载文帝以代王即位，而此书乃云文帝为太子。《汉书》载广陵王胥、淮南王安并谋逆自杀，而此书乃云胥格猛兽，陷脰死，安与方士俱去。《汉书·杨王孙传》，即以王孙为名，而此书乃云名贵，似是故谬其事，以就洪《跋》中小有异同之文。又歆始终臣莽，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尤不类歆语。又《汉书·匡张孔马传·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虔训‘鼎’为‘当’，应劭训‘鼎’为‘方’。此书亦载是语，而以‘鼎’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皆后汉人，不容不见，至葛洪乃传，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西京杂记辨证》也论定班固“《汉书》之采自刘氏父子者，仅《新序》《说苑》《七略》中之汉事者而已”，认为葛洪“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进而否定刘歆著《西京杂记》说。

概括起来，反对刘歆说的理由主要有：其一，刘歆并没有写过百卷《汉书》。因为正史或野史都未提及刘歆父子曾著此书，相反，他们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整理汉代官藏典籍，撰写了《七略》。加之官务缠身，哪还有余暇撰写百卷《汉书》。且其续汉史之作也仅有数篇。其二，书中并不避刘歆之父向之名讳。其三，书中内容杂入了晋制。其四，《西京杂记》的内容与《史记》《汉书》等屡有矛盾之处，刘歆不可能犯如此错误。

而支持刘歆说者则坚称：其一，刘歆修史并非无中生有，前人对此屡有记述。班固《汉书》采自刘向父子所作实多，只是班固并未提及。其二，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未避其父司马谈之名讳，但不能因此否认司马迁为《史记》作者，《西京杂记》亦同理。其三，古时书籍的传播靠的是传抄翻刻，历代传抄时增删更改亦不少见，故杂入晋制可以理解。其四，《史记》等正史未必穷尽所有资讯，而《西京杂记》原本便是杂取趣闻传说，与正史有分歧实属正常。而且，看似与正史不合的内容并非皆为凭空杜撰，其实可以从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如“书太史公事”与“汉帝葬用珠襦玉匣”等见于《汉旧仪》中，“昆明池养鱼”亦载于《三辅故事》。争议双方各执己见，既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双方各自理据亦并非无懈可击。如葛洪家传的刘歆《汉书》百卷因史无记载亦未见流传后世，故支持者无法确凿其说，而反对说对避名讳与杂入后代内容的理据同样无法自圆。

主张刘歆说与认同葛洪说者争执不休，好似一桩无解的“悬案”。其实，迄今为止，在激烈的争议中仍然有些问题难以得到有力的、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澄清。如葛洪并非无名无才之辈，为什么非要托刘歆之名？葛洪跋中的“好事者”究竟何人？“刘安与方士俱去”“司马迁下狱死”等说法如果刘歆不会犯错是否葛洪一定会犯？这些都有待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不管坚持刘歆说还是执着于葛洪说，都绕不开葛洪。因此，当今的版本，关于该书的作者仍然有两种署名法：“刘歆撰，葛洪集”，“葛洪撰（集）”。如上所言，刘歆说与葛洪说皆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无法确切自圆之处，故本书将作者确定为“葛洪辑”，即葛洪辑录、抄撮前人之作编集而成，其中必有传抄自刘歆所著之作。

葛洪（约262或283—343或363）是东晋文学家、道教理论家。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字稚川，自号抱朴子。葛洪为东吴世臣后裔，其祖父是三国时吴国大鸿胪，其父入晋后做过邵陵太守。葛洪少年时家道中落，但“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葛洪传》）。他不惜代价寻书问义，故遍读经史百家之书，究览世间典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西晋八王之乱时，葛洪被征召为将兵都尉。得胜后葛洪无意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晋书·葛洪传》）。后返归故里埋头著述十余载，完成了道教名著《抱朴子》。此后先后辞任司徒掾、谘议参军等官职，隐居广东罗浮山炼丹采药、著书立说。葛洪一心向学，为人木讷，性情寡淡，不喜交游，不慕名利。一生著述甚多，计约六百卷。除《抱朴子》外，据《晋书 ·葛洪传》曰：“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而《西京杂记》或属于“隐逸”传、“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之列。

二、《西京杂记》的内容之“杂”

