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古鈔、古活字《周易》經注本研究[1]
顧永新
提要：《周易》至遲在奈良時代已傳入日本，日系古鈔本、古活字本的主流文本類型是經注本。本文以敦煌唐寫本和宋元刻本《周易》經注本爲參照系，通過文本校勘，力求還原日系經注本的歷時性演進過程，進而構擬源流系統。日系經注本系統内部雖然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但總體而言，古鈔本和古活字本之間的差異性還是更爲顯見、更爲主要的，二者産生的時代雖有先後，但相互之間並無明顯的承繼關係，各自的主要文本來源也都是不同的。古鈔本儘管淵源有自，傳承有緒，主體沿襲博士家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唐寫本，但它在文本流傳和遞嬗過程中參照、參酌、參校宋刻本，也是可以肯定的。古活字本的主要文本來源是宋元刻本，並非古鈔本，雖然或多或少地保留著系統内部的封閉性特徵。科學地認知並釐清日系古鈔本和古活字本的源流系統，對於《周易》版本及日本書誌學的研究，乃至《周易》文本從寫本時代到刻本時代遞嬗的規律的探求都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周易》；經注本；古鈔本；古活字本
誠如王國維先生所云，六朝以降群經行世者只有經注本而無單經本[2]，《周易》亦然（魏王弼、晉韓康伯注九卷，王弼《周易略例》一卷），這從敦煌寫本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周易正義》所釋經注文本及開成石經所從出之底本等均可以得到證實。《周易》至遲在奈良時代已傳入日本，718年編成、757年施行的《養老令·學令》襲用唐制[3]，既已明確規定《周易》“教授正業”爲鄭玄注和王弼注。平安時代宇多天皇（867—931）《周易抄》所據底本即經注本[4]。日系古鈔本、古活字本《周易》的主流文本類型也是經注本（古鈔本另有單疏本）。本文擬以唐寫本和宋元刻本《周易》經注本爲參照系，根據經眼古鈔本、古活字本及中日相關文獻資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通過文本校勘，以期還原日系經注本的歷時性演進過程，進而探求古鈔本與古活字本之間及其與敦煌寫本、宋元刻本之間的關係，構擬整個日系《周易》經注本的源流系統。
一、敦煌寫本與宋元刻本
敦煌寫本《周易》有經注本和單疏本兩種文本類型[5]，其中以經注本爲大宗，法藏、英藏、俄藏敦煌文獻皆有唐代寫卷《周易》經注本。經許建平先生綴合、整理，以寫卷爲單位，舉凡有八，分别爲：1.坤、屯、蒙、需四卦；2.需、訟、師、比、小畜、履六卦；3.噬嗑、賁、剥、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十卦；4.咸、恒二卦；5.家人、睽二卦；6.解、損、益三卦；7.益、夬二卦；8.兑、涣、節、中孚、小過、既濟六卦[6]。凡涉及三十三卦（需、益二卦兩寫卷有重合）。敦煌本卷次當與通行刻本系統經注本相同，如伯二五三○離卦末尾題“周易卷苐三”，宋刻本同（苐作第）；斯六一六二咸卦前大題“周易卷苐四”，宋刻本題作“周易下經咸傳第四”；伯二五三二益卦末尾題“周易苐四”，伯三六四○尾題作“周易下經卷苐四”，宋刻本作“周易卷第四”；伯三六四○夬卦前大題“周易卷弟五”，宋刻本題作“周易下經夬傳第五”。可見，敦煌本卷次分合、内容構成與刻本系統並無不同，只是卷首題名和卷末尾題或繁簡不一，或不够整飭、規律。而且，這種卷次分合最晚從《經典釋文》所據底本已然，歷經唐宋，相沿不改，可推知六朝以降經注本卷次迄無變化，十分穩定。不過敦煌本止有上、下經（六十四卦），未見卷七、八《繫辭》、卷九《説卦》《序卦》《雜卦》和卷十《略例》，所以無法確知其爲僅有王弼注上、下經的六卷本還是包含《繫辭》以下《易傳》和《略例》的十卷本。敦煌本行款亦與宋刻本相同，每卦自爲起訖，首卦形、卦名提行，經、傳文大字單行，注文小字雙行，經傳、注文皆連寫，不另提行。
五代以降，儒家經典進入刻本時代，五代國子監歷經四朝二十餘年刊行“監本九經”（經注本），是爲後世刻本不祧之祖，北宋監本據之翻刻，爲宋代經注本刊行之始，以下官私刻本、坊刻本枝分葉散，不絶如縷。今存宋、元時期刊行的《周易》經注本均爲十卷本（王弼、韓康伯注九卷附《略例》一卷），凡五部：
1.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季振宜舊藏南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遞修本[7]，存卷一至六，卷七至十配清影宋鈔本，以下簡稱撫本。
2.國圖藏清宫天禄琳琅舊藏宋刻本（首半葉缺，抄配），以下簡稱天禄本。
3.國圖藏鐵琴銅劍樓舊藏南宋初建陽坊刻本，以下簡稱建本。
4.臺灣“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藏南宋建刻本《纂圖互注周易》，以下簡稱纂圖互注本。這是今存唯一的一部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
5.國圖藏涵芬樓舊藏元相臺岳氏荆谿家塾刻本，以下簡稱岳本。
相對於寫本而言，《周易》經注本進入刻本時代之後，文本已趨穩定，所以上述宋元刻本異文並不多見，當然也還是存在著異文的（詳參下文異文一覽表）。總體而言，撫本、天禄本、纂圖互注本、岳本屬於同一系統（其中天禄本較爲特殊），建本明顯地表現出特異性，可以視作另外一個系統。
二、日系古鈔本
日系古鈔《周易》經注本，江户時代中期享保中山井鼎（1690—1728）《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以下簡稱《考文》）即據以參校，稱之爲“古本”。《考文》卷首《凡例》有曰：
有曰“古本”者，亦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周易》三通，各三本，《略例》一通……皆此方古博士家所傳也。所以識者，其《禮記》書尾猶存永和年中清原良賢句讀、舊跋。又活字板《禮記》，其和訓用朱點别有一法，非復今時專用假名者比，皆古博士家所授受者。而每卷末有落款之可徵焉，蓋亦儼然古時物也。而凡古本，其經文、注文皆與宋板、明板頗有異同，助字甚夥，而其體例不一者，間或有之，豈亦展轉書寫之所輸歟？……《周易》王弼注與《略例》别行，凡如此之類，皆唐以前所傳者亦無疑也。[8]
可見，山井鼎認定古本爲日本明經博士家世代相傳，淵源自唐以前寫本。又據《考文·周易》卷首“謹按”，山井氏據以參校的古本“三通皆寫本也，二通上下經、《彖》《象》《文言》耳，一通逸夬至未濟，又别有《略例》一本”。三通古本“各有出入”，“本是一種類本，展轉致有異也”，至於“孰爲元本，爲不可擇焉爾”。
古鈔《周易》經注本按體式分，可分爲單純的經注本、經注附《釋文》本和纂圖互注本（《經籍訪古志》著録本和東洋文庫藏古鈔本，説詳下文）；按卷帙分，可分爲十卷本（上、下經加《繫辭》《説卦》《序卦》《雜卦》附《略例》）和六卷本（上、下經）兩個系統。近藤守重（1771—1829）以爲“凡皇朝古鈔本清家傳本，今存者皆上、下經王注六卷本。《隋志》王注六卷、《略例》一卷，韓注别行，則其本傳來的狀態歟？”[9]知其未嘗得見十卷本。森立之（1807—1885）、澁江全善（1804—1858）《經籍訪古志》卷一經部上著録明應（求古樓舊藏）、永正（求古樓舊藏，今藏臺北故宫）、大永享禄間（求古樓舊藏，今藏臺北故宫？）、天正（小島氏寶素堂舊藏）、慶長元和間（曲直瀨氏懷仙樓舊藏，今藏臺北故宫）鈔六卷本，舊鈔卷子改摺本（福井氏崇蘭館舊藏，亡佚？）、大永三年（崇蘭館舊藏，亡佚？）、文明明應間（增島氏竹蔭書屋舊藏）、明應文龜間（求古樓舊藏）、元龜天正間（昌平學舊藏）鈔十卷本[10]。可知古來傳本實則兼有六卷本和十卷本。不過近藤氏以爲六卷本實乃經注本的原始面貌，中國學者或以爲然。楊守敬光緒十八年（1892）曾影鈔室町古鈔《周易》經注本六卷，手書題記即指出“日本古鈔《周易》多祗王弼注六卷，彼國人稱爲六朝之遺”[11]。張鈞衡《適園藏書志》著録其書，並附校記，解題亦認同六卷本是《周易》經注本舊第説，“固《易經》之首出六朝之遺書也”[12]。據阿部隆一先生統計，日本今存古鈔《周易》經注本凡27通，十卷本8通，六卷本19通。就時代而言，僅有一通爲鐮倉寫（六卷本，卷二、六補寫），田中穰藏；餘者皆屬室町直至近世，有明確紀年且時間較早者，十卷本有永德四年（1384）寫，“弘長、文永、正中等奥書清家本”（存卷七至十）；六卷本有永禄七年（1564）林宗二寫，“永正六年（1509）清原宣賢識語本”；元龜三年（1572）、文禄二年（1593）、慶長十四年（1609）寫等[13]。本文據以參校的古鈔本計有六通，臚述如下：
（一）林家本
國立公文書館藏林羅山舊藏室町寫本《周易》九卷、《略例》一卷，五册。此本係林羅山六十五歲時傳授其孫梅洞（春信）“五經舊版本”之一[14]，即前揭《經籍訪古志》所著録之元龜天正間鈔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本卷十爲《略例》，卷首題“纂圖互註周易略例序”，次行低五字署“唐四門助教邢璹（空二字）注”，序後提行題“周易略例第十”，因爲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刊行始於南宋，故可推知林家本《略例》淵源自宋本。四周單邊（21.3×14.5cm），有界，每半葉八行，經文大字，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第一册首鈐羅山藏印“江雲渭樹”及春信藏印“勉亭”，每册首有“林氏藏書”“昌平坂學問所”“大學藏書”“書籍館印”“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印記，每册尾有“羅山”（第五册缺）、“日本政府圖書”印記。
