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庄子》底本可能是用楚文字写成
此章及下章的大体内容在笔者与李若楠合撰的《从文字学角度论〈庄子〉文本的楚文字特质》(1)中有所涉及，后笔者重研楚文字，复补充一些内容。该章为后面所有论述之基础，故不避重复，于此重为论说。
以往讨论《庄子》思想的源头，大约有楚文化、宋文化、齐文化三种说法。宋文化的特点不好概括，但和楚文化同本于殷商文化，可以一并论之。宋、楚文化受巫术影响较大，所以有着文辞诡谲的特点，屈原的赋作及《庄子》都有此特点。至于齐文化，是因为《庄子》里面涉及方术思想，这点在楚文化中的特点不明显，而在齐文化中比较突出。无论哪种说法，均以主观猜测为主，缺乏直接的、有效的证据。按照这些推测，笔者也可以说《庄子》是受周文化的影响，《周礼》有司巫，《齐物论》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2)《天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则可据此言《庄子》思想根植于儒家，而文风则受巫术之影响。又如燕赵方术之士和齐国方术之士同为彰显，而《说剑》一篇记载庄子见赵惠文王，则可以推论庄子在后期去了赵国，受到了赵国方术的影响，因此里面有此方面之内容。提出观点甚为容易，寻找证据论证观点也甚为容易，只要论证，总有言之成理之处。但此类观点，缺乏真实可靠的证据，并不足以说服读者。任何论证，必须有直接的证据，至于其他推测出来的内容，只能作为辅助的证据。只有辅助证据，缺乏直接证据，此观点则不足以成立，也就无法令人信服。
直接的证据如何去找？如果没有直接出土文本，笔者认为唯一的方式就是借助已有的出土材料，从文字学角度去推测现传典籍的文本状况。笔者旧做《荀子》之时，(3)即发现今传《荀子》和楚文字密切相关，比如《乐论》：“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鼗柷拊鞷椌楬似万物。”(4)其中的“鞷”字显然是乐器，但古籍中却没有记载。日本的一些版本作“
”，上从高，同样不见典籍记载。笔者以为：
鞷，疑当是“
”之形讹，《说文》：“，古文墉。”然审之古文字，“”盖“庸”之借，不必仅为“墉”也。上博简《从政》篇“从政
五德”“行不倦”，《内礼》“然后奉之中”，“”皆读为“庸”，“”又有从丬（见《包山楚简·二》）、从忄（见《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从土（见《郭店楚简·六德》）、从月（见《上博简·弟子问》）、从纟（见《上博简·曹沫之阵》）者，读为“庸”无不可也。庸者，镛也，《说文》：“大钟谓之镛。”字或假“庸”为之，《诗经·商颂·那》：“庸鼓有
。”《毛传》：“大钟曰庸。”《逸周书·世俘》：“王定奏庸，大享三终。”(5)
“
”应该是《荀子》的原貌，后来传写成“
”，后来又传写成“鞷”，从文字讹变的角度来推测，日本作“”的版本应该比大陆所传《荀子》的版本都要早。(6)又如《大略》篇：“雨小，汉故潜。夫尽小者大，积微者著，德至者色泽洽，行尽而声问远，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于外。”(7)首句的“雨小，汉故潜”历来没有完美的解释，如杨倞注：“未详。或曰：《尔雅》云：‘汉为潜。’李巡曰：‘汉水溢流为潜。’今云‘雨小汉，故潜’，言汉者本因雨小水滥觞而成，至其盛也乃溢为潜矣。言自小至大者也。”俞樾说：“‘汉’字，疑衍文。雨小故潜者，《尔雅·释言》曰：‘潜，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刘师培曰：“汉，当作‘暵’。《说文》：‘暵，干也。’……雨小汉故潜，言雨虽甚小，而炎蒸之气则固因之而伏灭，所以喻小德未尝无裨也。”(8)这些解释都不甚惬。根据下文的“尽小者大，积微者著”，是言事物通过质变慢慢地引起量变，讲的是积累的过程。笔者以为：
“汉”当读作“渐”，上博简三《周易·渐》卦之“渐”字皆书作“
”，隶定作“
”，此文“汉（漢）”字即“”之省也（抑或是本作“”，后人不知为“渐”之借，而妄删右“斤”字）。《周易·渐》卦正义：“渐者，不速之名。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渐者，谓物之成长，虽缓而不断也。《管子·明法》：“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汉书·贾谊传》：“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皆此义。潜，入地深也。此处云“雨小渐故潜”者，言雨小而不断，故其浸润土地能深入也。(9)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潜”是润地深之义，雨下得小且怎么样才能浸入地下很深？根据常理，结合上下文，应该是说雨小但持续时间长。既明字之含义，复思考有哪些字既有时间长的意思又和“汉”字字形或读音相近即可。以上两处问题，私以为笔者的解释较以往之说更为合理。既然这均是楚文字才有的特点，那么今存的《荀子》是不是用楚文字写成的？《史记·荀卿列传》记载：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10)