《西京杂记》的作者之争至今未有确凿定论，其书之内容也引人关注。

明孔天胤《刻〈西京杂记〉序》曰：“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也。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史；卿、云辞赋之心，闳于本传；《文木》等八赋，雅丽独陈；《雨雹对》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遍难悉数，然以之考古，岂不炯览巨丽哉？”确实如此，《西京杂记》这部笔记小说，其内容广泛庞杂、丰富多彩，可谓包罗万象。

《西京杂记》杂记西汉故实和逸闻，以“杂记”冠名，确实体现了该书“杂”的特点。书中内容本就取自西汉旧闻，杂取各种史书，既有正史，也包括野史以及方技杂说，汇集各种趣闻琐事，内容来源复杂，涵盖宫廷制度、风景地理、礼仪习俗、奇闻逸事等，涉及的人物上及帝王嫔妃、王侯将相，下至方士文人、市井俗人，故而从宫廷到民间，从帝王到“草根”一网打尽。既有世俗人间常情也有冥府墓葬之说，既有里巷民情也有奇闻传说，而能工巧匠、珍玩绝技、文人雅作也比比皆是，内容庞杂，射猎广泛，“杂载人间琐事”。其中在历史、文化、礼制、习俗等方面，涉猎丰富详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书中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描述宫廷生活。此部分内容占据了书中诸多篇幅。无论是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太液池，还是昭阳殿、开襟楼，西汉宫廷建筑无不宏大精美、富丽堂皇，宫中陈设豪华、气派秀丽。皇家苑囿陂池精彩纷呈，满园奇花异果。奇珍异宝令人眼界大开，《天子笔》中奢华的笔杆，《几被以锦》中皇帝用物贵重奢侈，《武帝马饰之盛》中金银鞍具精美华贵，《四宝宫》陈设珠光宝气，《玳瑁床》稀罕珍奇。而宫廷生活更是骄奢淫逸，君臣王侯歌舞升平，宴饮寻欢，如《上林名果异木》满园二千多种奇树异果、《鲁恭王禽斗》一年花费二千石、《梁孝王宫囿》豪奢壮观。而权贵暗地争权夺利、暴戾血腥，宠臣恃宠而骄、无法无天，如《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邓通钱文侔天子》《董贤宠遇过盛》等。后宫嫔妃则宫斗争势，受宠淫乱、失宠哀怨，吕后的残杀赵王如意母子、戚夫人的哀泣歌舞、赵飞燕姐妹的奢侈荒淫都有充分具体的呈现。

记录典章制度。在旧闻逸事的记录中，本书也较为完整具体地记载了汉代典章制度。如《八月饮酎》叙述的是宗庙祭祀制度，包括祭祖用酒、“太牢”具备、“皇帝侍祠”等细节。《止雨如祷雨》记录了水灾时大臣们虔心祭祀山川、祈祷雨停以求国泰民安的场景。《大驾骑乘数》中皇帝出巡的大驾卤簿，虽有缺失，并或杂入晋制，但简略而清晰地描述了皇帝出行的车驾、仪仗等规制，队列隆重，阵势浩大，从中可以一窥汉帝王雄武浩荡的天子威仪。玉几、天子笔等皇宫器用规格，珠襦玉匣等帝王丧葬殓服规制等，从不同方面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汉代的政治、礼乐、宫廷制度。这些制度许多来源于先秦，在汉代得以保留继承并不断发展完善，从中我们可以寻根究源，梳理典章制度的前世今生。

关注文人文学。本书汇集了许多文人逸事和创作佳品。西汉时的文人创作主要以赋见长，这在书中随处得以欣赏。梁孝王忘忧馆中文人相聚斗赋，七篇完整的赋作，既形象地描述了聚饮的热闹场面，也充分展现了文士们临场作赋、出口成章的文学才华，更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了汉代献赋的风气。中山王为兄作赋，以及汉昭帝的《黄鹄歌》、邹长倩的赠言等，让我们领略了汉代兴盛的文学创作风气。