（二）足利本[15]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藏室町後期寫本《周易》九卷、《略例》一卷，五册。此本即山井氏《考文》據以參校之三通古本之一。四周單邊（19.7×13.3cm），有界，每半葉七行，經文大字，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每卷末尾題下多記經注字數。卷十亦爲《略例》，卷首題“纂圖互註周易略例序/唐四門助教邢璹注”，序後提行題“周易略例第十”，當亦源出宋本。表紙使用永享九年（1437）舊刊日曆殘葉。每册首題“足利學校公用”，尾題“足利學校常住”“下野州足利庄學校常住”或“易學之徒寄進”“易學之徒置之”。
（三）清家本
京都大學清家文庫藏室町鈔本《周易》王注六卷，二册。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八行，經文大字，行十四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鈐“天師明經儒”“宣條”“宣光之印”等印記，知其乃伏原家傳來本。上册裏表紙有“天子明經博士船橋家國賢秀賢御真跡”貼紙，據稱係清原國賢、秀賢（1575—1614）抄寫。日系古鈔《周易》經注本多不附《釋文》，此本卻是經注附《釋文》本（《釋文》和注文以○間隔，被釋字以朱筆圈之）。
（四）國會本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古鈔本《周易》王注六卷（缺卷三噬嗑至離卦），大五册，書衣墨筆題簽“洗心經”。四周單邊（20.0×15.0cm），有界，每半葉六行，經文大字，行十五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據高橋智先生所作解題，書寫年代是室町中期至後期，屬於古鈔本中年代較早者。
（五）早大本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古鈔本《周易》王注六卷，鈔寫時代不詳，二册。每半葉七行，經文大字，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字數同。卷末尾題下或有經、注文字數（或另記用紙張數）。卷首目録，次迻録孔穎達《正義》、朱熹《本義》及董楷《傳義附録》所引朱子語録，次迻録“纂圖互註周易上經乾傳第一”首葉（題名及所附《釋文》題解），悉同前揭央圖所藏纂圖互注本卷端（注作注同）。
（六）楊氏本
央圖藏楊守敬影鈔古鈔本《周易》王注六卷，三册，卷首有光緒壬辰（十八年）秋七月楊守敬手書題記。每半葉九行，經文大字，行十七字（五、六兩卷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每卷末尾題下記經注字數（卷二、三未記）。書中“貞”字缺末筆。鈐有“星吾海外訪得祕笈”等印記。楊氏影鈔之底本今藏臺北故宫，狩谷棭齋舊藏，即《經籍訪古志》所著録之求古樓舊藏永正間鈔本[16]。據楊氏題記，原本“欄外層格節抄《正義》、朱子《本義》，又纂圖互注，其體式與森立之《訪古志》所載永正間鈔本一一相符，顧未見抄寫年月。然其書前四卷與後二卷筆法迥不相同，其爲原補配本無疑。或抄寫年月原在書衣，而重裝時去之也。《訪古志》又稱此本爲求古樓藏，而亦無狩谷棭齋印，此則由棭齋收藏絶富，往往有未鈐印者。立之蓋從求古樓架上親見之，而著于録也”[17]。
上述諸本（十卷本二通，六卷本四通）卷次分合及内容構成悉同前揭《釋文》所據底本和敦煌本（卷末尾題間有不同，但僅爲增減字數，詳略少異耳），與宋元刻本亦並無不同。因此，從總體上看，古鈔《周易》經注本與唐前及唐寫本、宋元刻本源一而流别，並無根本性的差異。
三、日系古活字本
十六世紀末，朝鮮活字印刷術傳入日本，並得到官方重視和廣泛應用，以刊佈典籍文獻，發展文教事業，一直到十七世紀前葉，是日本活字印刷的黄金時期。於是先後有後陽成天皇“慶長敕版”、後水尾天皇“元和敕版”和幕府將軍德川家康“伏見版”“駿河版”（官版），以及後來的比叡山、高野山寺院版和私家版等。至於古活字本經書印行的學術背景，當如高橋智先生所云，朱子學的流行使傳統的注疏之學發生了變化，“博士家覺察到傳統的更新期即將到來就考慮把存有秘本的文本全部都向世人公開”，换言之，“古活字版的價值可以説是在於它是當時學問的精華達到極致的東西吧”[18]。
日系古活字本《周易》基本上都是經注本（僅有一種是單經本）。《考文》用以參校的經注本除古鈔本外即古活字本，謂之“足利本”，卷首《凡例》曰：“有曰‘足利本’者，亦本學所印行活字板也。細翫其本，後人櫽栝古本者。”《考文·周易》卷首“謹按”：“本足利學所刊活字板，而今所藏諸本是其元本也。”《考文·論語》卷首“謹按”：“‘足利本’者，原櫽栝古本而所印行也，校之古本、注疏本，文多詳略，字有異同。”山井氏認爲古活字本源出古鈔本，乃足利學所印行[19]。其説非是。吉田篁墩（1745—1798）《活版經籍考》著録《周易》王、韓注十卷：“凡三通，一通洛京舊印本，一通出處未知本，一通下總州正運刊本。右三本俱附《略例》及邢璹注。舊本卷末有經注字數，餘二通無之。重案：三本皆闕宋諱，蓋本宋刻者。”[20]他認爲世人所謂“足利本”，當時足利學校猶有存藏，就是“洛京舊印本”[21]。近藤守重則已明確指出世人以活字本爲足利本非是[22]，並且還明確釐析出活字本《周易》十卷本（附《略例》）和六卷本兩個系統，六卷本即慶長十年（1605）四月伏見版活字本[23]，十卷本“凡三通”云云，悉同吉田説，知其本諸吉田。原注云：
吉安《儲藏志》又云：覆刻活版本《周易》十卷，元文中覆刻洛京舊活版本者，其原則影覆北宋本也。經注文字與明刻諸本頗有異同，其中大異者，《説卦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注一段，明刻《正義》本所無，檢别種活版本皆具之，則知北宋本都如此，今本脱落無疑。又舊版《周易》十卷，小字本，寬永中刻板，或云覆雕足利學活版本者，未詳果然否？宋本之遺裔也。[24]
近藤提及兩種據古活字本覆雕的刻本（寬永本和元文本），據長澤規矩也先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著録，“寬永刊（覆古活），返送縱”，又一本“寬永七印，中野市右衛門”。此外，另有寬延四年（京、風月莊左衛門等）、寶曆八年（前川六左衛門、須原屋茂兵衛）刊本等[25]，但未著録元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近藤追溯古活字本的源頭至北宋刻本，以爲“其原則影覆北宋本”。和田萬吉先生（1865—1934）曾對古活字本進行了全面梳理，分别著録慶長官版（伏見版）、慶長坊間版（正運刊）以及與正運刊活字本卷次、版式、行款全同的寬永中葉刊活字本[26]。川瀨一馬先生（1906—1999）昭和八年（1933）所作《〈活版經籍考〉解説並補正》，更加明晰地把古活字本分爲慶長十年伏見版（承兑跋）、上總住正運刊本（涸轍子祖博跋）和慶長中京洛刊行的無刊記本[27]。後又在《古活字版之研究》中進行全面總結，慶長活字本《周易》分爲四種，除前揭三種外，另有無注本（雙邊，有界，七行十七字。秋田縣立圖書館藏根本通明舊藏本，五經無注本十册之一）[28]。值得注意的是，吉田和近藤所謂“洛京舊印本”印行時代不明，川瀨則逕稱爲“慶長中京洛刊行的無刊記本”[29]或“慶長中刊無刊記本”[30]，明確認定了刊行時間。在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基礎之上，我們認爲古活字《周易》經注本實爲四種，即伏見版、正運刊本、慶長無刊記本和寬永無刊記本，臚述如下：
（一）伏見版活字本
慶長四年至十一年（1599—1606），德川家康命釋閑室在京都伏見主持製作十萬木活字，刊印漢、和典籍，故稱“伏見版”；慶長六年又在伏見建円光寺，故又稱“円光寺版”。釋閑室（1548—1612），名元佶，一名三要，室町末至江户初臨濟宗寺院開山；學兼内外，曾爲足利學校第九世庠主。伏見版之一即《周易》經注本六卷（王注上、下經），慶長十年四月印行。京都大學清家文庫有藏，原本三册，改裝爲一册（以下簡稱伏見版活字本）。鈐“天師明經儒”“宣條之章”等印記，知其乃伏原家傳來本。有界，每半葉八行，經文大字，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字數同。四周雙邊（21.5×16cm），版心大黑口，上下花魚尾，記“周易”，附記卷次、葉次。“貞”字缺筆。據和田先生調查，伏見版活字本經傳文大字方凡三分五釐，注文小字豎凡二分五釐[31]。書後有承兑跋，其文略曰：
……如閑室大禪師者，壯歲入東關，讀四書六經而品論之，講説之。既稱學校者，有年于兹。暮齡到洛陽，傳中峰法要位空門極品，僉曰儒釋兼并也。頃蒙大將軍源家康公鈞命，印行《周易》，其志要弘聖道於萬年，能校正舛差，而加陸德明《音義》于輔嗣注，集而大成者乎？古德曰：“鷲嶺拈華，伏羲初畫；少林面壁，文王重爻。”然則於禪門亦不可不究盡《易》道。予於禪師，其情如骨肉，因需跋其後，不獲堅辭，漫書焉也。慶長十年星集乙巳孟夏初五日鹿苑西笑承兑。
西笑承兑（1548—1607）爲室町末至江户初臨濟宗僧人，號稱“相國寺承兑”，爲閑室摯友[32]。跋文主要講述閑室的經歷及其受家康之命印行《周易》的經過和意義，特意指出其書校正譌誤並附入《釋文》。據川瀨先生調查，宫内廳書陵部（三册，楓山官庫舊藏）、國會（改裝成二册，市野迷庵舊藏，跋一葉據屋代弘賢藏本補鈔）、東洋文庫（三册）、公文書館（改裝成六册，林氏舊藏）等處亦藏有伏見版活字本。
伏見版活字本附入《釋文》，兼具重言、重意，根據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始見於南宋中期的特質，知其源出宋刻本。如上所述，今傳宋刻《周易》纂圖互注本僅有央圖藏本《纂圖互註周易》，兩相比對，可知此本《釋文》數量及其所出位置與纂圖互注本相同（《釋文》分别附入相應經、注文之下，此本《釋文》與注文以○間隔，而纂圖互注本《釋文》出文以墨圍圈之），内容亦無删省（間有異文，如纂圖互注本出文“不成名”，《音義》“一本作‘不成乎名’”，遵從《釋文》原文，而正文實作“不成乎名”；此本爲求符合正文文字計，出文作“不成乎名”，《音義》“一本作‘不成名’”，與建本相同）。纂圖互注本互注、重言、重意分附相應各句之下（冠以墨圍陰文“互注”等字），而此本無互注，重言、重意歸總置於每一卦之末，每一條起首冠以○，數量和内容亦無删省（次序間有舛誤，如乾卦重言“遯世无悶”條，其下依次爲“君子進德脩業”“亢龍有悔，正位而无輔”“時舍也”“窮之災也”“與時偕行”“而況於人乎”諸條，此本“亢龍有悔，正位而无輔”［正誤止］誤置於“與時偕行”下，“君子進德脩業”次之）。此本所據底本不可考，《經籍訪古志》卷一經部上著録昌平學舊藏南宋槧巾箱本《周易》九卷、《周易略例》一卷，附《釋文》及重言、重意。每卷末不題經注字數。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注小字雙行十八字，四周雙邊[33]。此本蓋已不存於世[34]，當屬於九行巾箱本系統[35]。今傳世九行巾箱本有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藏《周禮》和國會圖書館藏《禮記》《春秋經傳集解》，題名無冠詞，止標經名，不附纂圖，僅有重言而無其他，與《經籍訪古志》著録本不盡相同，只是行款相同而已。纂圖互注本每卷末皆無經注字數，且互注並不局限於乾坤二卦，卷數也絶非六卷，可知伏見版活字本並非完全忠實於底本，當有删省、改造。