荀子晚年住在兰陵，授学兰陵，老死兰陵，此段时间的著述当是用楚文字写成的，其书中有楚文字的特点也就不足为怪。进而推测，《荀子》一书是否有赵文字特点？是否有齐文字特点？如果有，我们即可进一步推论《荀子》书中哪篇是在赵时写的，哪篇是在齐时写的，哪篇是在楚时写的，这样《荀子》篇章的时间顺序也就一步一步推测出来，对于其文本将有更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由于校《荀子》时学识尚浅，用楚文字解决的问题有限，其他文字也没有涉及，并没有形成系统，后来也就没有继续去讨论相关的问题。
在作《庄子》的时候，受《荀子》的启发，对出土文献开始重视起来。先是熟读《庄子》，复将所有的出土文献几乎读了一遍（不止是与楚文字有关的文献，与秦文字、汉文字有关的也读了一遍），根据文字的特征，还原到《庄子》文本上来，以期能解决《庄子》中的某些问题。
因为本章和下章证据上有重合，所以关于《庄子》和楚文字的关系，笔者仅举三例以为证。
第一例：《天地》篇：“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关于“恒”字，多解释成“恒常不变”的意思。如郭象注：“此皆尽当时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成玄英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门，前荷其德，后遭其弊，既乖淳古，所以无恒。”还有的解释为“竟”，马叙伦曰：“‘恒’为‘
’省，《说文》曰：‘，竟也。’”(11)笔者以为：
“恒”读作“极”。《大宗师》：“若人之形者，万化之未始有极也。”《田子方》：“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史记·贾谊〈
鸟赋〉》：“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淮南子·道应》：“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抮，而未始有极。”与此句法、文义皆同。“恒”读作“极”者，“恒”“极”二字上古音声母相近，韵部阴阳对转，故可假也。楚文字中“极”字多书作“
”(12)，《老子》“极”字，郭店简多书作“”。《诗经·魏风·园有桃》：“谓我士也罔极。”《唐风·鸨羽》：“曷其有极。”两“极”字，安大简亦书作“”。“”即《说文》“恒”字古文。(13)
楚文字中“恒”“极”均书作“
”，已是古文字学家的共识；至于是音近相假还是形近互用，目前则尚有争论。但无论哪种情况，此文的“恒”必然是保留了原初的形式。相同的问题还见于《大宗师》：“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笔者认为此处的“恒”也应读作“极”，《天道》篇：“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则阳》篇：“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三处“极物”相同，均是“尽物”之义。(14)
第二例：《庄子·山木》末记载：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
关于第一句，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樊’或作‘埜’。埜，古‘野’字。”(15)笔者旧未有疑，以为作“樊”作“埜”皆可通，二字形近，难以确定本字为何。2019年安大简《诗经》(16)公布之后，笔者方觉得两个字都是误字：
下“虞人逐而谇之”，《吕氏春秋·慎小》：“鸿集于囿，虞人以告。”高注：“畜禽兽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囿之官也。”《孟子·滕文公下》赵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虞人乃掌管泽薮者，为人所掌，则不得谓之“野”；泽薮无藩篱，则解作“藩篱”亦不通；园乃植菜蔬者，与泽薮亦不同，则解作“园”亦恐非。吾疑“樊”“野”并当“苑”之形讹，《诗经·小戎》：“蒙伐有苑。”安大简《诗经》作“龙
