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即权利：一张选票的分量

任何一届政府，只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手里的牌就不会打得太烂。

—— 题记

“闷骚”的瑞典人民，大家可以漠视权力，却绝不会漠视自己手中选票所代表的公民选举的权利。

每年6月6日的国庆节是法定假日，也叫“红日子”（瑞典节假日都用红色数字来表示，所以节假日又被称为红日子）。好不容易挨过漫漫长冬，阳光明媚，大家开着车直奔夏日度假屋。直到6月中下旬的仲夏节，瑞典人民真正从冬眠中醒过来。此时，无论大人小孩，身着艳丽服装，头戴野草花环，一个个走出城市，走进自然，围着各色野花扎成的花柱，演奏着瑞典国宝乐器尼克赫帕琴（NYCKEHARPA），小青蛙舞跳得呱呱叫。

而在2021年6月21日，一年一度的瑞典仲夏节到来之际，有一个人却如履薄冰，这个人就是瑞典首相斯蒂芬·罗文（Stefan Löven）。焊工出身的首相罗文，实施了应对新建租房抬高租金的市场化措施，这成为压倒人们对首相能力的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议会多党派在以181票对109票压倒性的投票中，同意罗文提前结束首相生涯下台。

由于欧洲诸国都存在的难民问题，北欧还是满转的北欧经济运行模式，但福利却在令人不易察觉的地方缩水。这里以接受难民最多的瑞典为首。虽然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不变，根基并未动摇，但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一些从前比比皆是的福利取消了，比如提供给未满一岁半入托幼儿园的孩子们的“妈妈宝宝之家”，就已被取消。

在北欧，没有老人为子女带孩子一说，凡事都得新手爸妈亲力亲为。在妈妈宝宝之家，有专业保育员对新手父母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交鼓励，很好地缓解了新手爸妈因经验不足而产生的焦虑。在这里，新手妈妈可以带着宝宝，社交、练习，为孩子入托做准备。但维持这种场所费用的是政府开支，21世纪以来，政府慢慢取消了这种建于19世纪的新手父母“关爱之所”，直至现在几乎无迹可寻。

风起于青萍之末。

瑞典本来生育率低，这个看似小小的举措，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未生育的伴侣对要孩子的评估更为慎重。如果没有人帮带孩子，很多伴侣为了维持有条不紊的高品质生活，会选择不要孩子或者到40岁才要第一胎。

如今罗文提出对于新建房提高租金的政策，无疑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其的信任。瑞典房产受国家管控，限制人们的买房数量，以防止炒房现象发生。在瑞典，似乎租房或买房都可接受。因为买了房还是要交房租，而且租房人有优先权。很多楼房都是专门用于出租的，如果你拿到的是一手租房权，那么只要你不退租，这套房子你可以住一辈子。房东不可无故毁约，也不可私自涨房租。如果涨房租，也在国家房租参考范围内，不会太多。即便因此诉诸法律，大概率也是租客赢。当然租客也不得违反条令，私自转租，当二房东。如果租客自动退租或买了新房，应及时联系房东退租，否则视为违法。

大家都知道租房的好处，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在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就未雨绸缪，开始排队登记租房。到孩子年满十八岁搬出去住的时候，刚好有房可住。瑞典的房产市场，城市里的公寓尽管近年来房租一路飙升，但依然还在一个国家宏观管控的范围里。

但罗文政府的这个举措，虽然目前看只是提高租金，但是接下来，谁也不能预测房产市场的走向，尤其是租房市场化意味着租客可能不再受政府房屋租赁条例系统全方位的保护。如果不能保证租房的权益，则很多人会选择直接买房。而突然之间的购房热，无疑会扰乱现有房价市场的平衡，出现哄抬房价的现象。这种现象，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不愿见到。所以此政策一出台，忍无可忍的瑞典人民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票罢免了这位首相和其领导的内阁。这也是瑞典历史上首次以不信任票推翻当职首相及其政府。虽然这次终于又悬崖走钢丝般侥幸留任，但未来的大选就不知是否再有这般好运。

这就是北欧式的人人参政：虽然可能人们对国庆日无动于衷，却绝不会漠视自己手中选票所代表的公民选举的权利。这是高度的民主意识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极少有人弃权。就拿上一届2018年来说，瑞典1000万的人口，有将近700万人参与投票，决定国家未来四年由哪个政党来执政、行使什么新政策。北欧人怠慢国庆日，很少高唱爱国歌曲，却都珍视自己的选举权，因为新的执政党关系着未来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息息相关。

瑞典实行多党制，诸如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温和联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等，这种政党格局已形成半个多世纪。每四年一次的大选，是瑞典举国关注的一件事。无论在电车上、家里，甚至酒吧里，都会听到大家讨论各党执政方针利弊会给生活带来的影响，比如税收的增高等。但讨论归讨论，你若问对方：决定好投哪个党了吗？即便是最好的通常无话不谈的朋友，此时可能也不会直白地告诉你要投哪个党，顶多会保守地告诉你：“还未决定好，在考虑。”