《經籍訪古志》著録天正鈔本《纂圖互註周易》六卷，六行十七字，第六卷末有經注字數，餘卷皆缺。“其互注唯乾、坤二卦數見，餘卦罕載，豈亦略去歟？考慶長十年釋閑室奉神祖命校重言重意本《周易》，活字印行，體例與此本同，但無互注。其重言、重意，此本附各句下，而慶長活板則附之每卦之末，稍爲異耳”[36]。東洋文庫藏室町後期至江户初期鈔《纂圖互註周易》殘本（存“上經噬嗑傳第三”一册，包括噬嗑、賁、剥、復、无妄、大畜、頤、大過、習坎、離諸卦），四周單邊（26.0×24.2cm），有界，每半葉六行，行十七至二十字不等。此本與《經籍訪古志》著録本行款略同，且卷末尾題下亦無經注字數，或據天正鈔本鈔出？校之央圖所藏纂圖互注本，古鈔本雖行款不同（題名相同），但所附《釋文》和重言、重意位置及其内容則同，更可直接證明伏見版活字本重言、重意附於每卦之末係經過改造而成，並非原據底本如此。
伏見版活字本雖卷數一仍清家本六卷之舊，但文本基本上因襲自宋刻本。近藤守重即推測其書“以南宋版重言重意本並仿照清家舊式刊刻上下經，又增加陸德明《音義》”[37]。然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原本即附入《釋文》（《周易音義》），近藤説不確，蓋以其未嘗經眼宋刻纂圖互注本之故也。
（二）正運活字本
與伏見版活字本印行同年，又有坊間所刊活字本《周易注》附《略例》十卷五册。京都大學近衛文庫有藏，以下簡稱正運活字本。有界，每半葉七行，經文大字，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四周雙邊（20.5×14cm），版心細黑口，記“周易”二字及卷次、葉次。“貞”“筐”等字缺筆。此本經傳文大字方凡三分乃至三分五釐，注文小字豎凡二分五釐。和田萬吉先生稱其“字樣謹整，植法亦精，感覺書品在同年刊行的官版之上，大概官版所用的是慶長四年製作的活字，此本則自由地使用新製作的活字，因此兩者之間就大致表現出一些不同之處。此本‘貞’字缺筆，蹈襲原本宋版舊式，總之此本是慶長活版本中的上乘之作”[38]。卷末有刊記“関東下総住正運刊焉”，跋云：
予壯歲遊學在東關日，雖希宣尼之三絶，慕劉安之九師，僅闚户牖，不到其奥也。雖然，以所希慕之厚，欲鋟梓以廣其傳，日奄矣。去歲之秋，獲自一而六王氏注之，自七而九韓氏注之，到《略例》之十，唐學士邢璹傳之，又加陸氏之音釋於其注下之唐朝一本，而兼用本朝外史局之善本，而參考訂議，浸暨暮而梓行已成矣。嗚呼！卷中舛謬且待博雅君子而已。庶幾元亨之德日新而無所其終，仁義之道擴充而永行于世矣。慶長乙巳季夏日東下洛涸轍子祖博謹跋。
知其以宋刻經注附《釋文》本和外史局本（清家本）參互校訂而成。涸轍子祖博當與德川幕府儒官林羅山（1583—1657）同時，《林羅山文集》卷三書札《答祖博》當即此人。至於刊行者正運，近藤守重謂“慶長中人，或云僧，或云刻工，皆未詳”[39]。和田先生則掌握了更加全面的信息，“正運姓今關氏，是當時的名工，除此書外，還參與刊行《學庸章句》等。雖然標明‘關東下總’，當爲其出身籍貫，可以明確判斷出他從事刊書工作其實是在京都”[40]。川瀨先生認爲正運本和伏見版當有密切關係[41]。除京大藏本五册外，東北大學圖書館（山科家舊藏，原裝本，五册）、東洋文庫（改裝爲三册）、静嘉堂文庫（竹添光鴻手校本，五册）等處亦有藏。
（三）慶長無刊記活字本
如上所述，吉田篁墩和近藤守重都注意到“洛京舊印本”《周易注》附《略例》十卷五册，具體刊刻年代不明。和田先生把除伏見版活字本和正運活字本之外的第三種活字本（十卷五册）定爲寬永中葉刊行本，與正運活字本版式相同，書品卑下[42]。川瀨先生則把第三種活字本（十卷五册）逕稱作“慶長中刊無刊記本”，著録本有宫内廳書陵部（改裝爲三册，每册首有“讀杜艸堂”印記）、蓬左文庫（五册，有“御本”印記，元和元年買本）、東洋文庫（五册）、静嘉堂文庫（改裝爲三册，亦有“讀杜艸堂”印記）藏本等，與正運活字本使用相同的活字，二者不同之處在於是否由正運等工匠刊行[43]。實際上，吉田、近藤直至和田、川瀨似乎都忽略了第三種活字本並非一本[44]，而是兩種不同的活字本，也就是説，和田和川瀨所指並非同一本，此據和田書所附雲村文庫、南葵文庫和川瀨書所附静嘉堂文庫藏本書影可見一斑。雖然二本版式（四周雙邊）、行款（七行十七字）近似，卷數、册數（十卷五册）相同，但實際上並非同版。雲村文庫、南葵文庫藏本書口爲細黑口，雙黑魚尾；而静嘉堂文庫藏本書口爲大黑口，雙花魚尾。而且，二本所用活字雖較爲相似，但並不相同，如後者“初”字從衤偏旁不誤，但前者誤從礻偏旁；“潛”字，後者作潜，前者作潛；“處”字，後者作
，前者作處。而且還存在著異文，如乾卦卦辭“元亨利貞”，後者不誤，前者亨誤享；九二爻辭注“四則或躍”，後者同，前者或作惑。總之，二者絶非一本，亦非同一批活字所印行。如果和田和川瀨所認定的二本印行時間不誤的話，後者亦爲慶長中刊行，可能與正運活字本使用同一批活字[45]；而前者印行於寬永中葉，係使用不同的活字。
慶長無刊記活字本除前揭川瀨先生所列舉諸本外，尚有京都大學清家文庫藏本，十卷五册（以下簡稱慶長無刊記活字本），與正運活字版行款全同，版式不盡相同（此本爲花魚尾，正運活字本爲黑魚尾），且有異文。四周雙邊（20.2×14.3cm），有界，每半葉七行，經文大字，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46]。版心黑口，記“周易”二字及卷次、葉次。每卷末皆有永正六、七年（1510、1511）清原宣賢識語，卷六末另有永禄七年（1564）林宗二識語，時宣賢已去世十餘年。京大圖書館著録此本爲“宣賢朱墨點”古活字版。宣賢（1475—1550），室町後期儒者，清原博士家的代表學者之一，號稱“中興之祖”，集古注和朱子學之大成。林宗二（1498—1581），字桂室，號方生齋，室町後期商人，民間出身的學者，於宣賢寫本每多傳鈔、過録，傳世者即有數種。問題在於，如果清家本是慶長中刊行，那麽何以會有近百年之前宣賢的識語呢？即便是最晚出現的永禄七年識語也在慶長之前半個世紀。這樣説起來，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宣賢識語非其親筆，乃後人過録到清家本之上的，一是清家本並非慶長中刊行。但是，一般認爲日本活字印刷始於文禄（1592—1596）時期，是在朝鮮傳入的活字印刷術的直接影響下興起的[47]。即便是採用文正十八年（1590）活字印刷術傳入日本的説法[48]，也在宣賢之後近半個世紀。
經與京都大學圖書館清家文庫所藏清原宣賢親筆書寫的《年中行事》《御侍讀次第》《孟子抄》以及天文二、七年校《尚書》、寫刊合綴《春秋經傳集解》的筆跡勘驗，我們認爲清家無刊記活字本的識語並非宣賢手筆。宣賢筆跡易於辨識，間架鬆散，棱角分明，但此本筆跡較爲嚴整、圓潤，絶非出自宣賢之手。卷六末永禄七年識語云：“永禄七年甲子二月七日令遂書寫朱墨之功者也。宗二六十七歲。”由此推測，永禄七年林宗二過録宣賢永正六、七年題識及朱墨點（間有校語），清家本又據林宗二過録本過録。《經籍訪古志》卷一著録崇蘭館舊藏大永三年鈔十卷本，卷一末有“永仁（正）六年（1509）少納言清原朝臣”記、“大永三年（1523）侍從三位清原宣賢”記，及“天師明經儒”“清原”“宣□”等朱印，卷首有朱書“東”字，“則可證此本爲大永清原宣賢所手鈔，最可貴重也”[49]。由此可見，宣賢鈔、校、朱墨點本非止一本，或有成於不同時期、整理方式不同的本子。我們還注意到臺北故宫楊守敬觀海堂舊藏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卷二、四、六分别過録清原宣賢永正六年識語（依次爲四月一日［後附大永三年五月四日題識］、六月三日、八月四日），與清家無刊記活字本所出位置及具體内容互有參差，而卷六末林宗二識語全同[50]，可知楊氏藏本乃另一據林宗二過録本過録者，亦可證實上述推論。
（四）寬永無刊記活字本
如上所述，前揭雲村文庫、南葵文庫藏古活字本當爲寬永中所刊，與之同版的臺北故宫楊氏觀海堂舊藏古活字本《周易注》附《略例》十卷，三册[51]，行款同於正運活字本和慶長無刊記活字本（七行十七字），版式略有不同，版框（四周雙邊）爲20.6×14.3cm，書口爲細黑口，雙黑魚尾。卷一首葉天頭有楊氏手書校記，校以“宋六卷本”和“古本”。鈐“星吾海外訪得祕笈”“宜都楊氏藏書記”“楊守敬印”“飛青閣藏書印”“朱師轍觀”等印記。
四、古鈔本和古活字本的文本來源
前輩學者對日系古鈔本和古活字本的文本來源多有探討。吉田篁墩認爲，古活字《周易》經注本多據北宋本刊行，是“北宋本的嫡嗣”，不僅取其文字，而且形制亦仍其舊，主要證據就是北宋本每卷末原有經注字數[52]。具體地説，古活字本由北宋本轉寫，字畫、行款還保持著北宋本的樣貌和規制，尤其是每卷末所記經幾百幾十字、注幾千幾百字，是北宋本的佐證，所以説古活字本經書很多都是直接根據宋本刊印的[53]。《經籍訪古志》著録六卷本和十卷本兩個系統的古鈔《周易》經注本，對於其文本來源，亦有探討。卷一著録六卷本數通，按語云：
《周易》六卷本，舊鈔尤多，中有二種取源自異，一爲傳鈔李唐本，多存古字；一爲臨寫北宋本，“貞”“恒”等字缺筆。[54]
也就是説，森立之認爲古鈔本的來源有二，一是唐寫本，一是北宋刻本。卷一又著録舊鈔卷子改摺十卷本，“每卷末有經注字數。《略例》無序及注文，與宋槧本不同，其爲李唐傳來舊鈔，蓋不疑矣”[55]；著録大永三年和文明明應間鈔十卷本，“取源於北宋本，卷末有經注字數可以證也。十卷本活字版皆以此爲藍本焉”[56]。此外，還論及古鈔本文本的特點，曰：
