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华教授的《孟子与汉代四家诗》即将出版，这对孟子研究和汉代经学研究，都是一个新的开拓，很值得祝贺。
孟子是先秦儒学主要的传承人，以“学孔子”为毕生所愿，他对孔子编订的“六经”的传承和贡献不言而喻。他招“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仅游历齐国时就“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弟子徒属之众可以想见。而教授生徒的教材当是以“六经”为主的，在《孟子》中大量引用《诗》《书》即是明证。孟子晚年主要与弟子们“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传承“六经”为人生最大责任与重要追求。《庄子·天下》中曾说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晚于孟子二十余年，庄子之时，孔孟故里的经学传承风气如此之盛，这更多反映出孟子的传经活动在其家乡邹鲁之地的盛况。邹本为鲁国之附庸，但自孟子开始，文化上却邹、鲁并称，且邹在鲁前。此后两千余年，孔孟故乡的文化被称为“邹鲁文化”；且读经崇儒之风，概称为“邹鲁之风”。由此足见孟子传经贡献之大及对邹鲁经学高地形成的影响之深。
孟子一生致力于弘儒传经，其对汉代经学传承与繁荣的贡献应该是巨大的。孟子与经学传承的研究，也应是儒学与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恰恰这个方面，却是自古及今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东汉赵岐《孟子题辞》在肯定“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之余，指出“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党徒尽矣”。即：孟子传经，后继无人，其学遂泯。《孟子题辞》是秦火后记载孟子及孟学传承的最重要文献，此说对后世影响巨大，似成“定见”。此后，历史上论及汉代经学传承，多唯荀是举，而少言孟子传经之功。特别是清代学者汪中在《荀子通论》中详细梳理了荀子的传经系统，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皮锡瑞《经学历史》言及经学传承，也指出汉代五经之学均与荀子密切相关，“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前贤对荀子经学传承贡献的评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孟子传经之功也因此较少被论及。
20世纪以来，孟子对汉代经学传承的影响和贡献，虽然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学界主流观点依然是重荀轻孟。如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撰文《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提出了“孟氏言礼、言《春秋》为今文祖”的观点。然而更多学者依然更多关注荀子传经之功。如钱穆《国学概论》言及汉初贾谊“其书多出入于黄、老、荀卿，盖汉初学风如此”，即承续清儒的说法。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也承清人之论：“汉人所传的《诗》《书》《易》《礼》以及《春秋》的传授系统，无论直接或间接，差不多都和荀卿有关。”甚至直到90年代，还有学者提出汉代“孟子之学不传，真正对传经做出贡献的乃是荀子”（见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先秦大儒，孟、荀并称，但在汉代经学传承问题上，唯荀是举、重荀轻孟、以荀否孟的观念，始终占据上风。
从实说来，近几十年间有些学者已经关注到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曾专节从文论角度充分肯定了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相关讨论主要是从《孟子》的引《诗》与汉儒的解《诗》进行比较，其中对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学观对汉代《诗》学影响的探讨尤多。这些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研究的深入。但总体看，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论著尚属少见。还原历史真实，深入探讨孟子对汉代经学传承的影响和贡献，乃是儒学和经学研究中一个带有“公案”性质的重大学术问题，有待学术界的更大突破。正是从这个方面看，《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出版问世，具有重要意义。
十几年前，李华读博士期间，知难而进，立志于孟子与经学关系的研究，其博士论文《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以四家诗为主要对象》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获当年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留校任教三年后，李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汉学家齐思敏教授，访学期间，也一直关注着这一问题。此后，她围绕孟子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建构、文化学术、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拓展研究，创获不小。这次《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出版，既是其博士论文的深化与整理，也是她十几年来科研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综看《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以个人之见，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的研究。
其一，这是一本多角度、全方位、系统性地深入探讨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的力作。该书详细梳理孟子与汉代《诗》学发展之间的脉络渊源，通过思想倾向、师承渊源、地缘关系、典籍流传、学者构成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在经学化进程、《诗》学主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了二者的深层关联；同时还关注到四家诗学者对孟子《诗》学地位的判定、著述倾向以及士人精神中的孟学因素，并对汉代《诗》学阐释中的政教特征及性情倾向与孟子的渊源作了专题性考查。这些综合的开拓性探索，从多个方面深化了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的研究。
其二，对传统的四家诗源于荀子的主流观点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面对汉儒之学源于荀子的定见，该书从四家诗最重视的“四始”说入手，提出鲁诗乃至其他三家诗的“四始”设置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四始”对孟子的承袭，反映出孟子《诗》学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该书还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认为韩诗在《诗》学发展脉络中对孔子、孟子的《诗》学地位存在等量齐观的现象，这意味着韩诗对孟子《诗》学渊源地位的高度认可。此外，该书还指出孟子的心性论和性情观应是《诗》“发乎情”说的思想渊源等。限于资料的匮乏，这些新见中的部分立说虽稍显单薄，但其新的视角和着意创新的探讨却弥足珍贵。
其三，该书细致搜集、梳理、吸纳了与孟子、汉代《诗》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及最新研究成果，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从而丰富了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许多论断极具创新性。例如结合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五行》篇，探讨思孟五行与齐诗“四始”“五际”的渊源关系。再如通过将孟子以性情解《诗》与《孔子诗论》及郭店简《性自命出》涉及性、情、德、命之说的部分相比较，为两汉时期《诗》学阐释中性情因素的溯源提供了充分、可靠的文献依据，使得儒家《诗》学传承脉络从孔子到孟子得以连贯，也使得孟子在儒家《诗》学传承中的坐标位置更为清晰。
其四，该书对孟子解《诗》重政教、重性情的双重阐释特点进行了深入论说，探讨了孟子对汉代《诗》学影响的重要途径：首先，孟子高度关注《诗》的字句释义，以直接诉诸文本的阐释方式使《诗》得以摆脱乐、舞的辅助与限制，而拥有了独立的政教意义；其次，“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又确立了说《诗》者的主体性地位，《诗》不再仅仅是创作者意旨的表达，也成为阐释者表达意图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这为汉人阐释《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孟子《诗》学中的心性论和情性观，也为汉代《诗》学阐释所继承，并突出表现为《诗》“发乎情”的观点。性情之学和政治之学共同构成孟子《诗》学的两翼。
另外，作者在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探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认为汉诗对荀子的承袭多在文本师承传袭方面，是行之于表面的；而孟子则是从《诗》的政教意义和情性的阐释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汉代《诗》学价值体系的建构，作者称之为汉代《诗》学承传中的“荀皮孟骨”现象，认为孟子也应是汉代《诗经》学的重要渊源。作者还提出《诗》不仅是记录王道政教的载体与教科书，也是孟子仁政学说与性善思想形成的根基与源泉。对这些见解如何看待和评判，还请诸君评说指正。
王志民 2021年5月28日
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