有
”，整理者曰：“‘
’，‘夗’之初文省形。”（安大简《蒹葭》“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之“宛”亦作“”，上博简《孔子诗论》《小宛》之“宛”作“
”。）“樊”“野（埜）”“”三字形近也。
庄子游玩的地方，既然有虞人，则当是朝廷专门派人管理的地方；而朝廷专门掌管的地方，古籍中称作“苑”“囿”“苑囿”，既不能称作“樊”，也不能称作“野（埜）”，两个字显然都是“
”之形讹。
第三例：《天下》篇：“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教则不至”一句，《释文》云：“不至，一本作‘不王’。”(17)马叙伦曰：“至，古文作‘
’，烂脱成‘王’也。”(18)认为作“王”字非。谭戒甫曰：“不王，借为‘不往’。《诗·大雅·板》篇：‘及尔出王。’毛传：‘王，往也。’即其证。”(19)谭氏从“王”字作解，可见认为作“王”是正确的。笔者以为“至”“王”二字均误：
“遍”与“无遗”义同，此处“至”亦当同。“至”“王”当并为“
”之形讹，“”读作“广”，楚文字多以“”为“广”也，《老子》：“广德若不足。”郭店楚简《老子》乙本“广”作“”。《诗经·汉广》，上博简一《孔子诗论》作“汉
”。上博简二《容成氏》：“济于川。”川即广川也。并其证。“广”“遍”义近。
以往的注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无遗”承“遍”“至”二字而来，“遍”和“无遗”的意思相同，“至（王）”也应该与“遍”“无遗”的意思相同。而作“至”作“王”意思上均难与“遍”“无遗”联系在一起。只有作“广”，才说得通。
除了此文的三个例子，下面第二章还有大量的例证，基本可以证明《庄子》一书和楚文字有密切的关系。之所以说“基本可以”，而不说“肯定可以”，是因为战国文字，只有楚文字、秦文字比较系统，而其他国家的文字没有大批量地发现，很难确定其他国家的文字是否也具有此种特征。比如《在宥》篇“地气郁结”，《释文》曰：“郁结，如字，崔本作‘绾’，音结。”(20)吴承仕曰：“崔本作‘绾’者，‘郁’‘绾’双声，‘绾’‘结’义同。《史记·高祖纪》：‘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苏林曰：‘“绾”音“以绳绾结物”之“绾”。’是也。然‘绾’字不得音‘结’，疑《释文》以‘结’训‘绾’，今作‘音结’者，传写之讹。”(21)王叔岷曰：“《释文》‘音结’，‘音’字疑衍。盖‘郁结’，崔本作‘绾结’也。”(22)吴氏认为作“绾”作“结”是版本的不同，王氏认为“绾”是“郁”的讹字，两人又都怀疑今本《释文》有问题。显然“绾”字不可能音“结”，笔者以为：
吾疑崔本本作“
”（“”为“结”汉隶俗书，见《侯马盟书》），因误作“绾”耳。
崔本本来作“
”，即“结”之别体，所以说“音结”。后人不知，误抄作“绾”，所以“音结”便无着落了。从字形上讲，笔者之解释当更合于实际。然《侯马盟书》属于晋文字，而楚文字“结”字同秦文字，不容易形讹，则崔本所依据的可能是晋文字。
又如《则阳》篇“而以匹夫从仇”，笔者以为：
从雠，成疏云“报雠”，然“从”无此义。疑“从”当作“复”，“从”字从辵从从，楚文字“复”字从辵从复。“复”字或作“
”，许慎以为从勹复声，恐非。“勹”音包，亦声符也，《侯马盟书》“腹”字繁体即加勹为之，是其证。“勹”字古书作“
”，与“人”字相近。疑《庄子》旧书“复”从勹声，后人误定作“从”字。复雠即报雠，“复”“报”音同。
是用楚文字、晋文字同时证明。鉴于其他文字不成体系，本着审慎的态度，笔者只能得出“可能是用楚文字写成”的结论。但不管哪国文字，和汉文字有着明显的不同，是先秦文字才有的现象。故即使不是楚文字独有的特征，也不影响下章《庄子》成书年代的判断。
(1) 李若楠、魏代富．从文字学角度论《庄子》文本的楚文字特质［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9（5）．
(2) 本书引《庄子》及郭象注，均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北宋南宋合璧本为底本；本书引成玄英疏，均以《古逸丛书》影光绪十年甲申遵义黎氏覆宋本为底本。下不一一标注。