至皇國所存古本，原之李唐傳鈔。經文異同，有《七經孟子考文》未及收載，當以訂正今本之誤者甚多。間與陸氏《釋文》所引一本符，且其文字多存六朝俗體，乃徵諸當時碑帖及《干禄字書》，往往而合。[57]
楊守敬對於古鈔本、古活字本的文本來源的考察受到《經籍訪古志》的影響，曰：
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箸《七經孟子考文》者。是書印行於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歷（當作曆，楊氏避清諱改）年間。其原係據其國古鈔本，或去其注末虚字，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也。……或疑其中凡近宋本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仿宋本字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效之，實不盡據宋本，證之余所得諸古鈔本，而後知參合之跡顯然。且《尚書》《禮記》字體非仿宋本者即不缺筆，可以釋然矣。[58]
如上所述，楊氏還曾影鈔狩谷棭齋舊藏、《訪古志》著録古鈔本《周易》六卷，探求其文本來源，“考此本文字，注末亦頗多虚字，其異同亦多與山井鼎所稱‘古本’‘足利本’合，而亦間有與宋本合者。篇中凡遇‘貞’字皆缺筆，《訪古志》稱係從北宋本鈔出，似爲可信，但不知其經文何以與唐石經多出入，其注文與岳刻本又多異？據岳氏言，校梓時甄集凡十餘通互勘，豈少北宋本？而此本遠岳本之處，何以多不從？”[59]他又在《日本訪書志緣起》總結道：“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爲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國所未聞。”[60]值得注意的是，楊氏雖然受到《訪古志》的影響，但他的觀點是立足於獨立研究（兼及《釋文》、唐石經和岳本）的基礎之上的，一是古鈔本、古活字本乃“參合”而成，並非分别出自唐寫本和北宋刻本兩個獨立的源頭，既非盡據宋本，亦非盡據唐寫本；二是古鈔本注末每多虚字，不同於刻本系統；三是古活字本宋諱字缺筆並不能説明據宋本翻刻，只是刻字習慣（摹仿宋本字體）問題。以上三點皆具卓識，使得有關古鈔本和古活字本文本來源的研究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吉田篁墩和近藤守重都認爲前揭十卷古活字《周易》經注本避宋諱，蓋本諸宋刻[61]。和田先生也認爲伏見版活字本“貞”字缺筆是蹈襲宋版舊式[62]。川瀨先生則不認同上述説法，認爲古活字本直接依據的底本都不是宋本[63]，而是清原家傳下來的古鈔本，曰：
慶元（當作長）年間活字本《尚書》《周易》等書中“胤”“恒”“貞”等字缺筆，但並非直接以宋本爲藍本，而是與朝鮮傳來的活字字體有關，其中並不僅僅是活字製作技術方面的因素，還與文本流傳過程中造成的差異有關。通過比對活字本和鐮倉、室町時代縉紳儒者所用的舊鈔本可以斷定，活字本並非直接依據新傳來的宋本，而是來自舊鈔本系統。不過，從鐮倉時代到南北朝，從南北朝到室町時代，舊鈔本的内容也隨著時代而呈現出變化的傾向。清原家以下縉紳儒者相傳的舊鈔本，相比新傳入的唐本（宋本），隨著時代推移文本的字數有所增加。最後可以斷定，慶元（當作長）年間的活字本的底本是以我國舊時傳承本爲基礎。[64]
川瀨先生明確指出古活字本宋諱字缺筆並不能説明其底本即爲宋本，當與朝鮮傳入的活字字體直接相關；阿部先生進而注意到“匡”“桓”“恒”“玄”“貞”等字缺筆在室町後期頗爲流行，甚至可以説當時有故意缺筆的癖好，“所以據此推斷其祖本爲宋板證據不足，這種做法本身是危險的”[65]。但由長澤先生和川瀨先生合作編寫的《足利學校貴重特别書目解題》著録前揭足利本（十卷五册古鈔本）及另一通六卷三册古鈔本，仍皆稱作宋本系統寫本[66]。
高橋智先生的相關研究則更加全面系統，帶有總結性質，以爲中世（十二至十六世紀）清原家的課本是“中國刻本和日本傳統的鈔本校勘出來的”古鈔本，所根據的是宋刻本以前的古鈔本和傳自中國大陸的宋刻本[67]。古活字本則是“據博士家鈔本和宋元刻本校勘出來的課本”，其特徵是以清原家爲中心的博士家提供家裏的課本並據以印行，所以内容上受到古鈔本和宋元刻本的影響[68]。他認爲“從文本的意義來説，最爲重要的結論是慶長印本忠實於清家本”，尤其是“寫進慶長印本中的訓點，都是江户時代前期以前所寫，幾乎完全沿襲宣賢點”[69]。對於集博士家家傳本和宋版之長的慶長活字本在日本儒學思想史上的意義，高橋先生有過精闢的論述：
日本中世的博士家儘管看起來大概也有向渡海而來的中國人請教的事情，但製作家傳之本後，又得到宋版，雖然還是要用這宋版對家傳本加以校訂，但是我想也就不過如此罷了。總之，經過咀嚼而接受，我想這是中世儒學接受的特徵。[70]
中日學者對於古鈔本和古活字本文本來源及其相互之間關係的探討如上所述，或以爲淵源自唐寫本，或以爲出自宋刻本，或以爲基於博士家歷代傳承的舊鈔本，或以爲博士家舊鈔本和宋元刻本參互校勘而來。我們認爲，古鈔本和古活字本儘管具有極爲密切的親緣關係，但也不能混同，應當分别加以考察，在此基礎之上才能科學地釐析出源流系統，而最有説服力的證據就是通過文本校勘所得之異文。因此，我們校勘《周易》經注本乾坤兩卦，以撫本爲底本，校以敦煌本、其他宋元刻本和前揭古鈔本、古活字本，兼及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古寫本《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成書約在六朝晚期，抄寫於八世紀末）[71]、宫内廳書陵部藏金澤文庫舊藏鐮倉寫本《群書治要》（以下簡稱《治要》）、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國圖藏宋刻宋元遞修本，以下簡稱《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
聚樂堂刻本，以下簡稱《集解》）、郭京《周易舉正》（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四年范氏天一閣刊《范氏二十種奇書》本，以下簡稱《舉正》）和《考文》，兹將異文列表如下：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分析以上異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宋元刻本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出現異文者僅14例，№4、13、15、16、17、18、19、22、27、28、50、53、54、56，佔全部異文的20%，餘者80%皆同），足以説明刻本時代各本以五代監本爲共同祖本，文本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而且，異文當中絶大多數（11例）爲建本迥異於其他各本，可見建本是相對獨立於通行本之外的版本[72]，具有鮮明的個性。此外，№15“反復皆道也”，岳本同，天禄本、建本、纂圖互注本（復作覆）皆下有合字。№16“盈不可久也”（傳文），岳本同，天禄本、建本、纂圖互注本久作乆。№50“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建本、纂圖互注本、岳本同，天禄本以作而。這3例異文説明天禄本雖然也是單純的經注本，但與撫本不盡相同，反而有個别同於建安書坊刻本（建本和纂圖互注本）的特異性異文或習慣用字。纂圖互注本雖然也是建刻本，但與建本迥然有别，相當接近於通行本（撫本和岳本）[73]。
2.清家本雖爲日系古鈔本，但明顯與宋元刻本更爲接近，由其經注附《釋文》的體式即可推知以宋元刻本爲宗（因爲經注附《釋文》本刊行始於南宋），從異文來看，絶大多數都與宋元刻本相同，不同於宋元刻本而同於其他古鈔本者僅有№19、25、30、39、49、52凡6例，除№25、30爲句末虚字外，其餘4例均爲日系古鈔本和古活字本標誌性的異文，審係抄寫過程中據改。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它應該劃入刻本系統，並不屬於古鈔本系統。至於其祖本之爲建本或是岳本系統（傳世經注附《釋文》本除此二本之外，另有明趙府味經堂本）[74]，結論也是明確的，實爲岳本，一則其所附《釋文》悉同岳本（甚至包括本非《釋文》所有、僅見於岳本的文字或不同於諸經合刻本和建本《釋文》的異文，如乾卦九二“見龍”，建本注音“賢遍反”，岳本、清家本直音“音現”；注文“施”字，建本注音“始豉反”，“亢”字未注音，岳本、清家本注記“施、亢見後”，此處皆不注音；九三“惕”，建本注音“他歷反”，岳本、清家本歷作曆；九四“上”，建本注音“時掌反”，岳本、清家本注記“音可意會”；注文“持疑猶豫”，建本注音“豫音預”，岳本、清家本注文豫作與，注音“與音預”），而與建本全然不同。建本所附《釋文》係節録，但删削無多；岳本則只截取《釋文》注音的内容，其他有關異文和釋義的内容一概删削，二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十分明確的。二則清家本除上述6例異文外餘者悉同岳本，而與建本迥異於其他各本者亦皆不同，知其並不出自建本系統，而是以岳本（或其底本南宋廖瑩中世綵堂刻本）爲祖本。
3.日系古鈔本系統内部並不統一，就本文所參校之六通古鈔本而言，明顯分爲兩個系統，一是在整體上不同於宋元刻本，包括國會本、林家本、足利本、早大本、楊氏本以及《考文》三通古本（足利本即爲其一）；一是清家本，如上所述，其所從出之祖本爲岳本，實際上屬於刻本系統。鑒於此，本文籠統地稱謂古鈔本者係指第一個系統，不包括清家本在内，也就是著眼於文本系統而非文本形態。當然，古鈔本也具有寫本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點，相對於刻本而言表現出較大的隨意性，故不同古鈔本之間容有不同，第一個系統的五通古鈔本異文全同者僅有一半35例，至於與《考文》古本異文全同者更少至20例，足以説明其個性化的特點。總體而言，國會本、林家本、足利本抄寫質量較好，譌誤較少；早大本和楊氏本則相對較差，無意致誤的痕跡更爲明顯，當然也有較早的淵源。就古鈔本系統内部的子系統而論，國會本與早大本較爲接近，林家本與足利本、楊氏本較爲接近，當然只是相對而言，並無絶對的規律性。各本參差錯雜，往往有之，如№20“其唯知終者乎”，林家本、足利本、早大本、楊氏本同，國會本和《考文》古本下有也字；№31“非天下至理”，林家本、早大本、楊氏本同，國會本、足利本和《考文》二通古本理作治；№46“與剛健爲耦”，國會本同，林家本、足利本、楊氏本、早大本和《考文》三通古本與上有而字（耦或作偶）；№59“黄，中之色也”，五本同，《考文》古本無也字；№65“草木蕃”，國會本、林家本、足利本、楊氏本同，早大本和《考文》二通古本下有茂字。