司马相如在书中诸多文人中着墨最多、形象最丰富。扬雄赞其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令人“雅服”。某人写赋无人欣赏，但假托司马相如之作便“大见重于世”。假借相如大名并不可取，但也充分说明了相如文名之盛。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理论，《百日成赋》中司马相如关于创作的高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文章内容与形式（“文”与“质”）统一，写作技巧易于学习而心灵感悟则只能意会（“赋之迹”与“赋家之心”），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资借鉴。其他如扬雄、枚乘等人的创作风格特点总结，《文章迟速》对比枚皋与司马相如的写作优劣与特点风格：“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雄则一语道破两人的长处：“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这些文人墨客阐述的关于文赋创作的真知灼见，都给后人的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史实依据。《辨〈尔雅〉》中关于《尔雅》作者之辨，从古至今几千年，仍是讨论、争辩的话题，也给研讨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加上文坛趣闻琐事，如弘成子文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逸事言论、扬雄的创作趣事、董仲舒的理论学说、匡衡勤学苦读的典故、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创作经历等，这些内容都是可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增加了后人对西汉文学家和其生活时代的具体了解、认识。

展示艺术创作。西汉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也在《西京杂记》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如戚夫人、赵飞燕的舞蹈，以及琴瑟筑缶等艺术表演形式，古琴曲《双凤离鸾》《赤凤凰来》《单鹄寡凫》《归风送远》等，鼓乐在朝廷政治中的作用等，既再现了丰富多彩的宫廷以及社会生活，同时也真实形象地汇聚了秦汉时期的艺术成就。更有民间的角抵戏，是后世探讨中国戏剧起源的重要研究依据。

汇集传统习俗。《西京杂记》中记载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当时流行时尚比比皆是。如沿袭自古代的传统习俗：正月上辰池边盥濯食蓬饵祓妖邪、三月上巳祓禊祈福、五月五日佩戴五彩丝缕、七月七日七夕系五彩丝缕与穿针乞巧、九月九日重阳节佩茱萸饮菊花酒等。在《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中，宫女们将一整年的不同习俗挨个过了个遍。从这些众多的习俗活动来看，驱邪祈福是主旋律，躲避灾祸、祈求安康，平安一生当是贵族与平民的共同愿景。而像五日子不举等民间陋习能被有理有据地批驳，闪耀的是理性认知的光芒。

多彩娱乐游戏。书中记载娱乐游戏活动繁多，有六博、斗鸡、围棋、弹棋、蹴鞠，还有幻术、角抵戏、投壶、弹丸、射猎等。这些习俗、文化有的传承自先秦，有的兴起于西汉，不仅流行于宫廷，也盛行于民间，堪称普天同庆同乐，让后人得以窥见西汉时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面貌，形象直观地感受到传统与流行的魅力。

此外，丁缓、鲁班等能工巧匠们的高超技艺以及巧夺天工的精湛作品、陈宝光家传织绫技艺、匠人胡宽以假乱真建新丰邑的神奇，广川王盗取古墓、滕公生而知葬地、嵩真自算死期，弘成子吞石成通儒、昆明池中会鸣吼甩尾的石玉鲸鱼等，这些神秘而玄幻的逸闻或怪诞传说以夸张的怪谈手法极力渲染，故事、人物的完整叙事和细腻的细节刻画，增加了本书内容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三、《西京杂记》的史学价值

作为逸事体笔记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品，《西京杂记》流传非常广泛。最早引用《西京杂记》的当为南朝齐梁殷芸所撰《小说》，同时代人贾思勰也在其著《齐民要术》中引用了《西京杂记》的内容。此后，《西京杂记》在后世屡被引用。据统计，《四库全书》的正文及注释中提及《西京杂记》超过五千次，其中绝大部分是引用《西京杂记》的内容。《西京杂记》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一斑。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令后人得以在正史外扩充史实、丰富历史，具有珍贵的史学研究价值，既可以与正史互相印证，也可以补充、完善历史细节。

《西京杂记》中有些内容非常准确，其真实性已经被当代考古发现所证实。如《西京杂记》中所记的未央宫周回长度比其他典籍的记载更准确，与考古发掘时的实地测量数据基本相符；河北满城发掘的中山王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和博山香炉与书中的记载准确地相互印证；《昭阳殿》中赵昭仪居住的昭阳殿中绘有彩色图画的木质屏风，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文物中便有类似的一架，长方形，下部还有足座以承托重量。