当年，我踏上瑞典的国土不久，就作为旁观者或者叫选票见习生，经历了一场瑞典大选。瑞典选举深入人民生活，在学校，每次的大选，孩子们虽然未满18岁没有选举权，但可预先见习，在老师的引导下有模有样地模拟见习，为自己心仪和赞同的党投下一票。再大一点的时候，甚至可以见习地区小规模投票，比如选区长。当时孩子爸爸大熊去投票，也领我见识了瑞典公民如何投选票。

投票点设在每个生活集聚区，走几步路就到了。沿路各个政党的宣传画报比比皆是，口号无非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税收、教育、医疗等方面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来投票的人不多，穿政府制服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顺大厅一溜乃各个政党的选票表格，大家排队进入大厅。你选哪个，就拿哪个政党的表格。

有趣的是很多人哗啦啦拿了一大堆表格，几乎每个党的表格都拿了，其实只选一个。我问大熊这是何故。

“为了迷惑人呗！”夫君答。这话当时听得云里雾里的，后来懂了，原来投票给谁是秘密的，只要自己知道就好。甚至夫妻间也不可泄密，就怕两口子选的政党不一样，意见不合打起来，影响家庭稳定团结。虽然是玩笑话，夫妻间投票确实是不带商量的，自己做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瑞典人骨子里的独立性。即便是夫妻，也有各自的思想空间、生活空间，对方“非请勿入”。

选票大厅里呈半圆形布置着几个表格填写点，用帘子挡着，投票者单个儿进去填选票。我识趣地在外面椅子上等。那次的大选经过票数几近相同的角逐，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共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得连任。

提起高福利，很多人只窥一斑，总是认为高福利制度获得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话有三分道理，但是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交纳高税的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几十年中，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缴纳高额税金，为了换取更高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

这种制度，即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瑞典前首相林费尔德，这位当时40岁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经历几乎和我家夫君以及千千万万那一代正当盛年的人的生活轨迹如出一辙：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

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后，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拥护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一些从索马里、伊拉克等战乱国家来瑞典的大批难民，几乎一无所有。瑞典政府为其免费提供包括住宿、生活所需以及孩子教育、医疗等一切费用。接受难民，热情慷慨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显示出瑞典这个多元化国家善良、公允和人民从善如流的一面，但也不排除充斥其中不友好的反对之声，比如以瑞典民主党为代表的一小部分。

正是这一小部分，日后成了每次瑞典两大联合党派谁上谁下的筹码。罗文政府屡次的不被信任，提出的国家财政预算均由于瑞典民主党的搅局遭到否决。预算未通过表决，意味着政府工作压力重重。如今，政府又面临首相罗文被弹劾下台，虽然这一次又化险为夷，但下次的大选中，这位屡次被弹劾的首相，还会这么幸运吗？虽然党派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人民群众的公信力和处事原则态度，却如中流砥柱般稳稳把握着国家命运的走向。

北欧国家崇尚诚信，因为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当你说了一个谎，你就不得不撒更多的谎去圆这个谎。在北欧人这里，破坏了一个规则，就不得不搭上更多的规则去弥补这个规则，所以还不如不破坏规则。比如每月的各种账单或罚单，都写着缴纳的限定日期，全靠你的责任心和自觉性。迟交或拒交，没人来催你，但延迟罚单自会一张张来，一张张累计，本来是罚四百的事，结果可能是四千甚至四万。所以，终止这个恶性循环的最好方法，就是按规则做事，立即将罚款和延迟金交齐。

久而久之，北欧人便养成了这种凡事按规则来的习惯，甚至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甚至在“不必要”的时候。比如曾在市区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个被遣送却不愿离开的难民不法分子，为了报复，驾驶大卡车冲向行人。当日有死有伤，且发生在闹市区，引起民众极大恐慌。警车当即封锁了公路，但即便如此，撤离时，瑞典人还是照样排队，井然有序走人行道，绝不慌不择路。到了过被封锁的马路时，还是要看红绿灯，绿灯亮了才通行。外人看了未免觉得“傻”，在被封锁的没有车辆来往的马路上看红绿灯有何意义？

这就是瑞典人要讲的规则，就是所谓的深入骨髓的“笨拙精神”。反观之，也正是因为这种笨拙精神，大家做事少走了好多弯路，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也成全了无论何种状态下自我约束的井然有序的社会。

当时这个新闻的细节深深震撼了我。如果把突发事件的不稳定性比作四年一换的政府，那么红绿灯就是瑞典人心里的生活准则：不管怎样变换，规则永远是人们心里的一把尺子。就像一棵疾风中的大树，树冠怎样摇摆，但扎在大地深处的根，是至深至稳的。

所以，任何一届政府，只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手里的牌就不会打得太烂。