4.古鈔本和古活字本並不具有直接的承繼關係，二者之間還是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性的，№1、2、3、4、5、6、7、10、11、13、18、20、21、22、23、24、25、26、29、30、31、32、33、34、35、36、37、38、39、41、42、43、44、45、46、47、48、51、55、56、57、58、59、61、63、66、68、69、70，凡49例，佔全部異文的70%，其中强半爲增減句末虚字“（者）也”，當然也有其他類型的異文，如№7“乾道革之時也”，林家本、足利本、楊氏本和《考文》一通古本乾下有之字；№10“坤利在永貞”，國會本和林家本下有吉也二字（足利本、早大本、楊氏本、《考文》三通古本下有也字）；№23“賢人雖在下而當位”，林家本、楊氏本和《考文》古本下上有其字；№39“馬，在下而行者也”，五本和《考文》三通古本行下有地字；№51“則以初爲潜”，五本和《考文》一通古本則作故，潛下有也字（楊氏本脱也字）；№55“而物自生，不假修營”，五本和《考文》二通古本生下有故字；№70“天地之雜也”，五本和《考文》三通古本雜下有色字。以上7例，古鈔本不同於宋元刻本和古活字本，表現出非常明顯的特異性。就用字習慣而言亦然，如№3、63古鈔本辯作辨；№4、18、22古鈔本脩多作修；№36“何能久行其正”，古鈔本正作政；№38“故或之，或之者”，古鈔本或作惑。以上諸例，古活字本多同於宋元刻本而不同於古鈔本。總之，古活字本並非依據古鈔本刊行，二者之間存在著明確的系統性差異。换言之，古活字本與通行刻本系統更爲接近，而與古鈔本系統較爲疏離。當然，古鈔本和古活字本也還是存在著個别共同的、特異性的異文，完全不同於通行刻本系統，甚至包括建本和纂圖互注本。如№40“而又牝焉”，宋元刻本悉同，五通古鈔本、《考文》三通古本及四通古活字本焉皆誤作馬。這説明日系經注本系統（包括古鈔本和古活字本）内部具有一定的封閉性。
5.從異文數量來看，古鈔本與通行刻本系統最大的差異是句末虚字之有無。楊守敬折衷阮元和森立之的説法，認爲句末虚字之有無既是隋唐舊本之遺，也有鈔者爲尋求格式整飭而主觀增删的情況[75]。通過比勘敦煌本和古鈔本，我們發現，二者同者9例№43、45、48、56、57、61、63、68、69（一作也，一作焉），異者3例№60、62、67，№64古鈔本本身存在著異文，故或同或異。由是知二者之間的共同性遠遠大於差異性。而且，這種狀況並非偶然，亦見於其他敦煌寫卷。宣統二年（1910），羅振玉先生獲贈伯希和所藏敦煌唐寫本《周易注》殘卷（卷三噬嗑至離，卷四解至益）影本，校以開成石經、《釋文》及岳本、十行本、明刻諸本等，發現敦煌本與開成石經及刻本異同不少，“而與陸氏《釋文》及日本古鈔本合者，則十八九；且有異文爲陸氏所遺，可據補者”[76]。羅先生所出校記凡166例，其中有無句末“也”字及“也”字上有無“者”字，敦煌本同於古鈔本而不同於通行刻本者分别有31例和18例，佔全部異文總數的29.5%。句末虚字多爲語助，一般並不影響文義，故相對而言較爲隨意，而敦煌本和古鈔本竟然如此契合，這説明古鈔本句末虚字之有無並非出自抄者主觀隨意增删，應該是淵源有自、有所依憑的，知其比較嚴格地遵從唐寫本，乃唐寫本之遺。盧文弨即注意到古鈔本“其助語致多有灼然知其謬者，亦並載入，然斷非後人所能僞作也”[77]。其他特異性的異文亦可爲旁證，如剥卦六四注“初二剥牀”，建本、林家本同，敦煌本同於早大本無牀字。《考文·補遺》：“（古本）無牀字。”習坎《彖傳》注“習坎之謂也”，建本同，林家本作“其信習險謂也”，敦煌本同於早大本作“其信習險之謂也”。《考文》：“（古本）一本作‘其信習險謂也’，一本作‘信習險之謂也’。”知其一本奪之字，一本奪其字。損卦九二注“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建本同，敦煌本同於林家本、早大本（剛誤爻）二全字上並有以字。《考文》：“（古本）三本全上共有以字。”這些異文也可説明古鈔本源出唐寫本之説非爲無據。
6.古鈔本有與《釋文》或本相同者，如№8“而无定位所處”，《釋文》“一本作可處”，林家本、足利本與底本同，國會本、早大本、楊氏本所作可。№64“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釋文》“張璠本此上有‘《易》曰’，衆家皆無”，敦煌本、林家本、足利本、楊氏本與底本同，國會本、早大本上有“《易》曰”二字，與張璠本同。除《釋文》外，古鈔本尚有與《集解》《舉正》經注文本相同者，如№19“可與幾也”，五通古鈔本及《考文》二通古本與下有言字，同於《集解》。№5“至于夕惕，猶若厲也”，足利本、楊氏本同，國會本、林家本、早大本、《考文》古本作“至于夕，猶惕若厲也”，同於《舉正》，而不同於通行刻本系統和古活字各本。№68“爲陽所滅”，國會本、林家本、足利本、早大本和《考文》二通古本下有也字，敦煌本、《舉正》亦皆有也字。據郭京自序，《舉正》所録經注文本係“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古鈔本與《舉正》所謂“定本”同，頗值得玩味。當然也有反例，如№49“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舉正》略同（卑誤單），國會本、林家本、足利本、楊氏本和《考文》三通古本積上有至字。古鈔本與《釋文》《集解》《舉正》偶一相同[78]，似亦可説明其淵源甚早。當然，也有學者疑其據《釋文》等回改，以充古本。
7.日系古鈔本、古活字本與建本似乎有比較近的親緣關係，如№4“純脩下道”“純脩上道”，建本和國會本、楊氏本脩並作修（林家本上作脩，下作修）；№15“反復皆道也”，建本和《考文》二通古本、林家本、足利本、楊氏本、古活字各本皆下有合字；№16“盈不可久也”，建本和國會本、古活字各本久作乆；№18“君子進德脩業”“脩辭立其誠”，建本和國會本、林家本脩並作修；№19“可與幾也”，建本和五通古鈔本、正運活字本、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與下有言字；№22“君子進德脩業”，建本和國會本、林家本脩作修；№28“乾體皆龍”，建本和《考文》古本、正運活字本、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乾下有之字。除“修”“脩”和“久”“乆”用字習慣相同外，№15、19、28具有特異性，建本多與古鈔本或古活字本相同而不同於其他刻本如撫本、天禄本、纂圖互注本、岳本，可見二者淵源更近。當然，建本本身的譌誤或迥異於其他各本的異文，日系經注本並没有沿襲，如№17“初九曰潛龍勿用”，建本九下脱曰字；№27“至於九三乾乾夕惕”，建本三誤二；№53“居中得正”，建本正作位；№54“任其自然”，建本其作於。以上4例，日系古鈔本和古活字本同於撫本、天禄本、纂圖互注本、岳本而不同於建本，由此可見日系經注本之於建本的匹配度是有選擇性的（古鈔本源出唐寫本，但也參考過宋刻本，或即建本系統某本）[79]，並非完全照搬、簡單複製。或許這也正是古鈔本參酌宋刻本的一般規律。同時，日系古鈔本、古活字本與纂圖互注本的淵源更深。林家本和足利本卷十皆爲《纂圖互註周易略例》，早大本和楊氏本所據底本卷首亦皆迻録纂圖互注本卷端的相關内容，這些特徵似乎都揭示出至少古鈔本《略例》部分所從出之宋刻本實乃纂圖互注本（或即《經籍訪古志》著録本，由上述異文可知絶非央圖所藏纂圖互注本）。總之，日系古鈔本、古活字本與建刻本關係最爲密切[80]。
8.伏見版活字本附入《釋文》且具重言、重意，知其直接源出宋刻纂圖互注本。從異文來看，除№40（“而又牝焉”，纂圖互注本同，伏見版活字本焉作馬）外，餘者悉同，可知二者具有明確的親緣關係。尤其是№9、12、14、19、28、49、52、60、67等例，纂圖互注本、伏見版活字本與底本相同，而不同於大多古鈔本和正運活字本、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最能説明纂圖互注本和伏見版活字本屬於同一系統，與古鈔本系統關係較遠。
9.正運活字本與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屬於同一系統，與古鈔本的淵源更近。除№8（“而无定位所處”，正運活字本同，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所作可）和№64（“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正運活字本同，慶長無刊記活字本疑誤發，寬永無刊記活字本大誤天）三者或有不同，以及№3、47寬永無刊記活字本不同於其他各本四處異文外，餘者皆同。相對於伏見版活字本而言，三者所受古鈔本的影響更爲顯見，如№9“以柔順而爲不正”，下有之主二字；№12“不和而剛暴”作“不和而剛則暴也”；№14“反復道也”，道上有之字；№49“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積上有至字；№52“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冰下有至字；№60“以文在中也”，也上有者字；№67“爲其嫌於非陽而戰”，下有也字。以上7例皆爲正運活字本、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與古鈔本相同，而不同於伏見版活字本，知其各自分屬不同系統。不難看出，《考文》活字本（稱作足利本）也屬於這一系統，№9、12、14、19、28、49、60、67等8例皆同於三者而不同於伏見版活字本。又由前揭№8可知，《考文》活字本所作可，與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和寬永無刊記活字本相同，這樣就可以排除正運活字本。№3“四則或躍”，《考文》特意注明“足利本惟此注作惑”，寬永無刊記活字本正作惑，而慶長無刊記活字本作或同，並不作惑。№47“求安難矣”，《考文》活字本作難哉，寬永無刊記活字本亦作難哉，而慶長無刊記活字本與底本同。所以，我們可以確切地認定《考文》活字本實乃寬永無刊記活字本而非慶長無刊記活字本。