关于典章制度、习俗传统等内容的准确记载，突出了《西京杂记》的文献史料价值。如《八月饮酎》记录的皇家祭祀制度、《大驾骑乘数》描述的皇帝出行的舆驾制度，这些精确的记载与《汉书·礼乐志》《后汉书·礼仪志》等文字材料多有互证。《西京杂记》最早记载了七夕节乞巧、重阳节食蓬饵之俗，清晰地梳理了这些民情风俗的历史源头。始于汉代的上辰节衅浴祓除的习俗也在书中得以记录存证。

《西京杂记》中的一些信息比正史内容更加完整丰富。如《相如死渴》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返成都后生活拮据，“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与《史记》等书的记载相比，增加了“用身上所穿鹔鹴裘抵押给小贩换酒喝”的细节，两人生活困顿的情景更具体可视。再如深得汉哀帝宠幸的佞臣董贤，在《汉书·佞幸传·董贤传》中记载了哀帝“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除了“重殿洞门”“柱槛衣以绨锦”外，对大宅第的建筑并无太多具体描述，而《西京杂记》中《董贤宠遇过盛》对此宅第有更加详尽的描绘：“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壁皆画云气华花，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或饰以金玉。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便门。东西各三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以民间关注的视角，从建筑规模、装饰到庭院设置、楼门题名等都有详细完整的记录，彰显这座大宅第的奢华，更加具体地证明了皇帝对其的滥宠，也足以说明建宅第之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西京杂记》中有些内容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未见记载。如《古生杂术》，赵广汉赴任京兆尹伊始，便罢免了惯于溜须拍马的都掾吏古生。此事虽在《汉书》赵传中并未见记载，不过廉明强力、不惧威权的赵广汉，处置只是属官的古生，想见只是平常事。《广川王发古冢》记载了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数个古墓之事，此事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王传》中未载，而从其传杀人如麻的残暴性格来看，盗古墓的可信度颇高，更丰富了其性格形象的刻画。

《西京杂记》中也有一些内容与正史记载不同或相抵触。如《百日雨》记叙汉文帝时一场延续百日的大雨，在《汉书》等书中并未有记载。如赵王如意之死，《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为吕后“使人持鸩饮之”，《西京杂记》中则为“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淮南王刘安之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的是刘安因谋反事败而“自刭杀”，而《西京杂记》中则叙述好方术的他与方士成仙“俱去”。

刘安的飞仙而去也许只是传说，《西京杂记》中有些人与事和正史不符，也许只是传闻或讹传或演绎。但其实，这才应该是真实的历史状态，因为，如赵王如意之死之类的事件原本就是隐秘不宣的，故外人多有猜测，自然说法不一。事实真相其实难以有定论，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正史也非唯一确定的标准答案。

何况作为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这种汇集趣闻杂说，游走于正史与野史之间、真实与传说混同的作品，正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也因此成为笔记小说传统的早期代表作。

所以，虽然无法完全确定《西京杂记》中所有内容的真实性，但不妨将其看作是当时或之后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不同观点。而作为补遗之作，也应该将《西京杂记》视为正史的补充或另一个视角的叙述，在比较和对比中参考、探究，以区分真伪、判定是非，更清晰地检视、研究历史，以此作为后世了解西汉社会的一扇有用、有益与有趣的窗口。尤其是葛洪据以编集的汉代、包括晋代原作许多已亡佚无存，故《西京杂记》的拾遗补阙作用愈加突出，价值愈显珍贵。

四、《西京杂记》的文学价值

《西京杂记》也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可供挖掘、研究和欣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论《西京杂记》说：“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书中生动形象的语汇和典故、有趣的逸闻逸事等，都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想象空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

《西京杂记》杂取趣闻传说，不少叙事多为片段、片言，但也有若干篇目叙事完整清晰、描写精妙、人物形象突出，具有强烈的文学气息。《画工弃市》关于王昭君的故事便是典型一例。“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画师受贿丑化致昭君被选中出塞和亲的情节自《西京杂记》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结果，过程完整，有曲折情节、有矛盾冲突，有人物描写，也有心理刻画，几乎完美地展现了文学写作的所有要素。王昭君的形象尤其传神，她虽身居后宫，但不愿像其他宫女一样贿赂画工，因而被画得很丑，无缘得案图“召幸”的皇帝恩宠。当她被选中出塞和亲时，皇帝才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并且“善应对，举止闲雅”。昭君的美貌、高尚的人品令人赞叹。美貌与智慧并举的昭君埋没于后宫，被欺骗的皇帝案图误选昭君出塞和亲，罪魁祸首的画工事后被弃市，昭君与贪婪的画工、后悔不已的元帝之间的矛盾冲突鲜明突出，极具传奇色彩。

