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及其研究意义

本文所研究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P. 3516），原件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笔者制作“字表”所依据的写本图片来自1920年法国出版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全部图版。如下图所示：

图1　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图版示例，此为经文50—63[22]

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中的每一列均有编号，其首列写有“题为因果经一卷”[23]，是为标题列，编号为0，稍有磨损。经文正文有571列，编号为1—571，后文使用的粟特经句前的数字即是此编号。经文中，除去1—3列有所损坏，261—279列书写稍显潦草之外，整部经文书写整洁、用笔连贯。571列中，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通备。经文1—62列为序分，交代了佛陀说法的时间与地点。在序分中，阿难向佛陀虔诚发问，希望能得到佛陀关于众生之中何以有美丑、强弱等等不同状态的解说。63—550列是正宗分，其主体由佛陀对于善恶因果前缘的解说构成。551—571列为流通分，叙说众人听闻经文后得到的现时果报并将经文“欢喜奉行”。

虽然粟特经文确是对汉文《善恶因果经》的翻译，但其依据的底本与当今通行的汉文《善恶因果经》是否相同还待另说。笔者参照《大正藏》中的汉文经文，逐句对比了汉文与粟特文经文，发现粟特文《善恶因果经》中337—347列中所表达的意思，汉文本里没有与之相对的内容。此外，笔者还发现粟特文对汉文的翻译并非机械地复制。在行文中，粟特文表达的语意与汉文经文在细节处常有不同。笔者推测造成该差异的原因一是翻译《善恶因果经》为粟特文的人，他依据的汉文底本与今日流传的《善恶因果经》不同；二是翻译人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以使经文更便于没有汉语储备的人去阅读[24]。

除了版本学和佛经翻译史上的研究意义，书写《善恶因果经》的粟特文本身也值得探索。经文中的粟特文清晰连贯，以此为资源去整理和分析粟特文字母的字体形态，可以制作一份精准的“佛教粟特文字母表”。

笔者即在检阅文中所有字符的基础上，集中在37—74、92—106以及560—571列，按照“词首—词中—词尾”三个不同位置截取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中的字母，制成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字母表”。笔者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在“竖写”还是“竖读”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善恶因果经》的粟特写本，写手本身便采取垂直书写的方式来誊抄此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一如今日之满族书写满文，今日之蒙古族书写蒙古文。粟特文为蒙古文、满文之渊薮，沿波讨源，粟特文之书写方式足见一斑。此外日本学者吉田丰也曾作专文[25]论证粟特文——尤其是被用来书写佛教文献的粟特文——在5世纪后半叶其书写方式大多已由水平横写转变为垂直竖写。按照伯希和对于文本的解读，《善恶因果经》的抄成时间为7—8世纪间，正是在粟特文垂直书写的时段。[26]

二、笔者参照蒙古文和满文的字母学习方式，一一列出写本中所见粟特文字母及其相应的词首、词中、词尾形式，以方便读者观察和了解每个字母在不同位置的用笔和书写方式，有利于现代人学习。

三、此外，笔者还以粟特字母的发音为参考，找出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中拥有类似发音的字母的词首形式，并将四者的词首形式纳入同一张表格进行对比和分析。这一做法的意义在于能“于比较中见个性”：四种文字的比较让每个粟特字母的个性特征变得突出。比如在区分粟特文里写法相近的t和m时，回鹘文提示笔者t的写法较m更为圆润。其次能“于比较中见共性”。四种文字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即粟特文为回鹘文之渊薮，回鹘文被蒙古人借用以书写蒙古语，老蒙古文又为满文创制之蓝本。四种文字的共性，是它们之间“血缘关系”的有力证明，说明了粟特文在中国的使用痕迹从未消失。

笔者还将通过分析满文中“符号点”的由来和使用方法，说明粟特系字母如何向着“所写即所读”的精准记音体系发展，即四种本自一脉的文字，通过使用“符号点”来不断明确每个辅音和元音的书写形式：回鹘文开始用字符左边的一点区别辅音n和元音a，蒙古文na/ne同形的现象使得蒙古文“所写非所读”，而这一问题在满文中通过字符右边“符号点”的添加得到解决。辛姆斯-威廉姆斯曾作文论证粟特文的前世今生[27]，然而他虽述说了粟特文字之阿拉米文（Aramaic）前世，却并未论及满蒙之粟特文今生。笔者将在第五部分论述“符号点”在满文书写中发挥的作用，并通过探讨对“符号点”使用最为充分的满文字法，展示由回鹘文到满文的文字创用者改进前人文字书写方式的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