10.我們以《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治要》《周易抄》三種古寫本爲參照系，來考察日系經注本系統内部具有特異性的異文，由此可以劃定較爲明確的時間上下限。№4“或躍在淵”（經文），古鈔本或多作惑，《講周易疏論家義記》作或同（當然也有反例，№38“故或之，或之者”（傳文），古鈔本或多作惑，《講周易疏論家義記》亦同）。№14“反復道也”（傳文），古鈔本和古活字本道上多有之字；№15“反復皆道也”（注文），古鈔本和古活字本皆下有合字。《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引傳文“反復道也”作“變覆道也”，下文解釋傳文作“君子之功，返覆皆道者也”，知其既無之字，亦無合字。№19“可與幾也”（傳文），古鈔本和古活字本與下多有言字，《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可下有以字，下文解釋傳文作“所以知至之智，可與幾也”，知其本無言字，則闌入言字或在唐代歟？№5“至于夕惕，猶若厲也”，古鈔本多作“至于夕，猶惕若厲也”，而《治要》略同於通行刻本和古活字各本（厲下有之字）。№12“不和而剛暴”，古鈔本和正運活字本、慶長無刊記活字本、寬永無刊記活字本作“不和而剛則暴也”，而《治要》略同於通行刻本和伏見版活字本（下有也字）。№37“問以辯之”（傳文），《治要》同，古鈔本和《講周易疏論家義記》辯作辨。除乾坤兩卦外，其他各卦或《易傳》亦能反映日系早期傳本的文本特徵。例如小畜卦名，林家本、古活字本與通行刻本同，而《治要》《周易抄》畜作蓄，同於《釋文》或本。隨卦《大象》注“動説之象也”，兑卦《彖傳》“兑，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並注，林家本、古活字本並同，《治要》《周易抄》説並作悦（《治要》本凡喜悦義説皆作悦）。否卦《大象》“君子以儉德辟難”，林家本、古活字本同，《治要》《周易抄》辟作避。《繫辭上》“幾事不密則害成”，林家本、古活字本同，《治要》《周易抄》幾作機。“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林家本、古活字本同，《治要》作知同，旁注“智”字（《治要》本凡智慧義知皆作智，知其字原本作智），《周易抄》即作智。由此可知，古鈔本與唐寫本不盡相同，上述異文和用字習慣出現的時代相對較晚，並不始於唐寫本。當然，古鈔本具有相當早的淵源，這一點也是没有疑義的，如既濟九五注“可羞於鬼神”，《治要》《周易抄》、《考文》古本、林家本於上有之字，不同於古活字本和宋元刻本。又如中孚《彖傳》注“虫之隱者也”，《治要》、伏見版活字本同，《周易抄》隠上有幽字，《考文》古本、林家本、正運活字本、慶長無刊記活字本隠上有潛字，幽、潛義近，或出於同源。總之，日系古鈔本和古活字本系統内部不同於通行刻本系統的特異性異文産生的時代應該不會早於九世紀末抄寫完成的《周易抄》，更不會早於《治要》成書的初唐乃至《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成書的六朝，未必源出唐寫本，應該是在後世輾轉傳抄的過程中産生的。
五、結語
六朝以降通行的《周易》文本類型爲經注本，以寫本形態傳抄，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點，五代以降進入刻本時代，文本趨於穩定。由前揭宋元刻本來看，《周易》經、注文文本相當穩定，異文甚少，當可追溯至五代、北宋國子監刻本[81]。當然，刻本之間也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撫本、天禄本、纂圖互注本、岳本大體屬於通行本系統，建本則是相對獨立於通行本之外的版本，具有較爲明顯的特異性。縱觀敦煌寫本和宋元刻本，卷次分合、内容構成及文本整體上保持穩定，並無根本性的變化，這説明《周易》文本從寫本切换到刻本的過程總體上也是保持穩定的。
日系早期經注本有古鈔本和古活字本兩種類型，雖然日系經注本系統内部有一定的封閉性，存在著個别迥異於宋元刻本的異文，但總體而言，古鈔本和古活字本之間的差異性還是更爲顯見、更爲主要的，二者産生的時代雖有先後，但相互之間並無明顯的承繼關係，各自文本的主要來源也都是不同的。山井鼎以下日本學者多認爲古鈔本源出唐寫本，我們認爲這個結論大體上是可信的，但不盡然。就文本類型而言，古鈔本可分爲單純的經注本、經注附《釋文》本（盡據岳本傳抄的清家本）和纂圖互注本，其中後二者直接源出宋刻本，本文所稱古鈔本係指前者。古鈔本同樣也具有寫本的個性化特徵，不同鈔本之間容有不同，但整體上還是表現出不同於宋元刻本的特徵。從異文數量來看，古鈔本與通行刻本最大的差異在於句末虚字之有無，而通過比勘敦煌本和古鈔本，發現二者具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這説明古鈔本句末虚字之有無並非出自鈔者主觀隨意增删，而是比較嚴格地遵從唐寫本，乃唐寫本之遺。古鈔本還有與敦煌本、《釋文》或本乃至《集解》《舉正》相合的異文，亦可證明其淵源甚早，雖然我們並不能完全否認其據《釋文》等回改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古鈔本之中林家本、足利本卷十首題“纂圖互註（注）周易略例序”，卷末尾題“纂圖互註周易略例卷第十”；早大本和楊氏本所據底本卷首亦皆迻録纂圖互注本卷端的相關内容，這些特徵都揭示了宋刻纂圖互注本對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並非央圖所藏纂圖互注本）。而且，通過異文也可説明古鈔本和建本之間似有較近的親緣關係，古鈔本和宋刻本之間的關聯性是客觀存在的。總之，古鈔本儘管淵源有自，傳承有緒，主體沿襲博士家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唐寫本，但它在文本流傳和遞嬗過程中參照、參酌、參校宋刻本（當爲建刻本，或即《經籍訪古志》所著録之纂圖互注本），也是可以肯定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古鈔本卷首題名和卷末尾題，題名悉同宋刻本而不同於敦煌本，極爲統一、整飭；尾題則不盡統一，大多作“周易卷第幾”，間有作“周易上（下）經卷第幾”（或脱卷字）者，又與敦煌本的樣貌相近。知其兼取二者，處於折衷、調和的狀態。誠如高橋先生所云，“是以忠實傳鈔底本爲原則，在進行各種校勘之後仍要保持文本原型不發生重大改變，具有延續某種精華要素的本質特徵”[82]。日系經注本系統内部所具有的、一定的封閉性，亦即迥異於通行刻本系統的特異性異文未必源出唐寫本，當産生於後世輾轉傳抄的過程中，時間不早於九世紀末抄寫的《周易抄》。
古活字本的主要文本來源毫無疑義是宋元刻本，並非古鈔本，雖然或多或少地保留著日系經注本系統内部的封閉性特徵。其中，伏見版活字本明顯出自宋刻纂圖互注本，與通行刻本系統的淵源最深，最爲接近，所受影響也最爲直接。正運活字本與慶長、寬永無刊記活字本屬於同一系統（後二者當據前者翻印），雖然也源出宋刻本，但較之伏見版活字本，所受古鈔本的影響更大、更多，與古鈔本的關係也更爲密切。
日系古鈔、古活字《周易》經注本源流系統示意圖
［作者單位］顧永新：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周易》文獻學研究”（批准號20FZWA00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儒家經典整理與研究·《周易》經傳注疏定本”（批准號19JJD750001）。爲了區分日本鐮倉/室町時代古鈔本、慶長/寬永古活字本和敦煌唐寫本、宋元刻本，我們引入“日系”古鈔本、古活字本這一概念，這是因爲日本古鈔本、古活字本系統内部有其相對的封閉性，各本的文本樣貌及其特徵較之唐寫本、宋元刻本頗有異同。
[2]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上，《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影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册，第525頁。
[3]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一“國子監”：“諸教授正業：《周易》，鄭玄、王弼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58頁）。
[4] 《宸翰集》，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1927年版，第12—23頁。一般認爲《周易抄》是宇多天皇三十一歲（寬平九年，897）所書。
[5]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藏唐寫本《周易·賁卦·正義》殘卷。
[6] 許建平《敦煌文獻合集·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一册，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95頁。本文所引用之敦煌寫本《周易注》文字悉據許書録出，簡稱敦煌本。
[7] 阿部隆一先生以爲其書迭經嘉泰、開禧、嘉定、元代遞修（《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宋元版所在目録》，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版，第11頁）。