(3) 该书是在董治安先生、郑杰文老师《荀子汇校汇注》基础上增加的，原书收入《齐文化丛书》，由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后来郑老师言及此书在出版之时，由于字数太多，编辑让删除了一些内容，底稿本来保留在家中，但数次搬家，也几乎遗失殆尽。故郑老师希望笔者能补充些近现代以及境外的研究成果，重新出版。笔者应允之后，除了补充他人的研究成果，也对《荀子》进行了新的校勘和训诂，后由凤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收入《子海精华编》。
(4)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042．
(5)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062．
(6) 不止做《荀子》的时候笔者发现日本《荀子》版本要早于大陆所传《荀子》版本，即使日本所传《庄子》版本也要早于大陆所传《庄子》版本，而《荀子》《庄子》今皆有南宋完本存世，那么日本的《荀子》《庄子》版本当是早于南宋本的。笔者因而怀疑唐代二书传入日本后，日本学者此后的研究即本于唐本，受大陆版本影响较小，故较多地保留了古貌。
(7)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390．
(8) 杨倞、俞樾、刘师培之说皆转引自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395—1396页。
(9)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396．
(10)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8．
(11) 马叙伦．庄子义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卷十二．徐仁甫解释与马叙伦同。参见徐仁甫《诸子辨正·〈庄子〉辨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8—79页。朱青长则认为：“恒，在《易》下经之次卦，下经以《咸》为生，以《恒》为教。恒，即诚也。行之百万年而不紊其轨，故曰‘恒’。”参见朱青长《庄子解》，民国六年石印本：卷二。解释为“诚”，实际仍然用的“恒常不变”之义。
(12) 楚文字中“恒”读作“极”之例，详参裘锡圭《是“恒先”还是“极先”》一文，见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二〇〇七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论文集》，又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2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id=806。
(13) 凡该书引笔者论《庄子》之文，皆出《庄子校注评汇考》，是书本当于2020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先于本书出版，故其引笔者论语，无法标注文献出处。下同，不一一标注。
(14) 《大宗师》：“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之未始有极也。”“恒”“极”同在一处，《庄子》文本的早期书写形式必然两字一致，但后面的“极”已用正字，前面的“恒”却保留了原初形态，说明后世的整理者尚知道楚文字中“恒”有读作“极”的情况，但没有全篇的统筹观念，故对假字的改造并不完备。
(15)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87．
(16)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M］．上海：中西书局，2019．
(17)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404．
(18) 马叙伦．庄子义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卷三十三．
(19) 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M］．汉口：华中日报社，1935．
(20)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77．
(21) 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8．
(22) 王叔岷．庄子校诠［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