《西京杂记》丰沛的历史感触、平实的记人叙事和片段琐事式的故事线索，给了后代文学家以无尽的想象和创作灵感。远山眉、芙蓉面的精彩比喻出自《相如死渴》。杜甫《秋兴》八首之七曰：“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唐温庭筠《昆明池水战词》中的诗句“石鲸眼裂蟠蛟死”，其诗景皆取材于书中对昆明池的描述。贾岛《剑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化用了《高祖斩蛇剑》中“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一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与传说、凿壁偷光、秋胡戏妻、鸡犬识新丰等典故、故事，都被后人引为典实，成为文人墨客进行诗文和戏剧创作的极佳素材，流传千年不衰。

从《西京杂记》的写人记事中，可以充分欣赏到各种文学描写手法。如细腻的外貌描写：“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相如死渴》）鲜明的对比手法：“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文章迟速》）精致的细节刻画：“复猎于冥山之阳，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退而更射，镞破竿折而石不伤。”（《金石感偏》）精彩的行动与对话描写：“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闻〈诗〉解颐》）以及传神的性格描写：“敬曰：‘敬本衣帛，则衣帛见。敬本衣旃，则衣旃见。今舍旃褐，假鲜华，是矫常也。’不敢脱羊裘，而衣旃衣以见高祖。”（《娄敬不易旃衣》）饱含文学色彩的描写，令《西京杂记》充满了浓厚的文学魅力。

五、《西京杂记》的版本与译注

关于《西京杂记》的版本，葛洪跋语中称为二卷。著录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其于史部旧事类著录为二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杂传类，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史部故事类和地理类，二卷。宋《郡斋读书志》归于杂史类，二卷。宋《直斋书录解题》列于传记类，六卷。分为六卷或为宋人重新编次。《宋史·艺文志》著录于传记类，六卷。《钦定四库全书》著录为子部小说家类一（杂事之属），六卷。清卢文弨《抱经堂丛书》著录为二卷。此后版本多为六卷，如《秦汉图记》本，程荣《汉魏丛书》本，商濬《稗海》本，毛晋《津逮秘书》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吴琯《古今逸史》本，以及《四部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现今所能见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子（1552）的孔天胤刊本。今日通行的《西京杂记》皆为六卷本。

本书以中华书局1985年版《西京杂记》为底本（中华书局版为罗根泽点校本，以明程荣校《汉魏丛书》为底本，参校孔天胤刊本、《历代小史》《龙威秘书》《古今逸史》《稗海》《津逮秘书》《抱经堂丛书》《学津讨原》诸本），并参考其他通行版本。个别字词与其他版本不同，则依通行版本径改。各本之间如有脱字、异文等，亦比较后择善而改。原先流行版本中并无小标题，自卢文弨本增加了标题目录，既概括了内容又方便检索，效果颇佳。本书亦依卢本标题，只参考通行本做少量更改以期更符合文意，并于小标题前加序数排列，更便于查找阅读。

为让读者对汉代社会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本书译注重点放在深入具体地解析原文，注释学科术语、典章、典故、名物等文化常识性内容以及历史、人物、事件等，尤其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名物、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内容，力求释义详、释有据，充分利用古代典籍、今人著论的研究成果和考古成果以探本究源，详述来龙去脉。关注资料对比，原文所述内容与《史记》《汉书》或其他典籍的异同处，亦详加说明。所有资料皆引原文，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意。词句的不同解释与说法亦选择引用列举，尊重古今学者研究论断，以求释义完整全面。

此外，在注释时，准确标注释义的来源出处，区分词义的不同解释。对生僻词语、常见字的特殊读音以及多音字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汉语大词典》《辞海》标注汉语拼音。译文以直译为主，追求语言通俗流畅，可读性强。

译注过程中参考了刘庆柱等专家的研究成果，因体例所限，只随文注明出处，在此深致感谢。笔者力争译注准确严谨，但学力有限，恐仍失之疏漏，诚盼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