[8] ［日］山井鼎考文，［日］物觀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昌平坂學問所舊藏享保十六年（1731）六月初刻本。下引其書皆出此本。
[9] ［日］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三經部著録《周易注》六卷六册，《近藤正齋全集》第二，東京：國書刊行會1964年版，第279頁。
[10]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經部上，《解題叢書》本，東京：廣谷國書刊行會1925年版，第5—9頁。各書存佚及今藏者信息採自長澤規矩也《〈經籍訪古志〉考·儒部現藏者表》（《長澤規矩也著作集》之二《和漢書的印刷及其歷史》，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版，第214頁）。其中，求古樓舊藏明應、永正、大永享禄間鈔本及寶素堂舊藏天正鈔本又見於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著録（東京：汲古書院1976年版，第12—14頁）。
[11] 央圖藏楊氏影鈔室町古鈔《周易》經注本卷首。王重民先生收入《日本訪書志補》（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一經部一《易》類舊鈔本《周易》六卷解題迻録楊氏題記（國立公文書館藏民國五年南林張氏家塾刻本），但有删節。
[12] 《適園藏書志》卷一經部一《易》類舊鈔本《周易》六卷解題。
[13] ［日］阿部隆一《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録》，第211—212頁。
[14] ［日］土屋裕史《當館所藏林羅山舊藏書（漢籍）解題①》，《北丸》第47號，第221頁。
[15] 承蒙高橋智教授和住吉朋彦教授引見，得以閲覽斯道文庫所藏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藏古鈔本和臺北故宫藏寬永無刊記活字本《周易注》膠卷，謹志謝忱。
[16] ［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狩谷棭齋舊藏室町寫本《周易》經注六卷三册解題，第13頁。
[17] 央圖藏楊氏影鈔室町古鈔《周易》經注本卷首。
[18] ［日］高橋智《日本慶長時期漢籍活字本出版的意義——以〈四書〉爲中心》，《北大史學》第1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頁。
[19] 中國學者亦頗有受其影響，以古活字本爲足利學所印行者，如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所著録之“足利活字本七經”（《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九册，第21—22頁），傅增湘先生《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著録爲“足利學校活字印本”之“足利本七經”（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頁）。
[20] ［日］吉田篁墩原著，［日］川瀨一馬編《活版經籍考》卷二甲部，日本書誌學會1933年版。
[21] ［日］吉田篁墩原著，［日］川瀨一馬編《活版經籍考》卷一。
[22] ［日］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一“五經活字版經注本”，《近藤正齋全集》第二，第20頁。
[23] ［日］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三經部，《近藤正齋全集》第三，第279頁。
[24] ［日］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一“五經活字版經注本”，《近藤正齋全集》第二，第20—21頁。
[25] ［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稿）》經部《易》類，汲古書院1986年重印1976年版，第1頁。
[26] ［日］和田萬吉《古活字本研究資料》第142、143、144號，清閑舍1944年版，第176—182頁。《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稿）》經部《易》類著録寬永覆刊古活字本《周易》九卷、《周易略例》一卷，合一○卷（第1頁），當非此本。
[27] ［日］川瀨一馬《〈活版經籍考〉解説並補正》，第6頁。
[28] ［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第二編第六章第三節，安田文庫1937年版，第372頁。
[29] ［日］川瀨一馬《〈活版經籍考〉解説並補正》，第6頁。
[30] ［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第二編第六章第三節，第372頁。
[31] ［日］和田萬吉《古活字本研究資料》第142號，第176頁。
[32] 慶長五年伏見版活字本《貞觀政要》書後亦有承兑跋。
[33]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第9頁。
[34] 長澤規矩也《關東現存宋元版書目》（第二稿）（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之三《宋元版之研究》）和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皆未著録。
[35] 張麗娟教授對於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有過全面而又系統的研究，詳參氏著《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三章“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8頁。
[36]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第6頁。
[37] ［日］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三經部著録《周易注》六卷六册，《近藤正齋全集》第二，第279頁。
[38] ［日］和田萬吉《古活字本研究資料》第143號，第179—180頁。
[39] ［日］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卷一“五經活字版經注本”，《近藤正齋全集》第二，第20頁。
[40] ［日］和田萬吉《古活字本研究資料》第143號，第181頁。
[41] ［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第217頁。
[42] ［日］和田萬吉《古活字本研究資料》第144號，第182頁。
[43] ［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第217頁。
[44] 阿部先生已明辨二者，所以在《中國訪書志》中分别予以著録，分别稱作慶長中刊無刊記第一、第二種古活字本（《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慶長刊古活字版十卷三册（兩部）解題，第14—15頁）。
[45] 仔細觀察二本，雖筆意極其相似，但似乎並非同一批活字。
[46] ［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第二編第六章第三節，第372頁。
[47] ［日］和田萬吉《日本書誌學概説》，東京：有光社1944年版，第230—231頁。吉田篁墩認爲室町中葉是日本活字印刷的興盛期，何時創始不可考。他自稱見過應永三年（1396）歸化的明朝人在京師用活字印製的《五百家注韓柳集》，進而認爲日本活字印刷的權輿是元明活字印刷術的遺法（《活版經籍考》卷一）。後世日本學者殆無持此説者。所謂《五百家注韓柳集》當即日本南北朝刻本《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唐柳先生文集》，並非活字本（活字本刊於十七世紀前期元和、寬永間）。
[48] ［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附録《古活字版概説》，第15頁。
[49]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第7頁。年號“永仁”，初稿本仁作正，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據改。
[50] 《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慶長刊古活字版十卷三册解題，第14頁。阿部先生著録爲“清原宣賢點移點”，知其已判明係根據林宗二本過録，且亦已認定林宗二本的祖本是崇蘭館舊藏大永三年宣賢手鈔本。
[51] 阿部先生著録爲“慶長刊無刊記第二種古活字本”，詳參《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慶長刊古活字版十卷三册解題，第14—15頁。
[52] ［日］吉田篁墩原著，［日］川瀨一馬編《活版經籍考》卷一。
[53] ［日］吉田篁墩原著，［日］川瀨一馬編《活版經籍考》卷首引。
[54]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第6頁。
[55]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第6—7頁。
[56]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第8頁。
[57] ［日］森立之、澁江全善《經籍訪古志》卷一舊鈔卷子改摺本《周易》九卷、《略例》一卷解題，第6—7頁。
[58]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足利活字本七經”解題，《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九册，第21—22頁。
[59] 央圖藏楊氏影鈔室町古鈔《周易》經注本卷首題記。
[60]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首，《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九册，第9頁。
[61] ［日］吉田篁墩原著，［日］川瀨一馬編《活版經籍考》卷二甲部。
[62] ［日］和田萬吉《古活字本研究資料》第142號，第176頁。
[63] ［日］川瀨一馬《〈活版經籍考〉解説並補正》，第6頁。
[64] ［日］川瀨一馬《〈活版經籍考〉解説並補正》，第4—5頁。劉兆軒先生代爲翻譯，謹志謝忱。
[65] ［日］阿部隆一《關於金澤文庫舊藏鐮倉鈔本〈周易正義〉和宋槧單疏本》，《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496頁。《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狩谷棭齋舊藏室町寫《周易》經注本六卷三册解題亦有大略相同的表述（第14頁）。
[66] ［日］長澤規矩也、川瀨一馬《足利學校貴重特别書目解題》，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1937年版，第1、2頁。
[67] ［日］高橋智《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研究》專論第一章“日本流傳中國古籍之大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0頁。前揭觀海堂慶長無刊記活字本過録大永三年五月四日清原宣賢識語似可爲高橋先生説提供佐證，其文有曰：“家本紛出之間，先年以資生軒阿一點本先假書寫之了，而近日古本尋出之校合之處，彼點大背先儒之訓點，仍悉直付者也。”（《中國訪書志·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慶長刊古活字版十卷三册解題，第14頁）
[68] ［日］高橋智《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研究》專論第一章“日本流傳中國古籍之大概”，第101—102頁。
[69] ［日］高橋智《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研究》前論第四章“近世初葉慶長印本的意義”，第13—14頁。
[70] ［日］高橋智《日本慶長時期漢籍活字本出版的意義——以〈四書〉爲中心》，《北大史學》第14輯，第28—32頁。
[71] 黄華珍《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影印殘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
[72] 我們引入“通行本”的概念，意謂底本撫本爲官刻本，當直接出自國子監本，其他各本則是由這個系統衍生、孳乳而來的。
[73] 張麗娟教授指出，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本的異文分佈與其刻書時間、地點、刻書主體、文本類型等相對應，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總體而言，建本與纂圖互注本同爲建陽地區坊刻本，關係較近，但並無直接繼承關係。天禄本雖與撫州本同爲單經注本，刊刻時間也相當，並且同屬官刻一係，但從異文來看，天禄本已較多受到私坊刻經籍的影響（説詳《今存宋刻〈周易〉經注本四種略説》，《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5輯，廣陵書社2020年版，第28頁）。
[74] 承章莎菲同學告知國圖藏趙藩味經堂（居敬堂）刻本，謹志謝忱。我們亦校勘過味經堂本和清家本《釋文》，發現二者呈現出系統性的差異，知其並無直接的淵源關係。
[75] 楊守敬論曰：“日本古鈔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元）校謂是彼國人所加；森立夫（立之字）謂是隋唐之遺。余通觀其古鈔本，唐本最多虚字，至北宋始多删削而未盡，至南宋迺翦截八九，遂各本爲一律，頗與立夫之説相應。但此本注腳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虚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説、森説各據一邊，爲發其凡於此。”（《日本訪書志》卷二唐玄宗《開元注孝經》一卷解題，《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九册，第124—125頁）楊氏《日本訪書志緣起》發凡起例，總結曰：“日本古鈔本經注多有虚字，阮氏《校刊記》疑是彼國人妄增。今通觀其鈔本，乃知實沿於隋唐之遺，即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删削。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剷除之跡猶可尋。阮氏所見經注本，大抵皆出於南宋，故不信彼爲唐本。”（同上書卷首，第10—11頁）
[76] 羅振玉《敦煌唐寫本〈周易〉王注殘卷校字記》（外十二種）卷首，《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77]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七《〈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中華書局2006年重印1990年版，第87頁。
[78] 盧文弨亦充分肯定古鈔本的價值，“古本只有經與注，其文增損、異同往往與《釋文》《正義》語多相合，但屢經傳寫，亦有舛譌”（《抱經堂文集》卷七《〈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第86—87頁）。
[79] 建本現象或可有另外一種解釋，亦即建本雖出於五代兩宋監本系統，但在刊行過程中曾據本地流行的古寫本校勘，也就是説，它具有一定的地域化特色，所以才會出現迥異於通行刻本系統而同於日系經注本的異文。
[80] 章莎菲同學曾校勘《繫辭》《説卦》《序卦》《雜卦》及《略例》，由其所提供的異文亦可見林家本與建本、纂圖互注本具有比較近的親緣關係。林家本同於建本（或相近）而不同於他本者，如注“不思而至”，建本至下有也字，林家本至下有矣字，他本句末皆無虚字；“語成器而動者也”，林家本同於建本而下有後字；“小人不恥不仁”，林家本同於建本恥作耻；注“則衆之所不迕也”，建本迕作忤，林家本迕作逆，二字義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下無注，建本有注“《易》所以和天道、明地德、理行義也”凡十三字，林家本亦有十三字注，明作順，行作仁；注“雖見而磐桓利貞”，林家本同於建本磐作盤；注“无祗悔”，林家本同於建本祗作祇。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或相近）而不同於他本者，如注“无微不究”，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微作細；注“取其備豫”，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備豫作豫備；注“世衰則失得彌彰”，纂圖互注本則作而，林家本則上有而字，彰下有也字；注“必由君主統之也”，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主作王；注“會之以元首”，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以作有；注“御之以君主也”，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主作王；注“九三輿説輻”，林家本同於纂圖互注本三作二。林家本同於建本、纂圖互注本而不同於他本者，如“蠱則飭也”及注“飭，整治也”，林家本同於建本、纂圖互注本飭作飾。上述諸例皆可爲本文的結論提供佐證，尤其是“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注十三字最具特異性。孫巧智同學注意到“語成器而動者也”，《太平御覽》卷七四四引文而下亦有後字，與建本、林家本相同，因此提出一種猜想，林家本和建本相似，有可能因爲它們都包含了一些早期因素且比較正確，其實二者之間並没有直接的承襲關係？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爲建本確實具有相當數量不同於通行本且並非譌誤的異文，但我們不認爲其據以刊刻的底本是刻本時代之前的寫本，仍然認爲進入刻本時代之後經注本的祖本均爲五代監本九經，毋寧相信這些特點更多地出於地域因素，諸如經書傳承的系統和經書刊行的傳統等。
[81] 我們通過對毛居正《六經正誤·周易正誤》的研究，認爲傳世諸宋元經注本均不直接出自南宋國子監本。
[82] 《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研究》本論第二章“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文本類型化的嘗試”，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